赈灾米每石少三升，我查到了侯夫人头上
第一章 秃笔
侯府的门房先摸我的算盘，再摸我的脸。
“顾掌柜，”他说，“府里请你管账。”
我把算盘从他手里拿回来，指腹在框上抹了一把，一层灰。这算盘跟了我十四年，黄杨木的框，珠子被手指磨出油光，最上面一颗缺了个角。那年我丈夫的铺子被封，我抱着算盘从后门走，撞在门框上磕掉的。
“前任账房呢。”
“疯了。”
他说这两个字，眼睛看着别处，像在说一条跑丢的狗。
侯府在西城，三进的门第，门楣上挂着“积善”两个字的匾，漆掉了半边。管家刘全四十五岁，脸白，眼角往下垂，引我进去。路过廊下，两个婆子在晒米，竹匾摊开，米粒白白一层，边上落着麻雀，赶了又来。我多看了一眼。刘全就笑，说府里人口多，粮吃得快。
我没接话。做账的人不该在廊下接话。
账房在后院最里一间，窗纸糊了三层，还是透风。门上换了新锁，铜的，钥孔里插着半截草秆。我把草秆拔出来，锁扣咔一声开了，刘全没给我钥匙。桌上摊着前任留下的东西：一支秃笔，笔尖劈了叉；半锭墨，墨面裂成蛛网；一叠糙纸，纸边被老鼠啃出锯齿。线装的账本摞在柜里，二十七本，按年份用麻绳捆着，绳结打得松，一提就散。
墙上钉着一张府里的旧例，墨写的，边角卷起。我凑近看：赈灾米出入，逐石登记，十日一报。落款是大前年，盖着侯府的印。
刘全站在门口，说：“三年赈灾的账，官府要查，府里要理，你慢慢看。”
“三年？”我问。
“三年。”他顿了一下，“工钱一月一两，管饭。”
一两。我把算盘搁在桌上，珠子滑了半寸。我三十二岁，做账做了十四年。
城东米行的账房一月一两二钱，管两顿干饭。我接这差事，不为这一两。
我丈夫死在三年前。他的铺子倒了，官府来查账，账上多出四百石米，来路不明的四百石，写在他名下。他把账本翻了三夜，没翻出那四百石是谁添的。第四夜，他吊在铺子后院的梁上。结案的文书上写着“亏空自尽”，我抄了一份，压在箱底。
侯府的账上也有“途耗”。手法不一样，道理一样：让人看不出是哪一笔。
他走了，把门带上。门闩响了一下，又退回来，把门推开半尺。“夜里冷，炭盆在墙角，省着烧。”
门再关上。
我坐下去，把二十七本账按年份排开，抽出赈灾那三本。封皮上用墨写着“赈灾米石”，字是同一个人的手笔，捺脚拖得很长，收笔总要顿一下。
翻第一页。官仓拨米，每石折银一两二钱，侯府领米一百石。下一页记发放，同样一百石，一两二钱。账平。
第二页，平。第三页，平。
我把算盘拨到面前，右手食指推珠，小指翘起。老毛病，师父当年用戒尺打过，打不掉。
一百石，一石十斗，一斗十升。我从头核到尾，珠子噼啪响了小半个时辰，账面咬得死紧，一分不差。
翻到第七页，我的手指停了。
官仓拨米一百石。侯府入库九十七石。
少三石。账上写“途耗”两个字，墨色比别处淡。
翻下一页，又一行“途耗”。再翻，还是。
我把三本账全摊开，一页一页对。去年的、前年的、大前年的，每页都有“途耗”，数目不一，三石、二石八斗、三石一斗，也有二石九斗的。
拿笔加。三年的“途耗”合起来，一百零三石。三年赈灾米，总数三千六百石。
我在纸上算：一百零三，除三千六百。
每石，少三升。
三石是明面上的数。暗处是每石三升，一石一石地少，少得整整齐齐，像有人用斗量过。
三升。粗陶碗一碗。一个孩子一天吃两碗，能吃十天。
我把账本合上，又打开。页脚有一小块墨，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画的是一只虫，头大身子小，六条腿，两根须，画得拙，像随手勾的。
往后翻。每页页脚都有一只。
二十七本账我全抽出来，一本一本翻。赈灾那三本有，别的年份也有。虫子画了三年，从大前年第一页，到去年末尾。墨色由深到浅，最后几页几乎看不见，画的人手抖了。
窗外天已经黑透。炭盆里剩一点红，我伸手烤了烤，指头僵得打不了弯。
门外有脚步声，很轻，走到门口停住，没敲。我等了一会儿。脚步又走了。
第二天清早，我在廊下撞见晒米的婆子。她认得我，笑了一下。
“账房的，起得早。”
“这米，”我抓一把摊在手心，“哪来的？”
“仓里领的。”
“仓里还有多少？”
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两下，没答，端竹匾往厨房走，走两步又回头：“你问别人去。”
我站在廊下捻手里的米。陈米，腹沟里一层白粉，是糠。好米碾得净，糠少。这批米，糠厚。
三升混在糠里，也够了。
我把那把米带回账房，用戥子称。一碗三升，一两二钱重。陈米轻，同样一碗新米要重三钱。米轻，糠就厚。
我拿糙纸把这一碗米包起来，纸包上写日子：三月初七，廊下，米一碗。
纸包塞进柜底，跟账本隔开。要做证的东西，得先留住。
第二章 两只斗
仓房在府后墙根，两间瓦房，门口一块青石台阶，被米袋磨出一道浅槽。
管仓的老头姓何，一只眼蒙着白翳。人叫他何仓头。另一只眼量米，比秤准。
“顾账房。”他把手里的簸箕放下，“看米？”
“看斗。”
他从墙角拎出两只斗，往地上一墩。一只是柏木的，斗口包铁皮，铁皮磨得发亮；一只是松木的，没包，斗沿起了毛刺。
“两只？”
“收米一只，放米一只。”
我蹲下去，先摸柏木的。手指沿斗口走一圈，铁皮靠里那边有一处凹，凹得浅，指甲盖大小。再摸松木的，斗沿平，木头有裂纹。
“哪只大？”
“一样大。”何仓头说得快，“都是一个斗。”
我没接。问三句，答的人就开始防。
我从袖里摸出自己的升。铜的，方口，跟了我十四年，升底刻着一个“顾”字，是我丈夫的字。我从米堆里舀了一升，倒进松木斗，斗底刚盖住。再舀九升，倒进去，斗面到沿下两指。第十升倒进去，米堆起来，拿刮板一刮，正好齐沿。
松木斗，一斗。
我把那斗米倒回米堆，再舀十升，倒进柏木斗。刮板一刮，斗面齐沿，刮板上还堆着小半升。
柏木斗，一斗零三合。
我把刮板上那点米捻了捻，倒回柏木斗，再刮一次。还是多。
“何仓头。”我说，“这只斗，盛一斗零三合。”
他那只白翳的眼珠动了一下。“斗用久了，口沿磨薄，盛得高些。”
“松木那只也用久了。”
他不说话了，蹲下去把柏木斗的铁皮沿又敲了敲，敲得当当响。
一斗多三合。一石十斗，多三升。
收米用柏木斗，放米用松木斗。收进一百石，账上记九十七石，那三石还在仓里，用松木斗放出去，一斗一斗地放，放到九十七石，仓里还剩三石。
那三石，账上叫“途耗”。
我把数记在自己的册子上，糙纸，一页二十行，行距拿指甲划的。写完抬头，何仓头正看着我。
“顾账房，”他说，“斗是死的。”
“人呢？”
“人是活的。”他把两只斗拎回墙角，柏木的搁里，松木的搁外，“你新来，我不多嘴。府里三年换了两个账房。头一个辞了，第二个姓周，就是现在偏房那个。”
我合上册子。
下午过米。官仓的车来了三辆，麻袋码在台阶上，袋口缝着红绳。过斗的是刘全身边一个叫周二的，短打扮，袖口扎紧，手里一块竹刮板，刃口磨得圆，起中凹。
他舀米的手法快。一斗舀满，刮板一推，米面平了，斗里的米盛得高，比沿高出半指。
我看着他刮完一斗，把刮板在围裙上蹭一下，再舀下一斗。
“周二。”我说，“刮板借我看看。”
他把刮板递过来，笑：“账房也懂这个？”
刃口圆，中凹。凹的刮板刮不平斗面，刮过的斗，面总是高的。库里的规矩，斗面要平。
我把刮板还给他。
“府里规矩，”我说，“斗面要平。”
“平着呢。”他拿刮板在斗沿上敲了两下，“顾账房，你数你的账，我量我的米。”
三车，一车二十袋，一袋五斗，合三十石。
我在册子上记：实收三十石，账上要记二十九石一斗。差九斗。
九斗米，够三十个孩子吃十天。我在“三十”下面划了一道，划得太用力，纸破了。
车走了，米入仓。我在仓门口站到天黑，看他们把空麻袋叠起来，一摞一摞，叠得齐整。何仓头锁仓门，锁完回头看我一眼，那只蒙白翳的眼睛在灯下泛灰。
“顾账房，”他说，“夜里别来仓房。”
“为什么？”
“耗子多。”
他走了。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青石上的浅槽里有几粒米，糠混着，扫不起来。
回账房的路上，我绕到后门。后门的门闩是新的，木头的，闩槽里有新鲜的刮痕，很浅，是车轮蹭的。地上两道车辙，往西去了。西边是城西的粮市。
我把车辙的宽度记在册子上：四尺二。
天没亮，我又去看。车辙上盖了新土，盖得马虎，边上还露着半截。
我蹲下去，指甲抠进土里。新土底下是仓房扫出来的地脚米，混着糠，混着碎草。土是湿的，捏在手里成团，隔夜不到。车轮压过去，糠被碾碎，粘在车辙的凹里。
打更的从巷口过来，提一盏纸灯笼，灯芯短，光小。
“几更了。”
“四更过。”他打了个哈欠，“顾账房，你在这儿做什么。”
“看车辙。”
他把灯笼往下压了压，照亮那两道辙。“这个啊。”他说，“一个月两三回。三更天，从后门出去，往西。车不重，辙浅。”
“拉的什么。”
“麻袋。”他说，“我照过一回灯，袋口缝红绳。”
红绳。官仓的麻袋缝红绳。
我从袖里摸出两枚铜钱给他。他不要，摆手，说府里的东西看多了不好。他走了两步，回头，“顾账房，你也别看了。上回看的那个，现在住偏房。”
我站在原地，把册子翻开，在“四尺二”下面添了一行：三更，红绳，向西，月两三回。
风从后门缝里灌进来，吹得纸页翻，我用指头压住。
第三章 米虫
周账房住在府后一间偏房，门上没锁，只挂着一根麻绳。
我推门进去。屋里一间半，半间堆着旧账本和空麻袋。周账房坐在床沿，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短褂，手里捏着一根麻绳，绳头打一个结，又解开，又打上。
他抬头看我，眼睛里没有焦距。
“一百石。”他说。
“周先生。”
“九十七。”他把绳结解开，“三。”
“周先生，我是新来的账房。”
他忽然笑，露出缺了的两颗牙。“账房的，”他说，“你数到三升没有？”
我没答。
“三升。”他伸出一根手指，在我面前晃，“一斗三合，一石三升。你数，你数。”
他妻子从里屋出来，端一碗粥，粥面浮着几粒米。她把粥放在床沿，低声说：“别理他，他说胡话。”
“他病了多久？”
“两年。”她把手在衣襟上擦了擦，“头一年还认人，后来就不认了。夜里写字，写一宿，写完就撕。”
“撕了的纸呢？”
她朝墙角努嘴。墙角一个破竹篓，篓里是碎纸，混着炉灰。
我蹲下去，一片一片捡。拼得上的是几行数字，拼不上的是虫。米虫，头大身子小，六条腿。一张纸上一只，画了几十张。
篓底压着一本薄册，糙纸订的，二十几页，没撕。我翻开。
第一页写着“官仓出，一百石”。第二页“侯府入，九十七石”。第三页“崔记入，三石”。
崔记。
我把册子合上，塞进袖里。周账房还在捏绳结。
“三升。”他说，“够一个孩子吃十天。”
我起身要走，他忽然抓住我的袖口。手很凉，指节突出。
“账房的，”他说，“你丈夫是不是也……”
我把袖口抽回来。他就不说了，重新捏绳结，一结，一解。
我把薄册翻到最后一页。墨很重，写了又涂，涂了又写，纸都磨薄了。认得出的是：崔记，三石，月月。
下面一行涂得更狠，只剩两个字没盖住：粥棚。
粥棚。城外粥棚。我数了数，二十几页，一页一只米虫。
我出偏房，日头正高。廊下站着刘全。
“顾账房，”他说，“偏房脏，你去那儿做什么？”
“看看前任。”
“疯人有疯病，会过人。”他往我袖口扫了一眼，“你袖里是什么？”
我把袖口往下扯了扯。“手帕。”
“手帕鼓得像本书。”
“刘管家，”我说，“府里的账，我还没看完。”
他笑了一下，露出一口黄牙。“看完再看。”他往旁边让了半步，又站住，“顾账房，我多说一句。府里的账，看到三升就够了。三升是纸，翻过去就没了。翻不过去，是要人命的。”
我从他身边走过去。
未时，夫人传我。
佛堂在后院东头，一炉檀香，烟细。蒲团前一只铜磬，磬槌挂在红绳上。铜磬边上香灰积了一寸，没人扫。丫头站在门边，手里捧一只白瓷盏。侯夫人坐在蒲团上，手里一串菩提子，一颗一颗地捻。她三十八岁，脸盘圆，眼皮垂着，说话声音低，像怕惊了香。
“听说你算得快。”
“账上教的。”
“前任周先生，算得也快。”她捻了一颗，“后来算疯了。”
她抬手，旁边的丫头捧过一个红木匣。匣盖打开，里头一只金镯子，实心的，缠枝纹，压手。
“给你添个妆。”她说，“府里的事，慢慢理，不急。”
我看着那只镯子。金子沉，压在红绒上，绒陷下去一块。
“夫人，”我说，“账还没理完。”
“理完了再说。”她把菩提子往腕上一套，“镯子先戴着。”
“我娘家兄弟，”她说，“在城南开一间小粮铺，日子也紧。府里的事，你多担待。”
城南。粮铺。我袖里那本薄册压着，第三页写着“崔记入，三石”。
丫头把匣子递到我面前。我伸手接了。镯子入手，凉，沉，指头一沉，手腕往下坠。
出佛堂，日头偏西。我在廊下站住，把镯子在掌心掂了掂。五两，足有五两。
五两金，折银六十两。三升米，折银三分半。
六十两，够买五十石米。
我把镯子塞进袖里，跟账本隔开。袖口鼓了一块，走路时蹭着手背。
回账房，我先闩门，再把小戥子从抽屉里拿出来。戥子杆是象牙的，星点磨得发亮，秤砣铜的，二两一枚。镯子放上秤盘，秤杆平了，五两整。
我把数写进册子：金镯一只，五两，缠枝纹，内壁无款。
无款。府里打的东西，都要砸印记的。这只没有。
府里的规矩：银器打“萧”字，金器打“崔”字。夫人陪嫁的首饰，都打崔字。这只没有字，是外头匠人做的私活。
私活的东西，不好查来路。
我把镯子用糙纸包了三层，塞进柜底的夹层，夹层后面压着我丈夫那张结案文书。两张纸挨着，一张写他，一张写我。
掌灯时分，周二在廊下走了一个来回。脚步声停在我窗下，又走。我把灯芯剪短，屋里暗下来，只有桌上那本薄册还看得清。
崔记。
我用指甲在“崔记”三个字上掐了一道。
第四章 当票
三月初八，我跟刘全告半天假，说去买墨和纸。
“账房的墨也用得快。”他看了我一眼，“申时前回来。”
我从后门出去。门闩槽里又有新刮痕。
东市拐角，孙记当铺。门脸窄，柜台高，柜台后站着一个五十来岁的掌柜，姓孙，算盘打得比我慢半拍，眼睛毒。
我把纸包放上柜台，一层一层剥。三层糙纸，剥到最后，金镯躺在柜面上，红绒没了，光剩金。
孙掌柜先掂，再听。他把镯子在柜面上轻轻一磕，声音闷。取戥子，秤了，五两整。戥子的秤盘是铜的，边沿磨得发亮。又拿一块青石，把镯子在石上划一道，看痕色。
“足金。”他说，“缠枝纹，南边的手艺。”
翻过来看内壁。
“无款。”
“府里赏的。”我说。
“哪个府。”
“西城侯府。”
孙掌柜“哦”了一声，把镯子往柜里推了推，又拉回来。
“侯府的东西，我收过。”他说，“去年秋上，一只金锁，也是无款。当的人穿绸，说话拿腔。”
“赎了？”
“没赎。”他把镯子翻个面，“我压了半年，熔了。”
熔了。我手指在柜面上按了一下。
他把镯子放下，指头在柜面上敲了两下。“当多少。”
“六十两。”
他笑了一声，很短。“顾掌柜做过买卖，别跟我玩笑。金五两，市价折银六十两。我当给你六十两，我吃什么。”
“吃息。”
“四十两。月息三分，限三个月。过期不赎，我上封。”
我算给他听：“四十两，三个月，息三两六钱。赎的时候四十三两六钱。”
“你算得快。”
“四十二两。”我说，“三个月，不赎不闹。”
他不说话，从柜台下抽出一本当票，蓝格纸，编号“孙记叁柒玖”。蘸墨写：金镯一只，重五两，缠枝纹，无款，当银四十二两，月息三分，限期三月，过期作没。
写完吹了吹，撕下一半推给我。
我把当票对折两次，塞进贴身衣袋。那地方原来放着我丈夫的结案文书。
银子四十二两，两锭二十两，两锭一两。我用旧布包好，搁在篮子底，上头压两刀纸、一锭墨。
出门时日头正高，手心全是汗。当铺的台阶三层，我下到第二层，停了一下。
四十二两，是我这辈子拿过最整的一笔。丈夫在时，铺子一月流水过百两，可那是过手，不是我的。
我拐去粮市。
城西粮市一条街，米行十几家，门口立木板，写上等白米一两二钱，中等一两，糙米八钱。有一家立的是新板，墨还湿：赈灾米，一两五钱。
我拿指头在字上抹了一下，抹不开，墨渗进木头里了。
官价一两二钱。赈灾米是官仓平价拨出来的，市面上一两二钱都嫌贵。
我站在板前看。铺子叫崔记，门脸三间，伙计四个，柜台后一个账房打算盘，珠子响得急。
门边堆着麻袋，袋口缝红绳。
我走过去，伸手在袋口抓了一把。
伙计从柜台后出来：“买米？”
“看看。”
“赈灾米，一两五钱，今日只剩三袋。”
我把手里那把米摊开。米粒长，饱满，腹沟干净，没有糠。粒上还带着砻糠的白点，是去年的陈稻。跟侯府廊下晒的那一批是同一季的稻，那一批掺了糠，这一批没有。
“这米，哪儿来的。”
“官仓。”
“官仓的米，一两二钱。”
“官仓的米，你买得着吗。”伙计笑，“这是拨剩的。”
拨剩的。我把米倒回袋里，拍了拍手。
我转身进了隔两家的陈家米行。
“糙米，三十石。”
陈掌柜认得我。“顾掌柜，三十石？做什么用。”
“粥棚。”
他手里的斗停了停。“你出钱？”
“我出钱。”
他没再问，喊伙计装袋。三十石，三十六两。我数银子的时候，指头有点抖。
“怎么不买白米。”他问。
“白米贵。”
“糙米熬粥，出数。”他把一只空斗倒扣在米堆上，“一斗糙米，能熬三锅。白米两锅。”
“我知道。”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
“送西关粥棚。”我说，“今日送到。”
“西关？”他皱了下眉，“那地方，侯府拨的米，掺糠。”
“掺多少。”
“一石三升的糠。”他压低声，“我们这行都叫它‘三升米’。”
我把剩下的六两银子收好，篮子挎上肩。
三升米。这个名字，我在账上见过，在册子上写过，在当票上换过。头一回听见有人拿它当货名。
回府申时差一刻。刘全在二门等着，看我的篮子。
“买的什么。”
“两刀纸，一锭墨。”我把篮子递过去。
他翻了翻，纸下面摸到布包，捏了一把。“银子？”
“我自己的。”
“账房一个月一两。”他把布包放回去，“攒这些银子，不容易。”
我接回篮子，手心又是一层汗。走出两步，他又在后面说：“顾账房，明日别忘了，管家请你吃酒。”
我应了一声，没回头。
夜里我把布包摊在桌上数。四十二两，两锭二十两的放底下，两锭一两的放上头。数了三遍，数到第三遍，手不抖了。
第五章 粥棚
西关在城外二里，土路，两边是低矮的土房。粥棚搭在土地庙旁边，三只大锅，锅底烧的是劈柴，烟低低地压着，熏得人眼睛发涩。
排队的有三十几个人，从锅台排到庙墙外，多半是老人和孩子。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捧一只豁口碗，碗里刮得干净，他拿舌头舔碗底。
管粥的老汉姓吴，六十岁，袖子挽到肘上，胳膊细，手上青筋。他拿勺在锅里搅，稠的沉底，稀的在上头。他舀一勺，总要抖一下。
队里一个老妇，七十上下，拄一根竹杖，杖头包着布。她走到锅前，吴老汉舀了半勺，她没接。
“吴老哥，我媳妇病了，想多要半勺。”
“锅里有数。”吴老汉把勺搁下，“多给你半勺，后头就少半勺。”
老妇人站了一会儿，接了碗，走两步，回头看了一眼锅。
我把车赶到。
“三十石糙米。”我说，“陈家米行送的。”
吴老汉把勺搁在锅沿上，走过来看车。他掀开一袋，抓一把，摊在手心捻。
“好米。”他说，“没掺。”
他抬头看我：“你是谁家的。”
“一个账房。”
“账房肯出三十石？”
“东家赏的。”
他没接这话，把麻袋一袋一袋点，点到三十，伸手在围裙上擦了两把，才跟我说话：“多谢。”
我把最后一袋搭上车夫的肩，问：“侯府拨的米，多久拨一回。”
“一月一回。”他指锅边那只敞口木斗，“一回一百石。”
“一石少三升？”
他手里的勺子停住。锅里的粥咕嘟一声。
“你也知道。”
“账上看的。”
他把勺子往锅里一沉，搅了两圈。“一石少三升，一锅粥就要多添两桶水。添了水，稀。稀了，孩子吃不饱，夜里饿醒。”
他朝队尾抬了下下巴。“那个舔碗的，叫小石头。他娘上个月没了，他一个人来。一天两碗稀粥，肚子还是瘪的。”
我往队尾看。男孩正把碗举到嘴边，碗底对着天。
“小石头。”吴老汉喊，“碗拿来。”
男孩跑过来，把碗递上。吴老汉舀一勺，勺底在锅沿上磕了一下，倒进碗里，粥面能照见人影。男孩捧着碗，蹲到墙根，一口一口地喝，喝得很慢。
我蹲下去看他。“几岁。”
“八岁。”
“一天两碗？”
“有时候一碗。”他舔了舔嘴角，“吴爷爷说米不够。”
我从篮子里摸出一小把生米，搁在他碗沿上。他抬头看我，眼睛里有亮，也有怕。
“生的。”他说。
“嚼着吃。”
他把米粒一颗一颗放进嘴里，嚼得很响。
我站起来，问吴老汉：“三十石，够烧几天。”
“五天。”他说，“省着烧，六天。”
我从袖里摸出当票，看了一眼，又塞回去。当票上写着限期三月。三个月，九十天。
三十石，五天。要供三个月，得五百四十石。
我在心里算：五百四十石，按一两二钱一石，六百四十八两。
我把这个数记在册子上。写完，把册子合上，用袖子擦了擦封面。封面上落了一层柴灰。
走的时候，吴老汉叫住我：“账房的。”
“嗯。”
“侯府的人来，别说是你送的。”
“为什么。”
“他们要是知道你拿赏银买米，这赏银下回就没了。”
我站在土路上，风把锅底的灰吹起来，扑在裤脚上。
“吴伯，”我说，“侯府拨的米，袋子什么样。”
他想了想，往锅边那堆空袋一指。“红绳。袋口缝红绳。”
“崔记的米，什么袋。”
“崔记不缝红绳。他们的麻袋，缝的是黑线。”
我弯腰，从空袋堆里抽出一只，翻到袋口。红线，缝得密，针脚匀。官仓的手艺。
我又抽第二只，第三只。都是红绳。
“这些袋子，哪儿来的。”
“侯府拨米，米倒进仓，袋子他们收回去。”他顿了一下，“有时候不收，扔给我们烧火。”
我把那只袋子折起来，塞进篮子。
天擦黑，我帮着收锅。三只锅底的粥刮下来，盛了小半桶，吴老汉留着，说明早掺进去。
他坐在庙门槛上，拿一根草剔牙，剔了两下，把草扔了。
“账房的，你算算。”他说，“一月一百石，一石少三升，一年少三十六石。三十六石，够我这棚子烧十二天。”
我在册子上写：一年，三十六石，十二天。
“侯府的人知道你知道么。”他问。
“不知道。”
“那就别让他们知道。”
我把册子合上，问了一句：“吴伯，你儿子呢。”
他指了指城里。“在侯府当差，看后门。”
我手里的册子停了一下。
“看后门。”
“看了六年。”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一个月三百钱，逢年过节有赏。他不敢多嘴，我也不敢。”
回城的路上，土路两边没有灯，只有月亮。我把篮子换了个肩，胳膊酸。
丈夫那年查账，也是这么提着灯走夜路。他回来跟我说，账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改死账，改得再巧，也有个手印。
我那时不懂。现在懂了。手印不在纸上，在斗上，在袋口的红线上，在看后门的人不肯多嘴的那张嘴。
走到城门口，我把篮子放下，活动了一下手腕。当票在衣袋里，硬硬的一小块。
三个月。我给自己定的期限，比当票短。
第六章 车辙
北仓在城北，官仓，三道门，门口站着两个兵丁，腰里挎刀。
我拿侯府账房的名帖，说要核对去年的拨米。守门的进去问了一趟，放我进。
仓里书吏姓赵，四十上下，桌上一本大册，一页一页贴着车单存根。
“侯府拨米。”我把名帖放下，“去年三月，一百石。”
“调阅要批。”他头也不抬。
“侯府的账和官仓的账对不上，差三石。”我说，“我来对一对，别是你们这边记错。”
他手里的笔停了。抬头看我。
“三石？”
“每石少三升。”
他把笔搁下，从柜里抽出一捆存根，纸是黄的，绳子捆着。“三月，侯府，一百石，车十二辆，脚夫顺记车行。”他念，“签收人，刘全。”
“车单上有路线没有。”
“只写起讫。”
“脚夫呢。”
“顺记车行，在城南骡马市。”
“存根上还有别的字没有。”
他把纸翻过来，指着一行小字：“内二车，巷仓。”
“巷仓是什么。”
“不知道。”他摇头，“存根上常有这种话，批文带来的，我们照抄。”
“批文谁带来的。”
“侯府的人。”他把存根放平，“每月初五，一个姓刘的管家，带一封公文，盖着侯府的印。我们核对数目，数目对了就拨。”他看我一眼，“数目从来都对。”
“因为你们只数拨出去的，不数运到的。”
他把嘴闭上了。
我把存根上的字抄在册子上。抄到最后一行，笔停住。
“一百石”的“百”字，墨色比旁边的字深半度，笔画压在原字上。改过的字，会厚一层。
我抬头，赵书吏正看着我。
“账房的，”他说，“你抄这个做什么。”
“做账要底。”
“侯府换个账房，不稀奇。”他把存根收回柜里锁上，“你上一个，姓周的，也来查过。他回去以后，账本上的字就写不直了。”
我没接话。走出北仓，日头西斜。
顺记车行在骡马市，一排破棚，棚下拴着七八头骡子，草料拌着豆饼。棚檐下挂一串干辣椒，红得发黑。棚下有骡粪，混着豆饼味，脚下的土被踩成粉。脚夫头姓陈，五十岁，左肩比右肩低，挑担子挑出来的。
“去年三月。”他说，“侯府那趟。”
“你记得。”
“红绳袋，一百石。”他蹲在棚下，拿草料喂骡子，“一趟十二车，一天拉完。”
“车都进侯府正门。”
“进正门的是十辆。”他把草料往骡子嘴边送了送。
“另外两辆。”
“绕后巷。”他不看我，“后巷有个仓，卸一半。”
“卸多少。”
他从草料槽边摸出半块豆饼，掰成两半，摆在砖上。“一辆车八石，两车十六石。卸六袋，三石。”
“一月卸几回。”
“拨几回卸几回。一年十二回，一回三石，一年三十六石。”他把豆饼收回口袋，“三年，一百零八石。”
“账上记一百零三石。”
“差那五石，是月初月末的半回，没卸净。”
“车夫是谁。”
“周二。”他说，“还有一个，是他表弟。”
“卸完了去哪儿。”
“往西，粮市。”他把草料袋扎紧，“回来的时候车是空的，牲口倒吃得饱，槽里剩的豆饼比去时多。”
“后巷尽头是哪家。”
“不知道。”他站起来拍手上的草屑，“我只管车到门口，卸货不归我。”
我把三十文钱搁在草料槽上。他看了一眼，没拿。槽里的豆饼碎了一半，骡子伸舌头舔。
“顾账房的，”他说，“后巷尽头那家，门脸朝粮市，后门朝巷。你自己去看，别问我。”
我去了。
崔记的后门在西巷尽头，两扇木门，门上钉着铁环，门槛磨得凹。门前地上两道车辙。
我蹲下去量。四尺二。
跟侯府后门那两道，一样宽。
门缝里掉出来半截红线，我捡起来，捻了捻。官仓缝袋的线，粗，三股。
门里有动静。我退到对门墙根，蹲下。
后门开了一条缝，一个伙计探出头，看了看巷子，把门推开。里头堆着麻袋，袋口红绳，码到半人高。
“明日一早，三袋掺进好米里。”伙计对里头说。
“掺多少。”
“三升。”
门又关上。
我蹲在墙根，腿麻了，站不起来。他们把官仓的好米掺进自己的米里卖，一两五钱一石。掺进去的是糠，卖出去的是米，一进一出，一石赚三钱。
天黑了。我把红线缠在指头上，站起身，往巷口走。
巷口有个人靠着墙，抱着臂。周二。
“顾账房。”他说，“这么晚。”
“买东西。”
“买什么。”
“线。”我把指头往袖里一缩。
“买线做什么。”
“缝账本。”
他笑：“账本还用缝。”
“散了就缝。”
他往前一步，我退了半步。巷子里黑，他脸上有一半在灯影里。
“顾账房，你一个人走夜路，不怕。”
“怕什么。”
“这巷子深。”
“深才好。”我说，“深巷没人听见。”
他脸上的笑收了收。
他把手从墙上放下来，腕子上有一道旧疤。“管家说了，顾账房这几日辛苦，明日请你吃酒。”
第七章 别闹到街上
世子姓萧，二十岁，穿一件月白的直裰，袖口窄，说话的时候下巴抬着。
他在前厅等我，桌上摊着我誊的一份账，字是我写的，他看了两遍。厅里摆一只瓷瓶，瓶里插三支干梅。
他先不说话，把账翻到最后一页，看我写的批注。指甲修得干净，翻纸时捏着页角，怕撕了。
“每石少三升。”他指头点在纸上，“三年，一百零三石。”
“一百零三石零二斗。”我说。
“我查了三个月。”他把账合上，“账房说账平，管家说账平，我父亲说账平。三个人，三张嘴，一个数。”
“账平不等于米平。”
“我知道。”他捏着页角，“动了，就是我这个世子容不下嫡母。”
“侯府一年进项两万两。”他抬眼看我，“一百零三石米，值一百二十三两。我拿这个去见我父亲，他只会说我小题大做。”
“世子要的是米，还是人。”
他愣了一下。“我要立威。”
“立威给谁看。”
“给府里看，给外头看。”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来，“我二十了，还没一件拿得出手的事。”
“拿人算事？”
“拿贪算事。”
“拿错了呢。”
他看着我，没答。
“立威有立威的路子。”我把账收起来，“街上拿人，是打脸；祠堂对账，是剥皮。”
“我明日就带人去崔记。”
“你要闹，就闹到祠堂，别闹到街上。”
他的手停在账上。前厅里没人说话，只有檐下的雀在叫。
“为什么。”
“街上闹，账就烧了。”我说，“他们烧一间铺子，半盏茶的工夫。米没了，纸没了，人还在，嘴一闭，就剩我一个账房说胡话。”
“祠堂闹呢。”
“祠堂闹，账还在族里。”我说，“老夫人在，族老在，账本摆在三张桌子上，谁也别想烧。”
“什么时候。”
“三月十二。族老三个人，我请两个，剩下那个，夫人自己去请。”
“她肯来？”
“她不肯来，就是心虚。”我说，“她来了，坐在下首，听我把三本账念完。”
“念完了呢。”
“念完了，族老说话。我不说，账说。”
他把手收回去，捏了捏指节。“老夫人不管事。”
“耳朵灵。”
世子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你要什么。”
“我要三本账摆在一处。”我说，“官仓一本，侯府一本，崔记一本。三本对不上，才叫账。我一个人说，叫话。”
“崔记的账，你怎么拿。”
“刘全拿。”我说，“他怕死。”
“他若不肯。”
“他肯。”我说，“他贪，可他不傻。夫人倒了，他是从犯；夫人不倒，他是替死鬼。这两条路，他算得清。”
世子笑了一下，笑得很短。“你把人算得像账。”
“人就是账。”我说，“有进项，有支出，有亏空。亏空大的，早晚要平。”
“你自己的账，平了没有。”
我手里的册子停了一下。“世子问这个做什么。”
“随便问。”
“没平。”我说，“我丈夫那本，还差四百石。”
他看了我一会儿，没再追问。檐下的雀又叫了两声，飞了。
“祠堂里不能动刑，不能锁人。”我说，“账对完了，人再说人。”
“你怕我打人。”
“我怕你打错了人。”
世子看了我很久，最后点了头。“三日后，祠堂。”
三日后是三月十二。日子是他定的，我改不了。
第二天我去请族老。
三位族老，两位住城东，一位住城南。头一位七十岁，耳朵背，我凑到他耳边说了三遍“祠堂对账”，他点头；第二位开一间药铺，正在柜上抓药，接了帖子，压在算盘底下；第三位吃斋，家里供着观音，接过帖子看了半天。
“你是府里的账房？”
“是。”
“账房对账，族老听账。”他把帖子压在茶碗底下，“行，我去。”
三张帖子，三份。我回府的时候，衣袋里只剩一张。
回账房，我把三本赈灾账从柜里搬出来，一本一本对着灯抄。抄到二更，手酸，指头上全是墨。抄完一份，又描两份，描到三更，墨不够了，拿水化开，字发灰。
院里有响动。我把灯吹了，贴着窗听。
扁担声，两个人的脚步，往仓房去。接着是木箱拖地的声音，很闷。
我把窗推开一条缝。月光下，刘全站在仓房门口，周二和一个婆子抬着两只木箱，箱子上了锁。
“搬到后院柴房。”刘全说，“明早再说。”
我等了一炷香，才从账房出来，绕到柴房。
柴房门上挂着一把新锁，锁眼亮。门缝里透不出光。我拿指甲在门框上划了一道，记下位置。
箱子在里头，账本也在里头。他们以为烧了就没了。
我回账房，把副本又数了一遍，三份。一份留在柜底，一份送城东我租的小屋，一份贴身带着。
三份，烧一份，还有两份。
我换上出门的鞋，从后门走。门闩是新换的，闩槽里还有刮痕。我拉开门，外面巷子里站着一个人。
周二。
“顾账房。”他说，“管家请你吃酒，就在今夜。”
第八章 祠堂
三月十二，天没亮就起风。
祠堂在府东，一进院子，门楣上悬一块匾，“萧氏宗祠”，字是描金的，金漆裂了。门槛高，我跨的时候蹭了一下鞋。
里头三张八仙桌，我一张一张摆开。第一张摆官仓存根的抄本，第二张摆侯府三年的赈灾账，第三张空着。灯点四盏，烛芯剪齐。
祠堂里不许妇人上桌。我把三张桌拼成一排，桌脚垫了四块砖，垫平。香案上三炷香，我点了，插进铜炉。
婆子端来一盆炭，搁在门边。三月天，祠堂里比外头冷。
门外站着何仓头，怀里抱着两只斗，用麻布盖着。麻布角露出来，是旧被面改的。他不敢进来。
族老先到。三位，一个拄拐，一个提药箱，一个手里还捏着半块素饼。椅子是他们自己带来的，紫檀的，摆在祠堂两侧。
三位先在廊下说话，声音压得低。拄拐的说“家丑”，提药箱的说“先看账”，捏素饼的没开口，把饼吃完，拍了拍手上的渣。
世子到的时候换了深青的袍子，腰上没系玉，站在门边等。
老夫人最后来，两个婆子扶着，坐进上首太师椅，眼睛半闭。她手里一串沉香佛珠，珠子大，捻得慢，一颗要捻半晌。佛珠的绳子旧了，接头处打了个结。
侯夫人来得最晚。她穿一身素，手里那串菩提子一颗一颗地捻。进门时堂里静了一静，她走到下首第一张椅子坐下，没看人。
她坐下之后，把菩提子放在膝上，珠子一颗一颗地过手，过到第三颗，停住。
侯爷不在府里。南边三处田庄，二月就去了，信上说三月半才回。上首右首那把椅子蒙着青布，族老进门时都往那边看了一眼。
刘全站在门边，怀里抱一只木匣，匣上挂锁。
“人都齐了。”世子说，“顾账房，你报账。”
世子站在三张桌前，把袖口往上卷了一折。“今日开祠堂，只说账。谁提别的事，请出去。”他看了刘全一眼，“账本，谁锁的，谁开。”
拄拐的族老咳了一声。“世子，”他说，“账房是外姓，还是个妇人。祠堂里报账，不合规矩。”
“族里请她来对账，是族里的意思。”世子说，“她报，我们听。”
“听完了呢。”
“听完了，族老议。”
拄拐的族老不说了，把拐杖靠在桌边。
世子昨夜派人送话来，说崔记的账拿到了。我问是谁去拿的，来人说，是刘管家自己交出来的。天没亮就交，交的时候手抖，账本掉在地上，捡起来，封面蹭了灰。
提药箱的族老看着我。“顾账房，你在哪家做过？”
“城东余记布庄，做了八年掌柜。”
“怎么不做了？”
“东家倒了。”
“你丈夫呢。”
我手里的算盘压住纸角。“三年前没了。”
他没再问。
我把算盘放在第一张桌上。
“先报数。”我说，“官仓，三年三十六拨，每拨一百石，共三千六百石。”
“侯府账，三年入库三千四百九十七石。”
“差一百零三石。”我又拨一遍，数一石不差。
“一百零三。”提药箱的族老把算盘拨了拨。
“官仓的存根是三千六百石。”我说，“崔记的账，是一百零八石。中间那五石，账上没有，米也没有。”
刘全在门边动了一下。
“先对官仓和侯府。”他说，“崔记是外人的铺子，不该进祠堂。”
“崔记的米，是萧家的米。”我说，“米进了谁家仓，就是谁家的账。”
“你一个账房，替族老定规矩？”
“我不定规矩。”我说，“我报数。规矩族老定。”
“账本都在这里。”他说，“府里的账，一页一页都是平的。”
“刘管家，”我说，“你把去年三月那一页念一遍。”
他把木匣放上第二张桌，开锁，取账本，翻。手指在页边捻了两下，没捻开，用指甲挑。翻到那页，念：“官仓拨米一百石，途耗三石，入库九十七石。”念完，把账本往桌上一放，纸角翘起来。
“发放呢。”
“发放九十七石。”
“九十七加三，一百。”我说，“账平。仓里进的是多少。”
他不答。
提药箱的族老把自己那把小算盘拨出来，珠子响了一阵。“九十七加三，一百。”他说，“数没错。”
“数没错。”我说，“斗错了。”
“仓里进的是官仓的一百石。”我说，“柏木斗收，松木斗放。一斗多三合，一石多三升。那三石，账上叫途耗，仓里叫结余，后门叫车辙。”
侯夫人的菩提子停了一颗。
“顾账房。”她开口，声音不高，“镯子戴着可好。”
堂里的人都看她。
“当了。”我说。
她手里的菩提子动了一下，没再说话。
“车辙。”世子说。
“四尺二。”我说，“侯府后门两道，崔记后门两道，一样宽。”
堂里没人说话。风从门缝里进来，烛火偏了一下。
刘全的手还搭在木匣上，匣盖没合。
廊下有脚步声。周二被两个家丁押着，站在门槛外，没进来。他腕子上那道旧疤露在袖口外面。
第九章 三本账
世子的人昨夜把崔记的账取来了，蓝布包着。解开，里头三本，纸新，墨新。
“崔记账。”我说，“三年，入米一百零八石，出米一百零八石，卖价一两五钱。”
“一百零八。”拄拐的族老把拐杖在地上顿了一下，“跟官仓存根对上了。”
“跟侯府的账对不上。”我说，“侯府只记一百零三石。这五石，崔记有，侯府没有。”
“那就是崔记多记了。”刘全说。
“崔记的账房不会多记进项。”我说，“多记进项，要多上税。”
“崔记的账，谁记的。”
“崔记的账房，姓孙。”世子说，“昨夜连人带账一起带来的。”
“人在哪儿。”
“在厢房。”
“让他进来。”
孙账房进来，四十来岁，灰布长衫，手里捏着账本，进门先看刘全。
“崔记三年，进米多少。”我问。
“一百零八石。”
“哪儿来的。”
“侯府后巷送的。”
“账上怎么写。”
“写‘杂项入’。”
“谁让你这么写。”
他看了刘全一眼，低下头。“东家。”
“东家是谁。”
“崔家二爷。”
“崔家二爷，是夫人的什么人。”
“胞弟。”
“那五石呢。”拄拐的族老问。
“崔记的账上有，侯府的账上没有。”我说，“五石米，崔记自己留下了。侯府记一百零三，崔记记一百零八，差的五石进了崔记的私仓。”
孙账房低着头，没辩。
我把三本账摊开，一条一条对。
第一本，官仓。三十六张存根，每张一百石，签收人刘全。三十六乘一百，三千六百石。
第二本，侯府。三十六页，入库、发放、途耗，一页一页加，三千四百九十七石。
第三本，崔记。三十六笔，每笔三石，一百零八石。
“三千四百九十七加一百零三，三千六百。”我说，“侯府的账，自平。崔记一百零八，比途耗多五石。”
五石。官仓的数和侯府的数咬得死，崔记的数多出来。
拄拐的族老把拐杖往地上顿了一下。“五石。”他说，“三本账，两本对得上，一本多出来。”
“多出来的那本，是崔记。”我说。
“侯府的账，谁记的。”提药箱的问。
“前二十页周账房，后十六页我。”
“周账房为什么疯了。”
“他算到三升，没算到人。”
拄拐的族老把拐杖横在膝上。“刘全。”他说，“你说。”
刘全的嘴唇动了动。
“斗。”我说，“何仓头在，把两只斗抬进来。”
何仓头抬着斗进来，柏木一只，松木一只，搁在地上。松木斗的木板裂了缝，缝里嵌着陈米。他那只蒙白翳的眼睛，今天看着地上。
我拿自己的铜升，当堂量。铜升搁在地上，升底那个“顾”字朝上。
十升倒进松木斗，齐沿。
十升倒进柏木斗，齐沿之后，刮板上还堆着三合。
“一斗三合。”我说，“一石三升。”
“斗用久了。”刘全说，“口沿磨薄。”
“松木那只用了六年。”我说，“柏木这只用了三年。三年磨薄，磨得刚好三合。”
刘全不说话了。
“何仓头。”世子说，“两只斗，谁管的。”
何仓头进来，跪下，膝盖磕在砖上。“回世子，仓房的东西都是刘管家经手。柏木斗是三年前换的，换的时候刘管家让我把旧斗埋了。”
“埋了。”
“埋在后墙根。”他那只白翳的眼睛看着地，“我不敢不埋。”
世子看了刘全一眼。刘全的脸白了半截。
“周二。”世子说。
家丁把周二推进来。他站不住，膝盖一软，跪下了。
“后巷的车，拉的是什么。”
“米。”
“往哪儿卸。”
“崔记后门。”
“卸多少。”
“三石。”他咽了口唾沫，“刘管家吩咐的，说账上记途耗，米走后巷。”
“崔记给你多少。”
“一回收五十文。”他伸出手，五根指头，“三年，一回没落。”
捏素饼的族老吸了一口气。
我把红线拿出来，搁在桌上。三股，粗，颜色褪了，捻在手里发白。“崔记后门捡的。官仓缝袋的线。”
又把当票摊开。“孙记叁柒玖。金镯一只，五两，当银四十二两。这是我当的。夫人赏的镯子，我当了，买了三十石米，送到西关粥棚。”
世子抬眼。
“粥棚的吴老汉说，”我继续，“侯府拨的米，一石少三升，一锅粥要多添两桶水。他儿子在侯府看后门，看了六年。”
烛芯爆了一下。
“吴老汉的儿子，叫什么。”世子问。
“吴顺。”
“传他来。”
“不必了。”我说，“他看后门，一个月三百钱。他知道车出去，不知道米去哪儿。传他，他的饭碗就没了。”
世子看了我一会儿，挥手让家丁退下。
侯夫人膝上的菩提子不动了。她抬眼看我，眼皮底下是青的。
“顾账房，”她说，“你算得细。”
“账细，人也细。”
“细到最后，算的是什么。”
“算的是三升。”
她笑了一下，笑得很淡。“三升。”她把菩提子重新捻起来，“三升米，换我一条命。”
“换不换，族老定。”
第十章 反咬
“假的。”
刘全往前走一步，手指着我的册子。“这账是她做的。她来之前，府里的账一页一页都平。她来了半个月，账上就短了一百零三石。”
“刘管家。”世子说，“账本是你锁的。”
“锁是我的，笔是她的。”刘全转向族老，“三位老爷，她丈夫就是做假账逼死的，官府有案。这种人写的账，能信？”
他从怀里又摸出一本账，蓝皮，只有十几页。“这是她夜里私记的。我在她窗下捡的。”
世子接过去，翻了两下，递给我。
纸是我柜里那种糙纸，字却不是我写的。笔锋软，捺脚短，学了我的形，学不了我的劲。
“这不是我的字。”
“你当然不认。”刘全说。
“这本账，第一页写‘官仓出，一千石’。”我把账举起来，“侯府的账、官仓的存根，都是‘一百石’。一千石这个数，是我抄副本时故意写错的。三份副本，一份错，两份对。错的那份，我放在窗下。谁拿它去改，就会把错数抄进去。”
刘全的脸从白转灰。他往后退，脚跟踩到自己的袍角，绊了一下。
我看着他。
“你说我丈夫做假账。”我说，“案卷在县衙，写的是亏空自尽。四百石，来路不明。你要提这个，就去县衙提，让官府的卷宗说话。”
刘全的喉结动了一下。
“我的字可以学。”我把三本账往前推，“官仓的印学不了。三十六张存根，押都一样。侯府的账，前二十页是周账房的字，我接手之后才换笔。周账房的字，捺脚拖得长，收笔顿一下。你们看。”
族老们低头看账。提药箱的把两页纸对着光，比了比。
“前二十页，后十六页。”他说，“笔不一样。”
“还有这个。”我把周账房的薄册拿出来，糙纸，二十几页，页脚一只米虫，“从偏房竹篓里捡的。他疯之前写的。上头写着官仓、侯府、崔记三个数。”
刘全伸手要抢。我把册子收回袖里。
“抢什么。”我说，“你抢得走一本，抢不走三十六张存根。”
他退了一步，后腰撞在桌角上。
上首的太师椅响了一下。
老夫人睁开眼。
她六十五岁，头发全白，梳得整齐，插一根银簪。从进门起她没出过声。
“账房的。”她说。
“在。”
我抬头。她的眼睛不浑，看得清人。
“你站着说。”她抬了抬手，佛珠往腕上推了推，“我问三句。”
“老夫人问。”
“你恨不恨贪官。”
“我恨账不平。”我说。
“这账，你算了几遍。”
“七遍。三本，每本两遍，合起来又对一遍。”
“米在哪儿。”
“崔记仓里还有五石。”我说，“剩下的卖了。三年，一百六十二两。”
“你要什么。”
我停了一下。
“我要账平。”
老夫人笑了一声，很轻，像叹气。
“账房的笔，比刀快。”她说，“刀砍一个人，笔砍一窝人。”
她把手放回膝上，眼睛又闭上了。烛芯剪下的一截落在铜盘里，堆成一小撮。
“萧家做下这种事，不能上街，不能见官，不能惊动邻里。”她说，“族里自己了。”
拄拐的族老把拐杖点在地上。“萧家家法，管账的人做假账，逐出，送官。掌家的人纵容，送回本家，不许再掌钥匙。”
拄拐的族老把拐杖往地上又顿了一下，砖上留个白点。
“族规第七条。”提药箱的接了一句，“妇人掌家出了亏空，夫家不送官，送还本家，由本家管教。”
“那刘全呢。”
“刘全是外姓，家法管不着。”拄拐的说，“送县衙。”
“母亲。”侯夫人站起来，佛珠在腕上滑了一下，“这账，未必……”
“你坐下。”老夫人说。
侯夫人坐下了。她手里的菩提子断了一颗，滚到地上，没人去捡。
“母亲。”世子开口，“这事儿子有份。账是我要查的，祠堂是我开的。”
“你查得对。”老夫人说，“查得对，就别怕。”
“刘全送官，儿子去办。”
“你去。”老夫人说，“带上状纸。状纸谁写。”
“账房写。”世子看我。
“我写。”我说。
侯夫人又站起来，这回没人拦。丫头上前替她整了整袖口。她把菩提子放在椅子上。
“我嫁进萧家十九年。”她说，“祠堂的门槛，我跨了十九年。今日跨出去，就不回来了。”
没人接话。
她走到门口，停了停，回头看我。“顾账房，你那三升，算得清。”
“算得清。”
“我算了十九年，没算清。”
她走了。袖子扫过椅背，带起一线香灰。廊下的风把她的衣角吹起来，又落下。
老夫人睁开眼，看着下首那把空椅子。
“三月十五，送夫人回崔家养病。”她说，“刘全，交县衙。”
刘全腿一软，跪下了。
“老夫人。”他膝头在砖上挪了两下，“刘全在府里二十三年，没有功劳有苦劳……”
“苦劳记在账上。”老夫人说，“功劳也记在账上。你自己去看。”
刘全不说了。他把额头抵在砖上，抵了有一会儿。
第十一章 箱笼
三月十五，天阴，没下雨。
崔家来了三辆车，车板铺草席，草席是新编的，草还青。崔二爷亲自来，四十上下，圆脸，手上戴一只玉扳指，进门先跟世子拱手，拱得很低。
“家姐身子不好，接回去养病。”他说，“府里的东西，一样不动。”
“清点。”世子说，“顾账房清点。”
我拿一本新册，糙纸，第一页写：三月十五，夫人归崔氏，箱笼清单。
十二只箱笼摆在二门里，漆皮掉了两块。箱笼上贴着红纸，写了一号到十二号，号是崔家写的，字歪。我一只一只点。
第一只，衣箱，八件。第二只，衣箱，十件。第三只，被褥，两床。第四只，书箱，十几本，多半是佛经。第五只，首饰盒。
“打开。”我说。
崔二爷的手停了一下。“首饰也点？”
“点。”我说，“点了，往后少了，不关我的事。”
他看了我一眼，把盒子打开。金的、银的、玉的，一层一层码着。我一件一件念，一件一件记。念到第三层，没有那只缠枝纹的镯子。
“夫人的金镯呢。”
“当了。”侯夫人从廊下走过来。
她穿一件灰蓝的褂子，头发挽得松，没戴首饰。手里没有菩提子。
“当了，赎回来了。”她把一只布包放在箱盖上，“当票在这里，镯子也在这里。你点。”
我解开布包。孙记叁柒玖，当票一张，皱的。镯子一只，五两，缠枝纹。我拿戥子称，五两整。
“谁赎的。”
“我。”她说，“当票是我的，银子是我的。”
我把镯子放回布包，记一行：金镯一只，五两，赎回归还。
点到最后一只箱子，底下垫着一件旧袍子。我把袍子掀开，袍子底下压一只银壶，壶身刻着“萧”字。
“这是府里的。”我说。
崔二爷的脸沉了一下。“一件旧壶。”
“府里的东西，一件也不能出门。”我把银壶搁到一边，记一行：银壶一只，府库物，留。
抬箱子的婆子把手缩回袖里，没敢看我。
侯夫人站在箱笼边上，看着那只银壶，看了一会儿。
“顾账房。”她说，“我那间铺子，你去过。”
“去过。”
“门脸三间，后门朝巷。”
“是。”
“你量过车辙。”
“四尺二。”
她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箱笼上了车，绳子捆紧。崔二爷在清单上画押，押画得很慢，画完把笔搁下，指头在纸上按了按。
“顾账房。”他临走时问我，“这单子，府里留一份，崔家留一份？”
“三份。”我说，“府里、崔家、我。”
“你那份做什么。”
“做账的人，手里总得留一份。”
我在清单末尾添一行：随车人，崔二爷，一名。添完签了自己的名字。
车套好了，崔二爷扶她上车。车板高，她踩凳子上去。她上车之前，回头看了一眼院子。
院子里的石榴树，是她嫁进来那年栽的，十九年，树高了，果子还没红。
“顾账房，”她说，“石榴熟的时候，替我看看。”
“我不进府了。”
“那就别看了。”她上了车，把帘子放下。
三辆车出门，我记时辰：辰时三刻。车辙往南，往崔家去。
世子站在门口，站到车拐过街角。
“顾账房。”他说，“府里的账，往后你管。”
“账平了。”我说，“没我的事了。”
“平了还会再乱。”
“乱了再请账房。”我说，“请个不疯的。”
他没笑。过了一会儿，他说：“库房的钥匙，我收回来了。柴房里那两只箱子，我打开看了。账本少了一本。”
“少了哪本。”
“去年九月的。”
“九月。”我想了想，“九月那一页，途耗写的是二石八斗。”
“你怎么记得。”
“我抄过。”
世子看着我，像要说什么，最后只说：“父亲回来，我怎么交代。”
“照账交代。”我说，“账上有的，念给他听。账上没有的，别替他补。”
他点了点头。
“侯爷回来，会问崔家。”我说。
“我知道。”
“世子想好了怎么说。”
“照账说。”
他从袖里摸出一串钥匙，放在我桌上。“库房的钥匙，你拿着，到月底。”
“到月底，我就走了。”
“到月底。”他说，“月底之前，账上再有不清楚的，你还能查。”
我把钥匙收下，挂在腰上。钥匙串沉，走路时撞着胯骨。
我回账房，收拾东西。三本账交回库房，副本留一份给世子，一份我自己带走。周账房那本薄册，我抄了一份，送去偏房。
他妻子接的时候，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
“官府要是来问，拿这份。”我说，“别拿原本，原本他还要捏。”
“他认不得人了。”
“认不得人，认得好人。”
我出门的时候，周账房在屋里捏绳结，一结，一解。
傍晚，门房送来一只木匣，没署名。匣里是那布包，当票和镯子。布包底下压着一张纸条，四个字：物归原主。
我把纸条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小字：三升，我记下了。
我把镯子放回柜底夹层，跟我丈夫那张结案文书搁在一处。两张纸，一样硬。
第十二章 状纸
三月十八，县衙开审。
状纸是我写的。糙纸，竖格，一笔一笔，写在街边的桌子上。竖格是我拿尺子划的，划了三十行。衙门口不许摆摊，我把桌子挪到照壁后面，写一纸，收起来一纸。
具状人：萧氏世子萧承业。 被告人：侯府管家刘全。 事由：侵盗赈灾官米，三年，一百零八石。 人证：何仓头、周二、崔记账房孙某。 物证：官仓存根三十六张、侯府赈灾账三本、崔记账三本、柏木斗一只、松木斗一只、官仓缝袋红线一截、周账房手记一册。
写到“一百零八石”，我把笔蘸了蘸墨，墨稠，写下去重。写完晾一晾，拿镇纸压住，怕风掀。
世子站在旁边看，看到“一百零八石”那一行，问：“为什么不写三百两、五百两，写米。”
“写米，官看得懂。”我说，“写银子，官要问折价。折来折去，就把米折没了。”
升堂。知县姓严，四十来岁，瘦，说话慢。
辰时，衙门口已经站了人。看热闹的，卖吃食的，两个挑担的。我把桌子挪到照壁后，墨研好，笔蘸饱。
世子换了件半旧的袍子，站在我旁边，没带随从。
“你也要进去？”我问。
“具状人是我。”他说，“我不进去，状纸谁递。”
“进去之后，少说话。”
“为什么。”
“你是世子。”我说，“你一开口，堂上就难做。”
刘全跪在堂下，枷没上，绳子松。他抬头看了一圈，看见我，又低下头。
严知县先问状纸，再问人证。他把状纸翻到第二页，指头停在“一百零八石”上，停了停。何仓头跪着说斗，周二跪着说后巷，孙账房跪着说杂项入。三个人，三套话，说的是一个事。
“堂下妇人。”严知县看我，“你是何人。”
“侯府账房，顾氏。”
“妇人为吏，本官少见。”
“为吏的不是我。”我说，“我是账房。账房不分男女，只分算得清算不清。”
堂上有人笑了一声，被差役瞪回去。
“你算得清？”
“算得清。”我说，“三十六拨，每拨三合，一百零八石。官仓的存根、侯府的账、崔记的账，三本摆在一处，对不上。”
“账本呈上来。”
差役把三本账、两只斗、一截红线，一样一样摆在案前。严知县下堂看斗，看了很久，伸手在斗口上摸了一圈。堂下的砖缝里有草，一根一根，从缝里钻出来。
问到刘全，他不认。
“米是斗上少的。”他说，“斗是仓里的，不是我打的。”
“斗是谁换的。”严知县问。
“仓头换的。”
何仓头在堂下磕了个头。“回老爷，换斗是刘管家吩咐的，旧斗埋在墙根。挖出来，一对就知。”
严知县派人去挖。半个时辰，旧斗抬进来，柏木的，口沿比新斗窄，铁皮没包。
两只斗并排摆着，一只口宽，一只口窄。堂上看的人都伸脖子。
“一斗差多少。”严知县问。
“三合。”我说，“一石三升。”
“三年。”
“三十六拨，一百零八石。”
严知县拿笔在案上划了两道，划完抬头：“刘全，你还有什么说。”
刘全的肩塌下去。他趴在地上，声音闷：“米是夫人让送的。送崔记。小的只是跑腿。”
堂上一静。
世子站在堂下，手垂在身侧。
严知县敲了一下惊堂木。“崔氏已由夫家依家法送回本家，本官不再问。你只说你自己。”
“……小的认。”
判词念得快，我只记住几句：刘全侵盗官米，杖八十，徒一年，追赃一百六十二两，充赈。
判词念完，师爷把抄本递给我一份。抄本是官纸，黄，边上有官印的半边。我接过来，看了一遍，折好，塞进袖里。
“顾氏。”严知县说，“追赃的银子，本官拨给粥棚。你去办。”
“我去办。”
“账要记清楚。”
“记清楚。”
杖在堂下打，我在照壁后头听。打到四十，声音变了，打到六十，有人喊。打到八十，没声了。
我没回头。
散堂时天已经黑了。衙门口的人散了大半，地上留着几摊踩烂的菜叶。
刘全被两个差役架着，从我身边过。他脸上没有血色，眼睛还睁着。
“顾账房。”他嘴里漏风，“你那三升……”
差役把他拖走了。
后半句我没听清。做账的人，听不清的，就不记。
散堂后，世子把追赃的银子领出来，一百六十二两，装在布袋里，搁在我桌上。银锭上打着官库的戳，一锭十两，十六锭，再搭二两碎银。
“这是追回来的。”他说，“你说怎么处置。”
“充赈。”我说，“账上写的是充赈。”
“充赈给谁。”
“粥棚。”
“哪个粥棚。”
“西关。吴老汉。”
世子看了我一会儿。“你不留一点。”
“我拿过赏了。”我说，“镯子，赎回来了，还在我柜里。”
他没再劝，让长随把银子送西关。
我收拾桌上的纸。写到一半的状纸还有几张，我把它们叠齐，压在一块镇纸底下。
镇纸是我丈夫留下的，一块青石，磨得发亮。
第十三章 三升米
四月二十六，我辞了侯府的差。
世子结我工钱，三个月，三两。他又拿出一只小匣，匣里二十两银子，说是谢仪。我推回去，他推过来，来回两趟。
“十两。”我说，“多了，账上不好写。”
“怎么写。”
“写‘账房酬劳，十两’。”
他让账房照写，写完给我看。我看了一遍，数对，字也对。
五月初八，城南的槐树开了花，落了一地。
我租了一间门面，在城南一条巷子口，门脸一间半，后头一间小屋。房东姓陶，收五钱押金，一月租五钱。
招牌是我自己写的：代书状纸，兼理账目。八个字，墨写在一块旧门板上。门板原来是蓝的，漆掉了，露出底下的木纹。
桌子一张，椅子两把，算盘一把，砚台一方，笔三支，糙纸一刀。墙上钉一张纸，写明价目：状纸一纸，三升米。账目一本，一斗米。
开张那天没放鞭炮。我把门板卸下来，靠在墙边，扫了地，坐下来等。
等到晌午，没有人。
下午来了一个老妇，六十上下，蓝布头巾，手里提一只布袋，袋里有东西，晃得响。
“写状纸的？”她问。
“写。”
“多少钱。”
“三升米。”
她把布袋放在桌上，解开。里头是糙米，掺着糠。她拿一只豁口碗舀，舀了三碗，倒在我桌上那只木斗里。
“够不够。”
我拿刮板一刮，斗面平了，还差一指。
“差一点。”
她又舀了半碗，倒进去。“够了吧。”
“够了。”
她坐下，手放在膝上，搓了两下。
“我儿子在码头扛包，上月被人打了，腿断了。打人的是东家的外甥。官府不管。”
“有人证吗。”
“有。两个扛包的。”
“名字。”
她说了两个名字，我记下来。又说了东家的铺号，在码头三号仓。
我写。一笔一笔，写到“腿断”两个字，笔停了一下。
“写重些。”她说。
“写重了，官看得清。”
写完，念给她听。她听不懂“具状”“事由”，我一句一句讲。讲到“两名人证，愿到堂”，她点头。
“明日去县衙，照壁后头，辰时。”我说，“状纸递进去，你跟着差役走。”
她站起来，把布袋收好，走到门口，回头。
“姑娘，”她说，“你这铺子，能开长久吗。”
“能。”
“为什么。”
“账平了。”我说。
她没听懂，点了点头，走了。
我把那三升米倒进墙角一只缸。缸是旧的，口上有一道裂，我用泥糊了。
第二个客人是个小男孩，八岁，捧一只豁口碗。
“小石头。”
“吴爷爷让我来的。”他把碗放在桌上，“他说，你这里写状纸，收米。”
“你要写什么。”
“我不写。”他说，“我来送米。吴爷爷说，粥棚的米够了，不用你再送。这三升，是他的份。”
我看着那只碗。碗底有一道裂，用线缝过。
“放下吧。”
他放下，跑了两步，又回来。“姑娘，你的算盘少一颗珠子。”
“知道。”
“为什么不换。”
“换了，就不是我的算盘了。”
他想了想，跑了。
申时来了第三个客人。一个中年男人，短褂，袖口磨破，手里挟一本账，账皮上写着“张记杂货”。
“你就是那个顾账房？”他问。
“是。”
“侯府那个？”
“侯府那个。”
他把账搁在桌上。“我这本账，越算越少。你给我看看，收多少。”
“一斗米。”
“一斗就一斗。”他坐下，“你算得出来，我认。算不出来，我把米提回去。”
我翻开账。第一页，进货。第二页，出货。第三页，欠账。字是他自己写的，横不平，竖不直。
我拨算盘，小指翘起。
“你三月进了二十石盐。”我说，“账面记二十石，仓里只剩十七石。三石，是你自己搬回家了吧。”
他脸红了半截。
“四月又进了十五石，仓里多出半石。多的这半石，是你把潮盐掺进去了。”
他张了张嘴。
“账要平，不难。”我说，“难的是，你得把搬回家的那三石，写进去。”
他把账合上，摸出一斗米，放在桌上，提着账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你怎么看出来的。”
“数字对不上。”我说，“别的我看不出来。”
日头偏西，我把三笔进项记在账本上：五月初八，代书一纸，收米三升。五月初八，收米三升，吴顺代送。五月初八，核账一本，收米一斗。
三笔，合六升一斗。我在底下画了一道横线，写：结存，六升一斗。
墙角的缸里，米渐渐多了。
过了几日，我提半斗米出城，去西关。粥棚还在，锅还是三只，烟还是低低地压着。吴老汉还是挽着袖子。
“顾账房。”他把勺搁下，“米够了。”
“够几个月。”
“三个月。”他说，“一百六十二两，买了米，能烧三个月。”
“三个月后呢。”
“三个月后，再说三个月。”
小石头蹲在墙根，碗里是厚粥。他看见我，站起来，没说话，把碗举了举。
我点了点头。
回城的路上，日头落了一半，土路上一道车辙，从城门口一直往西。我蹲下去看了一眼，四尺二。
我不知道那是谁的车，也不知道车上装的是什么。做账的人不该猜。
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夜里，我坐回桌前，把算盘拨到面前，右手食指推珠，小指翘起。
三升，加三升，六升。六升米，够一个孩子吃二十天。
窗外有车过，木轮压在石板上，咯噔，咯噔。
我把账本翻到第一页，又翻回最后一页。纸糙，笔旧，墨新。
合上账本，我用手掌压了压。
账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