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一个来的人握着我的手，说：“她救过我。”
第二个也是。
第三个也是。第三个就是那个穿旧夹克的。
雨下到第三天还没停。
殡仪馆的厅小，坐不下那么多人，后排全站着。我在门口迎客，签到簿摊在桌上，旁边放着支黑色签字笔，笔帽不知被谁顺手拿走了。
来的人里，我认识二十个。剩下的十七个，我一个都没见过。
一个穿旧夹克的老头走过来，袖口磨得发亮。他握住我的手，握得很紧，手心里全是汗。
“你妈走了。”
“嗯。”
“她救过我。”
我点头，说谢谢。
他站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折过的公交车票。“这是她最后一次来看我那天的票，”他说，“我一直留着。”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把票塞回口袋，往灵堂里走，走到一半又回头看我：“你要不要看看她？”
“什么？”
“你妈。”他说，“我那时候连人样都没有，是她把我从楼顶拽下来的。你去看看她，替我看一眼。”
后面的人一个接一个上来。
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孩，抱着一只空的猫笼。
一个四十上下的货车司机，两只手反复在裤缝上蹭。
一个老太太拄着拐，让我扶她坐下。
他们都说了同一句话。我心里默默数着。
救过我，救过我，救过我。
同样的四个字，从不同的人嘴里吐出来，声音不一样，有的长有的短，有的轻有的重。
签到簿上落着三十七个名字，我一个都不认识。
仪式开始前，司仪过来问我：“家属致词，您来还是您舅舅来？”
“我来。”
“多长？”
“五分钟。”
我站在遗像前。发言稿是我昨晚写的，拉拉杂杂写了两页，念起来像份工作总结。
我妈叫李素芬，六十二岁。纺织厂统计员，退休十二年。丈夫早年病故，一个人把我带大。
念到这儿，我停住了。
台下三十七个人全抬着头看我。我把稿子折起来，顺手塞进口袋。
“我不认识你们。”我说。
台下鸦雀无声。
“我妈也从来没跟我提过你们。”
人群里有人笑了一声，很轻。
“但她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了二十年。”我看着他们，“她说，人这一辈子，只要还有一个人惦记着，就死不了。”
散场的时候雨小了一点。
那个货车司机站在门口一直不走，我过去问他要不要伞。
“不用。”
“你等谁？”
“等你。”他把烟掐了，“有些话不能在里面说。”
我们站在檐廊下，雨水顺着檐口一条一条往下掉。
“我撞死过一个孩子。”他说。
我没接话。
“六年前，城东。一个七岁的男孩骑着小自行车，突然从巷子里冲出来。”他说，“我踩刹车了，刹不住。后来判了缓刑，赔了钱，对方家里没硬要我坐牢。”
他从怀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捏在手里，没点。
“那之后，我五年没碰过车。”
“你现在干什么？”
“在仓库理货，”他说，“一个月四千二。”
“我妈怎么认识你的？”
“她给我打电话，”他说，“打了三年。”
“她说什么了？”
“第一年她什么都不说，就问一句今天吃了什么；第二年她说，你要不去那个路口站一站；第三年，我去了。”
他把烟重新塞回烟盒。
“我在那儿站了一下午。她就站在马路对面，一直看着我，一句话都没说。”
我回头看了一眼厅里。
遗像上的我妈是六十岁那年拍的，头发烫得卷卷的，笑得很拘谨。她生前最不爱拍照，这张还是我硬拉她去照相馆拍的。那天她穿了件蓝外套，老嫌太花不肯穿。
我说好看。
她说好看什么，都老太婆了。
“她最后跟你说什么了？”我收回目光问他。
“上周三，”他说，“她说，小陈最近不太顺，让你多担待。”
“小陈是我。”
“嗯。”
“她知道你认识我？”
“不知道，”他说，“她不知道我们碰过面。”
他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递给我——是个塑料袋，里面裹着一张纸，纸上写着我的手机号。
“这是她给我的。”
“什么时候？”
“上个月。她说，要是哪天她不在了，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雨停了。
殡仪馆的车一辆接一辆开走，厅里的灯熄了。
我站在门口，手里紧紧捏着那个塑料袋。
那三十七个人走的时候，都过来跟我握了手。最后一个是那个抱猫笼的女孩，她把空笼子提起来给我看。
“猫死了。”
“什么时候？”
“去年，”她说，“本来剩三条腿，最后彻底没的。你妈当时跟我说，猫没了，你也不能没。”
人都走干净后，我回厅里收拾东西。
桌上摊着那本签到簿，三十七个名字，字迹各不相同。有的字写得很大，占了两行；有的字挤得很小，像怕占了地方。
我翻到最后一页，看见最底下有一行铅笔字。字迹很淡，得凑得很近才能看清：
她还欠我一个电话。
2.
铁皮饼干盒里没有饼干，装的是三十七本作业本。
她走了以后，我请了三天假，回老房子收拾东西。
那套房子是纺织厂以前分的房改房，五十六平，两室一厅。她住到走都没装修过，墙上的白灰早已起壳，一抠就掉一大片。
衣柜最上一格压着一床旧棉被，棉被底下放着这个红色的铁皮盒。盒盖上印着个穿旗袍的女人，边角都锈穿了洞。
我以为里面存的是存折。
打开看，最上面是一层橡皮筋，四捆黄色的，老化了二十年，一拉就断。
橡皮筋底下整整齐齐码着一摞牛皮纸封面的本子，普通作业本大小。我数了一遍，刚好三十七本。
每一本的封面上都用钢笔写着个名字，字迹很小。有的写全名，有的只写个姓，再按上个“姐”或者“师傅”。
我抽出最上面那本，封面写着“赵长顺”。
翻开第一页：
“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二日，晴。第一次接。四十七岁，下岗，爱人去年心梗走了。他说他不吃早饭。我让他每天早上吃一个鸡蛋。”
第二页：
“九月十五日，雨。他今天没说话，我知道他在哭。电话里有汽车声，他在路边。”
第三页：
“九月二十日。他说他想跳。我让他数数，数到一百。”
往后翻，一页一天，或者三天一页。字迹又密又小，连页边留白的地方都挤满了。有些句子中间夹着电话号码，用红笔重重圈过。
有一页写着：“不能问地址，问了要受处分。我还是问了。”
我一本一本往下看。
第二本，封面写着“小敏”。
第一页：“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岁，双向。养一只猫，叫四条，因为猫少一条腿。”
第三本，封面写着“大勇”。
第一页：“二〇二〇年十一月。撞死过一个孩子，七岁。他说他不敢闭眼。”
第四本，“张记友”。
第五本，“阿婆”。
我坐在地上看了整整四个小时。
天黑透了，我没开灯。窗外有人在楼下大声喊孩子回家吃饭。
我想起我妈，以前她也是这么喊我的。她喊起来声音又尖又穿透，整栋楼都能听见。
最后一本书压在最底下。封面光秃秃的，什么名字都没写。
我翻开第一页，上面只有一行字：
“李素芬，女，一九六四年生，丧偶，独子。”
我把本子合上，顿了几秒，又重新打开。
那行字确实是我妈的笔迹。她的字很好认，“芬”字最后一笔习惯性地往上挑。
我继续往下翻。
第二页是空的。
第三页也是空的。
一直翻到最后一页，才看见写的第二行字：
“今天又想跳，忍住了。”
没有日期。
3.
最后一本三十多页，自始至终只有那两行字。
我反复翻了三遍，确认没有漏页，也没有夹在后封皮里。
我把这三十七本本子抱回了自己家，叠在床头柜上。那天晚上怎么也睡不着，半夜起来开灯，又将它们从头翻到尾。
凌晨两点，我拨通了我舅的电话。
“舅，我妈那个本子……”
“什么本子？”
“记着人名的那种。”
电话那头发出了几秒沉寂。
“她让你看了？”
“她没说。”
“那就别看，”舅舅声音很沉，“那是人家的隐私。”
“她上面记了她自己。”
舅舅彻底不说话了，隔着电话，我听见他划火柴点烟的声音。
“你妈干那几年，我一直劝她别干。”他说，“她跟我大吵过一回，说她要是停了，那些人就再也没人接电话了。”
“什么电话？”
“你不知道？”
“不知道。”
“那算了，”舅舅叹了口气，“让她带走吧。”
挂了电话，我独自坐在床边。三十七本牛皮纸本子堆在手边，上面满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痕迹。
我重新拿起第一本，翻开首页。
“赵长顺。”
底下写着一串八位数的座机号，没有区号。
我拿起手机，按了前三个数，手指停在屏幕上。
凌晨两点半，我按下了拨通键。
嘟——响了一声，两声，三声。
响到第八声的时候，那边终于接起来了，是个沉闷的老年男声。
“谁啊……”
“赵师傅吗？”
“你谁啊？”
“我是李素芬的儿子。”
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死一样的静。
过了好久，他才沙哑着声音问：“她怎么了？”
我说：“她走了。”
那边没有说话，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声，一声接一声。过了半分钟，他才干涩地开口：
“什么时候？”
“前天。”
“几点？”
“早上六点四十。”
他忽然说得又快又乱：
“上周三她还给我打过！她说立冬了，让我赶紧把棉裤翻出来……我说我不冷，她说你不冷我冷……她说话向来就这样……她还说什么别的了吗？”
“没有。”
“你再想想，真没有了？”
电话那头又静了一会儿。
“她说……她过两天来看我。”
我紧握着手机，听见他那边传来了阵阵风声，还有远处模糊的公交报站广播。
“你在外面？”
“在公交站。”
“几点的车？”
“不知道，”他说，“我就在这儿坐着。”
“坐着干什么？”
“等。”
“等谁？”
“等我媳妇下班。”
他媳妇二〇〇三年就因心梗死在医院里了，从发病到走只有四个小时。
这事就写在第一本本子的第一页上。
他知道自己等不到。
但他还是每天都去。
“赵师傅。”
“嗯。”
“你在哪个站？”
“17路，终点站，老纺织厂门口。”
“我明天过去。”
那头明显愣了一下：“你来干什么？”
我握着电话说：“我妈说她过两天来。她来不了了。”
4.
17 路终点站只有一把长椅。
我第二天请了假过去，车开了四十分钟，越走路越窄，两边是拆了一半的厂房，红砖墙，墙上刷着“安全生产”。
终点站在老纺织厂门口，站牌锈了，字掉了一半。他坐在长椅靠左的位置，右边空着。
我走过去坐下。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他面前放着两个东西：一个保温杯，一袋炒瓜子。瓜子已经开了口，他一颗一颗剥，剥出来的仁放在一张报纸上，摆得很整齐。
剥了大概二十颗，他停下来。
“她今天加班。”
“谁。”
“我媳妇。”
我没有接话。
风从厂房那边过来，带着一股铁锈味。坐了半个小时，他剥完了那袋瓜子，把报纸一折，装进兜里。
“你妈第一次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正在阳台上。”
“哪年。”
“〇四年。”
“她说什么。”
“她说什么我不记得了。”他说，“我记得她的声音不好听。”
“不好听？”
“有点哑，像感冒。”
末班车五点半进站，车头灯亮着，慢慢滑过来。
车门开了，没人下车。
司机探出头：“赵师傅，今天没等到啊。”
“她加班。”
司机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把门关上。
车开走了。
“她天天加班？”
“不加。”他说，“她走了。”
“走了几年了。”
“十九年。”
他把保温杯拧开，倒了一点水在盖子里，递给我。
水是温的，有股枸杞味。
“我不喝。”我说。
“喝。”他说，“你妈每次来都喝一口。”
我喝了一口。
他看着我喝完，把盖子接回去，拧上。
“她说你是什么的。”
“中介。”我说，“卖房子。”
“一个月挣多少。”
“不一定，好的时候一万多，不好的时候三千。”
“那不行。”他说，“你得找个稳当的。”
“嗯。”
“你妈跟我说过你。”
“说什么。”
“她说你不爱说话。”他说，“她说你像你爸。”
我心里动了一下。
“她还说我爸什么了。”
他想了想。
“她说你爸是个好人，就是不会说话。”
“她很少提我爸。”
“她跟我提过一回。”他说，“就一回。”
“说什么。”
“她说，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他。”
我想问下去，他摆了摆手。
“不说了。她的事，她带走。”
他站起来，把长椅上的报纸捡起来叠好，扔进垃圾桶。
“明天还来吗。”我问。
“来。”
“几点。”
“四点半。”他说，“她五点下班。”
5.
我回城的时候在车上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手机有七个未接，全是店长打的。
我回过去，那头劈头就问：“你人呢。”
“请假了。”
“谁批的。”
“我自己批的。”
“明天早上八点，来我办公室。”
我们门店在中介一条街上，六家挨着，招牌一个比一个大。我在这家做了七年，从业务员做到店经理。
店长姓方，三十九，比我小，来这儿三年。第二天早上八点，他把一叠带看单拍在我桌上。
“三单没回访。”
“回访了，客户不接。”
“不接你就发微信。”
“发了，不回。”
“那就上门。”
我没说话。
他把椅子往后一推。
“陈屿，你这个月成交零。”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请假。”
“我妈出殡。”
他顿了一下，声音低了一点。
“节哀。”
“嗯。”
“但业绩是业绩。”
那天我带了一组客户，看四套房子。第三套在六楼，没有电梯，客户是孕妇，爬到四楼就不上了。
“这个不行。”
“这个便宜十二万。”
“便宜十二万我爬六楼？”
我把她送下楼，递给她的矿泉水她没接。回门店的路上我骑着那辆二手电动车，车把歪，得用两只手扶着。
晚上十点，我在门店理昨天的单子。
手机响了。
一个陌生号，本地座机。
我接起来。
“喂。”
那边没有人说话。
有呼吸声，很轻，一下一下，隔得很匀。
“喂，哪位。”
还是不说话。
我等了大概两分钟。
那头的呼吸变了，变得有点急，像是哭过之后。
“你要是需要帮忙，可以说话。”我说。
我又等了半分钟。
然后是“嘟”的一声，挂了。
我把那个号码抄在纸上，写在带看单背面。
八位数，前面是 6。
我翻开床头那摞本子，一本一本找。
在第二本的最后一页找到了。
“小敏。夜里会打，不说话。别挂。等。”
后面还有一行，字挤在边上：
“她不说话的时候最危险。”
6.
地址写在第二本的封底里面：城南二建宿舍三号楼，六单元，602。
我周六上午去的。
宿舍楼是八十年代的老楼，外墙刷过两次，两种颜色叠着。没有电梯，楼梯间的灯是声控的，拍手才亮。
六楼，602，门是铁的，漆掉了一半。
我敲门，敲了三下。
里面有动静，很轻，像有人贴着门听。
“谁。”
“李素芬的儿子。”
没有声音了。
我站在门口等。
楼道里有股潮味，楼下有人在放收音机。过了大概两分钟，门开了一条缝，链条还挂着。
缝里露出一只眼睛。
“她怎么了。”
“她走了。”
链条响了一下，门开了。
她三十一岁，很瘦，头发扎在脑后，穿一件宽大的灰色卫衣。屋里很暗，窗帘拉着，只开了一盏台灯。
地上有一个猫砂盆，空的，洗干净了，扣在墙角。
“进来吧。”她说，“有点乱。”
我进去，坐在床沿上。
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桌上放着药盒，七个格子，标着星期一到星期日。
有几格是空的。
“猫呢。”
“死了。”
“什么时候。”
“去年十一月。”
“叫什么。”
“四条。”她说，“它少一条腿。”
她把桌上的一个相框转过来给我看。照片里是一只三花猫，靠着墙走，右边那条后腿是断的。
“捡的时候就这样。”她说，“被车压的。”
“你妈知道吗。”
“她知道。”她说，“她来的时候还给它带罐头。”
“她来过几次。”
“五次。”
“什么时候。”
“前年三次，去年两次。”
“最后一次。”
“上个月。”她说，“她坐了一个小时。”
她伸手把台灯拧亮一点。
灯光照到她左手手腕，有一道浅色的疤，横着，两厘米。
她没躲。
“你别看这个。”她说。
“嗯。”
“你妈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是二〇一八年。”她说，“我住院，护士站的电话响，护士喊我名字。”
“她说什么。”
“她说她是志愿者，问我今天感觉怎么样。”
“你怎么说。”
“我说我不想活了。”
“她说什么。”
“她说，那我们先聊十分钟，十分钟以后你再决定。”
“十分钟以后呢。”
“十分钟以后我还在哭。”她说，“她说，那我们再聊十分钟。”
她低下头，手指在膝盖上敲。
“她后来天天打。打了半年。”
“然后呢。”
“然后我不接了。”她说，“我换号。她不知道怎么找到的，又打过来。”
“她怎么找到的。”
“她来医院了。”她说，“站在病房门口，不敢进来，让护士问我见不见。”
“你见了？”
“没见。”她说，“我让她走。”
“她走了？”
“走了。”她说，“第二天又来了，还是站在门口。”
我坐在那儿，想起我妈走路的样子。她膝盖不好，上楼要扶栏杆，一格一格上。
六楼，她爬过五次。
“上个月她来，跟你说什么了。”
“她说她要退休了。”
“她早退休了。”
“她说的是这个事退休。”小敏说，“她说她干不动了，想找个人接。”
我没说话。
“我跟她说，你别来了。”她说，“我说我自己能行。”
“她怎么说。”
“她说行。”
“然后呢。”
“然后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
小敏停了很久。
“她答应我了。”她说，“她答应完就走了。”
“走了以后呢。”
“八天。”她说，“八天以后我在朋友圈看见讣告。”
她抬起头。
“我那天夜里给你打过电话。”
“几点。”
“两点多。”
“为什么不说话。”
“我不知道说什么。”她说，“我就是想听听，还有没有人接。”
我站起来，走到她厨房。
厨房很小，灶台上只有一个锅，一个碗，一双筷子。碗里是泡面，吃了两口，汤已经凝了。
我打开她冰箱。
里面有两袋泡面，一瓶酱油，半盒鸡蛋。我拿了两个鸡蛋，烧了水，煮熟。
端出来放在桌上。
“吃。”
“我不饿。”
“吃一个。”
她看着那个鸡蛋，看了很久，伸手拿起来，剥壳。
剥到一半，手停住了。
“他也让我每天早上吃一个鸡蛋。”她说。
“谁。”
“我爸。”她说，“我爸走之前跟我说的。他说，早饭不许省。”
“你爸呢。”
“我妈带走了我，他跟别人过了。”她说，“十年没联系。”
她把鸡蛋吃完，把壳收在手心里，捏碎，扔进垃圾桶。
“你叫什么。”
“陈屿。”
“陈屿。”她念了一遍，“你妈提过你。”
“说我什么。”
“说你不会说话。”
我笑了一下。
“她还说什么。”
“她说你会来。”
我抬头。
“她什么时候说的。”
“上个月。”小敏说，“她坐在那儿，看着那个猫窝，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我要是哪天不在了，我儿子会来的。”
屋里静了很久。
台灯有点闪。
“她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小敏说，“她说这话的时候，我还在赶她走。”
7.
生命线在城西一栋旧办公楼里，四楼，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
我去了两趟。
第一趟前台让我登记，说志愿者档案不对个人开放。第二趟我带了我妈的死亡证明。
接待我的是个女的，姓黄，四十来岁，说话很轻，像怕吵到谁。她把我妈的档案袋放在桌上，牛皮纸的，边上磨毛了。
“你母亲是我们的志愿者。”她说，“二〇〇三年入队，二〇二三年退队。”
“二十年。”
“二十年。”
她把档案袋打开，抽出几张纸。第一张是入队登记表，照片上的我妈五十岁，头发还是黑的。
第二张是培训记录，八次课，全勤。
第三张是一份处分决定。
“二〇〇八年。”黄主任说，“她违反了三条规定。”
“哪三条。”
“不能询问求助者住址，不能私下见面，不能留存联系方式。”
“三条都犯了？”
“三条都犯了。”她说，“而且不止一次。”
处分决定上写着：口头警告，暂停接线一个月。底下是我妈的字，签了名，还按了个手印，红色的，按得很重。
“她认了？”
“认了。”黄主任说，“认完下个月回来，接着犯。”
档案里还有一份东西，用订书机钉在最后。是一份检讨书，两页，横格纸。
第一页写得很正经：本人李素芬，因违反接线员守则，作出深刻检讨……第二页写了一半，字变大，写得也乱。
我翻到最后一行。
“我知道不该问，我知道不该去，我知道这样会让中心为难。”
“可是我不去，她就死了。”
“我不后悔。”
我把那张纸看了三遍。
黄主任在旁边没说话。
“她因为这个被劝退过两次？”
“两次。”她说，“第二次是二〇一九年，我们停了她三个月。三个月以后她自己又来了，坐在走廊上不走。”
“后来呢。”
“后来我们让她做回访。”她说，“不回访新来电，只打老号码。”
“为什么。”
“因为老号码是她自己记的。”黄主任说，“她记得的那些人，中心没有记录。”
我把三十七本本子的事说了。
黄主任把笔放下。
“三十七本？”
“三十七本。”
她低下头，手在桌面上按了一下。
“我们的规定是不许记的。”她说，“所有通话不留文字。”
“为什么。”
“怕泄露。”她说，“也怕出事担责任。”
“她记了二十年。”
“我知道。”黄主任说，“我知道她记。”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每次来，包里都鼓着。”她说，“我们装作没看见。”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
“陈先生，你母亲这个事，我们内部讨论过。”
“讨论什么。”
“讨论要不要把她的方法写进培训手册。”她说，“后来没写。”
“为什么没写。”
“因为没法写。”她说，“手册上不能写‘去她家里’，不能写‘留她电话’，不能写‘她不来你就一直打’。”
我收起档案袋。
走到门口，黄主任叫住我。
“你母亲最后一次来中心，是去年十二月。”
“她来干什么。”
“交钥匙。”她说，“她把柜子的钥匙交了，说以后不来了。”
“她说为什么了吗。”
“说了。”黄主任说，“她说她记的本子够多了，记不动了。”
回家的路上我在公交车上把那份检讨书又看了一遍。两页纸，第一页端正，第二页潦草。
第二页的最后一句是“我不后悔”，四个字。
“悔”字的竖心旁写歪了，往左倒。
8.
本子里有地址。
按规定不能记，她全记了。
有的是小区名加楼号，有的只有一个“菜市场后头”，有的写着“三楼，门口有一双红拖鞋”。
我抄了七个地址，打算一个一个去。第一个地址在城北，一个老小区，六层，没有电梯。
我在三楼停下。
门口放着一双红拖鞋。
我敲门。
里面有人问：“谁。”
“李素芬的儿子。”
门开了。
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头发湿的，像是刚洗过。
“她怎么了。”
“她走了。”
她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让开身。
屋子很小，收拾得很干净。
桌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个二十来岁的男孩。
“我儿子。”她说，“二〇一〇年走的。”
“你妈来过我家三次。”
“三次？”
“三次。”她掰着手指，“第一次是那年冬天，她站在楼下，不敢上来。第二次是第二年清明，她带了一袋苹果。第三次是我儿子忌日，她陪我坐了一下午。”
“她说什么了？”
“什么都没说。”她说，“她就坐着，帮我把毛线绕成团。”
她把相框转过来给我看。
“我儿子走的时候，我在阳台上站了一夜。”
“你妈怎么知道的。”
“电话里听出来的。”她说，“她说，你把窗户关上，风大。”
我出来的时候，她把那双红拖鞋收进去了。下楼的时候我听见她在后面关门，关得很轻。
9.
大勇在城东一个物流仓库上班。仓库很大，铁皮顶，里面停着十几辆叉车，空气里全是纸箱和机油的味道。
他在最里面的一排货架前贴单子，一件一件贴，贴得很快。
“陈屿？”
“嗯。”
“你妈的事，我听说了。”他说，“我去了。”
“我看见你了。”
“我站在门口没进去。”
他带我到仓库外面的台阶上坐。中午，太阳很晒，他戴了顶鸭舌帽，帽檐压得低。
“你要问什么。”
“我妈怎么认识你的。”
“法院。”他说，“判完那天，她在门口等我。”
“她怎么知道你在法院。”
“她给我打过电话。”他说，“打了三年，我一次都没接。”
“那她怎么找到法院的。”
“她说她看了报纸。”他笑了一下，“那么小的案子，报纸上就一行字。”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递给我。
钥匙上挂着一个塑料牌，写着“东风”，号码磨掉了一半。
“这是车钥匙。”
“你留着。”
“留着。”他说，“五年了，一把都没动过。”
“车呢。”
“卖了。”
“那孩子叫什么。”
“叫乐天。”他说，“七岁，上一年级。”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我天天想。”
他把帽子摘下来，头发被压出一道印。
“那天我从巷子里出来，车速三十七。他骑一辆小自行车，从右边冲出来，我看见的时候离我四米。”
“四米，刹不住。”
“我打了方向，撞到左边的树。”
“他从车上掉下来，脑袋磕在马路牙子上。”
“你妈第一次跟我说话，是我从看守所出来那天。”
“她说什么。”
“她问我，你今天吃饭了吗。”
“我说我不吃。”
“她说，那你先喝口水。”
“我说我不渴。”
“她说，那你坐着。”
他低下头，两只手搓了一下。
“我坐着，坐了一个小时。她就在电话那头坐着，一句话没说。”
“后来呢。”
“后来我把电话挂了。”他说，“第二天她又打来。”
“打了三年？”
“三年。”他说，“头一年我不说话。第二年我开始骂她。第三年有一天，她跟我说，你去那个路口站一站。”
“你去了。”
“去了。”他说，“我怕。”
“怕什么。”
“怕看见地上有血。”
“有吗。”
“没有。”他说，“什么都没有。路上车来车往，一个卖煎饼的在那儿支摊子。”
“我站了一下午。”
“她呢。”
“她站在马路对面。”他说，“我看见了，一个老太太，穿蓝衣服，站了四个小时。”
“她后来让你干什么。”
“她让我每年清明去看乐天。”
“你去了？”
“去了五年。”他说，“第一次我站在墓园门口，进不去。她陪我站的。”
“第二次呢。”
“第二次我自己进去的。”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是一张折叠的收据。
“这是今年清明的花，八十块。”
“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
“我不知道给谁看。”他说，“你妈走了，我没人可说了。”
我们一起坐了一会儿。
仓库里有人在喊号，叉车倒车的提示音一遍一遍。
“陈屿。”
“嗯。”
“你妈最后一次给我打电话，是上个月。”
“说什么。”
“她说她身体不太好。”他说，“她说，她要是走了，让我把钥匙扔了。”
“你扔了吗。”
“没有。”
他把钥匙又塞回口袋。
“我扔不掉。”
10.
我九岁那年的夏天，我妈投了河。那条河在城北，不算宽，河水是黄的。
我记得那天很热，蝉叫得很凶。
我记得人群。
河堤上站了很多人，有人喊，有人跑，有人蹲在地上哭。我站在最前面，手里捏着一只凉鞋。
红色的，塑料的，右脚那只。
另一只不知道哪儿去了。
有人把我往后拉。
有人在说话，声音很乱。
“谁家的孩子。”
“不知道。”
“他妈呢。”
“下去了。”
我在河堤上坐到天黑。
人群散了，来了几个人，穿着雨衣，往水里扔绳子。后来有人给我披了一件衣服，是件灰衬衫，很大。
我记得一个女人蹲下来。
她蹲得很低，蹲在我面前，看着我的眼睛。
“你叫什么。”
“陈屿。”
“哪个屿。”
“岛屿的屿。”
她愣了一下。
“你妈妈姓什么。”
“姓周。”
她没有再问。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给我擦脸。
纸很粗，是那种卷纸。
后来是她把我带走的。
我记得她牵着我的手，走了一段土路，上了一辆公交车。车上很挤，她让我坐在她腿上。
她的腿很硬，膝盖骨硌人。
那天晚上我睡在她家。
床是木板床，铺着凉席。
半夜我醒了，听见她在外面说话，很小声。
“孩子我先带着。”
“嗯，先带着。”
“等他长大再说。”
第二天她带我去买鞋。
在市场，她挑了一双凉鞋，蓝色的。
我说我要红的。
她说红的没有了。
我说我要红的。
她站在摊位前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蹲下来，把手里那双蓝的放回去。
“走，换一家。”
那天我们走了三个市场。
最后买到一双红的，比她原先看的那双贵四块。
她掏钱的时候数了三遍。
11.
阿婆住城西，一楼，带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一口大缸，缸上盖着木板，木板上压着两块砖。
我去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晒被子。81 岁，个子很小，背驼得厉害。
“阿婆。”
“谁。”
“李素芬的儿子。”
她直起腰，用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她走了？”
“走了。”
“什么时候。”
“前天。”
她站在那儿没动。
过了一会儿，她转身往屋里走。
“进来。”
屋里有股面粉味。
桌上摆着一个搪瓷盆，盆里是面粉，已经和好了，盖着一块湿布。
“你要蒸什么。”
“月饼。”
“现在才九月。”
“提前蒸。”她说，“蒸好了放着，等我儿子回来吃。”
“你儿子在哪儿。”
“深圳。”
“干什么的。”
“不知道。”她说，“他不说。”
“多久没回来了。”
“十年。”
她掀开湿布，抓了一把面粉，撒在案板上。
“你妈每年中秋都来。”
“来干什么。”
“陪我蒸。”她说，“她不会蒸，和面老是硬。”
“她学了吗。”
“学了八年。”阿婆说，“第九年才和软。”
“今年她没来。”
“她来了。”阿婆说，“上个月来的，坐在那个凳子上，坐了三个小时。”
“她说她要走了。”
“她说，阿婆，今年我怕是不能陪您蒸了。”
“我说你怎么不能。”
“她说她记性不好了，怕忘了放糖。”
阿婆开始揉面。
揉得很慢，手背上全是老年斑。
“她走的时候，我跟她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我说，你别走，我给你蒸个月饼。”
“她怎么说。”
“她说好。”阿婆说，“她说好，下回吃。”
我蹲下去帮她烧火。
灶是老式的，烧柴，烟从灶口往外冒。
“你会烧吗。”
“会。”我说，“我妈教过。”
“她什么时候教的。”
“小时候。”我说，“过年蒸馒头。”
火起来了，锅里的水响。
阿婆把面团分成小剂子，一个一个按扁，包馅。五仁的，核桃仁、瓜子仁、芝麻、冰糖、青红丝。
“我儿子爱吃五仁。”她说，“别人都不爱吃。”
蒸了四十分钟。
揭锅的时候一股白汽冲上来，甜味混着面味。月饼蒸得不太好看，有的裂了口。
阿婆拿了一个，掰开，吹了吹，递给我一半。
我咬了一口。
很甜，甜得发齁。
“不好吃吧。”她说。
“好吃。”
“你妈也说好吃。”她说，“她每次都说好吃，我知道她哄我。”
她把剩下的月饼一个一个摆在竹筛上，晾着。
摆了十二个。
“十二个？”
“一年十二个月。”她说，“一个月吃一个，吃完他就回来了。”
我走的时候她送到院门口。
“你叫什么。”
“陈屿。”
“陈屿。”她念了一遍，“你妈跟我说过你。”
“说什么。”
“她说你不会说话。”阿婆说，“她说你心好。”
我走出十几米，听见她在后面喊。
“陈屿。”
我回头。
“下个月十五，你来。”
“来干什么。”
“蒸月饼。”她说，“我一个人蒸不动了。”
12.
十月十五，我去了。
提前一天买了面粉、油、糖、五仁，还有一包青红丝。阿婆在门口等我，围裙已经系好了。
“你会和面吗。”
“不会。”
“那你学。”
面粉倒在盆里，她让我加水。
我加了一碗，她说多了。
我又加面粉，她说又硬了。
来来回回三次，盆快满了。
“行了。”她说，“就这样吧，凑合。”
包的时候我包不好，馅往外跑，捏不住。她包一个，我包一个，摆在一块儿，一眼能看出哪个是我的。
“你手太笨。”
“嗯。”
“你妈也笨。”她说，“头一年她包的，蒸出来全漏了。”
上锅蒸，我烧火。
烧到一半我玩手机，忘了添柴。
阿婆闻到味，过来掀锅盖。
一股焦味冲上来，底下一层全黑了。
“糊了。”
“糊了。”
她把焦的那几个捡出来，扔进垃圾桶，剩下几个还能吃。
“这几个留着。”她说，“我给你装起来，你带回去。”
“不用。”
“带回去。”她说，“糊的也能吃。”
我们坐在院子里吃月饼。
糊的那几个她自己吃，把好的往我这边推。
“阿婆。”
“嗯。”
“你为什么说我妈笨。”
“她就是笨。”她说，“笨人才干这个。”
“干什么。”
“管别人。”她说，“聪明人管自己。”
她把手里半个月饼吃完，拍了拍手上的渣。
“你不是她儿子。”
我抬头。
“什么。”
“你不是她生的。”她说，“她跟我说的。”
我坐在小板凳上没动。
院子里太阳很好，晒得人后背发烫。
“她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好多年了。”阿婆说，“有一年中秋，她喝了两口酒，说的。”
“她说什么。”
“她说，这孩子是捡来的。”阿婆说，“她说，捡的时候九岁，瘦得跟猴一样。”
“她还说什么了。”
“她说，这孩子不认她。”
“我认。”
“那时候不认。”阿婆说，“她说你有一年不叫她妈。”
我想起来了。
十二岁那年，我跟她吵过一架。为了一双球鞋，四十块钱，她不给买。
我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
我说，你又不是我妈。
她当时什么反应？
我不记得了。
她好像什么也没说，转身进了厨房，把门关上。
那天晚上她做了饭，叫我吃。
我没吃。
第二天早上，桌上放着一双球鞋。
四十块，白色，鞋底是硬的。
“她后来跟我说，”阿婆说，“她说孩子说得对，她本来就不是。”
“她怎么知道的。”
“她说她一直在等你说这句话。”
我站起来，走到院子外面。
墙根有一排葱，长得很旺。
我站在那儿，两只手撑着膝盖。
过了一会儿，阿婆在里面喊：“水开了，你进来添火。”
13.
第二天我去了派出所。
户籍窗口排了二十分钟队。
我把身份证递进去。
“查什么。”
“查我的户籍档案。”
民警是个年轻女的，敲了几下键盘。
“陈屿，一九九一年生。”
“对。”
“出生地，市第一人民医院。”
“我想看原始登记。”
“原始登记要申请。”她说，“你要干什么用。”
“我妈去世了。”我说，“我要办遗产。”
她看了我一眼，起身进了里屋。过了十分钟，她出来，手里拿着一张复印纸。
“〇〇年四月的迁入登记。”她说，“迁入原因这里写着两个字。”
“什么字。”
“投亲。”
“投亲是什么意思。”
“就是投靠亲属迁入。”她说，“你不是在这边出生的。”
“那我从哪儿迁来的。”
“档案上没写具体地址。”她说，“只写了‘外省’。”
“还有别的吗。”
她把纸翻过来。
背面有一行手写的字，是经办人写的，蓝黑墨水，字很小。
“该儿童系收养，材料另附。”
我盯着那一行字看了很久。
“收养。”
“档案上是这么写的。”她说，“你母亲当时交过收养材料。”
“材料呢。”
“〇几年的材料，早就没了。”她说，“那时候不规范。”
“我能看看有没有别的记录吗。”
“可以查一个东西。”她说，“九五年之后的户籍变动记录，都在这儿。”
她把屏幕转过来一点。
上面是一行一行的记录。
二〇〇〇年四月十二日，迁入。一九九九年八月三日，住址变更。
二〇〇三年一月，换发户口簿。二〇一五年十月，户主变更（原户主李素芬之夫病故）。
“户主变更那一条，”我说，“我妈的丈夫，是我爸吗。”
“档案上写的是。”
“他叫什么。”
“李长福。”
我爸叫李长福。
我一直以为我叫陈屿，是随他姓。现在我开始怀疑，这个姓是不是他给的。
14.
我去找舅舅。
舅舅住城东，退休了，每天早上遛鸟。我在公园找到他，他正蹲在树下看鸟笼。
“舅。”
“来了。”
“我问你一件事。”
他把鸟笼挂回树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
“问。”
“我是不是抱来的。”
他没说话。
他从口袋里摸出烟，抽了一根，点上。
抽了两口，他说：“回去说。”
他家客厅有个柜子，柜子最下面一层锁着。他找出钥匙，开了锁，拿出一个铁盒。
铁盒是装饼干的，跟我们家那个一模一样，红色，印着旗袍女人。
“你妈的东西。”他说，“她结婚那年放我这儿的。”
“为什么不放家里。”
“她说怕你看见。”
他打开铁盒。
里面有三样东西。
一张照片，黑白的，两个年轻女人站在纺织厂门口，穿着工装，笑着。一封信，牛皮纸信封，没贴邮票，没写地址。
一张收据，蓝色的复写纸，字已经淡了。
“照片上是谁。”
“左边是你妈。”他说，“右边是你亲妈。”
我拿起照片，凑近了看。
右边那个女人很年轻，二十出头，扎两个辫子，笑得露出一颗虎牙。
“她叫什么。”
“周桂英。”
“她怎么死的。”
“跳河。”舅舅说，“〇〇年夏天。”
“为什么。”
“你亲爸跑了。”舅舅说，“那年厂里发不出工资，他出去找活，一去不回。她一个人带你，带不动。”
“她跟你妈是同事？”
“一个车间。”舅舅说，“挡车工，一个班，一个组。”
“她们关系好？”
“好。”舅舅说，“好到她把孩子托给你妈。”
他拿起那封信。
“这个我没看过。”他说，“你妈让我别拆。”
“现在能拆吗。”
“你拆吧。”
信封里是一张纸，横格纸，从本子上撕下来的。字写得很大，很用力，笔尖把纸戳破了两处。
“素芬：
我撑不住了。这几天我一直想，人要是不在了，会不会好一点。孩子叫陈屿，随他爸姓。他爸姓陈，叫陈国安，不是坏人，是没本事。
他要是回来，你跟他说，我不怪他。孩子给你。你家里也不宽裕，我知道。你要是不方便，就送人，我不怪你。
我不写别的了。天亮了。”
没有落款，没有日期。
纸的下角有一块水渍，黄了。
我坐在沙发上，把那张纸看了很久。
“舅。”
“嗯。”
“我妈为什么从来不跟我说。”
“她说，等你长大。”舅舅说，“后来你长大了，她又说，等你成家。”
“我没成家。”
“所以她就没说了。”舅舅说，“她这个人，什么事都往后推。”
15.
阿哲的号码在本子里，写在第二十三本。地址在城北，一个新建的小区，二十几层。
我去的时候是晚上八点。
开门的是个女人，四十来岁，脸上有面膜。
“找谁。”
“阿哲在吗。”
“你谁。”
“李素芬的儿子。”
她愣了一下。
“她不是……”
“她走了。”
她让开身。
“他在屋里，不出来。”
“多久了。”
“三天。”她说，“门锁着，饭放门口，他晚上拿进去。”
我敲门。
“阿哲，我是李阿姨的儿子。”
里面没有声音。
“我妈走了，我来替她看看你。”
还是没有声音。
我站在门口，听见里面有很轻的响动，像是有人在挪椅子。
“你要是不想说话，我就在门外坐一会儿。”
我坐在地上，背靠着门。
楼道里的灯是感应的，一会儿就灭。
灭了我就拍一下手。
坐了一个小时。
门开了一条缝。
一个男孩站在里面，十六七岁，很瘦，头发长到眼睛，穿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
他左手手腕上缠着毛巾。
“你走吧。”
“我坐会儿。”
“你走。”他说，“你救不了我，你又不是她。”
我抬起头。
“你说得对。”
他愣了一下。
“我不是她。”我说，“我不会说她那套话。”
“那你还来。”
“她让我来的。”我说，“她本子上写着，这个月十五号之前，必须来看你一次。”
他站在门口没动。
毛巾上有血，一小块，已经干了。
“手怎么了。”
“划的。”
“深吗。”
“不深。”
“让我看看。”
他往后退了一步。
“你又不是医生。”
“我车里有个急救包。”我说，“我以前送过外卖，擦伤撞伤都自己弄。”
他犹豫了一下，把门让开了一条缝。
我进去。
屋里很暗，桌上摊着一张月考卷，红色的分数是三十七。
他把毛巾解开。
伤口在手腕内侧，横着，两厘米，不深，血已经凝了。我从急救包里拿出碘伏和纱布。
“疼吗。”
“不疼。”
“疼就说。”
包扎的时候他的手一直在抖。
“你妈第一次来，我也是这样。”他说，“她也给我包的。”
“她包得比我好？”
“比你差。”他说，“她手抖。”
我笑了一下。
他也笑了一下，笑完就没了。
“她最后一次来是什么时候。”
“上个月。”
“说什么了。”
“她说她身体不好。”阿哲说，“她说她要是走了，让我别怪自己。”
“她还说了一句。”
“什么。”
“她说，会有人来的。”他抬头看我，“我以为她骗我。”
16.
第九本，封面写着“孙姐”。
我打了三次，都是空号。
第四次我换了打法的顺序：先拨号，听三声，挂了，再拨。
还是空号。
本子上有地址：城北，胜利街，五金厂家属院四号楼二单元，302。
我周日去的。
家属院门口在修路，围了围挡，绕了半圈才进去。四号楼很旧，楼道里堆着煤球和旧家具。
302 的门是新换的，防盗门，还贴着保护膜。
我敲门。
开门的是个年轻男人，三十来岁，抱着孩子。
“找谁。”
“孙姐住这儿吗。”
“哪个孙姐。”
“孙秀兰。”
他想了想。
“以前是住这儿。”他说，“我们去年买的房。”
“她搬哪儿去了。”
“不知道。”他说，“中介经手的。”
楼下有个老太太在晒萝卜干。
我问她认不认得孙秀兰。
“认得。”她说，“三楼那个，一个人住，瘦。”
“她搬走了？”
“搬了。”老太太说，“去年冬天。”
“搬去哪儿了？”
“不知道。”她说，“搬走那天我看见了，一辆面包车，东西不多。”
“她一个人？”
“一个人。”
“她有没有说过什么。”
老太太停下手里的活。
“她走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要是有人来找我，你跟他说，我搬到城南我妹妹那儿去了。”
“她妹妹住哪儿。”
“她没说过。”老太太说，“我问了，她笑了笑，没说话。”
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
掏出手机，又拨了一次那个号码。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我把手机放下，翻开本子。
孙秀兰那一本，记了六十三页。
第一页：“二〇一一年五月。丈夫车祸走了，儿子十岁。她说她不敢睡，一闭眼就听见刹车声。”
中间：“二〇一六年。儿子上高中，住校。她一个人在家，晚上不开灯。”
最后几页：“二〇二三年。她说她儿子要去外地工作，她想跟着去。”
最后一页写着：“她说她要是走了，就没人给我打电话了。我说我给你打。”
底下补了一行，字更小：
“答应了。”
我合上本子。
那天下午我在家属院门口坐到天黑。
17.
最后一本，我只翻过两次。
第一次在葬礼后那晚，看见“李素芬”三个字。
第二次是现在。
本子在床头柜最下面，压着其他三十六本。
牛皮纸封面，跟别的一样。
第一页那行字：“李素芬，女，一九六四年生，丧偶，独子。”
之后就空了。
那天晚上我把它拿到桌上，开了台灯。
一页一页翻。
空页，空页，空页。
翻到中间的时候，手指头摸到一点凹凸。
我把台灯压近，斜着照。
纸上有压痕。
字写在上面的那一页，用力太大，透到了下面。下面那一页是空白的，但压痕清清楚楚。
第一行能认出来：“今天又想跳，忍住了。”
第二行：“忍住了，明天再看。”
第三行：“明天来了，我又忍住了。”
我一页一页照下去。
三十几页，全是这种压痕。
有的清楚，有的只剩几个笔画。我用铅笔在纸上轻轻涂，字就浮出来了，灰的，像影子。
“二〇〇五年三月。今天接了个孩子，十六岁。她说她不想活了。我说我也不想。她愣住了。后来她笑了。”
“二〇〇七年。老赵今天没接电话。我打了十一次。”
“二〇一〇年。我今天在河边站了半小时。水很黄。”
“二〇一五年十月。今天是他爸的忌日。”——这一行划掉了，划得很重。
“二〇一六年。我儿子今天问我要钱。我给了。他走的时候没回头。我在门口站到天黑。”
“二〇一九年。今天被停了三个月。我在家里坐着，坐不住。我去中心，坐在走廊上。他们给我倒水。”
“二〇二一年。记性不好了。今天忘了小敏的猫叫什么。翻了本子才知道叫四条。”
“二〇二三年。退休。钥匙交了。回来了。”
最后一页只有半行。
“二〇二四年三月。今天又想——”
后面断了。
我坐在桌前，手里拿着铅笔。
台灯照在纸上，字很浅，像没写完。
18.
我妈的手机号一直没停机。
她走后第三天，我把它充上电，放在桌上。她那个号是老年机的号，八块钱一个月。
我想过要停，去营业厅问了一次，人家说要本人身份证。
我说人没了。
她说那就带死亡证明来。
我一直没去。
那天晚上我拿她的手机，翻通讯录。
存了九十多个名字。
有的是全名，有的是“老赵”“小敏”“大勇”“阿婆”。
还有几个只有电话号码，没有名字。
我按了自己的号。
响了两声，我接了。
“妈。”
那头是我的声音：“喂。”
我把她的手机挂了。
过了一会儿，我又按了一遍。
这次没有按自己的号。
我按的是通讯录里第一个——“1”。
拨出去了。
彩铃响了两声，然后是一个女声。
不是她的声音。
“您拨打的号码已停机。”
我又试了“老赵”“小敏”“大勇”。
都通了。
只有一个没通。
通讯录里排在最上面，标着“1”，存的号码是 13800000000。
我查了一下这个号。
查不到归属地。
后来我在她枕头底下找到一个东西。一张纸，很小，从烟盒上撕下来的。
上面写着：“我在，你说。”
四个字，她的字。
纸背面写着一个号码。
13800000000。
19.
我去中心报名。
黄主任看见我，笔停在半空。
“你怎么来了。”
“我想做志愿者。”
她把我让进办公室，给我倒了杯水。
“我们不要家属。”
“为什么。”
“规定。”她说，“家属做接线，容易把自己的事带进去。”
“我妈也是家属。”
“你妈不一样。”她说，“你妈来的时候，家里没出事。”
“那我等。”
“等什么。”
“等我不是家属。”我说，“等我妈这事过去。”
她看了我一会儿。
“培训一个月，八次课，全勤。”她说，“考不过不给排班。”
“好。”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
“填吧。”
我填到一半，她忽然说：“陈屿。”
“嗯。”
“你妈走之前来过一次。”
“来干什么。”
“她给我一张纸。”黄主任说，“上面写了三十七个名字。”
“三十七个？”
“三十七个。”她说，“她说她记不动了，让我找个人接着打。”
“你找了吗。”
“没有。”她说，“中心没有人手。”
她把那张纸推过来。
纸是横格纸，两页，名字写得密密麻麻，后面跟着电话。
第一页最上面写着：“这些人不会主动打进来，得有人打出去。”
20.
培训上到第三次课，我请了半天假。回家把三十七本本子搬到桌上，买了三十七个新的本子。
不是一模一样的，是那种一块五一本的练习本，牛皮纸封面。
我一本一本抄。
抄一个名字，抄一个电话，抄一句她写的话。抄到第十九本的时候，天亮了。
我下楼买了两个包子，一杯豆浆。
回来接着抄。
抄完最后一本，我在新本子的封面上写了一个名字。
不是别人的。
是我妈的。
我翻开第一页，写：
“李素芬，女，一九六四年生，丧偶，独子。”
第二页写：
“二〇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今天她儿子开始给她打电话。”
上午九点，我拿起手机。
按了第一个号码。
签到簿最后一行，用铅笔写着“她还欠我一个电话”。
那个人的名字在第三十七本上。
姓吴，电话是八位数。
响了三声。
那头接起来。
“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