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腌菜有个毛病：盐必须一次买够。
她说盐是底子，底子不够，菜就烂在缸里。所以每年入秋，她都要去副食店扛回两箱盐，五十斤一箱，塑料袋装的，粗糙得像沙子。我小时候最烦这事，扛上六楼，肩膀压出红印。
我妈去年冬天走的。走之前她拉着我的手，说了半天腌菜的事：几斤菜几斤盐，缸口要压石头，水要没过菜。
我说妈你别说了，我不腌。
她说你囤点盐吧。
我没当回事。但那年秋天，我还是去了一趟批发市场，买了三箱盐。五十斤一箱。扛上六楼，肩膀照样压出红印。
我把盐堆在阳台角落，用旧床单盖着。邻居王婶上来串门，看见那一堆，问我：“你这是要开酱菜厂？”
“我妈的习惯。”
“你妈都走了，你还腌？”
“囤着吧，盐放不坏。”
那时候我没想到，这三箱盐会在三年后救下整栋楼。
我在小区门口的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三千八，扣完社保剩三千三。丈夫七年前跟人跑了，女儿在南方读大学，学费一年两万四，我算了无数遍，一分钱都不敢乱花。
所以我记账。
不是记账本，是那种小学生用的横线本，一块五一本，我一年用两本。买什么，多少钱，几月几号，写得清清楚楚。王婶笑我抠，我说我不是抠，我是怕自己忘了钱去哪了。
后来我发现，记账这件事在末世里救的人，比盐还多。
第一年，除了盐，我囤了两箱压缩饼干、四袋大米、一箱挂面、二十瓶酱油、十斤干辣椒。都是打折的时候买的，临期的、包装破的。我算过，这些东西放三年没问题。
第二年，我添了个二手冰柜，五百块，从二手市场拉回来，噪音大得像拖拉机。里面冻满了肉，冻得硬邦邦的，我用塑料袋一层层包好，写上日期。
第三年，我开始囤水。
不是瓶装水，是那种二十升的塑料桶。我买了八个，摆在阳台，每两个月换一次水。王婶看见说你有病吧，自来水又不是断。
我说：“婶，咱们这楼的水泵是九几年的。”
“那又怎么样？”
“坏了没人修。”
她啐了一口，说我乌鸦嘴。
那年夏天，这话应了。
第43天。
电视里说高温，气象台连续发红色预警，市里限电，工厂停三休四。最开始大家还骂天气，后来骂不动了，因为水也开始限。
单双号供水，早上六点到八点，晚上七点到九点。
我们这栋楼六层，没有电梯，水泵一坏，二楼以上全靠人提。头一个星期，楼里还热闹，家家户户提着桶上下楼，楼道里全是水迹。第二个星期，人少了。第三个星期，楼道里开始有味儿。
到第四十三天，水彻底停了。
那天早上我打开水龙头，一滴都没有。我站在水池边等了五分钟，然后去阳台，掀开床单，看了看那八个桶。
八个桶，一百六十升。
我女儿的电话是第三十天断的。她那边也停了电，学校封了，最后一次通话只有四十秒，她说：“妈，我没事，你别出门。”
我说好。
挂掉电话我在阳台上坐了两个小时，把这辈子没想明白的事想了一遍，然后下楼，去超市。
超市早空了。货架空得像被人舔过，收银台被砸开，地上是踩烂的方便面和碎玻璃。我以前的同事小丁蹲在仓库门口抽烟，看见我，站起来。
“齐姐。”
“仓库还有东西吗？”
“没了。前天晚上被抢的，老板跑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后门那把还在我这儿。”
小丁愣了一下：“你要干什么？”
“进去看看。”
仓库里还剩什么？我拿手电照了一圈：六箱矿泉水，被人撕开了两箱；四袋面粉，老鼠咬了个洞；一整箱的食盐，包装箱塌了，散在地上。
我蹲下去，把盐一袋一袋捡起来，装回箱子。
小丁在旁边看：“齐姐，都这时候了，你捡盐？”
“盐能换东西。”
“换什么？”
“什么都换。”
我们把六箱水搬回了我家。小丁跟着我上楼，一路上不说话。
到了六楼，我打开门，掀开阳台的床单。
小丁站在那儿，眼睛慢慢睁大。
三箱盐，两箱压缩饼干，四袋米，一箱挂面，二十瓶酱油，八桶水，一个嗡嗡响的二手冰柜。
“齐姐，”他咽了口唾沫，“你这是……”
“我妈教的。”我说，“她说过，日子是人过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第44天，楼里开始有人敲门。
第一个是四楼的老周，退休前在街道办干过，戴一副眼镜，平时爱管闲事。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张纸。
“小齐，楼里要成立互助组，你参加不？”
“怎么互助？”
“一家出一点，集中管，按人头分。”
我靠在门框上，看着他手里那张纸，纸上写着十几户的名字，笔迹潦草。
“老周，你家有多少水？”
“两桶。”
“我家八桶。”
老周沉默了一下。
“所以，”我说，“集中管，就是把我家的水集中到你家楼下？”
“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哪个意思？”
老周把纸折了折：“小齐，你别多想，都是为了大家好。”
我说：“我不参加。”
他走了以后，小丁问我：“齐姐，你不怕他们来抢？”
“怕。”我把门锁上，“所以得有个规矩。”
那天下午，我拿了张纸，用红笔在上面写了几行字，贴在我们单元的门上。
“六楼齐家，存水一百六十升，盐一百五十斤，米面若干。需要的人可以来换，不要抢。换法：一小时劳力换两升水，或者一件有用的东西换一升水。记账，谁拿多少记多少，日后一起算。”
小丁看完说：“齐姐，你这是开超市啊。”
“我本来就是收银员。”
第一天没人来。
第二天来了两个人，一个是三楼的刘姐，带着她八岁的儿子；一个是五楼的小夫妻，男的姓陈，瘦得像根竹竿。
刘姐站在门口，手在裤子上搓：“小齐，我孩子发烧了，想换点水。”
“劳力换。”我说，“我家阳台得清出来，你帮我搬东西，一小时。”
她愣了一下，然后使劲点头。
那天下午她帮我搬了两小时的旧纸箱，我给了她四升水，还给了她两片退烧药，是我从超市仓库顺出来的。
我拿出记账本，翻到新的一页，写下：
“7月14日，刘桂芳，搬纸箱2小时，取水4升，退烧药2片。欠：无。”
写完我把本子推给她看：“你看清楚，我记了。”
她看着那行字，眼圈红了：“小齐，你还记这个干什么？”
“记着，日后一起算。”我说，“不然以后说不清。”
第三天，来的人多了。
五楼的小陈要两升水，他说他能修电。我让他修水泵，他说水泵得换件。我说那你先帮我把阳台的窗户糊上防晒膜，两小时，四升水。
他干了。
第六天，楼里出事了。
四楼老周带着五六个人上来，堵在我门口。他身后有个光头，胳膊上有纹身，是二单元那边的，我不认识。
“小齐，楼里开会决定了，物资统一分配。”老周说，“你把门打开。”
我把门链挂着，只开了一条缝。
“哪几户决定的？”
“十三户。”
“我这户呢？”
“你一户不参加，不能拖着大家。”
光头在旁边插话：“姐，别磨叽，开门吧。”
我没开门。
我回头喊了一声：“小丁。”
小丁从厨房出来，手里拎着一把菜刀。
他在超市干过两年，杀过鱼，刀拿得很稳。
“齐姐。”
“站这儿。”
老周脸色变了：“小齐，你这是干什么？动刀是要出事的。”
“我不动刀。”我说，“我就在这儿站着。老周，你听清楚——我这门后面有水，有盐，有米。你要拿，得先问我一件事。”
“什么事？”
“你凭什么？”
老周张了张嘴。
“凭你年纪大？凭你在街道办干过？凭你十三户？”我一字一句地说，“我这三年，一个月三千八，一袋盐一袋盐往楼上扛。我妈死的时候告诉我囤盐，我囤了。你们谁囤了？”
楼道里安静得能听见楼下滴水。
光头往后退了半步。
“我不白给。”我把门开大了一点，把那张纸重新贴到门外，“换。谁都能换。一小时劳力两升水，有本事的另外算：会修电的、会看病的、会种菜的，工钱加倍。”
“但抢的，”我说，“一滴都没有。”
老周站了很久，最后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转身下楼了。
光头跟着走了，走到楼梯口回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那天晚上小丁在我家客厅打地铺。他睡不着，翻来覆去，最后坐起来问我：“齐姐，你说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正在记账本上核数。
“不知道。”
“那咱们这么撑着，图什么？”
我把笔放下，看着他。
“小丁，你今年多大？”
“二十四。”
“我四十六。”我说，“我这辈子被两个人骗过，一个是我男人，一个是这日子。我现在只信一件事——账得清楚。”
他没听懂。
我把账本推给他看。
“你看，这几天我们换出去多少水，换回来多少活。刘姐搬了两小时纸箱，小陈糊了窗，四楼的老太太教我怎么用碱发面。这些都在账上。等到有一天这日子过去了，账还在。”
“要是过不去呢？”
“过不去，也是我最后一笔账。”
第58天，电也停了。
停得很安静，从晚上八点开始，楼道灯一盏一盏灭下去，像有人从上往下关掉一溜开关。我站在窗口看外面，整片小区黑成一块，只有远处高架上有车灯慢慢挪。
那天夜里楼里有人哭，哭了很久，不知道是哪一户。
第二天早上，我把阳台收拾出来。
我们这栋楼是老楼，顶层，楼顶是平的，一道半人高的女儿墙，晒被子最好。我搬了个梯子，从楼道口上到楼顶，站在太阳底下看了一圈。
楼顶三十来平，堆着旧沙发、破玻璃、别人扔的纸箱子。
我下楼，去敲三楼。
刘姐开的门，头发乱着，孩子在她身后蹲着。
“刘姐，你有力气吗？”
“有。”
“楼顶要清出来种菜，一天四升水。”
她抄起门口的扫帚就跟我上楼。
那天我们清了四个小时。清出来的垃圾堆在楼梯角，堆成一座小山。小陈后来也上来了，他带了个撬棍，把旧沙发的木架拆开，说这木头能烧。
老周是第三天来的。
他站在楼顶下，抬头看我们，站了很久，最后上来，手里拿着一个卷尺。
“这楼顶的排水口堵了四个。”他说，“清不清？”
“清。”
“清了以后雨水能存。”他把卷尺拉开，量了一下女儿墙的高度，“沿墙砌一圈砖，垫上塑料布，能存两吨。”
我看着他：“你会砌砖？”
“我干了二十年街道，什么没见过。”
那天下午，老周带着四个人把排水口清了，砖是从小区围墙塌的那一段捡回来的。我出水和饭，他们出工。
晚上记账本上多了一行：
“7月28日，周德海，清排水口4个、砌蓄水池砖墙，共6小时，取水12升、面2斤。”
我把本子给老周看，他眯着眼看了半天，笑了一声：“你还真记。”
“说好的。”
“小齐，”他把本子还给我，“那天我上来堵你门，是我不对。”
“你也是为了大家。”
“不全是。”他说，“我是怕。怕这楼里没个管事的，最后全散了。”
我把笔盖上：“现在不是有了？”
第64天，下了第一场雨。
那场雨下得很急，砸在楼顶的塑料布上像放鞭炮。我们七八个人端着盆、拎着桶，站在楼顶接水，浑身上下全湿透。水顺着砖墙流进蓄水池，蓄水池满了以后往外溢，小陈在边上喊：“够了够了！”
那一夜楼里所有水桶都满了。
有了水，就能种东西。
刘姐会种。她老家在农村，阳台上摆了六年花盆，种的葱蒜从没断过。她蹲在楼顶的塑料箱边上，手指伸进土里捻了捻：“土太瘦。”
“怎么肥？”
“得沤。”
“用什么沤？”
她看了我一眼。
我们家那个二手冰柜，在第70天彻底化了。
停电的第十二天，冰柜里的肉开始臭。我打开盖的时候，那股味道冲得我退了一步。
小丁在旁边捂着鼻子：“齐姐，扔了吧。”
我没扔。
我把肉一块一块拿出来，切成条，用盐抹遍，挂在楼顶的架子上晒。
一百五十斤盐，我第一次动了大半箱。
王婶——就是那个说我乌鸦嘴的王婶——瘫在床上半年了，她儿子在外地，家里只有她一个人。那几天她闻见肉味，扶着墙爬到楼顶，站在太阳底下看那一排肉条。
“小齐，这是……”
“肉干。”
“能吃？”
“能。”
我撕了一小块给她。她放在嘴里嚼了很久，眼泪就下来了。
“我半年没吃过肉了。”
我把她扶下楼，给她盛了半碗粥，粥里放了指甲盖那么一小块肉干，切得碎碎的。
她捧着碗，手抖。
那天晚上我坐在阳台上算账。
盐用掉大半箱，剩下一百二十斤。水剩八桶。米还剩两袋半。挂面三箱。压缩饼干一箱半。
我把这些数字一个一个写在账本上，写完抬头看窗外，楼顶那一排肉干在夜风里轻轻晃。
我忽然想起我妈。
她一辈子腌菜，腌了三十多年，从没腌出什么名堂。邻居来要一碗，她就给一碗，从来不要钱。我以前问过她：“妈，你给了这么多，谁记得住？”
她说：“菜记得住。”
第86天，楼里来了外人。
那天下午，楼下铁门被砸得咣咣响。小陈跑上来说，下面来了七八个人，骑着三轮，车上有撬棍。
我下楼的时候，老周已经站在楼门口了。
“干什么的。”
“找点东西。”领头的男人叼着烟，往楼里看一眼，“这楼里还有没有水？”
“没有。”
“没有？”那人笑了，“我们盯了三天了，你们楼顶晒肉，晚上还点灯，你跟我说没水？”
我心里一沉。
老周还想挡，那人已经招手了，后面几个人下车，往楼里走。
我开口：“站住。”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账本，翻到最后几页，走上去，摊在他面前。
“这楼里六十六户，剩三十一户有人。我们这儿什么都换，就是不白给。你要水，一小时劳力两升。”
那人愣了一下，看着本子上密密麻麻的字。
“你谁啊。”
“我是这楼的记账的。”
他看了看账本，又看了看我身后。老周、小丁、小陈，还有刘姐，还有四楼那个教我用碱发面的老太太，站在楼梯口，谁手里都拿着一根木棍。
没有一个人说话。
那人在本子上看了很久，忽然把烟掐了。
“你们楼里，还有人管事？”
“有。”我说，“有账。”
他把手一挥，上车走了。
那天晚上，老周在我家喝了两口热水，说：“小齐，你今天那句‘我是这楼的记账的’，比拿刀有用。”
“刀是给小丁用的。”我说，“他年轻，火气大。”
第100天，楼里出了第二件事：四楼的老太太病倒了。
她姓孙，七十三岁，教我发面的时候手很稳，说碱水要一点一点加，加多了面就黄。那天早上她没起来，刘姐去送粥，发现她躺在床上，脸白得像纸。
我上去的时候她还有气，眼睛睁着，说不出话。
“什么病？”
“不知道。”刘姐手抖，“她说胸口疼。”
我让老周去楼下找车，找不着，只有三轮。小陈把三轮推出来，我们在车上铺了两床被子，把老太太抬上去。
医院还开着，急诊排队排到门外，走廊里躺满了人。医生看了两眼，说心衰，要住院，先交三千。
三千。
我口袋里只有二百六十块。
我站在缴费窗口前面，把那二百六十块数了三遍。数到第三遍，我听见身后有人说话。
“齐姐。”
我回头，是那个光头。
他胳膊上的纹身褪了色，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背心，手里拎着两瓶水。
“你怎么在这儿。”
“我妈在里面。”他往诊室那边抬了下巴，“肺上的毛病，住了半个月了。”
我们站在走廊里，谁都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数出一千五，塞到我手里。
“干什么？”
“借你。”他说，“你不是记账的吗。”
我盯着他看了三秒，把记账本从口袋里拿出来，翻到新的一页，一笔一笔写下：
“8月28日，孙玉兰住院，向二单元李强借款1500元，用于住院押金。此款记在六楼齐家名下，日后归还。”
写完我把本子转过去给他看：“你看。”
他看了看，笑了：“你还真写我名字。”
“写清楚了才叫借。”
老太太住进去了。第八天出院，我推着三轮把她接回来。她一路上不说话，进了楼道才开口：“小齐，那钱……”
“记在账上了。”
“我这辈子还不上。”
“不用你还。”我说，“楼里给你记了工，教发面、看孩子、缝补，一共二十六小时。楼里出。”
她抓着我的手，抓得很紧，没哭，就是抓得很紧。
第120天，水厂恢复供水。
不是全国恢复，就我们这一片，管道抢通了。那天早上水龙头咕噜响了一声，然后流出细细一股水，我蹲在水池底下接，接了整整一盆。
我在楼里挨家挨户敲门，告诉他们水来了。
刘姐哭了。老周站在楼道口一直笑，笑得喘不上气。小陈跑到楼下，把水龙头开到最大，看着水冲出来，站在水里一动不动。
那天我们煮了一大锅面。
面里放了最后一块肉干，切得很碎，撒在面上，谁都能吃到一点。
我一直没接到女儿的电话。
第140天，通讯恢复了。我在楼下的公用电话亭排了四十分钟队，拨了女儿的号码。
她接了。
第一句是“妈”。
第二句是“我在”。
我靠着电话亭的玻璃，把脸贴在冰凉的铁框上，说了一句：“我囤了盐。”
她在那头哭，哭着说妈你说什么。
我说没事，妈就是想说这个。
后来日子慢慢好了。
供水恢复了，电也来了，超市重新开张，物价贵得离谱，但能买到东西。楼里那三十一户，没有一户走。
第200天，我在楼下摆了一张桌子，把账本放到桌上。
楼里的人都来了。
我翻开本子，一页一页念：
“刘桂芳，共取水62升，出工28小时，多出4小时，给你退2升。”
“周德海，清排水口、砌水池、看门，共42小时，取水70升，基本平账。”
“陈志强，修水泵两次，糊窗、拆木架、扛水，共54小时，工钱32升水，还剩22升，挂账。”
“王秀英，教发面、看孩子、缝补，共26小时，取水18升，多8小时。”
念到一半，下面有人笑，有人抹眼睛。
我念完，把账本合上，放在桌子中间。
“这本账，就这么清了。”我说，“以后不用再算了。”
老周站起来：“小齐，这本子留着吧。”
“留着干什么。”
“留着给后人看看。”他说，“让他们知道，这楼是怎么过来的。”
后来那本账本放在我家书柜最上层，跟三本一样的横线本排在一起。
盐还剩七十八斤，我搬不动了，就留在阳台角落，用旧床单盖着。
王婶的儿子从外地接她走的那天，她扶着楼梯扶手，一级一级往下挪，挪到二楼回头喊我。
“小齐！”
“哎。”
“你那盐，”她笑，“你妈教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