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完我女儿的名字，一千一百多个人里没有一个人举手。
那天是2004年9月14日，下午两点。
唱票的是我。我架着一副老花镜，念了三个半小时。
第一个信封里，是“陈小满，三百一十二票”。
差三票，她排第六，压着最后一道线进的。
我抬起头看台下，一千一百多个人，没有一个提出异议。
差三票，谁先叫不公平，谁就得罪人。
我念完最后一个名字，把粉笔放回粉笔盒。
黑板上二十二道白线，一道都没多，一道都没少。
第二天早上八点，厂办把名单贴在厂门口。
我从第一行看到第二十二行，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往下看。
第二十三行才是我女儿的名字。
后面跟着六个字：困难认定不合格。
可我手里那张家长联，盖的是“符合困难条件”的红章。
那年我女儿十一岁，我三十六岁，棉纺厂三车间挡车工，工龄十二年零三个月。
这张表我要回来。不是为了我女儿一个人。
01 黑板上的二十二道白线
2004年9月14日，下午两点。
棉纺厂大礼堂，四百个座位坐得满满当当，后面还站着一片人。
台上摆了一张长条桌，铺着红绒布。
桌子两头各摆一个票箱，铁皮的，盖子上贴着封条。
我站在桌子正中间，面前是那块黑板。
黑板很旧，粉笔字擦不掉，一层一层叠着，像年轮。
工会主席念完稿，把话筒往我这边推了推。
“陈素，你念。”
我应了一声，架上老花镜。
老花镜是婆婆留下的，右边镜片边上一道白印。
礼堂的墙是白灰刷的，上半截的灰已经发黄。
台口挂着红底黄字的横幅，写着“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这条横幅和子女入学没有一点关系，可今天谁也没心思看。
按厂里的规矩，这场会本来是讲三季度安全。
早上八点厂办送来一张红纸通知，把内容临时换了。
通知贴在每个车间的门口，写着九月十四日下午两点，全厂职工大会。
子弟小学并入县实验小学，只收二十二个孩子。
名单当场产生，当众唱票，当众划线。
不是念完就走，是要唱到最后一个名字落在线上。
我念了十几年的名单，年终表彰、先进名单、住房登记。
都是些好话，念起来一个磕巴都没有。
今天不一样。
台下坐着一千一百多个人，等着听自己孩子是第几个。
我从第一个票箱里抽出第一个信封。
牛皮纸的，封口用浆糊粘的，上面写着“一号车间”。
台下有人咳嗽，有人把搪瓷杯盖子扣回杯子上。
台下的长条凳是木的，坐上去吱吱响。
第二排有个男人把报纸卷成筒，敲了敲前面的人。
钟表在台侧的墙上走着，一秒一秒都能听见。
我站在黑板前，等他点名。
黑板下面摆着一排粉笔，用了半截的和整根的分开摆着。
第三排有个女工一直在剥桔子，桔子皮掉了一地。
前排两个小伙子在交换眼神，又赶紧低下头。
我把信封举到眼前，念第一个名字的时候，手心全是汗。
02 三百一十二票
规则是八月二十六号车间主任会上定的，三条，我记了一年。
第一条，前十六个名额按工龄排。
孩子随父母登记工龄，父母两个都正式工的，取工龄高的那个。
厂里工龄最长的那批人，一进厂就报上了。
第二条，剩下的六个名额叫困难优先。
厂里一共报上来二十二家困难户，一个孩子一个候选人。
二十二家里，先过困难认定，再按票数取前六。
第三条，认定和票数是两回事，两样都过了才算数。
二十二家困难户，是车间报上来的。
每家一张表，厂里盖章。
有资格的是职工本人，职工的孩子。
临时工没有票，外包工没有票。
我在厂里十一年，票我有一张。
小满十一岁，她自己不能投票。
票是一人一票，全厂在职职工一千一百多个人，一人一票。
票箱各车间一个，唱票念名字，念完一个划一道线。
二十二道线，划满六个就停。
划到第十六个，前十六个名额的人家不用再听。
剩下的六道线，是给困难户的。
我们车间的票箱在第二排，塑料的，掉了漆，我抱上来的时候磕了一下。
第一个信封里是三十七张票，拆开摊在桌上。
我一张一张数，数完念名字。
“刘建军，五百二十票。”
“三号车间，赵德胜，三百八十一票。”
“二号车间，王玉兰，三百四十七票。”
台下开始有动静，有人伸脖子，有人站起来又坐下。
厂长的车停在礼堂后头，他今天也来了。
念到第五个名字的时候，我声音有点飘。
我把话筒往下压了压，清了清嗓子。
“陈小满，三百一十二票。”
念完这四个字，我自己都愣了半秒。
小满才十一岁，她排在第六。
十二岁的赵春梅排第二，三百九十六票。
第三是供销科的谁，三百六十三票。
第四和第五我记不太清了，反正都比我女儿多。
第六往下，就紧挨着我女儿。
第六名和第七名之间，只差三张票。
03 差着三票
唱到一半，礼堂后头开始有人接电话。
前排的人回头看，后排的人站起来往外走。
工会主席敲了两下话筒，走了几个人又坐回来。
票数一张一张往上加，黑板上的线一道一道往下划。
我念到第十五个名字的时候，手已经不抖了。
念到第二十个名字的时候，我开始在心里算。
二十二个候选人，我女儿第六。
第六名进，第七名落选。
差三票。
我念第二十一个名字的时候，礼堂里安静下来了。
连咳嗽的都少了。
第二十一个名字念完，我抬头扫了一眼台下。
一千一百多张脸，全朝着黑板。
我知道他们都在等同一个数字。
礼堂里一千一百多个人，全在等最后六个名额。
有人把手表摘下来放在膝盖上。
有人一遍一遍地翻手里的纸条。
我看见前排一个女的在抹眼睛。
我心里一沉，念得更快了。
我怕的是，念到我女儿的时候，没有人抬头。
“张德海，二百九十八票。”
差三票。
我伸手在黑板上划下第二十一道线。
粉笔有点秃，划出来的线带毛边，我回头又描了一遍。
第二十二个名字是我念的最后一个。
“二号车间，孙小军，三百零九票。”
孙小军十一岁，跟我女儿一个班。
他爹在保全工段，他娘前年脑梗瘫了半身。
三百零九票，第七名。
差三票。
我把粉笔放下，在黑板前站着没动。
台下有人小声嘟囔了一句什么，我听不清。
前排有人在纸上写字，写写又停。
有个女人站起来，往门口看了一眼，又坐下。
我知道她在看什么。
一千一百多个人，没有一个人举手。
我等了一会儿，又等了一会儿。
没有人叫不公平，也没有人提这张票有问题。
差三票，谁先叫不公平，谁就得罪别人。
第二十二道白线，我划在了孙小军名字的下面。
横线上面六个名字，横线下面十六个。
我把粉笔放回粉笔盒，盒子里还有七根整的。
划完那一刻，全场还是没人吭声。
04 全场没有一个人举手
工会主席让我把票数再念一遍。
我从第一个念到第二十二个，一个不落。
念到“陈小满，三百一十二票”的时候，声音比刚才还稳。
念到“孙小军，三百零九票”的时候，我听见台下有人叹气。
念完，工会主席问：“有异议的没有。”
台下还是没人举手。
厂办的会计翻单子的手很快。
她翻到一半停住了，抬起头。
那几秒钟，全场没人出声。
我在黑板前面站着，手里还捏着粉笔。
一千一百多个人，十几秒，没有一个人动。
我知道他们在等什么。
等第一只手。
“厂办那边，核一下票。”
厂办的会计从第一排站起来，弯着腰翻桌上的单子。
她翻得很慢，一张一张对，对到一半停住了。
她抬起头看我，又看了一眼台下。
然后她说：“唱票先停一下。”
礼堂里“嗡”了一声。
“陈小满那二十二份困难认定表里，有一份对不上。”
我站在黑板前面，手里还捏着粉笔。
“对不上是什么意思。”
“存根和家里那张不一样。”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女儿那张表是我亲手填的，填完交上去，我留了一联。
交表那天我在厂门口碰见过厂办那个会计，她给了我一张收条。
“你家里那张是符合困难条件，有红章。”
“那存根上呢。”
“存根上不符合。”
“你去厂办看吧，我这儿只管收表。”
她把话咽回去，坐下了。
我站在台上没动。
一千一百多个人全看着我。
我没有下台，我把话筒攥在手里。
“我手里的家长联是盖了章的。”
“章我不管，我只管存根。”
“那你把存根拿来，当着大家的面对。”
“她现在在厂办，我身上没带。”
台下有人开始交头接耳。
我看了一眼黑板。
二十二道白线整整齐齐，谁的名字在第几行，写得清清楚楚。
我这才明白，这些线划得再齐，也拦不住一张表。
表在柜子里，章在会计手里，字在赵主任笔下。
05 名单贴在厂门口
大会开到六点，宣布散会，名单另行公布。
散会的时候，工会主席把我叫住。
“陈素，你别急，等厂办复核。”
“我等了几十年了，不差这一晚。”
他说：“你别说话，你一开口对谁都不好看。”
我没听懂他什么意思，也没再说下去。
回家路上我绕到厂门口看了一眼。
厂门口的水泥墙上还留着上次贴通知的浆糊印子。
名单没贴。
家里小满已经睡了，桌上摊着她的作业本。
我没吃饭，坐在床边把她那本作业翻开。
她把铅笔盒摆得整整齐齐，笔按长短排。
我翻了翻前面几页，每一页都有家长签字。
她写的是“背诵”，抄课文，抄到第三十七页。
我在她床边坐了半个钟头。
第二天早上七点四十，我到厂门口的时候，那里已经围了二三十个人。
天刚亮，厂门口的水泥地是湿的。
有几个人蹲在墙根抽烟，烟头扔了一地。
没人吭声，都踮着脚往前挤。
我挤到最前面的时候，手心全是汗。
名单贴在通知栏上，一张大白纸，用图钉四个角钉住。
最上面一行写着：县实验小学录取名单（暂定）。
我站在最后面。
前头的人个子高，挡住了下半张纸。
我往前挤了两步。
第一行，王建军。
第二行，赵春梅。
第三行，王玉兰。
一行一行往下看。
第十行，第十五行，第二十行。
第二十二行最后一个名字，是李凤娟。
第二十二行下面，是一道横线。
横线下面第三行，第二十三行。
陈小满。
我看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
名字后面印着六个字：困难认定不合格。
围在旁边的人也在看。
有人在我身后小声说：“小满怎么排到这儿了。”
有人接：“她妈不是挡车工吗，她妈工龄长啊。”
“不是工龄的事，写着呢，认定不合格。”
我听见“认定不合格”这五个字，耳朵里嗡了一下。
我把手伸进棉袄内兜，摸出那张折了很多次的纸。
06 第二十三行
那张家长联是我自己叠的，叠成一个四方的小方块。
展开来，红章很清楚，在右下角盖着“符合困难条件”。
盖章的日子是八月二十号。
那天我把表交给厂办的会计，她当场给了收条。
收条上写着日期，写着我的名字，写着“符合困难条件”六个字。
她还说：“符合不符合是她家庭情况的事，我们只管盖章。”
那是我跟这张表最近的一次。
我把家长联摊在手里，对着名单上的第二十三行看。
红章是圆的，边上有点花，是印泥蘸多了。
“妈。”有人在背后叫我。
我女儿穿着校服，挎着书包，站在我后面。
“你怎么不上学。”
“今天第一节是数学，改为自习。”
她踮脚往名单上看。
“妈，第三行那个是不是我。”
“是。”
“那我进去了？”
“没进。”
“为什么。”
“困难认定不合格。”
她把这句话念了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念的。
“妈，什么是不合格。”
“你还小，说了你也不懂。”
“那别人合格吗。”
“那我回家。”
“等等。”我说，“我还没看完。”
我又从第一行看起。
这回看的是前面的名字。
王建军，赵春梅，王玉兰。
后面的名字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看到第二十二行的李凤娟。
“妈，那个人是谁。”
“不认识。”
“她是不是也不合格。”
我把名单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第二遍看得很慢。
二十二个录取的人，加上小满，是二十三个名字。
第二十三行的后面还有空行，第三十四个、第三十五个都有名字。
“妈，你脸色不好。”
“没事，风大。”
那天早上风确实大，我站在厂门口，风把名单的下角吹得翘起来。
小满伸手按住那个角。
她的手很小，按在纸上，纸还是翘。
“妈，”她说，“我同学的爸说，差三票就是他家没投我。”
我问：“哪个同学。”
“孙小军。”
我的手停在名单上。
07 我拿着家长联去厂办
厂办在办公楼二层东头，三间屋，中间是走廊。
门口挂着一块小木牌，白底黑字，写着厂办公室。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摸了摸内兜里那张家长联。
纸被我折过太多次，边角起了毛，展开的时候能听见响。
我推门进去。
会计在里屋对账，桌上摊着几本账册和一台计算器。
计算器上那串数字还在，一长串。
墙上挂着一张厂里的作息表，1994年印的。
她四十多岁，头发在脑后盘着，一根木簪子。
“老师傅，你找谁。”
“我找小满那张认定表。”
她手没停，按完最后一个键才抬头。
“哪年的。”
“今年，九月十四号唱票那天你收的二十二份之一。”
她把计算器推到一边，从桌上拿起一沓单子。
“存根不在我这儿。”
“那在哪儿。”
“存根柜在档案室，钥匙在厂办主任手里。”
“存根我能看一眼吗。”
她看了我两秒。
“陈素，不是我不给你看。”
“是你去了也白去。”
“存根上盖了章，你拿一张家长联来对，对不出结果的。”
“我看一眼就行。”
她把那沓单子又摞整齐了一点。
“我说句实话。”
“这事你要闹到厂办去，闹大了，你闺女这学还上不上。”
我把手从内兜里拿出来，放在桌沿上。
“会计，我闺女在这厂里生活了六年。”
“她十一岁。”
“档案室的钥匙，能不能给我。”
她把桌上的单子推开一点，又看了我一眼。
“明天上午。厂办主任上午在。”
“八点半。”
“我七点四十就在门口等。”
“你跟着他上三楼，档案室钥匙在他办公室抽屉里。”
“他自己会给你开柜子。”
“但有一条，你别自己动存根。”
“存根少一张，都是事故。”
我说：“我一张不少地看完，看完就走。”
她没再吭声，低头接着对账。
08 铁皮柜最底下那一叠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厂办主任在办公室。
他姓王，五十来岁，办公室里有两张沙发，一个玻璃柜。
我把家长联摊在他办公桌上。
他看都没看。
“陈素，厂里的事有厂里的规矩。”
“存根盖章就是认定，你那张是家长联，家长联不作数。”
“我就看一眼。”
“看完你再来找我，还是这句话。”
他把桌上的报纸挪开一半，继续看他的报纸。
我在办公室站了大概两分钟。
走到楼梯口我又停住，回头。
档案室在三楼，门是锁着的，锁是老式的那种，锁鼻上挂一把铜钥匙。
钥匙在厂办主任抽屉里。
我上到三楼，站在档案室门口往里看了一眼。
里面一排一排的铁皮柜，从地面一直顶到天花板。
我在楼梯口站了大概三分钟。
三楼下楼的时候，我碰见了锅炉房的两个女工。
她们朝厂区后面的澡堂那边努了努嘴。
我跟着她们下了楼，走到厂门口，我又站住了。
我回头看那栋办公楼，二层东头的窗户。
十一点半，办公楼里的人都去食堂了。
我上到二楼，东头的门虚掩着。
屋里没人，桌上的计算器还摆着，屏幕上是数字七。
我走到里屋门口，档案柜的钥匙不在门上。
挂在门后面的钉子上。
前三个柜门上的锁都开着，里头是牛皮纸的档案盒。
第四个柜门锁着，锁鼻上一道亮亮的铜色。
我手里那把钥匙插进去，转了半圈，开了。
柜子里头塞得很满，牛皮纸的旧档案袋一个压一个。
最上面一层是今年的，标签上写着“子女入学困难认定存根”。
一叠二十二份，三联表，每一份都比一张手掌大一点。
我翻到第十二份。
标签上写着：陈小满，三车间，陈素。
我的心跳得很快。
我把这十二份拿出来，摊在柜子边的空台面上。
纸是牛皮的，有点硬，三联用钉书钉钉在一起。
我翻到第三联。
第三联的右上角有一块章。
红色，圆的，“不符合困难条件”。
09 我一页一页往下翻
我的手指头按在那枚章上，按得指甲都白了。
不对。
我手里那张是符合，家里那张是符合，存根上是不符合。
一张表三联，家长填、厂办收、厂办存。
收上去的时候三联是一起交的，怎么能家长一联是符合，存根一联是不符合？
除非——有人换过。
我把这一份拿出来，放在台面最左边。
继续往下翻。
第十一份，第十四份，第二十份。
每一份的第三联都盖着章，有符合，有不符合。
每一份的第二联是撕下来的收据联，编号是连续的。
我翻到第十二份的第二联。
我先看第三联，再看第二联。
编号是空的。
不是被撕走，是这一份压根儿没有编过号。
我把十二份的编号一个一个对过去。
前面的都对得上，从第十二份开始，编号跳了。
第十一份是十一，第十三份是十三。
中间这一份，从来没有编过号。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柜子里的空气有点闷，纸味呛人。
我抬头看了看窗户，玻璃上有一层灰。
存根柜里这一份，是后来塞进来的。
塞进来的人手里有柜子钥匙，有空白表，有章。
这三样，厂里能凑齐的人，不多。
我把这一份摊开，想找别的。
第一联，家长填的那张，第二联收据联，第三联存根。
第一联还在。
上面是我自己的字。
家庭情况那一栏写着：母亲陈素，棉纺厂三车间挡车工，工龄十二年零三个月，三班倒，无老人帮带。
底下是我的签名和日期。
第三联的“困难认定意见”那一栏，写着“不符合困难条件”，盖了红章。
但是第三联的家庭情况那一栏，也有字。
我一开始没注意，以为是表格上印好的虚线。
我把台面上的老花镜重新架上，凑近了看。
那一栏不是虚线，是有人用钢笔填了字。
10 我把两张表对着念
那几行字填得很满，从左到右一行一行，写得工工整整。
“父周立，水厂钳工，2003年下岗，现无固定工作。”
“母陈素，棉纺厂三车间挡车工，工龄十二年零三个月，三班倒。”
“家庭无老人帮带，住房为厂里二家属院平房一间。”
我把这几行字念了一遍。
念到第三行的时候，我的手停住了。
我手里那张家长联上，第三行写的是“住房为厂里二家属院平房一间”。
存根上这一份写的也是“厂里二家属院平房一间”。
一样。
存根上的第三行，跟我的字一模一样。
连我那个写得很怪的“厂”字都一模一样。
那个“厂”字，我从小就不会写封口，是婆婆手把手教我写成那样的。
我把家长联和存根并排摊在台面上。
家长联是符合，存根是不符合。
家长联上的家庭情况三行，跟存根上的一模一样。
一个是我的字，一个是我的字。
那我原来那张表上盖的“符合”，到底去哪了。
除非——盖章的时候，盖的就不是这张表。
我翻回第一联。
第一联是我的，编号栏是空的，编号那一栏我自己的表格上有划线，我没填。
编号是厂办收表的时候编的。
我把二十二份的第二联收据联一张一张摊开。
第十一份的收据联，编号十一，上面写着“陈素，三车间”，日期八月二十号。
第十三份的收据联，编号十三。
中间没有十二。
我把这两张收据联捏在手里，手心全是汗。
我原来那张表，编号应该是十二。
收据联上写着我的名字，日期八月二十号。
可存根柜里这个第十二份，是一张没有编号的新表。
它上面的家庭情况，是有人照着我那张家长联，一笔一笔抄下去的。
抄得极认真。
连我那个不会写封口的“厂”字，都一笔一笔描下来了。
只是描得太工整了。
工整得不像手写的，倒像是照着底稿描红。
11 第三联上那行字
我把那张新表举起来，对着窗户的光看。
第三联上填家庭情况的那行字很正，我写的字不长那样。
我这才明白，我闺女落选的根在哪儿。
不是票不够，不是她不够格。
是有人换了一张表塞进存根柜。
换表的人知道我会去查。
知道我认得字。
我手指头顺着那几行字往下摸。
笔画很匀，一笔是一笔，起笔收笔都有个形。
写字的人手很稳，钢笔尖压得下去。
我见过这种笔迹，在厂里的表上。
纸面在笔画的沟里翻起一点点毛边。
我的字从来不压得这么深。
我干过十年挡车工，手指头常年握纱管，粗得很。
我捏着这张纸的时候，指腹都能感觉到纸上那些硬起来的笔画。
厂里能写出这种字的人，一只手数得过来。
上个月厂里开大会，材料是他写的。
厂里的女工，识字的少。
我把这张新表塞进棉袄里，又从柜子里抽出第十一份和第十三份。
这两份是真的，编号对得上，收据联对得上。
只有第十二份是假的。
我把十二份和十一十三份放回原位，按原样码好。
柜门关上，锁好，钥匙挂回门后的钉子上。
下楼的时候我腿是软的。
三楼到一楼，四十七级台阶。
我扶着栏杆，一步一步下。
出了办公楼大门我才停下来，把手插进棉袄里，摸了摸那张纸。
树影在地上晃，晃得我眼睛发花。
它在，硬的，纸角戳着掌心。
我站在厂门口那棵老槐树底下，把那张新表又掏出来看了一遍。
第三联最下面一栏，“经办人”三个字后面，写着一个名字。
第三联最下面一栏，车间意见那三个字后面，签着一个人的名字。
写得很正，一笔一画，是那种在账本上练出来的正楷。
写得很正，一笔一画，是那种在车间材料上练出来的正楷。
我认得这个正楷。
整个厂里，用这种正楷写在单子上给我看的，我只见过一个人。
整个厂里，用这种正楷写在纸面上给我看的，我只见过一个人。
12 我回家问周立
从厂门口到我家，骑车要十五分钟。
那天我推着车走了四十分钟，腿是木的。
进门的时候周立已经回来了。
他坐在桌边剥花生，地上落了一层花生皮。
“今天怎么这么早。”
我没吭声，把门关上，把棉袄脱下来搭在椅背上。
那张新表在我内兜里，我没拿出来。
“我问你个事。”
“你说，九月十二号晚上，我的表你拿走过没有。”
他剥花生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剥。
“拿过，为什么拿。”
“你不是说厂里要核工龄么。”
“核工龄用得着把表拿走？”
他把花生壳捏碎，扔在桌上。
“人家说，拿表去问问，底子上工龄多少，认定表上写得对不对。”
“谁让你拿的。”
“你要听实话？”
“听，厂里的会计。”
我站在桌边，手扶着椅背。
“她给你拿的？”
“她手上有几张空表，说核工龄要用。”
“你就把我那张表给她了？”
“我给她的是那张。”
“那我那张现在在哪儿。”
周立没出声。
他剥完手里那颗花生，把仁放进嘴里嚼。
花生嚼起来很响，咯吱咯吱的。
“陈素，”他说，“那张表她换了一张新的，说旧的那张联不全，要重新填一份。”
“她填了，她填的。”
“你在场，我在。”
“她填的时候，你看着？”
周立把花生壳拢成一小堆。
“她填得很快，一支笔，一气写完。”
“用的是钢笔。”
“钢笔，她写的字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好不好看。”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好看，我们厂里谁写字好看。”
周立把花生壳往桌上一推，不吃了。
“你今天是怎么了。”
“你回答我。”
他沉默了几秒。
“陈素，你别问了。”
“我今天一定要问。”
他把桌上的花生壳扫到地上，站起来去倒水。
他背对着我，声音很低：
“问出来对谁都没好处。”
“那你说个名字。”
他端着搪瓷缸子，没回头。
“说了对谁都没好处。”
13 九月十二号那一晚
周立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撑着膝盖。
“我不是要跟你吵，”他说，“我是跟你说清楚。”
“说清楚。”
“九月十二号，礼拜天。你上午出门买菜，我在家把表找出来。”
“找表干什么。”
“厂里那阵子在核工龄。子女入学、评低保、分房，都得核工龄底子。”
“表在你抽屉里，我拿走了。”
“我去厂办找会计。她说核工龄要重新填一份，旧的联不全。”
“她说什么叫联不全。”
“她说家长那一联她要跟存根对上，两联字要一样。”
“她说得对吗。”
“她说得对不对我不知道。”
“她说联要是对不上，厂里不认。”
“她跟你说的。”
“她说的。”
周立抬起头。
“她拿了一张空表出来，当着我的面填的。”
“填得快吗，不快。填得挺慢。”
“为什么慢。”
“她写一个字，抬一次头，看一眼我手里那张。”
“她照着抄的。”
我看着他。
“她抄完呢。”
“三联盖了章，第一联给我，第三联她自己收着。”
“她说什么了。”
“她说，旧表联不全，贴回去也是白贴，我拿这张新的给你家里人。”
“她没跟我说第三联盖的是什么。”
“你没问，我问了她也不说，那是厂里的章。”
我想起存根上那枚红章，红得发暗，边缘有点糊。
盖章的人手是稳的，只是蘸多了印泥。
“那张新表，”我说，“你现在在哪儿。”
“夹在咱家挂历后面。”
“第一联还在？”
“在，那我手里这张。”
“是你原来那张。八月你交上去的时候她让你留的那一张。”
我把手伸进棉袄，摸了摸内兜里那张新表。
新的。硬的。纸角戳着掌心。
原来那张在我手上，软了，边角起了毛。
两张表，两张红章，一张写符合，一张写不符合。
“周立，嗯。”
“你拿到批条了吗。”
他没吭声。
“你没拿到，我拿到了。”
“什么时候，九月十三号。”
14 会计手里那张批条
批条是一张信纸大小的纸，上面盖着厂里的红戳。
锅炉房缺人。厂里的煤要烧，锅炉要人看火。
锅炉房要的是能连轴转的人，白班夜班都得顶。
“正式工轮不到临时工排，”周立说，“锅炉房年年招临时工，牌子一直挂着。”
“牌子在谁手里。”
“在厂办。厂办的会计管劳资报表。”
“你怎么跟她搭上的。”
“我以前在市水厂，跟她爱人一个车间。”
“水厂机修车间，她爱人跟我一批。后来水厂减员，我下 了岗。”
“2003年11月。”
周立讲这几句的时候，眼睛看着桌上那堆花生壳。
“二十三块五一个月，下岗补贴给了一千八。”
“没说钱。临时工，月薪四百二，管一顿饭。”
“批条上写的是'锅炉房临时工录用'，还有'不占正式编制'。”
“就是他妈的打杂。锅炉工，三班倒，四十多岁的人干。”
他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
“但有编制的人不乐意去锅炉房。烧煤，一班八小时，锅炉房夏天四十度。”
“我去了。”他说，“09年冬天，我在锅炉房干过三个月。没有编制，没有工龄。”
我看着他。
“你拿表换批条，厂办知道吗。”
“会计知道，她为什么要换。”
周立把桌上最后一颗花生捏起来，没吃。
“她跟厂办主任不对付。”
“哪儿不对付。”
“她儿子今年高考，没考上。她侄子在县里复读，也没着落。”
“她想让厂里给点照顾。”
“照顾落实到一张入学表上？”
“她跟我说的是，锅炉房这个牌子闲着也是闲着。”
“我拿一张家长联给你换。”
“反正就是一张纸。”
他说“反正就是一张纸”的时候，声音低了下去。
“换回来一张盖了章的，符合困难条件。”
“对。”
“她跟我说新表第一联给我，第三联她自己收着。”
“她说第三联她要报厂里备案。”
“你当时就信了。”
“我当时没得不信。”
15 维修班那八个名额
我把那张批条接过来看了。
纸已经有点软了，折过三道。
批条右下角还有一个手印，红的。
“兹有陈素之夫周立，符合锅炉房临时工录用条件，特此通知。”
“这个周立，”我说，“她知道我们家的表不好使。”
“她拿一张盖了符合的家长联，换一张批条。”
“她拿的不是你的家长联。”
“那是什么，是她重新填的那张的第一联。”
“她给我的是一张全新的表。”
“那张新的表，是用来换批条的。”
“她用我闺女的入学资格，给我们家换了张批条。”
“不是这样的。”
“那是哪样。”
周立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是二家属院，晾衣绳上挂着被单。
“陈素，那张新的表，第三联她盖的什么章，我真不知道。”
他转过身。
“但我没说我不信她。”
“我在锅炉房干过三个月，我认识她爱人。”
“那批条到底能不能算数。”
“算数，我九月十三号去厂里报到了。”
“锅炉房那阵子缺人，厂办让我直接过去。”
“我去了两个礼拜。管烧火、铲煤、捅炉子，一班八小时。”
“然后呢。”
周立没出声。
“然后怎么了。”
“然后她跟我说，批条得厂办主任签才算数。”
“批条上不是有红戳吗。”
“那个戳是劳资科的。”
周立抬起头看我。
“因为我闺女这张表得有人签字。”
他愣了一下。
“你找谁签，车间意见。”
“哪个车间，三车间。”
周立的脸色变了。
“你找赵主任。”
“他签过字。”
周立这一句接得很快，快得不像他。
我看着他。
“你怎么知道赵主任签过字。”
他没吭声。
他把脸转开，走到门口，把门拉开一条缝。
外面的楼道里有人在做饭，油锅“刺啦”响。
“你先说，”我说，“赵主任为什么签不符合。”
周立背对着我站了很久。
“陈素，这事你别管了。”
“我闺女已经管不上了。”
“那你现在也别管。”
“我管。”
16 他说不是为了小满
那天晚上我们没做饭。
小满在里屋写作业，写到一半出来倒水。
“妈，饭呢，灶上炖着。”
小满看了看爸爸，又看了看我，端着杯子回去了。
周立等她进屋把门带上，才出了声。
“我去厂里报到的头一个星期，回来跟你说了。”
“我今天翻，是因为我闺女没进。”
周立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
“陈素，我把话跟你说明白。”
“那张表换批条，不是我一时糊涂。”
“我从九月初就想着这件事了。”
“我在锅炉房干了两个礼拜，每天晚上回来，手上全是煤灰。”
“我这十一个月，打过三份工，修过车，扛过水泥，一天三十五块。”
“你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你一天二十四小时在车间里，车间里有机器响，你听不见外头的事。”
“小满一年级的课本，一学期二十八块，她的补习班一个月六十。”
小满站在里屋门口。
“没事。”我说，“你回去写作业。”
“妈，回去。”
她看了周立一眼，转身进去了。
门没关严。
“那张表不是小满的表。那是你家长留的那一张。”
“她跟你说的是第三联她去备案。”
“她没说。”
“周立，你到现在还觉得，那张表是干净的。”
“你去炉前问过她一次没有。”
“她说第三联上是什么。”
“她说，符合。”
我笑了一下。
那笑不是笑出来的，是从肚子里冒出来的，没有声音。
“她骗你的，她骗了我，也骗了你。”
“她两边都骗了。”
“那张表不是干净的。”我说。
“表是不干净的。”
“换成你，你会不会去换。”
“换成我，你会不会去换。”
“我会。”他又说了一遍，“我今年三十八，我一个月挣三十五块，我闺女在实验小学。”
“我不去换，我拿什么送她去实验小学。”
“那张表不是小满的表。”
“你刚刚说了，不是为了小满。”
“我没说她，我不是为了小满去换那张表的。”
“我是为了我自己。”
17 我说也不是
周立撂下那句，就进里屋去了。
门这次关上了。
我一个人坐在堂屋，面前是那堆花生壳。
我没有哭。
我在算账。
算的是：我女儿这一张表，是谁拿什么换的。
账我记了十三年，一笔一笔。
从来没有人找我换过。
这次是有人拿我的东西换了他的东西。
第一笔：周立拿了我家长联，去换一张锅炉房的批条。
第二笔：会计拿了这张家长联，填了一张新表，第一联给我，第三联她自己收着。
第三笔：第三联上盖了“不符合”，字是会计写的，签在车间意见栏的是赵主任。
第四笔：她拿我的表换批条，拿我的名字换赵主任的一句“符合”。
第四笔到第五笔之间，有一条线，我到现在才看清。
她为什么不要我的表。
她要的是“我闺女是困难户”这件事。
困难户进实验小学，有名额。
厂里今年的名额是硬的，二十二个，谁也不能多塞一个。
我女儿占了那个位置，别的孩子就得下去。
可我闺女是被否掉的。
一个被否掉的困难户，她占着位置也没用。
她被否掉，是因为赵主任在第三联上签了字。
赵主任为什么要签。
厂办和会计不对付。
不对付的人不会互相签字。
那就只剩一种：赵主任要那个位置。
我坐在那里，手心冰的。
我起来，去了堂屋的柜子边，翻出那个铁皮饼干盒。
我把最底下那张新表拿出来，又放回去。
盒盖扣上的时候“当”了一声。
他出来的时候头发是湿的，刚洗过。
“批条上写的是‘不占正式编制’。”
“那你为什么还要那张家长联。”
他站在灶台边，手里端着碗。
“陈素，”他说，“你要真恨我，我认。”
“你先回答我。”
“因为不占编制，厂里最后还要签字。”
“签什么字。”
“工会签。”他说，“工会要确认这个人确实是困难户。”
“那张家长联是给工会看的。”
“工会是谁。”
周立端着碗，很久没喝。
“赵主任。”
18 我去找赵主任
赵主任在三车间办公楼二层，最里头那间。
我敲门的时候，他正在写材料，一张红格子纸，钢笔写的。
他桌上摆着一摞红格子纸，写满了字。
布机一开，整个车间都在响。
我不坐。
“我闺女那张认定表，车间意见是你签的。”
他的笔停了。
停了两三秒，他把笔帽扣上。
他靠在椅背上，看着我。
“存根是厂办管的，你什么时候看的。”
“昨天上午，我没学。我闺女十一岁。”
他在红格子纸上又写了两个字，把纸翻过去扣在桌上。
“你的表，不符合困难条件。”
“为什么，你自己填的那一栏你自己看。”
“哪一栏。”
“家庭情况。你写的是三班倒，无老人帮带。”
“那怎么了。”
“你写的是事实。可厂里的困难不是这么算的。”
“那是怎么算。”
“厂里看的是，孩子有没有人带。”
“赵主任，”我说，“我一天二十四小时在车间。我三班倒。孩子十岁上我后半夜班，白天我不在。”
“她姥姥呢，我没问过我妈。”
“八○年就没了。”
“她奶奶呢，七六年就没了。”
“你婆婆呢。”
我停了一下。
“我婆婆八三年走了。”
“那孩子十岁上你后半夜班，谁看着她。”
“锁门。”
赵主任点了点头，像是早就知道这个结果。
“你不问，我就不说。”
他笑了一下，很淡。
“陈素，这就叫不符合。”
他把扣着的那张红格子纸又翻了过来。
“你要翻这个事，我能办。”
“车间意见一正一补，是不是。”
“你懂，正你已经用在我身上了。”
他看着我，没出声。
“补的名额，厂里今年只有一个。”
他没接话。
“给谁了，陈素。”
“我不问了。”我说，“我就问一件事。”
“你说，能不能让。”
他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应。
“你让我想想。”
“想多久。”
“明天。”他说，“明天早上你来找我。”
19 车间意见一正一补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敲了三车间的门。
赵主任在给一辆织布机换梭子，手上都是油。
“正一补是什么意思。”我说。
“车间意见，一张纸两个栏。”
“正栏是推翻一份认定，补栏是往上补一个困难户。”
“那你为什么在我女儿的存根上签了正。”
“我说过了，家庭情况不符。”
“再来一套正一补。”
“正你已经用过了。”
“正我签过两次。”
“第一次是那张不符合。”他说，“存根上那一联，是我的字。”
“第二次是让那张表变成符合。”
“厂里的规矩，一套正一补，只批两个结果。”
“你的正，让那张不符合变成符合。”
“你的补，往困难户的名单上补一个人。”
“那批下来，我闺女进。”
“进，补的那个人呢。”
“陈素，这个厂一年一个补报名额。”
“今年这个，我本来是要留给一个人的。”
“你别告诉我是谁。”
“那我换个问法。”我说，“如果我不用这个补，我闺女还能进吗。”
赵主任没有立刻出声。
“不能，为什么不能，她票数第六。”
“因为车间意见是一次性的。你要我签第二次正，厂里就要一个补来配。”
“重要。”我说，“你补一个人进来，那个人就不在了。”
赵主任转过脸去看窗外。
“你闺女那年十一岁。”
“念得下去。”我说，“念得下去，和念得好，不是一回事。”
“赵主任，我按手印。”
“按什么手印。”
“厂里要一份情况说明，是不是。”
“说明上写什么。”
“写清楚那张表怎么会被换掉。”他说，“家属自行更换，与厂里无关。”
“家属两个字底下，是我按的手印。”
“那我丈夫的批条呢。”
“厂里不追究，批条就是干净的。”
“他也干净？”
“他干净。”赵主任说，“说明上写家属自行更换，厂里就不会往锅炉房那边查。”
“查什么。”
“查你那张家长联为什么会在一个不相干的人手里。”
20 我在说明上按了手印
这张单子是两联的，厂里统一印的。
第一联留厂，第二联归档。
表格最下面有一行小字：本人签字并按手印。
按手印的地方，是个方框。
我在厂办写的，写了四十分钟。
第一段：本人陈素，棉纺厂三车间挡车工。
第二段：关于本人子女陈小满入学困难认定表，家长所持家长联与厂办存根不一致一事，经核实，系家属自行更换，与厂办无关。
第三段：本人对换表过程并不知情，本人愿意负责。
第四段：本人陈素，签名，按手印。
写到第三段的时候，我的笔停了很久。
“本人对换表过程不知情。”
这句是假的。
我知道换过表。我知道是谁换的。我知道了整整两天。
我把这张纸推到会计面前。
“写完了。”
她拿起来看了一遍。
“第三个字不对。”
“哪三个字。”
“‘不知情’。”她说，“厂里这个词用得严。”
“那该怎么写。”
“写‘本人未参与具体换表过程’。”
她的手在纸上点了点。
“一样的事，不一样的话。”
我拿回笔，把那三个字划掉。
划的时候手很稳，划完我发现手背上出了一层汗。
“我按手印了。”我说。
“这边。”她把印泥推过来。
我右手大拇指按进印泥盒，在那行字下面按了一下。
印泥盒是铁的，边缘磕掉了一块漆。
我按了两次。
红印泥的油性渗进指纹里，擦不掉。
后来很多年，我的右手拇指上一直有一小块红，怎么洗都洗不掉。
周立看见了。
“你手上那个印子。”
“那张补报名单。”我说，“厂里什么时候批。”
“下周，补的是谁。”
会计把那份东西收进文件夹，用夹子夹好。
“陈素，你别问了。”
“我不是要问。我是想知道，我按的这个手印，是给谁按的。”
会计的笔停了一下。
“你按的是你闺女。”
“那补的那个呢。”
“补的那个，”她说，“他自己知道。”
21 会计重新盖了章
第一联给我，审核意见“符合困难条件”，红章。
我把编号对着看了三遍。
第三联留厂办，审核意见“符合困难条件”，红章。
我拿过第一联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审核意见那一栏。
红章是新盖的，印泥还没干透。
是“符合”。
我又在办公室门口站了两分钟。
会计在里面收拾单子。
“会计。”
“第三联上那个字，是你写的还是赵主任写的。”
她背对着我，手上没停。
“表是我填的，意见是主任签的。”
“章是我盖的。”
“那存根上原来那张不符合的章，也是你盖的。”
她转过身，把文件夹放进柜子。
“陈素，你这话问得没意思。”
“那我换个问法。”我说，“赵主任要你盖不符合，你为什么盖。”
她的手在柜门上停住。
“我盖的是厂里的章。”
“章是你的手。”
她把柜门关上，转过身看我。
她的眼睛底下有两片青，眼白有点发黄。
“你以为我愿意？”
她的声音很轻。
“我在这个厂二十一年了，我儿子今年二十三，在县里打零工。”
“没考上。”
她的手在柜门上按了按。
“赵主任找我，说他手里有个补报的名额。”
“给我儿子。”
我把这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
“赵主任自己有补报的名额，为什么要跟我说。”
“因为他要那个名额给他自己家的人。”
“对，所以我那份不符合，是他签的。”
“是他签的，签完以后，那个名额空出来了。”
“所以你拿我的表换了那个名额。”
“陈素，你别乱说。”
“我不乱说。”我说，“情况说明是我按的手印，写的是家属自行更换。”
“我知道。”
“那张第三联上盖不符合的那枚章，”我说，“是谁盖的，你不说我也知道。”
她看着我，没出声。
“会计，我不是来跟你要说法。”
“我是来还你一句话的。”
“还什么，你说过，盖章的那天你手很稳。”
她愣了一下。
“现在也稳。”
22 名单上的第六行
九月十八日，新名单贴在厂门口。
我去看得比谁都早。
天还没亮透，厂门口只有两个上早班的。
卖豆浆的三轮车在墙根底下，冒着热气。
厂门口的水泥墙还没干透，浆糊味很重。
昨天这张墙上贴的还是老名单。
浆糊是新的，刷子印还在。
第一行，王建军。
第二行，赵春梅。
第三行，王玉兰。
第四行，第五行。
第六行，陈小满。
我伸手摸了摸那一行，指头在纸上停了一下。
我盯着那三个字，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我站在那儿，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第二十二行，李凤娟。
横线下面，空了。
补报名额那一栏也空着。
只有一个名额，厂里盖了章，谁也不知道给了谁。
二十二个名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去年这个厂子出过八百个人。
今年招工停了，厂里一年比一年紧。
小满在第六行。
第六名和第七名之间，还是差三票。
名次没变，我闺女还是压着线进去的。
差三票的地方，还是第六。
回来的路上我绕了一段。
从厂门口走到二家属院，要过一座水泥桥，桥下是排洪渠。
我走得很慢。
走到桥中间的时候我停下来了。
桥下的水是黑的，飘着树叶。
排洪渠里有人钓鱼，钓的是那种小鲫鱼。
我掏出那张家长联。
新表的第一联，审核意见“符合困难条件”，红章。
编号十二。
我把纸对着太阳照。
纸很薄，能看见太阳。
我把纸折起来，折成一个四方的小方块，放回内兜。
这个动作我做了三天了。
第三天的时候，我才敢把心放下。
那天晚上小满问我，妈，实验小学是不是很远。
她已经知道名单上没有她了。
她什么也没追着问。
“不远，坐三路车四站。”
“那比子弟小学远。”
“远，妈，你别担心，我不嫌远。”
“我没担心，妈，你今天哭过。”
我伸手摸了摸脸。
是干的。
“眼睛进沙子了。”我说。
风还在刮。
她信了，把棉袄的扣子一颗一颗系上。
23 小满进了实验小学
实验小学在县城东边，比子弟小学远了七站路。
从实验小学到我们厂，要穿过整个县城。
单程四十分钟。
十月的一个星期一，周立骑自行车，我推车。
她坐在后座上，两条腿来回晃。
她那天穿的还是那双旧球鞋，鞋头磨白了。
新书包是开学前一天买的，蓝的。
她自己挑的，我没想到她挑了蓝色。
“车不够，那你为啥不骑车。”
“车是厂里的。”
“为啥车是厂里的。”
“上班要用。”
她想了半天。
“妈，那你们厂是不是很远。”
“不远，不远你为啥天天起那么早。”
我没应。
六点二十起床，六点四十出门，路上四十分钟。
子弟小学就在厂区后门，走过去七分钟。
她这句话说了三遍，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她不是嫌远。
她是知道我为什么让她去。
实验小学在县城东边。
她上一年级那阵子，有个人跟我提过一件事。
“子弟小学就在你眼皮底下，孩子丢了都找得着。”
当时我没接话。
我在实验小学门口给她把书包带子调短了一格。
“中午在学校吃。”
“嗯，下午放学别乱跑，在校门口等。”
“嗯，妈。”
“嗯，孙小军他爸今天也来了。”
我手上一紧。
“他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他就说小军也来，他送小军来的。”
“他有没有去厂门口看名单。”
“看了，他说什么。”
小满想了想。
“他说没事。”
“他说，”她学着孙小军他爹的口气，“差三票，差三票就是他家没投。”
我把她的书包带子又调松了一点。
“回家吧，妈。”
“嗯，他家没投我们，为什么。”
我看着实验小学门口那排宣传栏。
宣传栏上贴着一张红纸，写着新学期收费标准。
“因为他投了别人。”
“那他为什么不来投我们。”
我说：“因为投我们的人，得罪人。”
24 二〇〇五年第一批分流
2005年3月，厂里贴出改制通知。
棉纺厂要改股份制。
第一批分流，按工龄从长到短排。
工龄最长的先挑岗位。
挑剩下的，进三产。
三产就是澡堂、小卖部、托儿所。
通知上写着：首批分流人员名单及岗位安排，厂办公示。
厂里从上到下都在传这件事。
三车间有十一个人，分流两个。
底下有一行小字：首批人员不参加本次岗位竞聘。
车间主任签字。
我工龄十二年零三个月。
三车间女工里，我最长。
全厂排下来，我第三个。
我排在第三个的时候，全厂人都知道厂里剩下的岗位是什么。
锅炉房要拆了。
三车间的保全组要并到二车间。
能挑的好岗位，有三个。
厂办、劳资科、供销股的仓库。
这三个岗位，排队的人比名额多。
我排在第三个，我三个都能挑。
我托人去跑了一趟。
托的是我们车间的统计员小陈。
她跑了一趟回来：“名单上写着我的名字。”
“你的岗位在名单上，你自己挑。”
“实验小学的学费一学期三百二十。”
厂里的布机一天不停，三班倒。
改股份制，说的就是不再有铁饭碗。
厂办的人看了我一眼：“那你想挑哪个。”
“仓库，为什么。”
“仓库活轻，四点下班。”
四点下班，实验小学四点五十放学。
这一句，我咽回去了。
我在名单上签了字，签的是仓库。
厂里把仓库的活分给了两个人。
一个是我，一个是原来看仓库的老会计。
他眼睛不行了。
他六十三了。
“我夜班眼睛还行。”
最后名单贴出来，我的岗位是三产澡堂。
我去找厂办：“仓库的活两个人干不完。”
“那我上半天班。”
“澡堂缺人，什么时候的事。”
“上个月，那我名单上为什么写仓库。”
厂办没吭声。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陈素，你这个人，什么事都要问清楚。”
“厂里通知上写着的。”
25 每月一百八十块
澡堂在三厂后面那条巷子里，门口挂一块木牌，写“三产服务社”。
牌子上的字是刷的，红漆掉了一半。
我在澡堂收钱兼搓澡。
搓澡是一小时六块，收钱是按张，一人三块。
上班时间是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中间能歇两小时。
歇的那两小时，我回家吃饭。
来回四十分钟。
夏天最热那阵，我不敢歇。
厂里发的生活费是一百八十一个月。
第一个月是九月底发的，厂办排了半个钟头的队。
领钱要签名，签完一张，撕一张。
第一个月发下来，钱是新的，硬的，我数了三遍。
周立在锅炉房，临时工，一个月四百二，管一顿饭。
批条虽然不是正式编制，可厂里认了两年。
两年里锅炉房的活他一次没落。
小满在实验小学六年级，每学期学费三百二十。
校服六十八，夏季一套，冬季一套。
书本费四十几，练习本和卷子自己买。
“妈，同学都有新本子。”
“妈，明天给你买。”
“买两本，好。”
我给周立发棉裤的钱，扣掉厂里的澡票、煤球、买米。
一个月下来，能剩下四十几块。
那年冬天煤贵，我算过，一吨煤涨了六十。
“锅炉房有煤，冬天先顾厂里。”
“家里冷。”他第二天捡回来半袋炉灰。
小满的补习班我没让她去。
她那时候在上数学，厂里一个老师私下教，收费。
我犹豫了一个月。
一学期六十块，我算不出来。
那年年底，厂里发了一袋米，一袋面。
那年过年，厂里发了两斤粉条。
“妈，我们家过年有肉。”
“有，过年有。”
我扛回家的时候，走的是厂区后门那条小道。
从澡堂到二家属院，一里半。
我扛到一半停下来歇，歇完再扛。
歇的时候我坐在厂区门口的石头上。
月亮很亮，把厂房的影子拉得很长。
米袋子勒肩膀，勒出一条红印。
“我明天去接。”
“不用，你歇歇。”
“歇了半宿了。”
26 报名表最下面那行
2005年6月底，小满小学毕业，要去县实验中学报到。
她小学六年，只在子弟小学念过一年。
五年在实验小学。
那张表是学校发的，一张对折的纸，印着蓝字。
上面要填：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毕业小学、家庭情况、家长签字。
前面几栏小满自己填了。
字歪歪扭扭的，写“陈小满”三个字能看出是刚学的。
家庭情况那一栏，她抬头看我。
“妈，这写什么。”
“写家里几口人。”
“要写工作单位。”
“写几口人不够吧。”
“还有。”
她看了看表，又看了看我。
“妈，你写吧。”
我接过来。
纸很薄，蓝色的格子印得歪歪扭扭。
那一栏后面印着几行小字。
家庭成员、姓名、与学生关系、职业、工作单位。
我握着笔，写到“职业”那一行的时候停住了。
我那时候在澡堂。
厂里发的纸头上写的是：三产服务社待岗职工。
我在家里说的时候，说的是“我在澡堂上班”。
“待岗”这两个字我没说过。
“妈，嗯。”
“你写什么。”
我把笔尖对准了那一栏。
“母陈素，待岗。”
写完我看了一遍。
待岗。两个字。
小满在旁边看着。
她已经十一岁了，个子到我肩膀。
她那年刚学会自己梳头。
“妈，待岗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固定工作。”
“那我们家还有工作吗。”
“有，你不是没有了吗。”
“妈在澡堂上班。”
“澡堂是工作。”
“是工作。”
小满想了一会儿。
“那就写澡堂。”
我把这张表拿过来，在“待岗”后面又添了三个字。
“待岗，澡堂”。
三个字挤在一格里，字很小。
写完我签名。
签“陈素”两个字的时候，手抖了一下。
抖了一下就写歪了。
我盯着那个歪掉的“素”字看。
这是我第一次在自己的名字上，看见不认得的字。
我把表格折起来，交给她。
她接过去的时候，说了一句：“妈，你手怎么这么凉。”
27 小军他爹来找我
2006年冬天，澡堂后门的锅炉房要修。
修锅炉的是厂里保全组的人，还有孙小军他爹。
孙小军的爹在保全组干钳工，1998年进厂。
他媳妇前年脑梗瘫了半身，右手不能动。
他一个人带俩孩子，小军十二岁，妹妹九岁。
我上早班，他们家修锅炉。
冬天修锅炉是大事，得停煤。
停了煤，澡堂就没热水。
有一天下班，我在后门给他倒了一碗热水。
水是锅炉房的水，带着煤味。
锅炉房门口有个煤堆，他在煤堆边上蹲着，手上一层黑。
“师傅，喝点水。”
他抬头看我。
“陈师傅，你也喝。”
我们两个蹲在煤堆边上喝了一碗热水。
“县医院让去市里，说要做个手术。”
“说三万多。”
他蹲在那儿，半天没吭声。
“我一个月一千二。”
过了一会儿，他又出了声。
“陈师傅，我今天来，是有一句话。”
我把碗放下。
“今年厂里那个困难补报的名额，你晓得的吧。”
我的手一凉。
那个名额。
厂里一年一个。
2004年那个，我按了手印。
“那年那个，本来排第一的是小军。”
我整个人像被谁从后面抱住了。
“补报名额有一份名单，一份一份往下排。”
“小军排第一。”
“不是我要说什么。”
“我是来说一声。”
“陈师傅，我不是怪你。”
“那年那个名额给了谁，我们家到现在都不知道。”
“是我按的手印。”
“你别说了。”我说。
“我不说了。”
他就蹲在那儿看火。
过了一会儿，声音传过来：
“小军不怨你。”
“他说他也想去实验小学。”
“他说他现在在镇上的中心校念，念得也好。”
“老师说他算术好。”
我端着碗，手抖得水洒在煤堆上。
“他们家两个孩子都念得好。”他说，“一个在县里，一个在镇上。”
“那年要是小军进了县里，现在两个都在县里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煤灰。
“别往心里去，陈师傅。”
“日子是自己的。”
28 那个补报名额本来排第一
那天晚上我没吃饭。
周立下班回来问我：“怎么了。”
“没什么。”
我把这件事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了一晚上。
我想的是四个字：排第一的是小军。
那年那 22 个困难候选里，小军的票是 309 票，第七。
那年我闺女 312 票，第六。
差三票。
差的那三票，就是那 22 家里没投我们的那三家。
如果那年小满的表没有被换掉，小满 312 票，第六，进去，小军还是第七。
我翻案，小满进去，小军还是第七。
补报名额——那是另一批人。
这一批的名字，我一份也没见过。
不是这 22 个里的。
是这 22 个之外、另外报上去的困难孩子。
小军在里面。
那年报补报的名单，一共九家。
按困难程度往下排。
小军那年也报了补报。
他家里条件是最硬的那一档：母亲瘫了、奶奶也瘫了、父亲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厂里都知道。
那年困难户的名单贴出来，第一行就是他。
名单下面盖着厂里的章。
报补报的名单上，他排第一。
排第一的人没有拿到那个名额。
拿到那个名额的，是名单上另一个人。
那个人是谁，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我把这两件事在心里排了排。
我们闺女那年十一岁。
小军那年也十一岁。
我们在两个不同的名单上。
我在厂办那张纸上按了手印。
小军他爹在煤堆边上跟我讲的：小军不怨你。
我第二天早上六点起来熬粥。
熬粥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句话。
我按手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我挤掉的是谁。
我到今天才知道。
知道的时候，已经过去两年了。
两年，够一个孩子长高一头。
我知道以后，这件事就没有地方可以放。
跟小满提，她会替我难受。
跟她提了，她会以为是我们家对不起人。
跟别人提，别人会觉得我在给自己找补。
跟周立提，周立只认这是命。
他一句命，我就没法再往下想。
跟小满提，更提不得。
29 我把这一笔记在本子上
厂里有一本小小的记事本，红皮的，一块五一册。
车间发的，每个月一本，用来记产量。
封面上印着厂名，钢笔写的编号。
一年十二本，我用完了八本。
我用了十几本。
本子上记的全是数字。
哪一天几点上的班，几点下的班，搓了几个人，收了多少钱。
有一页我记着：
一月三十号，搓澡四人，收十二块。
那天下大雪，厂里停了半天工。
一月二十七日，搓澡十一人，收三十三块。
一月二十八日，搓澡九人，收二十七块。
一月二十九日，搓澡八人，收二十四块。
账要一笔一笔记，糊涂了就对不上。
厂里的账和家里的账一个道理。
差一分钱，找不回来。
有一天我翻到九月二十三号那一页。
那天我记的是：
九月二十三日，厂办，按手印。
后面还有一行，字比平时小。
“小满补报入，候补第七。”
那是我自己的字。
写的时候手不抖。
写完那行字，我把本子合上了。
合上以后我又打开，翻到那一页看。
看了三遍。
原来我写下来了。
我写下来了，就证明我那天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这个人不算糊涂人。
厂里十三年，我记了十三年账，一笔一笔没错过。
可这本子上只有账。
账是厂里的事。
那一年厂里的事，我在澡堂，账我摸不着。
账是厂里的事。
只有 2004 年 9 月 23 号那一行，我记的不是账。
那一年我记了十二本账。
十二本里，没有一本记着孙小军的名字。
一本都没有。
小军的名字，我这三年一次也没写过。
我到今天也写不出来。
名字是 2006 年冬天他告诉我的。
那时候我已经记完 2005 年那本了。
2005 年那本，我记了十二个月。
最后一个月记到十二月三十号。
30 饼干盒底下那张纸
那个铁皮饼干盒我用了十几年了。
盒盖上印着一朵牡丹，红的，掉了一半。
里面是我这些年攒的东西。
最早一张是她幼儿园的小金星，还有二年级的三好学生。
每一张后面都贴着一张红纸，纸上写着名字。
小满从幼儿园到六年级的奖状，一共十九张。
九张三好学生，四张各类比赛。
还有一张澡票，两枚厂里发的纪念徽章。
澡票是 1998 年的，早就作废了。
一枚是先进生产者，一枚是安全标兵。
最底下，是那张第三联。
牛皮纸的，钉书钉钉过，边上有一个小小的纸角。
第三联最下面那一栏，签着一个名字。
纸角是硬的，一碰就掉渣。
有一回我拿出来看，纸角掉了一块在手里。
我把它压了三年。
有一回小满帮我擦柜子，打听盒子里装的什么。
“旧东西，什么旧东西。”
“旧奖状。”
她就没有再打听。
她那年十二岁，已经会看人脸色了。
那十九张奖状我按年份压在最上面。
第一张是一九九九年九月发的，那张纸比现在的还软。
2004年那张是“三好学生”，2006年那张是“数学竞赛二等奖”。
第三联压在最底下。
2004年那张奖状和2004年那张表，一个是红的一个是红的。
一张写“三好学生”，一张写“不符合困难条件”。
盒子里这些东西加起来不值一块钱。
我一直留着。
有时候我想，人这一辈子攒下来的，其实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
可你要是扔了，就真的没有了。
我把盒盖扣上的时候，里头“当”了一声。
我今年三十九。
小满十三岁，初二。
她开始会用手机了，会发短信。
那年九月十八号，我从厂门口数到第二十三行。
我这张表是第三联，写着不符合困难条件。
压在饼干盒底下三年，我一次也没扔。
换你，厂里要你按一个手印，换你闺女一个学位，这个手印按不按。
按了，后来才知道你挤掉的是谁。
这三年，你睡得着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