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灵堂里的香烧到一半，我跪在蒲团上，眼泪掉在裤子上。
一滴，两滴，三滴。
我数着。
第三滴落下去的时候，我听见旁边有人小声说：你看人家儿子。
我抬起头，看了一眼遗像。
照片上的人我不认识。
我叫陈默，三十四岁，干这行十二年。
今天是第二百一十八次。
这行没有名字，行内叫“代情”。
客户上门，说清楚要替什么，谈价，签个字，我按时到，替他把那个场合过完。
价目表贴在老板办公室的门背后，A4 纸，打印的。
替哭，八百起。哭得越久越贵，超过两小时加三百。
替道歉，一千二。
替分手，一千五。
替认错，两千。
替下跪，两千五。
替住院陪护，一天四百。
替挨打，看打多重。
最后一栏是空的，什么都没写。
那一栏叫“不能替的”。
规矩有三条。
第一，不许跟客户的熟人单独说话。说多了会露。
第二，不许收客户的东西。吃的也不行。
第三，替完，客户会得到一段“经历”——他记得自己去过，记得自己哭过，但细节模糊。
我们会失去一点东西。
老板说那叫“情绪容量”。
刚入行的时候，我一天能哭三回。
现在一天哭一回，晚上就睡不着。
我第一次替哭是二十二岁。
客户是个男的，四十七，做建材的。
他妈死了，他哭不出来。
“我跟她没什么感情。”他说，“但我得哭。亲戚都在。”
“多久。”
“两个小时。”
“八百。”
“行。”
那天我在灵堂上哭了两个小时。
我想的是我自己的妈。
她那年刚走。
哭完他给我钱，说：“兄弟，谢谢。你哭得比我真。”
我说不是我哭得真，是我想起我妈了。
他愣了一下，说：“那你还收我钱。”
我说收。
替道歉是另一种活。
客户是个男孩，十九岁，把一个姑娘的电动车撞了，还骂了人。
他不敢去。
我去了，站在修车铺门口，低着头说了四十分钟。
姑娘骂我，我不还嘴。
她骂到一半停下来，说：“你声音不对。”
我心里一紧。
“你昨天不是这个声音。”
“我嗓子哑了。”
她看了我一会儿，说：“行吧，赔三百。”
我掏钱，她说：“不用你赔，我就要一句对不起。”
我说对不起。
她说：“你走吧。”
回去男孩问我怎么样。
我说赔了三百。
他说：“她没认出来？”
“没有。”
他松了口气。
我看着他，说了一句：“你要不要自己去说一次。”
他说不用，反正说完了。
2.
替分手更有意思。
一个女的，二十九，要跟男朋友分手，不敢当面说。
我去了，在一家咖啡馆，把话说完。
那男的听完，问了一句：“这是你的意思，还是她的意思。”
“她的。”
“她自己为什么不来。”
“她怕。”
他笑了一下，说：“怕什么。”
“怕你哭。”
他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说：“我不哭。”
然后他哭了。
哭得很安静，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坐在那儿，不知道该干什么。
按规矩，说完就走。
我没走。
我坐到他把咖啡喝完。
出来我给她打电话，说办完了。
她问：“他什么反应。”
“他哭了。”
那头静了几秒。
“活该。”她说。
替下跪是三千。
客户是个老板，欠了工人工资，工人堵门。
他让我替他去给工人跪下。
“跪多久。”
“跪到他们散。”
“跪一天呢。”
“加钱。”
我跪了五个小时，膝盖肿了，站不起来，是工人扶我起来的。
有个老头扶我的时候说：“你也不容易。”
我说我不是老板。
他愣了一下，说：“我知道你不是。”
“你怎么知道。”
“老板不会跪这么久。”
干到第五年，我发现自己不会哭了。
不是哭不出来，是分不清。
别人哭，我知道该做什么表情，什么时候低头，什么时候抽气。
但我心里什么也没有。
我去看过医生，医生说这是情绪隔离，建议我休假。
我休了半个月，回来接着干。
休假的那半个月我在家里坐着，什么也没干。
电视开着，我看不进去。
我妈的照片在柜子上，我看了一眼，没有感觉。
那天晚上我把照片翻过来扣在桌上。
第二天又翻回来。
老板姓孙，五十八，秃顶，抽烟抽得很凶。
他从来不接单，只在办公室里坐着。
有一次我问他，你替过吗。
他说替过。
“替什么。”
“替我自己的儿子。”
“什么意思。”
“他死了。”他说，“我找人替我哭的。”
我没再问。
他把烟按灭，说：“这行干久了，人就空了。你知道为什么还要干吗。”
“为什么。”
“因为空着也能干活。”
3.
替一个父亲去道歉，是我干这行第八年接的单。
客户姓吴，开一家五金店，四十六岁。
他儿子在技校打了人，把同学鼻梁打断了。
学校要家长去道歉，他不去。
“我去了就得给人跪下。”他说，“我丢不起这个人。”
“那你不去呢。”
“学校说开除。”
“多少钱。”
“三千。”
我去了。
在教导处办公室，站了一个小时。
被打的孩子坐在对面，鼻子上贴着纱布，他爸坐在旁边，一句话不说。
我弯腰，说对不起。
说到第三遍，那孩子的爸开口了。
“你不是他爸。”
我心里一沉。
“我是他舅。”
“他舅不会说这种话。”那人说，“他舅上个月还跟我吵过。”
我没接。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看了我一会儿。
“你多少钱一天。”
“我不是一天。”
“那你多少钱一次。”
“三千。”
他笑了一下，回头跟他儿子说：“听见没有，三千。”
那孩子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睛很黑。
“叔叔。”他说，“你能不能跟我爸说一句。”
“说什么。”
“说我打得对。”
4.
替陪护是四百一天。
客户是个女的，四十岁，母亲肺癌晚期，住院。
她自己不敢去。
“为什么不敢。”
“我一进病房就想吐。”她说，“我闻不了那个味儿。”
我在医院待了十一天。
老太太姓刘，七十八，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第一天她问我：“你是谁。”
“护工。”
“我闺女呢。”
“她出差了。”
“哦。”她说，“她忙。”
第二天她又问。
第三天她问的时候，我说：“她明天来。”
第四天她没问。
第七天夜里，她忽然清醒了。
她抓住我的手，说：“你不是护工。”
我没说话。
“你是她雇的。”
“是。”
“多少钱。”
“四百。”
她笑了一下，笑得很轻。
“我这条命，”她说，“一天值四百。”
第十天下午她走了。
走的时候我在旁边，给她擦脸。
她眼睛一直睁着，看着天花板。
我伸手给她合上，合了两次才合住。
那天晚上她女儿来了，站在病房门口，没进来。
“完了？”
“完了。”
“她说什么了吗。”
“她说你忙。”
她站在那儿，两只手捂着嘴，肩膀抖了很久。
替分手我干过四十一回。
最难受的一回是替一个女人去跟她丈夫说离婚。
那男人腿不好，坐在轮椅上。
我把话说完，他问：“她为什么不自己来。”
“她怕。”
“怕我什么。”
“怕你求她。”
他低头看自己的腿，看了很久。
“你回去吧。”他说，“跟她说，我同意。”
“你不问问为什么？”
“不问。”他说，“我知道为什么。”
我走到门口，他在后面说了一句。
“你告诉她，我不怪她。”
“这话你自己说。”
“我说不出口。”他说，“你替我说吧。反正你都替了这么多了。”
接这个单是在三月。
那天下午下着小雨，办公室的窗户上全是水汽。
客户是个姑娘，二十三岁，穿一件黑色羽绒服，头发扎得很高。
她坐下以后，两只手一直捏着包带。
“我要替一个人参加葬礼。”
孙老板把笔放下。
“葬礼不接。”
“为什么。”
“行规。”
“什么行规。”
“葬礼的情绪复制不了。”孙老板说，“死别这件事，替不了。”
姑娘没说话，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
信封里是三万。
孙老板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她。
“他是谁。”
“我爸。”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
“我去不了。”她说，“我在国外读书，签证出了问题，回不来。后天下葬。”
“现在几号。”
“三月十七。”
孙老板把信封推回去。
“不接。”
她把信封又推过来。
“我没有别人了。”
5.
我在旁边站着，一直没说话。
那时候我已经三个月没开单。
手上的钱够活两个月。
我妈的墓在城西，一年管理费三百八，我拖了两年没交。
“我接。”我说。
孙老板转头看我。
“陈默。”
“我接。”
“你知道规矩。”
“知道。”
“那你接。”他把信封拿起来，塞进抽屉，“钱按规矩分，你六我四。出了事，你自己担。”
姑娘抬头看我，眼睛红着。
“谢谢你。”
“不用谢。”我说，“我是收钱的。”
那天晚上她把资料给我。
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有十一页纸。
她父亲的名字叫陈建国。
我看见这三个字的时候，手停了一下。
“怎么了。”
“没什么。”我说，“同名的人多。”
她接着往下说。
六十三岁，退休前在纺织机械厂做钳工。
三年前查出肝癌，去年冬天开始卧床。
三月十四号凌晨走的，走的时候她在视频里。
“他最后说什么了吗。”
“说了。”她说，“我没听清。信号不好。”
我把资料收起来。
“葬礼在哪儿。”
“城南殡仪馆，三号厅。”
“几点。”
“早上八点。”
“我到。”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那个名字。
陈建国。
我爸也叫陈建国。
他走的时候我九岁。
不是死，是走。
那天早上他背着一个帆布包出门，说去买烟。
我妈在厨房里洗碗，头也没回，说了一句：“买完就回来。”
他没有回来。
十四年没有消息。
我二十四岁那年去派出所查过，查无此人。
后来就不查了。
第二天我去了一趟城南殡仪馆。
不是替身的工作，是提前看场地。
三号厅在最里面，门口摆着两个花圈，白菊，挽联还没挂。
厅里空着，只有一排一排的椅子。
一个清洁工在拖地。
“明天有人用？”
“有。”她说，“一个老先生。”
“姓什么。”
“姓陈。”
我站在厅中间，抬头看天花板。
灯是那种老式的日光灯，两根管，一亮一暗。
“他家里人呢。”我问。
“就一个女儿。”清洁工说，“昨天来过了，哭得站不住。”
“还有个儿子吗。”
她想了想。
“没听说。”
第二天早上七点二十，我到殡仪馆。
换上黑西装，是公司发的，一共两套，一套夏天一套冬天。
化妆间里有个镜子，我照了一下。
镜子里的人脸色很白，眼睛下面有一层青。
我把领带往上拉了拉。
七点四十，遗体推进来。
水晶棺停在厅的正中间，上面盖着一块白布。
我没有过去看。
按规矩，替身不看遗体。看了会影响情绪判断。
八点整，人陆续到了。
一共来了十九个人。
有老同事，有邻居，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口抽烟。
我在第一排站着，头低着。
八点十分，司仪开始念。
6.
念到一半，我听见身后有人小声说话。
“他儿子呢。”
“没有儿子。”
“就一个闺女？”
“嗯，在国外，昨天半夜才到的。”
后来我才知道，她挂了电话就去改签，多花了八千，飞了十四个小时。
我抬起头。
第一排椅子上坐着一个姑娘，黑色羽绒服，头发扎得很高。
她来了。
仪式四十分钟。
我哭了。
不是替她哭，是替我自己——我用了十四年前的那天早上。
这是我十二年来第一次，哭得收不住。
我站在门口，看着一个男人背着帆布包走出去。
我说爸，你买什么烟。
他说，买红梅。
我说，给我带一根冰棍。
他说，行。
然后他走了。
那天我在门口坐到中午，冰棍没等到。
散场的时候，那个姑娘走过来。
“你是陈先生吧。”
“嗯。”
“谢谢你。”她说，“我在后面看着，你哭得比我真。”
“我是干这个的。”
“我知道。”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东西，用报纸包着，“这个给你。”
“规矩不让收东西。”
“不是东西。”她把报纸打开。
里面是一块旧手表。
上海牌，表带是牛皮的，裂了两道。
“他留的。”她说，“遗嘱里写着，给儿子。”
我没接。
“他只有我一个女儿。”她说，“哪来的儿子。”
我把表拿在手里，翻过来看表背。
表背上刻着一个字：默。
刻得很浅，边上有一道划痕。
我九岁那年玩他的表，用锥子在上面刻的。
刻完他打了我一巴掌。
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
“你叫什么。”我问。
“周念。”
“你妈姓周。”
“嗯。”她说，“我妈叫周慧。”
“你爸……陈建国，他以前结过婚吗。”
她看着我，眼神变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
“随便问。”
“结过。”她说，“我妈说过，他前面有个家，有个儿子。”
“儿子叫什么。”
“不知道。”她说，“我妈不让他提。”
那天下午我在办公室坐了很久。
孙老板进来倒水，看见我坐着。
“怎么了。”
“没事。”
“单子结了？”
“结了。”
“钱明天给你。”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我。
“陈默，你脸色不对。”
“累。”
“那歇两天。”
他走了。
我把那块表放在桌上，看了两个小时。
表停在三点十七分。
和我妈那块一样。
7.
我妈也有一块上海牌。
她死那年我二十二，在医院陪了四十一天。
最后三天她一直在说话，说的都是同一句。
“你爸会回来的。”
我说他不会。
她说会的。
她说他答应过。
第二天我去查了周念的资料。
她二十三岁，在澳洲读研，学的是会计。
她妈周慧，五十二岁，十年前改嫁，现在住在城南。
这些东西都是客户资料里的，公司有备份。
我又查了一样东西。
公司档案室里有一排铁皮柜，最下面那一层是旧单子，从建公司那年开始，一张不少。
我翻了三个晚上。
在二〇一四年的那一摞里，我翻到一张单子。
客户姓名：陈建国。
替什么：替哭。
场合：葬礼。
日期：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一日。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一日。
我妈下葬那天。
第二天早上我把那张单子放在孙老板桌上。
他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我。
“你翻档案室了。”
“翻了。”
“翻那个干什么。”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一号，陈建国，替哭，葬礼。”
他把烟点上，抽了一口。
“那年公司刚开两年。”他说，“一共三个人。”
“我爸是你们的客户。”
“不是客户。”他说，“他是替身。”
我坐下来。
“说清楚。”
“那年我们接了个单。”孙老板说，“客户姓周，一个女的，三十来岁，要人替她去参加一场葬礼。”
“谁的葬礼。”
“她丈夫的前妻。”
我手指头动了一下。
“她丈夫叫什么。”
“陈建国。”他说，“你爸。”
孙老板说，那年四月，有个女的找上门。
她说她丈夫要去参加前妻的葬礼，她不让去。
“为什么不让。”
“她说，去了就回不来了。”孙老板把烟按灭，“她说她男人心里一直有那个人，一去就散了。”
“后来呢。”
“后来她说，找个替的。”
“替谁。”
“替她男人。”孙老板说，“让他别去。”
我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所以那天去我妈葬礼的……”
“是我。”孙老板说，“我去的。”
那天我回家，把柜子底下那个箱子拖出来。
箱子里是我妈的东西。
一件毛衣，一个铝盆，两本相册，一个铁盒子。
铁盒子里是票据。
火化证明、墓位证、医院的收费单。
还有一张纸，折了四折，边上发黄。
是我妈的字。
“四月十一，雨。今天来的人不多，厂里来了六个。有个男的站在最后，穿黑衣服，一直没说话。我以为是老陈的同事。他走的时候看了我一眼。我认不出他是谁。”
我看了三遍。
那天孙老板站在最后一排。
他看了我妈一眼。
我妈认不出他是谁。
8.
我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去了公司。
孙老板不在，办公室锁着。
我在楼下等到晚上九点。
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两个塑料袋，一袋是菜，一袋是酒。
“你怎么还在这儿。”
“我有话问。”
“上去说。”
办公室里他把酒倒了两杯。
“你想问什么。”
“我爸后来去哪儿了。”
“不知道。”他说，“那年之后他就没来过。”
“他干过多久。”
“三年。”孙老板说，“二〇〇三到二〇〇六。三年，两百多单。”
“他为什么干这个。”
“为了钱。”他说，“也为了别的。”
“什么别的。”
“他说，替别人哭，比自己哭省事。”
孙老板说，我爸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
第一次替哭，哭得像笑。
后来练出来了。
“他有一个本事。”孙老板说，“他能记住别人告诉他的事，然后当场想起来。”
“什么意思。”
“客户跟他说，我妈死的时候是什么样，他就照着那个哭。哭得比客户真。”
“那他自己呢。”
“他自己什么都不想。”孙老板说，“他说，一想自己就哭不出来了。”
我问他，我爸有没有提过家里。
“提过。”他说，“提过一次。”
“说什么。”
“说他有个儿子，九岁，喜欢冰棍。”
我把杯子放下。
“还有呢。”
“还有一句。”孙老板说，“他说他不敢回去。”
“为什么不敢。”
“他说他一回去，就想起那天早上。”
“哪天早上。”
“他走的那天早上。”孙老板说，“他说他出门买烟，走到巷口，回头看了一眼。他儿子坐在门槛上，等着冰棍。”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坐到十二点。
孙老板先走了，走的时候把门带上。
我一个人坐着，把那杯酒喝了。
酒是白的，很难喝。
我想起九岁那年的门槛。
水泥的，有一道裂缝，夏天会有蚂蚁。
我坐在那儿，一直坐到中午。
中午我妈出来叫我吃饭。
我说我等爸。
她说，进来吃，凉了。
我说我不。
她站在门口看了我一会儿，转身进去了。
那天中午的饭是面条。
她给我留了一碗，晚上倒了。
第二天周念来找我。
她站在公司楼下，还是那件黑色羽绒服。
“陈先生。”
“叫我陈默。”
“陈默。”她说，“我想问你一件事。”
“问。”
“你昨天为什么哭。”
“我是干这个的。”
“不是。”她说，“你哭的时候，我看见了。”
“看见什么。”
“你叫了一声爸。”
我不记得。
9.
“声音很小。”她说，“我坐在第一排，听见了。”
“那是习惯。”
“什么习惯。”
“替哭的时候要叫一声。”我说，“叫了才像。”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认识他。”
“不认识。”
“你说谎。”
“我为什么要说谎。”
“因为你也姓陈。”她说，“因为你手上那块表。”
我们在楼下站了二十分钟。
风很大，她把拉链拉到下巴。
“我妈跟我说过一件事。”她说，“她说我爸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个儿子，后来没了。”
“没了是什么意思。”
“她说死了。”周念说，“她说那个孩子九岁那年病死了。”
我笑了一下。
“没死。”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今年三十四。”我说，“我九岁那年，我爸走了。”
周念没说话。
她的眼睛红了，但没有哭。
“所以你是……”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我说，“可能是你哥。”
“同父异母。”
“嗯。”
她把脸转过去，看街上。
街对面有个卖烤红薯的，炉子冒着白汽。
“我小时候问他，我有没有哥哥。”她说，“他说有，在天上。”
我们一起走了一段路。
走到路口，她停下来。
“他最后那几天一直在说话。”她说，“我妈说，他说的都是胡话。”
“说什么。”
“说冰棍。”她说，“说红梅烟。说门槛。”
那天晚上我去了城南。
周慧住在老小区，六楼，没有电梯。
我爬到六楼，敲门。
开门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头发烫过，穿着拖鞋。
“你找谁。”
“周慧阿姨。”
“我是。”
“我叫陈默。”
她看着我，手里的抹布掉在地上。
她让我进屋，倒了一杯水。
屋里很干净，沙发上铺着毛巾。
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是她和一个男人的合影，男人不是我父亲。
“他二〇一六年跟我结的婚。”她说，“二〇二三年查出病。”
“他知道你找替身的事吗。”
她的手停了一下。
“知道。”
“他怎么说。”
“他没说。”她把水杯推给我，“他那天回来，在沙发上坐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跟我说了一句。”
“说什么。”
“他说，谢谢你。”
“谢你什么。”
“他说，谢谢你没让我去。”周慧说，“他说他要是去了，就站不住。”
我没说话。
“他还说了一句话。”她抬眼看我，“他说，那天去的那个人，哭得比我好。”
10.
我在她家坐了一个小时。
走的时候她叫住我。
“陈默。”
“嗯。”
“他找过你。”
我转过身。
“什么时候。”
“二〇二二年。”她说，“他一个人坐车去过你们那儿。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说，第二天开始喝酒。”
那天晚上我回了老房子。
那房子早就卖了，现在住着别人。
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
三楼的窗户亮着灯，窗帘是新的，蓝底白花。
我九岁那年，那扇窗户上没有窗帘。
我妈说，装窗帘要钱。
第二天我去见了孙老板。
“我要接一个单。”
“什么单。”
“替我自己。”我说，“替我去哭一次。”
他把烟放下。
“这行没有这种单。”
“现在有了。”我说，“我出钱。”
“多少钱。”
“三万。”
他看了我很久。
“你要替谁哭。”
“替陈建国。”我说，“他这辈子没给自己哭过一次。”
孙老板把烟盒推过来。
“抽一根。”
“我不抽。”
“你爸抽红梅。”他说，“你知道红梅多少钱一包吗。”
“三块。”
“四块五。”他说，“那年四块五。”
“这单我不接。”
“为什么。”
“因为替身不能替自己。”
“我不是替自己。”我说，“我替我爸。”
“一样。”他说，“你以为换个人坐在那儿，你就能哭出来？”
“我想试试。”
“试不了。”他把烟按灭，“你干这行十二年了，你的哭是技术。技术不会替你办事。”
我找了老丁。
老丁五十一，退休三年，以前是这行里最好的。
他住在城北，一间平房，门口种着两棵石榴。
我去的时候他正在修自行车。
“接单吗。”
“不接了。”他头也没抬，“手抖。”
“我出三万。”
他停下手里的活。
“什么单。”
“替我爸哭。”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会儿。
“你爸死了？”
“去年三月十四。”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哭。”
“我哭不出来。”
他把扳手放下，用布擦手。
“进来坐。”
屋里很暗，墙上挂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个年轻男人，二十来岁，穿着工装。
“那是谁。”
“我儿子。”他说，“二十年前没了。”
“你替他哭过吗。”
“替过。”他说，“找别人替的。”
“为什么不自己哭。”
“哭不出来。”他说，“跟你一样。”
11.
老丁说，他干这行三十年，替过一千多个人。
“最难的一次是什么。”
“一个杀人犯。”
“杀人犯也要替哭？”
“替他妈。”老丁说，“老太太死了，儿子在里头，出不来。托人找到我，让我替他去灵前跪一晚。”
“你去了？”
“去了。”他说，“跪了一夜，跪到天亮。天亮的时候老太太的邻居过来，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
“她说，你哭得不像他。”老丁笑了笑，“我说我不是他。她说我知道，他哭不出这个声。”
老丁答应了。
“三万太多了。”他说，“给一万。”
“三万。”
“一万。”他把茶杯推过来，“多的钱你留着，给你妈修墓。”
“你怎么知道我妈的墓要修。”
“干这行的，看一眼就知道。”他说，“你袖口磨白了，鞋是前年的款，手表不戴，说明没钱。你要是有钱，你不会来找我。”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他的院子里坐着。
我要给他讲我爸的一生。
“从哪儿讲。”
“从走那天讲。”
我说，二〇〇一年冬天，他背着一个帆布包出门。
包是绿色的，军用的，上面印着一个五角星。
他说去买烟。
我妈在厨房洗碗，说买完就回来。
我坐在门槛上等。
门槛是水泥的，有一道裂缝。
冬天的风从巷口过来，吹得人眼睛疼。
我等到中午，我妈叫我吃饭，我不进去。
她给我留了一碗面，晚上倒了。
我说，二〇〇三年，他进了这行。
第一单是在城西，一个老太太的葬礼。
他哭了两个小时，挣了六百。
回来的时候他在楼下站了很久，没上去。
我说，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一号，下雨。
那天是我妈下葬。
来的人不多，厂里来了六个。
有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站在最后一排，一直没说话。
我妈不知道那是替身。
我也不知道。
我说到这儿停了。
老丁没说话。
院子里有风，石榴树的叶子响。
“继续。”他说。
“没了。”
“有。”他说，“你爸二〇一四年以后的事。”
“我不知道。”
“你知道。”他说，“你查了档案。”
我把后面的事说了。
二〇一四年四月，周慧找上门，让他别去。
他没去。
那天回来，他在沙发上坐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他跟周慧说，谢谢你。
二〇一六年他跟周慧结婚。
二〇二三年查出肝癌。
二〇二二年他一个人坐车来过一次，站在楼下，没上去。
12.
说到这儿，我听见一声很轻的抽气。
我抬头。
老丁在哭。
他坐在小马扎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眼泪往下掉。
不掉出声。
“你哭什么。”我问。
“不知道。”他说，“就是想起来一些事。”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回了公司。
办公室里没人，灯没开。
我坐在我的位子上，看着对面的墙。
墙上贴着一张价目表。
替哭，八百起。
我想起我第一次替哭，二十二岁，挣了八百。
那天晚上我给我妈上了一炷香。
香烧完了，我坐在地上，什么也没想。
第二天我给周念打了电话。
“我想在墓前办一次。”
“办什么。”
“给他哭一次。”我说，“你来不来。”
那头静了几秒。
“来。”
日子定在四月十一。
不是故意的。
定完我才发现，和二〇一四年是同一天。
那天下小雨。
城西公墓在山坡上，一排一排的碑，碑上字都小。
我爸的碑在第七排，靠着一棵柏树。
碑是新立的，去年冬天立的，字是周念找人刻的。
“陈建国之墓”，下面是生卒年月。
没有“慈父”两个字。
周念说，她不知道该不该刻。
早上八点，人来了。
老丁穿了一身黑西装，头发梳过，手里拿着一束白菊。
周念和她妈一起来的。
周慧穿一件灰外套，站在后面，没往前走。
还有一个人来了。
是孙老板。
他站在最外面，撑着一把黑伞。
仪式很简单。
没有司仪，没有哀乐。
周念说了三句话。
“爸，我来了。”
“妈也来了。”
“哥也在。”
然后轮到老丁。
他走到碑前，站了一会儿。
我给他讲过的东西，一共十一页纸，他背了三天。
他抬起头，看着碑上的照片。
照片是我爸五十岁那年拍的，穿着蓝衬衫，头发很短。
老丁开始说话。
“建国。”
“我来晚了。”
“那年四月十一，你说去买烟。”
“我在巷口回头看了一眼。”
“孩子坐在门槛上，等着冰棍。”
他说到这儿停了。
雨落在伞上，声音很密。
“我不该回头。”他说，“我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可是我还是走了。”
我在旁边站着。
我本来准备看。
我看过两百一十七次别人哭，我知道真的哭和假的哭差在哪儿。
真的哭，肩膀会先动。
假的哭，先动的是脸。
老丁的肩膀动了。
13.
“这十四年，”他说，“我替过三百多个人哭。”
“替他们哭妈，哭儿子，哭老婆。”
“替到最后，我不会哭了。”
“有一次我在灵堂上站着，心里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张脸，一张别人的脸。”
“那天我想，我要是死了，谁替我哭。”
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雨下大了，周念把伞往我这边偏了一点。
“后来我遇见一个人。”老丁说。
“她姓周。”
“她跟我结婚的时候，我跟她说，我这个人心里有个洞。”
“她说，洞就洞吧。”
“我跟她过了十二年。”
“这十二年我没提过一个字。”
“没提过你，没提过孩子，没提过那天早上。”
“我死之前那几天，一直在说话。”他说。
“说什么，我自己也不记得。”
“他们说我说冰棍，说红梅烟，说门槛。”
“其实我说的是——”
他停住了。
雨声把话盖住一半。
“我说的是，对不起。”
我哭了。
不是替谁。
我站在第七排的柏树底下，弯着腰，两只手撑在膝盖上。
哭得很难看，鼻涕眼泪一起下来，喘不上气。
周念过来扶我，我推开她。
孙老板把伞撑过来，罩在我头上。
老丁站在碑前，没动。
哭了多久我不知道。
哭完我直起腰，眼睛发花。
老丁转过身，看了我一眼。
“完了？”
“完了。”
“那我走了。”他说，“回去还得修车。”
我追上去给他钱。
三万，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
他接过去，抽出两张，剩下的塞回来。
“两百。”
“什么两百。”
“车费。”他说，“我来回坐了四趟公交。”
“三万。”
“我说了不要。”他把信封按在我手里，“你这钱留着，把碑上的字补上。”
“补什么字。”
“慈父。”他说，“该刻就刻。”
那天中午我们四个人吃了顿饭。
周慧，周念，我，孙老板。
在一家小馆子，点了六个菜。
孙老板喝了半斤酒，脸通红。
“陈默。”他说，“你爸当年跟我说过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这行不能干一辈子。”孙老板说，“他说，人要是替别人哭久了，自己的那份就哭不出来了。”
“后来呢。”
“后来他自己没做到。”孙老板把酒喝完，“他干了三年，就不干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儿子长大了，他得回去看看。”
“他没回来。”
“没回来。”孙老板说，“他在你们楼下站了一晚上，第二天走了。”
14.
吃完饭周念跟我走了一段。
“哥。”
我停了一下。
“你叫我什么。”
“哥。”她说，“我叫不惯，你忍忍。”
“行。”
“我妈说，让你有空去家里坐。”
“好。”
“她还说，”周念停了一下，“她说她对不起你妈。”
我没说话。
五月初我去把碑上的字补了。
“慈父陈建国之墓”。
刻字的老头问我要不要描金。
我说描。
描完他收了八十。
我还去修了那块表。
修表的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戴着放大镜。
“这表不错。”他说，“上海牌，一九七几年的机芯。”
“能修吗。”
“能。”他说，“游丝断了，换一根。三百。”
“修。”
表修好了，走得很准。
我戴上了。
表带换了新的，牛皮的。
旧的那条我留着，放在钱包里。
公司我还是去。
单子还是接。
替哭，八百起。
只是现在哭完，我会在门口站一会儿。
有时候站十分钟，有时候站半小时。
站着的时候我不干什么，就是看看天。
上个月来了个客户。
二十来岁，男孩，他妈死了，他哭不出来。
“多久。”
“两个小时。”
“八百。”
“行。”
签完字他问我：“你哭的时候想什么。”
我说：“想我自己的事。”
“管用吗。”
“管用。”
他站起来要走，走到门口又回头。
“那我能不能问一句。”
“问。”
“你自己的事，是什么事。”
我想了想。
“一个门槛。”我说，“还有一根冰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