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谍战・档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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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卷宗编号：港字第〇三七号。
立卷时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内容：自述材料一份，共二十四页。每页四十八行，一行二十二字。字迹端正，通篇无涂改。
附记：卷内另有残纸十一张，未编号，纸色不一，字迹与本卷不符，多处涂划至不可辨。经手人注：非本卷内容，另存。
阅卷人批注：此人通篇无一错字。
一
本人杨立仁，四十六岁，湖南醴陵人。民国十三年入黄埔军校，任校务部参谋，后入党务调查科……
写到“调查科”三个字，他停了停。
他把这三个字圈起来，想了想，划掉，在上面改写成“党务工作”。改完，他在页边标了个数：四十七。
规定每页四十八行，一行二十二字，多一个字就要整页重抄。他从抽屉里摸出算盘，把这页的字数核了一遍，四十七行，一千零三十四字，还差一行。
他没有把多出来的那一行挤满，就那么空着。
香港的冬天不比南京冷，胜在潮。窗子关不严，风从缝里钻进来，把桌角那叠纸吹得轻轻响。楼下是个卖云吞面的摊子，掌勺的每晚十点敲一次锅沿，敲三下，他就知道该停笔了。
今天他没停。
第二页写到第三行，笔又停住。
【胞弟立青，早年投共，现为匪军将校。】
这十八个字他写得很稳，一笔一画，连标点都工整。写完他看了很久，久到墨迹干了，纸面上那层光散掉。
然后他拿笔，从上往下划了一道。
划得很慢。笔尖压着纸，走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纸背都透了。
划完，他在旁边补了五个字：胞弟立青，早年离家，去向不明。
五个字比十八个字短，少了十三个。他把空出来的地方留着，没有往下挤。
窗外有电车过去，铁轮在轨道上磨出一声长响。他听着那声响，想起醴陵老屋的天井。
天井里晒着辣椒，红的铺了一地。母亲坐在门槛上择菜，立青蹲在旁边，偷了他的钢笔，把笔尖拆下来，装在一根竹管上做水枪。他追出去，追到巷口，弟弟跑得比他快，回头朝他笑，笑得一嘴白牙。
那年他十四，立青九岁。
他把这段写下来，写在“家庭”那一栏的空白处，写了两行，又划掉。
划完他数了数，这一页只剩下三十一行。
桌上的纸是新的，毛边，裁得不太齐。是周先生前天送来的，二十四张，用牛皮纸包着，外面捆了一道麻绳。
周先生上午来过一次。
他不敲门，先在门外站一会儿，听屋里的动静，再敲三下，很轻。进来也不坐，站在桌子对面，两只手垂着，眼睛往纸上瞟。
“上头催得紧。”他说，“月底要交。”
杨立仁应了一声，把笔搁下。
“杨先生。”周先生顿了顿，“写实在些。”
这句话说得客气，客气里头有别的东西。杨立仁听得出来，没有接。
他把人送到门口。周先生下楼，走到一半回头看了一眼，那一眼很快就收回去。
门关上。他在门后站了一会儿，听见脚步声下了楼，拐进巷子，被卖云吞面的锅沿声盖住。
他回桌子前，把纸数了一遍。
二十四张，一张不少。他抽出一张，铺平，用镇纸压住一角，在第一行写下两个字。
家庭。
写完他停住了。
笔尖悬在“庭”字最后一捺的上头，悬了很久，一滴墨落下来，在纸上洇出一个小小的圆。
他看着那个圆，慢慢变大。
二
民国十三年夏，他从上海搭船到广州，在黄埔岛上岸，行李箱里只有两套换洗衣裳和一本《曾文正公家书》。
岛上的热是黏的。珠江的潮气从水面浮上来，贴在皮肤上，一天要换三件衬衣。木棉那时候已经谢了，只剩一树空壳挂在枝上，风一吹，壳里絮子飘得满操场都是。
他进的是校务部，做参谋，管文书、管名册、管那些谁也不愿意碰的表格。
校长秘书楚材，是在一次点名之后叫住他的。
那天下午，楚材站在廊下，手里拿着一份名单，看了他一会儿，说：“你会写字。”
“会。”
“字要正。”楚材说，“这里的人，字都太活。”
他把名单递过来，让他重抄一份。他抄了一个通宵，抄到天亮，手指上沾了一层墨，洗了三遍没洗净。
第二天楚材看了，只说了两个字：“可用。”
那两个字，他记了二十五年。
民国十四年秋，立青来了广州。
那年他十七，个子已经长起来了，脸还是少年的脸。他一个人从醴陵坐船下来，在码头被人骗了两块钱，剩下的钱只够住三晚小店。找到校务部的时候，他脚上的布鞋湿透了，鞋底磨穿了一个洞。
杨立仁正在誊一份名册。抬头看见弟弟站在门口，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把手里的笔放下。
“你怎么来了。”
“考军校。”
“谁让你来的。”
“我自己要来的。”
他把弟弟带到宿舍，让他睡地板，铺了两张报纸。夜里弟弟翻来覆去，说广州的蚊子大。
报名要交三块大洋。他替弟弟交了，收据也没要，只把名字写在册子上。写完他抬头看了一眼，弟弟正扒着窗台看操场，看得眼睛发亮。
“哥，我要是考不上呢。”
“考不上就回去。”
“回去做什么。”
“种田。”
弟弟没吭声，过了一会儿说：“我不想种田。”
走的那天，他给了弟弟五块钱，还有一支钢笔。
就是那支被拆下来做过水枪的钢笔。笔杆上有一道划痕，是当年他追到巷口抢回来的时候磕的。
“笔拿着。”他说，“考上要写名字。”
弟弟把笔插在衣袋里，走两步又拿出来看一看，怕丢。
后来立青考上了，分在步兵科。开学那天，他在操场边上远远看见过一眼。弟弟穿着新发的军装，站在队伍里，腰挺得很直，帽子有点大，压得眉毛很低。
他没有过去。
那支笔后来不知去了哪里。
政治课每周两次，在大操场上，太阳底下，几百个人坐在小马扎上。
讲政治的是瞿恩。
瞿恩讲课不看稿，一只手插在裤兜里，走两步，停一下，讲着讲着会突然问一句：“你们为什么要革命？”
底下没人答。他就自己往下说，说得不快，每个字都落得很稳，像往地里钉桩。
杨立仁坐在最后一排，笔记本摊在膝盖上，一个字都没记。
他记得的不是内容，是那个人说话的样子。一个人站在几百人前头，不喊，不催，底下的人自己就安静下来了。
那年秋天的一个夜里，他在操场边碰到瞿恩。
瞿恩在抽烟，看见他，把烟递过去。他接了，抽了一口，呛得咳。
“你不抽。”
“不抽。”
“那你还接。”
“你递的。”
瞿恩笑了一下，把烟拿回去，自己在鞋底上摁灭。
两个人就在操场边站着，看对面宿舍的灯一盏一盏灭下去。
“立仁。”瞿恩忽然说，“你信什么。”
他想了很久。
“我信秩序。”他说，“人得有规矩。有规矩，才不至于乱。”
瞿恩没有反驳，也没有点头。他把手插回裤兜，看了一会儿黑下来的操场。
“你不是不信，”他说，“你是不敢信。”
这句话他当时没听懂。后来懂了，懂得太晚。
第二天夜里，瞿恩拿了一份讲稿来，让他抄。
讲稿七页，字写得很挤，边上有改，改得也不讲究，箭头画来画去。瞿恩说，明天要讲，抄清楚些，他好看着念。
杨立仁抄到半夜。抄到第三页，他停下来，把一处说得太满的话改得稳了些。
第二天瞿恩讲完，回来问他，你改了。
“改了两个字。”
瞿恩把讲稿翻了一遍，找到那一处，看了很久，笑了。
“你这个人，”他说，“改得比我好。”
那天散课，瞿恩拉他去校门口吃云吞面。摊子很小，两条长凳，汤是清的，面上浮着几粒葱。瞿恩吃得很急，烫了嘴，吸了一口气，接着吃。
杨立仁吃得慢。他把碗里的面挑起来，让它凉一凉，再送进嘴里。
“你连吃面都这么讲究。”瞿恩说。
“不快一点，会烫着。”
瞿恩笑了一声，没有再说话。
那碗面他一直记得。二十二年以后，他在香港，楼下每晚十点有人敲锅沿，敲三下，他就想起那两条长凳，和一碗清汤。
【我曾羡慕他。】
这五个字他写得很快，写完自己愣了一下。
羡慕什么。羡慕他站在那儿，几百个人愿意听；羡慕他把一件很虚的事情，说得像明天早上就能办成；羡慕他从来不为自己的话留后路。
杨立仁会办事。办事的人不留后路是要死的。
他把这五个字划掉，划得很重，纸面起了毛。
划完，他接着写：瞿恩，黄埔政治教官，后为共党重要干部，民国二十年前后已不在。
写到“已不在”三个字，他停了停，改成“不知所终”。
民国十六年四月，广州也在清党。
名单是上面发下来的，一页一页，油印，边角还带着湿。他负责核对、编号、归档。名单上第四十一行，是瞿恩。
他核到这一行的时候，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
那天夜里他把名单重新排了一遍。他把瞿恩挪到最后一页，又把最后一页压在最底下，报上去的时候说，这一批人多，要分三批办。
上面批了，分三批。
第一批办完，隔了三天。第二批办完，又隔了两天。到第三批的时候，人去楼空，中山大学那边的一间教员宿舍，床铺凉了，桌上留着半盒烟，烟盒底下压着一张纸，什么字都没写。
他在那间屋子里站了很久，最后把那张纸折起来，装进上衣口袋。
那张纸他一直带着。二十二年，从广州带到南京，从南京带到重庆，从重庆带到香港，纸边磨得起了毛，字还是一个都没有。
这一页写到最后，他的字数超了。
四十九行，一千零七十八字，多出整整一行。
按规定，重抄。
他把纸抽出来，铺一张新的，从头抄起。抄到“瞿恩”两个字的时候，笔尖停在“恩”字的最后一横上。
那一横没有落下去。
楼下的锅沿响了三下，十点了。
他把笔搁在笔架上，站起来，走到窗边。
铜锣湾那边的灯还亮着，一片一片，隔着海，看不清哪一盏是谁家的。
三
民国二十三年秋，上海。
他在霞飞路后面一条弄堂里租了间房子做掩护，挂的牌子是“振华通讯社”，实际是中统上海区的一个情报组。组里连他七个人，管三条线，最忙的是编号和归档。
抓人这件事，在他手里是一套手续。
先有线索，线索要落到纸上，写成“查缉要点”，编上号；再报批，批下来才动；动完要有“到案经过”，几点几分，在何处，由何人执行；人送到龙华，要签“移交单”，一式两份，一份带走，一份存档。
他常说，办案子要像记账。
那年十月，抓了一个排字工。
姓唐，四十来岁，在四马路一家小报馆做夜班，负责把稿子排成铅字版。线报说他替人送过东西，送过三次，每次都是往虹口方向。
动手那天是阴天。
下午四点半，他带着两个人，在弄堂口的面摊上坐着，一人一碗面，吃了四十分钟。他不让上楼，说等他家里那口锅熄了火再上去。
五点半，他一个人上楼。
楼梯很窄，木头的，踩上去会响。他上到三楼，站在门口，先听了听。屋里有人在吃饭，筷子碰着碗沿，很轻。还有一个小孩的声音，在念什么。
他敲了三下门。
开门的是个女人，围着围裙，手上还沾着水。看见他穿的这身衣服，脸一下就白了。
“唐先生在吗。”
“在。”
“我找他。”
屋里很小。一张方桌，桌上半碗泡饭，一碟酱菜，一碗汤。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坐在桌边，面前摊着一本算术本，铅笔削得很短。
唐顺站起来，把手里的碗放下，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门口。
“吃完。”杨立仁说。
唐顺愣了一下。
“把饭吃完。”他说，“不急。”
唐顺坐下来，把那半碗泡饭吃了。吃得慢，一口一口，中间还抬头看了女儿一眼。女孩不知事，低头在本子上写字，写错了一个，用橡皮擦，擦得纸面起了毛。
杨立仁站在门口，没有坐。他把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看着那张方桌。
桌上有一只搪瓷杯，杯口磕掉了一块瓷。墙角堆着几摞旧报纸，用麻绳捆着。窗台上放着一盆葱，葱叶耷拉着，缺水。
女孩写完一页，抬头问：“爸爸，这个字念什么。”
唐顺没有答。
“念‘還’。”杨立仁说。
女孩看了看他，又低头去写。
唐顺把碗放下，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下。
“走吧。”他说。
“等一下。”杨立仁走过去，把女孩的算术本合上，摞在一叠书上面，又弯腰把桌角那截铅笔头捡起来，放在本子上。
他做完这些，才抬眼看唐顺。
“跟你女儿说一句。”
唐顺蹲下去，摸了摸女孩的头。
“爸爸出去一趟。”他说，“明天回来。”
女孩点头，没有哭。她大概习惯了。
下楼的时候，屋里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接着是女人压着嗓子的哭声，很短，一下就断了。
审讯在霞飞路那间房子的后间。
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盏台灯，一个记录员。
他没有用刑。他从来不先用刑，他先递烟。
“抽吗。”
唐顺摇头。
“我知道你送过三次。”杨立仁说，“东西送到哪里，交给谁。”
唐顺不吭声。
“你女儿七岁。”他说，“算术本上错了两道，都是进位。”
唐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里有东西。杨立仁没有躲。
“我不问你为什么。”他说，“我只问你送给谁。”
后间很静。隔壁有人在咳嗽，一下一下，咳得不重。
唐顺抽了他递过去的烟。
抽到一半，他说了一个名字。说得很慢，像在把一个字一个字从嘴里吐出来。
杨立仁让记录员记下。
记完，他看了一眼那张纸，又抬眼看了看唐顺。
那个名字是假的。他听得出来。上海这么大，姓李的有几万个，住在哪儿说不清，做什么说不清，连长相都说不清。一个人被逼到墙角，就会编一个这样的名字出来。
他没有追问。
他在记录纸上签了字，让唐顺按手印。印泥盒是铜的，盖子有点紧，唐顺按了三次才按清楚。
“带下去。”他说。
【该犯拒不交代，依法转押。】
这是他写在材料上的话。十四个字，很干净。
划掉的那一段，写在另一张纸上，写完他自己看了一遍，又划了。
【他女儿叫小满，七岁，算术不好，进位总是错。我替她合上本子的时候，看见扉页上贴着一张奖状，是三好学生，日期是去年。她爸爸那天晚上本来是要去上夜班的。我让他把饭吃完，是因为我知道，那是我能给他的最后一顿饭。】
这段划得很碎。他一笔一笔地划，横着划完，又竖着划，划到最后，那张纸的正面已经看不出字了。
他把纸翻过来，在背面写：以上情节，与本案无关，不录。
写完，折起来，放进抽屉第二个格子。
唐顺押到龙华，编号沪字第九一四号。
三个月后，号里递出一张条子，说他病死了。条子上写的是“病故”，后面括号里填了一个病名，字迹潦草，看不清。
杨立仁看了那张条子，签了字。签完，他问了一句：“他的东西，有留下的吗。”
“没有。”
“家里呢。”
“没人来过。”
那年冬天，那个小女孩来过一次。
门房上来通报，说有个小孩在门口站着，说是找她爸爸。他在窗口看了一眼，看见一个瘦小的影子，穿着一件明显大了的棉袄，手里捏着一张纸。
“给她五块钱。”他说，“跟她说，她爸爸调走了，去了很远的地方。”
门房下楼去了。
他在窗口站了一会儿，看见那个影子接过钱，鞠了一躬，然后走了。走得很慢，棉袄的袖子长出一截，手缩在里面。
那张纸她没有带走，落在门口的地上。门房捡上来给他，是一张算术卷子，一百分，用红笔写着“进步很大”。
他把那张卷子折好，也放进抽屉第二个格子，压在那一叠划碎的纸上面。
写材料写到这一段，他在香港的桌子前坐了很久。
台灯的光落在纸上，字都很清楚。他把“该犯拒不交代，依法转押”这十四个字又看了一遍。
他心里想的是：这十四个字没有错。
一个字都没有错。
四
十一月初，周先生来得比往常早。
那天他刚洗完脸，毛巾还搭在椅背上。敲门三下，比平时重。
周先生进门，没有站到桌子对面，而是坐下了。这是他第一次坐下。
他从怀里拿出一个信封，抽出两张纸，推过来。
“你看看。”
是抄件。上面是一份供词，供的人叫孙保山，他知道这个名字——民国二十六年，上海区的一个行动组副组长，后来投了汪伪，再后来不知去向。
供词里有一段，写到民国十六年广州清党的事。
“……名单分三批办，系杨立仁主张。第三批延后五日，期间要犯瞿某脱逃。此事在区里人尽皆知，杨与瞿某私交甚笃，故有此举。”
杨立仁把这两张纸看了两遍。
第一遍看内容，第二遍看字迹。字迹是誊抄的，抄得很整，抄的人不认得这一段的分量。
“他人在哪里。”
“在澳门。”周先生说，“上个月过来的，一上岸就写了这个。”
“他要什么。”
“他说他不要什么。”周先生顿了顿，“他说他只是想起来。”
杨立仁把纸推回去。
“我明白了。”
三天后，来了一个姓陈的。
四十来岁，中山装，领口有一处补过的针脚，补得很细。他不坐沙发，坐椅子，坐得很直。抽烟用火柴，划着了不急着点，先看火苗，再把火柴梗摆在烟灰缸边上，一根一根，摆得整整齐齐。
“杨先生。”他说，“有几句话，问完就走。”
“请。”
“民国十六年，广州清党，名单是你经手的。”
“是。”
“为什么分三批。”
“人手不够。”杨立仁说，“一次办不完。”
“为什么第三批延后五日。”
“因为前两批的档案要归整。归档不完，第三批不能动。”
陈先生点头，把这些话记在本子上。他写字很慢，一笔一笔，写完还回头看一遍。
“瞿恩，你认得。”
“黄埔政治教官。”杨立仁说，“听过他讲课。”
“有私交吗。”
“没有。”
陈先生抬起头。
这一眼很平，不凶，也不软，像在核对一笔账。
“杨先生。”他说，“你弟弟，杨立青，现在在那边做将军。”
“是。”
“有人打听过你。”
“打听什么。”
“打听你当年为什么放走一个共产党。”陈先生把本子合上，“杨先生，我不是来定你的罪。我是来提醒你，这份材料，月底要交，一页都不能少。你自己写清楚，比我们替你写要好。”
他站起来，把烟灰缸里的火柴梗一根一根收进烟盒，收得很干净。
走到门口，他回身说了一句：
“令弟那边，也有人问起你。”
门关上。
杨立仁在椅子上坐了很长时间。
窗外天色暗下来，对面楼里有人开灯，一格一格，像有人在楼梯上一层层往上走。
他起身，拉开抽屉第二个格子。
里面的东西不多。
一叠划碎的纸。一张算术卷子，一百分。一张折了四折的旧船票存根，民国十六年，广州到上海，两张，连号。
他拿起那两张存根，看了很久。
民国十六年四月，名单上报之后，他去了趟码头。船是晚上八点的。他把两张票给了瞿恩，一张到上海，一张到香港。瞿恩问他为什么是两张。
他说，一张是你，一张是你家里人。
瞿恩看着他，看了很久，最后什么也没说，把票收进内袋。
船开的时候他没有去送。他在码头的电报房发了一份电报，给南京，报的是第三批“正在办理”。
那五个字，他写了二十年。
民国二十九年秋，母亲在醴陵病故。
电报是堂弟打来的，全文六个字：母病故，速归。
他那时在重庆，手上压着一件案子，走不开。他把电报看了两遍，折好，放进公文包，第二天照常去上班。
第三天他汇了一笔钱回去，五百块，注明“丧葬及家用”。汇款单的附言栏很小，他写了四个字：一切从简。
案子办完，已经过了两个月。他托人回醴陵一趟，把母亲的坟看了，拍了照片寄来。照片是黑白的，坟头很小，后面是一片油菜地。
他把照片放进抽屉，和那叠划碎的纸放在一起。
后来做归档，他给那封电报编了一个号：家字第一号。
科里的人笑，说家事也编号。他说，编号好找。
母亲的死，在他这里也有一页纸，也有一个号。
夜里，他开始写补充材料。
一页，四十八行。
他写：民国十六年四月，广州方面清党，职在校务部任参谋，奉命协助整理名册。名册所列人员，按批移送，分批之数，系依档案归整进度而定，并无延宕情事。瞿恩系黄埔政治教官，与职无私交，亦无往来。以上所述，均属实。
写到“亦无往来”四个字，他停了停。
他把这四个字划掉，改成“亦无私相授受”。
又觉得“授受”两个字太像在解释。他把这四个字再划掉，最后只留下“与职无私交”。
一页抄了三遍。
第三遍抄完，他核字数。四十六行，一千零一十二字，少了两行。
按照规定，少行要补。他在末尾补了一句：以上，请核。
这句话是废话，但能凑两行。
【我记得他的样子。他抽烟的时候，先把烟在指甲上磕两下。】
这行字他写在材料最后一页的背面，写完就划掉了。
划完，他把那张纸举起来，对着灯看。
灯光从纸背透过来，划掉的墨迹是黑的，藏在正面的字底下，正面干净得像没写过东西。
他把纸放下，压回那一叠里。
第二天上午，陈先生又来了，这次带了两个人，站在门外。
“材料齐了吗。”
“齐了。”
杨立仁把那一叠纸递过去。陈先生没接，先问：“多少页。”
“二十四页。”
陈先生接过去，一页一页地数。
数到第二十三页，他停住了。
“杨先生。”他说，“你这里，少一页。”
五
“哪一页。”杨立仁问。
“第二十三页。”陈先生说，“你数数。”
杨立仁把那一叠接过来，当着他们的面，一页一页地数。数到二十二，翻过去，是一张空白纸，裁得整整齐齐，一个字都没有。
“抄错了一个字。”他说，“重抄了一张，忘把旧的换下来。”
“哪张是新的。”
“这张。”
他把那张空白纸抽出来，从桌上另取一张写好的，补进那个位置，压平，对齐，递回去。
陈先生接过去，先看页边，再看字迹，看了很久。
“杨先生。”他说，“你的字，一页一个样。”
“抄了二十四页，手会抖。”
陈先生没有再多说，把材料收进公文包，扣好搭扣。
走到门口，他停了停。
“上头会核笔迹。”
“请便。”
门关上以后，杨立仁在桌前站着，没有动。
那张空白纸还在他手里。
他把它翻过来，对着窗外的光。纸的背面有一道极浅的压痕，是铅笔写的，被人用橡皮擦过，擦得不干净。他把纸凑近了些，勉强认出一个字的轮廓。
一个“恩”字。
那一夜他没有睡。
他把二十四页全部抽出来，重新抄。
桌上一盏灯，左手边一叠白纸，右手边一叠旧的。旧的那叠，他一页一页看，看完放进抽屉；新的那叠，他一页一页写，写完用镇纸压住。
他抄得很慢。每一页抄完，他都要核字数：四十八行，一行二十二字，一页一千零五十六字。二十四页，两万五千三百四十四字。他的算盘放在手边，抄一页，拨一次。
抄到“家庭”那一栏，他停了。
新的版本里，他写：胞弟立青，早年离家，投匪，职与之久无音信，无可交代。
“投匪”两个字，他写得很端正。
写到瞿恩，他写：瞿恩，黄埔政治教官，与职无私交，民十六年后去向不明，职不知情。
没有一句是假的，也没有一句是真的。
抄到第十八页，天开始亮。窗外有清洁夫在扫街，竹扫帚擦过水泥地，一下一下，很有节奏。
他把最后六页抄完，翻到末页，落款。
他先写：本人杨立仁，以上所陈，均属实。
写完看了看，把这句划掉。
重新写：本人杨立仁，历经党务二十五年，自问无负于党国，亦无负于人。
写完还是划掉。
他在末页的最下面，写了一行很小的字。
本人无过。
写完，他把笔搁下，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指头上全是墨。
抽屉第二个格子里，那叠划碎的纸还在。
他把它们拿出来，一张一张摊在桌上。
数了数，十一张。
有第一节划掉的十八个字。有第二节那五个字——【我曾羡慕他】。有第三节那十四行，划得最碎，正面已经看不出字。有第四节背面的那一行，【他抽烟的时候，先在指甲上磕两下】。
还有一张，是他昨天补的那页空白纸。
十一张纸，加起来不到两千字。
他这一生，能说真话的地方，就这么一点。
他找出一只信封，牛皮纸的，边角压得很平，是前几天收材料时留下的。
他把那十一张纸叠好，塞进去。信封有点鼓，他用手掌压了压，压不平，就把纸又抽出来，一张一张按大小排好，再塞回去。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支钢笔，在信封正面写了四个字。
立青亲启。
写完，他看了看，觉得“亲启”两个字太熟，像在攀关系。他拿笔把“亲启”划掉，改成“收”。
立青收。
还是不对。他把整个信封揉了一下，又展开，抚平，重新写。
杨立青 先生 收。
这一回他写得像公函。
写地址的时候，他停住了。
他不知道立青现在住在哪里。
上海是五月解放的。他看过报纸，报上登过一批名字，有立青，前面挂着一个番号。番号他记不住，只记得那三个字印得很黑。
他在信封上写：上海 市 军事管制委员会 转 杨立青 先生 收。
写完，他从抽屉最里面摸出一张邮票。法币早不能用了，这是新票，上面印着一朵花，他看不懂是什么花。
他用舌尖舔了一下邮票背面，贴在右上角，用拇指按平。
按了很久。
天亮的时候，他把信封立在桌角，靠着那方镇纸。
信封的右上角，那张邮票贴得端端正正。
楼下的锅沿响了三下。
十点了。
他没有下楼去寄。
六
来取材料的是陈先生，还是那身中山装，领口的针脚还是那一处。
他没有带人，一个人上楼，进门先看桌子。
桌上很干净。一盏台灯，一方镇纸，一叠写好的纸，边角对得很齐。
“二十四页。”
“二十四页。”
陈先生接过去，一页一页数。数完，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收条，填上日期、页数、经手人，签了字，推过来。
“你留一份。”
杨立仁接过收条，看了一眼，折好，夹进笔记本。
陈先生把材料放进公文包，扣搭扣，扣了两次才扣上。
他没有马上走。
他的眼睛落在桌角。
那只信封立在那儿，靠着镇纸，右上角贴着一张花票，贴得端端正正。
陈先生看了三秒钟。
不长，也不短。
“杨先生。”他说，“还有别的吗。”
杨立仁站在桌子这一边，两只手垂着。
“没有。”
陈先生点头，把公文包提起来。
“月底之前，如果有补充，可以再送。”他说，“写完放在门口，我来取。”
“好。”
门开了，又关上。
脚步声下楼，一级一级，很稳。走到二楼拐角的地方，停了停，然后继续往下。
屋里只剩他一个人。
他站在桌前，没有动。
窗外有太阳，冬天的太阳，很薄，照在地板上，只有一小块。
他把那只信封拿起来。
信封比昨天沉。纸压了一夜，压得很实。
他走到墙角那只火水炉边，拧开盖子，划了一根火柴。
火苗起来的时候，是蓝的。
他把信封的一角递进去。
邮票先烧着了。那张花票卷起来，边缘变黑，火沿着纸的纤维往上走，走得很快。
他看着那点火走到“杨立青”三个字旁边。
然后他伸手，把信封从火里抽出来，用手掌拍。
拍了两下，火灭了。手掌上烫出一块红，他没有吭声。
信封的左下角烧掉了一块，焦黑，卷着边，露出里面一小截纸角。
他把信封放回桌上，用镇纸压住，去水缸边接了半盆凉水，把手泡进去。
水很快就不凉了。
下午，他把书架上的书搬下来，一本一本擦。
那套《资治通鉴》是民国二十几年在南京买的，二十册，装两个木函，纸发黄了，书脊上有虫蛀的小孔。
他擦到第七册，停下来。
这一册是唐纪，讲的是安史之乱那几年。他年轻时读过，读得很快，那时候他只关心一件事：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把局面扳回来。
现在他翻到一半，看见自己在页边写的批注，字很小：“此策可施。”
他把那只烧了一角的信封拿过来，夹进第七册，夹在“至德元载”那几页之间。
夹好，把书合上，放回木函，推进书架最里面一层。
他退后一步，看了看。
书架和昨天一样。
他这一生只做对过一件事，没有写进材料。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