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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11-12 02:24:33

第01章 红纸上的名字被划掉了(一)

沈长根认得几个字。自己的名字他会写,三个字,一笔一划,写完就搁笔;成句的字,他写不成。

他是木匠,梁上的牌有一半是他刻的。粗字他能刻,一刀下去见棱;细字他刻不成,刀尖一抖就偏。

他捏着那支圆珠笔,笔尖在纸上戳了两下,戳出一个针眼大的洞,然后横着划了一道。

我名字那一栏被划穿了,红纸的底子从裂口里露出来。

“你不行。”

水泥坪上晒着刚收的早稻,一领一领摊开,有人拿木耙在翻。晒谷的几个人停下手,往这边看。

“沈伯,我是县里派下来的。”

“我晓得你是县里派下来的。”他把笔搁在三合板上沿,笔滚了一下,掉在地上,弹进排水沟。他没去捡。“你是沈家人。”

公示栏是三合板钉的,糊了一层红纸。红纸上用尺子压出横格,格子里的名字密密麻麻,有的自己写,歪歪扭扭;有的别人代写,一色圆珠笔蓝。我数过,一百二十一个。我排第七。

我把划破的地方按平,两个半边的“青”字对不齐。

我从帆布包里摸出一支笔,递过去。他不接。

“这个字你签了,台上那一百多块牌就得抬走。”

来之前我看过文件。清溪县文保所一份,镇政府一份,村委会一份,三份上写的都是同一句话:万年台修缮工程启动,台上附属物清点移交,限期三十日。附属物那栏后头用括号注了一行小字——木牌一百六十三件,待核。

那行小字是我打的。上季度摸底,全镇三十七个行政村,只有河埠村报上来一百六十三件。报表是我收的,压在镇文化站的铁皮柜里。

“牌抬走了,台子才好修。”我说,“台子修好了,戏还能唱。”

“唱给谁听?”

旁边一个婆子接了话:“唱给谁听,早没人听了。”

“没人听也得唱。”沈长根说,“牌在,人在。”

这句他说得不高。晒谷的人没一个吭声,有个汉子把木耙往谷堆上一戳,耙齿插进去,立住了。

九点二十。约好十点在村委会跟支书碰头。

“沈伯,划不划名字,不影响文件。你不签,我照办。”

“我不签。”

“那我找德明叔。”

“你找。”他把手往裤兜里一插,“他签了,也就是他一个人签。”

村委会在戏台西边,隔着一道矮墙和一个猪栏。猪栏空着,槽里积了雨水,浮着几片泡烂的菜叶。

沈德明五十六岁,穿一件灰色的确良短袖,袖子挽到手肘,桌上摊着一摊纸,一个搪瓷缸,缸子上印着“劳动最光荣”,那些字掉了半边漆。

他给我倒水,水是从暖瓶里倒的,暖瓶的塞子是用红布裹的。

“长根划你名字了?”

“划了。”

“划了就划了。”他把缸子推过来,“你别往心里去。他不是冲你。”

“冲谁?”

沈德明拿手在桌面上抹了一下,抹掉一层浮灰。

“冲这桩事。”

“这桩事是县里定的,有批复。”

“我晓得有批复。”他从那摊纸底下抽出一张,翻过来给我看。是复印的批复,边上被他用铅笔写了一行字:牌不可离台,不可翻。八个字,铅笔写得很重。

“这八个字是谁写的?”

“老辈传下来的话。你问村里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这八个字。”

“为什么不能翻?”

他把纸收回去,压在底下。

“你要办这事,先听我说完。这戏台是万历年的,中间塌过两回,民国二十六年修的那次,村里的老人出了工,那时候台上就挂着牌了。牌是桃木的,一块一块挂在后台的横梁上,正面朝外,名字朝外。牌位一百六十四块。挂上去的,只有一百六十三块。缺的那一块,谁也说不出在哪。”

“正面是谁的名字?”

“村里活人的。”

“背面呢?”

第02章 红纸上的名字被划掉了(二)

沈德明没答。他端起缸子喝水,喝完把缸子放下,缸底在桌上磕出一声闷响。

“你奶奶叫沈招娣。”他说,“你爸叫沈家旺。你叫沈青禾。”

我点头。

“你家的牌,第一百一十九块。”

“我没见过。”

“你没见过,是因为你十几岁就出去了。”他抬起头来,“这村里出去的人,牌都还在梁上挂着。你以为出去了就不算了?照样算。”

外面有人喊他,说镇上的车来了。他站起来,把椅子往桌下推。

“住的地方我给你安排。你家老屋空着,锁了十几年,钥匙我这儿有一把。你住那儿,比住镇政府强。”

“为什么?”

“住镇政府,村里人看你就是个干部。住老屋,你就是沈家的闺女。”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把钥匙,钥匙头上系着一截红绳,绳子已经发黑。

“有几件事你要晓得。”他背对着我说话,一边把抽屉关上,“第一,牌不能动,动了要出事——这话你不要当迷信听,你把它当规矩听。第二,沈长根是全村的木匠头,他做过一半的牌,他要不松口,没人给你搬。第三,你干事这段日子,不管看见什么,先别问为什么,问了他也不答。”

“那我问谁?”

他把钥匙放在我手里。

“问你自己家的牌。”

老屋在村东,三间,土砖墙,墙根有一道裂缝,缝里长出一株构树,叶子擦着窗台。门框上头还留着一副旧对联的糨糊印,纸早被刮干净了,只剩一层发黄的糊痕。

推开门,一股霉味。堂屋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落了厚厚一层灰,灰上有一圈一圈的印子,那是以前摆碗留下的。墙角有两口缸,一口空的,一口盖着木板,揭开看,里头是半缸陈谷,抓一把,谷壳一捏就碎。

我把帆布包放在桌上,把文件袋拿出来。文件袋里有三样东西:批复、移交清单、一台单位配的数码相机。相机是旧的,电池仓盖用胶带缠过。

天擦黑的时候,村里开始有响动。先是一条狗叫,接着几条狗一起叫,然后有人在喊什么,声音拉得很长,是唱戏的调子。

我出门看。村道上有人往戏台那边走,手里提着小板凳,走得慢,板凳在手里一晃一晃。

我跟过去。

万年台在前面,三面敞开,台顶黑黢黢的。两根前柱子上留着十几年前的标语,字被雨淋得只剩几个偏旁。台上没开灯,只挂着一盏灯泡,瓦数很低,光只够照住台面中间一块。

台子后面有一道矮门,门后是后台。后台比台面高两个台阶,墙角堆着旧幕布、断了的旗杆、几捆竹篾。横梁在头顶,梁很低,人站直了,伸手就能够到梁上挂的东西。

我抬手,摸到第一块木牌。

木牌巴掌大,桃木的,边缘磨得发亮,中间钻了一个孔,穿一根麻绳,绳子在梁上绕了两圈,打的是一种我看不出名目的结。牌面朝外,上头刻着三个字,刻得深,字口里填了墨,墨已经渗进木纹,黑得发青。

我拿手电照,念出那三个字:沈长根。

第二块,第三块,一块一块往下数。有的牌很旧了,边角被虫蛀了洞;有的新,新得还能闻见木头的生味。名字有的刻得规整,有的刻得歪,明显不是一个人刻的。

数到第一百一十九块,我停了一下。

牌面朝外,上头刻着三个字:沈青禾。

第03章 红纸上的名字被划掉了(三)

字是新的。木头的颜色比旁边的牌子浅一截,摸上去还有一层没被手摸过的干。

我把手电往下挪,照着牌子的背面。

背面朝里,贴着墙。

后面有人上来。脚步声很轻,但我听见了,木头台阶被踩出“咯”的一声。

我回头。

沈德厚站在台阶底下,个子不高,穿一件黑布褂子,头发剃得很短,头皮露着青。他手里捏着一样东西,我一开始以为是烟,看了两眼才看清,是一炷没点的香。

“数清了?”他问。

“一百六十三块。”

“数清了就下来。”他说,“灯要熄了。”

“这块是新挂的。”

“挂上去三年了。”他把香在手里转了半圈,“你回来那年挂的。”

“谁挂的?”

“我。”

他把香揣进褂子的内袋,抬手去够灯的拉绳。

我把手从第一百一十九块牌上收回来,指腹上沾了一层木屑,还有一点凸起来的、被刀刻过的棱——那棱在背面。

拉绳一扯,灯泡灭了,后台黑下来。台阶上传来他往下走的脚步声,一步,两步,三步,走到台下,停住。

黑暗里他的声音从底下传上来,很平:

“明天早上,你先去看沈长根的箱子。他有一口木箱,箱里有九把凿子。你数数是不是九把。”

脚步声远了。

手电还亮着,光柱打在我脚边的木地板上,照出一圈碎木屑和两截断绳头。

沈长根的院子在西头,院墙是用碎砖垒的,砖缝里塞着石灰。院里堆着木料,杉木居多,也有几根樟木,剥了皮,白茬朝天,被露水打湿,颜色发灰。

他正在刨一块板,刨子推过去,卷起一条薄薄的木花,木花落到地上,一条一条地叠着。

我把来意说了。

他没停手,刨了三个来回,才把刨子放平。

“谁让你来的?”

“德厚叔。”

他抬起眼看我,看了一会儿,把手上的木屑在裤子上抹掉。

“他倒会使唤人。”

凿子箱挂在屋檐下,一个长条木箱,箱盖上写着两个字,“沈记”,字是他自己刻的,笔画很粗。箱扣是个铁片,拨开,掀盖。

箱里垫着一层布,布上排着凿子。我一把一把数,从左边数到右边。

九把。

“九把。”我说。

“九把。”他站在我后头,“你要看刃口?”

“能看吗?”

他把箱里的布连着凿子一起端出来,放在石阶上。九把凿子按宽窄排开,最窄的是两分,最宽的是八分。七把的刃口发暗,木柄上有一层油亮的包浆,被手心磨出来的。第八把刃口有一道卷,卷得不轻。第九把的刃口是亮的,亮得能照见人。

“这把新的。”

“前年新添的。”他说,“那把卷了,扔了。”

“新添的用了几回?”

“两回。”

“做两块牌?”

他点头。

“两块牌给谁做的?”

“一块给你。”他伸手指了指我,“一块给我自己。”

我没接话。院墙外面有鸡在叫,一声接一声,叫声拖得长。

“你要问什么,你就直问。”他把凿子一把一把收回布里,“绕弯子我听不懂。”

“牌上的名字,是活人的名字。”

“是活人的名字。”

“那为什么还要做新的?人没死,牌都做好了,后头再添的不就是给死人做的?”

他把布包好,塞回箱子,盖上盖,把铁片扣上。

“你这句话,三十年前也有人问过。”

“谁?”

“你奶奶。”他把箱子挂回屋檐下,挂好了,退一步看正不正,“她问的是,牌都给活人做,那死人用什么。”

“她怎么问出这个话?”

第04章 梁上挂着一百六十三块木牌(一)

沈长根在石阶上坐下,从兜里摸出烟,抽了一支点上。烟是“庐山”,软盒,盒子捏得扁了。

“你奶奶是接生的。”

“我知道。”

“她接的生,村里一半人是她接下来。她接下来的人,她要给人家刻一块牌。刻牌的木料,是我父亲给她的,用的都是做梁剩下的料头,不能有结疤,不能有裂纹。”

“刻牌之前,她做什么?”

“她把手洗三遍。”他把烟夹在指缝里,往上举了举,“然后拿我的凿子,把名字刻上去,字口里填墨,填的是写对联剩下的墨。刻好了,她自己挂上梁。”

“挂的时候有人看着吗?”

“没有。”他把烟灰弹到地上,“她一个人挂。挂了四十多年。”

我算了算,四十多年。

“她挂过多少块?”

“不知道。她不说。”

“她哪年不挂了?”

沈长根吸了一口烟,把那口烟含在嘴里,含了两三秒才吐出来。

“她死那年。”

沈长根不说话了。院里那只鸡又叫了两声,然后扑着翅膀跳上了柴堆。

我从他院里出来,回村委会拿了登记表和相机,去台上正式清点。

清点得一块一块来。我搬了一张条凳放在后台当中,把登记表摊在凳面上,一栏一栏填:编号、名字、木质、绳结状况、牌面新旧。

光不够,我把后台那盏灯泡换了个大的,从村委会的电表箱里拉了根皮线过来,顺着墙角走,用铁钉钉住,钉了七处。

清到晌午,婆子们来了。先来的是沈长根的弟媳,姓周,七十来岁,手里挎一个竹篮,篮里是两把青菜。她不进门,站在台下往上看。

“闺女,你歇一下,下来喝口水。”

我下去了。她递给我一个瓦罐,罐口用报纸盖着,揭开,是凉茶,浮着几片晒干的车前草叶。

我喝了两口,把罐子还给她。

“周婶,你家的牌是哪一块?”

“你帮我看看。”她跟着我上台,指了指靠东的一根副梁,“那块,中间偏右,我儿子的。”

那块牌我上午清过,名字叫沈建平。

“我想求你把这块摘下来。”她说。

“为什么?”

“我儿子五十三了,在深圳,不回来。这村里没人了,戏也不唱了,牌挂在这里跟挂在哪里一样。”她把竹篮换了个手,“我听说牌要抬到城里博物馆去,摆玻璃柜子里。抬走了好,省得我每年还来擦。”

“擦牌?”

“擦。从前年开始,村里每年七月半擦一回牌,一家一户擦自家的那块,擦完了在台子上摆一碗饭。”

“今年擦了吗?”

“今年没擦。”她把声音压下去,“德厚说今年不擦。”

“为什么?”

她摇头,把竹篮挎好,走了两步,回头说:“他说今年不清,等过了这一桩事再清。”

她走后,又来了三四个,问的话都差不多。她们想摘牌,理由是同一个:家里的人都在外面,不回来,牌挂在这里没人管。

沈德厚来的时候,是下午三点。他没上台,坐在台下第一排的石墩上,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扇得不快。

“你想摘牌?”

“不是我想摘,是他们想摘。”

“他们想摘,你就摘?”

“这得按程序走。牌子是文物,得造册、上报、批下来才能动。”

“那你就按程序走。”他把扇子合上,在膝盖上拍了一下,“不过你造册的时候,把每户有几个不在村里的都写上。”

“为什么要写这个?”

“写上去,你就晓得哪些人要摘,哪些人不摘。”

第05章 梁上挂着一百六十三块木牌(二)

我照他说的,在登记表后头加了一栏。加完我往下看,看到一半,笔停了。

第一百零四块牌,名字叫沈有福。

我在村里住过,我记事起就听过这个名字。沈有福是沈长根的弟弟,十几年前没的,埋在后山路基上头。他没有儿子,房子早塌了,院墙也只剩半截。

我又往下看。

第一百二十一块,沈招娣。

第一百三十四块,沈德全。

第一百五十一块,周家英。

这四个人,我一个一个在记忆里过了一遍。沈招娣是我奶奶。沈德全是村里早年的会计,我上小学时就没有了。周家英是沈长根的弟媳的姐姐,也没了很多年。

四个死人的名字,挂在梁上,正面朝外,跟活人的名字挂在一根梁上,一样的绳,一样的结,一样的墨。

我把表平放在凳面上,把相机举起来,对着这四块牌各拍了一张。

快门声在空台子里响得厉害。

沈德厚在台下站了起来,把蒲扇别在腰后。

“拍完了?”

“拍完了。”

“相片别急着交。”他说,“你先回去,把自己家的户口册翻一遍。”

“翻什么?”

“翻你奶奶那一页。”他转身往村里走,“你翻完,明天早上再来找我。我这里有一本册子,你看完了,我这一本你也看。”

他把话说得很平,像在交代一件打水的事。

我下台的时候,天已经阴了。台上那根皮线拉到墙角,灯泡还亮着,把后台照成一片黄。

回老屋的路上,我在村委会门口停了一下。沈德明还在,桌上摊着一本蓝色的册子,是村里的户籍底册,纸边卷了,用麻线重新订过。

他把册子推给我。

“翻到沈招娣那一页。”

我翻。册子是按门牌编的,一页一户。翻到我们家的门牌,第一行写着沈招娣,第二行写着沈家旺,第三行写着沈青禾。

沈招娣那一行最后有个空格,格子里用蓝黑墨水写着两个字。

坠水。

空格后面还有一栏,是备注。备注是铅笔写的,字很小,写着“夜归,桥上”。

我抬头看沈德明。

他把册子合上,拿手掌把封面按平。

“这两行字不是我写的。”他说,“我接手的时候就有。”

停电是晚上八点四十。

我正在老屋里抄名字,灯泡直接灭了,笔尖在纸上划出一道横。外面一片黑,狗叫了两声就停了。我摸到门口,往村里看,整个村子都黑着,只有村委会那边有一点光,是应急灯。

这种停电在村里是常事。沈德明跟我说过,线路老,一刮风就断,有时候断一夜。

我回屋,从帆布包里翻出手电和相机,把两样东西都装上。手电是单位的,铝壳,光圈能拧。

我想了想,把手机也带上。

路上没有一个人。走到万年台底下,我把手电照上去,先照前台,再照后台的门。门虚掩着,是我下午走的时候没插好。

后台里,那盏灯泡黑着。我在条凳上站好,抬手够到第一块牌。

规矩是不能翻。

我把绳结往外拨了一点,让牌面能转过来,然后翻。

第一块,背面光的。木纹清楚,什么也没有。

第二块、第三块,一样,翻过去都是干净的木面。第四块木色发暗,我多照了一会儿,仍旧是光的。第五块、第六块,连着两块,背后连刀尖点过的印子都没有。

第七块,我翻过来,手电光打上去,看见三个字。

三个字是刻进去的,字口比正面的浅,没有填墨,木头的本色。刻得不规整,刀路一顿一顿,是手上没力气的时候刻的。

第06章 牌翻过来背面有字(一)

念出来是:沈德厚。

我把那块牌停了很久。手电的光圈太小,我把光圈拧大,光柱变散,照出牌背整块的木面。三个字在木面上,占了下半部分,上方还空着。

我拿相机拍,快门声在后台里炸开。拍完我把牌翻回去,绳结拨正。

第八块,光。第九块,光。第十块,沈德厚。第十一块,沈德厚。第十二块,光。

我数着翻。

一百六十三块牌,我数了三遍才数准。第一遍翻了一半,手电换了一次电池。第二遍是回翻,我从最后一块往前,怕漏。第三遍是复核,只核有字的那一批。

翻到中间的时候,台下有响动。

我把手电按灭,蹲在条凳上,手撑着梁。

响动很轻,一下一下,像有东西在台面上拖。我听了一会儿,等眼睛在黑暗里适应,才从后台的门缝往下看。

台下空着。台面靠西有一摊积水,月光落在水面上,泛白。积水边上有一只猫,灰的,正用爪子扒一只倒了的竹篓。竹篓翻过来,里头掉出几根干了的玉米芯。

猫扒了两下,抬头看我,眼睛里两点黄光,然后从台子边上跳下去了。

我把手电打开。

到十一点半,数出来了。

背面有字的,四十一块。另有一块,背面刻着两个字。

四十一块背面的名字,分三种。最多的一个名字是“沈德厚”,三十一块。第二种是“沈敬山”,八块。第三种只有两块,刻的是“沈开源”。招娣那块不算在这四十一块里。

沈开源是沈德厚的祖父,我在祠堂的牌位上见过这个名。沈敬山是他父亲。

我把这四十一块牌搬到后台的地上,按笔迹分开摆。

沈敬山那八块,起刀重,收刀轻,“敬”字右边一撇撇得很长,撇出了格。

沈开源那两块,字小,笔画紧,像是拿刀尖一点一点戳出来的。

沈德厚那三十一块,字口最深,横平竖直,末尾的钩很短,几乎不挑。

三种笔迹,出自三只手。

木头也不一样。沈开源那两块几乎全黑,边上裂了口,裂缝里塞过胶。沈敬山那八块颜色深,摸上去像上过一层油。沈德厚那三十一块新,木色发红,牌面上还看得见木纹。

这四十一块牌,正面朝外的名字,我一块一块抄在纸上。抄的时候手抖,字写得很难看。

抄完,我把纸摊在条凳上,从头看。

沈长根。沈德明。周桂芝。沈建平。沈德全。沈招娣……沈招娣那块在里头。

我把纸折起来,塞进帆布包,从台上下来。

走到台下,我回头照了一眼后台。

后台的门开着,门里有一样东西在动,很小的幅度。我把手电照过去,是那根皮线,被风吹得摇。

我回老屋,把门插上,点了两根蜡烛,把户籍底册摊在八仙桌上。

册子是沈德明借我的,全村一百六十三户,一户一页。我把这四十一户折了角,然后一户一户查。

查法是:从册子里翻出每一户的全部人口,看后面那一栏。那一栏写法不一样,有的是“迁出”,有的是“外出”,有的是“嫁出”,有的是空格。

空格的意思,是死。

我从第一户查起,查到天亮前,查完了二十四户。

二十四户里,有二十户的空格是空的。什么意思?就是这一户到现在为止,一个人也没少。老的还在,小的也还在,中间没有夭折,没有横死,没有难产。

剩下四户有空格的,空格里写的是“迁出”。

第07章 牌翻过来背面有字(二)

我坐在凳子上,把蜡烛芯剪短,火苗跳了一下,矮下去。

全村一百六十三户,我还没查完一百六十三户。但我已经知道往下查会查出什么。因为这些年村里死的人,我大致记得。我小时候在村里住到十三岁,谁家出过事,谁家的谁是怎么没的,我都听过。

死的人里,没有一户是这四十一户。

我把册子合上,又打开,翻到我们家的那一页。

沈招娣,空格,坠水。

我们家这一页,有一个空格。

我把那张纸收起来。第一百一十九块,正面是我的名字,背面是招娣。

我从凳子上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开了一条缝。外面天还没亮,东边有一线白,鸡在叫。

天亮以后,我又去了台上。

我搬了条凳到第一百一十九块牌底下,站上去。

那块牌是新的,木头颜色浅。我把绳结拨开,翻过来。

手电打上去,我看见背面有刻痕,但刻痕上蒙着一层东西,不是灰,是木屑——刻完了没有吹干净的那种。

我伸指甲去刮。

刮开一点,第一笔露出来,是个“沈”。

第二笔露出来,是个撇。

再往下刮,指腹碰到绳结,绳结挡着,挡住了一个角。

我把绳结整个解下来,把牌托在手里。

手电的光打全了。

两个字,从右到左,刻得比正面深,字口里填了墨,墨已经吃进木头里,黑得发青。

字是:招娣。

我把牌握在手里,握了很久。

背后有脚步声,从台下上来的脚步,不快。我把牌翻回去,绳结来不及系,攥在手心里。

沈德厚站在台阶上,手里提着一样东西,是一盏马灯。灯点着,火苗在玻璃罩里晃。

他看了一眼我的手。

“你把牌摘下来了。”

“摘了。”我把牌摊开给他看。

他把马灯放在条凳上,走过来,从我手里把牌接过去,翻过来看了看。

“你知道这块牌挂上去三年了。”

“我回来那年挂的。”

“你回来那年,你奶奶死了三十三年。”他把牌在手里转过来,正面朝上,“她死的那年七月,你爸抱着你,从县城回来一趟,住了七天。走的时候,牌没挂。”

“为什么不挂?”

“因为你爸不认这个。”他把牌递回给我,“你爸念了书,在县里做事。他说这是迷信。”

“你后来怎么挂的?”

“三年前你回镇上工作,我看到了你的名字。”他把马灯提起来,“我就把这块牌挂上去了。”

“你为什么给我挂?”

沈德厚的手停在半空。他把马灯放回条凳,灯罩里的火苗晃了一下,没灭。

“你奶奶的牌,是村里唯一一块背面有人名、正面也有人的牌。”他说,“正面是你,背面是她。她做的事,她自己认。”

“她做了什么?”

他没答。他把马灯从条凳上提起来,往台阶下走。

“你先把手上的牌挂回去。绳子打个死结。”

“德厚叔。”

他停住。

“四十一块牌背面有你名字。你父亲八块,你祖父两块。”我说,“我查了一夜的册子。这四十一户,一户都没有死过人。”

马灯的光在他脚下,把他的影子投到后墙上,影子很高。

“你查完了?”

“查了二十四户。”

“剩下的十七户,你去查。”他说,“查完了,明天晚上到我家来。我把册子给你看。”

他往上举了举马灯。

“还有。你手上这块牌,正面和背面,都是你奶奶刻的。”他往上抬了抬下巴,“你生下来第六天,她刻完的。第七天,她就没了。”

第08章 晒场上站了两拨人(一)

消息是周桂芝传出去的。

第二天早上她来老屋送菜,站在门口没有进来。她手里还是那个竹篮,篮里一把豆角,一把红辣椒。

“闺女,我听说你昨晚在台上翻牌了。”

“翻了。”

“从头翻到尾?”

“一百六十三块,都翻了。”

她把竹篮往门槛上一放,蹲下去,把豆角一根一根捋直。

“翻出什么了?”

“翻出一些字。”

“什么字?”

“周婶,你家的牌,背面是空的。”

她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捋豆角。

“我晓得。”

“你晓得?”

“我不晓得我家的。”她把豆角放进篮子,站起来,拍了拍膝盖,“外头有人讲,讲了好多年了。说沈德厚的牌是活的。哪家的牌背面刻了他的名,那家就顺。哪家的没刻,那家就要出事。”

“这话谁讲的?”

“谁讲的都有。”她把篮子往我手里推,“你收着。我今天讲一句话,你莫往心里去——你奶奶那块牌,背面刻的是她的名。她自己的牌,自己刻自己的名。”

她走了。走了五六步,又回头。

“你昨天晚上翻牌的时候,有没有人在台下看着你?”

“没有。”

“有。”她说,“沈长根在猪栏后头站了半个钟头。”

中午的时候,晒场上聚了人。

先来的是沈长根带的那一批,八九个,都带着工具,一根胳膊粗的杉木杠子,几根麻绳,还有两把斧子。他们把杠子和绳子放在台子正前方的水泥地上,然后坐在杠子上。

又来一批,二十来个,从村西过来,领头的是沈福生。沈福生五十来岁,做泥水的,手掌大,指节上都是硬皮。

两拨人隔着晒场站开。晒场是水泥的,去年新铺的,中间还有一道没抹平的接缝。

我到的时候,沈德明已经在当中站着,两手插在裤兜里。

“你们这是做么事?”

“我们不砸台。”沈福生说,“我们等人。”

“等谁?”

沈福生抬手指我。

我走过去。晒场上的人都看着我。

“你是县里来的,你有文件。”沈福生说,“我就问一句,那些牌,是不是要抬走?”

“程序上要抬走。”

“抬到哪里去?”

“清溪县文保所的库房,编号,上架。以后可能进博物馆的展厅。”

“展厅里挂不挂梁?”

我愣了一下。

“展厅是玻璃柜子。”

“那就不是梁。”沈福生把手插进腰里,“牌挂在梁上,那是给活人看的。放进玻璃柜子,那是给死人看的。我不签这个字。”

“沈叔,我也不签。”后头有人接话,“我家那块牌,我娘每年来擦。你搬去县城,我娘上哪里擦?”

沈长根坐在杠子上,一直没开口。这时候他站起来。

“你们讲文件,我不懂。我讲一件事。”他转过身,伸手往台上指,“这台子是万历年起的,中间塌过两回。民国二十六年那一回,塌的是西头,塌下来的时候砸死了两个人。修的时候,村里出了一百二十七个工,出了四十七根杉木。修完了,把牌又挂回去。挂了以后,这台上再没塌过。”

“沈伯,”我说,“这是木结构的问题,跟牌子没关系。”

“我讲的是这个。”他把手放下来,“牌挂在那里,村里人每年来擦。一家擦一块,擦完了摆一碗饭。这一碗饭是给谁的?你问他们。”

他往旁边一指。晒场上的人没有一个答。

沈福生往前走了一步,走到沈德厚面前。沈德厚刚才一直站在台子侧边的台阶上,靠着柱子。

“德厚。”

“嗯。”

“我问你一句话,你答一句。”

“你问。”

“我儿子那块牌,背面有没有你的名?”

第09章 晒场上站了两拨人(二)

晒场上安静下来。有个人往后退了半步,鞋底在水泥地上磨出一声。

“没有。”沈德厚说。

“为什么没有?”

“你儿子的牌,是光绪年的。”

沈福生的脸涨起来。

“你讲么事?”

“那块牌挂上去,是光绪三十年。你儿子是后来才生的,他的名,是你娘求我刻上去的。”沈德厚把手从裤兜里抽出来,“牌是老的,字是后刻的。老牌的背面是平的,刻不下。”

“你胡说。”沈福生的声音变了调,“我儿子死那年,你在不在村里?”

“在。”

“你在,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后面的话他没说出来。他把手抬起来,抬到一半,又放下。

我站在旁边,看见他的手在抖。

晒场上有个人小声说:“他儿子是十七岁那年没的,水塘里。”

沈福生听见了,转过身,冲着那个人吼了一句:“你闭嘴!”

那个人不出声了。

沈福生往台上走,两步跨上台阶,往后台去了。有人喊他,他不听。

我跟上去。

后台里暗,他站在条凳上,抬手在梁上摸。他摸得很快,摸一块,拨开绳子,翻过来看,看完翻回去,再摸下一块。

摸到第七块,他的手停住。

他把那块牌从梁上解下来,绳子解开,牌托在手心,翻过来给我看。

背面是平的。正面刻着三个字:沈小军。

他把牌举起来,举过头顶,往地上一砸。

桃木的牌落在木地板上,没有碎。弹了一下,滚到墙角。

他又走过去捡起来,两只手捏住牌的两头,往膝盖上一磕。

这一次牌裂了。从中间断开,一半在他左手,一半在他右手。

裂口里没有新鲜的白茬。裂口是旧的,木头早断了,断面上有一层积年的灰。

我把手电打开,照那两半。

牌是空的。桃木的外壳有三分厚,里头的芯被掏空了,掏出一个长方形的槽。槽的一头塞着一卷纸,纸卷成小指粗细,发黄,用一根红线系着。

沈福生的手不抖了。他把那半块牌放在条凳上,把纸卷拿起来,红线解开。

纸卷展开,是三四层,最里层是一张薄纸,纸上写着字。

字很小,竖排,是用毛笔写的,笔画抖。

沈福生看了很久,然后把纸递给我。

“你念。”

我把纸接过来,对着手电的光念:

“沈小军,壬申年生,九月十七日子时。母难产,脐带绕颈,解二圈,出。头三日不吮乳,灌米汤二十一日。四岁发热,七日不退,以柴胡、葛根、甘草三味,三次退。十七岁,落水塘,救起时口中无水,胸腹无水,气闭。以手按腹,屈两膝,背朝上,水自口出二碗。气未回。”

我念完,抬头。

后台门口站着人,一个挤一个,把门框堵死了。沈德厚站在最前头。

沈长根从人堆里挤进来,伸手把那半块牌拿过去,凑到眼前看,又把鼻子凑到断口上闻了闻。

“这牌不是我做的。”他把牌放下,“我做的牌,芯是实的。一块牌两斤半,我劈开过自己的废料,里头一股子实木。”

“空心的牌是哪个做的?”我问。

“老辈子做的。”他把手在裤子上抹了一下,“我听我父亲讲过,早年间做牌,做两块。一块套一块,外头那层是活的,里头那层掏空,装东西。会做这个的不多了,我父亲会做,我没学会。他讲,掏空的刀口不能见风,见了风就要裂。”

“为什么不学?”

“学了也没用。”他把嘴往台下努了努,“这些牌,谁家要往里头装东西?装钱?装银元?装粮食票?”

他不说话了。台下有人咳了一声。

第10章 晒场上站了两拨人(三)

沈福生把两半牌捧在手里,看着那行字。

“这是谁写的?”

“你娘。”沈德厚说。

“我娘不识字。”

“她口述,我写的。”沈德厚往前走了一步,“你娘那年抱着你儿子来找我,说这孩子的牌是空的,心里不踏实。我问她,你要在里面装什么。你娘说,装他的日子。”

沈福生没有说话。他把两半牌合在一起,合不严,中间有一道缝。

“这卷纸为什么不早拿出来?”

沈德厚伸手把纸卷从他手里抽走,重新卷好,塞回木槽,把两半牌对整齐,用红线绕了三圈,系住。

“牌是给活人揣的。”他把牌递回给沈福生,“不是给死人收的。”

施工队是上午十点到的。

一台蓝色农用车,车斗里装着一台水准仪、三脚架、两盘卷尺、几根花杆,还有三个人。开车的是个年轻司机,副驾上下来一个姓刘的技术员,戴一顶草帽,穿一件印着单位字样的黄马甲。

车开到村口就停了,进不去。

进村的唯一通路是一座石拱桥。桥面宽不到两米,两边没有栏杆,桥面的石板被脚底板磨得像水洗过,中间踩出两道浅槽。桥头有一块石碑,被草埋了半截,碑上刻着三个字,字被雨水泡得发灰,要蹲下来才认得出:永济桥。

桥中间横着一根扁担。

扁担是桑木的,两头有铁钩,中间被肩膀压出一个弧形。扁担一头搭在桥左边的石墩上,一头搭在右边。扁担上坐着一个人,是沈长根。

他坐在一个小马扎上,脚边放着一壶水,一个搪瓷缸。

刘工下车,走过去。

“大爷,麻烦让一让,我们进村量尺寸。”

“量什么尺寸?”

“台子的尺寸。我们只量,不动东西。”

“不动东西,也要过桥?”

“过桥才能进村,大爷。”

沈长根把搪瓷缸从地上拿起来,喝了口水。喝完把缸子放回去,缸底在桥板上磕了一声。

“你们过不去。”

“大爷,这是公事。”

“公事你找镇上。”

刘工回头看我们。我走过去。

“沈伯,让车过去,我跟着。他们只量,我在场,量完就走。”

“你跟着也不行。”他把手往桥面上一放,“这桥,过不得重车。”

“这不是重车。”

“农用车也是重车。”他把手指往桥板上敲了两下,“这桥是光绪年修的那个底子,民国又补过一回。你看这石头,中间这块,缝里都空了。前年拖拉机上来过一台,上去以后,桥板裂了一道,裂在底下,看不出来。我下去摸过。”

刘工也蹲下去,把头探到桥边往下看。桥下是一条干了的河,河底长着草,草里头是丛生的乱石。

“是有裂缝。”他站起来,把草帽往后推了推,“大爷,我们人不坐车,车上不来,人走上来,东西我们扛。这样行不行?”

“行。”

沈长根把扁担从桥面上拿起来,竖着抱在怀里,往桥头退了两步。

三个人把水准仪、三脚架、卷尺从车上卸下来,一样一样扛过桥。扛卷尺的时候,那个年轻司机踩到桥板缝,脚一崴,卷尺掉在桥上,铁壳在地上滚出半米。

沈长根伸脚把卷尺挡住。

“看脚下。”

司机把卷尺捡起来,说了声“谢谢大爷”。

这时候桥头已经站了十几个人,都是听见动静过来的。有人抱着胳膊,有人手里还捏着锄头。

第11章 石桥上横着一根扁担(一)

一个年轻的说:“长根爷,你让一让,人家是来修台子的,修好了台子好看。”

“好看给谁看?”

“给我们看。”

“你一年到头在东莞,回来几天?”沈长根把扁担抱在怀里,“你回来七天,看两回台子。剩下的三百五十八天,台子谁看?”

那个年轻人不说话了。

后头有个婆子往桥那头喊:“刘师傅,你们戴帽子的,说话要算数。”

刘工回过头来,说:“婶子,我们只管量,不管拆。”

“量完了就拆了。”

“拆不拆不是我们说了算。”

沈德明这时候到了。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脚上是一双塑料拖鞋,走得很急,拖鞋拍在桥板上啪啪响。

他把沈长根拉到桥头,两人站在碑旁边说话,声音压得很低。我只听见几个字:“十天。”“你莫把事情搞大。”“我搞大了还是你搞大了。”

沈长根把扁担往地上一顿。

“你签你的字,我拦我的桥。”

一行人还是进了村。沈德明在前面领路,脸色不好看,一路上没说话。

量到后台的横梁时,刘工抬手够了够。

“这梁上挂的是什么?”

“木牌。”

“多少块?”

“一百六十三块。”

他把数字记下来,又问:“这些牌子施工的时候要摘下来吧?我们做脚手架,梁上不能挂东西。”

“要摘。”

“什么时候摘?”

“还没定。”

他点点头,把本子合上,笔插进本子中间的缝里。

“行。我们做预算的时候,把拆卸和复原都算进去。”

中午吃饭在村委会。沈德明煮了一锅米粉,切了半只咸鸭,摆在院里一张方桌上。刘工三个人吃得快,吃得干净。

吃完饭,他们要走了。扛着东西过桥的时候,沈长根又坐在了桥中间。

“大爷,我们出去。”

“东西扛稳了。”

“扛稳了。”

他把扁担挪开,让出半米宽的路。

车开走以后,我站在桥头,看沈长根把扁担从桥墩上拿下来,往肩上一扛,慢慢往家走。

我跟上去。

“沈伯。”

他不停。

“你为什么拦车?”

“桥要塌。”

“桥不塌。刚量过。”

“镜子量的是面上。”他把一只脚在桥板上跺了跺,桥板闷闷地响了一声,“我说的是里头。你听这声,空了。空了的东西,补得再厚,也是空的。”

“我讲的塌,不是一下子塌。”他把扁担换了个肩,“我讲的塌,是一块一块掉。掉了就补不上,补上也不是原来的。”

“那跟牌子有什么关系?”

他停住,把扁担竖在地上,两手扶着。

“你昨天翻牌的时候,看到牌背的字没有?”

“看到了。”

“你数了没有?”

“四十一块。”

“你知道那四十一块牌,是哪一年挂上去的?”

“不知道。”

“你自己去数。”他把扁担重新扛上肩,“牌正面的字,字口里的墨有深有浅。深的,是老墨,写得早;浅的,是新墨,写得晚。你把深的浅的分开排一排,就晓得那四十一块牌是哪一批挂的。”

他走了。走了十几步,回头补了一句:

“你莫光在台上找。你到桥上去找。”

那天下午,我回台上,按沈长根说的法子试了一遍。

我不看背面了,只看正面。把一百六十三块牌一块一块转到光下,看字口里的墨。

墨色确实分两种。老墨发乌,吃进木纹,木纹里的墨线往外散,散得像蛛网。新墨发亮,浮在字口上头,用指甲一刮能刮下来一层。

我把新墨的牌挑出来,排在条凳上,从东往西。

第12章 石桥上横着一根扁担(二)

一排排下来,是四十一块。

四十一块新墨的牌,四十一块背面刻着沈家名字的牌,一块不差,连位置都对得上。

我站在条凳上,侧过身看梁。这一批牌不是挨着挂的,是隔几块挂一块。隔的位置没有规律,有的隔三块,有的隔十几块,最远的两块中间隔了二十二块牌。

我拿笔在纸上画了个梁的示意图,把这一批的位置标出来。标完看,像一条断续的线,从东头一直划到西头。

天还没全黑。我把本子收起来,出了村口。

那天傍晚,我一个人去了桥上。

河底干着,草上有一层露水。我趴在桥面上,把脸贴近石板,用手电从斜里照。

桥面上没有字,只有两道被脚踩出的浅槽。

我下去,下到河底的乱石上,回头照桥的侧面。

石拱桥的侧面是六块条石砌的拱圈。条石与条石之间有灰缝,缝里长着草。我从东往西照,照着照着,第三块条石的侧面,贴地的位置,有一片磨不掉的痕迹。

我蹲下去,用手把草拨开。

痕迹是刻的。刻得很浅,被一百多年的水气蚀得几乎平了。刻的是一行一行的字,竖排,从上往下。

我把手电举高,一寸一寸挪。

第一行是三个字,我认出最后一个字是“氏”。

第二行,四个字。

第三行,三个字。

我一行一行数下去。

数到第四十一行,我停了。

第四十一行后面,还有一道竖线,竖线往下,是一块空着的石头面。空着的地方有一个凿子点过的凹坑,凿子停了手,只点了一下。

我在河底的湿石头上站了很久。手电的光圈在石面上抖。

我把四十一行的字全抄在本子上,抄完,纸被草上的水气浸得发软。

往回走的时候,我从桥上过。桥中间那块被沈长根指过的石板,在脚下响了一声,是空心的响。

唱戏的事是沈德明定的。

那天他从镇上回来,把我叫到村委会,把一张纸拍在桌上。纸是镇里的批复,对移交日期加了一行手写的意见:同意延后十日,村内自行做好群众工作。

“十天。”他把手在纸上按了一下,“十天以后,我把牌交给你。”

“你怎么跟村里说的?”

“我没说。”他把纸折起来,“我让人去请班子。”

请班子是村里传下来的规矩。台子要动,头上先唱一夜戏。这规矩没人写过,也没人敢不办。沈德明说,他父亲那辈传下来一句话:台子开口,先唱歌。

班子是从邻镇请的,五个人,一台三轮摩托拉过来的。车上装着两只木箱,一只装行头,一只装乐器。乐器是一面锣、一面小鼓、一把二胡、一支唢呐,还有一副竹板。

领班的姓黄,六十上下,脸上有一层深深的麻子,说话声音很亮。他一下车就问:“谁的台?”

“村上的。”沈德明说。

“唱哪一段?”

“你定。”

“那我唱《奈何桥》。”

沈德明顿了一下。

“换一段。”

“你让我定,我就唱这个。”黄师傅把木箱从车上搬下来,“这片地界唱台子,唱《奈何桥》是正理。台子上的牌要动,不唱这一段,牌不认路。”

沈德明没再说话。

台子从下午就开始拾掇。拆掉前台堆的旧幕布,扫台面,用湿拖把拖了三遍。台口的两个柱子上拉了电线,挂了四只灯泡,灯泡是黄光的,一百瓦。有人在台前摆了三十几张长凳,凳子是各家各户搬来的,式样不一,有长条的,有方凳,还有两个塑料的。

第13章 戏台上唱到奈何桥(一)

天黑下来,人陆续来了。来得比我想的多。前头坐的是老人,中间是妇女和孩子,后头站的是年轻人,也有几个骑摩托从镇上回来的。

黄师傅上台,把锣挂好,鼓支在左手边,唢呐放在脚边。

他先敲了三下锣。

台下静了。

他开口唱,嗓子粗,起得低,一句拖得很长。唱的是一个人走到桥头,桥上有水,桥下水里有影子,他问桥上的老婆婆,我家里的人还在不在。

二胡跟上来,拉得很慢。

我听不太懂唱词,只听得出几个字:“三年”“五年”“记不得”。

第一排最东头坐着一个老头,耳朵背,说话声音大。他跟着唱词一句一句念,念得比台上慢半拍。

“五年。”他念,“五年就记不得了?”

旁边的人拉他的袖子,他甩开。

“我记得。”他冲台上说,“我记得。”

台上黄师傅没停,接着唱。

唱到第二段,前排有个婆子哭了。她哭得不大声,是那种把嘴闭住、肩膀抖的哭法。旁边的人递给她一块手帕,她捏着,不擦。

第二段唱完,锣停。有人从台下端上来一只碗。

碗是蓝边的粗瓷碗,里头是白米饭,饭上压着一块咸鱼。端碗的是周桂芝,她一手托碗,一手扶着台沿,上了台阶,走到后台,把碗放在条凳上,正对着横梁。

放完她退下来,走到我旁边,站着。

“这是做什么?”

“摆饭。”她说,“唱戏的时候要摆饭,一碗。”

“给谁吃?”

“给牌上的人吃。”

“牌上都是活人的名字。”

“活人也吃。”她把两只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从前我婆婆来摆,我婆婆死了我摆。摆了二十多年,统共断过一回。”

“哪一回?”

“今年这一回。”她看着那碗饭,“今年七月半,德厚说不摆。他说今年不清,等过了这一桩事再清。”

我又往前站了站,看见台上。黄师傅的半边脸被灯泡照着,另半边在暗里。他唱一段,停一下,敲一下锣,再唱。

上台之前,沈德厚在西侧柱子旁边停了一下,跟黄师傅说了两句。我离得远,只听见黄师傅回了一句“我晓得”。

他问完那几句,我在柱子旁边多站了一会儿。

“师傅,为什么一定要唱《奈何桥》?”

“老规矩。”他把唢呐从脚边拿起来,试了一个音,“台子上的东西要动,就得让它们认路。认了路,它们晓得往哪里走。”

“往哪里走?”

“往台上去。”他抬手指了指梁,“从下往上走,走过桥,到了地方就站住,不回头。”

“这是戏里的说法?”

“这是做戏的说法。”他把竹板拿在手里掂了掂,“我唱了四十一年,唱过新台子落成,唱过旧台子拆,唱过三回牌搬家。回回都唱这一段。”

“搬走了以后,牌还回来吗?”

他把竹板敲了一下。

“回来的没有。”

后台里,沈德厚点了一炷香。

他是从台子的西侧绕上去的,走得很慢。后台没有开灯,只从台口漏进来一点黄光。

他把香插在一只粗瓷碗里,碗里是米。碗放在条凳上,正对着横梁。

我上去的时候,他已经把香插好了,两手垂在身侧,站着。

“德厚叔。”

“你听戏?”

“听不太懂。”

“听不懂好。”他看着那炷香,“听得懂的人,都在这台下坐着。”

香烧得很慢,烟往上走,走到横梁那儿散了。

“这香是给谁点的?”

“给桥上的人。”

“哪座桥?”

“你数过的那块石头。”

第14章 戏台上唱到奈何桥(二)

我没说话。台口的锣又响了一下,黄师傅的嗓子跟着上来,唱得比刚才高。

“桥上刻了四十一个名字。”我说,“那四十一个人,是哪一个村的?”

沈德厚伸手把香扶正。

“是我们村的。”

“我们村没有四十一个姓。”

“有。”他说,“四十一个姓,四十一个户,都是外姓。嫁进来的,逃荒来的,做手艺落脚的。有一户是铁匠,姓聂,在我祖父那一辈来的,住了十一年,走了。有一户是撑船的,姓吴,在我父亲那一辈来的,住了三年,走了。”

“走了?”

“走了。”他把手从香上收回来,“走的时候,孩子留下了。”

“孩子姓什么?”

“姓沈。”

台下忽然喊了一声好。有人在拍手,拍得不齐。

我把话往下问:“那这四十一个人,是怎么死的?”

沈德厚没有立刻回答。他从条凳上拿起那只粗瓷碗,把碗里的米往上拨了拨,让香站得更稳。

“你去查县志。”他说,“县上有志,志上有记。你查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河埠村的人口,一年记一次。你把每一年的人数减一减,就晓得那十一年里,我们村死了多少人。”

“这跟桥上刻的名字有什么关系?”

“你查了再说。”

“德厚叔。”

他把碗放回条凳。

“我父亲死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他看着横梁,“他说,这块地上,一年要走几个人,是定数。定数在,你拦不住。你能做的,是把走的人换一换。”

“换?”

“换。”他说,“拿一个人,换一个人。”

后台的门帘被风吹开一条缝,台口的黄光扫进来,扫过一排牌子,扫到最西头的时候,我看见那里有一块牌。

那块牌也挂在横梁上,从东头数第七位。那个位置比两边的牌往里缩了半尺,前头垂着一块旧匾,匾挡住了它的下半截。旧匾是木头的,上头刻着四个字,字被虫蛀了。我数了三遍牌,三遍都从东头起,数到旧匾那儿就顺着匾沿拐过去,把那块漏了。

我搬了条凳过去,站上去,抬手够。

牌比别的牌厚,也重,拿在手里沉,四斤。木料不是桃木,是柏木,颜色浅,纹理直。正面被刨子刨过,刨得发白,没刨净,留着一道一道斜的刮痕,从左上往右下走。没有漆。也没有字。

“这块牌上没字。”我说。

“没有。”沈德厚说,“还没刻。”

我把牌翻过来。

背面是平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层没被手摸过的干。

台口的锣停了。黄师傅的嗓子也停了。台下有人站起来,接着一片站起来的响动。

我回头看。

四只灯泡里,最西边那只炸了,玻璃渣子落下来,落在台面上,响了三四声。

台下有人在喊:“灯!灯灭了!”

另一只灯泡闪了两下,也跟着灭了。剩下两只还亮着,光弱了一半,把台子照成一片灰黄。

我把那块牌握在手里,从条凳上下来。

沈德厚站在原地没动,那炷香还在烧,烟直着往上走。

“这块牌是我数漏的。”我说,“一百六十四块。”

“一百六十三块。”他说。

“我手上这块不是?”

“你手上这块,”他把香从碗里拔出来,掐了半截香灰,“是我家的。”

台口那边,黄师傅拿竹板敲了三下。

“接着唱。”他喊,“灯灭了也唱。”

第15章 老人从怀里摸出一块空牌(一)

沈德厚的家在村北,三间瓦房,比我家老屋矮半尺。

他让我晚上去。我去的时候是八点,他家堂屋的灯亮着,门口摆着一双解放鞋,鞋头朝外。

屋里收拾得干净。堂屋当中一张条桌,桌上一只镜框,镜框里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穿一件对襟褂子,脸瘦,眉毛浓,照相的时候没笑。

“我父亲。”沈德厚说。

他把条桌底下的柜子拉出来。柜子是老式的两开门,铜环,环上磨得发亮。开柜门的时候轴响了一声。

柜里没有别的,只有三本册子,摞在一起,用一块蓝布包着。

他把蓝布解开,把三本册子并排摆在桌上。

册子是线装的,封皮是蓝布面,纸是毛边纸,纸边被翻得起了毛。三本册子的厚薄不一样,中间那本最厚。

“这一本,接生。”他把最上面那本推给我。

我翻开。

里头是竖排的字,毛笔写的,一行一条。每一条的格式都一样:姓名,生辰,母名,产况。

我念了一条:

“沈建平,癸丑年三月十九辰时。母周桂芝,头产,先露足,手入,转正,出。啼三声。”

再翻一页:

“沈小军,壬申年九月十七子时。母吴氏五妹,难产,脐带绕颈,解二圈,出。初不啼,以手拍背三十六下,啼。”

“这是我们家的接生册。”沈德厚坐在对面,“我祖母开始记,我母亲接着记,我母亲没了以后,我自己记。”

“你也会接生?”

“不会。”他把手放在册子上,“我只记。我母亲接完生,坐在灶前一边洗手一边说,说了我记。她记不住字,我父亲记。”

“你父亲记了多少年?”

“记到他自己死。”

他把第二本推过来。

“这一本,辨药。”

第二本比第一本厚,条目更密。我翻开,看格式:姓名,年月,症状,方子,几服,几时退。

有一条写着:

“沈长根之子沈建业,丙辰年七月。热,七日不退,口舌生疮。金银花、连翘、甘草、淡竹叶,三服。第三服后半夜汗出,热退。”

又一条:

“吴家船户之子,姓吴名水生,三岁。泻,日十余次,粪如蛋花。炒米、炒山楂、车前子,二服止。”

我把这句看了两遍。名字后头有一个符号,不是字,是一笔画出来的小圈,圈里一点。

“这个符号是谁画的?”

沈德厚把册子拿过去,凑到灯下看。

“我父亲画的。”他指了一下,“他认不得几个字,这是跟一个走方的先生学的。他说这是道家的记号,画上了就是个‘待’字。”

“待什么?”

“待他想起来。”他把册子推回来,“逃荒来的,姓氏记下了,名字记不下,就先画一个记号。你看后头又写了水生,是后来补的。”

我把册子翻到后半部分。后半部分的字迹变了,笔锋更硬,是沈德厚自己的字。

有一条:

“沈招娣之孙沈青禾,庚午年六月廿五日。生三斤八两,不吮乳,以绵蘸米汤喂,七日始吮。”

我停在这条上。

“这是我。”

“是你。”他说,“你娘生你的时候在县医院,回来那天你奶奶抱着你,称了三斤八两。她抱到我跟前,说,青禾这名字,你替我写上。”

“她为什么不自己写?”

“她那时候眼睛不行了。”

我把手放在那行字上。毛边纸粗,指腹能摸到墨迹干透以后留下的一点凸。

“第三本。”

第16章 老人从怀里摸出一块空牌(二)

沈德厚把最下面那本推过来,按住封皮,没有立刻放开。

“这一本,你要看清楚。”

“看什么?”

“你看完了,就晓得这四十一块牌是怎么回事。”

我把手从册子上收回来。

他没有翻开。他把手从封皮上拿开,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

是一块牌。

柏木的,跟梁上那块空牌一个尺寸,一个厚薄。牌面朝上,正面磨得很平,磨得发白,留着一道一道斜的刮痕。一道刻痕也没有。

“这是空的。”

“空的。”他说,“我父亲死之前,做了一对。一块他自己用,一块给我。他自己那块挂上梁了。”

“挂在梁上?哪一块?”

“你翻过的那批,八块刻着沈敬山的,里头有一块,正面是空的——就是他那块。”

“正面是谁的名字?”

“没有名字。”他把牌在桌上转了半圈,“正面也是空的。他挂了一块空牌上梁。挂了二十四年,到他死,那块牌一直是空的。”

“空牌挂上去,是什么意思?”

沈德厚把手放在牌上,两只手,一只盖一只。

“我们家的规矩,牌上刻了谁的名字,谁就要替谁担一年。担什么?担那一年的病、那一年的水、那一年的夜路。”

“担了以后会怎么样?”

“会耗。”他把手从牌上拿起来,“一个人一辈子能担多少,是有数的。我祖母担了二十三年,我母亲担了十一年,我父亲担了二十四年。担满了,人就走了。”

“你说的‘走’,是死?”

“是死。”他说,“我祖母死的时候五十二,我母亲死的时候三十七,我父亲死的时候五十一。”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灯是白炽灯,瓦数不高,光是黄的,照在册子上,把纸照得像旧布。

“那你呢?”我问。

“我担了三十一年。”

“你今年多大?”

“六十四。”

我把手从桌上收回来,放在膝盖上。

“梁上四十一块牌,背面是你的名字。”我说,“四十一户人家,一户没死过人。”

“一户没死过人。”他重复了一遍,“你查完了?”

“查完了。一百六十三户,四十一户没有空格,其余的一百二十二户,一共死了四十三个人。”

“四十三个。”他把这个数字念了一遍,“你数得对。”

“这四十三个人的名字,跟桥上刻的四十一个名字,对得上三十九个。”

“还有两个呢?”

“还有两个,桥上没刻。”

沈德厚没有答。他把第三本册子拿过来,翻开。

前头十几页记的是渡船: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渡某人,从某岸到某岸,水情如何。字比前两本少,每一条都很短。

翻到中间,格式变了。一条只写两行,上一行是年月和户名,下一行只有一个字。

“戊戌年三月初七,聂家小儿。”

“换。”

“庚子年九月十八,河下吴家产妇。”

“换。”

“辛丑年腊月廿九,沈家老四。”

“换。”

我把册子往灯下推了推。

“这个‘换’字,是谁写的?”

“我父亲。”

“换什么?”

“你一页一页看下去。”他把手放在册子上,“看完了再问。”

我一页一页翻。这样的条目一共四十二条,每一条的年月后面都写着那个字,写得很重,笔尖把纸背都戳出了凹。

翻到最后几页,格式又变回来了,只有一条。他指着那一条:

“你看这一条。”

第17章 老人从怀里摸出一块空牌(三)

我低头看。

“庚午年七月初一日,戌时三刻。沈招娣自西岸归,水涨三尺,撑两竿,至中流,篙断。”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墨色比上面淡:

“尸在下游三里,捞起,衣未散,手中握篙一截。”

我看了很久。

“我奶奶是撑船的?”

“她那天是去接生。西岸吴家,产妇难产,她过去,接了生,回来的时候水涨了。”他把册子合上,“那天夜里,我在桥上等她。我从戌时等到子时。”

“你为什么不下去?”

“我不会水。”

他把那块空牌翻过来,背面也看了一遍,然后把牌放回桌上,正面朝上。

“你奶奶死的那年,我二十八岁。她死了以后,我把她的牌翻过来,刻了两个字。”

“两个字?”

“背面。”他说,“‘招娣’。只刻名,不刻姓。我说,姓是我们的,名是她自己的。”

我低下头。手在桌面上放了一会儿。

“德厚叔,这块空牌是给谁的?”

他把牌往我这边推了一寸。

“这块是我的。”

“为什么是空的?”

“因为还没到时候。”

“什么时候?”

他看着那块牌,看了很长时间。

“这块牌上该刻谁的名字,我还没定。”他说。

“为什么没定?”

他把手收回去。

“刻名字的人还没回来。”

“谁?”

他抬起眼看我。

“你。”

那一夜我没睡。

我把三本册子里关于我奶奶的条目抄了一遍。抄完把纸摊在八仙桌上,一共抄了七条。

第一条:壬戌年,吴家河下产妇难产,去,接,母子俱生。

第二条:丙寅年,村西沈福生妻头产,去,接,子生,母血崩,以艾灸三壮,止。

第三条:戊辰年,河下聂家小儿惊风,以钩藤、蝉蜕、僵蚕三味,一服搐止。

第四条:庚午年六月廿五日,孙沈青禾生,三斤八两,不吮乳,以绵蘸米汤喂,七日始吮。

第五条:丙辰年,村东沈长根妻难产,去,接,转正,出。

第六条:庚午年七月初一日,戌时三刻。沈招娣自西岸归,水涨三尺,撑两竿,至中流,篙断。

第七条:庚午年七月初二日,尸在下游三里,捞起。

七条,最后两条之间隔了一天。

我把第四条又看了一遍。庚午年六月廿五日,我出生。七日始吮,就是说我生下来七天不会吃奶。

我又把第六条看了一遍。庚午年七月初一日。

从我出生那一天算起,到七月初一,第七天。

那七天里,我奶奶在我家。

天亮的时候我去了沈长根家。

他在院里锯板,锯子推过去,木屑从锯口里往外冒。他看见我,把锯子从木料里抽出来,站在那儿。

“你不去镇上告我拦桥?”

“沈伯,我问你一件事。”

“问。”

“我奶奶最后那几年,眼睛是不是不行了?”

他把锯子靠在木料上。

“不行了。”他说,“早几年还能看见影子,后来只看得见光。她夜里走路拿一根竹竿,竹竿点在前面,敲一下,走一步。”

“她还能刻牌吗?”

“刻不了。”

“那我的牌是谁刻的?”

沈长根看了看我,从裤兜里摸烟。

“她自己刻的。”他说,“眼睛不行了以后,她刻了半年。刻一块,废一块。她把手放在木头上摸,摸准了位置,再下刀子。她找我父亲要了十三块料,废了十二块。”

“第十三块是我的?”

“是你的。”他点着烟,“你把那块牌翻过来看,字口深浅不匀。深的地方是她用力,浅的地方是她的手摸偏了。”

第18章 第一百一十九块牌背朝天(一)

我想起来。那天在台上翻那块牌的时候,背面那两个字确实刻得深,可正面那三个字……我回想了一下,正面也深。

“正面是她刻的?”

“正面和背面都是她刻的。”沈长根吸了口烟,“背面刻的是她自己。”

“她刻自己的名字在背面,是什么意思?”

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看着烟头。

“你去问你奶奶的箱子。”

“箱子在哪里?”

“你家的老屋里,右边那间,床底下。”他把烟扔在地上,脚一踩,“你住了这么多天,没看过床底下?”

我从他家出来,在巷口碰见周桂芝。她蹲在自家门口,用刀削一根竹片,竹片削得薄,卷起来。

“周婶。”

“问完了?”

“你怎么晓得我是来问的?”

“你这一早上,从村委会跑到长根家,脸都是白的。”她把刀放下,“你问你奶奶最后那一夜,问对了。”

“你晓得那一夜?”

“我晓得。”她拍了拍手上的竹屑,“那天我在西岸。我娘家在河下,我那天回去看我娘,被水堵住了,回不来。”

“你怎么回来的?”

“第二天水退了我才回来。”

“那天晚上你在西岸,看见我奶奶了?”

“看见了。”她把竹片在手里弯了一下,“她接完了生,从吴家出来,天黑了。我喊她,我说婶子,水涨了,你在我娘家歇一夜再走。她说不行,她要回去。”

“她为什么一定要回去?”

“她说家里有个小的。”周桂芝看着我,“她说,青禾生下来七天,今天刚会吃奶,她要看一眼。”

“就为看一眼?”

“就为看一眼。”她把手里的竹片插进腰间的布带,“我娘拉她的袖子,说水大。她把袖子抽出来,说,这条河我撑了三十年,认得水性。她走的时候,手里提着那根篙,篙上还挂着接生用的包。”

周桂芝把头低下去,用脚把地上的竹屑扫到一边。

“我第二天回来,听说她没了,我不信。我到桥上找,桥上没有人。我下去找,河底都是石头。”

“她说过别的话没有?”

周桂芝想了想。

“她走之前,回头跟我讲了一句。”她抬起头,“她说,河下那家人,上一胎没了,这一胎不能再没了。”

我从他家出来,直接回老屋。

右边那间屋,我住进去那天只看了一眼,屋里有一张架子床,床板上铺着一层干草。我把干草掀开,床底下有一个木箱,箱子上积的灰有一指厚。

箱子没有锁,扣子是铜的,扣上缠着一圈麻绳,绳子发脆,一拉就断。

我把箱子拖到堂屋,放在八仙桌上,打开。

箱子里有四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件蓝布衫,洗得发白,领口磨破了,破口用同色的线补过。补的针脚很密。

第二样是一个针线包,布里裹着十来根针,两个线轴,一个铜顶针。

第三样是一截竹篙。

竹篙断在中间,断面斜的,木头里进了水,发黑。断口上有一层薄薄的干泥。

我把它拿起来。篙子很轻,比我想的轻。

第四样是一叠纸。

纸是各种各样的纸。有旧报纸的边角,有烟盒的背面,有发黄的账页,还有几张草纸。每一张上都写着字,写的都是一个词。

“青禾。”

头一张写了三个“青禾”,字歪歪扭扭,一笔一笔分开,像刚学写字的人写的。往后翻,一张比一张密,有的写了七个,字挤在一起;有的写十几个,写错了就划掉,在旁边重写。

我一张一张看,从上面看到下面。

第19章 第一百一十九块牌背朝天(二)

一共二十三张。

我把纸按写的次数排开。最少的一张写了一个,最多的一张写了十八个。越往后,字越像样,笔画开始连起来。

我数了一遍,二十三张纸上一共写了两百一十三个“青禾”。

我又翻回去,重新看了一遍。翻到第十一张的时候,我把纸停在手里。

那一张是旧报纸的边角,纸上有半截铅字的标题,横着是“人定胜天”四个字,被裁得只剩“人定胜”三个。纸的空白处写着十几行字,写的也是“青禾”。

在这十几行的下面,靠纸边的地方,有两行字,字迹跟“青禾”不一样,笔画更细,起笔收笔都轻。

写的是“招娣”,一遍,又一遍。

两行,一共两个“招娣”,写到第二个的“娣”字,笔画出格,最后一个钩没写完,笔停在纸边。

最下面一张是草纸,纸面粗糙,墨在上面洇开了。

那一张上除了一行一行的“青禾”,最后还有一行,写在最下面,字比上面的小,隔了一段空白:

“青禾,庚午年六月廿五日子时生,三斤八两。”

再下面还有一行:

“若我不在了,牌翻过来,刻我的名。她会活。”

我把那张草纸拿在手里,站起来,又坐下。

外面的日头已经上来了,从门口照进来,照在桌面上。草纸上的墨被光照着,颜色是暗的。

我把纸放回箱子,把断篙也放回去,把蓝布衫放在最上面,把针线包放在布衫上。

我出门,往万年台走。

上了后台,我搬条凳到东边,站上去,把第一百一十九块牌解下来。

绳结解开的时候,我的手不稳,绳头掉了一次。

牌托在手里,正面朝上。

“沈青禾”,三个字,字口深,墨色暗。字口里有刀下偏了的痕迹,那是手摸不准留下的。

我把牌翻过来。

背面朝上,“招娣”,两个字。同样是手抖的刀路,同样深浅不匀。

我把牌举高,对着台口的光。

在“娣”字的最后一笔,有一个很浅的划痕,划痕从笔画里出来,往牌边上走,走了一指长,然后断了。

那不是刀刻的。刀刻不进这么浅的痕,刻这样的痕要用更细的东西。

我把牌凑到眼前。

划痕的末端,有一个针孔。

像是有人拿着针,从这个位子往牌边上划了一道,划到边上就断了。

我把牌放回梁上,绳结系好,从条凳上下来。

台下站着沈德厚,手里提着马灯,灯没点。

“找到了?”

“找到了。”

“箱子里的东西,你看完了?”

“看完了。”

他把马灯放在地上。

“那二十三张纸,是我替她找的纸。”他说,“旧报纸、烟盒、账页,我到处找。她写一张,我给她一张。”

“她练了多久?”

“半年。”他说,“她练到能写清楚,才下刀。”

“她写完我的牌,为什么不挂上去?”

沈德厚抬起头,往梁上看。

“因为挂上去,就要开始还。”

“还什么?”

“她刻的是两个人的名字。正面是你,背面是她。牌一挂上梁,她就要替你担。”他把手往梁上一指,“她没挂。她把牌包起来,放在箱子底下,一直放到死。”

“那现在梁上这块是谁挂的?”

“我。”

“你不是说,挂牌就要开始还?”

“开始还的是我。”

第20章 县志上有一行数字(一)

清溪县档案馆在政府大院后面,一间平房,三排铁皮柜。

管档案的是个女的,姓刘,四十来岁,戴着套袖。她听我说要查河埠村的死亡登记,先问我要介绍信,我把单位的介绍信递过去,她看了两分钟,把钥匙从抽屉里拿出来。

“县志在二号柜,卫生口的旧档案在四号柜。死亡登记不全,缺年份。”

“缺哪些年份?”

“我记不清,你自己翻。”

我翻了两天。

县志是铅印的,一册一册,纸厚,翻起来有哗啦的响。河埠村在县志里只是几行字,记的多是人口、田亩、水利、祠堂。死亡登记不在县志里,在卫生口的档案里。

卫生口的档案是手抄的,装订成册,封面写着“清溪县妇幼卫生工作统计”,一册管三年。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五年那一批最全。

我把河埠村的数字抄出来,抄在一张大纸上。

抄的是每年的出生数和死亡数。

抄到第三册,我发现数字不对。

河埠村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三年这七年,出生数一年比一年多,死亡数一年比一年少。一九六〇年全村死亡登记是零。

零。

我把这一行看了三遍。旁边一个村,河东村,一九六〇年的死亡登记是十一。

我把邻村的数据也抄了两栏。河东、河西、桥头,三个村。

三个村一九六〇年的死亡数分别是十一、九、十四。

河埠村是零。

我又往前翻,翻到一九五九年。河埠村是二。邻村是七、八、十二。

一九六一年,河埠村是一。邻村是六、九、十一。

这三年,河埠村的死亡数,加起来是三个。

邻村最少的一个,加起来是二十四。

我把笔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口站了一会儿。

第三天我去了清溪县卫生局,把妇幼保健的老档案调出来,翻到一九六〇年那一册。

那一册里有“农村接生员登记表”。表上登记的是全县各村的接生员,姓名、年龄、接生年数。

河埠村那一栏写着:沈招娣,女,五十一岁,接生二十三年。

表上还有一栏叫“年度接生数”。河埠村那一栏,一九六〇年填的是四十一。

四十一。

我记下这个数字,又把周围几个村的接生数抄了一遍。

河东村那年填的是二十三,河西是十九,桥头是十七。

那几个村的产妇,大部分是在家里生,接生的是自家婆婆或者邻居。河埠村的产妇,几乎都是沈招娣接的。

我坐车回村,路上把这些数字在心里排了一遍。

一九六〇年,河埠村出生四十一个孩子,死亡零。

那一年,我们县在闹饥荒。

我回到村里是下午。我在村委会找到沈德明,把抄下来的数字摊给他看。

他看了很久,把纸推回来。

“你查这个做什么?”

“一九六〇年,全村死亡登记是零。”

“零就是零。”

“德明叔,那一年全县都……”

“你要说什么,你去跟德厚说。”他把纸推得更远了些,“我不管这一块。”

我去沈德厚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路过沈长根家的院门,他正在门口劈柴。他把斧子插在砧板上,叫住我。

“你从县里回来?”

“回来了。”

“查出来了?”

“查出来了。”

“一九六〇年。”他把斧子从砧板上拔出来,“我在。”

“你那年多大?”

“十六。”他把斧子扛在肩上,“我记得那年冬天,村里没死人。我记得清楚,是因为那年我娘说,怪了,今年冬天没人走。”

“村里人不觉得怪?”

“觉得。”他说,“那年有人讲,是台上的牌保的。也有人讲,是沈家的人保的。”

“你信哪个?”

第21章 县志上有一行数字(二)

沈长根把斧子从肩上拿下来,插回砧板。

“我信我看见的。”他说,“我看见沈敬山背着一袋黄芪,从南山下来,走三步歇一歇,脸是青的。我看见沈招娣夜里提着马灯去河下,一走一夜。我看见德厚他娘坐在灶前熬药,熬到鸡叫。”

他把斧子拔出来,往柴堆上劈了一下。

“牌是木头,木头不会保人。”

沈德厚家的灯亮着,他坐在堂屋里,桌上摊着那本册子,还有一块磨刀石,他正在磨一把凿子。

我把纸摊在桌上。

“一九六〇年,村里死了零个人。”

他把凿子放下。

“一九六〇年,村里生了四十一个孩子,死了零个人。”我把手指按在纸上,“周围三个村,死的都是十个上下。”

“你查了三天。”

“查了三天。”

“你查出来的东西,比我说的准。”他把凿子拿起来,在磨刀石上蹭了两下,“我父亲跟我说一九六〇年的时候,只说了四个字:一个没走。”

他把凿子翻了个面,刃口压在石头上,来回推,石浆顺着石槽往下淌。

“那一年,你奶奶的脚不沾家。谁家产妇喊疼,她提起接生包就走;谁家娃儿抽起来,她抓一把钩藤再出门。夜里回来,鞋上全是泥,坐在门槛上歇一口气,天就亮了。”

“这不可能。”

“不可能。”他重复了一遍,“你现在想的是,这不可能是运气。”

“这不可能是运气。”

沈德厚把凿子放下,从桌下拿起一块抹布,把凿子上的水擦干。

“你说得对。”他说,“也不对。”

“哪一半不对?”

“你说不是运气,这一半对。”他把抹布叠好,“你说这四十一块牌是护身符,这一半不对。”

“我没有说护身符。”

“你心里这么想的。”他抬起眼看我,“你从第一天翻牌,到今天,你心里想的都是这两个字。”

屋里静了一下。磨刀石上的水在灯下泛光。

我没有答。

沈德厚把三本册子推到桌子中间。

“这三本,你看完了。”他说,“你现在把三本对起来看。”

“怎么对?”

“接生册记的是,谁家的孩子生下来了。辨药册记的是,谁家的人病了,用什么方子,几服退。渡船册记的是,谁家的人在哪一夜过了河。”他把手按在册子上,“你把这三本按年份排一排,你看每一年,我们家的名字出现在谁家。”

我把册子搬开,先排接生册。

一九六〇年那一段,有四十一行,四十一户,都在这一年生了孩子。

我再排辨药册。一九六〇年那一段,有六十七行。六十七行里,有五十四行是“发热”“泻”“咳”,方子多是炒米、车前子、葛根。有十三行写着“水肿”。

十三行里的第十一行是:沈敬山,水肿,以黄芪、党参、茯苓,三服。服后肿稍退,又起。

沈敬山是他父亲。

我把这一行指给他看。

“一九六〇年,你父亲也水肿。”

“全村都水肿。”

“他吃的是黄芪、党参。”我说,“这两味药,一九六〇年不好找。”

沈德厚把凿子放在桌上,两只手在桌面上放着。

“你祖母在南山上认得一片野生的黄芪。”他说,“一九六〇年冬天,她上山挖。挖了四十多斤,晒干了,分给二十几户。她上山挖了四趟,第四趟下了雪,她在山上过的夜。”

“她叫什么?”

“沈黄氏。姓黄的,名字没有记下来。”

“她哪年没的?”

“一九六一年春天。”他说,“肿,起不来。走的时候腿上有水,按下去一个坑。”

我把手从册子上收回来。

“你把话说完。”

第22章 县志上有一行数字(三)

沈德厚把渡船册翻开,翻到一九六〇年那一页。

“渡船册这一年记了六十一次,多半是夜里。夜里过河的,是去镇上买药、去卫生院、去请大夫的。”

“谁撑船?”

“我母亲。”

“她哪年没的?”

“一九六二年。”他说,“生完孩子第七天,发热,不降。她自己开的方子,吃不下。走的时候三十七岁。”

我坐着没有动。

“你们家三个人,都死在那些年。”

“我祖母,我母亲,我父亲。”他把册子合上,“我父亲是一九七四年,去南山挖药,回来吐血,吐了三天。”

“这四十一块牌,背面刻你的名字,是因为你签了字。”

“签了字。”

“签什么字?”

“签这户人家,我认。”他把手放在册子上,“认这一户,就是他家的孩子难产我去请人,他家的老人发热我去找方,他家的人夜里要过河我去撑篙。认了,就写在背面。”

“为什么写在背面?”

“因为不能给人家看见。”他说,“写在正面,人家会觉得欠我。写在背面,人家不知道,我心里记着。”

“那为什么现在让我知道了?”

沈德厚没有回答。他把渡船册翻到最后面,翻到一页空白。

那一页上有一行字,是新墨,笔迹我还认得出来。

写的是:

“丙午年冬月初七。”

后面画了一个横,横后面空着。

再下面一行,一个字。

“换。”

我抬起眼。

“冬月初七,是移交那天。”

“是移交那天。”

“这一条后面是空的。”

“空着。”

“空的这一条,等谁的名字?”

沈德厚把册子合上,用蓝布重新包起来,把布角掖进去。

“等我把牌交出去。”他说,“我就不认了。”

冬月初七,晴,风从北边来。

木箱早上八点运到万年台底下。箱是樟木的,里头做了两层隔板,每一格衬防潮纸。箱盖掀开,樟木味冲出来,把台下的鸡惊得散开。

马经理带了两个人,一个拍照,一个记数。文化局来的是个年轻干事,姓孙,手里拿着一沓表格。台底下站了三十几个,老人坐前排。

我七点半就到台上,把梁上的牌一块一块往下解。

解到第十块的时候,我发现绳结不对。这十块牌用的是死结,跟我奶奶那种活扣不一样。我把牌托在手里看,绳是新麻绳,绳头剪得很齐。

“这绳子是谁换的?”

沈长根在台下抬头。

“德厚换的。”他说,“去年春天换的,一百六十三块,全换了。”

“接生婆的活扣,他不打?”

“他会打。”沈长根把手插在裤兜里,“他说活扣好解,好人来解。”

我继续解。

从东头第一块到西头,一层一层。牌托下来,一块一格,正面朝上。小伙子念编号,我核对,孙干事在表上画勾。

解到第一百一十九块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沈青禾,一九九〇年庚午生,沈家旺之女。”

“对。”

我把这块牌放在第一百一十九格的空位上。这块牌的绳是我自己系的,死结。

九点四十,一百六十三块牌全部下梁,摆进木箱,摆满了十六层。

台上空了。

梁是黑瓦下的横木,钉着一排铁钉,钉上缠着旧绳头。牌一取下来,木梁上留下一条条印子,最深的有一条指宽。

马经理上来验箱,一格一格看过,把箱盖合上,扣上搭扣。

“沈科长,签吧。”

“等一下。”

“等什么?”

“还有一块。”

“一百六十三块,我们清点过清单。”

“清单是一百六十三块。”我说,“梁上应该有一百六十四。”

马经理看了看台上的空梁。

“那第一百六十四块在哪里?”

“在沈德厚家。”

台下有人回头往巷口看。

第23章 第一百六十四块牌挂上去了(一)

沈德厚没来。

我到村委会院子找到他的时候,他坐在门槛上,手里是那把凿子,磨刀石摆在脚边,石上有一层黑泥。

“德厚叔,该走了。”

“走。”他把凿子插进腰间的布袋里,站起来。

他换了一件干净的对襟褂子,头发用水抹过,贴在头皮上。

“牌呢?”

他从怀里摸出来。

就是那块空牌。正面磨得很平,背面也平。

“还没刻。”

“现在刻。”我把凿子往他手里递。

他接过凿子,蹲下,把牌放在门槛上,用脚踩住一端。

“你知道我要刻什么?”

“知道。”

“你不劝我?”

“我不劝。”

他把凿子对准牌面,右手拿锤。

锤是木锤。第一下敲得很轻,凿子在木头上走出一小段白痕。

他刻得很慢,一笔一笔。中间歇了两次,把牌拿起来吹掉木屑,对着光看。

刻完了,他把牌翻过来,背面朝上,在牌的上半截又刻。

背面也刻了字。

他把凿子和锤收进布袋,站起来,把牌递给我。

牌面朝上。

“沈德厚”。

三个字,笔画硬,横平竖直,末尾钩子短。

我把牌翻过来。

背面刻的是“无”字。

“无?”

“无。”他把布袋的带子打了个结,“我认了三十一年,认的是三十一户人家、四十一个人。今年我认一个没有的。”

“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这三十一年,没给自己留过一块牌。”他把布袋往肩上一搭,“今天这块,我给自己挂。”

我们往万年台走。路上他没有说话。

台底下的人已经等急了。马经理看了看表,孙干事把表格夹在胳膊底下。

沈德厚上台,从东侧绕。他走得比那天唱戏还慢,走到台口,站住。

“沈科长,牌呢?”马经理问。

“在这儿。”

我把牌递上去。马经理接过去,翻过来看背面。

“背面这个‘无’字,不在清单上。”

“清单上没有背面。”我说,“背面的事,不归清单管。”

“这不符合……”

“马经理。”我打断他,“这块牌不是移交对象的组成部分。这块牌是他自己挂的。”

马经理把牌递回来,退开半步。

沈德厚接过牌,走到梁下,抬头找钉子。

钉子在西头最后一只,是最新的一只,钉头亮。

我把条凳搬过去。他没有上凳,先把绳在手里绕了两圈,打了个扣,抬头看高度。

“绳子给我。”

我把手里那截麻绳递过去。绳是我早上从木箱里捡的旧绳,从别的牌上解下来的。

他把绳穿过牌顶上的孔,两边拉齐,在背面打了一个结。

那是活扣。和接生婆在秤杆上系绳的扣一样。

他上了条凳,脚在条凳面上站稳,两只手把牌举起来,挂到钉子上,往后一推,绳收紧。

牌挂住了,正面朝外。

台下没有人说话。

他从条凳上下来,退后三步,抬头看。

“沈科长。”他说,“念吧。”

我把清单拿起来。

“念什么?”

“念背面。四十一个。”

我明白他的意思。

我把清单翻到背面那一页,从第一行念:

“吴氏,一九三三年生。”

台下前排,一个老太太抬起了头。

“聂氏,一九三八年生。”

人堆里有人应了一声,没有抬头。

我一行一行念。念到第十九行,台下有人哭。念到第三十一行,坐前排的两个老人站起来。

念到第四十一行,我停下来。

“陈氏,一九三六年生。”

念完了。

沈德厚站在台上,两只手垂在身前。

“这四十一个名字,是我父亲写上去的,后来我自己写。”他说,“这些人家,三十一年里,没有一户走过人。”

他把手抬起来,指向梁上那块新牌。

“这块牌上刻的是我。从今天起,这块牌认谁,我自己定。”

第24章 第一百六十四块牌挂上去了(二)

马经理咳了一声。

“沈科长,手续……”

“手续我来办。”我把清单和表格拿在手里,“马经理,这次移交,改成原地代管。”

“什么?”

“一百六十三块牌,不搬。原位挂在万年台横梁上,加装恒温恒湿设备和消防监控,由清溪县文保所与村里签代管协议,每年核检一次。”

“这不合规定。省里批的是搬迁。”

“搬迁的前提是搬迁不影响文物价值。”我把笔按在表格上,“这一百六十三块牌,每一块的正面都有字,有刀痕,有绳结;背面有字的只有四十一块。刀痕的深浅,只有在这根梁上、对着这个台口的光才看得清。搬进库房,它们就是一百六十三块木头。”

马经理没有说话。

“还有一条。这些牌里的四十一个人,他们的后人还在台下站着。”我把笔放下,“牌搬走,他们以后来台底下看什么?”

台底下有人喊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

孙干事把一沓表收进包里,往后退了两步。

马经理看了我很久,把手里的笔盖上帽,插进上衣口袋。

“沈科长,这个字我不签。你要改,你自己往上报。”

“我报。”

他带着两个人下台,木箱没有搬。樟木箱留在台上,盖着盖,搭扣扣着。

村里的人慢慢散了。沈福生走到台边,抬头看梁上那块新牌,看了很久,转身走了。

下午三点,台上只剩我和沈德厚。

“箱子怎么办?”

“先放着。”他坐在台口的条凳上,“箱子里的牌,明天一块一块挂回去。”

“挂在原位?”

“原位。”他把凿子从布袋里拿出来,放在膝盖上,“牌子挂回原处,绳结换回活扣。”

“那这块呢?”我抬头看梁上。

“这块挂着。”

“挂到什么时候?”

“挂到我死。”他把凿子往布袋里插,“我死了,你解下来,翻过来,把背面的‘无’字磨掉,重新刻。”

“刻什么?”

他把布袋系好,站起来。

“刻你自己想刻的。”

我把凿子从他手里接过来,看了一眼。凿子刃口有一处新豁,是上午刻“无”字的时候崩的。

“我去找沈长根磨一磨。”

“去吧。”

天快黑的时候我把凿子送到沈长根家。他在灯下接了,把凿子在手里转了一圈,看那个豁口。

“崩了。”

“刻硬木崩的。”

他拉开条桌底下的木箱,把凿子放进去,跟另外八把并排放好,一把一把数过,把箱盖推上。

“九把,一把不少。”

夜里我又上了一次台。

灯泡换过了,四只都亮。我从东头数到西头。

一百六十四块。

第二天早上我路过渡口,公示栏还立着。三合板没换,红纸换了,新纸颜色亮,横格还是拿尺子压的。我数到第七格,里头是我的名字,蓝圆珠笔,一笔一划,不连,是我自己写的。

旧纸没有揭干净。新纸压在上面,右下角露出一小块,上头横着一道划痕,把纸划穿了,边毛着。那道痕还在,只露着一角。

族谱在沈德厚家,蓝布包着,四本。他翻到第三本我那一页,摊在桌上。父亲的名字在上一行,我的在下一行,我的名字上横着一道墨,划得很直,墨已经吃进纸里。划痕没有描过,也没有刮过。他把册子包好,放回柜子。

第十天下午,清溪县文保所来了两个人,带一张核检单,铺在条凳上填。责任栏写:原位悬挂,不迁库房,每年开梁查验一次。设备栏写:恒温恒湿,消防监控。

我问他,开梁查验,是不是要把牌一块一块翻过来。

他说,只翻没字的。有字的照原样挂回去。

沈德厚站在台下听,没有上去。等人走了,他才说了一句:老规矩是牌不能翻。现在能翻了,一年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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