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说我秤里灌了铅的时候，台风还在两百公里外的海面上。
那天是十月十七号，下午四点半。我回村养蟹的第三年。
天压得低，云从西边一寸一寸推过来，铅灰色。塘面上的风把水吹出一层细皱，塘埂上的芦苇全朝一个方向倒。增氧机还在转，水花翻起来是白的，砸下去是黄的。
我蹲在塘边，把最后一笼蟹倒进塑料筐。一百二十七只，公的六十三，母的六十四。
“小满啊。”
二叔的声音从背后过来，笑呵呵的。他穿一双高筒胶鞋，鞋帮上全是干了的泥，手里拎着那台红色电子台秤。秤盘边上一圈锈，洗不掉的那种。
跟在他后头的是陈磊、老赵，还有开三轮的老钱。
“台风要来了。”二叔说，“我寻思着，赶紧给你收了。今年这天气，晚一天就砸手里。”
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水。
“多少一斤？”
“三十八。”
我没说话。
前天白蚬湖那边开秤四十五，昨天四十三。今天早上我在蟹农群里看见，常州凌家塘批发市场，三两母蟹四十八一斤。台风要来的消息一出来，价格只会往上走，不会往下掉。
“二叔，今天四十三。”
“四十三是四十三的货。”他蹲下去，伸手在筐里翻，捏起一只，“你看这个。”
他把蟹举到我面前。
“水瘪子。腿软。”
我看了一眼。
那是只母蟹，壳刚蜕完没几天，壳色还浅，边缘软。这种蟹确实压秤，但不算残次。它只是还没长足。
“这筐里这样的，我数数。”他又捏起一只，“这个也是。这个……”
“二叔。”我说，“你捏了六只，五只是刚蜕壳的，一只真是水瘪子。蜕壳的蟹过三天就硬了。”
二叔手停了一下。
“你懂还是我懂？”他笑，“我收蟹收了二十八年。”
“我在南通做了五年水产质检。”
这句话说出来，院子里安静了半秒。
陈磊在旁边啧了一声。
二叔把蟹扔回筐里，站起来，还是笑：“行，你是专家。那咱就按规矩来，过秤。”
老赵把秤搬过来，“咚”一声放在水泥地上。
电子台秤，红色，托盘是铁的。二叔按了一下开关，屏幕亮起来，显示四个零。
“空秤。”他说，“你看好啊，归零了。”
我盯着那个屏幕。
归零是真的。归零不代表准。
“上筐。”
老赵把筐抬上去，二叔弯腰看数：26.30。
“二十六斤三两。”他抬头，“去皮二斤三，净二十四。”
我拿出手机，点开备忘录。
“二叔，我这边也称一下。”
“你称？”
“我买了台秤。”
我从三轮车斗里搬出来一个塑料箱，打开，里头是一台电子秤，白色，上面贴着一张蓝色的纸。那是市计量所的检定合格证，有效期到明年三月。秤的侧面有一个铅封，铜的，一根线穿过去，压扁了。
二叔的笑容在那个铅封上停了停。
“你这秤……”
“上个月刚校的。”我说，“八百块。”
我上去称同一筐蟹。
32.15。
去皮二斤三，净二十九斤八两五。
我抬头看二叔。
“差了五斤八两五。”
风从塘面上刮过来，把地上的编织袋吹得翻了个面。
二叔脸上那层笑没了。
“你这秤有问题。”他说。
“什么问题？”
“你自己心里清楚。”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了一根出来，没点，就那么在手里转。
“小满，我跟你说实话。”他的声音沉下来，“你爸去年那场病，住院押金是我先垫的两万。你回来养蟹，第一年的蟹苗钱，是我给你找的路子。我不是要你记我这个情。我是说，做人不能这样。”
这话一出，陈磊马上接上：“就是。我爸帮你多少回？”
老赵在旁边不说话，低头看地。
“二叔。”我说，“那两万，去年腊月二十八我就还你了，微信转的，备注写的‘还二叔住院押金’。蟹苗钱是你介绍的人，钱我自己付的，一分没少。这些都有记录。”
“记录。”二叔把烟咬在嘴里，“你倒是会记。”
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指了指我那台白秤。
“我告诉你，这种秤，网上三百块一台，拆开来，里头有个小螺丝。往左拧半圈，一斤能称出一斤二。往右拧，一斤能称出八两。”
他声音放大了。
“你这秤，灌了铅的。”
周围已经站了七八个人。
都是刚才在塘埂上看热闹的，这会儿全围过来了。有人手里还拎着蟹笼，有人蹲在田埂上抽烟。
风越来越大，云已经压到头顶上了。
我听见有人小声说：“她这秤哪来的？”
“城里买的吧。”
“城里买的东西就准？”
我二婶沈桂芳从小路上过来，手里还攥着一把刚择的菜。她走到我爸门口，站住，往这边看。
我爸被扶出来了。
他左手扶着门框，右腿拖着，一步一步挪到院子里。去年三月那场中风，右半边身子废了，说话也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
“国平。”他喊。
二叔回头。
“你这是……”我爸喘了一口气，“你这是欺负人。”
“哥，我怎么欺负人了？”二叔把烟扔在地上，一脚踩了，“我按三十八收，是今天最公道的价。她这秤有问题，我不说，回头人家上门来闹，谁担？”
“秤的事，好办。”
我开口了。
所有人都看我。
“我这台秤，市计量所校的。他的那台，我不知道。要不这样——”
我从塑料箱底下摸出一个铁盒子，打开。
里头是一个圆柱形的铁疙瘩，银灰色，上头刻着字：5kg M1。
“标准砝码，五公斤。计量所一起买的，八十七块。”
我把砝码放在手上掂了掂，然后走到二叔那台红秤前面，放上去。
屏幕跳了一下。
4.02。
院子里没有人说话。
风把增氧机的水花吹得斜了。
二叔盯着那个数字，脸上的肉抽了一下。
我把砝码拿下来，放到自己那台白秤上。
5.00。
“二叔。”我说，“五公斤的砝码，你的秤称出来四公斤零二十克。差九百八十克。百分之十九点六。”
我把砝码收进盒子，盖上。
“这不是我的秤灌了铅。这是你的秤，一斤只给八两。八两秤。”
“你——”
“全村你收了二十八年。”
我看着他的眼睛。
“二十八年，一斤八两。”
陈磊先动的。
他从侧面冲上来，一把抓住我塑料箱的边，往地上一掀。
秤摔在水泥地上，“啪”一声，屏幕黑了。砝码滚出去，撞到墙根，停住。
“你他妈——”
老赵从后头抱住他：“磊子！磊子！”
二叔没动。
他站在那儿，脸是灰的，眼睛盯着地上那台黑屏的秤。
过了大概三秒，他弯腰，把地上那个砝码捡起来，翻过来看底下的字。
然后他做了一件我没想到的事。
他把砝码举起来，冲着围观的七八个人，声音发抖：
“谁知道这玩意儿是不是她自己车床上车的？”
“一个铁疙瘩，刻几个字，谁不会？”
“你们信她？她一个女娃，回来三年，跟村里谁红过脸？今天突然就翻脸了，你们不想想为什么？”
他转过来看我。
“因为有人给她出价了。无锡来的那个姓周的，四十八一斤。她要把蟹卖给他，就得先把我的名声搞臭。”
人群里有人“哦”了一声。
我知道那是谁。是住在塘西头的吴阿婆，她儿子在二叔那儿赊了三年账。
我爸在门口喊：“国平！”
二叔不理他。
“小满。”他把砝码往地上一扔，“你要验秤，行。明天上午九点，村委会门口，当着全村的面验。你把你那台破秤修好，我把我这台搬过去。再把计量所的人请来。”
他往前走了一步。
“但是有一条。”
“你要验不出来，你这三年的蟹，我一斤不收。全村，一斤都不收。”
“你敢不敢？”
风把他的衣角吹得贴在腿上。
我弯腰，把滚到墙根的砝码捡起来，用袖子擦了擦上头的泥。
“敢。”我说。
“还有。”我把砝码放回铁盒，“明天不光验秤。”
“我还带点别的东西。”
当天夜里，我把那台白秤拆开了。屏幕碎了。
我把外壳拆开，用吹风机吹干里头的潮气，换了一块备用屏。这是我去年多买的，本来打算给二号塘再配一台。
修到八点多，屏幕亮了。
我把它放在桌上，把砝码放上去。
5.00。
我坐下来，翻手机。
微信往下拉，翻到 2023 年 10 月。
第一条转账是二叔转的，两千三百六十块。
备注写着“蟹款”。
我在备忘录里翻出那一页：2023 年 10 月 22 号，一千二百四十斤，二叔按三十一斤收，称出来是九百九十二斤。
我自己的秤称的是一千二百四十斤。
差了二百四十八斤。
那是我第一次卖蟹。我记得那天我站在塘边，看着那个数字，想问，又没问。
因为我爸刚住院，二叔垫了两万。
我往下翻。
2023 年 11 月，第二批，八百六十斤，差一百七十三斤。
2024 年 10 月，第一批，一千五百二十斤，差三百零四斤。
2024 年 11 月，第二批，一千一百斤，差二百二十斤。
2025 年 10 月，第一批，一千八百六十斤，差三百七十二斤。
2025 年 11 月，第二批，九百四十斤，差一百八十八斤。
2025 年 12 月，尾批，三百八十斤，差七十五斤。
三年，七批。
我拿计算器加了两遍。
一千五百八十斤。
按这三年的均价四十块算，六万三千二百块。
不是十五万。是六万三。
但也够了。
六万块，够我爸做两次康复治疗，够我把二号塘的围网换一遍，够我把三年前欠信用社的那笔贷款还掉一半。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
去年十一月，老李家的蟹也是二叔收的。他家的塘比我的大，产量比我的高。去年冬天他儿子开学，学费差三千块，找我借的。今年三月才还上。
老李不知道他被吃了多少。
他知道。
他只是不敢算。
九点一刻，电话响了。
是老周。
“小满，台风路径变了。”他那边很吵，像在批发市场，“明天下午三点前后从盐城那边过来，我们这边风雨最大是傍晚。我车明天上午必须装完走，晚了高速封路，一车蟹就死在路上。”
“几点到？”
“我六点半从无锡出发，九点二十到菱塘。”
我心里算了一下。
明天九点验秤，九点半装车。
时间刚好卡死。
“老周。”我说，“明天村里有点事。九点，村委会门口。”
“什么事？”
“验秤。”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
“……你跟他们闹翻了？”
“嗯。”
“小满。”老周的声音低下来，“我跟你做三年生意了。你的蟹什么品质我知道。但是你别忘了，这村里就他一个收蟹的。你把他得罪死了，明年你的蟹谁收？”
“明年我不养了。”
这句话说出来，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我是真这么想的。
“我不养了。”我又说了一遍，“所以今年，我一斤都不让。”
老周叹了口气。
“行。明天九点半，我准时到。你的事我不管，我只管装车。”
“老周。”
“嗯？”
“明天你能不能早点来。八点半。”
“干嘛？”
“你能不能带一台秤来。”
电话那头又静了。
“我带。”他说，“我车上有一台，也是校过的。”
十点，院门响了。
是老李。
他没进来，站在门外，手插在袖子里。
“小满。”他声音很小，“明天……我就不去了。”
“为什么？”
“我明年还得卖蟹。”他低着头，“我儿子还要念书。”
我看着他。
他今年五十三，头发白了一半，脸被风吹得跟树皮一样。
“李叔。”我说，“你去年被吃了多少，我算过。按你家的产量，一年大概四百斤。五年，两千斤。八万块。”
他没说话。
“你儿子去年学费差三千，找我借的。”
他的肩膀动了一下。
“李叔，明天你不用说话。你就站那儿。”
“站那儿有什么用？”
“有用。”我说，“我数人头。村里三十七户养蟹的，明天来几个人，我心里有数。”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走了三步，又回头。
“小满。”
“嗯。”
“他那台秤，我见过。”他说，“2019 年换的。换的那天他在我家喝酒，喝多了，说了一句。”
“说什么？”
“他说，‘老李，这秤比你实在’。”
十一点，吴阿婆来了。
她拎着一袋橘子，进门就往桌上放。
“小满啊，你二叔让我来一趟。”
“他说什么？”
“他说，都是一家人，别闹到村委会去，让人看笑话。”她坐下来，把橘子往我这边推了推，“他说了，明天按四十二收。四十二，比今天高了四块。”
“那秤的事呢？”
“秤的事……”吴阿婆咳了一声，“他说，你明天当着大家的面，就说你那台秤是新买的，还没校过，是自己弄错了。这事就过去了。”
“他还说，你爸那病，往后要人照顾。村里就他能搭把手。”
我看着桌上那袋橘子。
“阿婆。”我说，“你儿子在他那儿赊了多少？”
她的手停在半空。
“三年的账，一共多少？”
“……七万四。”
“他不催你，是因为你帮他说话。”
吴阿婆的脸白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不是。”我把橘子推回去，“阿婆，这袋橘子你拿回去。明天你要来，就站远点看，别说话。”
她走的时候，外头已经开始下雨了。
十一点四十，风把院里的塑料桶吹倒了，“哐”一声。
我去塘口看增氧机。
手电照过去，水面上全是风搅起来的白沫。
我绕到塘西头，看那根立在三脚架上的摄像头。
那是我前年装的，本来是为了防偷蟹。菱塘村这几年不太平，一到蟹季就有人半夜下地笼。摄像头对着塘埂那条小路，能拍到谁进来谁出去。
我每个月都要爬到梯子上擦一次镜头。
今天镜头是黑的。指示灯不亮。
我爬上梯子，拿手电一照——
线被剪了。
不是断的，是剪的。两个断口整整齐齐，中间的线皮被剥开了一段，露出里头的铜丝。
我站在梯子上，风把我衣服吹得鼓起来。
雨点打在镜头上，“啪、啪”。
我下来，绕到塘东头。
那里堆着一堆废弃的蟹笼，笼子底下压着一块砖，砖底下是一个黑色的塑料盒。
那是我去年装的第二个摄像头。
没接线，用的是充电电池和内存卡，录满自动覆盖。我装的时候没跟任何人说，连我爸都不知道。
我蹲下去，把砖搬开，打开盒子。
指示灯在闪。
绿的。
我按了一下，屏幕亮起来。
时间显示：23:41。
画面里，一个人影从塘埂上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把钳子，走到三脚架底下，抬头看了一下，然后伸手——
我把内存卡拔出来，用塑料袋包好，塞进内衣口袋。
雨下大了。
我站在塘东头，看着黑漆漆的水面，想起一件事。
二叔说，明天九点，村委会门口，验秤。
他没说，明天九点，他会不会带秤来。
第二天早上八点，雨小了，风没停。
村委会门口搭了一个雨棚，红蓝条纹的，是村里办红白事用的那种。地上湿，水泥地反着光。
我到的时候，已经站了二十来个人。
比我想的多。
我数了一遍：三十七户养蟹的，来了九户。剩下的都是看热闹的。吴阿婆站在最外圈，手里拎着菜篮子。老李站在人堆后头，两只手插在袖子里，低着头。
二叔站在雨棚底下。
他今天穿了一件新夹克，深蓝色，拉链拉到胸口。那台红秤摆在桌上，旁边放着一个塑料砝码盒。
村支书老陈站在他旁边，手里端着个搪瓷缸子。
“人都到齐了吧。”老陈清了清嗓子，“今天这个事，是村里的事。国平跟小满，叔侄两个，为个秤的事闹起来。我说句公道话，都是自家人，能把话说开最好。”
“说开？”二叔笑了一声，“行，那就说开。”
他把砝码盒打开。
里头是一套砝码，五个，从一公斤到十公斤，摆得整整齐齐。
“我这套砝码，是 2019 年买的。”他把最小的那个拿出来，“当时花了一百六。一直搁在柜子里，没动过。”
他把一公斤的砝码放上秤盘。
1.00。
二公斤。
2.00。
五公斤。
5.00。
十公斤。
10.00。
一个不差。
人群里有人“咦”了一声。
“看见了吧。”二叔把砝码一个一个收回盒里，“我这秤，准的。”
“二叔。”我说，“你这秤，秤身上有铅封吗？”
他的手停了一下。
“什么铅封？”
“计量所的铅封。铜的，一根线穿过去，压扁，动了就破。”我说，“我这台有。你那台，有吗？”
二叔把秤翻过来，看了看底下。
四个脚垫，一个电池仓。
什么都没有。
“没有铅封的秤，随时能调。”我说，“今天调准，明天调回去。”
“你——”
“我不是说你今天调过。”我看着他，“我是说，一个能调的秤，说它准，不算数。”
我站在雨棚外头，雨点打在伞上。
“小满。”二叔抬起头，“你那台呢？”
“我的秤昨晚摔了。”
“摔了？”
“被你儿子掀的。”
陈磊在旁边哼了一声：“我掀你箱子，是因为你骂我爸。”
“我没骂。”
“你说他八两秤。”
“我说的是事实。”
“行了行了。”老陈摆手，“秤呢？拿来看看。”
我把修好的白秤搬出来，放在桌上。
屏幕是新的，外壳上有一道裂缝。
“这秤，看着就新。”二叔说，“新的东西，准不准，不好说。”
我把砝码放上去。
5.00。
“你的砝码，我的秤。”我说，“五公斤。”
“那能说明什么？”二叔笑，“你的砝码，你的秤，都是你自己买的。”
他转过身，对着人群。
“我今天把话说透。这女娃昨天突然翻脸，说我八两秤。她凭什么？凭她自己一台秤？凭她自己一个铁疙瘩？”
“我陈国平在菱塘收了二十八年蟹。二十八年前，我推着板车挨家挨户收，一斤一两地称。那时候你们谁说过我少给一两？”
人群里有人应了一声：“没有。”
是吴阿婆的儿子。
“我收蟹，讲的是良心。”二叔的声音越来越响，“今天她一个丫头片子，回来三年，就想把我二十八年的名声一脚踩了？”
“她想干什么？她想自己当收蟹的！她想把你们所有人的蟹都抓在手里！”
人群开始骚动。
“我说句难听的。”二叔指着我，“她昨天跟我提了，无锡的老周给她四十八一斤。她要卖给他。你们想想，四十八一斤，她凭什么给老周？凭她把我的名声搞臭，老周就不用跟我做生意了，以后这村里的蟹，全得求着她！”
我听着。
雨棚上的水往下淌，在地上砸出一排水花。
“二叔。”我说，“你说完了吗？”
“我说完了。”
“那我说。”
我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抽出里头一叠东西。
那是三年的白条。
一共十九张。每一张都是二叔手写的，上头写着日期、斤两、单价、总额，最后是他的签名，两个字，“国平”。
“这是你三年给我打的条子。”我把它们一张一张摊在桌上，“十九张。”
“2023 年 10 月 22 号，一千二百四十斤，你写了九百九十二斤。”
“2023 年 11 月 8 号，八百六十斤，你写了六百八十七斤。”
“2024 年 10 月 15 号，一千五百二十斤，你写了一千二百一十六斤。”
我一张一张念。
念到第七张的时候，人群安静了。
“十九张条子。”我把最后一张拍在桌上，“七张是整批，十二张是零卖。每一张的斤两，都比我实际称的少。”
“少多少？”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点开计算器。
“少百分之十九点六。”
“十九张，十九点六。二叔，你告诉我，这是巧合吗？”
二叔的脸僵了一下。
“那是扣杂！”他说，“水草、泥、死蟹，都要扣！这是行规！”
“行规扣多少？”
“看货。好的扣一成，差的扣两成。”
“那我这十九批，全都是最差的？”
“你家的蟹就这样。”
“好。”我点头，“那我问你，你卖给老周的蟹，扣不扣杂？”
二叔的嘴张了一下，没出声。
“你卖给老周的，一斤是一斤。”我说，“我去年在凌家塘见过你的车。你卸货的时候，老周的人过磅，你站在旁边看数，一句话没说。”
“那是因为——”
“因为老周不跟你讲行规。”我打断他，“老周讲斤两。”
人群里有人开始交头接耳。
二叔往前一步，手撑在桌上。
“小满，你别血口喷人。我跟老周做生意，是足斤足两，那是因为我卖给他是统货，不挑不拣。我收你们的，是要挑的！”
“挑？”我说，“那你挑出来的次品呢？”
“什么次品？”
“你扣我的那百分之十九点六，一年三百多斤，三年一千五百斤。这些蟹去哪了？倒了？”
二叔不说话了。
“没倒吧。”我说，“你把它们混在统货里，一起卖给老周了。”
这句话落下去，雨棚底下没有一个人说话。
风把雨棚的边吹得哗哗响。
“你……”二叔的手指头在抖，“你有什么证据？”
“我有。”
我把手机翻过来，屏幕对着他。
“这是去年十一月六号，晚上十点十七分。你儿子陈磊，开着那辆蓝色三轮，从我塘西头的小路过去。车斗里装了十二筐。”
“这是我塘东头那个摄像头拍的。你没剪的那一个。”
人群“轰”地一下。
陈磊冲上来：“你他妈装了两个？”
老赵从后头抱住他。
二叔站在那儿，胸口起伏。
过了几秒，他忽然笑了一下。
那笑很难看。
“行。”他说，“摄像头。你摄像头拍到我儿子拉蟹，能说明什么？我儿子拉的是别人家的蟹。”
“那是我的蟹。”我说，“我的塘，我的路，我的筐。筐上有编号，红色的漆，写的是‘满 07’。”
“你——”
“二叔。”我打断他，“你昨晚让人剪我摄像头的时候，是不是忘了，我还有一个？”
这句话说完，我看见二叔的脸，从红变成了灰。
二十几个人站着，谁也没动。
只有雨声。
就在这时候，人群后头有人喊了一声：
“车来了。”
我回头。
一辆白色的厢式货车，从村口那条土路上开过来，车轮压过水洼，溅起两道泥水。
车停在村委会门口。
车门开了，老周跳下来，穿着一件橙色的雨衣。
他身后，跟着两个人，抬着一台秤。
老周走到雨棚底下，把雨衣的帽子往后一推，看了看桌上那堆白条，又看了看二叔。
“国平。”他说。
二叔没应。
“我刚才在车上，听见了几句。”老周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纸，“这是我跟你三年的收购单。每一张上头，都有你的签字。”
他把纸往桌上一放。
“你卖给我的蟹，足斤足两。”
“一斤不少。”
二叔盯着那叠收购单，脸上的肉一跳一跳。
“老周。”他声音哑了，“你这是要跟我翻脸？”
“我不跟谁翻脸。”老周把雨衣的扣子解开，“我做生意二十年，从来不掺和村里的事。今天我来，是因为我八点半得到，九点半得走。台风下午到，我一车蟹不能砸在路上。”
他指了指桌上那台秤。
“这秤，我带来的。市计量所校的，铅封在这儿。”
“我称一遍。”我说。
“不用你称。”老周把收购单往前推，“这上头的数，是我过磅的数。国平，你自己看，2024 年 10 月 15 号，你卖给我三千二百斤。”
“同一天，你从小满家收了一千五百二十斤，老李家八百六。”
“两家加起来两千三百八。”
“你卖给我三千二。多出来的八百二，哪来的？”
二叔的嘴唇动了动。
“哦，我忘了。”老周拍了一下脑门，“塘西头老吴家，还有六百。”
“三家加起来两千九百八。”
“你卖给我三千二百。”
“多出来的二百二，是你从哪儿变出来的？”
雨棚底下死一样安静。
我听见身后有人小声说了一句：“二百二……”
“不对。”老周摇头，“我算错了。是三家加起来两千九百八，卖给我三千二。多了二百二。可这二百二，是你自己秤上多出来的。”
“你收的时候按八两算，卖的时候按一斤算。中间这两成，是你的。”
“国平，这不是行规。”
“这是偷。”
老周把单子收起来，看着二叔。
“国平，我问你一句。”
“你跟村里人压价的时候，是不是每回都说，‘老周那边只给这个数’？”
二叔没吭声。
“我做了二十年生意。今天才知道，我在菱塘的名声，是你替我做的。”
他转过身，对着人群。
“我收蟹，四十六就是四十六。台风天四十六，平常四十八，中秋前五十二。我没让他压过谁的价。”
“他收你们三十八，卖我四十六。中间八块，他说是我的价。”
人群里有人骂了一句。
二叔猛地一拍桌子。
“我承担风险！”他吼起来，“车是我的，油是我的，路上死了蟹是我的！他们坐在家里等收钱，我半夜三点起来装车，我在高速上堵六个小时，蟹死一半我认赔！我赚这两成，是我该赚的！”
“该赚多少？”我问。
“什么？”
“你说你承担运输。从菱塘到无锡凌家塘，一百二十公里。一辆三轮，油钱加过路费，一趟不到两百。三千斤蟹，一斤摊七分钱。”
“损耗呢？”我说，“大闸蟹运输损耗，行业标准百分之三到五。三千斤，最多死一百五十斤。按四十块一斤算，六千块。”
“一斤摊两块。”
“加起来，两块零七分。”
我看着他。
“你拿走的是八块。”
“一斤八块。三千斤，两万四。一年七批，十六万八。二十八年——”
我停了一下。
“二叔，你自己算。”
二叔站在那儿，胸口一起一伏。
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光。不是怒，是怕。
“小满。”他声音软下来，“你爸那病……”
“别提我爸。”
“我提。”他往前走了一步，“你爸住院那回，是谁半夜开车送的？是我。你爸出院，是谁找的车？是我。你回来养蟹，第一年蟹苗死了一半，是谁给你垫的钱买第二批？”
“是你。”我说，“你垫了八千。我十月卖蟹的时候，你从蟹款里扣了一万二。”
二叔的手停在半空。
“你说垫八千，扣一万二。多出来的四千，你说是什么？”
“是……利息。”
“月息多少？”
他不说话了。
“五分利。”我说，“二叔，你在村里放贷，收五分利。”
人群里“轰”的一声。
吴阿婆往后退了半步，脸都白了。
“阿婆。”我转过头，“你儿子那七万四，本金多少？”
她张了张嘴。
“五万。”她声音很小，“三年前借的五万。”
“三年，两万四的利息。”
吴阿婆的手在抖。
“我……我以为……”
“你以为是自己不会算。”我说，“不是你不会算。是他算得太快。”
二叔忽然笑起来。
那笑声在雨棚底下听着瘆人。
“好。”他说，“好得很。陈小满，你今天是要把我往死里整。”
“我没整你。”
“你没整我？”他指着我，“你从小没了妈，是你二婶给你做的饭！你上大学，你爸拿不出学费，是谁借的？”
“是我借的，我还了。”我说，“每一笔都有记录。”
“还有二婶的饭。”我说。
二叔愣了一下。
“我十岁那年我妈走的，二婶给我做了三年饭。我记着。”
“这三年，我一斤蟹让你两成。六万三。”
“二婶的饭，我还了。”
“记录！记录！”他吼，“你就知道记录！你爸当年当会计，也是这么记账的！他记了二十年，记出什么来了？”
“记出你 1998 年那笔。”
说话的不是我。
是我爸。
所有人都回过头去。
我爸被二婶扶着，站在雨棚外头。他穿一件旧棉袄，右腿在泥地上拖着，走一步，身子歪一下。
“哥。”二叔的声音变了，“你回去。这没你的事。”
“有。”
我爸走到桌前，站住。
他抬起左手。
中风以后，他右手废了，只有左手能动。那只手在抖，抖得厉害。
“纸。”
我从包里拿出一个本子，翻开，放在他面前。
那是我爸的本子。
一个硬壳的记账本，红色的，边角磨白了。里头是密密麻麻的字，一笔一划，横平竖直。
我爸是村里的会计，从 1998 年干到 2015 年。村里修路、装自来水、收提留款，全是他记的账。
他脑子里还存着另一本账，没写在纸上。中风以后，那本账开始往外漏。有时候半夜坐起来，说某某家那笔提留款还差三十七块。
右手废了，他就用左手写。
一开始写不成字，一个“陈”字要写三分钟。后来慢慢能写了，就是歪的，一行字要往上飘。
这个本子，他从去年三月写到上个月。
写的全是蟹。
“1998 年 10 月。”我爸的声音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国平，第一年收蟹。”
“他从我这儿借了三千块本钱。收了一千四百斤。卖给镇上老徐，一千七百斤。”
“多三百斤。”
我爸抬起头，看着二叔。
“那时候你就用八两秤了。”
雨棚底下静得能听见雨点砸铁皮。
风把雨棚边上的一根绳子吹断了，“啪”一声打在铁架上。
“哥……”二叔的嘴唇在抖。
“我记了二十八年。”我爸说，“我没说过。”
“因为你是弟弟。”
他把本子翻到最后一页。
那一页上，写着一行数字。
19.6%
数字底下，是三个字，歪歪扭扭：
全村账
“三十七户。”我爸说，“我算过。二十八年，一共八千四百万。”
“你拿走一千六百八十万。”
二叔往后退了一步。
他的脚后跟撞在桌腿上，那台红秤晃了一下，“哐当”掉在地上。
红秤的屏幕碎了。
陈磊从侧面冲过来。
他一把抓起桌上那叠白条，往我脸上甩。
“你他妈——”
纸片飞了一地。
老赵扑上去抱住他的腰，两个人一起摔在泥地里。
老李从人堆后头冲出来，一把拽住陈磊的胳膊。
“磊子！”
“滚！”
陈磊挣开，一脚踹在桌上。
那台白秤飞出去，砸在水泥地上，弹了两下，屏幕彻底黑了。
我站在那儿，没动。
雨棚底下乱成一团。
有人在喊“报警”，有人在拉架，吴阿婆蹲在地上哭。
我弯腰，把地上散着的白条一张一张捡起来。
十九张，一张不少。
捡到第十一张的时候，我看见一双胶鞋停在我面前。
是二叔的。
他蹲下来，跟我一起捡。
他的手在抖，捡了三张，掉两张。
“小满。”他的声音很轻，“这事……能不能算了。”
“我给你按四十八收。今天。一斤不少。”
“你把那些东西……收起来。”
我抬起头，看着他。
他的脸上全是水。不知道是雨，还是别的什么。
“二叔。”我说，“你昨晚剪我摄像头的时候，怎么没想过算了。”
他的手停在半空。
就在这时候，村口响起了警笛。
两辆警车，从土路上开过来，停在雨棚外头。
老陈支书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放，掏出手机。
“我报的。”他说。
“昨天夜里，我接到电话，说有人在塘口剪线。”
“菱塘村二十年没出过这种事。”
车门开了，下来三个民警。
二叔慢慢站起来。
他站得很直，比刚才任何时候都直。
“陈小满。”他说，“你记着。”
“你今天赢的，不是秤。”
说完这句话，二叔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转身走向警车。
走了三步，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雨棚。
看了一眼那台碎了的红秤。
然后他上了车。
陈磊被两个民警架着，还在挣。他被塞进另一辆车的时候，回头骂了一句什么，被雨声盖住了。
警车开走了。
雨棚底下剩下二十几个人，站在那儿，谁也没动。
九点二十八分。
老周看了看表。
“小满。”他说，“我得走了。”
“我知道。”
“你这批蟹，多少斤？”
“六千四百斤。”
“我按四十六收。”
我看着他。
“刚才你不是说四十八？”
“四十八是昨天的价。”老周把雨衣的帽子拉起来，“今天台风,路上有风险。我车要是堵在高速上，一车蟹死了，我赔不起。”
“四十六，我要现钱。”
“现钱。”
“过磅用我的秤。”
“用我的。”老周说，“我这台，铅封在这儿，你验。”
我验了。
砝码压上去，五公斤。
5.00。
“行。”我说。
装车。
筐从塘边一筐一筐抬过来，摆在场地上。老周带来的两个人，一个抬，一个记。老周自己站在秤边上，看数。
“一百二十七。”
“一百三十一。”
“一百一十九。”
我站在旁边，手里拿着本子，一笔一笔记。
记到第四十筐的时候，我听见身后有人说话。
“小满。”
是老李。
他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里头是几张纸。
“我家还有八百斤。”他说，“你能不能……让老周顺便收了。”
我抬头看了看老周。
老周没说话，抬了抬下巴，意思是“上秤”。
老李的蟹抬过来。
过磅。
“八百二十六斤。”
老周从包里数钱。
三十七沓，外加九张一百的。
“三万七千九百九十六。”
“零头抹了。三万七千九。”
老李接过钱，手在抖。
他数了两遍，抬起头。
“八百二十六。”他说，“一斤没少。”
他把钱往怀里塞，塞了两次才塞进去。
然后他转过身，对着人堆喊了一嗓子：
“老周收蟹！足斤！现钱！”
人堆里静了两秒。
然后吴阿婆的儿子第一个跑回去，跑得鞋都掉了一只。
十分钟后，塘埂上排起了一条队。
三轮车、板车、肩挑的、手提的。有人推着独轮车，车斗里铺着水草。
老周的人忙不过来，我上去帮忙抬筐。
雨水混着泥，从筐底往下滴。
我抬到第二十几筐的时候，直起腰喘气，看见二叔家那辆蓝色的三轮车，停在路口。
车斗是空的。
陈磊的媳妇站在车边上，往这边看。
没人叫她。
她站了一会儿，把车推回去了。
十点四十，最后一筐上秤。
“六千五百八十二斤。”老周报数。
“加上刚才村里那几家的，一共一万一千三百斤。”
他从包里掏出一个计算器，按了几下。
“我这车，收满了。”他把计算器收起来，“小满，先结你的。”
“六千五百八十二，四十六。”
“三十万二千七百七十二。”
“零头抹了。三十万二千七。”
他从车里搬下来一个黑色的包，拉链拉开，里头全是钱。
一沓一沓，用橡皮筋捆着。
他数了三十沓，又数了两沓一千的，最后数了七张一百的，推到我面前。
“你点。”
我没点。
我蹲下去，把钱一沓一沓往包里装。
装到一半，我站起来，走到雨棚底下。
我爸坐在那儿，背靠着墙，腿上盖着一件旧外套。
他左手拿着那个红本子，摊在膝盖上。
“爸。”
他抬头。
“卖完了。”我说，“四十六一斤。六千五百八十二斤。”
“三十万二千七。”
我爸没说话。
他低下头，在本子上写字。
左手，一笔一划，写得很慢。
写完，他把本子递给我。
那一页上，写着四个字：
今年不记
我看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
去年三月他中风，右边身子不能动。医生说，语言功能也会受影响，能恢复到什么样，看运气。
他恢复的第一句话，是“账本呢”。
从那天起，他每天写。写谁家卖了多少，二叔报了多少，差多少。
写了十九个月。
“爸。”我说，“明年我不养了。”
他抬起头。
“我去镇上检测站上班。站长上个月找过我。”
“塘我包给老李。他儿子考上大学了，学费够了。”
我爸看着我。
他的嘴动了动。
“好。”
就一个字。
十一点，老周的车开走了。
车轮压在土路上，留下两道深沟。
风已经很大了，雨棚被吹得哗啦响。村支书老陈指挥着几个人收棚子。
我站在塘埂上，看着那辆车拐出村口，看不见了。
塘面上的水被风吹得翻白。增氧机还在转。
我想起来，那台白秤还在水泥地上。
我走过去，把它捡起来。
屏幕碎了，外壳裂了。
我按了一下开关，没反应。
我把它夹在胳膊底下，往家走。
走到院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村委会。
那张桌子还在，桌上的砝码盒还在。
红秤不见了。
三个月后，县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
陈国平，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两年，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三十七万四千元。
起诉书上认定的，只有十九个月。
更早的，过了追诉期。
剪断摄像头线路的事，另案处理，行政拘留十日。
他不敢再在村里收蟹了。不是不让他收，是没人卖给他。
陈磊在镇上开的那个蟹行，第二个月就关了门。
村里重新选了收蟹的。
不是一个人收，是七户联合，成立了一个合作社。集资买了一台地磅，放在村委会门口的空地上。
地磅是新的，蓝色的，上面贴着一张检定合格证。
谁都能用。不收钱。
第二年十月，头一批蟹起塘那天，我回了一趟村。
我穿着检测站的蓝马甲，手里拎着一个采样箱。
村委会门口，老李站在地磅边上，教吴阿婆的儿子怎么看数。
我爸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拄着拐。
他能走了。走得不快，但不用人扶。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
地磅上，一筐蟹刚放上去。
数字跳了一下，稳住了。
63.4
老李喊：“六十三斤四两。”
我爸看着那个数字，看了一会儿。
他忽然说了一句话。
“这秤，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