我的摊位在城南幸福里小区南门，一张折叠桌，两把马扎，一个手写的纸牌子：代吵架，两百一单，不讲理不收费，吵输了倒贴一百。
我叫赵大壮，三十五岁，以前在城南一家装修公司做销售。干了八年，练就一张嘴，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把贵的说成便宜的，把不愿意的说到愿意。去年公司裁员，我在名单里。拿了三万遣散费，不知道干什么。后来小区门口那个修鞋的老头跟我说“大壮，你这嘴皮子，干代吵架肯定行”。我一想，有道理。做了个牌子，搬了张折叠桌，就开始摆摊了。
我住城南棚户区，房租一个月八百，吃饭一个月一千，抽烟三百。接单挣的钱刚好够花，遣散费存着没动。日子紧，但一个人过，够了。我没老婆没孩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第一天出摊，围观的多，掏钱的少。有人问“你能帮我跟物业吵吗”，我说“能”。有人问“你能帮我跟楼上吵吗”，我说“能”。有人问“你能帮我跟开发商吵吗”，我说“能”。问完了都走了，没人掏钱。有个大爷站我摊位前面看了半天，问“小伙子，你这吵架保赢吗”。我说“不保赢，但保不讲理”。大爷没听懂，走了。
第二天来了第一个客户，是个穿花睡衣的大姐，姓赵，五十多岁，跟楼上因为漏水吵了半年。楼上那家不承认，物业和稀泥，赵大姐自己上楼理论了三回，每回都被怼回来。我收了二百，上楼敲开楼上的门。那家男的一开门就摆出一副臭脸，说“又来？说了不是我们家漏的”。我没跟他吵漏水，我先问他“你家上个月水费多少”。他愣了一下，说“关你什么事”。我说“你家水费比上个月多了四十块，你查查是不是马桶漏水”。他去查了，马桶水箱真在漏。我又让他开了水龙头，看着水滴到楼下天花板，当场让他写了承诺书，修马桶、赔天花板。赵大姐后来给我送了面锦旗，挂在我摊位后面，上面写着“吵架专家，为民除害”。
从那以后，生意来了。跟物业吵的、跟邻居吵的、跟房东吵的、跟快递站吵的，一个月能接十来单。吵赢了我拿两百，吵输了我倒贴一百。到现在为止，我倒贴过三回。
第一回是跟一个遛狗不牵绳的。那狗追一个小孩，小孩摔了，狗主人不认。我去了，跟狗主人吵了二十分钟，结果那狗冲我来了，我跑的时候撞翻了旁边卖水果的摊子，赔了五十块钱水果钱。倒贴一百，还赔了五十。
第二回是跟一个卖切糕的。那切糕摊子缺斤短两，我帮一个老太太去吵。吵到一半，卖切糕的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来了三个人，我一看形势不对，跟老太太说“阿姨，这事儿咱们走正规渠道”，拉着老太太跑了。倒贴一百。
第三回是帮一个老头跟棋友吵架，因为棋友悔棋。我去了，跟那个棋友吵了半个小时，结果人家三个儿子来了，我吵不过，倒贴一百。老头后来给我送了瓶酒，算是补上了。
除了这些，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活儿。有个小姑娘让我帮她跟她男朋友吵架，因为男朋友打游戏不回消息。我去了，跟那男的说“你打游戏可以，但你得回消息，不然你女朋友以为你死了”。那男的当场把游戏删了。小姑娘给我介绍了好几个客户。
有个大爷让我帮他跟儿子吵架，因为儿子不结婚。我去了，跟那儿子聊了二十分钟，发现他不是不想结，是没钱结。我回去跟大爷说“您儿子不是不想结，是结不起”。大爷沉默了半天，从柜子里翻出个存折，说“这钱我给他留着呢，他不要”。我拿着存折去找他儿子，他儿子哭了。后来那儿子结婚了，请我喝了喜酒。
还有一回，一个女的让我帮她跟公司吵，因为公司拖欠工资。我去了，跟HR吵了四十分钟，把劳动法条文背了七八条，HR当场把工资结了。那女的后来给我介绍了五六个同事。
我这摊位不光吵架，还附带着普法。我买了一本《劳动法》、一本《民法典》、一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活儿的时候就翻。翻多了，一般的纠纷我都能说上个一二三。
第七天出摊的时候，来了个老太太。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了，拄着一根竹拐棍，左手拎着一个布袋子，右手攥着五张一百块的钞票。她把钱往我桌上一拍。
“小伙子，你能帮我吵架吗？我出五百。”
我看着那五张钞票。“阿姨，我这儿一单两百，您给多了。”
“不多。”老太太把拐棍往地上一杵，“我要吵的人多，三个。”
“三个？跟谁吵？”
“我三个孩子。”
我把钱推回去。“阿姨，跟外人吵，我接。跟家里人吵，我不接。家事说不清，我吵不了。”
老太太把拐棍又杵了一下，这回杵得更重。“你必须接。我那三个孩子，要把我的房子卖了，把我送到养老院去。房子是我跟他爸攒了一辈子买的，他爸走的时候跟我说‘这房子你留着，谁也别给’。他们仨现在逼我签字。”
我看了她半天。她把那五百块钱又推过来。“二百是吵架的，三百是额外的。你帮我吵赢了，我再给你五百。”
“阿姨，这活儿我接。但钱你先收着，吵完了再说。您先跟我说说您的情况。您贵姓？住哪儿？”
“我姓孙，叫孙桂兰，七十八岁，住三号楼二单元一楼。你去过没有？”
“没去过。您跟我说说情况。”
孙桂兰的老伴十年前走了，走之前把房产证交给她，说“这房子你留着，谁也别给”。房子不大，六十平，但位置好，学区房，现在值一百二十多万。孙桂兰每个月退休金两千八，够吃够喝。三个孩子逢年过节给点，不多，但她也不要。她说“我自己有钱，不花他们的”。
三个孩子，老大孙建国，五十二岁，在城南开出租车。老二孙建芳，四十九岁，在超市做理货员。老三孙建强，四十六岁，在工地干活。三个孩子都不跟她住，平时逢年过节来看看，拎一箱奶、一兜水果，坐半个小时就走。
去年冬天，老大孙建国跟她说“妈，这房子太老了，你一个人住不安全，卖了吧，我们仨凑钱给你找个好点的养老院”。孙桂兰说“不卖”。老大没再提，但打那以后，三个孩子来得勤了，每个月来两趟，拎的东西多了，说的话也多了。
上个月，三个孩子一起来，拿了一份“委托书”，让她签字。委托书的内容是“委托长子孙建国全权处理房产出售事宜”。孙桂兰不签。老三孙建强说“妈，你不签我们也没办法，但这房子空着也是空着，你一个人住我们都不放心”。老二孙建芳说“妈，养老院条件好，有人伺候，比你在家强”。老大孙建国说“妈，你签了，我们仨轮流去看你”。
孙桂兰还是不签。三个孩子走了。过了三天，老大又来了，说“妈，你要是不签，我们仨就不来了”。孙桂兰说“不来就不来”。老大真走了，一个月没来。
“小伙子，我不是不想去养老院。”孙桂兰坐在我摊位前面，竹拐棍横在腿上，“我是不想被他们卖房子。那房子是我跟他爸攒了一辈子买的，他爸走的时候跟我说‘这房子你留着’。他们仨要卖房子，行，卖了的钱给我，我自己找养老院。他们仨不肯，非要‘全权处理’。全权处理，就是钱进他们兜里，我连看都看不见。”
“阿姨，您那三个孩子，平时对您怎么样？”
“怎么样？老大过年给我送了一箱奶，过期了。老二给我买了一件棉袄，八十块钱的，她跟她老公说‘给老太太买件好的，花了我三百’。老三更绝，去年八月十五给我送了盒月饼，盒子上印着‘XX工地中秋慰问’，他直接从工地拿的。”
“您老伴走的时候，有没有留遗嘱？”
“留了。老头走之前写了一张纸条，签了名，按了手印，还写了日期。上面写着‘房子给桂兰，谁也别给’。我压在箱子底下。”
“行。这纸条有用。签名、手印、日期齐全，属于有效自书遗嘱。但光有纸条不够，咱得让您那仨孩子知道，这房子不是他们想卖就能卖的。”
我把那五百块钱收起来。“阿姨，您这事儿我接了。但咱不能硬吵，得讲策略。您三个孩子什么时候再来？”
“老大说这周末来，签委托书。”
“行。您回去告诉他们，这周末您签。但让他们仨都来，一个不能少。”
“签？我签什么签？”
“您不用真签。您告诉他们您签，把他们仨凑齐。剩下的事我来。”
周末，孙桂兰家。
客厅不大，摆着一张折叠桌，四把椅子。孙桂兰坐在主位上，我坐在她旁边。对面坐着老大孙建国、老二孙建芳、老三孙建强。三个人看见我，都愣了一下。老大问“妈，这谁啊”。孙桂兰说“我请的吵架的。楼下老周介绍的，上个月老周跟物业吵架，就是他帮的忙”。
老三笑了一声：“妈，你请个吵架的？你请律师也行啊，请个吵架的？”
“律师一小时八百，他二百。我请得起。”
老大把委托书掏出来放在桌上。“妈，别闹了。签字吧。签完了我们仨给你找养老院。”
我把委托书拿起来看了一眼。“孙大哥，这委托书写的‘全权处理房产出售事宜’。全权处理，意思是卖多少钱、卖给谁、钱怎么分，全由孙建国一个人说了算。孙阿姨签了字，这房子就跟你没关系了。”
老大瞪了我一眼：“你谁啊？我们家的事你管得着吗？”
“我管不着。但孙阿姨请我来了，我就得替她说话。孙大哥，这房子市场价一百二十万，您打算卖多少？”
“一百二十万左右吧。”
“卖了的钱怎么分？”
“给我妈找养老院，剩下的我们仨分。”
“孙阿姨的份额呢？”
“什么份额？房子给我妈住，卖了钱给她找养老院，剩下的我们仨分，这不是应该的吗？”
“那您把‘剩下的’具体数说说。养老院多少钱一个月？您打算找多少钱的？您妈今年七十八，按平均寿命算，还能活十五年。十五年养老院，一个月三千，一年三万六，十五年五十四万。一百二十万减五十四万，剩六十六万。六十六万您仨分，一人二十二万。您妈一分钱落不着，房子没了，钱也没了。您管这叫‘应该的’？”
老大嘴张了张，没说出话。
老二在旁边接话：“那你说怎么办？我妈一个人住，我们不放心。”
“孙阿姨，您自己说，您想怎么办？”
孙桂兰把竹拐棍往地上一杵。“房子不卖。我住这儿住得好好的。你们仨要是真不放心，轮流来陪我住，一家一个月。谁不来，谁别惦记这房子。”
老三急了：“妈，我们仨都上班，哪有空陪你住？”
“那你们就别管我。我住我的房子，你们过你们的日子。逢年过节来看看，不来也行。等我走了，房子你们仨分。我立遗嘱，一人三分之一。谁要是现在逼我卖房，我遗嘱里就把他那份扣了。”
客厅里安静了半天。老大把委托书收回去，折了折揣兜里。“妈，你这话说的。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你们是什么意思不重要。我是什么意思，我说清楚了。房子不卖。你们仨回去想想，想通了，周末来看我。想不通，别来了。”
老二还想说什么，老三拽了拽她袖子。三个人站起来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老大回头看了我一眼：“你等着。”
“孙大哥，我等着。”
三个孩子走了之后，孙桂兰把那五百块钱又推给我。“小伙子，吵完了。钱你拿着。”
“阿姨，吵完了归吵完了。您这事儿没完。您仨孩子嘴上说不卖了，心里还惦记着。您得立遗嘱，白纸黑字写清楚，房子怎么分。不立遗嘱，将来他们仨还得打。”
“立遗嘱？我上哪儿立去？”
“我陪您去公证处。您写清楚，房子留给仨孩子一人三分之一，但谁在您活着的时候逼您卖房，谁那份扣一半。写完了，我陪您去把遗嘱公证了。公证书您收好，谁都改不了。”
“那纸条呢？”
“您老伴写的纸条，带上。公证处看了，更认定这房子是您老伴留给您的，您有完全处置权。”
孙桂兰看着我。“小伙子，你到底是干嘛的？”
“代吵架的。吵完了，顺带帮人把事办了。”
我陪孙桂兰去了一趟城南公证处。公证费八百，孙桂兰掏的。她从布袋子里摸出一个手绢包，数了八张一百的，递给公证员。递完跟我说“这钱我攒了半年”。公证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的，姓吴，看了孙桂兰老伴写的纸条——签名、手印、日期齐全——又看了房产证，问“阿姨，您确定要把房子留给三个孩子平分？”
“确定。但他们谁要是逼我卖房，谁就没份。”
吴公证员帮孙桂兰拟了一份遗嘱，内容写得很清楚：幸福里小区三号楼二单元一楼，六十平，产权人孙桂兰，身故后由孙建国、孙建芳、孙建强三人各继承三分之一。但附加条款：任何子女在孙桂兰生前以胁迫、欺骗手段要求其出售房产的，丧失继承资格，其份额由其他子女平分。遗嘱由吴公证员见证，录像存档，出具公证书。
公证书拿回来那天，孙桂兰把三个孩子叫来，当着我的面把遗嘱念了一遍。三个孩子听完，老大第一个开口：“妈，你这遗嘱里写的‘胁迫、欺骗’，我们哪有？”
“你们仨上个月拿委托书让我签，算不算胁迫？”
老大不说话了。
老二说：“妈，那遗嘱改了，我们仨以后好好来看你。”
“来不来无所谓。遗嘱在这，谁犯事谁没份。”
老三说：“妈，那房子我们真不卖了。你一个人住着，我们轮流来看你，行吧？”
“行。但你们得说到做到。这个月老大先来，下个月老二，下下个月老三。谁不来，遗嘱里那条‘胁迫、欺骗’不包括不来，但我心里有数。”
老大老二老三都点头。
过了几天，老大来找过我一次。他站在我摊位前面，看了我半天。
“你把我妈那套房子的事搅和黄了。”
“孙大哥，房子是你妈的，她不想卖，你逼她卖，我帮她说句话，怎么了？”
“你等着。”
“你上次也说等着，我等了半个月了，你也没动手。孙大哥，你要真想动手，现在就动，别光嘴上说。”
老大站了一会儿，走了。
一个月后，孙桂兰来我摊位前面坐了会儿。她买了杯奶茶，给我也买了一杯。
“小伙子，你那摊位牌子改改吧。‘代吵架’不好听。叫‘代维权’。”
“阿姨，代维权没人看得懂。代吵架，一看就明白。”
“那你这生意能干多久？”
“干到我吵不动为止。”
“你吵不动了怎么办？”
“到时候再说。实在不行，我把我摊位转给别人，教他怎么吵。”
孙桂兰喝了一口奶茶。“我三个孩子这个月都来看我了。老大拎了一箱奶，没过期。老二买了件棉袄，跟我说‘妈，这袄三百买的，不是八十的’。老三拎了盒月饼，没印工地名。”
“那挺好。”
“好什么好。他们仨是冲着遗嘱来的。遗嘱在那，他们不敢不来看我。遗嘱不在了，他们又不来了。”
“阿姨，遗嘱在不在了他们来不来，您心里有数就行。您一个人住着房子，手里攥着遗嘱，他们仨谁都不敢不来看您。这就够了。”
孙桂兰把奶茶喝完，纸杯捏扁了扔垃圾桶里。“小伙子，你帮我吵了一架，收了我二百。我请你喝了杯奶茶，十四块。扯平了。”
“阿姨，您这账算得比我精。”
“我活了七十八年，别的本事没有，算账还算得清。”
她拄着竹拐棍走了。走了两步回头跟我说：“下礼拜我老二跟她老公吵架，你能帮她吵吗？她老公要把工资卡要回去，她自己留着。一单两百是吧？我给你二百五，你帮她吵赢了，我请你吃饺子。”
“阿姨，您家这生意我接不过来了。”
“接得过来。你先把老二这事儿办了。她老公是城南菜市场卖鱼的，嗓门大，你小心点。”
“卖鱼的？叫什么？”
“姓吴，叫吴大勇。在城南菜市场东头第三个摊位。你去了就说‘孙桂兰让我来的’。”
“行。我去。”
第二天我去了城南菜市场。吴大勇的鱼摊在东头第三个，案板上摆着几条草鱼和一堆鲫鱼，他正拿着刮鳞刀刮鱼鳞，身上那件防水围裙全是血水。我走过去说“吴哥，孙桂兰让我来的”。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刮鳞刀往案板上一拍。“她让你来的？她闺女让你来的吧？我跟我老婆的事，你一个外人管得着吗？”
“吴哥，我不管你们夫妻的事。我来就问你一句话：你老婆的工资卡，你为什么要收回去？”
“她乱花钱！上个月买了个包，五百多！我说她两句，她跟我吵，把工资卡藏起来了。我不得要回来？”
“吴哥，你老婆在超市做理货员，一个月挣三千二。她买了个五百的包，花的是她自己挣的钱。你一个月卖鱼挣多少？”
“万把块吧。”
“你挣万把块，你老婆挣三千二。她花五百买个包，你嫌她乱花钱。你上个月换了个新手机，多少钱？”
吴大勇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换手机了？”
“孙阿姨说的。你换手机花了四千多，你老婆没说你乱花钱。她花五百你嫌贵，你花四千她不吭声。吴哥，你这账算得有点歪。”
吴大勇攥着刮鳞刀，脸涨得通红。“那能一样吗？手机是干活用的！”
“包也是背出去见人的。你老婆在超市上班，天天见人，背个好点的包怎么了？再说了，她花的是自己挣的钱。你把工资卡收回去，她花什么？”
“她花我的！”
“你老婆一个月挣三千二，你一个月挣万把块，你俩结婚二十年，你算算她挣了多少钱？七十六万八。这钱她全花家里了。你现在说她‘花你的’，你亏不亏心？”
吴大勇不说话了。旁边卖菜的大姐凑过来看热闹，说“大勇，人家说得对。你老婆多好的人，天天给你做饭送饭，你收她工资卡干什么”。吴大勇瞪了她一眼：“关你什么事！”大姐缩回去了。
“吴哥，我不跟你吵。我就跟你说三句话。第一句，你老婆花五百买个包，花的是自己挣的钱，你没资格管。第二句，你把工资卡收回去，她跟你离婚，你连饭都没人做。第三句，孙阿姨说了，你要是再逼你老婆，她就把她那套房子卖了，钱全捐了。你老婆那份没了，你老婆没钱了，你俩的日子你自己想。”
“她敢！”
“她敢不敢你试试。她连遗嘱都立好了，公证书在手里攥着。你逼她闺女，她就敢把钱捐了。”
吴大勇攥着刮鳞刀站了半天。最后他把刀往案板上一插。“行了行了，你走吧。工资卡我不要了。”
“吴哥，你说话算话？”
“算话！我吴大勇一口唾沫一个钉！”
“那行。我走了。你忙着。”
我出了菜市场，给孙桂兰打了个电话。“阿姨，老二的事办完了。吴大勇说工资卡不要了。”
“真不要了？”
“真不要了。但您得让老二把包退了。”
“退什么退？那包我给她买的。我掏的钱。我让她跟大勇说是她自己买的，试试大勇什么反应。大勇果然上套了。”
我拿着手机站了半天。“阿姨，那包是您买的？”
“我买的。五百二。我让老二跟大勇说是她自己买的。大勇要是没反应，说明他不管老二花钱，那没事。大勇要是闹，说明他管得太宽，我得治治他。”
“阿姨，您让我去吵架，您自己在后面下棋？您早说包是您买的，我就不用费那么大劲了。”
“早说你能吵那么真吗？”
我想了想。“不能。”
“那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