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章 磅房的窗玻璃碎了一地（一）
赵金咬抡起校秤的铁砣，把磅房的两块窗玻璃砸了。
铁砣是二斤的，砸在玻璃上声音脆，碎成一片一片，落在窗台底下的麻袋上。麻袋没扎口，麦子从缝里往外淌，淌到砖地上，淌出一条黄线。
晒场上的人都停了。一百多号人，草帽挤成一片，谁也没说话。
“赵金咬，你疯了！”
赵金咬站在窗口，手里还举着铁砣。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卷到胳膊肘，手背上的青筋一条一条鼓着。
窗框上还留着几块玻璃，裂成蛛网，没落下来，风一过，响一下。
磅房的地上落了一层玻璃碴。秤盘在窗台上，盘里也有，碴子细，一吹就往秤星上走。老李拿了一把秃扫帚过来，弯着腰扫玻璃，扫到秤盘边上，把扫帚停在半空，不敢往下扫。
“秤全杆偏轻一斤二两。”
他说得不快，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放。
“哪段？”
“全杆。”他把铁砣搁在窗台上，铁砣在玻璃碴子上滚了半圈，“五十斤是这个数，二百斤也是这个数，秤杆上哪一段都一样。车装得越重，过的秤越多，一车短得越多。”
我站在磅房门口，手里捏着三联单，指头把纸边捏出一道折。这是我到城关粮站的头一天，早上八点到的，到砸窗正好一个半钟头。帆布包里压着县局那张表，最后一栏空着，等我填。这一栏迟早要落到我头上。
“你凭啥说偏轻？”人群里有人喊。
“我凭这个。”
赵金咬把窗台上的铁砣又拿起来，举高，让四下里看。
“计量所校过的二斤砣。我昨天夜里，拿它一段一段校的。”
马站长从办公室出来。他走得急，裤脚上沾着泥。
“老赵，你先下来。”
“马站长，秤是坏的。”
“你先下来，有话屋里说。”马德贵伸手去抓他胳膊，“一百多号人等在那儿，你这么一闹，今天开不了秤。”
赵金咬看着他。
“开秤。”他说，“我就在这儿看着。你开。”
马德贵的手停在半空，停了有三秒。
“孙志强！”他扭头喊，“把人扶下来。”
孙志强从磅房里出来，后面跟着两个装卸工。三个人上台阶，赵金咬没挣。他把铁砣往窗台上一放，自己下了台阶。
铁砣没放稳，掉下来，滚下台阶，滚到磅房门口的排水沟里。
“锉过的秤，也敢开。”赵金咬走过我身边时说了这么一句。他声音不高，正落在我耳朵边上。
九点四十，人被架进办公室。窗口空着，风从破口灌进去，吹得墙上那张《收购价格表》哗啦响。
马德贵站在窗口，往晒场上扫了一圈。
“各位老乡，一点小事。秤是公家的，人是公家的，谁经手谁负责。”他把手一挥，“开秤。都上一号召排着去。”
人群散了一半，又回来一半。有人把板车往一号召那边挪，挪了两步又停下。
我在原地站着。马德贵回头看见我。
“周立？”
“马站长。”
“你是县局下来的？”
“计财股的，来核夏征的账。”
“来得早。”他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今天先熟悉熟悉。窗户我叫人糊，你下午把三联单理一理。”
十点十分，老韩从验质棚出来了。
老韩叫韩守义，验质员，五十六岁，个子矮，脖子粗，穿一件灰的确良短袖。他手里捏着一条白毛巾，走到磅房窗下，低头看地上的碎玻璃。
“砸的是窗户，不是秤。”他说了一句。
第02章 磅房的窗玻璃碎了一地（二）
旁边有人接：“韩师傅，他砸秤你咋看？”
“秤有啥好看的。”老韩把毛巾往肩上一搭，“秤是死的，人是活的。”
人群里有人笑了一声：“韩师傅这张嘴，一粒麦子搁嘴里一咬，就知道几个点。金口咧。”
“金口。”旁边的人跟着叫了一声。
老韩没应。他把毛巾从肩上拿下来，转身进了验质棚。这个绰号，当天晌午就传到了磅房；我是听磅房门口等秤的人说的，说街上也这么叫。
十点半，窗户糊上了。旧报纸加糨子，糊得歪，报上原来的字被糨子洇开，只剩几块黑。
十一点，一号召又开了秤。
司秤员是孙志强，三十五六，站里的老人。他把秤砣从五十斤挪到一百斤、一百五十斤，一袋一袋往下称，报数很慢，每报一个数就抬头看一眼磅房门口。
门口站着马德贵，抽烟。
排在前头的几户都伸着脖子看秤杆。一个老汉忽然从车上拿下一杆小秤，搁到窗台上。
“同志，这个，能量不？”
“不能。”孙志强说。
“我自己称过，二百九十八斤。”老汉说，“站上称出来多少？”
“二百九十六斤八两。”
“我的是二百九十八斤。”
“秤不一样。”
老汉把小秤拿回去，抱在怀里，站了一会儿。他的嘴唇动了两下，像是把两个数又对了一遍，然后把秤放回车上。
到中午，一号召过了十一车。那几户推着空车走的时候，没人说话，车轱辘压过晒场，一道一道的印子。
中午我在办公室吃饭。办公室三间，东头是会计室，西头是站长室，中间一张长桌，几把椅子。赵金咬坐在长桌这头，两个装卸工坐在那头。
马德贵进来，把门关上。
“老赵，咱俩共事几年了？”
“九年。”
“九年。”马德贵坐下，“九年里你管过六杆秤，没出过一回岔子。今天你这是咋了？”
“我自家的麦子在队上排第三车。”赵金咬说，“昨天下午我找过孙志强。”
“他咋说？”
“他说我多事。”
马德贵看了孙志强一眼。孙志强站在门边，没说话。
“我也找过你。”赵金咬说，“你在开会。我说一号召的秤不对，你说等开完秤再说。”
“我是说了等开完秤再说。”
“麦子不等人。”赵金咬把手放在桌上，“今天开秤，明天晒场就腾出来了。我那三车麦子，一车短七斤二，三车二十一斤六。你让我等。”
我在长桌靠门这一头坐着，把三联单摊在膝盖上，又合上。桌面上有一圈茶渍，我用指甲刮了两下，刮不动。
屋里静了一会儿。
“就为你那三车？”
“不为我那三车。”赵金咬把手收回去，“一号召从早到晚，一天过四十来车，两百六十来秤。我算过，一天就是三百一十斤。”
我把这个数记在单子背面。铅笔尖钝，写下去只有一个白印。
马德贵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
“你算这些干啥？”
“我是秤工。”
“秤工管校秤，不管算账。”
“校秤的活我干了九年。”赵金咬说，“昨天夜里我拿二斤砣校它，从五十斤校到二百斤，一段一段校。你自己去校。”
马德贵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条缝。
“老赵，这事我记下了。你先回去，明天叫县计量所来。”
“今天就叫。”
“今天叫不来人。人家有车才有工夫下来。”
赵金咬没再说话，把两只手扣在膝盖上。
第03章 磅房的窗玻璃碎了一地（三）
门开了，赵金咬出去。屋里没人说话。孙志强把搪瓷缸放在桌上，缸底磕了一下桌面。
“马站长，”他说，“一号召的秤，我昨天就觉得不对。”
“你早干啥去了。”
“我以为是我眼花了。”
马德贵走到门边，回头。
“这几天，谁也不许动那杆秤。”
下午两点，我把三联单拿出来理。
三联单是本子，一本五十张，白黄红三层，白联给交粮户，黄红两联留站。我一张一张翻，翻到三点多，把一号召上午过的那十一张挑出来另放一摞。
磅房里有两张桌子。一张是司秤员的，算盘、钢笔、印台、一本《征购入库登记簿》。一张靠窗，空着，我把三联单摊在那张桌上。
窗底下的麻袋收走了，砖地上还留着一层麦粒，被鞋底踩得嵌在砖缝里，我拿笤帚扫，扫不出来。
四点，人少了。我站起来，走到秤跟前。
一号召是杆大秤，杆长两米二，架在秤架上，不用的时候一头着地。秤杆是老红木的，握手那一段油亮，是几十年手汗磨出来的。
我把秤杆抬起来，看秤星。
秤星是铜点，一颗一颗嵌在木头里。从提绳那头往秤梢走，星点越来越稀。从五十斤到二百斤，星点一路都浅，颜色也不一样，像是被人擦过。
我用指甲刮了一下，指甲缝里没有铜锈，只有一点木屑。
“你也看出来了？”
我回头。孙志强站在门口，端着个搪瓷缸。
“看出啥？”
“你会看的。”他喝了一口水，“你爸是站上的周会计吧。”
“是。”
“难怪。”他把缸子放在桌上，“你爸教过你校秤？”
“没教过。”
“那你看啥。”
“我看星星。”
他没接话，端起缸子出门去了。
五点半，收秤。
我把三联单收进帆布包，把筐里六个砣一个个拿出来看。二斤标准砣压在最底下，上头是五斤、十斤、二十斤、三十斤、五十斤，每个砣上刻着号，只有底下打钢印的那一个才算标准。
五十斤那个，翻过来，底上有一圈磨痕，是长期搁在硬平面上磨的，磨得发白。
我把砣放回去，秤杆靠回墙上。
出磅房，回头看了一眼糊窗的报纸。糨子没干透，一张报的下角翘着，被风顶着，一掀一掀。
马德贵在院里锁办公室的门。
“周立，明天早上七点半到。”他把钥匙从锁孔里抽出来，“把一号召的秤，一段一段校一遍。你是县里下来的，你给我出个数，写在纸上，签上你的名。”
七点半我到站，磅房的门锁着。
钥匙在马德贵手里。他站在台阶上，脚边放着一个杉木盒子。
“今天不校秤。”他说。
“县里让我校。”
“县里让你校，我让你等。”他弯腰把盒子提起来，“站上六个砣，就一个标准砣。我把标准砣找出来给你，你再动手。”
“为啥要等？”
“秤是站上的家当。”他说，“你一个人关在里头校，校出短一斤，我认；校出长一斤，谁认？”
我没说话。
我是六月初下来的。县局计财股发了一张表，夏征期间各粮站要多报三样：日报、五日结、月盘。城关粮站去年的月盘表，有一栏空着——损耗率。老股长把表推给我，说，你下去看着他们填。
盒子巴掌大，扣着一把小铜锁。他把锁打开，里头垫一层旧棉布，布上卧着一个铁砣。
“二斤标准砣。县计量所1979年校的，砣上有钢印。”
第04章 二斤的铁砣校对二斤的秤（一）
我把砣拿出来。砣是圆的，顶上有个环，底下铸着“2kg”，旁边一圈钢印，字迹已经磨浅了。砣身上有一道划痕，从环一直划到砣底，划痕里嵌着黑泥。
“这划痕哪来的？”
“去年校秤，从桌上滚下去，摔在砖头上。”马德贵说，“县里验过，没掉份量。”
“这砣平时搁哪儿？”
“保管室，锁着。钥匙在老田身上。”马德贵把盒子合上，“别的都是配重。”
“配重的砣，怎么认？”
“认不出来。”他说，“配重砣跟标准砣一个模子出来的，只有底下没有钢印。”
“沙袋有吗？”
“有。”
孙志强从库房拖出三个麻袋，装的是晒干的河沙。我让他把沙倒进铁斗，一斗一斗往麻袋里装，装一袋上一回磅。称的还是那杆一号召的秤。
“这一袋，读数五十斤整。”孙志强报。
“先别信这个数。”我说，“拿二斤砣先验秤。”
校杆秤的办法不复杂。秤盘空着，砣搁在零位，秤杆平了，算零位对；往盘里添东西，把砣往后挪，挪到杆子平，看砣停在哪个星上。
我先校零位。秤杆平了。
“盘里放沙。”
孙志强往盘里倒。倒满一斗，秤杆还翘着；再添两捧，秤杆平了，砣停在四十八斤八两那颗星上，离五十斤差一颗星。
“读数四十八斤八两。”我说。
“盘里实际多重？”
“不知道。河沙没过磅，谁知道多重。”
马德贵站在门边看，两只手插在裤兜里。
我又装一袋，添到秤杆平在九十八斤八两那颗星上。再装一袋，一百四十八斤八两。第四袋，一百九十八斤八两。
四袋沙，四个读数：四十八斤八两、九十八斤八两、一百四十八斤八两、一百九十八斤八两，袋袋短一斤二两。
我把砣绳解下来看。绳是三股麻线搓的，接头处用白线缠了两圈，缠成一个硬疙瘩。绳长一尺二，绳粗一分半。我拿尺量那两圈白线，一寸二。麻线是旧的，发黑；白线是新的，一点灰没有。
砣绳长了，砣就往下坠一截，秤杆平的时候，砣得往秤梢那头挪。挪过去一寸二，读数就少一斤二两。挪的是绳上的死尺寸，跟袋子里装多重无关，所以哪一段都短这一斤二两。
我换了一根没缠白线的旧绳，又量一遍。四袋沙，四个读数：五十斤、一百斤、一百五十斤、二百斤。一个不差。
标准砣装在铁盒里，盒盖上写着“二斤”；砣底下垫一块红布，布上有一圈黑印。
秤上的那只砣也是二斤的，铸铁，砣柄上有一圈铸出来的横纹。我把两只砣并排摆在桌上，一样大小，翻过来倒过去地看：标准砣的棱是方的，秤上这只的棱磨圆了；一只底下打着钢印，一只只有一圈铸痕。
这时候磅房门口围了七八个人，都是等一号召复秤的。赵栓在最前面。他六十一岁，赵庄的，种了十四亩地，是全站交粮最多的户。他手里提着一只帆布口袋，袋口用麻绳扎着。
“同志，我拿我的麦子试试中不中？”
“中。”
他把口袋往秤盘上一放。孙志强挪砣，秤杆平。
“一百零二斤。”
赵栓把口袋提下来，掂了掂。
“我家里称的，一百零三斤半。”
“你家里的秤不准。”孙志强说。
“我家的秤上个月才校的。”
“谁校的？”
“集上老陈。”
“老陈他那杆秤，你看看准不准。”后面有人笑了一声。
第05章 二斤的铁砣校对二斤的秤（二）
赵栓把口袋提在手里，没走。他看了看秤，又看了看秤盘。
“同志，我不识秤。我就问一句，这秤，准不准？”
我说：“你这一袋，在家一百零三斤半，在这儿一百零二斤，差一斤半。这秤全杆短一斤二两，不论一袋装多少，一秤就短一斤二。剩下三两是你家里秤的差，对得上。”
赵栓没听懂，来回看了两遍。
“那，短的一斤半，谁给我？”
赵栓把口袋放在脚边，蹲下去，捏了捏袋口的麻绳。绳子系得紧，他解了一下，没解开，又系上。
“同志，”他抬起头，“一斤半，能买二两盐。”
“这秤今天不使了。”
“今天不使了，我昨天已经交了三车。”
磅房里没人接话。赵栓把口袋换了一只手提。
“昨天我那三车，一车六百来斤。”他说完，自己往门外走，走到门槛又停下，“同志，你说话算数不？”
“算。”
“那我等着。”
他走了，那几个人也散了，散去的时候谁也不说话，只有草帽被风掀起来的声音。
我回桌前翻单子。三联单按号排着，昨天的在最上头。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号，赵栓的三车，一共一千八百三十六斤。等级栏写“一级”，水分栏写“13.5”。
单子三联合一，存根这一联最薄，撕口毛毛的。我在存根背面记了三个数，又拿铅笔在桌沿上划了一道。
我又往前翻。从开秤那天到昨天，二十三张单子，水分栏全是13.5，一个别的数也没有。
我把单子摊开，一行一行看下去。油印的红格子，蓝黑墨水的字，二十三个13.5。
老韩进来的时候，那几个人刚走。
他手里端着搪瓷缸，缸里泡着茶梗。他站在秤边看了一小会儿，把缸子搁在桌上。
“周立，校出来了？”
“全杆，一秤短一斤二两。”
“一斤二两。”老韩念了一遍，咂了咂嘴，“一车麦子六百斤，过六秤，短七斤二。七斤二能干啥。”
“一天两百六十来秤，就是三百一十斤。”
“三百一十斤。”他端起缸子，“一麻袋半。”
“一麻袋半。”
老韩喝了一口茶，把杯底在桌面上顿了顿。
“我跟你说句话。秤是秤，水是水。”他说，“我这儿管水，他那儿管秤。他把秤弄短了，是他短人的；我这儿把水判干了，是我送人的。这两笔账，不是一本账。”
“送人的？”
“干湿判一斤，一斤八分钱。”老韩把缸子端起来往外走，“你先校你的秤。”
门帘在他身后晃了两下。
孙志强把三袋沙归到墙角。
“老韩这话，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说。
“什么意思？”
“他判干湿，是嘴上的事。判干了，农户高兴，拉来的麦子当场过秤，不用拉回去晒。晒一车麦子要两天工，两天工多少钱，没人算这个。”
“判干了，站里不吃亏？”
“站里……”孙志强把麻袋口扎上，“站里有站里的账。”
“你在站里几年了？”
“七六年来的。”他把麻袋推到墙角，“先当装卸工，八零年当司秤员，八二年调去管库，去年又调回来。”
“司秤员干了两年？”
“两年零四个月。”他拍了拍手上的沙，“我跟你说句实话。司秤员这活，最要紧的不是秤准，是报数。你报的数，得让站长点得了头，还得让农户点得了头。两头都点头，你这秤就准。”
“两头都点头的数，是哪个数？”
“这就看你手上有没有秤星了。”
他说完，出去提水了。
第06章 二斤的铁砣校对二斤的秤（三）
我没接着问。窗外晒场上一片响，是装卸工把麦袋倒下垛，麦粒刷在铁皮上，沙沙的。
马德贵从门外进来。
“一号召的秤，接着用。”他把声音压低，“封条我照贴，是给县里看的。你今天就当没校过。”
“封了还能用？”
“封条贴在秤架上。”他说，“杆子抽出来，照使。”
“不动它也得有人签字。”
“你签。”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油印的表格。表头是《衡器校验记录》，底下一溜栏：器号、校验日期、标准器、校验结果、校验人。
我在器号栏写“1”，日期写“6月11日”，标准器写“二斤标准砣（1979年计量所校）”，结果写“全杆每秤短1斤2两，各重量段一致”。校验人那一栏，我签了“周立”。
马德贵把表拿过去，从头到尾看一遍。
“写细点好。”他把表折起来，往口袋深处按了按。
“马站长，问一句。”
“问。”
“磅房里两杆秤，今夏怎么只一杆开着？”
“二号召的砣去年丢了一个，配不上号。”他把手在口袋上按了按，“入夏前就停了，磅房只一杆秤。”
“这秤，平时谁校？”
“每月二十八，盘库那天，一块校。”他说，“谁管秤谁校。”
“谁管秤？”
孙志强在旁边接了一句。
“赵金咬。”
我抬头，从磅房门看出去。赵金咬站在办公室门口的台阶上，隔着半个院子看我。他手里捏着一根烟，没点。
六月十一夜里，我把校出来的数抄在纸上，抄了两遍，压在帆布包底下。
六月十二，赵金咬照常来上工。
他来得比谁都早。
我七点二十到站，磅房门口正吵着。
“封条谁揭的？”马德贵堵在门口。
“我没揭。”
“没揭它怎么歪的？”
我把自行车支好，走过去看。封条还在秤架上，白纸条，圆章的印子压在纸角，纸角翘了一点。
赵金咬把一号召的秤从架子上取下来，用一块旧棉布擦杆子。他没揭封条，只擦露在外头的那截杆子，从握手的地方擦到一百斤的星上，擦得很慢。
“封了还擦？”
“木头怕干。”他把棉布叠成方块，“搁一夏天不开，杆子就裂。”
“裂了怎么办？”
“裂了得拿桐油灌，灌完晾半个月。”他把棉布翻了一面，接着擦，“一杆秤能用二十年，前提是年年擦。搁那儿不管，三年就废。”
“这杆秤多少年了？”
“五九年进站的。”赵金咬把秤杆举起来，看了看尾端那圈铜皮，“铜皮是我包的。原来那圈磨穿了。”
磅房墙上贴着一张进度表，红纸黑字，写着“城关粮站夏征进度”，底下空格里填着数。昨天收了一万四千三百斤，累计三万一千六百斤。任务数写在最上头：一百六十万斤。
七点四十，赵金咬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的门开着，马德贵在喝茶。赵金咬站在门口，没进去。
“马站长，电话打了没有？”
“昨天下午打了。”
“咋说？”
“说派人下来。”
“哪天派？”
“没说哪天。”
赵金咬站了一会儿。
“我自己打。”
站里就一部电话，手摇的，挂在办公室东墙上。赵金咬进去，抓住摇柄摇了几下，拿起听筒。
“喂，邮电所？接县粮食局……我城关粮站。”
等了一会儿。
“计量所？我城关粮站赵金咬。我们站一号召的秤，整根杆子短，一秤短一斤二两……你们下来复一遍秤……啥时候……后天？后天几号，十四？十四不行，十四正是收粮高峰……那明天……明天你们没车……那你给个准话。”
他把听筒贴在耳朵上，另一只手按着桌沿。
“月底。”他把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月底麦子都收完了。”
第07章 砸秤的人比谁都急（一）
听筒挂回去，挂得重，铁叉子响了一声。
“马站长，月底。”
“月底也是复。”马德贵说，“县里就一台检衡车，跑十几个站，排到咱这儿就是月底。”
“月底复出来，一斤二两，谁认？”
“复出来，站里认。”
“站里认，我一车六百斤，过六秤，短七斤二。一天两百六十来秤，三百一十斤。”赵金咬说，“三百一十斤麦子，够一个人吃一冬。”
“老赵，账不是这么算的。”
“账就是这么算的。”他把帽子摘下来，又戴上，“我明天去县里。”
“你去县里干啥？”
“我去计量所门口坐着。”
“老赵，你是站里的人。”
“我是站里的人，我也是交粮的。”
他出去了。门没关。
傍晚赵金咬回来了。他骑一辆旧自行车，后架上绑着一条空口袋，车圈上全是泥。他把车靠在墙根，坐在台阶上，从兜里摸烟，摸出个空盒，捏扁了扔在地上。
“计量所咋说？”
“人家说，秤要复，得单位出面申请。”
“你申请。”
“我一个秤工，申请啥。”他抹了一把脸，“人家还问我，谁让你来的。”
“你咋说的？”
“我说我自己。”
“人家咋回你？”
“人家说，那你就回去吧。”他把自行车扶正，“排队的人从屋里排到院外头，都是各站各厂的。我站了一个半钟头。”
他推着车往库房那边走，走了几步又停下。
“我明天把这条口袋装满，再称一回。我倒要看看，它短不短。”
我回磅房，把抽屉里那摞《衡器校验记录》翻出来。表是油印的，一年一摞，用麻线穿着。
1976年到1983年，一年十二张，共九十六张。1984年的另穿一摞，只穿了八张。我在桌上摊开，一张一张看。
每张表的“校验结果”栏，写的都是“合格”。字是两个人的笔迹，一个是赵金咬，横平竖直，一笔一画；另一个是老田，写得潦草，“合”字的捺拉得很长。
“标准器”那一栏，从1976年一直写到1984年，写的是同一句话：二斤标准砣。
九十六张表，九十六个“合格”。标准器那一栏，写的是二斤标准砣。可站上校秤用的砣，只有底下打钢印的那一个才算标准，其余五个都是配重。校的是配重，记的是标准——年年合格，原来合格的是砣，不是秤。
表的最下头有一栏“校验人”，1984年6月10日那一张，这一栏空着。老田的名字在6月9日，赵金咬的名字在6月11日。
中间那一天，没人签。
上午站里都在说这个事。装卸工在库房门口歇脚，老李一边卷袖子一边讲。
“九号夜里，都十一点多了，磅房还亮着灯。我巡夜走那儿过，门从里头插着，我扒着窗缝看，赵金咬在里头搬板凳。”
“搬板凳干啥？”
“架秤。他把两条板凳摞起来，杆子架在中间，底下垫一块砖。他一个人，左边挪一下砣，右边按一下杆，来回跑。”老李把手往下压了压，“杆子掉下来，砸他脚面上。他坐在那儿揉了半天，又爬起来。”
“他图啥。”有人问。
“图的多了。”老李说，“他家的麦子在队上排第三车，还没过秤。”
老韩从验质棚出来倒水，听见这话，把水泼在墙根。
“他一个人，能顶啥。”
中午我去磅房后墙看。赵金咬家三车麦子还垛在那儿，麻袋上写着个“赵”字，是用墨汁写的，笔道很粗。麻袋口拿麻绳扎着，扎得松，我伸手按了按，里头硬，是麦子。
第08章 砸秤的人比谁都急（二）
我往回走，晒场东头停着四十几辆板车，从磅房一直排到围墙根。车把一律朝南，车斗里是麦袋，有的盖着塑料布，有的盖着旧被单。太阳压在头顶上，麻袋上落了一层灰，灰上有车辙。
我经过办公室窗下，听见里头说话。“库单理好了没有？”马德贵的声音。
“理了。一到五号仓，去年的今年的，单独放开。”这是孙志强。
“库底那三个垛，要先挪。”
“挪到哪儿？”
“腾出三号仓。”
窗户开着一条缝，我没站住，一步就走过去了。
下午马德贵到磅房来。他手里拿着一沓单子。
“周立，账理得咋样？”
“理了一半。日报和五日结对得上，月盘的损耗栏空着。”
“损耗栏你别填。”他把单子放在桌上，“这个栏，站里填。”
“按啥填？”
“按盘出来的数填。”
“盘出来是多少？”
“盘出来多少，就是多少。”他把手在单子上按了按，“你先把过秤的数理清，一天多少车、多少斤，明细做出来，损耗的事不用你管。”
“秤的事呢？”
“秤的事我报县里了。月底复秤。”他看着我，“你是计财股下来的，你的活是账。秤归站里管。”
他说完就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
“周立，县局要的是数，不是秤。”
中午我在晒场边上碰到赵金咬。他蹲在磅房后墙的阴凉里抽烟，烟是自己卷的，烟纸是旧账本的边角，撕成一条一条。
“赵师傅。”
他抬了一下头。
“我想问你一句。”
“问。”
“秤是你校的？”
“是我校的。”
“那你砸它？”
他把烟叼在嘴上，抽了一口，烟从鼻子里出来。
“校不出来。”
“校不出来，你就砸？”
“校了九年，一回也没校出来。”他把烟从嘴上取下来，“我跟你说个事。站里校秤，有站里的法子。”
“啥法子？”
“每月二十八，盘库。保管员开保管室，把二斤砣拿出来。我把秤架好，把砣挂在二百斤那颗星上，看杆子平不平。平了，就算校完。”
“只校二百斤？”
“只校二百斤。”
“为啥只校二百斤？”
“因为入库按整袋算，整袋二百斤。”他把烟头在砖头上按灭，“二百斤那一点准了，一袋就是一袋。”
“五十斤、一百斤呢？”
“五十斤、一百斤，不在校的范围里。”他抬头看我，“你昨天校到五十斤，校到一百斤，那是你自己想的法子。”
“我拿沙袋一段一段试的。”
“我爹也这么试。”他说，“我爹那时候跟我说，杆秤这东西，一个星一个星都得校。我就记住了。我九年在站里，一回也没这么校过。”
“你自己不会校？”
“我一个人校不了。”他说，“校秤得两个人。一个扶杆，一个挪砣。我一个人在磅房里拿绳子把杆吊起来，自己挪砣，挪完再看，看不准。”
“前晚你咋校的？”
“前晚我用两条板凳架着，杆子中间垫了一块砖。”他伸出右手，“你看我这手指头。”
他食指关节肿着，指头肚上一块紫。
“杆子掉下来砸的。”他把手收回去，“我砸窗，不是为我自己那一斤二两。”
“那是为啥？”
“一斤二两，我认了。我三车麦子，二十一斤六两，我也认。”
“那你砸它干啥？”
赵金咬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晒场那头，一辆板车正往磅房来，车上的麦袋垛得比人高。
“换了秤，账就平了。”他说。
第09章 晒场的木耙齿磨得发亮（一）
六月十三，一号召的秤杆上有一层蜡。
我早上七点到，先去磅房看封条。封条没动，白纸条还是昨天那样，圆章的印子压在纸角上。我把秤杆从架子上取下来，凑到窗口看。
整根杆子，铜星上的浅色都没有了。杆上蒙着一层白，指头一擦，蜡。蜡抹得很匀，是拿布擦着抹的，星窝里都填满了。
我前一天用粉笔划的三道印，也没了。
“马站长。”
马德贵从办公室过来，看了一眼。
“蜡。”
“谁抹的？”
“磅房里晚上没人守。”他把秤杆抬起来看看，“兴许是谁手上有油。”
“蜡不是油。”
“那就是谁家小孩进来玩。”他把秤杆放回架子上，“反正封了，月底县里来人，一擦就掉。”
“抹了蜡，就校不出来了。”
马德贵看着我。
“周立，你一早就为这个？”
“我昨天划的粉笔印也没了。”
“磅房的门，白天开一天，谁进来都中。”他把手在秤杆上拍了两下，“这秤我给你看着。你该干啥干啥。”
他到门口，回头又添了一句。
“你把账理清。”
我去看磅房的门。门是木头的，两扇，门鼻上挂着一把旧铁锁，锁鼻子锈住了，锁不上，只用一根铁丝缠了三圈。
铁丝是新的，亮。
“这门晚上不锁？”我问装卸工老李。
“锁啥。”老李在台阶上坐着啃馍，“库里才有锁。磅房就一杆秤、一本单子，谁偷这个。”
“夜里谁巡？”
“我巡。一晚上两趟，十一点一趟，三点一趟。”
“昨晚十一点，磅房有灯没有？”
“没有。”
“有人没有？”
“没人。”老李把最后一口馍塞进嘴里，“我就在门口站了站，铁丝好好的。”
上午十点，我跟马德贵说了一声，骑车去赵庄。
赵金咬昨天说的那句话，我在磅房里想了一夜。换了秤，账就平了。秤换了，账为什么会平？账不平，又是谁的账。我要看看他家里是什么光景。
赵庄在站后头，四里地，土路，两边是割过的麦茬地，麦茬半尺高，白花花的。路上有拉麦的车辙，深的能陷进半个脚面。
路过村小学，围墙上刷着白灰标语，“踊跃交售爱国粮”，字是一人高，末了一个“粮”字的捺拖得老长。墙根下蹲着两个小孩，正在用麦秸编蝈蝈笼。
村中间有一块大晒场，集体的，二十来丈见方。场上摊着七八家的麦子，用耙沟分开。靠北那一片摊得厚，两寸多，颜色发红，耙过的沟很深；靠南那一片薄，颜色发青。中间有个老汉拿木锨翻麦，翻一下，走到头，再回来翻第二趟。风从麦茬地那头过来，带着干土味，把薄的那一片麦子吹得贴在场上，像一块没铺平的旧布。
我停下来看了两眼。厚的那片，麦粒硬，落在锨上哗哗响。薄的那片，落下来是闷的。
薄的那片，也是出芽的。
老汉翻到头，把锨往地上一戳，站着喘。
“大爷，这麦子咋样？”
“不中。”他拿袖子擦脸，“出芽了。”
“出芽的能交不？”
“交。”老汉说，“站上收，验一级。”
“一级？”
“一级。”他把锨拔起来，“单子上写一级，我心里知道是几级。可单子上写了，它就是一级。”
他又翻起来，翻到那头，把锨插在麦里，站在那儿没动。
赵金咬家在场院东头。三间土坯房，院墙是麦秸泥垒的，墙头压着碎瓦。院门外就是晒场。
晒场上摊着麦子。
第10章 晒场的木耙齿磨得发亮（二）
我隔着三十步就看出来了，他家的麦摊得薄。别人家的麦摊两寸厚，用耙子拉出一道一道的沟；他家的摊下去不到一寸，耙沟浅，能看见底下的土色。
晒场边上靠着一把木耙，六齿，竹柄，耙齿是枣木的，头上磨得发亮，亮得能照见人。齿尖磨圆了，成了一个小弧。耙柄上缠着布条，布条被汗浸成深色。
我把耙子拿起来。耙子沉，竹柄被手汗浸了多年，摸上去像一块旧木头，不滑。耙齿上沾着麦芒，芒是干的，一抖就掉。
地上有一道细细的沟，是耙齿拖出来的，沟边的土是干的，沟底也是干的。
一把耙子，摊一寸厚的麦子，拖二十年，齿就磨成这个样子。
赵金咬的老婆在场院上翻麦，头上包着一块蓝布，手里拿着一把木锨。
“婶子，赵师傅在家？”
“去站上了。”她把木锨插在麦堆里，“你是站上的？”
“县里下来的，姓周。”
“哦。”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你坐。”
“婶子，这耙子用了多少年？”
“他爹传下来的。”她看了一眼墙边那把耙子，“枣木齿，用了二十年，磨短了一寸。”
“一寸？”
“一寸。”她说，“一寸就是摊一寸厚。摊厚了，齿吃不住，得用锨。”
我把耙子靠在原处。
“婶子，这麦子摊几天了？”
“四天了。”
“摊这么薄，一天翻几遍？”
“早上一遍，晌午一遍，后晌一遍。夜里起风再一遍。”
“翻四遍？”
“不翻不成。”她往麦堆上看了一眼，“底下要发热。”
我蹲下去抓了一把。麦粒是黄的，壳没脱净，攥在手里发黏。攥紧了再松开，手心一片湿，麦粒粘在掌纹里掉不下来。
“这麦子湿。”
“湿。”她说得很干脆。
“湿的，站里收？”
“收。”她把木锨拔出来，“韩师傅看一眼就收。”
“不看水分？”
“韩师傅用手一摸，用牙一咬。”她学了个动作，两个指头捏着一粒麦子往嘴边送，“他说干，就干。”
“你家多少地？”
“六亩。”她把木锨往麦堆里一插，“今年雨水赶在麦口上，割的时候下了两场，地里就出芽了。割回来摊了四天，还是这样。”
“出芽的麦子，站里要？”
“要。就是压价。”
“压多少？”
“一级八分，芽麦六分八。”她低头翻麦，“一亩打三百斤，六亩一千八。一斤差一分二，就是二十一块六。”
“二十一块六，够一头小猪。”
“够一头小猪。”她把木锨停下来，“去年也是芽麦，卖了六分五。今年六分八，还算好。”
“差三厘钱。”
“三厘钱。”她把头发往耳后按了按，“他爹在站上管秤，管了九年。家里麦子出芽，他一句话不说，天天去站上给人校秤。”
“他不说？”
“他说啥。”她抬了一下下巴，往院门里指了指，“他说，自家的事，别在站上说。”
“婶子，他爹从前也管秤？”
“管。”她把木锨立在地上，“五几年在站上，后来不干了。”
“为啥不干？”
“手抖。”她说，“抖了就校不准秤。他说校不准，就别占那个位子。”
院门开着，我往里看了一眼。门后的土墙上钉着一颗钉子，钉子上挂着一杆小秤，杆短，一尺来长，秤星擦得亮。
“这秤？”
“他自个儿做的。”她说，“枣木杆，黄铜星。做了三杆，卖了两杆，留一杆。一个月擦一回。”
她把木锨插进麦堆，站了一会儿。
“他擦秤的时候，把屋门关上。”
“关门干啥？”
“不干啥。”她拔起木锨，“擦完，把秤挂回钉子上去。”
我在晒场边上站着。
第11章 晒场的木耙齿磨得发亮（三）
场院角上有一堆麦糠，糠堆上盖着一条破麻袋。麻袋被风掀起一角，露出底下的糠，糠是潮的，结成块。
墙根下搁着两个麻袋，扎着口，袋身上有墨字：“赵 三”。
我走过去，伸手按了按。袋里硬。把手往下探，摸到袋底，袋底的布是凉的发潮的。
麻袋口插着一根竹管，指头粗，一尺长，一头在袋里，一头露在外头。
“这是啥？”
“通气。”她说，“不插管，一袋麦子捂三天就发烧。发了烧就不能要了。”
“谁想出来的？”
“他爹想的。站上库里都这么干。”
我把竹管往上提了提，管壁上一层水汽。
“婶子，我回去了。”
“吃了饭走。”
“不了。”
我推车出院门，回头看了一眼。她还在翻麦，木锨一起一落，麦子在空中散开，落下去的时候带着一股潮气。
路过村口，赵金咬的儿子赵小勇在地头装车。他二十来岁，光着膀子，肩膀上晒得脱皮。
“你是站上的？”他问。
“县里下来的。”
“我爸在站上砸玻璃了？”
“砸了。”
他把一袋麦子往车上抱。
“砸了也白砸。”
“咋白砸？”
“我爸说的。”他把麦袋码好，拿绳子刹住，“我爸说，站里今年收湿的。收湿的，一车能多算三十斤。”
“收湿的，站里不吃亏？”
赵小勇拿手背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往晒场上指了指。
“你去站后墙看看，站上自己的晒场，摊得比谁都薄。”
站后墙有一块晒场，三亩见方，圈在围墙里头，只有一道小门通着库房。
我从赵庄回来，把车支在墙根，推那扇小门，门从里头插着。
我拍了两下。老李来开门，手上全是麦糠。
“县里的小周。”他说，“你别进来。”
“为啥？”
“这麦子见不得人。”
他说完才把门让开。场上摊着麦子，摊得比赵金咬家的还薄。四个装卸工拿木耙推，从这头推到那头，耙齿刮在土场上，一道一道的白印。麦子颜色发白，不是晒透的那种黄，是刚出袋、见了风的那种白。
老田在墙根下坐着，膝盖上摊着一个本子，手里捏着铅笔。
“田师傅。”
“哎。”他抬头，“县里的小周？”
“是。”我在他旁边蹲下，“这麦子从哪儿拉的？”
“三号仓。”
“三号仓的麦子，为什么要拉出来晒？”
老田把铅笔在本子上点了一下。
“潮。”
“潮多少？”
“不知道。”他翻了一页，“单子上写的是13.5。”
“单子上写13.5，库里就是13.5？”
老田没答。他把本子合上，压在膝盖上。
“小周，你坐着说话。”他从口袋里摸出烟袋，“这麦子，入库的时候是13.5。搁了七八天，就成了这样。”
“七八天能潮？”
“七八天不能潮。”他把烟袋锅填上烟，“除非入库的时候就不是13.5。”
“三号仓有多少？”
“一万二千斤。”
“一万二千斤，春天入的？”
“不是春天。”老田把烟点上，“今年新收的，六月头上入的。”
“六月头上才入的，七八天怎么就潮了？”
“湿的。”
“湿的能入库？”
“能。”老田抽了一口，“仓里一倒，谁也看不出来。搁上七八天，仓壁上渗水，麻袋发霉，就得拉出来晒。”
“一仓一万二千斤，晒一回，掉多少？”
“五百斤上下。”
“一个夏天晒几回？”
“两回。”老田把烟袋从嘴上拿下来，“第三回就不敢晒了，再晒就成麦壳了。”
第12章 咬开的一粒麦子淌出浆（一）
我没说话。
场上的装卸工推着耙过来，麦子被推成一条一条的垄。一个工人弯下腰，抓一把，凑到鼻子底下闻，摇了摇头。
“田师傅，这一场能出多少？”
“三亩地，摊一寸，一万二千斤。”老田说，“晒一天，掉一百来斤水。”
“一天掉一百斤，晒十天，一千斤。”
“晒十天，麦子就焦了。”他把烟袋点上，“晒五天，掉五百斤。”
五百斤。我在心里记了一下。
验质棚在站门口，竹竿搭的架子，上头盖芦席，四面敞着。棚里一张条桌，一把椅子，桌上一个铁皮盘、一个搪瓷缸、一本三联单、一支蘸水笔。
老韩坐在椅子上。他跟前站着一个汉子，四十来岁，肩膀上一件汗衫，手里提着一只麻袋。
老韩验质，全凭一口牙。他不看单子，不问数，捏一粒麦子搁进门牙，咬开听响。他一张嘴，就是等级。
老韩的上门牙中间缺了一颗，说话能看见一个缺口。站上的人说，那颗牙是咬坏的。老韩自己不说。
“韩师傅，您给看看。”
老韩把手伸进麻袋，抓出一把，倒在铁皮盘里。他用手指把麦子拨开，看了看颜色，又捏起一粒，举到眼前。
然后他把那粒麦子送到嘴边，用门牙咬了一下。
“咔。”
很脆的一声。
老韩把咬剩的半粒吐在手心，看了看断面。
“干。”
“干就好，干就好。”那汉子笑。
“一级。”老韩拿蘸水笔在单子上写，写得快，“过秤去吧，一号召。”
汉子把麻袋往肩上一甩，走了。
后头跟上一个老汉，六十来岁，戴一顶破草帽，拉着一辆架子车，车上是两袋麦子。
“韩师傅，您给看看。”
老韩抓一把，倒在盘里，捏一粒，咬了一下。这一声不脆，是闷的。
“潮。”
“韩师傅，您再咬一粒。”
老韩又咬一粒。
“潮。拉回去晒。”
“家里没场了。”老汉把草帽摘下来，“就那一片场，摊了三家的麦子。这一车拉回去，搁哪儿。”
“搁哪儿我不管。”老韩把铁皮盘一推，“潮麦入库，霉了谁负责。”
“韩师傅，您给判个二级，中不中？”
“二级也是13.5。”老韩把蘸水笔搁下，“水分是水分，等级是等级。等级我能给你降，水分降不了。”
老汉站在棚子底下，手里捏着草帽，站了一会儿。他把草帽戴上，拉着车走了。车轱辘压过晒场，两道印子，一直拖到大门外头。
我站在棚子边上，看那张单子。
三联单摊在桌上，老韩刚写完。等级栏写“一级”，水分栏写“13.5”。13.5 这几个字，颜色和别处不一样。
我把单子端起来，对着棚外的光看。
13.5是印的。
整本三联单，水分那一栏，13.5是油印的时候就连着红格子一块印上去的。蓝黑墨水只写在等级栏、户名栏、重量栏，水分那一栏的13.5，从头到尾是印刷体。
我把单子放回去。
“韩师傅。”
“嗯。”
“您这水分，是印好的？”
老韩把蘸水笔在墨水瓶口上磕了两下。
“印好的省事。”
“印好的，还测不测？”
“测。”他把笔搁下，“我这儿测。”
他从盘里抓一把，摊在手心，两只手合起来搓，搓十来下，摊开，就着棚外的光看。看完倒回盘里，再抓起一把，对着盘沿吹一口气。
第13章 咬开的一粒麦子淌出浆（二）
他伸出右手，食指和拇指捏在一起，做了个捻的动作。
“一摸，二看，三咬。”他说，“摸出滑的，是干；摸出涩的，是潮。看颜色，黄的干，白的潮。咬，脆的干，闷的潮。”
“咬出来的数，是几？”
“13.5。”
“都是13.5？”
“都是13.5。”老韩把手放下，“国家定的入库标准，13.5。我判的干，就是13.5。”
“不是13.5的呢？”
“不是13.5的，我不收。”
棚子里静了一下。外头磅房那边有人在喊号，喊的是“一百七十三”。
“韩师傅，我咬一粒中不中？”
“你咬。”
我从他桌上的铁皮盘里捏了一粒，放进嘴里，用牙咬。
没咬断。麦粒在牙缝里滑了一下，皮破了，里头软，一股甜的浆渗出来，粘在舌头上。
我又捏了一粒，咬。还是软的。
“您刚才那粒，是脆的？”
“是脆的。”
“我这粒，是软的。”
老韩看了我一眼。
“你牙不行。”
“我二十三。”
“二十三也牙不行。”他把铁皮盘往桌里推了推，“你从小吃细粮，牙没劲。我这是咬出来的功夫，咬了三十年。”
“咬三十年，能咬出13.5？”
“能咬出干湿。”
“咬不出数。”
老韩不说话了。他把蘸水笔拿起来，在墨水瓶里蘸了一下。
“小周，你是计财股的。你的活是账。”
“我管账，也管数。”
“数在单子上。”他把笔尖对着单子点了一下，“单子上写着13.5。”
验质棚的墙上钉着一块木板，木板上贴着一张《小麦等级标准》，纸发黄，边角卷了。
上面写着：一等，容重790克以上；二等，770克；三等，750克。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水分标准13.5%，每超0.5%，扣量1%。
那一行小字底下，有人用圆珠笔画了一道横杠。
下午三点，我去保管室找老田。
保管室在库房西头，两间，门上一把大锁。老田开了锁，让我进去。屋里一股陈味，麦糠味、麻绳味、铁腥味混在一起。
靠墙一排木架，架上放着麻袋、簸箕、笤帚、铁锨、一杆大秤。最里头那个架子上，搁着一个铁壳子，蒙着塑料布。
“那是啥？”
“水分测定仪。”老田把塑料布掀开，“七八年配的，江苏出的。”
机器是个方铁壳，正面一个表盘，红针，底下三个按钮。壳子上落着一层灰，我用手指一抹，抹出一道亮。
“还能用？”
“能用。就是没人使。”
“为啥没人使？”
“麻烦。”老田把机器搬到桌上，“要装电池，要磨麦子，要拿个铁盒子装上，压紧了，插上电，等一刻钟。一刻钟能验三家了。谁有那个工夫。”
“电池有吗？”
“有。”他从抽屉里翻出两节电池，用纸包着，“去年买的，没用过。”
我把电池装上，表盘上的红针动了一下，回到零。
“麦子呢？”
“场上有。”
我从窗台上抓了一把麦子。麦子还带着潮气，攥在手里粘。
我照老田说的做：抓二十克麦子，用小磨磨碎，装进量杯，压实，插上电极。
红针动了。往上走，走过10，走过13.5，停在16.4上，抖了两下，又停住。
我把铁皮盘里那捧麦子也测了一遍。16.4。
第14章 三年的报损单都写着二点九（一）
我把16.4减13.5，写在纸上。
二点九。
一百斤麦子，从16.4晒到13.5，掉二斤九两。一万二千斤，掉三百四十八斤。三号仓一万二千斤，晒两回，掉六百九十六斤。老田说晒一回掉五百斤上下——他那个数是张着嘴估的，我这三百四十八是拿水分算出来的，比他说的还少。
第二天，六月十四，我去了会计室。
会计室在东头，一张三屉桌，一个铁皮柜。孙志强正把铁皮柜的锁挂上。
“报损单我看看。”
“看不了。”
“为啥？”
“站长没点头。”他把钥匙往裤腰上一挂，“单子是站上的账。你一个县里下来的，得有手续。”
“什么手续？”
“县局写了字、盖了章的信。”
“我是计财股下来的。”
“计财股下来的也有介绍信。”他把柜门推了推，锁鼻子扣上，“你回去开一张，我明天给你开柜。”
我从口袋里掏出县局那张表，摊在桌上。
孙志强看着表，看了半分钟。他把钥匙从裤腰上解下来，开了柜，从最底下一格里抱出一摞，用麻绳捆着。
“都在这儿。”
单子是油印的，《粮食损耗报损单》，一页一张。栏目从左边起：仓号、入库数、出库数、账面数、实盘数、损耗数、损耗率、原因、站长、保管员。
纸是发黄的办公纸，薄，对着光能看见背面的字。每一张都用圆珠笔填，复写纸垫在底下，第二联是红的。九张单子右上角都盖着同一个章，红泥发暗。
1981年，三张。1982年，三张。1983年，三张。
我把九张单子按年排开。原因那一栏，九张都写着四个字：自然损耗。字是同一个人的手笔，横平竖直，写得很工整。最右边还有一栏，比别处窄，写着“核销”，后头跟一个圆章。
1981年：入库八十一万二千四百斤，损耗二万三千五百六十斤，损耗率二点九。
1982年：入库九十二万六千八百斤，损耗二万六千八百七十七斤，损耗率二点九。
1983年：入库一百零七万四千二百斤，损耗三万一千一百五十二斤，损耗率二点九。
我拿算盘打了一遍。三个数，除下来都是二点九。
三年的入库数差着二十六万斤，损耗率一分不差。
我把三张单子叠起来，对着窗户看。“二点九”三个字，三年三张，笔画一样，“九”字那一勾往上挑，勾得很急。
“这单子谁填的？”
“我填的。”孙志强说。
“三年都是你？”
“八二年是我，八一年是马站长填的，八三年也是马站长填的。”
“八三年也是他？”
“八三年盘库那天我休病假。”孙志强把柜门关上，“他填完，我抄的。”
“二点九这个数，是盘出来的？”
“是盘出来的。”
“盘出来正好二点九？”
孙志强没立刻答。他把钥匙在手里转了一圈。
“周立，你算账的，你知道有个数叫允许损耗。”
“多少？”
“百分之三。”
“百分之三以内，站里自己核销；超过百分之三，要报县局批。”
“对。”
“所以每年都卡在二点九。”
“卡在二点九，就不用报批。”孙志强说，“省一道手续。”
我在纸上写了一行：3%以内自核。
报损单是一式两联，上联报县局备案，下联留站。单子最底下有三个格：填报人、复核人、审批人，再底下一格写“上级审批意见”。
第15章 三年的报损单都写着二点九（二）
三年的单子我全翻过。填报人一栏是孙志强的字，复核人一栏是马德贵的字，审批人一栏盖的是马德贵的私章，方的，红印。
最底下那一格，三年都空着。
“那实际损耗是多少？”
“盘了才知道。”
“盘了是多少？”
“盘了就是二点九。”他把手一摊，“盘出来二点九，就写二点九。”
“今年任务多少？”
“一百六十万斤。”
“去年呢？”
“一百四十万。”
“去年完成了多少？”
“一百四十万挂零。”
“今年多二十万，人还是这些人，车还是这些车，咋完成？”
孙志强把钥匙揣进兜里。
“去年六月二十开的秤，八月二十封的仓。今年六月十就开了。”他说，“早开十天。早开十天，一天多收两千七，十天就是两万七。剩下的，靠天。”
“靠天？”
“天好，麦子干，一天能过四十来车。天下雨，麦子湿，农户不晒了，直接拉来，一天能过五十来车。”
“湿的也收？”
“湿的压秤。”孙志强说到这儿停了停，“湿的压秤是什么意思，你懂。”
我懂。湿的比干的重。
孙志强站起来，把铁皮柜上的灰抹了一把。
“周立，我在这屋里坐了八年。”他说，“账我记，单我填，钱我一分没拿过。明年我就退了。”
“退了，这柜子谁管？”
“谁管都中。”他把手在柜门上拍了一下，“我就一条，单子上别留我的名。”
“单子上留名是按规矩。”
“规矩我知道。”他把椅子往桌下推了推，“我八年的名，都在上面。”
下午我一个人在磅房里算。
三号仓一万二千斤，一个夏天晒两回，掉六百九十六斤。按这个数，一万二千斤的损耗率是五点八。
站里五个仓，一个仓一万二，六万斤打底。可一夏要进一百六十万斤，仓里只作周转，进来的麦子多数垛在露天席囤里，上头盖芦席，底下垫砖。实际掉的水，肯定不止二点九。
二点九对应的，是“一斤麦子含二钱九的水”。
我拿一张白纸，在中间画一道竖线。左边写“按13.5收”，右边写“按16.4收”。
一斤麦子八分钱。一万斤八百块。一万斤里含二点九的水，就是二百九十斤水，按八分钱算，二十三块二。
今年收一百六十万零四千斤，四万六千五百斤水，三千七百二十一块。去年收一百四十万斤，四万零六百斤水，三千二百四十八块。今年比去年多收二十万斤，多掉五千九百斤水。
我把笔停在这儿，把纸对折，压在三联单底下。
算盘在桌角。我把珠子全拨上去，重新打了一遍，怕自己算错。打了三遍，三遍一样。
我把算盘推开。
我又换一张纸，算秤。
一号召的秤，全杆短，一秤短一斤二两。一车麦子六百斤，过六秤，短七斤二。一天两百六十来秤，短三百一十斤。一个月，九千斤。
九千斤，八分钱一斤，七百二十块。
我拿笔把这个数圈起来。
九张单子加起来，八万一千五百八十九斤。三年，三个夏天，一年两万七。
三年入库数差着二十六万斤，损耗率一分不差。这不是盘出来的，是照着二点九倒算的：先定二点九，再乘入库数，乘出来的就是损耗数。九张，张张这么乘。乘出来的数，比实际掉的水少。
我把今年的日报翻出来，一本一本摊在桌上。
第16章 三年的报损单都写着二点九（三）
六月十号开秤，头一天过了二十三车。六月十一，三十一车。十二，四十六车。十三，四十四车。
十三号那天下午下了一场雨，我在磅房里看见了，雨点子砸在窗玻璃上，砸出白麻子。那天挑担子的、拉车的、推独轮的都来了，一直过到晚上九点。
我拿笔在十三号那一栏上画了个圈。
四十四车，一车六百斤，两万六千四百斤。两万六千四百斤里，如果一半是湿的，就多出三百八十斤水。
三百八十斤水，也是三百八十斤粮。
傍晚我去库房看三号仓。
三号仓在库房最里头，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写着“三”。仓门是双扇的，铁搭扣，锁着。老田给我开的门。
仓里黑，麦子堆到齐腰高，上面盖着麻袋。一股甜味，是麦子发热返潮的那种甜。
我伸手往麦堆里插，插到小臂，里头是热的。六月天的麦子，摊在场上是凉的，垛在库里，里面是热的。我把手抽出来，手心里沾了一层细粉，是霉。
“这仓什么时候翻的？”
“上月二十八。”老田站在门口，没进来，“翻了三天，摊在场上。”
“翻完还是热的？”
“翻完凉两天，又热。”他把手搭在门框上，“这仓麦子是湿着进来的，热气出不来。”
“哪一车进来的？”
“进的不是一个车。”老田说，“一个仓，四十来车。”
我从墙根拿起扦样器。铁管，一米五长，一头尖，中间开一道槽。我把尖头插进麦堆，一直插到底，抽出来，槽里带出一溜麦子。
那溜麦子发白，粒上有一层薄薄的霉点。
我把麦子装进纸袋，回保管室测。
红针走过10，走过13.5，停在15.8上。
我把麦子倒回纸袋，又从另一个垛上取了一袋。16.2。
第三袋，15.4。第四袋，16.1。
单子上写的是13.5。差两个多点到三个点。
测水仪是七八年配的那台，江苏出的，铁壳子，里头装两节干电池。壳子内面贴着一张纸，印的是使用说明，最后一行写着“每半月以标准法校对一次”。
那张纸下头有一栏“校验日期”，填到1979年3月就断了。断的那一格上有一道铅笔划的斜线。
天黑了，我把三年的报损单夹在胳膊底下，去库房门口找老田。
老田在编麻绳，脚边一堆黄麻。他接过单子，凑到跟前看，看了很久。
“这数我认得。”
“田师傅，二点九这个数，站上写了三年。”
“我知道。”
“您知道，为啥不说？”
老田把麻绳往地上一放。
“小周，”他说，“我在这个站上三十年，经过三任站长。头一任，我提过一句，他把我从保管员调去扫院子。第二任，我提过一句，他把我家的粮本停了三个月。”他捡起麻绳，“你还想让我提第三句？”
老田把单子还给我，接着编麻绳。
黄麻在他手里过一遍，搓一遍，两股合成一股。他编得慢，编一下，拿手捋一下。
“田师傅。”
“嗯。”
“您说您认得这个数。”
“认得。”他把绳头咬在嘴里，腾出手来拽，“这个数，我看了三十年。”
三十年。他一九五四年春天来站上，今年正好三十年。
“三十年，看了三十年？”
“不是年年看。”他把绳头吐出来，“是这个数，三十年没动过。”
第17章 老保管提起三十年前的一句话（一）
老田把编了一半的绳子放下，往库房墙上指了指。
墙上有一道黄线，从东头到西头，一尺来高，线不平，中间往下弯，像一条水波。线底下是白灰墙，线以上是黄泥色。那道黄线底下，白灰掉了皮，露出一块一块的土坯。
“那是啥？”
“水。”他说，“五四年发大水，水到这儿。”
“屋里进水？”
“屋里进水。”老田站起来，走到墙根，用手在那道线上摸了一下，“那年六月，水从北边上来了，库房进了半尺水。麦子垛在底下两层，全泡了。”
“泡了多少？”
“一万八千斤。”
我从包里把站志拿出来。蓝布封皮，手写的，纸边卷了。我下午在会计室查过，翻了半天才翻到那一页。
本子是麻线缝的，缝口裂了，能看见里头的线。纸是土纸，页面发脆，一揭就掉渣。写的字有几种笔迹，前头的墨黑，后头的墨发褐，还有几页是铅笔，擦得看不清了。
“田师傅，站志上写着：一九五四年六月，汛，库房进水，麦垛受浸。七月，收新麦一百二十四万斤。八月，二号仓麦发热，翻晒不及，霉变。”
就这几行。
老田把本子接过去，把纸页翻过来，对着天光看了看，又还给我。
“站志是给人看的。”
“霉变多少，站志上没写。”
“站志上不写数。”他把本子推回来，“数在单子上。”
“单子烧了。”
“烧了。”老田回到麻绳堆前坐下，“烧了，就只剩嘴上这些了。”
“一万八千斤，怎么弄的？”
“捞出来，摊在场上晒。”他说，“晒了半个月，晒不干。潮气进了粒，晒表面，里头还是潮的。”
“您记得这么清？”
“记不清也得记。”老田从工具箱里摸出一个小本子，牛皮纸封面，巴掌大，边角磨毛了。
他把本子翻开。里头划着横线，一行一行，写的都是数：某年某月，收多少，霉多少，报多少。字歪歪扭扭，“霉”字写成“每”，“报”字写成“包”，但数写得清楚。
“我不识几个字，数是记着的。”他把本子合上，“一年记一行，记了三十年。”
“今年这一行，写了没有？”
“写了。”老田把本子翻到最后，“六月这一行，还空着。”
他把本子摊在膝盖上，指着那一行。横线上一个字没有，只有一个用指甲划的印。
“场上有地方摊？”
“哪有场。”老田说，“场上都是水退下来的淤泥，半尺厚。大伙拿铁锨铲了三天，铲出两亩。铲出来的泥堆在墙根，到现在还有一堆。”
“哪一堆？”
“库房后头，靠北墙。”他拿烟袋往后指了指，“长了一堆灰灰菜，年年长。”
“那年您多大？”
“二十一。”老田说，“刚到站上，跟着过秤。”
“验质是老谢一个人？”
“他一个人。”他说，“我不敢咬。我咬了一粒，咬不准。他说，你手别抖，牙使劲，听见脆的才是干。”
“那年也收麦子？”
“收。”老田说，“县里下的任务，一百二十万斤。水退下去是六月十七，十八开的秤。”
“泡过的麦子，还收？”
“收的新麦子。”他拿起绳子，“新麦子也是湿的。那年雨水大，麦子在地里就泡了，割下来，垛在地头，垛了七八天。拉到站上来，一抓一把水。”
“那是谁验的质？”
“老谢。”
“谢万山？”
“你知道他？”
“我看过站志。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站长是谢万山。”
第18章 老保管提起三十年前的一句话（二）
老田笑了一下，笑得很短。
“站志上还写了啥？”
“写他一九五五年调离。”
“调离。”老田把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低下头搓绳。
我等他。
他把一根绳子编到头，剪断，打了一个结，才接着说。
“老谢这个人，矮，走路快。一天到晚在场上转，鞋上永远是土。他验质不用仪器，也是用牙。他牙好，一口能咬断麻绳。”
“他也咬麦子？”
“咬。咬完了还舔一下。”老田抬起头，“他说，麦子的甜味在后头，前头那一下是皮。”
“他验质用的章，是啥样的？”
“铜的，木柄。”老田拿手比了一下，两指宽，“章面上刻三个字，谢万山。装在一个布口袋里，挂在裤腰带上。”
“盖章的时候呢？”
“盖得重。”老田往下一压，“他一压，纸都压出印子。他说，我这章一盖，人家一年的口粮就定了。”
“印泥是什么色的？”
“红的。”老田说，“红印泥，装一个扁铁盒，盒盖上贴着一块胶布。胶布上用笔写着日期。”
“哪个日期？”
“他领这个盒的日期。”老田把绳子在膝盖上拍了拍，“一九五三年九月。那盒印泥用到他走，还没用完。”
“他说话是个什么味？”
“慢。”老田说，“他说话慢，一句话分三截说。可盖完章，不跟人多扯。人就拉车走了。”
“那年他判了多少干？”
“判了多少，我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那年从六月十八到七月二十，一共收了一百二十四万斤。”
一百二十四万斤，比任务多四万。
“麦子是什么水分进来的？”
“不知道。”老田说，“单子上都是13.5。”
“都是13.5？”
“都是13.5。”
我不说话了。日头从库房顶上移过去，晒场上耙麦的声音一下一下地传过来。
“后来呢？”
“后来就热了。”老田说，“七月里，二号仓的麦子开始发热。拿手插进去，烫手。插一根竹管，管口冒热气，像人喘气。”
“翻晒了没有？”
“翻了。翻了七天。”他说，“翻不及。二号仓一万二千斤，晒一场要三天，晒三天又进来三车新的。你翻完这一垛，那一垛又热了。”
“最后霉了多少？”
“三万五千九百六十。”
他说这个数，头都没抬，像念一个记了三十年的门牌号。
“三万五千九百六十，怎么报的？”
老田不答。他把手伸进工具箱，摸出烟袋，装烟，点火，抽了三口。
“那年盘库，是县里来人盘的。”他说，“盘完了，写了报损单。”
“多少？”
“2.9。”
“霉了三万六，报损2.9？”
“霉了三万六，报损2.9。”老田说，“单子上写的是自然损耗，签的是他自己的名。”
“县里没查？”
“查了。查了半个月。”他把烟灰磕在地上，“查完，说他工作不细，把他调走了。调到哪儿，没人说。”
“三万六千，为什么报2.9？”
老田看着我。
“3以上，县里要派工作组。”他说，“3以下，站里自己核。自己核就自己签，签完了往柜里一放，等下一次盘库。”
“所以2.9是个门槛。”
“2.9是门槛。”老田说，“三十年前是这个门槛，现在还是这个门槛。”
一百二十四万斤，乘二点九，三万五千九百六十。一分不差。我在心里把这个乘法又走了一遍，走完，手心出了汗。
“他走的时候，说啥了？”
第19章 老保管提起三十年前的一句话（三）
老田抽了一口烟，把烟袋锅从嘴里拿出来，捏在手里。
“他说，这仓麦子，我明明知道是湿的。”老田慢慢地说，“可我要是把这仓麦子退回去，他们就得挑着担子走四十里。”
他把烟袋在地上磕了两下，磕出灰。
“就这一句。”
他把烟袋往腰上一别，弯腰去搬那捆麻绳。绳子一捆二十斤，他抱起来，膝盖打了个弯。
“这绳子一年用三十捆。”他把绳子放到工具箱盖上。
“都哪儿去了？”
“跟着麦子走了。”他说，“一袋一根，解下来就扔，谁也不捡。”
天黑下来了。晒场上没人了，库房的门半开着。
库房门里的墙上挂着一块木板，板上订着一本《粮情检查记录表》，绳子吊着，能翻。我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条是六月二十日，写着：仓温二十八度，水分正常。
“水分正常。”我说。
“填表的人没测。”老田说，“表上写正常，就是正常。”
“田师傅，他那份报损单，还在不在？”
“不在。”老田说，“五四年的单子，六六年就烧了。”
“烧了？”
“仓库里清过一次，旧的都烧了。”他站起来，把工具箱的盖子扣上，“烧了两麻袋。”
我站起来，把三年的报损单收进包里。
“田师傅，今天麻烦您了。”
“不麻烦。”
我走了几步，他在后头叫我。
“小周。”
“哎。”
“你姓周。”
“嗯。”
“你爹，是不是叫周振国？”
“是。”我说。
老田看着我，看了有一分钟。他把烟袋在鞋底上磕了两下，站起来，把工具箱的盖子扣上。
“你爹那年，也在站上。”他说完，拎起工具箱进屋去了。
我跟上去两步。
“田师傅，我爹查的那笔账，还在不在？”
老田在门槛上站住，没回头。
“你要问，等天黑。”他说，“白天别在站上问。”
“为啥？”
“站上有人看着。”
第二天上午，我把一号召的秤杆从架子上取下来，搬到办公室，搁在窗台上。
日头从东边照进来，斜着打在秤杆上。
秤杆是红木的，两米二长，头粗尾细。秤星是黄铜丝嵌进去的，一个一个的小坑，坑里嵌铜，磨平了，看着是一点一点的白。
我拿了一面镜子，把日头反到秤杆上。
一百斤那个星，往左一格，是九十五斤；往右一格，是一百零五斤。这一段的星，坑口齐，深浅一样，铜丝嵌得也匀。
八十斤到一百斤这一段，不一样。
我把脸凑近。有几个坑的口子比旁边的宽，边上有毛刺，毛刺是新的，发亮。坑底没有铜，是黑的，像是被人填了东西，填的蜡。
我拿一根针，把一个坑里的蜡挑出来。蜡底下是个空坑，比星窝深。
我把秤杆反过来看。
背面，对应一百斤那个位置，木头上有一道浅浅的印，是刻过又磨平的。
我把秤杆放平，用手指从头到尾捋了一遍。捋到八十斤和一百斤中间，指头上有一处微微的涩。
八十斤到一百斤中间，是九十斤。
一个九十斤的星窝，被人动过。
我从抽屉里翻出放大镜。那是县计量所借我的，镜片上有三道划痕。
在放大镜底下，九十斤那个星窝的边是三角的，三个角都不一样长。正经的星窝是圆的，是拿钻钻的。三角口子是锉出来的。
一把三角锉，锉出来的。
我又数了一遍被动的星：八十斤、八十五、九十、九十五、一百。五个。这五个星，都在秤杆的中间一段。
第20章 全县只有农机厂有这把三角锉（一）
一车六百斤分六秤过，一秤一百来斤，秤秤都要滑过这一段，人看数，看的也是这一段。
我把秤杆竖起来，对着光看尾端。尾端缠着一圈铜皮，铜皮上有划痕，横一道竖一道，是拿刀尖划的。划痕很旧，边上发黑。新的划痕没有。
新划的，被磨掉了。
我把秤杆用布包起来，锁进抽屉。
县城里只有一样东西能锉出三角口子：三棱锉。
三棱锉是专用工具，供销社不卖，五金公司也不进。全县只有一处有。
县农业机械厂。
农机厂在城西，门口一块水泥牌子，红漆写着“城关人民公社农业机械厂”，漆掉了一半。院子里停着两台拖拉机，一台拆了轮子，架在砖头上。
我找修理车间。车间三间，里头三台车床，皮带从房顶上下来，嗡嗡地转。一个师傅在车一根轴，铁屑打着卷往下掉。
墙上挂着一块黑板，粉笔写着“六月生产进度”，底下一行“大修拖拉机 2台，小修 5台”。黑板的角上钉着一张红纸标语，写得褪了色。
“同志，问一下，工具室在哪？”
“西头。”他往西边一指，“找老郭。”
工具室是一间小屋，门上挂着一把大锁。老郭六十来岁，正在门口的小板凳上锉一把镰刀。
“老郭，我是县粮食局的，姓周。”
“粮食局？”他把镰刀放下，“粮食局的人来厂里干啥？”
“想看看你们的工具借还登记。”
“看那个干啥？”
“我们站上的一杆秤，星被人动过，动过的地方是三角口子。”我说，“想查查谁借过三棱锉。”
老郭站起来，把镰刀靠在墙上。
“你等着。”
他开了锁，进去，搬出一个牛皮纸本子，封面写着“工具借还登记”。本子很厚，边角磨圆了。
“工具不外借。”他翻着本子说，“要借，得厂长签字。借了都记在这儿。”
“三棱锉，几把？”
“五把。苏联货，五三年进的，装在一个铁盒里。”他把本子摊在膝盖上翻，“一年也借不出去两回。”
“铁盒能看看吗？”
“看。”老郭起身进屋，端出一个扁铁盒，盒盖上印着一行俄文，字掉了一半。
他打开盒盖。里头是五个槽，三个槽里躺着锉刀，两个槽空着。锉刀是三角的，长度一拃，柄是木头的，木头被手汗浸成褐色。每个槽的底下都刻着一个数字，一到五。
“三号、四号空着？”
“空着。”老郭把盒盖合上，“借出去没还的，就这两个数。”
“都谁借过？”
老郭把手指在本子上往下走。
“一九八一年，六月四号，赵金咬，三棱锉一把，用途：修秤。六月十二还。”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八，赵金咬，一把。六月十号还。”
“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赵金咬，一把。六月八号还。”
“今年，五月三十一，赵金咬，一把。”
他把手指停在那儿。
“今年这一笔，还了没有？”
“还了。”老郭把本子翻过来，指了指底下，“六月十四还的。”
我看着这一页。字是钢笔写的，一行一行，写得很规整。
往下还有一行。
“今年六月十一，赵金咬，一把。”
六月十一。
我手指按在这一行的日子上。
“这一天，也借了？”
“借了。”老郭说，“六月十一，上午，来的是个年轻人，说是站上的会计。他拿着条子来的，条子上有站上的章。”
“什么条子？”
“借条。”老郭把本子往后翻，从夹层里抽出一张纸，“借条都夹在后头。”
第21章 全县只有农机厂有这把三角锉（二）
借条是一张白纸，铅印的格子，上头写着：
“兹借到农机厂三棱锉壹把，用于修理本站台秤，用毕即还。城关粮站。六月十一日。”
底下签着三个字：赵金咬。
“这字，是他本人写的？”
“我哪认得他的字。”老郭说，“人家拿着条子，有条子有章，我就借。”
“那个年轻人，多高？”
“比我高半个头。”老郭比了一下，“瘦，穿一件白衬衫，戴帽子。”
“戴什么帽子？”
“草帽。”
“他哪天来的？”
“十一号。”
“几点？”
“我八点开的门，他九点来的。”老郭想了想，“九点来钟，日头刚上墙。”
我把借条举到亮处看。借条上的日期也是六月十一日，日期旁边盖着一个圆章，农机厂供销科的，字磨得只剩“……机厂……科”。
赵金咬三个字，写得快，最后一笔挑上去，勾得急。
我认得这个勾。
上次查的那三张报损单上，“二点九”的九字，勾也是这么挑的。
我把借条还给老郭。
“老郭，这个本子，我能抄一份吗？”
“抄吧。”他把本子往桌上一放，“你别拿走就中。”
我抄了五行。抄完，骑车去县粮食局。
县局在县城正中，三层楼，一楼是计财股。我上楼，找秘书科的老吴。
“老吴，夏粮入库会议，签到簿在不在？”
“在。”老吴从铁皮柜里抽出一本，“六月份的会，都在这一本。”
我翻到六月十一那一页。
上午八点，县局三楼会议室，夏粮入库工作会议。到会的有各站站长、会计、验质员。
签到栏一行一行往下：马德贵、孙志强、韩守义、赵金咬。
赵金咬三个字，写得很正，一笔一笔，写在格子正中。
我把签到簿合上，把抄来的借条日期对着看。
六月十一，上午。
赵金咬在县局三楼开会。农机厂的借条上，写着赵金咬的名。
从农机厂出来，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门房的老头拿一把竹枝扎的扫帚扫院子，扫得沙沙响。
“同志。”他抬起头，“你看的那盒里，是不是少两把？”
“少两把。”
“那就对了。”他低头继续扫，“年年少两把。”
我回站上的时候，天快黑了。
赵金咬在磅房门口的台阶上坐着，手里拿着一把秤杆，正在擦。
“县里回来了？”他问。
“回来了。”
“农机厂去了？”
我把车支好，看着他。
“去了。”
赵金咬把手里的秤杆放下。
“条子不是我写的。”
“你怎么知道有条子？”
“老郭今天下午来找过我。”他抬起脸，“他问我，六月十一那把锉，你还了没有。我说我没借。他说，有条子，有你签的名。”
“那天你在哪儿？”
“县局三楼，夏粮入库会。”他说，“上午八点到十一点。散了会我坐班车回来，到站上十二点半。”
“有人能证明？”
“签到簿上有我的名。”他把秤杆往台阶上一搁，“我签的字，一笔一笔，写得正。”
我上楼，把借条抄件拿出来，放在他面前。
赵金咬看了很久。他把纸拿起来，凑到路灯底下。
“这字像我。”
“像。”
“不是我写的。”他把纸放下，“我写‘咬’字，口字是方的。这个口字是圆的。”
我低头看那张抄件。口字确实是圆的，一笔圈过去。
“谁能写这么像？”
赵金咬没答。他把纸还给我，拿起台阶上的秤杆，慢慢地擦。
擦到一半，他说了一句。
“站上有一个人，跟我要过一张签了名的纸。”
“谁跟你要过签了名的纸？”
第22章 抽屉最里面压着一份材料（一）
赵金咬把秤杆竖在膝盖上，手搭在杆头。
“你去问老田。”
“你告诉我。”
“我要是也不说，这材料就送不上去。”
“送不上去你就别送。”赵金咬说，“你送上去，我这秤工就干到头了。我家里六亩地，明年还得往这个站上交麦子。”
“那你砸窗户干啥？”
他没答。
“我说不清。”他把秤杆放下，站起来，“我就知道，今年三月，有人让我在一张白纸上签名，说是做工具领用卡。我签了。签完，那纸就没还我。”
“谁让你签的？”
赵金咬看着我，把手里那块擦秤的布叠起来，叠成方。
“全站能给工具做卡的，就一个人。”
他说完，拎着秤杆进了磅房，把门带上了。
我站在台阶下面，听见门里插销插上的声音。
第二天上午，我去库房找老田。
老田在门口晒麻袋，一条一条搭在绳上。麻袋是旧的，上头印着“中粮”两个字，被水浸过，洇成一团黑；风一吹，空麻袋鼓起来，又慢慢瘪下去，绳上的竹夹子跟着响。
“田师傅。”
“嗯。”
“我想问您一件事。”
“问。”
“我爹那年，是不是查过账？”
老田把手里的麻袋抖开，搭到绳上，抻平。
“查过。”
“查出来什么？”
老田没答。他把手里最后一条麻袋搭上绳，拍了拍手上的灰，抬头看了看天。
“你跟我来。”
库房西头有一间小屋，是保管员值班的地方，里头一张床，一张桌，一个木头工具箱。
工具箱靠墙放着，六面是松木的，四角包着铁皮，铁皮上锈了一层。箱子上扣着一把铜锁。
老田从腰上解下钥匙，开锁，掀盖。箱里分上下两层，上头搁着钳子、起子、几卷麻绳、一盒蜡、一把铜锤。下头一层是个薄抽屉，他抽出来，放在桌上。
抽屉里头有几样东西：一沓旧单据，一截铅笔头，一枚铜章，一个对折的牛皮纸信封。
信封的边上沾着油，是工具箱里的机油。铅笔头削过，笔尖是平的，写在纸上会划口子。那沓旧单据用一根棉线缝着，线是白的，打了三个结。
老田把铜章拿出来，放在我面前。
章是铜的，木柄，章面刻三个字：谢万山。
“他走那天，把这章给我了。”老田说，“他说，章你留着，我没盖完的单子，你替我盖。”
“您盖了？”
“盖了两年。”他把章翻过来，章面上有干了的红泥，“五五年以后，就没人认这个章了。”
他又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放到桌上。
信封的封口开过，用线缠着。老田把线解开，从里头抽出三页纸。
纸是油印的，字是蓝黑的，纸边发黄，折的地方有一道一道的印。
“这是你爹写的。”老田说，“八零年五月写的。写完没交上去，先给我看了。”
我把纸拿起来。
第一页上，标题是一行钢笔字：
《关于城关粮站一九八〇年度库存短少情况的调查》
底下是正文。
“一、盘库情况。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县局派员会同本站盘库。账面数一百一十三万四千斤，实盘数一百零三万零六百斤，短少十万零三千四百斤。
二、短少原因。经查，本站一九八〇年入库小麦一百一十三万四千斤，其中经检验定级为一级、水分栏记13.5的，占入库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六。经实测，同期入库小麦水分普遍在百分之十五以上。水分差额在摊晾过程中形成重量损失，未如实核销。另，一号台秤读数可疑：同一袋麦子，站秤比农户自秤低，秤秤皆低，低数不一。经县计量所校核，未出结论。
第23章 抽屉最里面压着一份材料（二）
三、短少分布。五个仓，仓仓有短少，二号仓、三号仓最多。短少并非一日形成，亦非一人所能为。
四、结论。短少系定级、过秤、报损三个环节长期失守所致。定级失守，则湿麦入仓；过秤失守，则斤两不明；报损失守，则亏空无人追。”
第二页是措施。五条。
第一条：入库水分一律实测，仪器测定，不凭牙咬。
第二条：一号台秤每周由计量所校核一次，校核记录留档。
第三条：损耗按实盘报批，不预设比例。
第四条：验质、过秤、记账三岗分设，不得兼任。
第五条：历年报损单封存备查，不得焚毁。
第三页最上头，有一行红笔字。
红笔字写得很粗，压着蓝黑的字：
“材料收到。此件暂不上报，另行研究。马德贵 六月八日。”
红笔字的下面，是我父亲的钢笔字，写得很小：
“六月八日交马德贵同志。六月十二日退还，未签收。六月十五日，县局来人谈话。七月三日，宣布处理决定：撤销副站长职务，调离本站，退赔损失一千二百元。理由：对亏库负有直接责任。”
再往下，空了三行。
最底下，用铅笔写着一行字，笔道很淡，像是写完之后又擦过：
“秤不在秤上。”
我把三页纸看完，放在桌上。
“田师傅，这材料，为什么在您这儿？”
“他退给我了。”老田说，“他说，这份你留着。”
“我爹写这份材料，您是保管员？”
“我是保管员。”
“马德贵当时是什么职务？”
“代理站长。”老田说，“管业务。”
“站长呢？”
“站长姓刘，五月份调走了，没人接。”他把手在桌面上按了按，“八零年九月，他才正式当的站长。”
“我爹是副站长？”
“副站长兼会计。”老田说，“他一来就管账。八零年五月盘库，是他陪着县里的人盘了六天。”
“我爹那份材料交上去，四天就退回来了？”
“四天。”老田说，“退回那天，他把材料拿给我看。看了一遍，他说，田师傅，你记住这个数，十万零三千四百。说完，他把材料折起来，装进信封。”
“他自己没留？”
“留了一份。”老田把那个对折的牛皮纸信封推过来，“这是退回来的那个。他不要，我捡了。”
信封上是钢笔写的地址：地区粮食局。邮票两张，八分的，盖了戳，戳上的字糊了，只剩“10.30”四个数。口子撕得很齐，像用尺子压着划开的。
“谁拆的？”
“不知道。”老田说，“退回来就是这样。”
“后来他调走，那一份不知去向了。这一份是我抄的。他不让我抄，我夜里抄的。”
“抄了几夜？”
“三夜。”
“为啥三夜？”
“字认不全。”老田说，“有几个字我不认得，照着画。画不像，描两遍。”
我低头看那三页纸。第二页第五条“不得焚毁”四个字，写得比别处重，笔尖把纸戳透了。
抽屉最里面，还压着一张巴掌大的纸片，是我父亲的字，写的是几行数字：
“80年5月盘库 113.4万／实103.06万／短10.34万
79年 短4.1万
78年 短2.7万
三年合计17.14万”
纸片背面有一行小字：“报损单三年2.9，应报5.9万。差11.24万，去向不明。”
“我爹走的时候，跟您说过什么？”
第24章 抽屉最里面压着一份材料（三）
老田站在桌边，两只手垂着。
“他叫你小满。”
“我叫周立。”
“你小时候叫小满。”老田看着我，“麦子小满，灌浆没满。他给你起的名。”
“他说了什么？”
“他说，小满，这仓麦子的问题不在秤上。”老田把铜章推到一边，“我问他，不在秤上在哪儿。他说，在验质的嘴里，在记账的笔上。”
“他还说了啥？”
“他说，那个抽屉，你别动。”
“我十九岁那年，家里的东西装了两麻袋。”我说，“我爹把账本捆好，交到站上去了。回家的时候，他手里提着一个布包。”
“包里是一本书。”老田说。
“您知道？”
“《粮食保管》，省粮食厅印的，书皮上有个油印的赠字。”老田把钥匙在手里攥着，“那本书是我给他的。五九年发的，我认不全字。”
“他把书放在我床头。”我说，“说，认字了就看。”
“书翻烂了没有？”
“翻烂了。”我说，“书脊是拿胶布粘的，粘了三回。第九页上有一道折印，那一页讲的是水分。”
老田点了点头，把钥匙在手里换了一只手。
“他调走那天，站上没人送。”老田说，“我送到大门口。他把自行车推出来，后架上绑着铺盖卷。”
我把三页纸照着原折痕折好，连同那张纸片一起放回信封。
“田师傅，这个我要往上送。”
“送到哪一级？”
“送到能签收的那一级。”
老田没说话。他把铜章放回抽屉，推回去，盖子扣上，铜锁扣好，晃了晃箱子。
“拿去吧。”他说，“压了四年了。”
我拿着信封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在后头说话。
“小周。”
“哎。”
“你爹那年在单子上签字，签的是他自己的名。”
“我知道。”
“他也知道会出事。”
七月六日，我把材料送到县局纪检组，二楼最东头，门上钉着一块木牌。屋里两个人，一老一少。老的姓吴，戴眼镜，接过信封，把三页纸和那张纸片摊在桌上，看了一遍。
“这材料是谁写的？”
“我父亲。周振国。”
吴同志把纸片举到窗户跟前，看了很久。
“小周，”他把纸片放下，“这材料该由你们站上报。”
“站上不会报。”
“你越级。越级的材料，报送人要签字，材料不实你担。”
“我签。”
他从抽屉里抽出一张表，推到我面前。我在表上签了名，日期写七月六日。他把材料收进一个牛皮纸袋，袋上写了一行字，压上一个红圆章。
“你回去，正常工作，不要跟人讲。”
七月八日，工作组进驻城关粮站：地区粮食局的郑同志，县计量所的方同志，还有吴同志。
他们来的时候，站上正在收麦。秤没停。
站上从县里借来一杆新秤，还没开封，立在磅房墙角。木杆上缠着草绳，绳底下压着一张标签，写着“250kg”。郑同志看了一眼，没动它。
郑同志头一天就去了磅房，把两杆秤杆卸下来，包上布，装进长木箱，抬上车，拉到县计量所。
第二天，方同志在磅房里摆开工具，校那杆秤。
方同志从县计量所带来了砝码，五十斤、一百斤、二百斤，一个一个上。三个点，秤杆平的时候，砣都得往外挪一寸二，一点不多，一点不少。
方同志在记录本上写：三点读数一律偏低一斤二两，砣位外移一寸二。
“四十八斤八两、九十八斤八两、一百九十八斤八两。”他把笔尖点在纸上，“不是秤星坏了，是绳长了。”
“这杆秤，什么时候校的？”他问我。
“五月二十八。”
“记录上有？”
“有。九十六张校秤记录，都在会计室。”
第25章 两百多辆板车停在晒场外（一）
方同志把记录翻了一遍，翻到六月十一那一张，看了很久。
“这一张的字，跟前面不一样。”
“赵金咬的。”
“九号以前是老田的，十一号以后是他的。”他把本子合上，“中间少一天。那天谁校的？”
我把本子抽过来，翻到那一张。六月十号，栏里空着，一个字没有，只有角上一个圆的茶渍。
下午，工作组找马德贵谈话。谈了三个钟头。
办公室的门开着，烟一阵一阵飘出来。
傍晚，马德贵从办公室出来，走到磅房门口。
“周立。材料是你送的。”
“是。”
他在门框上靠着，从兜里摸出烟，点了一根。
“你爹那年，也是这么送的。”他抽了一口，“送完了，材料退回来，人走了。”
“那年您没让往上送。”
“我没让。”他把烟灰弹在地上，“我要是让往上送了，八零年我就在这儿待不住了。”
“所以您把我爹的材料压了。”
“压了。”马德贵说，“压了四年，站上收了四年麦子。”
他把烟叼在嘴里，看着我。
“周立，你算过一笔账没？一百六十万斤，六十天，一天两万六千七，一车六百斤，四十四车。一个人一把秤，从天亮到天黑，中间不能吃饭，不能跟人说一句话。”
“站上有三个人过秤。”
“三个人，一秤短一斤二两，一天三百一十斤。”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鞋尖碾了。
“我不改秤，站上亏。改了秤，农户亏。”他抬起头，“你爹那年想的是不让谁亏？”
我没答。
“他想的是不让公家亏。”马德贵说，“可公家不缺那一万八千八百七十斤。农户缺。”
他说完，转身回办公室去了。
七月十二日，县局的调查结论出来了，两页纸，贴在办公室的墙上，让大伙看。
我站在墙根底下看。第一条点了名：一号台秤的星位，是站长马德贵指使改的，赵金咬动的手；那把三棱锉，是马德贵让孙志强拿一张赵金咬签过名的空白纸，冒名写了借条，去县农机厂借的。赵金咬说过，条子不是他签的。这一条我看了两遍，纸边被捏出了汗印。
第二条是数。六月十一日到八月九日，砣绳多缠两圈白线，全杆每秤少计一斤二两。一夏过秤一万五千七百二十五秤，少计一万八千八百七十斤，按八分一斤折一千五百零九块六，如数退赔各交粮户。这个数我在纸上算过三遍，跟印的一个字不差。
后面几条短：韩守义验质不合规矩，另有三人可证，停职留用，暂守验收岗；马德贵停职检查，调离本站；孙志强记大过；即日起入库一律实测水分，一号台秤每旬校一回。最末一条七个字：损坏公物另行处理。
我看完，去找赵金咬。
走到验质棚外头，看见老韩在收拾东西。他把搪瓷缸放在条桌上，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布口袋，倒出一枚木柄铜章，在纸上按了一下，留下一个红印：验质员 韩守义。
他把章装回口袋，系好，放在桌上，走了。门没关。
赵金咬在磅房后墙下坐着，手里拿着一把新秤杆。旧秤拉走了，新的昨天到的，地区调拨的，红木，铜星，星是钻出来的圆眼。
“赵师傅。”
“嗯。”
“结论上写着，是你改的星。”
赵金咬把新秤杆放在膝盖上。
“是我锉的。”
“您说没签条子。”
“条子不是我签的。”他把手指在秤杆上弹了一下，“锉是我锉的。”
“为什么锉？”
“他让我锉。锉五个星，锉在八十到一百这一段，一回锉一个，最后一回两个，谁也看不出来。”
“您就锉了？”
第26章 两百多辆板车停在晒场外（二）
赵金咬把手放在秤杆上，没动。
“我家的麦子，出芽了。”他说得很平，“六亩地，一千八百斤。他说，锉完了，我家的麦子按一级收。”
“他就这么说的？”
“就这么说的。”赵金咬抬起脸，“我锉了。锉到第四回，我砸了窗户。”
他把手在裤腿上擦了一下。
“锉完那几个星，我夜里睡不着。星窝是黑的，里头的蜡是软的，一车麦子过上去，数就少。我想把蜡抠出来，抠不净；想跟马站长说，他让我接着锉。到第四回，我知道收不了手了——只有把事闹大，闹到县里来人，才能把那几个星窝换掉。我没料到，工作组先校秤，后问人。”
他说完，低头看自己的手。指甲缝里有铜屑，黑的，洗不掉的样子。
他把新秤杆立起来，靠在墙上。
“砸窗户那天我想明白了。”他说，“星是我锉的，秤是我砸的，都是我干的。”
我从磅房出来，晒场上没人了。
八月十日，全站封仓。
到八月九号，收了正好一百六十万零四千斤。
封仓那天上午，县里来了通知：从八月十一日起，各站一律按实测水分入库，超过13.5的不收。
八月十一日早上，我到站上。
站门外的土路上，停着板车。
从站门口一直排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两百多辆。车头朝站门，一辆挨一辆，车把上用麻绳刹着麦袋。
太阳出来，晒在麻袋上，麻绳的末梢垂下来。
我站在磅房窗前看。
老韩在验质棚里坐着。棚子还是那个棚子，桌上还是那个铁皮盘，只是盘边多了一台仪器——就是我在保管室找出来的那台，江苏产的。
八点，头一辆车进来了。
一个汉子，把麻袋扛到盘边，解开袋口。
老韩抓一把，倒在盘里，没往嘴里送。他把麦子装进量杯，压实，插上电极。
红针往上走。走过13.5，走过14，停在15.2上。
“潮。”老韩说。
“金口，您再给看看。”
“潮。”老韩把量杯里的麦子倒回麻袋，“15.2。”
汉子站在棚子底下，两只手垂着。
“拉回去晒？”
“拉回去晒。”
汉子把麻袋扎上，扛到车上。他没走，在车边站着。
“韩师傅，我家没场了。”
老韩没答。他坐在椅子上，把量杯擦了一遍，放回桌上。
第二辆车推进来。第三辆。第四辆。
到第九辆，老韩站起来，走到棚子外头，看了一眼排到村口的车队，回去坐下。
日头往上升，晒场上的热气起来了。麻袋上渗出水，在袋底汪成一小圈，土被浸成深色。
十点，我出了磅房。
排在最前头那辆板车上，麻袋口松了一半，麦子从缝里漏出来，落在土路上，摊成一小堆。老汉蹲在车边，用手把土上的麦子往一块儿捧，捧一把，吹一下，吹掉土，放进袋里。
他捧了四把。
后面的车上，有人喊“往前走不走”。前面没人动。
我回到磅房。窗玻璃换了新的，一块整的，边上还留着油灰的白印。桌上摊着新的入库单，水分栏空着。
我拿起笔，笔尖对着那一格，没落下去。
“大爷。”我朝窗外喊，“您进来。”
老汉进来了，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
“你那一车，”我说，“咱俩一块儿称。”
我把入库单推到他面前，指着水分那一格。
“这一格，我先写，你看着写。写完你签。”
老汉把手按在单子边上，指甲缝里有土。
我在格里写了：15.2。
“这是啥？”
“水分。”我说，“拉回去晒，晒到13.5，明天再来。”
“13.5？”
“13.5。”我把笔递过去，“签个字。”
老汉把笔接在手里，捏着，看了半天。
“我写不上。”
“写名。”
他在单子底下按了个手印。印泥是抽屉里翻出来的，干了一半，我用手指抹开。
十点四十，第二辆板车进了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