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缺席的五个人
三月十四号，殡仪馆二号厅。
我到得早。厅里在放哀乐，音量不大，像隔壁在放。门口一张长桌，白布铺得很平，上面摊一本签到簿，一支黑笔用红塑料绳拴着，绳头磨白了。
签到簿第一页印着：钟永强同志。下面一行小字，一九七七年三月生，二零一九年三月卒。四十二岁。
我签了名。往下数，加上我，十二个。
单位来了不少人，花圈摆了六排，从厅门口一直排到台阶下面。签到簿上只有十二个名字。
那五个没来的，我都认识。不是没空，是不来。
赵鹏来了。他坐在最后一排，从进门到结束没有抬过头。他瘦了，颧骨突出来，眼下两块青。他妻子怀孕七个月，我后来才知道。
周敏没来。来的是她妹妹，三十来岁，穿一件黑外套，放下花圈就走。挽联上写着“沉痛悼念”，落款三个字：周敏 敬。是打印的。
厅里念悼词。念的人念到“钟永强同志一生勤恳，待人热忱”——停了半秒，又念下去。悼词是办公室写的，两页纸，念了四分钟。
前排钟启明坐着，背挺得很直。杨素芬一直在理旁边那个空座位上的东西，理了两次：先把一个纸杯摆正，又把纸杯往中间挪了一点。那个座位本来是她坐的，她一直站着。
钟晨坐在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穿着一件明显大的黑外套，袖口盖住手。他怀里抱一个牛皮纸袋，袋口钉着订书钉。后来我知道里面是他爸的手机和一个钱包。
他一直在看自己的鞋。那双是新的，白的，鞋头已经蹭了一道灰。
那天火葬场有六家办事，我们这家排第三。等的四十分钟里，单位的人在台阶下面抽烟，没人说话。有人提了一句：“他父母那两套房……”话没说完，被旁边的人拉了一下胳膊。
散场的时候我在门口站着，听见后面两个人小声说话。
“钱怎么办。”
“什么钱。”
“他借的那些。”
另一个人没说话，往前走了一步，又退回来，说：“先别说这个。”
我把烟掐了，没进去吃豆腐饭。
门口那张桌子上摆着糖和烟。烟是软盒的。我拿了一支，没点。
三个月前，我最后一次见他。
2 腊月二十六
腊月二十六，江月楼三楼。
那天下小雪，落在地上就化。我骑车到的时候，强哥那辆白色 SUV 已经停在门口，车头朝里，占了两个位。他站在车边打电话，穿一件黑色长款羽绒服，新的，领子立着。
看见我，他把手机放下：“小沈来了。走，上去。”
他手里拎着两条烟。进门往转盘上一放：“过年了，抽我的。”
那天来了十一个人，后勤、运行、办公室、财务，凑了两桌。强哥坐中间那桌，背对门，正对窗。
他那天状态很好。头发刚理过，鬓角刮得干净。四十二岁的人，看着像三十七八。他胖，但不臃肿，坐着把椅子往后一靠，一桌人的话就都跟着他走。
菜是他点的。他说这家的江蟹好，一年就这一个月。他跟服务员说话的时候一直笑着，说“就按去年的来”。
上到第三道菜，冯磊端着杯子站起来了。冯磊四十，办公室副主任，白净，说话带笑。他说：“我先敬强哥。这一年，强哥带我们挣着钱了。”
强哥摆摆手：“挣什么钱，都是大家的。”
桌上笑起来。有人跟着说“强哥谦虚”。
赵鹏也端着杯子过去了。他说话快，笑起来牙很白。他弯腰给强哥倒酒，倒得很满，酒到杯口才收。
“强哥，我那个，再添五万。”
强哥没抬头，夹了一筷子蟹：“想好了？”
“想好了。”
“那行。”
强哥把蟹放下，从椅背上挂的包里摸出一沓纸。纸是打印的，一张一张，格式都一样：今借到人民币___元，月息二分，按月支付。下面留着两个空，一个签名字，一个签日期。
他抽出一张，用笔在上头写了“伍万”，把笔递过去。
“写个条。”
赵鹏摆手：“不用不用，咱这个还写什么条。”
强哥说：“写。都写。亲兄弟明算账。”
赵鹏就写了。他写字的时候手有点抖，不是紧张，是喝了酒。写完把条推回去，强哥接过去，看了一遍，折好，放进包里。
那沓纸我看见了，大概还有十几张。
孙丽华坐在我斜对面，穿一件深红毛衣，头发烫过。她笑着说：“我这把年纪了，就图个稳。强哥这个，比银行强多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剥一只虾，剥得很干净，虾壳在骨碟边上摆成一小堆。
后来我才明白，她说“稳”这个字的时候，心里是真觉得稳。她算过。她比谁都算得清。
刘洋坐在最靠门的位置，话不多。他那天喝了点酒，脸红到脖子。他跟我说，他攒了七万，本来打算明年结婚用。
散席的时候强哥拍着他的肩说：“你少投点，我带你玩。”
“你少投点，我带你玩。”
这句话后来在派出所里被人重复过一遍。是刘洋自己说的。他说完就不说了。
后半场是强哥买的单。金港 KTV，四楼，两个包间。他到的时候已经把果盘和洋酒都点好了。他唱了一首《朋友》，唱得不好，但声音大，副歌那块干脆是喊的。唱完他把麦放下，说：“明年这时候，咱们还这么聚。”
那天我走得早。十点多，我从包间出来，在走廊上碰见他。
他靠在墙上抽烟，一个人。灯是暖色的，把他脸照得有点发黄。看见我，他把烟拿下来。
“小沈，你怎么不投点。”
我说：“我这点钱要还房贷。”
他笑了笑。
那个笑我记了五年。不是失望，也不是生气，是一种“你不懂”的宽容。他把烟按在墙上的烟灰缸里，说：“那算了。”
然后他拍了拍我的肩：“回去吧，路上滑。”
我下楼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又点了一支，站在那儿，脸朝着包间的门。门里在唱歌，声音很大。
3 十二声
从一八年一月起，钱是每个月十五号到的。
我记得是十五号，因为赵鹏的工资卡是十五号还房贷。他说过，正好，不耽误。
短信是这样的：
【XX 银行】您尾号 4471 的账户与 02 月 15 日 14:32 存入人民币 3,600.00 元（转账）。
三六，后面两个零。孙丽华二十万，一个月四千。刘洋七万，一个月一千四。赵鹏那会儿二十五万，五千。
他没群发。一个一个转。有时候上午转，有时候下午，有一次是半夜两点。转完给每个人发一句“到了”，两个字，没有标点。
我没投。但我在值班室，看了一年。
第一个月钱到的时候，赵鹏在值班室把手机举起来给我们看，说：“到了。”这两个字他压着声音说的，但眼睛是亮的。那天他请全组吃了顿烧烤，八个人，两百七十块，他把账单拍照存了。
孙丽华把短信截图存在手机一个相册里，相册名叫“稳稳的”。她给我看过一次，手指往上滑，一张一张，都是同一条短信，只是月份不同。她说：“你看，一天都不差。”
刘洋拿第一个月的利息买了一双鞋，四百多。他说他爸一辈子没穿过四百的鞋。
第三个月，强哥换车了。还是白色的，比原来那辆大一圈，真皮座椅，脚垫是新的。他说是朋友的，先开着。
第五个月，单位组织体检。强哥血压高，医生让他少喝酒。他笑着说：“我这就是工作。”同一个月，他开始在办公室吃降压药，白色的小瓶子，放在茶杯旁边。
第七个月，冯磊在办公室跟我说：“强哥这人有本事。”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在剥橘子，橘皮剥成一整条，没断。他分了一半给我：“你也投点啊。”
我说我没钱。
他说：“你啊，太实在。”
第九个月，孙丽华在食堂跟我说，她把女儿的嫁妆钱也放进去了，凑了个二十万。她说女儿二十六了，还得两年，不着急。她说这话的时候在喝汤，喝得很慢，把勺子放下才说话。
第十个月，有人想再加投。强哥在食堂拦住了，说：“别加了。钱够用就行，都留着过年。”
那人还挺不高兴。
我在旁边看着，忽然觉得这事靠得住。一个骗子不会拦着人送钱。
那个月月底，强哥请客，还是在江月楼。那天他话少，坐在那儿看手机。散场的时候他抢着买单，跟服务员说了两次“算我的”。
到年底，投的人有十七个。科室里几乎每一间都有人在名单上。
第十一个月，钱是十五号上午十点到的。
第十二个月，是十五号下午。
那天下午三点还没到，值班室的气氛不太对。赵鹏进来出去三趟，每次都说“可能银行慢”。孙丽华在群里发了个“？”，马上撤回了。
三点半，手机响了。
一千四，四千，五千，一个一个到。
那天晚上赵鹏在群里发了句“强哥辛苦”。下面一排人跟着发。
没人提那半小时。
一年，十二声。一声不差。
那十二声里面，他从没说过一次“钱紧”。他从来不说钱紧。他说的是“最近有点忙”。
现在想起来，我最恨的不是他骗了钱。是他把这件事做得太像真的了。真到你找不出一个地方可以怀疑。
4 裂缝
六月的雨下了半个月。
周敏是六月十九号来的单位。那天我在门口抽烟，看见她从办公楼出来，手里一个牛皮纸袋，袋口卷了两折。她穿一件浅灰的短袖，头发扎在后面，人比过年那次瘦了一圈。
我跟她不算熟。她在超市做组长，我们一年见不了三次。她看见我，站住了。
“小沈。”
“嫂子。”
她愣了一下，说：“别这么叫了。”
那天下午我们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二十分钟。她没哭。她说话很平，像在报一件事。
她说离婚是她提的，也是他提的。两个人坐在饭桌前，一个人说了一遍。
她说去年冬天开始，家里总有人敲门。有人来了就坐客厅，不吵，也不走，坐一下午。她在厨房做饭，那个人在客厅看电视，看《新闻联播》，看完再走。走的时候把烟头摁在她家阳台的花盆里，摁了三个。
她说：“我一开始以为是他朋友。”
我问她什么债。
她说她不知道。她只知道数目不对。她说他一个月拿回家两千块，有时候一千五，说单位效益不好。
她说：“他说，房子写你名，债写我名，你带小满走。”
她说这话的时候，用手把牛皮纸袋的角抹平了一下，抹了三次。
她说：“他把我跟小满摘出去了。摘得很干净。”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想起一件事。上个月强哥在食堂跟我吃饭，说过一句：“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是让小满生在这么个家里。”我当时以为他在说笑。
周敏走的时候，纸袋夹在胳膊底下。她走了三步，回头说：“小沈，你别投他的钱。”
我说我没投。
她说：“那就好。”
她说完就往前走，走得很快，一次没回头。
十月的这件事，我是第二年四月才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在车队院里抽烟，雷师傅在擦车。雷振国五十八，快退休了，给强哥开了三年车。他擦车擦得仔细，一块布叠成四折，一点一点抹。
我说：“雷师傅，你那时候知道吗。”
他停了一下，把布换个面，说：“知道一点。”
他说去年秋天，他载强哥去城西，一个月去了三次。那地方叫“金诚寄卖”，门脸很小，玻璃门上贴着“收黄金 收名表”，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可办抵押。
第三次出来，强哥上车，坐在后座，半天没说话。车开出两条街，他说了一句：
“雷师傅，我一年挣十四万，付出去四十三万。”
雷师傅说他当时手上一抖，车歪了一下。
“我说，那你怎么弄。他说，借。”
“我说，借得出来吗。他说，借得出来。只要人家信我还能还。”
雷师傅说到这儿，把布扔进水桶，拧了拧。
“小沈，我不投他。不是我看得准。是我拉着他去过那地方。我看见了。”
我问他为什么不跟别人说。
他说：“我说了，谁信。再说了，我怎么说。我说强哥不行了？我拿什么说。”
他把水倒了，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他借的都是同事，十几年的同事。我一个开车的，我张这个嘴，人家当我眼红。”
那天院里风很大，树叶刮得满地跑。
那两套房的事，是钟启明在殡仪馆门口告诉我的。
他说去年十月，永强来家里，说有个朋友要做个周转，三个月就还，让他签个字。他签了。他没看内容。他说他一辈子教书，没签过这种东西。
“我签完，他还给我倒了杯水。”
钟启明说到这儿停了一下，说：“我当时还挺高兴。”
他说二月的时候他去问过一次，永强说“快好了，爸，您别管”。三月四号他又打过一个电话，永强说“我这周忙，周末回去看您”。
三月四号是星期一。那个周末他没回。
5 最后一支
三月十号，星期天。
那天的监控后来在派出所放过一遍。单位后面那条巷子，两头都有摄像头。二十一点四十七分，白色 SUV 进去，停在最里面，靠近围墙。车灯灭了，再没有动。
车停的位置是他平时停的位置。靠墙，外面看不见。
往前推四十分钟。二十一点二十分，巷口那家便利店，他进去买了一包烟、一瓶水。店员记得他，因为他给了一张一百的，说不用找。
他那天穿的是那件黑羽绒服。监控里看，拉链拉到胸口，没拉到底。
车里有一箱矿泉水，二十四瓶装，喝掉了九瓶。一个不锈钢盆，盆底有一层白灰。两袋机制炭，一袋半开着。
炭是分三次买的，三个店：一次在城东，一次在火车站边上，一次在郊区一个五金店。三次都用的现金。
炭盆放在副驾脚垫上。副驾座位上叠着他的外套，叠得很整齐，袖子收在里面。
车窗关着，缝用胶带贴过。胶带是从单位库房拿的，封箱那种宽的，还剩半卷在旁边。
那天夜里泽川的温度是四度。
尸检报告上写的原因是急性一氧化碳中毒，血里碳氧血红蛋白七成八。死亡时间估在凌晨一点到两点之间。排除他杀。
他那天下午在单位待过。大门的监控显示十七点三十出去，背一个黑色的包。
手机在副驾脚垫上，屏幕朝下。屏幕亮过两次。
一次是赵鹏发的：强哥，这个月的息什么时候到。二十一点五十八。
一次是二十三点零四，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四个字：什么时候还。
这两条都没回。
烟盒在脚垫上，软盒，压扁了。他抽完了最后一支。
他抽烟抽得凶，一天一包半。值班室的人都知道，他手指中间那块是黄的，洗不掉。
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雷师傅在车队院里跟人说：“强哥的车还在后头。”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人在意。他自己去看了看。
车门锁着。他隔着玻璃往里看，先看见那件叠好的外套，又看见盆。他看了三秒，退了两步。车队有一把备用钥匙，一直是他管着，他回办公室拿了，捏在手里，没敢用。
他跟领导说：“报警。”
后来他跟我说，他没敢多看。他说他当时想起一件事：上个月强哥跟他说过，“雷师傅，等我退休了，我请你喝顿好的”。
6 在火葬场
三月十一号，星期一。
早上八点二十，运行部开晨会。强哥的位子空着。
这是三年里第一次。
八点四十，陈国华打他手机，关机。打第二遍，还是关机。
九点，陈国华打到他家里。座机，响了很多声。
是钟启明接的。
陈国华说：“老钟啊，永强今天没来上班，是不是……”
电话那头没有说话。陈国华说：“喂？老钟？”
大概七八秒，那头说：
“在火葬场。”
陈国华后来跟我讲，他当时以为信号断了。他又“喂”了两声，那头把电话挂了。
他坐在办公室里，想了半分钟，才明白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办公室不让抽烟，他点了一支，抽了两口，摁在茶杯盖子上。
十点半，单位的车去了殡仪馆，去了四个人。陈国华回来说，他到的时候，钟启明和杨素芬已经在那儿了，两个人站在走廊上，没坐。
他说杨素芬一直在给强哥整理衣领。整理了很多次。衣服是新的，深蓝色，领子本来就很平。
他说钟启明看见他，第一句话是：“他欠你们多少？”
陈国华说：“老钟，这个以后再说。”
钟启明说：“你说吧，我心里有数。”
陈国华没敢说。
后来钟启明就没再开口。签字的时候手抖，写“钟启明”三个字写了很久，最后一个“明”字压到格子外面去了。
那天中午食堂没人说话。打菜的阿姨问了一句：“今天怎么都吃这么少。”
下午两点，消息在群里传开。先是“强哥走了”，然后是“怎么可能”，然后是一串蜡烛。
到傍晚，群里就没有新消息了。
有人下班后去了停车场。回来说：“车还停在那儿，警察拉了带子。”
过了三个星期，来了个新人，坐那个位子。新人第一天上班，把抽屉里的东西全倒出来，扔了。
7 对账
九月，派出所二楼。
那天去了十七个人，分两批。我是陪赵鹏去的，我自己没被叫。吴警官四十五岁，桌上一个搪瓷缸，缸上印着“先进工作者”。
笔录纸是复印的，边缘发灰。一人一张。
赵鹏那张写到一半笔没水了，他跟民警借了一支。他写的是“三十万，三张卡”。写到“卡”字的时候，笔尖把纸划破了。
他签完字出来，在台阶上坐了很久。我给他买了瓶水，他没接。
他说：“小沈，我那个消费贷，一个月还一千八。”
我说我知道。
他说：“我媳妇七个月了。”
他说完这句，两只手在膝盖上搓了一下，说：“我不该贪那五千。”
那天孙丽华是最后一个出来的。她拿着一张纸，是民警给她的复印件，站在门口看，看了很久。
她还带了一个小本子，巴掌大，皮是黑的。她翻开给我看：一格一格，记着日期、金额，从一月记到十二月，字很小，很工整，最后一行写着“十二月十五日，四千”。
她问吴警官：“他账上真的一分没有？”
吴警官说：“存款没有。”
她说：“那我的钱……”
吴警官说：“等通知。”
她点点头，把纸叠成四折，放进包里。叠得很整齐，像在整理一张凭证。
她在走廊上跟我说了一句：“我算过的。他每个月都按时给。”
我说我知道。
她说：“我做了二十六年账。”
这句话说完她就不说了。
冯磊没有来。他没有被叫。
后来赵鹏问他：“你投了多少？”
冯磊说：“我没投。”
赵鹏说：“你天天劝别人投，你自己没投？”
冯磊说：“我劝的是别人。”
他顿了一下，说：“他离过婚。你们不知道，我知道。”
他说这话的时候在剥橘子，橘皮剥成一整条。他分了一半给旁边的人，那个人没接。
刘洋是跟他爸来的。他爸六十多岁，穿一件旧夹克。刘洋坐在那儿，把“七万”两个字写完，笔放下，就不动了。
吴警官问他：“还有补充吗？”
他说没有。
他爸在旁边坐着，一直看着桌面。
账是半年后查清的。吴警官把一张纸推过来，说：“你们十七个，一共一百八十万。”
存款：零。 房产：零。婚房离婚时归了周敏，那套房有贷款，还在还。 车辆：一辆白色 SUV，二零一八年三月过户到他名下，十一月又过户给一个叫李某某的人。车一直是他开。 公司股权：零。 公积金、社保：正常缴纳，没有提取。
债：
父母名下两套房抵押，三百二十万。抵押合同上是钟启明自己的签字。
亲戚朋友，二百六十万。二十一张借条。
小贷、网贷，一百八十万。七个平台。
民间借贷，三百万。这个数滚过一轮，原本是二百万。
信用卡及其他，八十万。
一千一百四十万。
吴警官让我看了一眼那张表。我自己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
第三遍我没数完。
那天下午，从派出所出来，有人在台阶上提议：“要不咱们一块儿去他父母那儿。”
没人接话。
他又说了一遍：“他父母不是有三套房吗。”
一个老职工说了句：“那是人家的房子。”
提议的人就不说了。
后来也没人去。
案子怎么结束的，我问过吴警官两次。
第一次他说：“他人死了。”
第二次是年底，他说得细一些。刑事这块，嫌疑人死亡，案子终止。民事这块，可以起诉遗产，但他名下没有遗产，只有债。债要还，先还抵押，再还银行，再还有借条的。同时这些，排在后面。
“一分也拿不回来？”
他说：“拿什么。他没有可执行的东西。”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表情。他把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又说了一句：
“这不是谁不作为。是这笔账，本来就算不出钱。”
8 饼干盒
三月二十号，他死后的第九天，单位派人清理他的办公桌。
去的是办公室两个人，加我一个。陈国华说：“小沈你去看着点，别有什么东西弄丢了。”
他的桌子在东头靠窗。桌上东西很少：一个茶杯，一个台历停在三月的第十天，一个铁皮文具筒，里面两支笔、一把剪刀、一个指甲刀。
台历那一页上用铅笔画了个小圈，圈在“10”上。
抽屉三层。
最上面一层是文件，都是正规的：采购单、用车单、招待审批。中间一层是杂物，两包纸巾，一盒口香糖，一个充电宝，几张洗车的小票。还有一小瓶降压药，剩四片。
最下面那格抽屉很紧，拉了两下才开。
里面是一沓加油票，用橡皮筋捆着，全过期了。
加油票底下，一个铁皮饼干盒。红漆掉了半边，盒面上画着两只熊猫。盒盖有点变形，合不严。
我打开的时候，办公室那两个人正在门口说话，说单位今年的花圈钱算在哪个科目。
里面有几张照片，是他儿子小时候的，四五岁，穿一件黄毛衣，在公园里。有一张是他抱着孩子，笑得牙齿全露出来。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个日期，2009。
还有一张对折的纸。
是存单。
XX 银行，整存整取，五年期。金额三万。户名：钟晨。存入日期：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日。到期日：二零二四年一月三十日。
我把存单翻过来。
背面有六个字，蓝色圆珠笔，写得很用力，纸都压出了印子：
到十八岁再给。
他死的时候是三月十号。这张存单，存进去三十九天。
我把存单放回盒里，把盒盖合上，递给办公室的人。
他接过去，问我：“这是什么？”
我说：“存单。”
他看了看，说：“三万？”
我说是。
他把存单抖了抖，又翻过来看背面，说：“这也没用啊，写他儿子名。”
我说这个有用。这个不在遗产里。
他想了想，说：“那这个得交上去吧。”
我说：“写的是他儿子的名，交上去也没人能动。”
他就不说话了。后来是陈国华拍的板：“给他儿子。”
他“哦”了一声，把存单放回盒子，盒子放进一个纸箱，纸箱封了口，用记号笔写上“钟永强遗物”，抬走了。
我一个人在办公桌前站了一会儿。
最下面那格抽屉里还有半包烟，抽了一半，烟盒压扁着。
我把它拿出来，看了一眼，又放回去。
台历我没动。那个小圈还圈在“10”上。
那天下午我想明白了一件事。
他一年付四十三万的利息，一分不差。他给十七个人发了一条的短信。他把两套房子抵押了三百二十万。他在车里坐了一整夜，把最后一支烟抽完了。
最后他做的这件事，是把三万块钱存到他儿子名下，定期五年，到期那天，儿子刚满十八。
三百万的房子他抵押了。 三万块钱他留住了。
9 二零二四年一月三十日
尾声｜二零二四年一月三十日
泽川的冬天阴，风从江上过来，脸上像有针。
XX 银行营业部，取号的人不多。我坐在对面的快餐店里，靠窗，能看见银行的玻璃门。
钟晨十点零几分进去。他长高了，比他爸高，一米八几，穿一件蓝色的羽绒服，背一个黑书包，书包肩带收得很短。
他填了单子，坐在三号窗口。
柜员是个年轻姑娘，说了几句，他点头，把身份证递进去，又递了户口本。
他签字的时候我在对面看得见——笔握得很正，先横后竖，最后一笔往上挑。
那个挑，跟他爸一模一样。强哥签字就是这样，最后一笔往上挑，像个小钩子。单位的用车单上，他签了三年。
柜员问他要不要转存。
他摇头。
柜员把一沓钱推出来。他数了一遍，数得很慢，一张一张捻，数完了，装进书包，拉上拉链，站起来。
三万四千五百。
五年，三万块，利息四千五。
他出门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下，把书包往肩上提了提，往左边走了。
我没有过去。
我在快餐店坐了二十分钟，把一杯豆浆喝完。
这五年我想过很多次要跟他说点什么——关于他爸，关于那三万块是怎么来的，关于那天晚上车里有多冷。我想过用什么话开头，想过他会怎么看我。
后来我什么都没说。
说给谁听呢。他爸欠的那一千多万，跟他没关系，法律上早就切干净了。他爸留下的三万，跟他有关系，但那三万已经在他书包里了。
他只要往前走就行了。
我出门的时候风更大了。我掏出烟，点了两次才点着。
我站在原地抽完这一支，把烟盒捏扁，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那个垃圾桶离银行门口十几米。我扔的时候想，这烟盒跟他车里那个，是同一种。
我往回走。
路过单位后面那条巷子，我拐进去看了一眼。
那个位置空着，靠墙。地上有几片枯叶，被风刮着打转。
有一小块地方，水泥比旁边浅一些，是那年冬天他们洗车留下的水渍。
现在还在。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