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出去的钱，两年零五个月才回到我卡上。
一分利息没有。
最后一笔转账的附言是两个字，清了。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看见屏幕上落了一点灰，用袖子抹了一下，抹出一道印子。
这件事最难受的地方不在两年，在那四个月。从律师函寄出去到调解协议签完字，四个月，我天天出门，天天空手回来，回家还得装成没事。
借出去第七个多月，十一月十六号，我在他厂门口坐了一下午。
恒达包装在城东工业园最里头，租的是别人厂房的东半边，门口挂一块喷绘牌子，蓝底白字，右下角被风撕开一道口子。
我把车停在牌子底下，下午两点到的。
副驾上放着一个文件袋，里头是那张借条，还有一张银行转账的回单。
回单我打印了两份，一份放家里，一份随身带。
厂里有人在装车，纸箱一垛一垛往厢货里推，推车的轮子在地面上压出黑印。
门卫老陈认识我，隔着窗户抬了下手，没出来。
三点半，我给他发消息。
在厂里吗。
过了十二分钟，回了一个字，在。
我回他：我在门口。
这次回得快，说在开会，一会儿出来。
一会儿是多久，我没问。问了显得我急。
四点半，装车的那帮人吃饭去了，院子里安静下来。
我把车窗摇下去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带着纸浆和机油混在一起的味儿。这个味儿我熟。
五点，厂里的灯亮起来。
五点半，我把文件袋从副驾拿到腿上，又放回去。
六点，天全黑了。我下车，从侧门进去。
侧门是给工人走的，铁皮的，推开的时候响一声。
院子里停着两辆车，最里头那辆黑色帕萨特车头朝里，保险杠离墙不到半尺。
车在，人在。
办公室的窗子亮着，里头有说话声。
我走到窗边，看见他跟两个人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摆着三个一次性杯子，其中一个没动过。
他抬头，隔着玻璃看见我。
那一下他脸上没有表情，过了大概两秒，才张开嘴，冲我点了下头。
我站在门口没进去。
他出来的时候把门带上了，手在门把上停了一下。
走廊里只有一盏灯，光是白的。
“你怎么来了。”
“路过。”
“吃饭没有。”
“吃了。”
他往走廊那头看了一眼，又转回来。
“这个月真不行。”
“九月十八号到十一月十六号，两个月。”
“我知道。”
“你知道是多少天吗。”
他不说话，从兜里摸烟，摸了两下没摸出来，才想起烟在办公室。
“货款压着，三十多万。年底能回来一半。”
“一半是多少。”
“十几万。”
“那先给我十万。”
他把手插进裤兜里，肩膀往下沉了一点。
“十万拿不出来。先给你五千，你先拿着。”
“五千。”
“我知道少。”
他停了一下。
“我心里有数。”
这句话他说得很轻，像怕人听见。
我没接。走廊那头有人推门出来，看见我们两个，又退回去。
他从裤兜里掏出手机，屏幕亮着，在我面前点了两下。我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
“到了。”
我拿出来看了一眼。五千。
“十二月。”他说，“十二月二十号之前，我给你凑十万。”
“你九月说十月十五。”
“十月货款没到。”
“你十月说十一月。”
“十一月也没到。”
他抬起头看我。
“顾远，我不骗你。”
那天我从厂里出来，风比进去的时候硬。我在车里坐了十分钟才打火。
到家八点二十。
林晓在厨房，抽油烟机开着，声音大。她听见门响，把火关小，探出头来。
“要到了没有。”
“五千。”
她把铲子放下，铲子在锅沿上磕了一下。
“五千。”
“他说十二月给十万。”
“他说。”
她把抽油烟机关了。厨房一下静下来，客厅里电视在放动画片，小满坐在沙发上看，一条腿搭在扶手上。
“你吃饭没有。”
“吃了。”
“你在哪儿吃的。”
“车上。”
她没再问，转身把锅里的菜盛出来，装了满满一盘，放在台面上，自己也没吃。
我坐到沙发上，小满往我这边挪了挪。
“爸，我们班今天来了个新同学。”
“嗯。”
“他有个水杯，能自己弹开盖子的，一按就开。”
“多少钱。”
“不知道。他妈妈说一百多。”
“一百多的水杯。”
“我们班就他有。”
我摸了摸她的头发。
林晓从厨房出来，站在客厅门口。
“小满，去把你书包收了。”
孩子走了以后，她在对面坐下。
“那笔钱，是给你妈换膝盖的。”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借。”
“他妈那个情况，不借说不过去。”
“说不过去。”
她把这三个字说得很慢。
“顾远，你算过没有。二十万搁银行，一年六千，两年一万二。你倒好，手里五千。”
“钱会回来的。”
“你信他。”
“我认识他十九年。”
“你认识他十九年，他认识你十九年吗。”
这话我没法答。我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一下，忘了戴回去，捏在手里。
她起身回了卧室，门没关严，留着一条缝。
电视里的动画片还在放，声音很吵。
我把电视关了。
恒达包装是二〇〇九年开的。那时候他还开一辆面包车，后座拆了，拉纸板。
我跟他是初中同桌，一个班，坐在靠窗第二排。
他个子高，坐我前头，上课老侧着身子跟我说话，被老师拿粉笔头砸过两次。
他成绩不行，初三那年没考上高中，去镇上的纸箱厂当学徒，学了三年。
二〇〇四年他去南方，回来的时候带着一台二手印刷机，说是别人抵账抵给他的。
二〇〇九年他在城东租了半亩地，纸箱厂改成包装厂，做水果箱、鞋盒、快递箱。
我上大学，工作，结婚，生孩子。他在厂里，一年见两三次，过年一起吃顿饭。
他不算坏人。这些年他帮过我。小满上幼儿园那年，我托他找关系，他一个电话就打好了。我搬新家，他开着厂里的厢货来，一趟就拉完了，走的时候我塞给他两百块油钱，他扔回我车上。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八号那天，他来我家。
下午三点多，我在家修阳台的晾衣架，那根钢丝绳断了，我拿个钳子在那儿接。
门铃响。
我开门，他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两瓶酒，还有一箱牛奶。
他从来不拎东西上门。
“叔在家吗。”
“我爸走了三年了。”
“我糊涂了。”
他进门，把酒放在鞋柜上，自己在沙发边上坐下，没坐实，只坐了一个角。
我给他倒了水，他没喝，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搓了一下。
“你妈身体怎么样。”
“还那样，膝盖不好，走两百米就得歇。”
“能换就换了吧。”
“医生说再等等，她胆子小。”
他点头，点了好几下。
“顾远。”
“嗯。”
“我跟你开个口。”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没看我，看着茶几上那个水杯。
“你说。”
“我爸住院了。心梗，前天晚上送进去的，搭桥，押金交了八万。”
“现在呢。”
“人还在监护室，医生说这一关过了就没事。后面还得住，还得吃药。”
“厂里呢。”
“厂里更麻烦。今年接了个大单，本地的鞋厂，做了三个月，货款压着三十多万，说年底结。我现在的钱全垫进去了，工人工资还欠着半个月。”
他把话说完了，抬起头。
“我借二十万。半年，九月十八号，一分不少。”
我坐在他对面的小凳子上，手里还捏着那把钳子。
“你厂里年底结的货款，能覆盖这个数？”
“能。三十多万，结了我先还你。”
“你爸那边还要花多少。”
“医保报一部分，自己出七八万吧。”
“那你这二十万里，有多少是给你爸看病的。”
“八万。剩下的厂里周转。”
我心里过了一遍。他说的这个数，跟他刚才说的押金八万对上了。
“你媳妇知道吗。”
“知道。她让我来跟你开这个口。”
“你这些年，没在别处借过？”
“银行贷过，去年还完了。民间的一分没沾。”
他说这话的时候，手从膝盖上拿下来，摊开，掌心朝上，像是在给我看什么。
“顾远，我实在没别的路了。能开口的，就你一个。”
这句话在我心里压了一下。
后来想想，压我的就是这一句。比二十万重。
“我得跟林晓商量。”
“商量，商量。”他马上接，“不着急，你商量。”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
“那两瓶酒，你别嫌少。”
林晓那天晚上没同意。
我把事说完，她坐在床边，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亮着，她一直没动。
“不行。”
“他说半年。”
“半年。半年他要还不上呢。”
“他厂里有货款。”
“货款压着就是压着。你今天听他说三十多万，明天可能就是四十万。这种话我听得多了。”
“他不是那种人。”
“哪种人。”
“赖账的人。”
她看着我，看了几秒钟。
“顾远，我不说他是坏人。我说的是，钱借出去，你就没法子了。”
“有借条。”
“借条是纸。”
“纸能打官司。”
“你打得起吗。你上班，你请假，你去法院，一趟一趟。他厂子在那儿，他跑不了。可是你耗得起吗。”
我没说话。
她把我妈的病历本从抽屉里拿出来，放在床上。
“这是去年十一月拍的片子。医生说换一个膝盖六万，两个十二万。这两年要是不换，她走路就得靠人扶。”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借。”
“他妈那边等不了。”
“你妈等得了。”
她把病历本合上。
“你自己看着办。”
这句话她说得很平，比吵架还难受。
我把眼镜戴上，又摘下来。
第二天上午，我去银行。
卡里连活期带定期，二十一万四千。其中八万是三年定期，还没到期，提前取按活期算，利息要损失两千多。
我在柜台前面坐了五分钟。柜员问我办什么业务，我说等一下。
后来我取了十八万，转到他的卡上。
剩下两万，我从家里拿的现金。那两万是过年取的，一直放在衣柜最上头那个铁盒子里，本来准备给小满报美术班。
三月十九号下午，我开车去他厂里，把两万现金给他。
他在办公室，桌上摊着一堆单子。看见我手里的信封，愣了一下。
“怎么给现金。”
“医院押金不是要现金吗。”
“是，是。”
他把信封接过去，捏了捏，放进抽屉。抽屉关上时卡了一下，他又拉了一下才关严。
“借条我给你写。”
“写一个吧。”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便签纸，黄色的，上面印着恒达包装四个字，边上还有一截厂址。
他拿笔写了两行：
今借到顾远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半年内归还。
高峰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八日
写完他把纸推过来，笔还捏在手里。
“你看看。”
我拿起来看了一遍。
“这里写错了，今天是十九号。”
“十九？”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哦，我记成昨天了。”
他把纸拿回去，把日子改成十九，划的那道很重，纸背都透了。
“就这样吧。”他说，“咱俩还用写这个。”
“写一个，我心里踏实。”
他把笔搁下，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
“行。你踏实。”
那半年，我们见过四次。
一次是他爸出院，我去医院接。他爸瘦得脱了形，坐在轮椅上，看见我还认得，抬手拍了拍我的手背。
一次是五月，他请我吃饭，在厂门口的小馆子，四个菜。他说货款九月一定能结，还说等结了，要请我去趟云南。
一次是七月，他女儿过生日，我带着小满去，买了一个蛋糕。两个孩子凑在一起玩了一下午。
最后一次是九月十号，他打电话来，说顾远，十八号那天我可能凑不齐，你容我几天。
“几天。”
“一个礼拜。”
“行。”
九月十八号，没有动静。
九月二十号，我发了第一条消息。
在吗。
在。
那笔钱。
看到了，这两天在走账，二十号到二十三号之间给你。
九月二十三号，没有。
九月二十五号，我打电话，他接了，说银行那边卡了一下，国庆以后。
国庆以后是十月八号。
十月十五号，他转了三万。
那是第一笔。
三万到账那天晚上，我把手机给林晓看。她扫了一眼，没说话，把碗端进厨房去了。
十月十五到十一月十五，一个月，没有第二笔。
我等到十一月十六号，去了厂里。
就是开头那天。
十二月二十号，他没给我十万。转了八千。附言三个字：先拿着。
我盯着那三个字，在客厅站了一会儿，然后把手机扣在桌上。
林晓从卧室出来，看了一眼我的脸，什么也没问，回屋了。
晚上我把手机拿出来，把这条转账截图存进相册，又单独建了一个文件夹，名字就叫恒达。
我从来不建文件夹。这是第一个。
十二月二十八号，我又去了厂里。
这次门卫老陈出来了，搓着手，说高总去外地了，两三天回。
“去哪儿了。”
“没说。他早上六点多走的，自己开的车。”
我在门口站着，看院子里。上个月来的时候，院子里停着四辆车，这次只有两辆。靠墙那一排垛着的纸板少了一半，露出底下水泥地上的水渍。
十一点多，一辆厢货从里头开出来，司机是小马，二十七八岁，以前跟车的时候我们一起吃过饭。
他看见我，把车停在门口，摇下窗。
“顾哥。”
“忙呢。”
“瞎忙。”
他从兜里掏烟，递过来一根，我摆手。他自己点上，吸了一口，烟从鼻子里出来。
“厂里最近怎么样。”
他没马上答，往院里看了一眼。
“顾哥，我跟你说句实话。”
“你说。”
“工资欠了三个月了。上个月发了一半，这个月还没影。”
“工人呢。”
“走了四个。剩下我们几个老的，走了也没地方去。”
我把手放进口袋里，摸到那个文件袋的边。
“他最近在忙什么。”
“跑钱。”小马把烟头在车门上摁了一下，“上个月天天往银行跑，还去了两趟市里。听说是想贷一笔，把厂子盘活。”
“贷下来没有。”
“没。”
他把烟头扔到地上，用脚碾了碾。
“顾哥，你别跟他说是我说的。”
“不说。”
“我家里也有贷款。我媳妇天天问我。”
他摇上窗，车开走了。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在红灯前面停了很久。后面的车按了两声喇叭，我才反应过来。
我那口气，散了一半。
他确实难。欠工人三个月工资，我信。厂子撑到这份上，老板比工人还睡不着。
还有一半没散。他再难，也给了八千，还附了三个字。他知道该给，就是不给够。
元旦那天上午，他发来一个红包。二百，下面跟着四个字，新年快乐。
我没点，第二天上午，红包退回去了。
他又发了一个，这次我点了。
点完我盯着聊天框，想打一行字，打了删，删了打，最后什么也没发。
一月初，我去过他家一次。
他家在城南的锦绣家园，二〇一五年的房子，西门有个铁门，要刷卡。
我跟着一个送外卖的挤进去，被保安叫住了。
保安四十来岁，穿着棉大衣，手里拿着一个登记本。
“找谁。”
“三号楼二单元，五〇二。”
“叫什么。”
“高峰。”
他翻登记本，翻到一半停住，抬头看了我一眼。
“你是他什么人。”
“朋友。”
他没说话，拿起对讲机，按了一下。
“三号楼五〇二，有人找。”
对讲机里响了两声，没人应。
他又按了一遍。
还是没人应。
“不在家。”他把对讲机放下，“你给他打电话吧。”
“打了，不接。”
保安把登记本合上，靠在桌子上。我站在铁门里头，不知道该往里走还是往外走。
后来我说我在楼下等一会儿。
他没拦我。
三号楼在小区最里头，我走过去，站在单元门口。
楼下的花坛里种着几棵冬青，被剪得整整齐齐，叶子上面有一层灰。
五〇二的窗户亮着灯，窗帘拉着，拉得很严，只从边上漏出一条缝。
我在楼下站了四十分钟。
中间有个阿姨遛狗过来，狗在我脚边嗅了嗅，她拽了一下绳子，走了。
楼上有人开窗，我抬头，是四楼。五〇二的灯一直亮着。
我走的时候从西门出去，保安从窗户里探出头。
“找着了没有。”
“没有。”
“你这是要账的吧。”
“不是。”
他把窗子往上推了推。
“这半年，来找他的不止你一个。”
“还有谁。”
“我不认得。来了三四拨。”
“都是要账的。”
“我不知道。”他把窗子放下来，“我就管开门。”
一月十五号，我打电话。响了五声，挂了。
过了十分钟，来一条消息：在开会，晚上联系你。
晚上没有。
一月二十号，我九点多打，关机。
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楼下有人在放鞭炮，是小区的孩子，噼里啪啦一阵，然后就散了。
一月二十五号，通了。
“顾远。”
“嗯。”
“我这边真的难。”
“我知道。”
他那边有风声，像是在外面走。
“我爸又进去了。上个月二十几号，喘不上气，送急诊，住了九天。”
“现在呢。”
“回来了，在家躺着。医生说不能再拖，得做第二次。”
“钱呢。”
“我凑。我自己凑。”
“高峰。”
“你说。”
“你还差我多少。”
他停了一下。
“十六万二。”
他记得清清楚楚。三万，八千，二十万减下去，十六万二。
我那股火又上来了。他不糊涂，这个数他天天算，算得比我还清。
从这以后，我在手机备忘录里记日子。
一月十五，打电话，挂。
一月二十，关机。
一月二十五，通了，说十六万二。
一天一条，记到后来，一页翻不完。
“你什么时候能给。”
“三月。三月我把厂里那批货出了，能回一笔。”
“三月几号。”
“三月中旬。”
“三月中旬是几号。”
“十五号。”
“十五号。”
“十五号。”他重复了一遍，“顾远，我心里有数。”
这是第二次。
二月九号，腊月二十九。我给他发消息：过年了，钱的事年后说。新年好。
过了三个小时，他回：新年好，顾远。对不住。
对不住。
这三个字我看了很久。
前面所有的“我心里有数”“你容我几天”“就差这一下”，加起来都没有这三个字重。
因为这三个字是认了。
年夜饭在我妈那儿吃的。
我妈住老房子，六楼，没电梯。
她膝盖不好，一年到头不下楼，买菜是我爸以前的老同事帮忙带。
我们上去的时候，她坐在沙发上，腿上盖着一条毛毯，看见小满就伸手。
“奶奶。”
“来，让奶奶看看，又长高了。”
小满在她旁边坐下，两个人说了一会儿话，说的都是学校的事。
饭桌上，我爸的老同事老孙也来了，坐下就问我厂里的事。
“那是朋友开的厂。”我说，“我就是个外人。”
“哦。”他夹了一筷子鱼，“朋友好。”
往年高峰一家都来。他女儿跟我女儿玩得好，两个孩子在阳台上放小烟花。今年没来。
吃饭吃到一半，小满忽然说了一句。
“我们班那个新同学转学了。”
“什么时候。”
“上周。他的水杯忘在柜子里了，老师问是谁的，没人认。”
“那你认了吗。”
“我没认。”
她低头扒饭。
“我要认了，他回来找我要，我就得给他。”
桌上没人接话。林晓给她夹了一块鱼。
三月十号，我妈的膝盖又犯了。
早上她给我打电话，说下楼的时候腿一软，坐在了楼梯上，是邻居扶上去的。
我请了半天假，开车回去，把她背下楼，送到医院。拍片子，医生看了很久，说要换。
“六万。”医生说，“一个。两个一起做十二万，但要分两次住院。”
“能不能再等等。”
“等可以。但她这个情况，再等一年，另一条腿也撑不住，到时候是两个一起。”
我把片子装回袋子里，扶我妈下楼。
走廊里排队的人挤到楼梯口，一个老太太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件军大衣。
她走得很慢，一只手扶着墙，一只手扶着我胳膊。走到医院门口，她说：“不换。花那个钱干什么。”
“医生说该换。”
“我这把年纪了。”
“妈。”
“你留着钱。”她拍了拍我的手，“你还年轻，用钱的地方多。”
我没说话。我不能跟她说，那笔钱借出去了。
那天晚上回家，林晓在客厅等我。
“医生怎么说。”
“六万。”
“什么时候做。”
“我说再看看。”
她点了点头。
“钱呢。”
我没答。
“钱呢，顾远。”
“他说三月十五。”
“三月十五。”她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今天三月十号。”
“还有五天。”
“五天。”
她起身，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角，看了一眼外面。
“你自己看着办。”
第三次。
三月十五号，我从早上等到晚上。
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上，我每隔一会儿拿起来看一眼。
上午十点，没有。中午十二点，没有。
下午三点，我发了一条：今天十五号。
没有回。
下午五点，我打电话。通了，没人接。六点半，他回了一条消息，只有一行：
货出了，钱被压了。再给我二十天。
我盯着那行字，把手机放下了。
窗外天黑了，楼下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先是东边那盏，然后是中间，最后是西边那盏，亮的时候闪了两下。
我给老魏打了电话。
“老魏，忙不忙。”
“说。”
“想请你吃个饭。”
三月二十一号下午，老魏来了我单位楼下。
他开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车身上印着国强五金，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水暖、电料、锁具。
车停在路边，占了两个车位，保安过去说了两句，他递了根烟，保安就走了。
我下楼，他靠在车门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肚子把衣服撑起来。
“走，找个地方。”
我们去了单位旁边的一家面馆。他要了一碗牛肉面，加双份肉，我要了一碗小碗的。
面端上来，他把牛肉一片一片挑到碗边上，先吃面，最后才动肉。
他一边吃一边说他儿子今年高考，一模考了五百八，报了个冲刺班，一个月四千二。他媳妇嫌贵，他说贵也得报，一辈子就这一回。
“考得不错。”
“不错什么。他那数学，一考就慌。”
他吃了一口面，又说媳妇腰椎间盘犯了，躺了半个月，天天在家哼哼，他这半个月做饭做得手都软。
“去医院看看。”
“看了。医生说别干重活。她那个脾气，你说她能不干吗。”
他又吃了一口。
“今年这雨水，你看着吧。麦子要烂在地里。”
我没接。他抽了张纸擦嘴，说高峰那事他听说了一点。
我问听说了什么。
“厂里不太行。市场上都知道，那批货压了两个月。”
我把筷子放下，说找他来，不是让他传话，是想让他做个中间人，三个人坐下来，把话摆到桌面上。
他看着我，过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说行，他来约。
三月二十二号，城北的农家乐。
那地方在一条柏油路的尽头，边上有个鱼塘，塘边搭着铁皮棚子，棚子底下摆了七八张圆桌，桌上铺着红白格子的塑料布，油光光的，摸上去黏手。
老板养了一群鹅，在塘边走来走去，见人就伸脖子。老魏定的位置在最里头，靠塘。
棚子上的灯泡坏了一只，剩下一只从头顶照下来，桌上的人影拉得很长。
我和老魏先到。他从车上拎下来两瓶酒，是本地的高粱酒，四十二度，瓶子上贴着个手写的标签。他说这酒是他一个亲戚酿的，让我别嫌土。
“我不喝酒。”
“今天喝一点。”
三点半，高峰来了。
他穿了件深灰的夹克，比十一月那件黑夹克旧，袖口磨出了毛边。手里拎着两条烟。
他把烟放在桌上，坐下，看了我一眼。
“顾远。”
“嗯。”
“你瘦了。”
“是吗。”
老魏拆开烟，抽了三根出来，一人一根。我不抽，推回去了。
菜上来了，四个菜，一个汤。
鱼是塘里现捞的，一条两斤多的鲫鱼，煮得汤是白的，上面浮着一层油。
老魏先动筷子，吃了两口，把筷子放下。
“今天我把你俩叫来，就一个事。”
他把手摊开，放在桌面上。
“钱。说清楚。”
“顾远，你先说。”
我把文件袋从包里拿出来，放在桌上，没打开。
“二十万。去年三月十九号借的，说半年。”
“你还了三次。三万，八千，两万。加起来五万八。”
“还差十四万二。”
“今天就一个事：这个月，你给我十万。剩下的四万二，你写个计划，分几次，写清楚。”
高峰低着头，手指在桌布上划。
“十万拿不出来。”
“你有多少。”
“两万。”
“两万。”
“厂里这个月刚发了工资。账上真没钱。”
“你发工资的钱哪儿来的。”
“借的。”
“你借钱发工资，不还我。”
他抬起头。
“顾远，我也不想这样。”
老魏在中间伸手压了一下。
“你先别急。”
“我不急。”我说，“我今天是来听数的。十万，行不行。”
“不行。”
“那你说个数。”
“两万。剩下的，六月。”
“六月几号。”
“六月三十号之前，我把剩下的都还你。”
“六月三十号之前，你还十二万二。”
“对。”
“你哪儿来的钱。”
“我把厂里那台印刷机卖了。”
我看着他。
那台印刷机我知道。二〇〇四年他从南方带回来的，后来厂里添了两台新的，那台旧的还在，一直放在车间最里头，盖着塑料布。
“那台机器能卖十二万。”
“卖不了。能卖六万。”
“六万。”
“剩下的我想办法。”
老魏在旁边敲了一下桌子。
“哎，这就对了。总算有个说法。”
“六月三十号之前，六万。剩下的八万二，九月。”
我把话说完，看着他。
他没答。
他把烟点上，吸了一口，烟在风里散得很快。
“九月。”
“九月。”
“行。”
老魏松了口气，端起酒杯。
“来，喝一个。”
我端起杯子，抿了一口。辣的，从喉咙一路下去。
酒喝到第三杯，老魏的脸红了。
他开始说话，说的都是以前的事。
说他刚开五金店那会儿，欠了人家八千块货款，人家天天来堵门，他躲在厕所里不敢出来。
“我这人，就讲究一个公道。”他拍了下桌子，“你俩都是我兄弟。我不能偏。”
高峰低头喝酒，不说话。老魏又倒了一杯。
“说白了，我今天坐在这儿，我心里也有事。”
“什么事。”我问。
他把杯子放下，看了高峰一眼，又看我。
“我跟你说个实在的。”
“我也借了他三万。”
桌子上安静了。
塘边那群鹅叫了两声。高峰的脸，从红变成白的。
老魏自己也知道说漏了，端起杯子，一口喝干了。
“前年冬天借的。他说三个月。到现在一分没还。”
他把杯子放下，杯底在桌布上磕出一声。
“我今天来，一半是为了顾远，一半是为了我自己。我把话摊开说。我不藏着。”
我没说话。
我心里那点东西，往下沉了一下。
他组这个局，是想让我先出头。
我要是闹出个结果，他跟在后面要。我要是闹不出，他也不用得罪人。
这个算盘，打得比我清楚。我一句话没说。
因为我知道，他说的“我也借了他三万”，是真的。他要是真想坑我，他不会说这句。
农家乐这顿饭吃到六点多。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塘面上起了雾，那群鹅挤在棚子底下。
老魏送我到车边，手搭在我肩上。
“顾远。”
“嗯。”
“你别多想。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知道。”
“你要是觉得我今天说错了话，我认。”
“你没说错。”
他点了点头，回去了。
四月十五号，他转了两万。附言：先还这些。
四月二十号，我妈的膝盖又疼，我背她下楼去医院，医生说不能再拖。
我跟林晓说，再等两个月。她没说话，把我妈扶上车，一路上也没说话。
四月二十六号，我又去了一趟厂里。
院子的铁门开着，里头的地面上落了一层纸屑，被车轮压得发黑。
车间一半的灯没开，靠墙那一排机器蒙着塑料布，塑料布上积了灰，用手一抹能留下一条。
老陈坐在门卫室里看手机，见我进来，把手机放下。
“高总不在。”
“去哪儿了。”
“跑贷款。”
我在院子里站着。上次来还停着两辆车的地方，现在空着，地上留着一摊机油印，颜色深，边缘已经干了。
车间里头有五个人在干活，磨刀的、钉箱的、搬纸板的。小马不在。
“人呢。”
“走了几个。”老陈说，“现在就剩这五个。”
“工资呢。”
“上个月发了八成。”
他往车间那边看了一眼。
“顾师傅，我说句不该说的。”
“说。”
“这厂子，撑不到年底。”
我没接。
我在最里头看见那台旧印刷机，二〇〇四年他从南方带回来的那台。
它上面也盖着塑料布，塑料布的一个角掀起来了，露出底下锈掉的机身。
五年了，这台机器一直放在那儿，没人动过。后来他要卖的就是这台。
五月九号，张敏来了我家。
她拎着一箱苹果，一箱酸奶。苹果是超市那种网袋装的，一袋十九块九。
酸奶是最便宜那种，一箱十二盒，纸箱角上压瘪了一块。
她比高峰小四岁，在厂里管账，手很粗，指节上有几道常年搬纸箱磨出来的口子。
进门她把东西放在鞋柜旁边，站着没坐，叫了一声嫂子。
林晓从厨房出来，围裙还系着，让她坐。
她坐下了，坐的是沙发边上那个角，跟高峰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一个位置。
她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搓了一下。
“嫂子，我知道对不住你们。”
林晓没接。
“厂里现在是真的不行。他天天在外面跑，跑了三个月，银行不给贷，亲戚那边也借遍了。”
“他爸四月做了第二次手术，五万。是他妹妹先垫的。”
“我知道这些都不是理由。”
她抬起头，眼睛红了。
“可我真是没法子了。”
林晓在她对面坐下。
“张敏，我问你一句。”
“你说。”
“你们家，现在一个月能拿出多少。”
张敏愣了一下。
“他给我一个月两千。孩子的学费、吃饭、水电，都在这两千里头。”
“那你们家那辆车呢。”
“车早卖了。去年年底卖的，卖了六万，还了工人工资。”
我在阳台上站着，隔着玻璃门听。
阳台外面在下雨，雨点打在防盗窗的铁皮上，一下一下的。
林晓的声音很平。
“我这人讲理。那笔钱是我婆婆换膝盖的。”
“我知道。”
“他现在走不了路，下不了楼，天天在六楼坐着。”
张敏把头低下去。
“嫂子。”
她哭了。哭得很轻，肩膀抖，手还放在膝盖上。我在阳台上站着没动。
过了一会儿我推门进去。
“张敏。”
她抬起头，用手背擦了下脸。
“你先回去。”
“顾远。”
“六月。六月三十号，他说过的。我到那天再说。”
她站起来，弯腰鞠了一下，不深，但是鞠了。
“苹果你们留着。”
她走了以后，林晓把那箱苹果搬到厨房，一袋一袋码在台面上。
“你心软了。”
“我没心软。”
“你刚才那句，就是心软。”
我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上楼看我妈。
她坐在床边，两条腿垂着，脚够不着地。膝盖肿得像馒头，皮肤绷得发亮。
“妈。”
“来了。”
“医生说。”
“不换。”她打断我，“我跟你说过了。”
“六月。”
“六月也不行。”
她把手放在膝盖上，按了按。
“疼就疼吧。我这岁数，也走不了几年了。”
我在她旁边坐了一会儿。
她开始说别的，说我小时候在楼下玩，摔断了胳膊，她抱着我跑了三条街。
她说着说着就笑了。
我下楼的时候，楼道里的声控灯没亮。我跺了一脚，灯亮了一下，又灭了。我又跺了一脚。
六月二十号下午，我去超市买酱油，从货架那头绕过来，看见他在米面区，拎着两袋米。
他也看见我了。
他把米换到另一只手上，转身往另一条通道走，走得很快，肩膀缩着。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拐过去，看不见了。收银台那边在叫号，收银员喊了两声，没人应。
我把酱油放在台子上。收银的小姑娘扫了一下。
“八块五。”
我掏钱的时候，手在口袋里摸了两下才摸到。
六月三十号，没有。那天我从早等到晚。手机放在桌上，一次没响。
晚上九点，我给他发了一条：今天三十号。
没有回。
第二天早上七点，回了三个字：在想办法。
我盯着这三个字，把手机放下，去上班了。
七月十号，我开始整理。
起因是林晓那天晚上把手机推到我面前。
屏幕上是一张表，她自己做的，一列日期，一列金额，一列用途，从去年三月一直列到这个月。
我顺着往下看，看到最后一行，是她算的一个总数。
“你自己算。”她说。
“我算过。”
“你算的是他欠你多少。我算的是我们家少了多少。”
这两句不一样。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才明白差在哪儿。
她列的不止那二十万。后面还有：她妈的药，从每个月四百涨到了七百；她妈那边这一年她一分没给；小满的美术班停了；说好要换的冰箱，到现在还是那台嗡嗡响的。
加起来，两万三千多。
晚上我睡不着，躺在沙发上，想的是另一件事：我手里到底有什么。
一张便签纸，一份银行回单，三百多条聊天记录。
就这些。
第二天上午我去单位请假。
我们科六个人，一个休产假，一个上个月调走，剩下四个人压着一摊子事。主任姓吴，五十来岁，讲话前先叹气。
他问干什么去。我说家里有点事，他又问什么事。
“私事。”
他把笔放下，看了我三秒钟。
“半天。下午得回来，市里那个检查明天到，走了我兜不住。”
七月十号下午，我去了建材市场西头那家打印店。
店很小，两台机器，一台彩色一台黑白，老板脖子上挂着一根充电线，来回晃。
里屋有个女的在给孩子喂饭，一勺一勺吹凉了再递过去。
我把手机里的聊天记录导进他的电脑，一条一条往下拉。从二〇二三年三月十八号第一条，拉到最后一条，一共三百一十七条。
导成文档，四十七页。
老板问单面还是双面。
“单面。”
他说四十七块。
我从钱包里掏钱，掏出来一把零的，数了三遍才数够。
机器一页一页往外吐纸，纸出来是热的，我拿在手里，觉得烫。
打印完我没走，在店里找了个塑料凳坐下，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又从最后一页看到第一页。
三百一十七条里，能用的只有五条。
第一条，二〇二三年三月十八号：明天下午来厂里，借条我给你写好。
第二条，九月十八号：顾远，今天不行，你容我几天。
第三条，十月十五号：先给你三万，剩下的十月一定。
第四条，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五号：我没说不还，我心里有数。
第五条，六月三十号：在想办法。
别的都是“在”“忙”“回头说”“你放心”。
老板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把线从脖子上摘下来，绕在手上。
“天天有。”他说，“一年能见着几十个。”
他又说要打官司得有个东西，得让对方承认欠多少、什么时候还，光有借条不够。
我问他，我这个算不算够。
他伸手翻了翻那四十七页，翻到中间，指了指那五条。
“这五条，够呛。他承认欠你钱，可没说什么时候还。法院要看这个。”
从店里出来，天色已经暗了。
门口有个卖煎饼的摊子，五块钱一个，我加了一个鸡蛋。站在摊子边上吃，吃到一半吃不下去，把剩下半个扔了。
现金那两万，是个窟窿。
借条上写二十万，银行只走了十八万。
剩下两万，是我从家里衣柜顶上那个铁盒子里拿的，装在一个信封里给他，他塞进抽屉，抽屉关上时卡了一下。
没有收条，没有转账，什么都没有。
七月十五号我去厂里找小马。
他们正在装货，小马蹲在地上给车胎打气，气泵响得厉害。他看见我，把气泵关了，站起来，四下看了一眼。
“顾哥。”
“忙着呢。”
“瞎忙。”
我把来意说了。他没马上答，先把气泵的管子从轮胎上拔下来，缠在手上，缠了两圈。
“这个忙我帮不了。”
“你就说一句，那天你在不在。”
“在。”
“你看见了。”
“我看见了。”
他抬起头，眼睛有点红。
“顾哥，我媳妇去年生的，孩子才一岁。厂里欠我两万四，我要是去说了，这两万四就没了。”
他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缠那根管子，缠了又解，解了又缠。
我没再说下去。走的时候他从兜里掏出五十块钱，要给我加油，我摆手。
出门口的时候他在后面喊了一声顾哥，我回头。
他站在那儿，管子还捏在手里，什么也没说。
八月三号，我又请了半天假，去市里。
事务所在市中心那栋楼，十二层，电梯里贴着一张物业通知，说下个月检修。
前台让我在会议室等，会议室很小，一张长桌，四把椅子，墙上挂着营业执照的复印件，边角翘起来。
律师姓陈，三十多岁，短发，深蓝衬衫。她进来坐下，翻开笔记本，先问这钱是怎么给的，转账还是现金。
“转账十八万，现金两万。”
她问现金有没有收条，有没有人看见。
“没有收条。有一个人看见，不愿意作证。”
她点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然后让我把借条原件拿出来。
她对着窗户的光看了两秒，说金额、出借人、借款人、还款期限都有，能立案。
我问那两万现金呢。
“没有证据，只能按十八万主张。”
我又问利息。她说借条上没写利息，法院只支持逾期利息，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算。
她拿计算器按了两下，说你这个数，一年多，大概六七百。
六七百。
我心里跟着算了一遍。二十万放银行，两年一万二。打官司能要回来六七百。
她把借条放下，说诉讼时效是三年，从约定的还款日开始算，我这个还没过。
一审一般三到六个月，他不服上诉，再加三个月。律师费五千，诉讼费两千一，胜诉以后可以要求他承担。
五千加两千一。
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把这两个数在心里过了两遍。
她合上笔记本，给了两个建议。
一个是先发律师函，比起诉省钱，也给他一个台阶。她说她经手的案子里，有一半的人收到函就还了。
另一个是，如果我要给他打电话，自己录一份，这是合法的，我是通话的一方。
我把名片收起来，下楼。
楼下那条街上在修路，围挡把半条道占了，行人从边上挤过去。我在围挡旁边站了一会儿，才想起自己没吃饭。
八月二十号晚上，我给他打了电话。
我在客厅，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屏幕朝上。另一部旧手机压在旁边，录音键先按下去，红灯亮了。
林晓在卧室，门关着。
响了三声，通了。
那边很吵，有机器声，还有人在喊什么。
“高峰。”
“嗯。”
“我准备走法律程序了。”
机器声停了一下。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要起诉你。”
那边安静了几秒钟。
“顾远，我没说不还。”
“那你什么时候还。”
“我在想办法。”
“想了七个月了。”
那边有脚步声，他走开了，机器声小下去。
“厂里这个月出了三十万的货，货款九月底到。到了我先给你十万。”
“九月几号。”
“九月二十五号之前。”
“你上次说六月三十号。上上次说三月十五号。”
他不说话了。
“高峰，我问你一句，你答我。”
“你说。”
“二十万，你认不认。”
那边安静了很久。长到我以为他把电话放下了。我听见远处有人喊“高总”，他没应。
“认。”
“认多少。”
“二十万。”
“什么时候还。”
“九月二十五号之前，先给十万。”
“剩下的呢。”
“年底。十二月三十一号。”
“你再说一遍，我记着。”
他又说了一遍。我在纸上写下两个日子和两个数，笔尖划破了纸。
“高峰。”
“嗯。”
“这话我录下来了。”
那边一下子没声了。
过了几秒，他的声音变了，往下压。
“你录音。”
“对。”
“顾远，咱俩认识十九年。”
“十九年。”
“你录音。”
“我录了。”
电话挂了。
我坐在那儿看着屏幕，录音还在走，又走了十几秒，我按停。文件保存下来，七分二十秒。
我把那部旧手机装进文件袋，跟借条放在一起。
九月三号，律师函发出去了。
挂号信，二十三块，我把单号抄在一张纸上，贴在文件夹的封皮上。
信一页半，盖了事务所的章，写的是限十五日内清偿欠款十四万二千元，逾期将依法提起诉讼。
寄到厂里，签收人是门卫老陈。
九月六号下午，他来了。
他没打电话，直接把车开到我单位楼下，在车里坐着等。我六点下班，出来的时候看见那辆黑色的帕萨特，愣了一下。
他从车上下来，手里拿着那个信封，信封拆开了，纸露出来一角。
我们隔着两步站着。
他把信封举了一下。
“这什么意思。”
“字面儿上那个意思。”
“你要告我。”
“我给过你时间。”
他把信封捏在手里，捏得纸都皱了。
“十四万二。”
“对。”
“九月二十五号，我给你十万。”
“这话你八月二十号说过。”
他没接。
我往前走了一步，把他从去年九月到现在说过的日子一个一个数给他听：九月十八，十月十五，十一月二十，十二月二十，三月十五，四月十五，六月三十，九月二十五。
八个。
他站在那儿，两只手插在兜里，肩膀往下沉。
“我知道。”
“你知道。”
“我知道。”
我把话停在这儿，没再往下说。单位门口有人在打卡，机器滴滴响。一辆电动车从我们中间穿过去。
他后来开口。
“今天不是来吵的。”
“那是来干什么的。”
“来跟你说一句。钱一定还。”
“什么时候。”
“九月二十五，十万。剩下年底。”
“这话你写下来。”
他看了我一眼。
“你要我写。”
“写。”
他沉默了一会儿。
“行。”
那天晚上我们在单位楼下的车里写的。
他坐驾驶座，我坐副驾，中间搁着我的文件夹。
他从手套箱里翻出一支笔，笔帽没了，笔尖干了，在纸上划了两下才出水。
写了三行：本人高峰，欠顾远人民币拾肆万贰仟元整。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前归还拾万元整，余款肆万贰仟元于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归还。
高峰，二〇二四年九月六日。
写完他把纸推过来，我看了一遍，说签个名，按个手印。
他从兜里摸出一串钥匙，上面挂着一个小指甲刀。他把拇指在头发上蹭了两下，蹭出点油，然后按住印泥。
印泥是我从文件袋里拿出来的，八块钱一盒，红色的。
按完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我把那张纸对着车顶灯看了两遍，折好，放回文件袋。
外头的路灯亮了，照在挡风玻璃上，一片黄。他在那儿坐着没动，手放在方向盘上，手指头一下一下敲。
后来他抬起头。
“顾远，这十九年。”
“别提十九年。”
他把手从方向盘上拿下来，插进兜里，没再说话。
九月二十五号，他给了三万。
不是十万，是三万。
附言两个字：先这些。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一会儿，然后打开电脑，搜了一晚上。
搜的是“民间借贷起诉需要什么材料”，看了三个网页，一个律师的问答，一个法院的办事指南，还有一个是别人写的经历，很长，我看了两遍。
第二天上班我在工位上发愣，主任走过来敲了敲桌子，说市里那个检查下午到，让我把材料准备好。
我把材料准备好了。
补材料那几天，我把家里翻了一遍。
借条原件在文件袋里。银行回单在。聊天记录四十七页在。
缺的是他的身份信息。
起诉状上要写被告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住址、身份证号。
前面几样我知道，身份证号不知道。
我给他打了十九年交道，从来没抄过他的身份证号。
晚上十一点多，我翻手机相册，从最新的往下翻。
翻了大概四百多张，翻到二〇一八年四月。
一张身份证的正反面照片。
那年他要去广州谈一个客户，不会网上买票，跑到我单位来，把身份证拍给我，让我帮他买。
照片是他自己拍的，光线不好，边角有点糊，但号码很清楚。
我把那张照片存进那个叫恒达的文件夹，又发了一份到自己邮箱。
第一趟去法院是十月十四号。
区法院在城西，一栋灰楼，门口有安检机，包要过一遍，打火机不能带。
我早上八点半到，门口已经排了二十多人。
立案庭在二楼。取号机旁边贴着一张流程，字很小，我凑近了看，看了两遍才看明白。
取号，等。
我取的是三十七号，前面还有十九个。
坐着等的时候，旁边一个女的在打电话，声音很大，说她男人欠她哥八万，跑了两年。
她一直在说，说得很快，中间哭了一次，哭完接着打。
十点四十，叫到我。
窗口里的男的把我材料翻了一遍，翻到第二页停住。
“被告身份证复印件呢。”
“照片行不行。”
“打印出来。”
“我没打印。”
他把材料推回来。
“还有，你这个借款合意的证据不够。”
“借条不是。”
“借条是借条。他是现金还是转账。”
“转账十八万，现金两万。”
“那两万有凭证吗。”
“没有。”
他用笔尖在纸上点了一下。
“两万块主张不了。你别写二十万，也别写十八万。他这一年多还过的，先扣掉，剩下的写多少。”
“还剩十一万二。扣掉那两万，九万二。”
“就写九万二。还有逾期利息，按 LPR，你会算吧。”
“不会。”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上面印着利率表，指了一行给我看。
“按这个。你回去算，写在起诉状上。”
我把材料收起来，走出立案庭。
走廊里有人蹲在墙根，捧着一沓纸在改。我看见他纸上有红笔画的圈。
墙上的电子屏在跳号，红字，跳一个停两秒，跳得人心里发慌。
第二趟是十月二十一号。
我把身份证照片打印出来了，一块钱一张，正反面打在一张纸上。
起诉状也重新写了，标的额填九万二。
这次我请了一整天假。
下午两点到的，安检，上楼，取号，四十二号。
屏幕上一直跳，三十七，三十八，四十。
四点半的时候，窗口开始关。屏幕上出现一行红字，说今日号已办完。
我前面还有六个。
我从法院出来，天已经黑了。
门口那条街上在卖烤红薯，十块钱一个，我买了一个，站在路边吃完。
红薯烫手，我在两只手之间倒了几次，倒在手里的时候，手心那块凉的，一下就不凉了。
摊主是个老头，问我甜不甜。
“甜。”
他说今年雨水好，红薯都甜，就是不好挖，地里太湿。
第三趟是十一月四号。
我早上七点四十到的，前面只有五个人。
九点二十叫到我。
这次的窗口换了个女的，说话慢。她把材料一页一页翻，翻到最后一页，抬头看我。
“调解试过吗。”
“私下试过。没用。”
“那行。”
她给了我一张缴费单。
“两千一百。去一楼交。”
“两千一百。”
“按标的额算的。你可以先交，判下来让他承担。”
我去一楼交钱，排了二十分钟队，刷的卡。收据打出来，巴掌大一张。
拿着收据回到二楼，她给了我一个案号，写在受理通知书上，让我签名。
签完她说了句：“回去等通知。我们会先安排调解，调解不成再排期。”
“要多久。”
“不好说。快的一两个月，慢的半年。”
我把那张通知书折了两折，放进文件袋，跟借条放在一起。
十一月十二号，法院给他打了电话。
我不知道具体是哪天打的，是他后来自己说的。
十一月十八号晚上，他给我打了电话，第一个我没接。第二个我接了。
他在那头，声音很沉。
“顾远，法院给我打电话了。”
“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你真告了。”
“我说过。”
那边安静了一下。
“厂里知道了。今天上午我姐夫打电话问我，说网上能查到。”
“能查到。”
“顾远，我这边在谈个单子。市里一家食品厂，一年一百多万的包装。人家要查公司，一查有官司，这单子就黄了。你说我图啥。”
我没说话。
“你给我两个月。我把这单子接下来，第一笔款下来我先还你。”
他停了一下。
“我心里有数。”
“你上一次说这话，是三月。”
“我知道。”
“你知道。”
“顾远。”
他声音低下去。
“我求你了。”
这是他第一次说这三个字。
我拿着手机站在阳台上，楼下有人在遛狗，狗绳拖在地上。
“十一月三十号之前，你先还两万。”我说。
“两万我拿得出来。”
“剩下的，等判。”
“顾远。”
“我撤不撤，看你还多少。”
那边没声了。过了会儿，他说了句行。
十一月二十号，他转了两万。
附言：先还两万。
到这天，起诉的那九万二，还剩七万二。
十二月三号，法院的调解员给我打电话。
是个女的，声音很平，说她姓王，接手这个案子，问我愿不愿意调解。
“愿意。”
“那就定个日子，两边都到场。”
“他到场吗。”
“我打过电话了，他说来。”
十二月十一号，调解室。
那间屋子在法院三楼，比立案庭小，一张长桌，六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张宣传画，画着一家人握手。
桌上有一次性纸杯，倒了水，没人喝，杯壁上挂着水珠往下爬。
我先到，坐在靠门那边。
他后到，推门进来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坐在对面。
中间隔着调解员。
调解员先说了几句，说调解是自愿的，调成了签协议，调不成走诉讼，都一样。
然后问我什么意见。
“剩下的七万二，分四笔，明年八月三十一号之前还清。写协议，违约就恢复起诉。”
调解员转头问他。
他坐在那儿，两只手放在桌上，手指交叉着。
他今天穿的是那件深灰的夹克，袖口的毛边比上个月更明显了。
“我同意分四笔。”他说，“但六月三十太紧。我年底能回一笔款，明年三月能回一笔。六月我凑不齐。”
“那就明年八月。”调解员记下来，八月三十一号。
他点了点头，说了个数：十二月月底两万，三月两万，六月一万二，八月两万。
调解员算了算，说加起来是七万二。
“行。”
她打印了一份调解协议，两页，让我们看。
我看了一遍，有几个字写得含糊，让她改了。
他在那边看得很慢，看完抬头。
“签了这个，诉讼撤不撤。”
“撤。”调解员说，“协议履行完了，原告申请撤诉。”
“撤了以后，网上那个还查得到吗。”
“诉讼记录会有。撤诉也是结案的一种。”
他坐在那儿，没动。
过了十几秒，他拿起笔。
签字的时候他的手抖了一下，笔尖在纸上顿出一个点。
签完出来，楼道里没人。
我们两个一前一后往下走，他在前，我在后，中间隔了三四级台阶。
下到二楼，他停住了，转过身。
“顾远。”
“嗯。”
“这两万，我十二月二十号给你。剩下的按协议。”
“行。”
他站在那儿，好像还有话，但没说出来。
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
他跺了一脚，灯亮了。
我们就那么站着，亮了十几秒，又灭了。
十二月二十号，他转了两万。附言四个字：按协议来。
我看着那四个字，觉得有点陌生。
二〇二五年春节，他没来。
往年他腊月二十八就来，拎着两条鱼，一箱酒，坐在我家客厅，跟小满说笑，说等他闺女考上大学就带她们出去玩。
今年腊月二十九，我给他发了条消息，说新年好。他回了三个字，新年好。
没有别的。
年夜饭在我妈那儿吃。我妈的膝盖这一年又重了，从沙发上站起来要扶两次，扶第一次起不来，扶第二次才起得来。
饭桌上她没提手术的事。她给小满夹菜，夹了三次，小满说奶奶我吃不下了，她说再吃一口。
吃完饭我在阳台上抽烟。我妈挪到阳台门口，扶着门框。
“顾远。”
“嗯。”
“钱的事，你别往心里去。”
“哪件事。”
“你朋友那个。”
我把烟在栏杆上摁了。
“你怎么知道。”
“你妈又不瞎。”她说，“你这一年，人瘦了一圈，回来就往阳台站。”
“没事。”
“有事没事我知道。”
她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屋了，走的时候一只手扶着墙。
三月，第二笔钱晚了六天。
三月二十五号那天我发了条消息，说三月三十一号那笔，你准备一下。
没回。
三月三十一号，没有。四月二号，我发第二条。
四月五号，我发第三条，说你再不回我就去法院问执行。四月六号下午，两万到账。
附言三个字：对不起。
四月，我妈做了手术。钱是跟林晓她姐借的，六万，说好一年还，不算利息。
手术在市一院做的，住了十一天。
我去陪了七天，请了假，主任的脸很难看，说这个月已经请了三次了。
我妈从麻醉里醒过来，第一句话是问我花了多少。我说医保报了一大半。
她信了。
出院那天我用轮椅把她推出来，推到楼下，她抬头看了看六楼的窗户。
“上不去。”
“我背你。”
“你背不动。”
“我背得动。”
我把她背上去，一级一级，六层楼，中间歇了三次。
她趴在我背上，很轻，轻得像一件衣服。
到门口我把她放下，她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
“顾远。”
“嗯。”
“这腿，是借的钱做的吧。”
“不是。”
她看了我一会儿。
她进屋了。
六月，第三笔一万二，晚了两天。
这次我没催。
我等到六月三十号，没动静。七月二号，他在晚上十点多转过来，一万二。
没有附言。
七月，小满放暑假。林晓上班，我请了两天假带孩子。
第一天带她去了江边，走了半个多小时，她一直在说班里的事。
“爸，我们班王小雨她爸给她买了个电话手表。”
“能打电话的那种。”
“能定位。她妈说她走到哪儿她妈都知道。”
“你想要。”
“我不要。”
她说完往前走了一段，又回过头。
“我就是觉得挺好的。”
第二天她在家写作业，我坐在旁边看手机。
她把笔放下。
“爸。”
“嗯。”
“高叔叔是不是以后不来了。”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
“他忙。”
“他去年说带我和他闺女去吃肯德基。”
“他还说过这个。”
“他说等他不忙了。”
她拿起笔，接着写。我坐在旁边，听她写字的声音，铅笔在纸上沙沙的，一段一段。
七月十五号，我给他发了一条。八月那笔，能不能提前。
没回。
七月二十号，我又问了一句。回了两个字：尽量。
八月，最后一笔两万，是协议上写的最后一笔。八月三十一号之前。
八月二十几号，我给法院打了个电话，问这个调解协议能不能直接申请执行。
接电话的人让我把案号报一下，报完他在那边敲键盘，敲了一会儿。
“你这个是调解协议，没有做司法确认。”
“什么叫司法确认。”
“就是双方签了协议以后，到法院来做一个确认，确认完了才有强制执行力。”
“我们当时没做。”
“没有。”
“那现在怎么办。”
“两个办法。一个是他不履行，你重新起诉。另一个是你在三十天内申请确认，你这个过了。”
我拿着手机站在单位楼道里。
我问重新起诉得多长时间。他说一审三到六个月。
“为了两万。”
“为了两万。”
他说得很平。
我挂了电话。
八月二十六号晚上，他来了我家。他自己来的，没打电话，晚上八点多，敲门。
林晓开的门。
她站在门口没让开，问了一声。
我从客厅走过去。他站在门外的台阶上，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还有一条烟。
“四万。”
他把信封递过来。我接了，掂了一下，比说好的重。
“协议上是两万。”
“那两万现金，没凭据。”
他把烟换到另一只手上。
“我一直记着那个。”
我站在门口，没马上让开。
“进来坐吧。”
“不坐了。”
他站在那儿，两只手在裤子上蹭了蹭。
“顾远，这是最后一笔。”
“嗯。”
“以后。”
他停在这儿，没说下去。我看着他。他今年头发白了不少，两鬓那块，去年还没有。
“以后就这样吧。”他说。
“就这样吧。”
他点了点头，转身下台阶。走到台阶底下，他回过头。
“那张借条。”
“在我这儿。”
“你留着吧。”
他说完就走了，走得很快，走进楼道拐角就不见了。我关上门，把信封拆开。
四沓，一沓一万，用皮筋捆着，皮筋是新的，还有点弹。
我一张一张数。数到一百张的时候，林晓从卧室出来，站在客厅门口看着我数。
数完第四沓，我把钱摞在一起。
“四万。”我说。
“协议上是两万，那一笔现金他自己认的。”
“清了。”
她没说话，回屋了。
我把账算了一遍。二十万，两年零五个月，一分利息没有。
律师费五千。第一次咨询那个律师，两个小时，四百。后来正式委托，五千。
诉讼费两千一百。
打印、复印、快递，一共一百七十三块。这个数我记着，因为每一张我都留着单据。
请假加起来十一天半，扣了一千三百八十块。
逾期利息，协议上没写，我也没要。法院那边的说法是七百块上下。
我妈的膝盖，因为这个事，多疼了十三个月。
还有那张便签纸，现在还夹在文件夹里，边上起了毛，那道划掉重写的杠子，背面摸上去能摸出来。
还有一样算不出来的：这两年，我在单位被主任叫去谈了三次话，一次比一次难听。
第三次他说，顾远，你要是家里事多，可以申请调岗。
我没申请。
九月十号，老魏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先说了他儿子，考上了省城一所学校，学费一年五千八，住宿费一千二。
又说今年雨水还是不行，他家那几亩地，收成比去年差。绕了两分钟，他才说到正事。
“顾远，我那个三万，拿回来一万二。”
剩下的他说就那样了，要不回来了。
他在那头停了停，说去法院问过，律师讲三万块打官司，光律师费就五千，划不来。
他寻思了半个月，最后算了。
他叹了口气，声音在听筒里有点闷。
“我这人，一辈子心软。开这个店开了二十二年，赊出去的账，加起来能有十万。一笔一笔要，我这条命都不够。”
我没说话。
“你那事完了。”
“完了。”
“完得干净吗。”
“钱清了。人没了。”
他那边安静了一下。
“顾远。”
“嗯。”
“那天在农家乐，我不该多那一句嘴。”
“你没多嘴。”
“我多嘴了。”
他把电话挂了。
入冬以后，我去城东办过一次事。
回来的路上绕到工业园那条路，从他厂门口过。
牌子换了，蓝底白字，字是新喷的，右下角还没撕。
院子里停着一辆厢货，车头朝外，是新买的。
他站在门口，跟一个司机说话，手里夹着烟，烟灰很长，没弹。
我从他面前开过去，速度没减。
后视镜里，他抬头看了一眼，把烟从嘴上拿下来。
他没招手。
我也没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