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百乐门的最后一支舞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夜。
上海下了三天雨，南京路上的霓虹灯在水汽里糊成一团，红的绿的光，全化在湿漉漉的柏油上。
百乐门三楼的舞厅里，留声机放着《夜上海》，穿旗袍的女人在灯下转圈，裙摆扫过地板，像一朵朵开败的花。
沈云锦坐在角落的卡座里，面前一杯红茶，已经凉了。
她今年二十一岁，《申报》本埠新闻版的见习记者，工钱一个月二十八块，住在霞飞路一条弄堂的亭子间里。今晚她是来跑一条“风月稿”的——某位银行家与某位电影明星的绯闻。
她本来只想抄两行字就回去。
九点四十分，那位银行家从舞池里出来，往洗手间方向走。
沈云锦抬起头，看了一眼。
她看见他走过廊柱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左手扶住了柱子。然后他继续走，走了五步，忽然停下来，转过身，像要找什么人。
灯光在他脸上扫过去。
他的脸是灰的，嘴唇发紫，一只手在胸口抓了两下。
然后他倒了下去。
舞厅里静了一秒，然后炸开。
女人的尖叫、玻璃杯碎的声音、乐队停了半拍又慌忙接着拉。人潮往门口涌，把地毯踩得乱七八糟。
沈云锦没有跑。
她挤开人群，蹲到那个男人身边。
他还有气，眼睛睁着，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手在抓自己的领口。
沈云锦把手伸到他鼻子底下，闻了一下。
一股苦杏仁的味道。
她心里“咯噔”一下。
“叫救护车！”她抬头喊，“快！”
有人去打电话了。
她把男人的领带松开，解开两颗扣子，让他侧过身。她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她只知道，不能让他平躺着。
男人抓着她的手腕，很用力，指甲掐进她的皮肉。
“汪……”他说。
“什么？”
“汪……啸伯……”
说完，他的手松了，眼睛还睁着。
沈云锦低下头，看见他另一只手的手心里，攥着半张纸片。
她只犹豫了一秒。
然后她把那半张纸片，从死者手里抽出来，塞进了自己的袖口。
第2章 巡捕房来的男人
半小时后，巡捕房的人来了，法租界的探长、华界的警探，还有两个穿黑西装、不说话的日本人。
沈云锦坐在角落，捧着一杯重新续上的热茶，手还在抖。
“这位小姐是第一个到死者身边的？”一个声音在她头顶响起。
她抬起头。
男人三十出头，穿一身藏青色的军装，肩章上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徽记，帽檐压得低，露出一截冷硬的下颌线。
“我是顾砚舟，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他坐到了她对面，“你叫什么？”
“沈云锦，《申报》记者。”
“记者。”他把这两个字念了一遍，像在嚼什么，“你在他身上摸了什么？”
“我给他解领扣。”
“还有呢？”
沈云锦抬起眼。
这个男人看她的眼神，不像看一个记者，像看一个贼。
“先生。”她说，“他死在我面前，我给他解扣子，让他能喘气。你要问我摸了什么，我摸了他的领带、他的衬衫、他的脖子。要不要我把顺序背给你听？”
顾砚舟没笑。
“他手里原来有东西。”他说，“我的人看见的。”
沈云锦的心跳了一下。
“那你们该去问拿东西的人。”她站起来，“我只是个记者，我来这儿是写稿子的。”
她转身就走。
走到舞厅门口，顾砚舟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沈小姐。”
她停下。
“你今天晚上看到的，最好只是跳舞和死人。”他说，“别多看。”
沈云锦回过头，笑了一下。
“顾参谋。”她说，“我们记者，天生就爱多看。”
第3章 半张纸片
亭子间的灯是十五瓦的，昏黄。
沈云锦把那半张纸片放在桌上，用两本字典压平。
纸片是从一张信笺上撕下来的，边缘参差，上面有三个钢笔字：
“十六铺”
下面是一串数字：三〇七。
她把纸片翻过来，背面什么都没有。
十六铺，是黄浦江边的码头。三〇七，可能是门牌，可能是仓库号，也可能是一个日期。
她坐在桌前想了很久，然后拉开抽屉，拿出一个小本子。
本子上记着她这半年跑出来的东西：哪家纱厂的工人罢工，哪个码头的货被扣，哪个日本商社在虹口开了新铺子，哪个汉奸商人在租界买了两栋楼。
她翻到一页，停住。
“汪啸伯，四十七岁，宁波人，通和洋行买办。民国二十年起，代理日本三菱、三井的钢铁与军火生意。住爱文义路一四六号。与虹口日军特务机关往来密切。”
死者临死前喊的，就是这个名字。
沈云锦的手指在纸上敲了敲。
一个做军火生意的汉奸，和一个死在舞厅里的银行家，中间连着“十六铺”和“三〇七”。
她合上本子，看了看窗外。
雨还在下。
第二天一早，她去了十六铺。
码头上一片嘈杂，扛包的苦力光着上身，喊号子的声音一句接一句。她沿着仓库一栋一栋地走，走到第三排，停住。
仓库门口挂着木牌：三〇七。
门口坐着两个男人，一个在抽烟，一个在剥橘子。看见她，两个人都抬起头。
“找谁？”
“我是《申报》的记者。”沈云锦笑得很客气，“听说这儿招记账的，我来问问。”
抽烟的男人站起来，走近了两步。
“记者？”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了碾，“记者来仓库问招工？”
沈云锦后退一步。
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别克轿车停在巷口。
车门打开，顾砚舟下车，走到她身边，很自然地扶了一下她的胳膊。
“怎么跑这儿来了？”他的语气，像在对一个不懂事的太太说话，“说了让你在车上等。”
两个男人对视了一眼。
顾砚舟从怀里掏出证件，在他们面前晃了一下：“警备司令部，查走私。这仓库谁管的？”
抽烟的男人脸色变了：“长官，这仓库是通和洋行的……”
“我知道是通和洋行的。”顾砚舟打断他，“让你们管事的出来。”
第4章 雨里的车
仓库里没有管事的人。
只有货：一箱一箱的“五金件”，木箱上印着日本商社的标记。沈云锦用指甲抠开一箱的封条，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步枪机件。
顾砚舟把箱盖合上，看了她一眼。
“看见了？”
“看见了。”
“那就忘掉。”
“忘不掉。”沈云锦说，“顾参谋，我昨天在百乐门，今天在十六铺。明天我还会在别的地方。你要么现在把我抓起来，要么就习惯我。”
顾砚舟盯着她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对身后的兵说：“这里封了，报上去。人先放了。”
“放了？”副官愣了，“参谋，这女的有问题……”
“她有问题，我盯着。”他说，“总比让她一个人乱跑，被人打死在弄堂里好。”
出仓库的时候，雨下大了。
顾砚舟的车停在巷口，黑色的别克，车身上全是雨珠。他拉开车门。
“上车。”
“我自己走。”
“沈云锦。”他的声音沉下来，“汪啸伯的人，已经知道昨晚有人拿走了那张纸。你以为他们在找谁？”
沈云锦的手停在伞柄上。
“你救不了我。”她说，“你连自己都救不了。”
“什么意思？”
“顾参谋。”她转过身，看着他，“通和洋行的军火，是从虹口运进租界的。你警备司令部的人，查了三个月，一箱都没查着。昨天晚上死了一个银行家，今天我能走进三〇七仓库。你不觉得，太顺了吗？”
雨声很大。
顾砚舟的表情，第一次变了。
“你是说……”
“我是说，有人想让我们看见。”沈云锦说，“有人想让你查到通和洋行。顾参谋，你被人当枪使了。”
她转身走进雨里，走了两步，又停下。
“还有。”她回过头，“你袖口上有血。”
顾砚舟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袖口，那里有一小片深色的痕迹。
“我今天早上没去过任何现场。”沈云锦说，“顾参谋，你昨天晚上，去了哪儿？”
第5章 袖口的血
顾砚舟低头看着自己的袖口，瞳孔缩了一下。
“沈小姐。”他抬起头，“你眼睛很毒。”
“记者要眼睛。”沈云锦说，“你还没回答我。”
雨顺着伞骨往下滴，落在他的帽檐上。
“昨夜十一点，我在虹口。”他说，“福民医院后门，有一个我们的人被日本便衣打了黑枪。我去收尸。”
“你们的人？”
“警备司令部的情报员。”
沈云锦看着他。
“顾参谋。”她说，“你一个参谋，半夜亲自去虹口收尸？”
“他是我带出来的兵。”
“那尸体的名字，能不能告诉我？”
顾砚舟沉默了一下：“不能。”
“为什么不能？”
“因为他的名字，写在你的报纸上，就变成了‘汉奸遇刺’。”
沈云锦愣了一下。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她心里。
她想起自己这半年写过的稿子：《申报》本埠版，一天一篇，写舞厅，写明星，写哪个大亨纳了妾，写哪个少爷赌输了钱。她写过一篇“日商被刺，疑为仇杀”，主编夸她有嗅觉。
她从来没想过，那些死在街头的人，可能是别人带出来的兵。
“顾参谋。”她把伞往他那边偏了一点，“你信我吗？”
“不信。”
“那我也问你一句。”她说，“三〇七仓库的货，是通和洋行的，还是你们的？”
顾砚舟看着她。
“一半一半。”他说，“我们扣了一批，汪啸伯的人又补了一批。账面上看，全是他的。”
“所以你们查不动他。”
“对。”
“我查得动。”沈云锦说，“因为我是记者，我进得了他的酒会。”
顾砚舟看着她，很久，忽然笑了一下。
那笑很短，像雨里的一点火星。
“沈云锦。”他说，“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知道。”她说，“我在跟一个不肯说实话的人，做一笔交易。”
第二天，《申报》本埠版头条刊登了一篇稿子，标题是《百乐门血案：一位银行家的最后五分钟》。稿子写得克制，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只写了一个细节——“死者临终前，曾向侍者索要一杯温水，侍者未及送上，人已气绝。”
汪啸伯看到这篇稿子的时候，正在爱文义路的公馆里吃早饭。
他把报纸放下，对管家说了一句话。
“去查，谁写的。”
第6章 主编的茶杯
《申报》馆，三楼。
主编姓陈，五十多岁，戴一副圆框眼镜，喝茶的时候总把杯子转三圈。
“云锦啊。”他把报纸推到桌边，“这篇稿子，写得很好。”
“谢谢主编。”
“好得有点过了。”他端起茶杯，转了三圈，“你写那个死者要水喝，是为什么？”
“细节。”
“细节。”陈主编重复了一遍，“你知道汪啸伯是什么人吗？”
“通和洋行买办。”
“他是杜先生的门客，是日本人跟前说得上话的人，是工部局董事家的座上宾。”陈主编把杯子放下，“他一句话，我们这份报纸明天就得停刊。他一句话，你明天就得从这条霞飞路消失。”
沈云锦没有说话。
“稿子撤了。”陈主编说，“明天版面上换成‘舞厅失火’。”
“主编。”
“怎么？”
“我不撤。”沈云锦说，“稿子已经排上版了，铅字都铸好了。”
陈主编看着她，半天，叹了口气。
“你这脾气，跟你父亲一模一样。”
沈云锦的手指紧了一下。
她父亲沈仲文，原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那年，印书馆被日军炸了，他带着一批书稿从火里抢出来，呛了烟，咳了半年，第二年就死了。
临死前他跟女儿说了一句话：“字是要写真的，人不做假的。”
“主编。”沈云锦站起来，“我父亲那辈人，把书从火里抢出来。我这辈人，连一篇稿子都不敢发，那就白活了。”
陈主编没再说话。
第二天，稿子发了。
第三天，报馆来了两个日本人，要见主编。
第四天，沈云锦被停职，工钱停发。
第五天，她收到一封信，信封里只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三个字：
“小心车。”
落款处，盖着一枚小小的梅花印。
第7章 霞飞路的车祸
十二月十九日，傍晚。
沈云锦从报馆出来，沿着霞飞路往西走。天冷，街上的人裹着棉袍，黄包车夫呼着白气，一路小跑。
走到贝勒路口，她听见身后有汽车的声音。
不是平常那种慢慢开的声音，是加了油门的、贴着地面压过来的声音。
她没有回头，往旁边的弄堂口一让。
一辆黑色的车擦着她的衣角过去，撞翻了路边一个卖糖炒栗子的摊子，栗子滚了一地，热水泼在墙上，腾起一片白雾。
车没停，直接开走了。
沈云锦站在弄堂口，手扶着墙，心跳得像要撞破肋骨。
弄堂里跑出来一个人，一把把她拉进去。
“跟我走。”
是顾砚舟。
他拉着她穿过两条弄堂，进了一间小楼的后门。楼梯很窄，木头被踩得发亮，上到二楼，是一间屋子，一张床，一张桌，一扇窗，窗上糊着纸。
“躲三天。”他说，“三天以后，我送你出上海。”
“我不走。”
“你不走，就死。”
“我走了，那篇稿子就白写了。”沈云锦抬起头，“顾参谋，那辆车是冲我来的，说明我写对了。”
顾砚舟看着她，忽然伸手，把她的手腕抓过来，翻过来看。
手腕上有一圈红痕，是在百乐门那天被死者掐的。
“沈云锦。”他说，“你才二十一岁。”
“二十一岁怎么了？”
“二十一岁的人，不该知道自己会怎么死。”他松开手，“我见过太多人，早上还在写标语，晚上就躺在垃圾桥下面。”
沈云锦看着他。
“顾参谋。”她说，“你袖口的血，洗掉了吗？”
顾砚舟没答。
“你做的事，比我危险。”她说，“你没资格劝我。”
屋里静了很久。
窗外的天黑了，弄堂里有人喊孩子回家吃饭，声音长长的，穿过瓦片，穿过糊纸的窗。
顾砚舟忽然开口。
“我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
沈云锦抬起头。
“我是……”他停了停，“我是另一边的人。”
第8章 另一边
“另一边”三个字，在民国二十四年的上海，是一句要命的话。
沈云锦坐在那张硬板床上，看着他。
“哪一边？”
“你知道哪一边。”顾砚舟说，“江西那一带，现在叫苏区。前年走了，去年又走了一万多里。我在上海，管一条线。”
“你管什么？”
“管人。”他说，“把人从虹口送到租界，从租界送上船，从船上送到该去的地方。也管东西——药、纸、钱、名单。”
沈云锦的手心里全是汗。
“那你为什么穿军装？”
“因为军装能进门。”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肩章，“这身皮，能让我进警备司令部，能让我查汪啸伯，能让我在虹口收尸的时候，日本人不盘问我。”
“你不怕我告发你？”
“你要告发，早就告了。”他看着她，“你在百乐门拿走的那张纸片，到现在没登报。”
沈云锦沉默了。
那张纸片，她收在字典底下，每天晚上都拿出来看一眼。她本来想登，可她总觉得，那三个字后面藏着什么，不能随便写。
“顾砚舟。”她抬起头，“那张纸片，还给你。”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知道了，那上面的字，比我写的稿子重要。”
顾砚舟看着她，很久。
“沈云锦。”他说，“你留下来吧。”
“我留下来干什么？”
“写字。”他说，“上海有一千份报纸，八百份在说假话。剩下两百份，一半在说废话。还有一份，可以写真话。”
“哪一份？”
“你想办的那一份。”
窗外的风把糊纸吹得“哗哗”响。
沈云锦笑了。
“顾参谋。”她说，“你这是招人，还是求人？”
“求人。”
“求人得有诚意。”
顾砚舟想了想，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
一枚银元，磨得很亮，背面刻着一朵小小的梅花。
“这个给你。”他说，“上海滩认识这枚钱的人不多，认识的，都是自己人。”
第9章 孤岛周刊
一九三六年一月，《孤岛》周刊创刊。
编辑部在爱多亚路一栋三层小楼的二楼，两间屋，一张长桌，四把椅子，一台旧印刷机是从虹口一个倒闭的小报馆盘来的，脚踏式，一踩一响。
第一期印了三千份，八个版：第一版是本埠新闻，第二版是时评，第三版是“虹口观察”，第四版是文艺副刊。
发刊词只有一句话：
“上海是一个岛，岛上还有人在说话。”
第一期卖光了。
第二期加印到五千份，卖光了。
第三期，有人在报摊上砸了摊子，把《孤岛》撕成碎片，扔在街上踩。
第四期，印刷机被人砸了。
第五期，送报的伙计被人打断了两根肋骨。
沈云锦站在印刷机旁边，看着断掉的摇柄，一句话没说。
顾砚舟蹲在地上，把散落的铅字一个一个捡起来，放进木盘。
“修得好。”他说，“我认识一个师傅，在杨树浦，专修这种老机器。”
“修一次多少钱？”
“十五块。”
“我们没有十五块。”沈云锦翻开账本，“这个月还剩八块二。”
顾砚舟把最后一个铅字放进盘子，站起来。
“我去找钱。”
“你哪来的钱？”
“我有人。”
沈云锦看着他，忽然笑了。
“顾砚舟，你现在像个拉赞助的。”
“我本来就是。”他拍了拍手上的灰，“打仗不光是枪，还得有纸。”
三天后，印刷机修好了。
送报的伙计换了一个，是顾砚舟手底下的兵，十九岁，姓周，脸圆圆的，一笑两个酒窝。
“沈先生。”周小满喊她，“以后我送报，保证一份不丢。”
沈云锦看着他，心里有点发紧。
十九岁的孩子，一笑两个酒窝，从那天起，天天在日本人开的烟纸店门口过。
“小满。”她说，“遇到事，别硬顶。”
“我知道。”他笑，“顾参谋说了，命比报纸重要。”
第10章 百乐门的苏曼青
苏曼青是百乐门的头牌。
二十三岁，苏州人，嗓子甜，身段好，穿一件墨绿色的丝绒旗袍，站在台上唱《天涯歌女》，能把半个上海的男人唱得心里发软。
她是汪啸伯的人。
爱文义路那栋公馆，她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汪啸伯给她买首饰、买车、买貂皮大衣，也让她陪着日本人喝酒。
沈云锦第一次见她，是在一场慈善义卖会上。
她拿着一张请柬，站在人群里，看苏曼青在台上唱完一首歌，下来，被一群男人围着。
苏曼青从人群里出来，走到她面前。
“你就是沈云锦？”
“是。”
“你那篇写百乐门的稿子，我看过。”苏曼青从手袋里拿出一支烟，点上，“你写死者要水喝，是真的？”
“是真的。”
“为什么写这个？”
“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都没要到。”沈云锦说，“连一口水。”
苏曼青抽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
“沈小姐。”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在百乐门唱歌吗？”
“为什么？”
“因为我十四岁那年，我娘在苏州病死了，我爹把我卖到上海，卖了三十块。”她笑了一下，“三十块，够我爹抽半年大烟。”
沈云锦没有说话。
“我在百乐门唱了六年。”苏曼青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唱一场，八块。汪先生包我，一个月三百。我穿得好，吃得好，人人都叫我苏小姐。”
“可你不是苏小姐。”沈云锦说，“你是那个被卖了三十块的姑娘。”
苏曼青的手，抖了一下。
她抬起头，眼睛亮得吓人。
“沈云锦。”她说，“你这话，别人说，我当她骂我。你说，我信。”
“为什么信我？”
“因为你写那个死人要水喝。”苏曼青站起来，“上海这地方，只有你还在意一个死人要没要到水。”
她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话。
“汪啸伯每个星期四晚上，都在公馆里见日本人。你要写，就往这个日子上写。”
第11章 八月十三日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下午四点。
闸北的天空是灰的，炮声从虹口方向滚过来，一声接一声，像有人在云层里砸石头。
沈云锦站在四川路桥的桥头，手里攥着一支笔，一个本子。
她从来没听过这样的声音。
不是打雷，不是放鞭炮，是一种更硬、更重、更近的东西。每一声响，脚底下的地都跟着抖一下。
街上的人在跑。往南跑，往租界跑。女人抱着孩子，男人拖着箱子，老太太走不动，坐在路边哭。
“沈先生！”周小满挤过来，“顾参谋让你回去！”
“我不回。”
“炮弹不长眼睛！”
“我知道。”沈云锦把本子翻开，“小满，你帮我记一件事。”
“什么？”
“你数一数，从现在到天黑，你看见多少具尸体。”
周小满的脸白了。
“沈先生……”
“数。”她说，“数完了，写下来。以后有人问上海那天是什么样子，我们把本子给他们看。”
那天夜里，她跟着救护队进了闸北。
救护队在商务印书馆的废墟边上设了一个临时救护点，几张门板搭的台子，上面躺着人。血从门板上往下淌，在地上汇成一条一条的小河。
她不会包扎。
她只会写字。
她蹲在一个伤兵旁边，那个兵十七八岁，腿上中了一块弹片，疼得浑身发抖，抓着她的手不放。
“先生，先生。”他叫她，“你给我娘写封信。”
“写什么？”
“就说我……就说我在上海好得很，吃得饱，穿得暖，让她别惦记。”
沈云锦握着笔，手抖得写不成字。
“好。”她说，“我给你写。”
第12章 四行仓库的旗
十月，闸北失守。
谢晋元带着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苏州河对岸的租界上，挤满了看的人。
沈云锦站在河南路的桥边，隔着一条河，看那座仓库。
仓库的墙是黑的，被炮弹打出一片一片的坑。楼顶上的旗，被打得只剩半幅，还在风里飘。
她身边全是人：有穿旗袍的太太，有拉黄包车的，有卖馄饨的，有学生。所有人的脖子都朝一个方向伸着。
“我们的人还在里面。”有人说。
“八百个人呢。”
“听说日本兵攻了三天，没攻进去。”
太阳落下去的时候，河对岸的枪声停了。
楼上那面旗，还在。
沈云锦低下头，在本子上写：
“十月二十六日，夜。四行仓库的旗还在飘。河这边有十万人，没有一个人走。”
写完，她把笔合上，忽然听见有人喊她。
“沈云锦！”
她回过头。
顾砚舟站在人群外面，一身血，左胳膊用布条吊着，脸上有一道新的伤口，从耳边划到下巴。
她跑过去。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
“我在里面。”他说，“三天前进去的，昨天出来的。”
“你疯了？”
“我带进去两台发报机。”他笑了一下，笑得脸上那道伤口裂开，渗出血，“八百个人的消息，得传出去。”
沈云锦看着他，忽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抬起手，把他脸上的血擦了一下。
“顾砚舟。”她说，“你要是死在里面，我给你写一篇最长的稿子。”
“多长？”
“一整版。”
“那我还得死得值一点。”他说，“一整版，得是多大的事。”
那天夜里，他们坐在苏州河边的一条石阶上。
河水很黑，对岸的火光把水面照得通红。
顾砚舟说：“云锦，等仗打完了，你想干什么？”
“办一张大报。”她说，“一天印十万份，头版写真话。”
“然后呢？”
“然后找一个有院子的房子，种一棵树。”
“什么树？”
“梧桐。”她说，“上海的梧桐好看。”
顾砚舟沉默了一会儿。
“我给你种。”
沈云锦转过头看他。
“你说的。”
“我说的。”
第13章 十一月十一日
上海沦陷的那天，没有下雨。
十一月十一日，南市的守军撤了，日军从沪西开进租界外围，沿街的梧桐树底下，站满了穿黄呢子军装的兵。
沈云锦站在《孤岛》编辑部的窗前，看着楼下那条街。
街上没有人，只有一个卖报的孩子，抱着最后一叠报纸，站在马路牙子上。他看了看街上，又看了看手里的报纸，忽然把报纸往腋下一夹，转身跑进弄堂。
“撤吧。”顾砚舟说，“我给你弄了张船票，明天早上七点，去香港。”
“我不走。”
“沈云锦。”
“我走了，这栋楼里就没人了。”她转过身，“印刷机还在，铅字还在，账本还在。上海两百万中国人，总得有人给他们印点什么。”
顾砚舟看着她。
“你留下来，就是留在一座孤岛上。”
“我知道。”她说，“可岛上也有人活着。”
那天晚上，她把编辑部的门牌摘下来，用旧报纸包好，塞进柜子底下。
第二天，《孤岛》改名，叫《大美晚报》的“本埠增刊”——一份美国人办的报纸的副刊。洋人的招牌，日本人一时进不来。
编辑还是那几个人：她，周小满，还有一个姓方的老校对。
第一期增刊，头版是《本市难民收容所十日见闻》，第二版是《虹口物价涨了三倍》，第三版……
第三版什么都没写，只写了一行字：
“我们还在。”
第14章 星期四的晚上
一九三八年的冬天，汪啸伯在爱文义路的公馆里，每周四见日本人。
沈云锦知道这件事，是苏曼青告诉她的。
“这个星期四，藤田会去。”苏曼青在一间小咖啡馆里说，声音压得很低，“他们会谈一批棉纱的生意，账面上是棉纱，其实是药。”
“什么药？”
“奎宁，还有磺胺。”苏曼青说，“日本人扣了三个月了，这批药是从印度支那运来的，本来是要送到新四军的。”
沈云锦的手心出汗。
“你怎么知道？”
“我给藤田倒过酒。”苏曼青笑了一下，“他喝多了，话多。”
“曼青。”
“别谢我。”苏曼青把烟点上，“我不是为了你。”
“为了谁？”
苏曼青看着窗外。
窗外是霞飞路的梧桐，叶子掉了一地，被风卷着走。
“我弟弟。”她说，“我十四岁被卖的时候，我弟弟六岁。前年有人告诉我，他在苏北，跟着队伍走。”
沈云锦没有说话。
“沈云锦。”苏曼青转过头，“我这种人，这辈子没什么可干净的了。我陪日本人喝酒，我给汉奸当摆设，我唱《夜上海》给他们听。可我弟弟在那边打仗。”
她把烟摁灭。
“我想让他知道，他姐姐没白活。”
第15章 名单
一九三九年春，一份名单送到了《孤岛》编辑部。
名单上有二十三个人：作家、教授、演员、医生、两个印刷厂的技师、一个无线电修理匠。都是要撤往内地的，都是日本人要抓的。
“为什么送到我这儿？”
“因为只有你这儿还有一台能印东西的机器。”顾砚舟说，“也因为，只有你还敢把它藏起来。”
沈云锦把那张纸折成八折，塞进一本《辞源》的书脊里。
“他们什么时候走？”
“三月十七号，晚上，从十六铺上船。”
“怎么走？”
“分成三批。第一批，我送；第二批，老方送；第三批——”
“第三批我送。”
顾砚舟看着她：“第三批是最危险的，要在码头等两个小时。”
“我知道。”
“沈云锦。”
“顾砚舟。”她抬起头，“你当初跟我说，上海还有一份报纸可以写真话。我现在在写。你让我送一趟人，我为什么不能送？”
那天晚上，顾砚舟没有再说话。他只是伸手，把她额前的一缕头发拨到耳后。
“送完了，我请你吃一碗面。”
“哪家的？”
“弄堂口那家，辣酱面，三毛五。”
“太便宜了。”
“我只有三毛五。”
沈云锦笑了。
“行。”她说，“三毛五，我记账上。”
第16章 虹口监狱
三月十七日，夜。
十六铺码头，雨。
第一批七个人，上了船，走了。
第二批八个人，上了船，走了。
第三批，八个人，等在仓库的阴影里。
沈云锦提着一个小皮箱，箱子里是名单的副本，还有八张船票。
十点二十分，码头上的灯忽然全亮了。
探照灯的光柱扫过江面，扫过仓库，扫过人的脸。
“走！”沈云锦喊了一声。
八个人往江边跑。
枪声响了。
她看见周小满冲上去，把两个跑得慢的人往前推，然后他自己倒下去，倒在一堆缆绳上，脸朝下，一动不动。
“小满！”
“快走！”顾砚舟从阴影里冲出来，一把把她按在地上，“别回头！”
那一夜，八个人上了船六个。周小满死了。顾砚舟左肩中了一枪，被人抬走。
沈云锦没有走。
她留在码头，等到天亮，把周小满的尸体，从缆绳堆里抱出来。
十九岁，脸圆圆的，一笑两个酒窝。
她抱着他，坐在雨里，坐了很久。
一个月后，顾砚舟被捕。
消息是苏曼青带来的。
“虹口监狱。”她说，“藤田亲自审的。他们在他家里搜到了一份名单的抄本，还有一台发报机。”
沈云锦的手抖了一下。
“他现在怎么样？”
“不知道。”苏曼青说，“进去的人，很少有出来的。”
第17章 一张照片
顾砚舟被捕的第十天，沈云锦去了爱文义路。
她穿了一件深灰色的旗袍，头发盘起来，脸上扑了一点粉，遮住眼下的青。
汪公馆的门口有两个印度巡捕，她递上名片，说：“《大美晚报》记者，想采访汪先生关于棉纱行情的事。”
等了二十分钟，她被请进客厅。
汪啸伯五十岁上下，胖，穿一件缎面的长衫，手里托着一只紫砂壶。
“沈小姐。”他笑得很和气，“久仰。你那篇百乐门的稿子，我读过。”
“汪先生记性真好。”
“做生意的，记性不好不行。”他抬了抬手，“坐。喝茶。”
沈云锦坐下，把采访本摊开。
“汪先生，最近棉纱涨了三成，市面上说是日本货进不来，您怎么看？”
汪啸伯笑了笑：“行情的事，说不好。”
“那我说点别的。”沈云锦合上本子，“汪先生，三月十七号，十六铺码头，有一批人上了船。”
汪啸伯的紫砂壶，停在了半空。
“那天晚上，码头的探照灯，是谁开的？”沈云锦抬起头，“是日本人开的，还是您的人开的？”
客厅里静了。
“沈小姐。”汪啸伯把壶放下，“你今年多大？”
“二十二。”
“二十二岁，太年轻了。”他叹了口气，“年轻人不知道，上海这个地方，说话是要付钱的。”
“我知道。”沈云锦从手袋里拿出一张照片，放在茶几上，“所以我带了钱来。”
汪啸伯低头看了一眼。
照片上是一间账房，桌上摊着一本账簿，账簿翻开的那一页，写着“昭和十二年，军火，十六铺三〇七，二百四十箱”。
汪啸伯的脸，慢慢地白了。
“这张照片的底片，在我手里。”沈云锦说，“我要是出事，明天它就会出现在《大美晚报》头版，还有一份，会送到重庆。”
“你……”
“汪先生。”她打断他，“我要一个人。顾砚舟，虹口监狱。”
汪啸伯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沈小姐。”他抬起头，“你知道你在跟谁做交易吗？”
“知道。”她说，“跟一个把自己当生意人的人。”
“那你也该知道，生意人最恨被人掐着脖子。”
“可生意人也最怕赔本。”沈云锦站起来，“顾砚舟活着，这张照片就是废纸。他死了，这张照片就是您的判决书。”
汪啸伯没有说话了。
她把照片收起来，转身走到门口。
“三天。”她说，“我等三天。”
第18章 曼青的最后一支歌
第三天晚上，苏曼青来找她。
“藤田知道了。”她说，脸色很白，“汪啸伯把你的事，告诉了藤田。”
沈云锦的手停在半空。
“他不敢动你，因为底片。”苏曼青说，“可藤田敢。明天早上，宪兵队会来搜编辑部。”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今晚在公馆陪酒。”苏曼青笑了一下，“藤田喝多了，什么都说。”
沈云锦看着她。
“曼青，你跟我走。”
“我不走。”
“为什么？”
“因为我走了，他们就知道是我报的信。”苏曼青从手袋里拿出一个小纸包，“云锦，这个给你。”
“什么？”
“氰化钾。”苏曼青说，“一小包，够一个人用。你藏在舌头底下，万一被抓，咬破，三十秒，不疼。”
沈云锦的手抖了。
“曼青……”
“听我说完。”苏曼青抓住她的手，“我弟弟在苏北，叫苏小满，今年十九。你要是有机会，替我看他一眼。”
“你自己去看。”
“我看不到了。”苏曼青把纸包塞进她手心，“云锦，我这辈子穿过最好的旗袍，喝过最好的酒，给最脏的人唱过歌。我唯一做对的一件事，就是帮了你们。”
她站起来，理了理旗袍的领子。
“我走了。”
“曼青。”
苏曼青在门口回过头，笑了一下。
“沈云锦。”她说，“你给我写一篇稿子。”
“写什么？”
“就写——百乐门有个唱《天涯歌女》的，她不是汉奸。”
第二天早上，宪兵队搜了《孤岛》编辑部。
什么都没搜到。印刷机被砸了，铅字被倒了，老方被打断了一条腿。
而苏曼青，死在了爱文义路那间屋子里。
她穿了一件墨绿色的丝绒旗袍，躺在床上，手里握着一支口红。桌上留了一张纸，写着四个字：
“我累了。”
报纸上登的消息是：“百乐门歌女苏曼青，因病身亡。”
沈云锦坐在编辑部的废墟里，写了一篇稿子。
稿子没登出来。
她把它烧了。
火盆里的纸卷起来，黑边一点一点地往里收。
她看着那点火，忽然想起苏曼青抽烟的样子，想起她说“三十块，够我爹抽半年大烟”的样子。
“我记住了。”她说。
第19章 出狱
四月，顾砚舟出来了。
他是被人抬出来的。虹口监狱的后门，一辆板车，车上铺着一张草席。
沈云锦赶到的时候，他躺在草席上，眼睛闭着，脸瘦得只剩一层皮，肋骨一根一根地凸出来。
“还有气。”抬车的人说，“肺坏了一半，不知道能不能撑到明天。”
她把他弄回霞飞路那间小屋，请了一个德籍医生，姓施耐德，是《大美晚报》的熟人。
“肺里有积液，还有感染。”施耐德医生说，“我这里只有磺胺，很贵。”
“多少钱？”
“一支八块。要十支。”
“我给。”
沈云锦把最后一笔钱，全拿了出来。
那是她攒着准备买印刷机的钱，一百二十块。
顾砚舟昏了七天。
第七天夜里，他醒了。
“云锦。”
她趴在床边睡着了，听见声音，猛地抬起头。
“你醒了。”
“我渴。”
她给他喂水，一勺一勺地喂。
“我梦见小满了。”他说，“他跟我说，他娘在家里等他吃饭。”
沈云锦的手顿住。
“顾砚舟。”她说，“小满死了。”
“我知道。”他闭上眼，“我在里面，听见他们说的。”
屋里静了很久。
“云锦。”他睁开眼，“你为什么要救我？”
“因为你救过我。”
“不止。”
“因为……”她把碗放下，“因为你说要给我种一棵梧桐。”
顾砚舟笑了。
笑着笑着，他咳起来，咳出一口血。
沈云锦扶着他，等他咳完，用毛巾擦掉他嘴角的血。
“顾砚舟。”她说，“你听好了。你这条命，是我用一百二十块、一张照片、一个歌女的命，换回来的。你要是死了，我这些账，跟谁算？”
顾砚舟看着她，很久。
“我不死。”他说。
第20章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清晨。
沈云锦是被炮声惊醒的。
她跑到街上，看见日本兵的军车从外滩开过来，车上架着机枪，旗子在风里抖。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进了租界。
“孤岛”没了。
那天下午，顾砚舟来找她。
“走。”他说，“今天晚上，最后一班船。”
“去哪儿？”
“香港，然后转内地。”
“你呢？”
“我留下。”
沈云锦看着他。
“顾砚舟。”
“组织上要留人，上海不能断线。”他说，“云锦，你先走，等仗打完了，我去找你。”
“你每次都这么说。”
“这次是真的。”
沈云锦站在窗前，看着街上的日本兵。
“我留下。”
“不行。”
“顾砚舟。”她转过身，“八年了，我从二十一岁写到二十九岁。我送过二十三个人出上海，我埋过小满，我送过曼青。你现在让我走，我走得掉吗？”
顾砚舟走过去，把她抱住。
他的力气很大，抱得她几乎喘不过气。
“云锦。”他的声音很低，“求你。”
“我不走。”
那天夜里，他们坐在屋里，谁都没有说话。
天亮之前，顾砚舟走了。
他留下一枚银元，磨得很亮，背面刻着一朵梅花。
还有一张字条：“云锦，梧桐我种不上了。你自己种。”
第21章 上海的最后两年
顾砚舟走后，沈云锦在上海又待了两年零九个月。
她把编辑部搬到了法租界一条更深的弄堂里，门牌摘了，门口摆一张麻将桌，白天有人打牌，晚上才印东西。
印的是一份四页的小报，没有名字，只有编号：《消息》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
印数不多，三百份，靠人一张一张送出去。送到纱厂、送到码头、送到学校的传达室、送到医院的病房。上面写的都是日本人不想让人知道的事：哪里的仗打输了，哪里的粮被扣了，哪个汉奸的名字上了名单。
一九四三年秋天，她差点被抓。
那天她去取一批纸，回来的路上，在电车上看见两个便衣。她下了车，走进一家绸缎庄，从后门出去，穿过三条弄堂，钻进一家老虎灶。
老虎灶的老板娘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姓王，认得她。
“沈先生，后面有动静。”
“我知道。”
“从后窗走，我给你挡一下。”
沈云锦从后窗翻出去，落在一条窄巷里，膝盖磕在石头上，破了。
她趴在巷子里，听见前面有人在吼，有人在踢门。
她一动不动。
那天夜里，她坐在亭子间的床上，抱着膝盖，第一次哭了。
她想顾砚舟。想他说的那句“求你”。
她想周小满。想他笑起来两个酒窝。
她想苏曼青。想她那件墨绿色的旗袍。
她哭完了，擦干脸，把台灯打开，开始写稿。
一九四四年，日本人的搜查越来越紧。
组织上决定，把她撤出去。
走的那天是三月，上海下着细雨。她提着一个藤箱，里面是三样东西：一本《辞源》，一枚银元，一叠报纸的剪报。
她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
八年，她在这个城市里，从一个跑舞厅的小记者，变成了一个要被人抓的人。
“上海。”她在心里说，“我还会回来的。”
第22章 大后方
重庆的雾，是沈云锦这辈子见过最厚的雾。
早上起来，看不见对面的山，看不见江，只能听见船的声音。
她在《大公报》做编辑，一个月八十块，住在编辑部后面的宿舍里，一间小屋，一张床，一张桌。
第二年，她自己办了一份《大后方》周刊。
纸很差，印出来的字常常糊，可读者多。重庆的学生、公务员、伤兵、从沦陷区逃出来的教员，都爱看。
因为上面登的是真事。
一九四五年春天，有人从上海来，带了一个消息。
“顾砚舟死了。”
沈云锦正在排版，手里的铅字掉在地上，滚到桌子底下。
“怎么死的？”
“去年冬天，在虹口，被宪兵队抓了。”那人说，“听说审了三天，什么都没说，后来……”
后面的话，那人没说完。
沈云锦蹲下去，把那个铅字从桌子底下摸出来。
是一个“顾”字。
她把那个字，放在手心里，握了很久。
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坐在江边，坐到天亮。
江上有雾，船灯在雾里晃，像一颗一颗的星。
她想起一九三六年的冬天，他给她的那枚银元。
“认识这枚钱的人不多。认识的，都是自己人。”
她把银元从口袋里摸出来，在手里转了转。
“顾砚舟。”她说，“你骗我。”
第23章 一九四五年八月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
消息传到重庆是夜里，全城的人都涌上街，敲锣、放鞭炮、喊、哭、抱在一起跳。
沈云锦站在编辑部的窗口，看着楼下的灯火。
她没有哭。
她只是把手里那份还没排完的稿子，慢慢地放下了。
九月，她坐船回上海。
船走了七天。她站在甲板上，看着江水从黄变清，看着两岸的田从绿变黄。
到上海那天，是个晴天。
她提着藤箱，走在霞飞路上。
梧桐树还在。
只是比以前粗了，枝叶伸得更开，把整条街都盖住了。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在地上洒成一片一片的金。
她走到那栋三层小楼下面，抬头看了看。
二楼的窗户开着，里面有人在走动，是一个陌生的女人，正在擦窗。
编辑部没了。
她又去了那条弄堂。
弄堂口的老虎灶还在，王老板娘还在，正在炉子前面添煤。
“王婶。”
老板娘回过头，眯着眼看了她半天，忽然叫起来。
“沈先生！你回来了！”
她扑过来，抓着沈云锦的手，眼泪掉下来。
“我以为你死了啊……这么多年……”
“我回来了。”沈云锦说，“王婶，我问你一件事。”
“你说。”
“顾砚舟，你见过吗？”
老板娘愣了一下。
“顾先生啊……”她想了想，“前年冬天，他被抓了。后来……后来我听人说，他没死。”
沈云锦的心跳停了半拍。
“没死？”
“听说被押到日本去了。”老板娘说，“又听说，是在苏北。我也不敢信，都是听人说的。”
沈云锦站在弄堂口，站了很久。
第24章 梧桐树下
一九四五年十月，沈云锦开始找人。
她去警备司令部问，去市政府问，去红十字会问，去战俘管理处问。所有的地方都告诉她：查不到。
她又去了苏北。
一个人，坐了三天车，走了两天路，到了一个叫黄桥的小镇。
镇上有一个伤兵医院，几间土房，门口晒着绷带。
她走进去，问：“有没有一个叫顾砚舟的？”
“没有。”
“有没有一个从上海来的，肺不好，左肩有伤？”
“没有。”
她坐在医院门口的石阶上，看着太阳落下去。
第十天，她回了上海。
十一月，她在霞飞路租了一间房子，二楼，带一个小院子。
院子里没有树。
她去花木市场，买了一棵梧桐苗，胳膊粗，一米多高。
她自己挖坑，自己栽，自己浇水。
栽完那天，她坐在院子里，看着那棵小树。
“顾砚舟。”她说，“你说要给我种一棵梧桐。”
“你没种，我种了。”
第二年春天，树活了。
长出第一片叶子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写稿。
有人敲门。
她放下笔，走过去，拉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人。
瘦，黑，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左胳膊有点僵，脸上那道疤，从耳边一直划到下巴。
他手里提着一个网兜，网兜里是两斤橘子。
“沈云锦。”他说，“我回来了。”
沈云锦站在门口，没有动。
“你不是死了吗？”
“没死成。”他说，“日本人把我押到北海道，挖了两年煤。去年冬天，美国人来了。”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我问了王婶。”他说，“她说你种了一棵树。”
沈云锦低下头，看了看院子里那棵梧桐。
“树还小。”她说，“才两米。”
“我等你把它养大。”
沈云锦抬起头。
眼泪掉下来的时候，她还在笑。
“顾砚舟。”她说，“你要是再敢走，我就把你的名字写在头版上，写你欠我三毛五的辣酱面。”
顾砚舟把橘子递过来。
“今天我请。”他说，“我发财了。”
“多少？”
“五块。”他说，“够吃十四碗。”
那天下午，他们坐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吃了两斤橘子，一碗辣酱面。
阳光很好。
沈云锦忽然说：“顾砚舟。”
“嗯。”
“我给你写一篇稿子吧。”
“写什么？”
“写一个记者，和一个参谋，在上海的八年。”
顾砚舟想了想。
“能上头版吗？”
“能。”她说，“一整版。”
第25章 番外：一九四五年的冬天
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冬天，上海下了很大的雪。
沈云锦在霞飞路的院子里，办了一份新报纸。
报名叫《真话》，四个版，一周三期。编辑部还是那几个人：她，老方，还有两个从重庆带回来的年轻人。
报馆开张那天，来了很多人。有从重庆回来的记者，有以前《申报》的老同事，有苏曼青的弟弟苏小满——他从苏北来，十九岁，长得跟他姐姐一样，眼睛很亮。
“沈先生。”他站在门口，手里捏着一顶旧军帽，“我姐姐的坟在哪儿？”
沈云锦带他去了。
坟在虹桥的一片荒地上，一块青石，上面只刻了三个字：苏曼青。
苏小满在坟前跪了很久。
“我姐姐。”他说，“她给我寄过钱，一年三次，一次五块。信封上不留名字，只画一朵梅花。”
沈云锦站在旁边，没有说话。
“我一直以为，她是个歌女。”苏小满抬起头，眼睛红着，“我不知道她做这些。”
“她不让说。”沈云锦说，“她说，她这种人，这辈子没什么可干净的了。”
“她干净。”苏小满说，“她比谁都干净。”
那年冬天，《真话》第一期印了五千份。
头版是一篇稿子，题目叫《百乐门有个唱〈天涯歌女〉的》。
稿子里写：她叫苏曼青，苏州人，十四岁被卖到上海，卖了三十块。她给汉奸唱过歌，陪日本人喝过酒。民国二十九年春天，她死在自己屋里，穿一件墨绿色的丝绒旗袍，手里握着一支口红。
稿子的最后一段写着：
“她不是一个汉奸。她是一个姐姐。”
报纸卖光了。
第二天，有人在报馆门口，放了一束白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