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三号下午，胡建民把结算单摊在他车的后座上。
我一眼就看见上面有个数不对。
我没吭声，先看了看他的脸。
他那张脸跟三月里一模一样，笑着，眼睛不笑。
“你先看，看完咱再说。”
车停在小区门口那棵梧桐树底下，空调开着，风从后座吹到我小腿上。
我把那张纸往自己这边拽了半尺。
“空调关了吧，我不热。”
“开着。”
他从扶手箱里摸出一包烟，抽了一支，没点，叼在嘴里。
纸在他手里，他先自己看了一遍，才递给我。
递过来的时候他用两根手指捏着纸的上沿，怕我抓皱。
结算单是横格的，一共十七行。最上面是总价，八十万。扣百分之五质保金四万，可结七十六万。
往下是成本，一项一项排着：人工、材料、辅材、机械、清运、返工、临时用工、成品保护。
最后两行是利润和分成。利润五万六千七，我名字后面写着二万八千三。
我一眼看见的不是最后那行，是材料那几行里的一行。
穿线管，二十的，一万九千米，单价三块五毛二。
我进的是多少，我心里有数。一万六千二百米。
我把纸翻过来，又翻回去。
“这个管，一万九？”
“图上的量。”
“我进的是一万六千二。”
他把手里的矿泉水瓶盖拧开，喝了一口，没看我。
“图纸报多少，甲方结多少，这你还不懂？”
我懂了。图纸上是一万九，现场用不到一万九，中间的差价按图结给甲方，落到结算单上就成了成本。
二千八百米，三块五毛二，九千八百五十六块。
这笔钱我一分没花，它记在我头上，从利润里先扣掉一半。
我把纸放下，拇指在虎口那道疤上蹭了一下。
那道疤是二零一九年割管器划的，缝了四针，一紧张我就蹭它。
“成本这块，我算的是六十七万九。”
“你算的不全。”
“材料四十一万四千六，人工二十万六千四，辅材运费清运五万八。你说哪儿不全？”
他把结算单翻过来，用笔尖在背面点了三处。
“税点，三个点。管理费，一个点。还有甲方的检测费。”
“税点三个点，也从我这儿扣？”
“这活走公司账，公司要开票，开票就要交税。”
“我这些人工，也要交税？”
“按合同价算，四个点，三万零四百。”
我在心里过了一遍。三万零四百。
我要是认这四个点，我的利润就只剩五万零六百，对半分二万五千三百。
“你把这四个点写进结算单了吗？”
他把纸翻回正面。
正面十七行里没有这一项。
“为什么没写？”
“写了不好看。”
“不好看是什么意思？”
“公司那边看了要问。”
后来他没再提这四个点。大概是知道站不住。
他把瓶子放在杯架上，转过半个身子。
“返工你算了？临时用工你算了？楼道铺板你算了？垃圾多跑的那几车你算了？”
“返工我自己带人返的，没另开钱。”
“你没开，我开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就跟说今天中午吃了什么一样。
“开给谁了？有单子吗？”
“我这边记着。”
“我这边也有单子。返工那十二个工日，我一个工都没另请。”
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在烟灰缸里摁了两下才摁灭。
“老周，你这账算得太细了。”
“我不算细，我就得赔。”
我坐在后座上，能闻见他车里那股新脚垫的味道。
“那按你这个数，利润五万六千七。”
“对。”
“对半分，我二万八千三。”
“你怎么算的？”
我用手指头在膝盖上点了两下。
“八万一千的一半，四万零五百。你给我二万八千三，是七成。”
他没接。他把车窗降下去一条缝，又升上来。
“老周，都是自己人，我能坑你？”
那天下午我没再多说。
下车之前我提了一句。
“结算单给我一份原件。”
“拍照就行。”
“原件我要留着。”
“原件在财务那边，我拿不出来。”
“那你手上这张是什么？”
“这是复印的。”
“复印的也行，你在这上头签个字。”
他把纸收回去，折了两折，塞进仪表台底下的格子里。
“签什么字。我又没说不认。”
我从车上下来，站在梧桐树底下，看他把车倒出去，拐弯，走了。
树影落在我鞋面上，一块一块的。我站了有半分钟。
后来我回家，把那张结算单拍照存进手机，原件折成四折，塞进工具包最里层的夹子。
夹子里原来放的是电工证。
那天我没直接回家。我把五菱停在小巷口，坐在驾驶座上给老赵打电话。
响了很久他才接，背景里有电锯的声音。
“结算单你看了？”
“看了。”
“他跟我提的是税点。说公司要走账，得扣一道。”
“他没跟我提税点。他说的是成本。”
“那不一样吗？”
“不一样。”
电锯声停了。
“我晚上问问。”
“你问吧。”
“海子，你别急。这事好办。”
这是老赵第一次说这话。
后来我知道，他说“好办”的时候，一般是他自己也没底。
要说这事怎么来的，得从三月十二号说起。
正月里活少，我在家里蹲了二十来天，蹲得心慌。
二月初八那天，老赵打电话来，说他手上有个旧改的活，问我接不接。
老赵叫赵广利，四十五，在城东开一间建材店，门脸不大，人脉不小。我这几年六成的活都是他递过来的。
他店里那台吊扇一年四季转，扇叶上糊着一层灰，转起来就是一圈灰影子。
他给我倒了杯茶，茶叶梗子浮在上面。
“三栋楼，十一个单元，二百六十四户，水电全改。清包。”
“清包是只包工？”
“我们这行说清包，是包工也包料，就是主材得按甲方指定的牌子进。”
“那不就是包工包料？”
“名义上清包，实际上料钱你先垫。旧改都这么干，甲方走流程慢，等他们批下来，工期就过了。”
“多大盘子？”
“八十万，一口价。”
我把茶杯在指头上转了半圈。
店门口堆着两垛水泥，塑料布盖着，边角被风掀开。
“这活抢的人多。”
“怎么轮到我？”
“轮不到你轮不到谁。你手上有证，有人，还能垫。”
他说的证是电工证，零九年考的，一直放在工具包夹子里。
我把茶杯放下。
“四十万我垫不动。我最多能挪二十一万。”
“那你就分两批进料。先进六栋，做完再进三栋。”
“甲方催呢？”
“催也是催他，不催你。”
我后来就是分两批进的料。第一批在三月十四，第二批在四月十一。
八十万在我这儿算大单。我这个小队九个人，一年也就做两百来万的活。
“主材谁垫？”
“你垫。品牌型号甲方定，你按单子进货，进多少你自己记账。”
“结算呢？”
“验收完一个月，扣五个点质保金，一年退。”
我那时候脑子里过了一遍：材料四十万上下，人工二十来万，垫出去六十万，我手头只有二十一万，剩下的得挪。
可是八十万的活摆在面前，不接，我这九个人二月里就得闲着。
“分成怎么算？”
“这你得问建民。活是他拿的，我就是搭个线。”
胡建民是第二天来的，开一辆白色朗逸，车身上还有没洗掉的泥点。
他四十，在区里一家建筑公司做现场管理，穿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袖口的标还没拆。
我们仨在小区的门卫室里坐的，保安老郑的收音机在窗台上放评书，声音开得很小。
“老周，我这人不爱绕。活干完，对半分。”
“对半分是分什么？”
“利润。成本扣完，剩下的一人一半。”
他说得很干脆，像在说一件早就想好的事。
我问了三句。
“这活为什么给我？”
“老赵说你手上的活干净。旧改最怕返工，返一次就赔。”
“有附加条件吗？”
“没有。就是结算慢，你得垫得住。”
“垫不住呢？”
“垫不住就别接。”
他把烟灰弹到窗台外头，弹了两下。
“还有一句，活是走公司的账，合同我这边出，你不用管。”
“那我跟你之间呢？”
“跟我之间一句话就行。”
我那时候没多想。合同走公司，我干活，钱从公司账上出，听着还挺正规。
我当时想问一句，写不写个东西。
话到嘴边，我看见老赵在旁边给我使眼色，那意思是别扫兴。
我把话咽回去了。
在我们这行，跟人开口要合同，等于当面说“我信不过你”。这个话我说不出口。
我三十八了，带了九年队，靠的就是一句话顶一句话。
前年冬天，我给一个开饭店的老板装过店面的水电。
那单六万八，说好完工就结。完工是腊月二十六，钱到第二年八月才给完。
中间我去过他店里七趟。
第一趟他说财务不在，第二趟说老板出差，第三趟他让服务员给我倒了杯水，说再等等。
第七趟我坐在他店门口的塑料凳上，从下午两点坐到晚上九点，他给了我一万。
剩下的钱是他老婆八月里转给我的。
那件事以后，我催账的脸皮厚了。
可我没学会怎么让人把话写下来。
“行。”
“痛快。”
他从夹克内袋里掏出一包烟，抽了一支给我，我没接，他自己点上了。
门卫室的窗户上有块玻璃是碎的，用胶带贴了个叉。
三月十二号上午八点，我带着人进场。
九个人，七个大工，两个小工。大工一天三百四，小工二百八，管一顿中午饭。
第一件事不是干活，是抄水表。
我的工具包里有三样东西是别人不带的。
一把十二的活扳手，柄上缠了三圈电工胶布，原来的柄太细，使大劲会打滑。
一个手电筒，头上用铁丝绑了一块磁铁，能吸在管子上。
一卷生料带，我一直用白的，不用红的。红的那种薄，拧三圈就破。
换管之前，我先用手掌贴着墙面走一遍，摸哪一段墙里有管。
摸完才下切割机。
这是我师傅教的手法。他说图纸会骗人，墙不会。
二百六十四户，一户一户抄。抄到第十一户的时候，我把笔咬在嘴里，因为手已经冻得握不住。
旧改的活跟新房不一样。新房是从零往上走，旧改是从旧里往外抠。
老管子埋在墙里三十年，锈成一层壳，切割机一上去，红烟就起来了。
有的户主不让动墙，说那是承重墙，得先去物业调图纸。
第一周我们只干了三十七户。
六号楼二单元三楼有一户，进门就不让动。
老太太七十三，屋里摆着一个老式立柜，柜门上贴着一张遗像，是她老伴。
“这个柜子不能挪，里头是他。”
“大娘，我只动墙，不碰柜子。”
“墙也不能动。他在这屋里住了四十年。”
我在她家门口站了十分钟，最后从隔壁绕了一根管过来，多走了十一步。
那户的活多花了半天，我没跟她要钱。
第二周开始赶，我把人分了三组，一组开槽，一组换管，一组打压。
打压最费时间，六公斤压上去，半小时不掉才算过。
四月九号出过一次事。
三号楼四楼一户，压到五点八公斤，老管子的接口崩了，水从墙里喷出来，顺着楼板缝往下走。
楼下那户刚做完吊顶，石膏板上洇出一片黄。
我带着两个人拆吊顶，拆了四块板，把水放干净，又赔了人家八百块材料钱。
那八百我自己掏的，没走账。
二百六十四户，我们打了三遍。
一户的水电全改，要开六米到八米槽，穿四路管，接十七个点位。
我们九个人，一天最多干五户。
五月十一号，六号楼三单元四零二，我把冷热水接反了。
业主是一对小夫妻，女的洗澡的时候被烫了手背。
电话打到我这儿，话说得挺冲。
我带人上去，起了两块墙砖，把两根管调过来，又补了砖。
那一户返了两天，四个工。
女的后来在门口说了一句“你们也不容易”，给我们倒了水。
那四个工我没算钱，也没记进返工。
按五户算，二百六十四户要五十三天。
中间下雨、停工、返工，实际用了六十六天。
第一遍掉了十一户，接头没拧紧。第二遍掉了四户，是老管子本身裂了。第三遍才全过。
四月十一号那批料，缺了两样。
一种是二十的穿线管，一种是八六的面板底盒。
建材市场跑了两趟都没有，第三趟我去了城西那个大批发点，老板从仓库里给我调了三千二百米。
调货加八个点的运费，一算多出一千九。
那一千九我没处报，自己咽了。
四月底的时候，我把材料垫到三十一万。
钱是从三张卡上凑的。我自己的十七万，我媳妇李霞那边八万，还有六万是我把我那辆五菱的营运手续押给了一个做二手车的朋友。
李霞把钱转给我的时候，在微信上打了一行字。
“你记着，这是最后一回。”
她这话说过三次了。第一次是前年，第二次是去年十月。
五月三号，物业换了个主任。
新主任姓孙，第一天就来工地，说楼道里堆的料不能过夜。
我们那阵子一天要堆两千多斤管子，不过夜没法干。
我去找他，说能不能通融。他说要交两千押金。
两千我交了，收据是一张手写的白条，盖了个圆章。
那张白条后来整理单据的时候翻出来，算来算去也是成本，可结算单上没有这一项。
那两千押金我去要过三次。
第一次是六月底，孙主任说底单找不到了。
第二次是七月，他说换届了，账要走街道。
第三次是九月，物业换了人，新来的说这张白条不认。
两千块，到现在没要回来。
五月四号上午，六号楼有户业主打了投诉电话，说早上七点就有人打电钻。
物业来人贴了一张通知，停工一天。
那天九个人的工钱照付，一天二千九百四。
我去那户门口站了半个小时，敲门他不开。
下午我买了两箱牛奶放在他门口，留了一张纸条，写上我的电话。
第二天他打来了，说八点以后再开机。
我说行。
从那以后我们都八点才动电钻。
五月六号，甲方那边催工期，要提前十天交。
我从隔壁工地借了四个人，干了十三天，中间下了两天雨，按十一天结，一天二百八，一共一万二千三百二。
那十三天我睡在工地上，睡在物业给的一间空置房里，地上铺两张石膏板。
借来的四个人里头，两个是河南的，一个叫小魏，一个叫老翟。
他们不管饭，一顿补十五。
十三天里有两天下午下暴雨，棚子里积了水，我们把配电箱用塑料布裹起来，蹲在楼道里等。
雨停了接着干，干到晚上十一点。
五月十八号那天，小魏在梯子上打瞌睡，晃了一下，我扶住他的腰，他醒了说“没事没事”。
五月二十号，队里的小工老郭不干了。
他跟我干了两年，走的时候没吵，把安全帽放在工具包上，帽子里塞着一张纸条，写着“海哥，我等钱”。
他等我结那两千八的尾款，等了一个月。
我把钱当场给他，多给了二百，他没要。
“我不是为这二百。”
“我知道。”
他下楼的时候，我站在楼梯口，看他走到楼门口，把安全帽夹在腋下。
五月二十八号上午，验收。
甲方来了三个人，监理来了两个，胡建民陪着，一路走过去，一路点头。
下午四点，最后一张验收单签完，胡建民在楼道里拍了拍我肩膀。
验收那天甲方来了个科长，姓韩，四十来岁，白衬衫，袖口卷到小臂。
他在六号楼二单元走了一圈，摸了摸新换的管，说“干得不错”。
走到楼下他问胡建民，二期的队伍定了没有。
胡建民说，还是老周他们。
韩科长点点头，没再说。
我站在旁边，听见了这句话。
这句话我记了三个月。
六月二号，我去物业复印了三张验收单。
钱主任在复印件上盖了个章，章是圆的，边上写着“旧改三标段项目部”。
三张单子我一张放家里，一张放车里，一张放工具包。
这是整件事里唯一一份盖了章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请九个人在小区门口的凉皮摊上吃了一顿，一人一碗凉皮加一个肉夹馍。
凉皮六块，加面筋一块，肉夹馍八块。九个人一百三十五。
摊主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手背上全是油点子，找钱的时候数了三遍。
我儿子那天也在，他放学过来找我。
他蹲在摊子旁边看老太太切凉皮，看了很久，然后跑过来。
“爸，我们班李浩然买了个乌龟，五块钱一只，我也想要。”
“回家说。”
“他那个是活的，会缩头。”
“知道了。”
他绕了一圈又绕回来，说的还是乌龟。
我给他买了个肉夹馍，他吃着，把这事忘了。
那天我以为这活就算完了。
五月二十九号到六月二号，我接了城南一个门店的小活。
三千二的活，换六盏灯，接一路线。
我干得心不在焉，把一根零线接到了地线上，跳了闸。
店老板是个二十七八的小伙子，他没说什么，自己把闸推上去，说“慢慢来”。
那三天我一直在等胡建民的消息。微信上他没动静，我发过一条“验收单签了，什么时候对账”，他回“月底”。
结算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我心里那本账早就算好了，材料四十一万四千六，人工二十万六千四，辅材运费清运五万八，合计六十七万九。七十六万减六十七万九，八万一千。对半分，四万零五百。
我连这四万零五百怎么花都想过了。先还二手车朋友那六万，再给李霞两万，剩下的留着垫下一个活。
我把钥匙挂在门后那个钩子上。钩子是儿子用彩泥捏的，捏了个兔子，耳朵塌了一只。
六月一号上午，我把工时表和材料台账交到物业。
表是我自己画的，一张A4，横着六列：日期、单元、户数、工日、材料、备注。
钱主任翻了两页，问我这表是给谁的。
“结算要用。”
“结算你跟建民对，我们这儿只留验收单。”
“留一份吧。万一以后有人问。”
他把表夹进一个蓝色文件夹，文件夹上写着“旧改三标段”。
“我先放着。你留个底。”
我又印了一份带回家，跟单据放在一起。
六月三号晚上我把结算单摊在饭桌上，李霞正在叠衣服。
她看了一眼，手上的衣服没停。
“二万八千三？”
“嗯。”
“你说好的是四万零五百。”
我说了那二千八百米管子的事。
她听完，把叠好的衣服摞在椅背上，摞得很正。
“你跟他要纸了吗？”
“没有。”
“一句话都没有？”
“就一句话。”
她把椅子拉开坐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你记着，我不是心疼那点钱。我是心疼你那六十万垫在里头，现在人家拿一张纸就能给你打折。”
她这话后来又说了一遍，是在七月。
“行，没事。”
“你就会说这句。”
她从电视柜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盒子，里头是存折和几张定期单。
她把存折翻开，指着最后一行。
“还有四万三。”
“够用。”
“够用什么。你下一单的材料钱呢？”
我没接。
那个铁盒子的盖子上有一道划痕，是她拿钥匙划的。
我那天晚上没睡好。不是因为钱。是因为我在那张结算单上看见的东西，跟我这三个月记的东西，对不上。
对不上这件事，比少一万二难受。
六月五号，老方来找我结工钱。
老方五十二，瓦工出身，后来跟我干水电，专管开槽。他女儿今年考上了卫校，九月开学要交六千八。
我欠他三千二，是最后那十天的。
他坐在我家门口的台阶上，抽了半支烟，把烟头在鞋底上摁灭，装进兜里。
“海子，我不是催你。”
“我知道。”
“丫头那学费，八月二十号之前得交上。”
“八月二十号之前我给你。”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我不急。你要是周转不开，我先跟丫头说一声，让她晚几天报到。”
“不用。”
“那我走了。”
他走的时候把我门口那双沾了水泥的胶鞋摆正了，摆成一对。
他走了以后，我在台阶上坐了十来分钟。
那三千二我手上有，可我要是这时候给了，六月里另外几个人的尾款就得更晚。
我在心里排了个顺序，排到第五个人的时候，把顺序又打乱了。
六月十一号，老赵做东，在城东一家川菜馆。
他说是路过，其实我知道他是来说和的。
包间里一张圆桌，转盘上有一层油光，桌布边角有块洗不掉的酱色。
老赵先到的，点了四个菜一个汤，又要了一瓶白酒。
“这事好办，坐下来吃顿饭，把话说开。”
他给我倒酒，我不喝，他自己喝了半杯。
胡建民七点差五分到的，进门先跟老赵握手，然后跟我握手。
他的手很干，握得很轻。
“老周，瘦了。”
“天热。”
上菜以后，他给我夹了一筷子鱼，把转盘转过来对着我。
“你那个账我看了，你算的是你手上的钱，我算的是这一摊子的钱。”
“哪一摊子？”
“监理那边，甲方那边，物业那边。你以为我这活是白拿的？”
老赵在旁边打圆场。
“建民这话不假，这年头拿活都得意思意思。”
胡建民把筷子放下。
“我送出去多少，我不跟你说。你要是觉得我贪，你去问老赵，他知道。”
老赵端着酒杯的手停在半空，笑了笑，没接。
他那间建材店这两年的生意，一半靠胡建民从工地上给他带。
这事我知道，胡建民也知道。
所以那一杯酒停在半空，停了两秒，最后他自己喝了。
胡建民把烟盒推到桌子中间，抽了一支，这次点上了。
“老周，我说句实在的。这活我拿下来，靠的是我在公司这十二年。人家认我，不认你。”
“我认。”
“你认就好。你要是觉得我该白干，那我下回不喊你。”
“我没说你白干。我说的是那二千八百米。”
那顿饭吃了两个钟头。
胡建民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我给你补”，也没说过一句“不补”。
他说的都是“你放心”“慢慢来”“二期还是你的”。
结账的时候他抢着付了，二百八十七。
出了饭馆，老赵拉着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饭馆的霓虹灯在玻璃上晃。
“海子，我给你交个底。他这单，自己也垫了钱。”
“垫多少？”
“三万上下。请客、送烟、给监理塞的那个。”
“那跟我这二千八百米管子有什么关系？”
老赵没说话。他从兜里摸出烟，摸了半天没摸出来，才想起刚抽完。
“行，没事。”
“你别跟我说这个。”
“我说给我自己听的。”
他站在台阶上看着我，霓虹灯把我们两个人的脸都照成一半红一半青。
那天晚上我回家，把胡建民那句话翻来覆去想。
他垫了三万，这我信。可垫钱不等于可以把没花的钱记成花了。
这两件事在我脑子里并排放着，谁也不挨谁。
六月十三号上午，胡建民到工地上来找我。
他不是来谈账的，是来看二期那栋楼的外墙。
看完他把我叫到楼梯间，从裤兜里掏出三沓钱，用皮筋捆着。
“三千。你拿着，这事就到这儿。”
“一万二千二。”
“你先拿着，剩下的我慢慢想办法。”
“拿了这三千，剩下九千二我还能要吗？”
他把钱往我手里塞，我没接。钱掉在地上，散了一沓。
他蹲下去捡，捡的时候膝盖响了一声。
捡完他把钱在手里磕齐，塞回裤兜。
“你这人，不会转弯。”
“我转过。转了三个月，转不出来。”
六月十五号，我去了街道的司法所。
我早上八点二十到的，门口已经排了七个人。走廊里有个饮水机，桶里只剩个底。
排到我的时候是十点四十。
我前面是个老太太，六点半就来了，为她儿子宅基地的事。
她说话声音很小，调解员问了四遍她家是哪个村的，她说了四遍，四遍都不一样。
她走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张纸，那张纸被她攥成了团。
调解员是个三十来岁的女的，桌上摆着一个玻璃杯，杯壁上有一圈茶垢。
“有协议吗？”
“口头说的。”
“有证人吗？”
“有，一个介绍人。”
“他愿意来吗？”
“我没问。”
她把笔在指间转了一下。
“口头约定法律上也认，可你得能证明你们约定了什么。对半分，分的是利润还是分的是钱，这两句差得远。”
“我有人证。”
“人证得肯来。”
“那要是他不肯来呢？”
“那你就只能先协商。协商不成，走法院。走法院你也得有证据。”
我从司法所出来，在门口的花坛边上站了一会儿。
花坛里种的是月季，有一株被晒蔫了，叶子卷着。
我掏出手机给老赵打电话，响了六声他才接，背景里有切割机的声音。
“老赵，你能给我作个证吗？”
“作什么证？”
“就说当时说好对半分。”
电话那头静了三秒。
“海子，我这店还开着呢。”
“我知道。”
“你别让我为难。”
我把电话挂了。
六月十六号上午，我去了老赵店里。
他在给一卷电线缠胶布，缠一下，转一下，很慢。
“我那天说的是你们自己谈。分成怎么分，我没插话。”
“你在场。”
“我在场。可我说的是‘活是他拿的’。”
“你就不能写一句你听见了？”
他把胶布放下，两只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海子，我这店一个月流水不到八万，一半来自工地。他一句话，我这半年就白干。”
“那我这半年呢？”
“你去找律师。这事我帮不了。”
那天中午我在路边吃了碗面，八块，加了个卤蛋两块。
面汤上浮着一层油，我用筷子把那层油拨到一边，拨了三下才拨开。
六月十七号上午，我去了区住建局。
大厅在一楼，取号的机器坏了一台，另一台前排了十几个人。
墙上贴着一张告示，写着清欠投诉需要提交的材料，一共六项，第一项是施工合同。
我手里没有合同。
我只有一张结算单的照片，四十一张进货单，八十七张送货单，还有一个存着三百多张照片的手机。
窗口里的人把我的材料推回来。
“合同呢？”
“没有合同。”
“那没法受理。你这是个人之间的纠纷。”
“我垫了四十万材料。”
“我理解，但没有合同我们立不了案。”
我问了一句，那什么算合同。
“盖章的，或者双方签字的协议。”
“微信里说的算不算？”
“算证据，但得能证明说话的是谁。”
我把手机拿出来，翻到三月十一号那天的语音。
那条语音我听了不下二十遍，四十一秒，他说“对半分，成本你先垫，完事一人一半”。
窗口里的人看了两遍，把手机推回来。
“这个存好。要真走，你只能去法院。”
后面有人在等，我把材料一张一张收进文件袋，收得很慢。
文件袋是去年给儿子装试卷的那种，透明塑料的，边上磨白了。
我又上了二楼，找备案科。
门开着，里头没人。桌上摊着半张报纸，茶杯里的水凉了，杯底一圈茶叶。
隔壁屋的人说，管备案的下工地了，下周才回来。
我在门口站了一分钟，把文件袋夹在腋下，下楼。
从住建局出来，太阳很毒。
我在门口的台阶上蹲下系鞋带，系完没起来，就那么蹲了一会儿。
那时候我以为，这事大概就只能这样了。
现在我知道，那天我蹲在台阶上，手里其实已经攥着能翻盘的东西，我只是还没想到怎么用。
六月十八号，我把阳台上那个纸箱拖进客厅。
纸箱是装空调外机的那种，边上被雨淋过，软了一块。
里头是三个月的单据，用麻绳捆着，捆了三捆。
我在地上铺了一张旧床单，把东西全倒出来。
四十一张进货单，八十七张送货单，还有一叠微信报料的截图，我让李霞帮我打了出来，三百二十一张。
送货单是三联的，白红蓝。白的我留，红的司机留，蓝的收货方留。
我一张一张按日期排，从三月十二号排到五月二十六号。
排到第十九张的时候，我发现有两张是同一天、同一个车、同一个牌号。
面板，八六型五孔，进货一千一百八十个。
结算单上写的是一千二百四十个。
六十个，十三块五一个，八百一十块。
六月十九号下午，我在工地门口等监理老刘。
老刘五十六，骑一辆电动车，车筐里塞着一个卷了边的图纸筒。
“进场量是我签的，按图签。”
“现场用不了那么多。”
“现场用多少我看不见，我只认图。”
“那多出来的钱在哪儿？”
“在甲方那边，跟我没关系。”
他把图纸筒往车筐里按了按。
“小周，我跟你说句实话。这活里的账你不要一样一样去抠，你抠不完。”
“我不抠，我就白干。”
“那你就去告。告了才有得谈。”
他骑上车走了，走了十几米又回头。
“别找我作证。我明年退休。”
六月二十号上午，我去了物业办公室。
主任姓钱，四十来岁，桌上一个泡枸杞的保温杯，杯盖上有一圈茶渍。
“进场单我们这儿不留，都交甲方了。”
“复印件也没有？”
“没有。”
他抬头看我。
“你问这个干什么？”
“核一下材料量。”
“你不是都干完了吗？”
我把话说了半截，他没接。
后来他从抽屉里翻出一个牛皮纸袋，里头的单子卷着边。
“这是六号楼那份，当初为了对账复印的。你拍一张，别拿走。”
那张单子上有一行字，是监理签的：穿线管二十，进场一万九千米，日期四月二号。
签名很草，最后一个字拖了一条长尾巴。
我拍完照，把纸按原样叠好塞回袋子。
“谢谢。”
“你别跟人说是我给的。”
“我不说。”
我拿儿子的作业本翻过来，用背面画表。
第一列写项目，第二列写我单子上的数，第三列写结算单上的数，第四列写差的钱。
写到第四行的时候，笔没水了，我换了支圆珠笔，笔尖在纸上戳了个洞。
材料这一块对完，差了九千八百五十六加八百一十，一万零六百六十六。
我坐在床单上，把两条腿盘起来，盘得腿麻。
成品保护那一项，结算单写四千二百七十四。
我买的是八卷保护膜，一卷二百二，一千七百六。
这个差价二千五百一十四，我找了半天找不到出处。
后来想起来，五月初的时候，物业那边确实来人铺过楼道的板，铺了两天，用的是他们自己的旧板子。
那两天我没出钱。
返工这一项，结算单写十二个工日，一个三百四，四千零八十。
一期返工是我自己带的两个人返的，没另开钱。这四千零八十，我没花。
临时用工，结算单写六十四个工日。
我实际借了四个人，干了十三天，中间下了两天雨，按十一天结，四十四工日。
差二十个工日，二百八一个，五千六百。
清运，结算单写十四车。
我叫的是老陈的车，一车四百八，我叫了十一车。
三车，一千四百四。
六项加起来，二万四千三。
我把这六项抄到一张A4纸上，抄完拿去打印店复印了三份。
打印店在小学对面，一张三毛，复印三张九毛。
老板娘问我复印什么。
“账。”
“打官司？”
“不一定。”
复完我在店门口的台阶上坐着看了一遍，看的时候把每一行的数字用手点了一遍。
我把这六个数一个一个加了三遍，加出来都是二万四千三。
结算单上的成本是七十万三千三。我算的是六十七万九。差的就是这二万四千三。
七十万三千三减去二万四千三，是六十七万九。
七十六万减去六十七万九，八万一千。八万一千的一半，四万零五百。
我又算了一笔。
这六十六天，我自己没算工钱。
按大工三百四一天，二万二千四百四。
加上这一笔，成本是七十万一千四百四，利润五万八千五百六，对半分二万九千二百八。
他给我的二万八千三，连我自己的工钱都不够。
这笔账我没写进那张对照表。写进去就成了两边都在加数。
排到第三十张送货单的时候，儿子从外头跑进来，一脚踩在单子上。
我把他抱到沙发上，回头把那张纸拿起来，一个鞋印正好盖在数量那一栏。
我用橡皮擦，擦不掉，纸擦毛了。
那张我留着，鞋印就在上头。
我把笔放下。客厅里很静，楼下有人在跳绳，绳子打在地上，一下一下。
李霞把那张表拿过去，从头看到尾。
她看得比我慢，看到第四行的时候，用手指在桌上点了一下。
“这个返工，他没开钱，你也没开，那他这四千零八十是哪来的？”
“他记的。”
“记的也得有个名目。”
她把表推回来。
“你这张站得住。他那张站不住。”
李霞从厨房出来，端着一碗切好的西瓜，放在茶几上。
“对上了？”
“对上了。”
“那就去要。”
她把西瓜往我这边推了推，自己拿了最小的一块。
后来那张对照表是李霞收的。
她把三份里的一份折好，放进那个铁盒子，压在存折底下。
“放这儿，丢不了。”
“一份就够了。”
“三份各放一处。你以为我不懂。”
“你记着，别一个人去。”
“我知道。”
六月二十八号，我把结算单拿给老崔看。
老崔五十三，在城东包了十几年活，手下常年二十来个人。
他戴一副老花镜，看单子的时候把纸举到离脸半尺。
“这单子做得挺规矩。”
“你看这个分成。说好对半分，给我七成。”
老崔把眼镜摘了。
“对半分？谁跟谁对半？”
“我跟他。”
“你们这行有对半分的吗？”
“他说的。”
老崔笑了，笑完把眼镜又戴上。
“我干了十几年，拿活的抽三成是常事，抽四成也有。你要对半，那是你拿工钱又拿料钱，他只拿关系。”
“那他给我七成，算高？”
“算高。”
我坐在那儿没说话。
“那你还争什么？”
“我争的不是七成。我争的是他单子上那二万四。”
老崔把单子往我这边推了推。
“那你就只说这二万四。别说对半。你一说对半，人家就抓住你贪。”
那天回去，我把成本对照表又抄了一遍，抄在A4纸上，字写得比平时大。
第一行原来的字是“对半分成”，我划掉了，改成“虚列成本二万四千三”。
七月二号上午，我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城中心那栋写字楼的十八层。
电梯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楼层按钮上有一道划痕。
值班律师姓吴，三十六七，桌上摆着一个很大的显示器，屏幕上是没关完的表格。
我把结算单、进货单、送货单、打印出来的截图，一样一样摆在他桌上。
他看得很慢，一页一页翻，翻到送货单那叠的时候，他把三张并排放好。
“这三联都在？”
“红的在司机那儿，蓝的在收货方。我只有白的。”
“白的也能用。白的是你留的，上面有你签收的字，这就证明这批货是你进的。”
“那图上那个量呢？”
“图上的量是甲方跟他的事，跟你没关系。你只要证明你没用到那么多，他这个成本就是虚的。”
他把身子往后靠了靠，椅子响了一声。
“你这个案子有意思。你要是只告分成，标的一万二千二，你得证明口头约定。可你要是把虚列成本这条拿出来，性质就不一样了。他这张单子上写的每一笔，你都能用单子顶回去。”
“能告赢吗？”
“能。但慢。三个月起步，一审完了还可能上诉。诉讼费几十块，标的就这么大。”
“那我要不要告？”
“我建议你先别告。”他把笔放下，“你先发一封律师函。他在单位做现场管理，单位最怕这种事。函一到，他自己会算这笔账。”
我问了一句，能不能让他坐牢。
吴律师看了我一眼。
“够不上。你也别去他单位闹。你一闹，有理就变没理了，还得倒过来赔他。”
我点头。他给我写了一张纸，上面列着要准备的四样东西：成本对照表、送货单原件、微信记录、还有一份书面的分成说明，让我自己写，写清楚当时是怎么说的，谁在场。
“这份说明你自己写，写完按手印。不算合同，但能当你的陈述。”
我问了一句，打官司要花多少钱。
“诉讼费按标的算，你这一万二，几十块。”
“时间呢。”
“立案到开庭，快两个月，慢的四个月。”
“我耗不起。”
“我知道。所以我让你先发函。”
他把显示器关了，屏幕黑下去，屋里暗了一点。
“还有一句。你去他单位，只能到门口。进楼、堵人、拉横幅，一样都别干。你一干，就从他欠你变成你欠他。”
从律师事务所出来，我在楼下的台阶上算了一遍。
标的一万二千二。
律师费按标的收，一万以下收三千，我这个要收四千五。
诉讼费几十块，可请假跑法院，来回得六趟。
立案到开庭，快两个月，慢的四个月。
这一单我已经赔进去两个多月，再赔四个月，队里的人就散了。
一万二打赢拿回来，扣掉律师费，剩七千七。
我坐在台阶上，把这几个数又算了一遍。
算完我明白了一件事：我要的不是这一万二。
我要的是让他知道，我手上有纸。
从他那儿出来，我在楼下买了一杯冰豆浆，四块。
走之前吴律师让我做一件事：把那条四十一秒的语音转成文字，打印出来。
我回家用手机转的，转出来有六处错字，“对半分”转成了“对半份”。
我一个字一个字改，改了四十分钟。
打印出来是一页，三十一行。
我在下头写了一行小字：此语音为三月十一日本人录制，原始文件存于手机。
豆浆太甜，喝了两口就扔了。
那天下午我没回家，坐在车里把那张对照表又抄了一遍，抄在A4纸上，字写得比平时大。
七月七号上午，我去银行打了流水。
三张卡，从三月到六月，一共十一页。
柜员问打多久的，我说四个月。
打出来我在大厅的椅子上坐着看，看到四月那页，有一笔三万二转给“宏达建材”，那是老赵的店。
另一笔五万八，转给“恒通管业”。
每一笔都对得上我的进货单。
十一页我复印了两份，一份放文件袋里，一份锁在车的副驾驶手扣箱。
七月九号上午，我约了胡建民，在城东那家茶楼的二楼。
我先到的，挑了个靠窗的位置，把文件袋放在桌上，压住。
他九点四十到的，穿了件短袖衬衫，领口扣着最上面那颗。
他坐下，先看了一眼我的文件袋。
“带东西来了？”
“带了两张纸。”
我把两张纸并排推过去。左边是结算单的复印件，右边是我抄的成本对照表。
我用食指按在结算单那一行，穿线管，一万九千米。
“这一行，我进的是一万六千二。”
“我说了，图上的量。”
“图上是一万九，现场用一万六，多出来的二千八在哪儿？”
“在纸上。”
“纸上这二千八，你按三块五毛二记进了成本。你一分钱没花，我少了一半。”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杯盖在杯沿上磕了一下。
“老周，你把这事想小了。”
“我算得清清楚楚。”
“你算的是纸。我算的是人。”
他把杯子放下，身子往前倾。
“你以为这活是白来的？监理那边一个月两趟，每趟我都得陪着。甲方那个科长，他儿子结婚我随了两千。物业那边换了个主任，我请了三顿。”
“这些我认。”
“你认就好。那我这单赚多少？四万。我垫三万，赚四万。你呢？你赚四万零五，你垫六十万，你赚四万零五。你觉得谁亏？”
我没接这句话。
窗外有辆洒水车过去，放着那段音乐，声音从窗户缝里挤进来。
“二万四千三，你给我退一半，一万二千二。”
“退不了。”
“为什么退不了？”
“钱在账上，不在我兜里。这活挂的是公司的名，走的是公司的账。我要动这笔钱，得有说法。”
他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屏幕，站起来走到窗边接。
说的是工地上模板的事，来回四五句，语气比对我要软。
他站在窗边的时候，把衬衫下摆从裤腰里抽出来一点，又塞回去。
挂了电话他坐回来，看了一眼桌上那两张纸。
“都是自己人，你别拿这些纸来跟我说话。”
“我要是不拿纸，我拿什么说话？”
“你拿嘴说。”
“我说了三个月了。”
我看着他。他也在看我。
他那双眼睛跟六月三号那天一样，笑着，不笑。
“那二期的活，我不接了。”
“你不接，有人接。”
“行，没事。”
我把两张纸收起来，收得很慢，一张一张对折。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比我高半个头，站着的时候影子落在我这边的桌面上。
“老周，别为这点钱把路走窄了。”
“我没走窄。我就是想把账算明白。”
我从茶楼出来，站在马路边上等红灯。
红灯是九十九秒，我看着那个数字一秒一秒往下走。
走到零的时候，我拇指在虎口那道疤上蹭了一下。
谈崩那天下午，我去邮局寄了一封挂号信。
信封里三张纸：结算单复印件、成本对照表、语音的文字稿。
收件人写胡建民本人，地址写他公司。
寄挂号要身份证，我把身份证递进柜台，柜台的人问我寄什么。
“账。”
她没再问。
七月十四号下午，胡建民打来电话。
“你把信寄到公司，收发室拆了。”
“我不知道收发室会拆。”
“现在全楼都知道我欠你钱。”
“你不欠我钱。你多报了二万四。”
他在那头喘了一下。
“老周，你这是要逼死我。”
“我没逼你。我只是把我手上的纸寄给你一份。”
过了两天，我在小区门口看见韩科长的车。
他从车上下来，手里拿着一个本子，来验二期。
我站在门岗旁边，没过去。
他看见我，点了点头，没说话，进了楼道。
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回车里把空调关了。
那时候我想的不是钱。我想的是那张对照表上第四列的数字，我抄了两遍，一个都没抄错。
那天下午我在车里坐到两点。
副驾驶上放着那个文件袋，我把三份对照表抽出来，一份一份对着看。
看到第三份的时候，我发现我把“成品保护”写成了“成品包护”。
我用笔改过来，改完把三份叠齐，用订书机订上。
订书机是儿子文具盒里的，订完我给他放回去了。
七月十号，我按吴律师说的，自己写了一份说明。
一页纸，写了五行：三月十一号下午在小区门卫室谈的，在场的有胡建民、赵广利、门卫老郑，说的是利润对半分，成本由我先垫。写完我按了个手印。
写这份东西之前，我去找过老郑。
老郑六十一，在这个小区看了九年门。他那台收音机是红色的，天线断了一截，用一根铁丝接上。
我把话说完，他把收音机的声音关小了。
“那天我是在。”
“你听见他说对半分了？”
“听见了。他嗓门不小。”
他低头把收音机的天线往上掰了掰。
“可我不能给你写。”
“为什么？”
“我写了他就知道了。我这活一个月两千二，管住，我还能干四年。”
“你就写一句你听见了。”
“海子，你别让我为难。”
我从门卫室出来，站在楼道里。
楼道那盏声控灯得跺一脚才亮，我跺了一脚，亮了，走了三步，又灭了。
我在黑里站了一会儿，又跺一脚。
这份说明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按了手印。
吴律师看完说，行，一个人也算。
七月十二号上午，我把律师函寄了出去，一份寄到胡建民的公司，一份寄到他家。
七月十三号，我把律师函的复印件给老赵送了一份。
“你给他一份，省得他说我讹他。”
老赵接过看了半页，放下。
“你这是让我站队。”
“我不让你站队。我让你别传错话。”
他把纸折起来，塞进上衣兜。
“传话我传，别的事我不管。”
函寄出去以后，我等了三天。
那三天我没干活，在家待着。第二天下午我去校门口接儿子，看见有人摆摊卖乌龟，塑料盆里爬着一层。
三块五一只，我买了两只，七块。
儿子把盆抱在腿上，一路问它们吃什么。
“馒头渣。”
“它们会不会死？”
“你天天换水就不会。”
那三天我在家里想一件事。
前年那个门店的活，我报人工报了六个人，实际只去了五个。
多报的那一个工，三百四，我没说，也没退。
后来验收那天，老板多给了我两百块烟钱，我把那三百四退给他了。
他愣了一下，问我为什么。
我说“人没去够”。
他说“我又不知道”。
他不知道，可我知道。
这件事我没跟吴律师说。我要的是把账算明白，不是把自己也搭进去。
第三天上午，老赵来了电话。
“海子，他愿意补一万。”
“一万二。”
“他说一万，一次性。”
“差二百。”
老赵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
“你这人，真是。”
“我不是抠这二百。我那张表上写着一万二千二，我要一万，表就白抄了。”
老赵在那头叹了口气。
“你这人，以前不这样。”
“以前我没算过账。”
下午他又打了一次，说对方愿意一万一千五。
“一万二千二，一分不能少。”
“你这样谈不成。”
“谈不成我就去法院。”
“你真去？”
“我先去问过了。”
挂了电话，老赵又发来一条微信，说对方愿意加到八千，条件是我不再提那二千八百米。
我回了两个字：不行。
他回了三个字：你狠。
我没再回。
当天下午，胡建民自己打了电话过来。
背景里有麻将声，哗啦哗啦的。
“一万二我认。但我分三回给。”
“为什么分三回？”
“我这边也紧。”
“什么时候给完？”
“八月十号之前。”
我答应了。
我没跟他说的是，我八月二十号之前得给老方三千二。我心里算过，第一笔只要不低于四千，我就能转得开。
七月十五号上午，有个陌生号码打给我。
是胡建民单位一个副经理，姓沈。
他说得很客气，问我这件事有没有可能协商。
“我们不管员工的私事，可函寄到单位，我们得有个说法。”
“我要的是一万二千二。”
“我知道了。”
他没说会不会帮我催，也没说会不会找他谈。
挂了电话，我明白了一件事：这封函比我说三个月有用。
七月十六号下午三点四十，第一笔到账，四千。
手机响了一声，我在工地门口看了半天。
四千，备注空着。
我回了两个字：“收到。”
他没回。
那天晚上我去超市买了一条烟，二十块的，回来分给队里三个人。
“海哥，这是有喜事？”
“没喜事。钱到了一部分。”
第二笔说好七月二十六号，那天没到。
二十六号下午我发了条微信，他回“明天”。
二十七号没到。二十八号我打电话，他没接。
二十九号我在他公司楼下等，从五点二十等到六点四十。
看见他从大门出来，跟两个人一起走。他看见我，脚步慢了半拍，然后走过来。
“明天给你。”
“行。”
三十号上午，五千到了。
他多拖了四天。这四天我什么也没干，就在家里等。
八月六号中午，第三笔，三千二。
三笔加起来一万二千二。我拿计算器按了一遍，按完把手机放下，坐在沙发上没动。
八月十号晚上，李霞跟我说了一句话。
“要不算了。”
“算什么？”
“剩下的。你天天算，饭也吃不下。”
“我不是为钱。”
“那为什么？”
“我干了两个多月，我得知道那两个月值多少。”
她把电视关了，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抱着膝盖。
“你要是为这个，我不劝你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
“你别把身子熬坏。这半个月你瘦了六斤。”
“我知道。”
“你不知道。你裤腰带松了两扣。”
八月十五号，老郭回来了。
他在我家楼下站着，手上没拿安全帽。
“海哥，我那个队散了。”
“先跟我干。”
“钱你结得出吗？”
“结得出。”
他上楼喝了一杯水，问我那笔账要得怎么样。
“还差五千。”
“你还跟他磨？”
“磨。”
八月十八号，我把三千二给老方送过去。
他在他家院子里磨瓦刀，磨石上浇着水。
他接过钱，数了两遍，数第二遍的时候手指头在钞票边上捻得很慢。
“海子，我不是不信你。”
“我知道。”
“丫头明天就去报到。”
他把钱塞进上衣内兜，拍了拍。
他送我到院门口，忽然问了一句。
“听说你跟胡经理闹了？”
“不算闹。算账。”
“算清了吗？”
“算清了一半。”
他点点头，没再问。他把院门关上，门轴响了一声。
十月里老方给我介绍了一单活。
是他女婿单位的办公楼，换一层的线，八万六。
他跟人家说的是“这人账清”。
我去谈的时候，对方第一句就问要不要签合同。
我说要。
他说那正好，他们单位也要走流程。
八月里我算了一遍去年的账。
到八月为止，我做了七单活，一共一百九十二万。
扣掉材料和人工，落到我手里的十一万四。
这十一万四里，有六万是我自己的工钱。
剩下五万四，才是这一年的赚头。
李霞拿计算器按了一遍，按完扣在桌上。
“一年五万四。你天天早上六点出门。”
“不止五万四。”
“还有多少？”
我没说出来。
九月初，胡建民来找我，说城西有个新盘，也是水电，问二期我接不接。
我们在他车里谈的，还是那辆白色朗逸，脚垫换了新的。
“这单比上一单大，一百二十万。”
“接可以。”
“那明天就进场。”
“先签合同。”
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
“都是自己人，签什么合同。”
“一式两份，三页纸。”
我从工具包里把纸拿出来，是我在打印店打的，一张五毛，打了六份。
他接过去翻了两页，翻到第三页停住了。
“你这个写得比公司还公司。”
“你看一遍，没问题就签。”
他把纸合上，放在中控台上。
“我拿回去看看。”
“行。”
他拿回去看了三天。
第四天他来电话，说公司那边要统一用他们的模板。
“那就用你们的模板，把分成那条写进去。”
“模板里没有分成这一条。”
“那就加一条。”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
“老周，你这就没意思了。”
“我就是要个意思。”
那份合同他没拿回来。
后来我把那份合同又改了一版。
分成那条删了，改成按单价结算：一户三千一，二百六十四户，八十一万八千四。
材料由我采购，单据一式两份，每周交一次。
这一版我存在手机里，没打印。
二期给了别人，是另一个队，我后来在城西的工地上见过他们进场。
九月底我听老赵说，胡建民的儿子在城南读私立，一年学费六万二。
他老婆不上班，在家带小儿子。
这话我听了没说什么。六万二，摊到一个月五千二。
他这一单赚四万，够八个月学费。
我算这笔账不是为了替他开脱。我是想知道，一个人要缺到什么份上，才会去改一张单子上的数。
后来我想明白了，跟他缺不缺没关系。
他就是觉得，那二千八百米本来就是他的。
我听老赵说，胡建民跟那个队也是口头说的。
十月里我去老赵店里拿两卷生料带，他正在给一个客户算瓷砖。
算完他给我拿了带子，收了我十二块，一分没让。
以前他从来不收我钱。
“最近忙？”
“还行。”
“胡建民那边……”
“别提他。”
我把带子放进包里，他没留我喝茶。
十一月在城西那个工地上，我见过二期的队。
六个人，领头的三十出头，姓吴，也在开槽。
我在楼下等电梯，他在楼道里抽烟。
“你们这活怎么结？”
“干完结。”
“跟谁结？”
“胡经理。”
“签东西了吗？”
他笑了一下，把烟在墙上摁灭。
“签什么。”
腊月二十三，胡建民给我送来一箱酒。
他自己扛上楼的，放在我家门口，没进屋。
“过年了。”
“嗯。”
“今年的事，是我不对。”
这是他从头到尾唯一一句认错。
“酒我不能收。”
“一箱酒你还计较？”
“我收了我就要想，以后是不是还能这么算。”
他把酒提起来，站在楼道里没动。
“那你说怎么办？”
“三千五的返工费你从质保金里扣，我认。别的我不认。”
他点点头，提着酒下楼。
下楼的时候他在楼道里跺了一脚，声控灯亮了，走两步，又灭了。
那个冬天我没接到什么活。
一月里九个人只干了十一天，工钱照付。
队里有两个人走了，去了城北一个队。
走的那天我在阳台上看他们收工具，没下楼。
他们也没跟我打招呼。
开春以后，我在建材市场见过他一次。
他在挑门锁，手里拿着两把样品在比，比得很慢。
我从他身后走过去，他没看见我。
我也没叫他。
第二年开春我去过一次那个小区，门卫换了人。
老郑走了，听说是年底合同到期，没续。
新来的年轻，不认识我，让我登记。
我在登记本上写了名字，单位那一栏空着。
第二年五月二十八号，质保金满一年。
五月二十五号我打了一次电话，他说财务在盘账。
五月二十八号我发微信，他没回。
六月二号我去了他公司门口，没进去，在马路对面的树底下站了四十分钟。
我看见他中午出来吃饭，进了对面那家面馆。
我没过去。
六月十号上午，钱到了一万六千五。
到账那天下午，我转了一万给老方。
他那阵子手上紧，丫头学费交完，还差一笔。
“这一万你先用，不急还。”
“那你自己呢？”
“我够。”
四万的质保金，我那一半是两万。少的三千五，他写在备注里：一期六号楼二单元那户返修。
那户是真的漏。
业主是个四十来岁的女的，家里养一条黄狗，我一进门它就叫。
第一趟去是下午，把卫生间的地砖掀了两块，看不出水从哪儿来，只能先重做一遍防水。
第二趟隔了十天，她说墙角又洇，我把一段管子割开重做，接头换成新的。
第三趟是入秋，我把那一截立管整个换了，材料一百八，两趟车费六十，工钱算我自己的。
材料加人工，三千五出头。
这笔我认。那是我的活没干好。
我只是没想到，他能记一年，记到质保金里扣。
扣完那天下午，我把手机关了声音，在阳台上蹲着抽了半支烟。
蹲下去的时候，我看见箱底压着一张纸，是三月十一号那天我在门卫室记的草稿，上面写着“对半分”三个字，字很潦草，边上还画了个框。
半支烟抽完，我把烟头在花盆边上摁灭，摁了三下。
然后把那个纸箱重新捆好，捆了两道麻绳，推到阳台最里头。
箱子上贴了一张纸，写了四个字：别扔。
那张结算单的复印件，我一直留在文件袋里。
去年冬天我拿出来看过一次，看到“临时用工”那一行，六十四工日。
我数了一遍手上的记工本，四十四。
差二十个工，五千六。
这五千六里，有一个工是我自己的班。
我把纸折起来，放回去。
这张纸我不打算扔。
去年年底，我给队里定了一条。
口头活不接。要接先写一页纸，写不清的不接。
老方说这是把路走窄了。
“窄就窄一点。”
今年开春到现在，我推了三单。
其中一单八万，对方不肯签。
推了那单，那两个月我少赚了一万多。
上个三月，我接了幼儿园的活。
是园长介绍的，四栋楼，线路老化，一共三十七万。
园长是个四十来岁的女的，说话很快，见面第一句就是“都是熟人，不用那么正式”。
我在她办公室的桌上把两页纸摊开，抹平了纸角。
“你看看，工钱、材料、工期、结算，都写在里头。”
“我们这儿从来没人签这个。”
“麻烦一点好。”
她愣了一下，然后把笔帽在桌上磕了两下，磕出两声。
“你这人挺较真。”
“我吃过一次亏。”
她拿起笔，在第二页末尾签了名，写完抬头看我。
“你这人挺有意思。”
“签完我给你一份。”
两页纸我做成了一式两份，让她在两份上都签了名。
签完我拿手机拍了四张，两页正面，两页签字的地方，都存进手机里一个文件夹。
她在边上看我拍，说了一句“你比我们会计还细”。
“我不是细。我记性不好。”
以前这个文件夹里只有两张别人发来的照片，还是模糊的。
文件夹名字叫“合同”，里头七个文件，从今年三月开始，一个活一个。
我把两页纸对折，一页递过去，一页塞进那个透明文件袋。
袋子里那张电工证还在，塑料膜已经发黄了。
今年正月里，儿子问过一句。
“爸，你那个账算清了吗？”
“算清了。”
“那你还生不生气？”
“不生气。”
“那你为什么老摸手上那道疤？”
我没答。他把作业本合上，去客厅看电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