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来横祸的张晓晓
第一章 冬至前的风
2024年12月4日，城关镇。
这天是农历十一月初四，离冬至还有十几天，但那股子湿冷已经顺着长江的水汽钻进骨头缝里了。镇上的人都说，这里的冬天不是冷，是“浸”——从脚底板往上浸，浸到膝盖，浸到腰，最后整个人像是泡在一盆没烧开的凉水里。早上七点，张晓晓把电瓶车从院子里推出来，车把上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她跨上车，用力搓了搓冻得发僵的手指，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大半个脸，只露出一双眼睛。
张晓晓今年三十七岁，在城关镇的一家电子厂做流水线工人。每天早出晚归，从站岗村骑电瓶车到厂里，顺风顺水也要二十分钟。她习惯了这条路——沿着乡道骑到主干道，过两个红绿灯，再拐进工业区。路边的梧桐树叶子掉光了，剩下干枯的枝丫指向灰蒙蒙的天。这条路她骑了九年，闭着眼睛都知道哪一段路面有坑，哪一个路口早上会有卖豆浆的三轮车占道，哪一家厂子的门卫喜欢把铁门半开着，逼得骑车的人往机动车道上绕。她甚至能凭风的味道判断今天会不会下雨——那股子从江面上刮过来的腥气一重，中午准得下。
出门前，上初中的儿子还在被窝里赖着，喊了句“妈，晚上我想吃红烧肉”。张晓晓头也没回地应了一声：“知道了，好好写作业。”
她心里其实已经算好了账。红烧肉要用五花，镇上菜场东头那家肉铺的五花最厚实，一斤三十二，买一斤半，四十八块。儿子正长个子，一个月没吃过像样的肉了。她在心里把这四十八块从这周的菜钱里挪出来，又想着得给儿子买双棉鞋，脚上那双已经顶脚了。这些账她算得很快，像流水线上的计数一样，一件接一件，不用过脑子。
她怎么也没想到，这顿红烧肉，儿子等了快两年。
七点二十分，张晓晓骑到了十字路口。
这个路口她每天过两回，早上一回，晚上一回。路口没有红绿灯监控，只有一盏老式的信号灯，灯罩上积着灰，绿灯亮起来的时候有点发黄。绿灯还有三秒，她捏了下刹车，准备等下一个灯。她不喜欢抢这三秒——厂里有个姐妹就是抢黄灯被一辆货车剐了，赔了三万块，落下一腿的疤。她宁可多等一分钟，也不愿意让儿子在学校里被人问“你妈怎么没来接你”。
就在这时候，右边非机动车道上一辆电动三轮车突然窜了出来。那三轮车装了蓝色铁皮棚子，骑得飞快，像一头横冲直撞的野牛。铁皮棚子在风里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那声音先到，车后到。张晓晓听见了，头还没转过去，身体已经先紧了一下。
张晓晓下意识地往左偏了一下车把。那三轮车几乎是贴着她的车把手擦过去的，带起一阵冷风。冷风灌进她的领口，她整个人像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张晓晓脑子还没反应过来，手已经乱了，前轮磕到了路牙子，车头一歪，整个人连人带车摔了出去。
“砰”的一声，电瓶车倒在柏油路上，车筐里的保温杯滚出去老远，杯盖摔开了，热水洒了一地，在冷风里冒出一股白气。
那白气升起来，散得很快。张晓晓趴在地上，右半边身子像被电击了一样，疼得她连叫都叫不出来。她试着撑起身子，右胳膊刚一用力，钻心的疼顺着肩膀一直窜到后脑勺。她低头一看，羽绒服蹭破了，膝盖上的裤子磨出个大洞，血珠子正往外渗。柏油路是凉的，凉得像一块铁板，贴着她的脸。她闻到了灰尘、机油和一点点铁锈的味道，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属于冬天的干燥的土腥气。
那辆电动三轮车在前面十几米的地方停了一下。骑车的是个年轻男的，穿着件黑色棉袄，戴个毛线帽，转头往后面看了一眼。
张晓晓疼得直冒冷汗，她冲那个男的喊：“你、你别走……”
那男的没下车。他扭着头看了大概三四秒钟，然后一拧车把，跑了。蓝色铁皮棚子在路口拐了个弯，消失在一片厂房后面。
那三四秒钟，后来张晓晓在心里回放了无数遍。她记得他帽子上有一块洗得发白的印子，记得他扭过头时下巴的轮廓，记得他握着车把的手——那双手没有松开，一直没松开。她甚至记得他脸上没有惊慌，只有一种被打断了的、不耐烦的神情，像一个人在路上被陌生人叫住，下意识地想赶紧走开。
张晓晓一个人趴在地上，冷风顺着破开的裤腿往里灌。她摸出手机，手抖得解不开锁，试了好几次才拨通了110。
“喂，我要报警……我摔了，有个三轮车，跑了……”
接线员问她地址，她说了两遍才说清楚。挂掉电话，她趴在那儿，看着地上那摊热水慢慢渗进柏油路的缝里，白气一点点淡下去。路边有车过去，有人回头看了一眼，没有人停。她后来想，这也不能怪人家，冬天早上七点二十，谁都赶时间，谁都不愿意在路口多站一分钟。
她趴了大概十分钟。那十分钟里，她想的不是疼，是今天要扣多少钱。厂里迟到一次扣五十，旷工一天扣两百。她今天肯定迟到了。
第二章 交警队的认定
十二月的天，下午四点半就黑了。张晓晓在派出所做完笔录，又去了医院拍片子。右肩关节脱位，右膝盖软组织挫伤，右胳膊肘骨裂。医生说得挺吓人，但其实没到动手术的程度，打上石膏，吃药，回家静养。
拍片子的时候，医生让她把胳膊抬起来。她抬到一半就抬不动了，冷汗从额头上滚下来，滴在白色的检查床上。医生是个年轻小伙子，说话很快：“阿姨，您这个得复位，会有点疼，忍一下。”她咬着牙点头，心里想的是“阿姨”这两个字——她才三十七，什么时候成了阿姨。
复位的时候她叫了一声。那一声叫得很难听，像被踩了尾巴的猫。叫完她自己不好意思，跟医生说对不起。医生说没事，都这样。
问题是，那个跑了的电动三轮车。
张晓晓在病床上躺了两天，脑子里全是那个蓝色铁皮棚子。她报的是“非接触类交通事故”，意思是对方没撞到她，但她是因为躲避对方才摔的。这种事故在镇上太常见了，电瓶车、三轮车满街乱窜，没摄像头的地方，根本说不清。她听同病房的一个老太太说过，她儿媳妇去年也是这么摔的，对方跑了，最后自己贴了八千块。
她男人从外地打来电话，第一句是“严重不严重”，第二句是“报警了没有”。她说报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就等着吧，别自己瞎折腾。”
她没说话。她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他在外面工地上干活，一年回来两趟，家里的事他管不了，也不想管。他不是不心疼她，他是怕麻烦，怕花钱，怕事情越闹越大最后收不了场。这些年家里的日子就是这么过来的：能忍就忍，能让就让，忍不了让不了的时候，就装作没这回事。
但张晓晓运气稍微好了一点。路口虽然没有监控，但斜对面一家小超市的门口装了个摄像头，拍到了一个模糊的影子。交警调了监控，又排查了附近几个村子，最后锁定了江边镇的一个年轻人。
王锐，男，2002年11月25日生，刚满二十二岁。在丹徒区一家物流园附近卖水果，那辆蓝色铁皮棚子的电动三轮车是他拉货的工具。
交警打电话把王锐叫过来问话。王锐来了，个子不高，瘦瘦的，坐在交警队办公室的椅子上，两条腿不安地抖着。他穿的还是那件黑棉袄，袖口磨得起了毛，毛线帽捏在手里，头发被压得塌下去一块。
“那天早上七点二十，在城关镇的那个十字路口，你是不是骑了一辆蓝色的三轮车？”交警问。
“那天是骑了。”王锐声音不大。
“你有没有看到旁边有个骑电瓶车的女的摔倒了？”
“我……我听到了后面有声音。我回头看了一下，看到有人摔在地上。但我没撞她啊，她自己摔的。”
交警把监控截图放在他面前：“你是从非机动车道逆向出来的，对吧？那个路口你按规矩应该走外圈，你直接切进去了。人家为了躲你才摔的。”
王锐不说话了。他低着头，手指在膝盖上搓来搓去。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小声说了一句：“我那天赶着去进货，晚了水果就不新鲜了。”
交警说：“你赶时间，人家就不赶时间？人家现在胳膊打着石膏，你知不知道？”
王锐没抬头。他说：“我赔不起。”
那三个字说得很轻，但在安静的办公室里，谁都听见了。张晓晓后来听交警转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她本来准备好了一肚子的恨，可“我赔不起”这四个字，把那股恨堵回去了半截。
过了几天，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出来了。白纸黑字写着：王锐驾驶电动三轮车违反交通规则，未按规定车道行驶，导致张晓晓紧急避险摔倒受伤，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张晓晓驾驶电动自行车对路面情况观察不够，承担次要责任。
张晓晓拿到认定书的时候，右胳膊还打着石膏。她把那张纸看了三遍，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她看不太懂“紧急避险”是什么意思，但她看懂了“主要责任”四个字。她觉得心里稍微好受了一点。至少，这算是给这事儿定了个调子。
她算了算医药费，住院十四天，一共花了一万五千八百六十三块。加上误工费、护理费，还有自己打车去医院的交通费，总共损失五六万。张晓晓找了律师，律师说，你这情况主责是对方，可以起诉，能要回来大头。
张晓晓不想打官司。她这辈子最怕惹事，在厂里受了气都不敢跟组长顶嘴。有一回组里少发了两百块加班费，她算了三遍账，最后还是没敢去问。她怕人家说她斤斤计较，怕明年排班的时候被排到最差的岗位。她这辈子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忍。
但她男人在电话里听说了这事，火了：“这还能算了？他跑了！报警才出来的，不告他他还以为咱们好欺负！”
张晓晓说：“打官司要花钱，律师费、诉讼费，还不一定拿得回来。”
她男人说：“花就花！你不告他，他下次还敢撞人！”
张晓晓咬了咬牙。她委托了城市新区石桥法律服务所的吴律师作为代理人。
签委托书那天，她特意穿了件干净的外套，把石膏藏在袖子里。吴律师的办公室在一栋老楼的三层，楼梯间的墙皮掉了一半，露出里面的红砖。吴律师五十来岁，桌上摆着一个掉了漆的保温杯，说话慢，但每句话都落在实处。他把材料一份一份摊开，问她：“票据都留着吗？”
张晓晓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厚厚一沓纸，医院的、打车的、买药的，全都按日期叠好了。她这人不识几个字，但做事仔细。
吴律师翻了翻，说：“行，材料挺全。”
张晓晓问：“吴律师，这官司能赢吗？”
吴律师说：“赢是能赢。能不能拿到钱，是另一回事。”
那时候张晓晓没听懂这句话。她以为律师是在说客气话。
第三章 算出来的账
张晓晓回家养伤，石膏打了一个月，胳膊吊在脖子上，连切菜都费劲。儿子吃了一个月的挂面，吃得脸都绿了。
头一个星期，儿子还挺高兴，因为没人管他写作业。第二个星期开始，他放学回来会站在厨房门口看她，问：“妈，什么时候能吃饭？”张晓晓用左手笨手笨脚地下面条，水开了，面条下进去，盐撒多了，儿子吃了两口就放下筷子，说“妈，我吃饱了”。她看着那碗剩了大半的面，没说话，转过身去把锅刷了。
后来儿子学乖了，自己会煮面，还会卧个鸡蛋。有一回张晓晓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厨房的灯亮着，儿子正踮着脚在灶台前，锅里咕嘟咕嘟地响。她站在门口看了很久，没出声。她想，这孩子才十三岁，怎么就会半夜自己煮面了。
她男人回来过一趟，待了三天。三天里他把家里的灯泡换了，把院子里的水管包了防冻布，把电瓶车修好了。临走那天早上，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说：“要不我把工地的活辞了，回来找个事做。”
张晓晓说：“回来能挣几个钱？儿子还要上学。”
他没再说什么，拎着包走了。张晓晓站在院子里，看着他的背影拐出巷子口，忽然觉得这个家像一根绷得太紧的绳子，谁都不敢再用力。
2026年4月，吴律师帮张晓晓写好了起诉状。原告：张晓晓，住城关镇站岗村82号。被告：王锐，住江边镇三里村自然村。诉讼请求：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56071元。
吴律师一项一项给张晓晓算得清清楚楚。这也是后来法庭上争议最大的地方。
医疗费，一万五千八百六十三。实打实的，发票都在。
住院伙食补助费，十四天，一天一百，一共一千四。
营养费，张晓晓算了一百二十一天，一天三十，一共三千六百三。张晓晓听人家说，骨头伤了得养三个月，就按最高算。
护理费，按一百天算，一天一百二，一共一万二千一。她男人在外地打工回不来，儿子还小，没法照顾她，只能请隔壁邻居大姐搭把手，人家虽然没收钱，但误工费和人情得算。
误工费，张晓晓在厂里一个月挣四千多点，虽然没开工资条，但厂里给她出了收入证明。她按一百天算，一天一百三十七块二毛六，一共一万三千七百二十六。
交通费，来回打车去医院复查、去交警队处理，一共八百四十八。她保留了打车的小票，微信支付记录也都在。
吴律师把这些材料整理好，装进一个透明文件袋，递到法院立案庭。
立案那天，张晓晓跟着去了。法院的立案大厅很高，地砖擦得能照出人影。她穿着那双洗得发白的运动鞋，走路的时候不敢踩出声。前面排队的人手里都拿着一沓材料，她把自己的文件袋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件易碎的东西。
轮到她的时候，窗口里的工作人员翻着材料问：“被告地址确定吗？”
吴律师说：“身份证地址是这个。”
工作人员说：“能联系上吗？”
吴律师说：“电话打过了，是空号。”
工作人员抬头看了他们一眼，说：“那可能要公告送达。”
张晓晓没听懂，问吴律师：“啥叫公告送达？”
吴律师说：“就是在报纸上登个公告，告诉他来开庭。他不来，也能判。”
张晓晓“哦”了一声。她心里想，登报纸，那得多少钱。
本来，这种事实清楚、金额不大的案子，法院打算走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快审快结。可开庭前，刘法官翻了翻材料，发现这案子牵涉到非接触类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还涉及误工费证据的认定，小额诉讼不合适，直接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
立案是2026年4月14日。送达传票的时候，王锐联系不上了。当初交警队留的那个手机号，变成了空号。快递员按身份证上的地址去了江边镇，回来反馈：人不在，家里人说他出去打工了，不知道去哪了。
没办法，法院只能公告送达。公告费四百块，张晓晓先垫着。
交公告费那天，她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站了一会儿。四百块，是她半个月的菜钱。她掏出手机，微信余额里还剩八百多。她想了想，给儿子转了两百，备注写“买棉鞋”。
第四章 缺席的被告
开庭定在2026年8月19日。
八月的城市热得像蒸笼，法院门口的梧桐树叶子被晒得打卷。张晓晓特意穿了件长袖衬衫，遮住胳膊上的疤。她右肩到现在还疼，一到阴天就像有根针在里面搅。医生说是创伤性关节炎，以后重活干不了了。
“重活干不了”这五个字，她在心里掂量了很久。流水线上不用扛东西，但一天要站十个小时，手要一直举着。她试过在厂里干了一天，晚上回家胳膊肿得像馒头。组长说，要不你先请长假吧。她请了，一请就是半年，工资只发底薪，一千八。
法庭里的空调开得很足。原告席上，张晓晓和吴律师坐得笔直。对面被告席，空无一人。
那把椅子是深棕色的，木头扶手，椅背上有一块小小的铜牌，写着“被告”。张晓晓一直看着那把椅子。她想，如果那个人坐在那儿，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低着头，会不会还是那两条腿不安地抖。
刘法官四十来岁，戴着细边眼镜，翻着卷宗，声音平稳：“被告王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
张晓晓觉得心里一阵空。她本来准备了一肚子话，想问问那个年轻人，那天你为什么不停一下。她没想讹他，哪怕停下来道个歉，把她扶起来，她可能也就认了。可那辆蓝色三轮车就那么跑了，留她一个人趴在地上。
她甚至想过，如果他今天来了，她要不要说一句“你也不容易”。她想过很多遍，想到最后自己都觉得可笑——人家连面都不露，你还替人家想。
吴律师开始举证。医疗费票据、出院小结、诊断证明、交通费小票、厂里开的收入证明。每一张纸都摊开在桌面上。
刘法官看得很仔细。他翻到一张复印件，问：“原告，你这个护理费，是怎么算的？”
张晓晓说：“我邻居大姐帮我的，我自己不能动，儿子又小。”
“有付款凭证吗？比如转账记录？”
张晓晓愣了一下：“没、没给钱。人家是帮忙。但我想着这个人情，我总得还人家……”
刘法官用笔在卷宗上记了一笔。
轮到误工费。吴律师递上电子厂的证明，上面写着张晓晓的岗位和月平均工资。
刘法官问：“有没有银行流水或者工资条？”
张晓晓说：“厂里发现金，没走银行。我是流水线工人，每个月发了钱就花了，没留工资条。”
刘法官点点头，又记了一笔。
他抬起头，看了张晓晓一眼，语气缓了一点：“原告，法院只能按证据认定。你有多少证据，法院认多少。这不是针对你。”
张晓晓点点头。她其实没太听懂，但她听出了那句话里的意思——不是不帮你，是帮不了那么多。
整个庭审不到一个小时。没有唇枪舌剑，没有激烈辩论，因为根本没有人跟她辩。吴律师说了几句关于责任划分和赔偿比例的话，就结束了。
张晓晓走出法院大门的时候，外面热浪扑面而来。她站在台阶上，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电瓶车，突然觉得好累。
她想起那天早上摔在地上的时候，也是这么看着路上的车。那时候她盼着有个人停下来。现在她站在台阶上，看着那么多人从眼前过去，还是没有人停下来。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这世上大部分时候，没有人会为你停下来。你得自己爬起来，自己走回去。
第五章 三万八千八百五十六
判决书是几天后寄到吴律师手里的。
吴律师给张晓晓打电话，让她来拿。张晓晓骑电瓶车到了法律服务所，吴律师把判决书递给她，说：“判了，大部分支持了，但也砍掉了一些。”
张晓晓坐在椅子上，一页一页看。她看得慢，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只看数字。
判决书写得很清楚。关于张晓晓主张的损失，法院一项一项认定：
医疗费一万五千八百六十三，全额认定。这是实报实销的。
住院伙食补助费，张晓晓主张一千四，法院认定七百。一天五十块，十四天。刘法官的理由是，本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就是五十块一天。
营养费，张晓晓主张三千六百三，法院认定两千七。一天三十块，九十天。法官按照司法鉴定常规的伤后营养期来算，没批一百二十一天。
护理费，张晓晓主张一万两千一，法院认定九千。一天一百块，九十天。法官说，护理费标准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一百块一天比较合适。
误工费，张晓晓主张一万三千七百二十六，法院认定一万零二百九十三。张晓晓没交工资流水，但交了厂里证明。法院按照江苏省上一年度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来算，算下来一天一百一十四块三毛七，乘九十天。
交通费，张晓晓主张八百四十八，法院认定三百。法官看了那些打车小票，有些是去复查的，有些是去交警队的，有几张连日期都对不上。酌定三百块。
法院把这几项加起来：一万五千八百六十三，加七百，加两千七，加九千，加一万零二百九十三，加三百，一共三万八千八百五十六。
按照交警认定的责任比例，王锐承担主要责任，法院酌定百分之七十。三万八千八百五十六的百分之七十，是两万七千一百九十九。
张晓晓看到最后一行字：“被告王锐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张晓晓损失27199元。”
“两万七。”张晓晓喃喃念了一遍。比她自己算的五万六少了一半。
她沉默了一会儿，问吴律师：“吴律师，这钱能拿回来吗？”
吴律师推了推眼镜：“判决是判了。可人找不到，比较麻烦。”
他指了指判决书的最后一部分：“案件受理费四百，公告费四百，加起来八百。法院判被告承担五百六，你承担二百四。你要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会去查他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可如果他名下没钱，账户里一干二净，那就只能先终本。”
“终本？”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就是案子先挂起来，等他哪天有钱了，你再恢复执行。”
张晓晓把判决书折好，放进包里。
“吴律师，医药费我先垫的，跟亲戚借的。儿子马上开学又要交学费。”张晓晓站起身，看着吴律师说，“你说我图个啥？就图他跑那一下，连句对不起都没有？”
吴律师没说话。
他把桌上的保温杯拧开，喝了一口，又拧上。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我干这行二十多年了。这种案子，一年能碰上十几起。判是判了，钱拿不回来的多。”
张晓晓问：“那怎么办？”
吴律师说：“没办法。法律能给你一个说法，给不了你钱。”
张晓晓走出法律服务所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她把判决书夹在腋下，骑着电瓶车往家走。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她的影子在地上被拉长又缩短。她想起两年前那个早上，她摔在地上的时候，保温杯里的热水洒了一地。那杯水是她早上特意烧的，想带到厂里泡茶喝。
第六章 寻找王锐
2026年9月，判决生效了。十五天的上诉期过去，王锐没上诉。他连开庭都没来，自然也不会上诉。
张晓晓去京口区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局的法官查了系统，王锐名下没有车，没有房，几张银行卡余额加起来不到十块钱。
执行法官打电话给王锐的家人。接电话的是他母亲，一个带着苏北口音的女人。她说：“王锐早就出去了，现在在哪我也不知道。他欠的钱你们找他，别来找我。”
法官说：“如果你儿子不履行，法院会把他列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随你们便吧。”挂了。
张晓晓接到执行法官的电话时，正在电子厂的食堂里吃午饭。她听完，默默地把半碗米饭扒进嘴里，嚼了半天咽不下去。
旁边工位的王大姐问她：“露露，咋了？看你脸色不好。”
张晓晓说：“没事。官司赢了，钱拿不到。”
王大姐叹了口气：“这年头，撞人的都这么横。”
张晓晓下午请了半天假，去了趟交警队。她找到当初处理事故的交警，问能不能把王锐当时的照片给她看一眼。交警找了找，从系统里调出一张身份证复印件上的照片。
照片上的王锐，穿着件白衬衫，头发理得整整齐齐，嘴角带着点笑。二十二岁，正是最好的年龄。
张晓晓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她原以为会看到一张凶恶的脸，一张让她能恨得起来的脸。可照片上的人，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瘦，白，眼睛有点小，笑起来甚至有点腼腆。像她厂里那些刚进厂的学徒，像她儿子再过十年会长成的样子。
她忽然不知道该恨谁了。
交警在旁边说：“这种人，抓也抓不到，找到了也没钱。你要是想开点，就当花钱买了个教训。”
张晓晓把照片还回去，说了声谢谢。
她走出交警队的大门，外面下起了小雨。她没带伞，站在屋檐下等了一会儿。雨不大，细细的，落在马路上，溅起一层白雾。她想起两年前那个早上，保温杯里的热水洒在地上，也是这么冒白气的。
她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四点半。儿子五点放学。她把外套的领子竖起来，走进雨里，去推她的电瓶车。
车把上又结了一层薄薄的水珠。她伸手擦了擦，跨上车，往学校的方向骑去。
路上她一直在想，晚上给儿子做什么菜。红烧肉太贵了，这个月还是吃土豆吧。
她骑到学校门口的时候，雨停了。儿子背着书包跑出来，看见她，喊了一声“妈”。
张晓晓说：“上车。”
儿子跳上后座，搂住她的腰，说：“妈，今天老师表扬我了。”
张晓晓说：“表扬你啥？”
儿子说：“说我作文写得好。我写的是《我的妈妈》。”
张晓晓没说话。她把车骑得慢了一点，怕风灌进儿子的领口。
骑到半路，儿子忽然说：“妈，那两万七，还能要回来吗？”
张晓晓愣了一下，说：“不知道。”
儿子说：“要不我以后不买棉鞋了，省下来。”
张晓晓的眼睛忽然有点酸。她说：“买。棉鞋得买。”
她把车骑得再慢一点，让儿子在后面坐得稳一些。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照着前面那条她骑了九年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