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的县城，国营厂的账本比人的嘴老实，谁在哪一天花了哪一笔，纸上都留着日子和名字，想赖也赖不掉。
我从一件洗过的工装里摸出一张旅社的洗衣票，单人间，两晚，那两晚对不上他说的那趟出差，也对不上他回家的日子。
嫂子怀着七个月的身子，把票压在茶缸底下，只说了一句先别动，转头自己去挪了一笔账，把线头留在了明处。
清账那天，礼堂里坐满三百多人，他站起来解释，先说陪客户，又说记错了日子，声音越说越响，台下的人一句一句听着，谁也不接他的话。
他越说，纸上那三处痕迹越齐，像三根钉子，一根一根把他的话钉回原处，谁也不肯替他拔。
第1章：口袋里的票
一九九三年初冬，我在针织厂织袜车间上早班，天不亮就得站到袜机跟前，一站就是八个钟头。
车间里一百二十台袜机一齐转，纱线从锭子上抽下来，声音贴着屋顶走，说话得凑到耳朵边上。
我管二十四台，断一根纱就停一台，一个班要在过道里来回走几百趟，鞋底磨得比袜底还快。
那天下午三点交班，我没回宿舍，端着一盆温水去了厂后的家属楼。
我哥沈月明住二楼东头，两间房，外间住人，里间堆着蜂窝煤和旧木箱。
嫂子何秀兰怀着七个月，肚子压得她走路往后仰，还天天坐在财务科里算年终的账。
我哥前天从外地回来，换下的工装扔在床脚，汗味和烟味混在一处，袖口沾着黑机油。
我把工装泡进盆里，先搓领子，再搓袖口，水很快就浑了。
搓到左胸口袋，手指碰到一张硬纸，我以为是塞在里头的车票。
掏出来一看，是张洗衣票，淡黄色，边上印着一圈细红框。
票面上写着工农旅社，单人间，两晚，日子是十一月十七到十九。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洗衣费八角，已付，蓝印油盖得端端正正。
我站在盆边，手上还滴着水，把那张票看了三遍，脑子里却想起我哥说他这趟出差三天，十一月二十走的，二十三回来。
票上的日子比他说的出差早了三天，房间写的是一间，床是一张。
我把票翻过来，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角被磨得起了毛，薄得像一片干了的树叶。
楼下有人在喊孩子吃饭，声音从晒衣绳底下穿过来，尾音拖得很长。
隔壁周阿姨探出头来问：“月琴，你哥这趟回来，带什么好东西没有？”
我说不知道，人还没见着，手却把票往掌心里收了收。
她哦了一声，把头缩回去，纱帘晃了两下就停了。
我把票塞进自己裤兜，端起那盆水，走到楼梯口泼在水泥地上。
水摊开一片，从坡上慢慢往低处流，绕过煤堆，停在墙根那条裂了缝的地上。
回屋把工装拧干，抖开，搭在椅背上，两个袖子垂下来，一滴一滴往下滴水。
椅背上还搭着嫂子一件旧罩衫，洗得发白，肩头补过一块蓝布。
我伸手把工装的口袋按平，叫它看起来跟没被人翻过一样。
做完这件事，我才发觉自己手心全是汗，凉下来以后发黏。
窗外天还亮着，厂里的大喇叭在放歌，放到一半卡了一下，又接着放。
我坐在床沿上想，也许是帮同事带的，也许是别人塞错了口袋。
我哥在销售科当副科长，跑外勤，住旅社是常有的事，可他每回出差，车票和住宿单都要一张张交到财务科去报销。
工会开的出差证明上写得分明，一个人一间房，也只报一张床的钱。
洗衣票不会说谎，它只认日子和房间号，认那两晚的床位，别的一个字都不多写。
我又把票摸出来，对着窗户看，纸薄，能透出后头的一片屋瓦。
票角上那四个红字，工农旅社，被光一照，颜色深得发黑。
第2章：压在缸底
第二天中午，我把那张洗衣票揣在饭盒底下，去了办公楼二层的财务科。
财务科一共三张桌子，顾会计坐在靠窗那张，老花镜架在鼻尖上，正拿尺子比着划表格。
嫂子坐在靠门的位置，肚子顶到桌沿，人往后仰着，右手一把算盘拨得飞快。
桌上摊着年终的账，一沓一沓报销单用麻绳捆着，绳头压着一块铁尺。
屋角的煤炉烧得正旺，窗玻璃上蒙了一层水汽，外头的梧桐只剩下一个影子。
我把饭盒放在她桌角，说：“嫂子，先吃饭。”
她头也没抬，说：“搁那儿，这一页对完就吃。”
我站着没走，手在裤兜里捏着那张票，捏得纸角都软了。
她算完一页，把算盘一推，珠子撞在木框上，响得像下了一阵急雨，我把票拿出来，放在她手边，什么也没说。
她低头看了一眼，手指没有动，眼睫毛垂下去，把眼睛遮住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把票捏起来，对着窗户照了照。
“哪儿来的？”她问。
“他工装口袋里，我洗衣服摸出来的。”我说。
她把票放回桌面，用食指压着，压得很平。
“十一月十七到十九。”她念了一遍，声音很轻，像在称一样东西。
我说：“他说二十号走的。”
她没接话，伸手把桌上的茶缸挪过来，缸底有一圈褐色的茶垢。
那是一只白搪瓷缸，缸身印着先进工作者五个红字，漆掉了一半，她把票对折，再对折，塞到茶缸底下，缸底压住纸角。
“嫂子。”我叫她。
她抬起眼看我，眼睛不红，也不亮，平得像刚擦过的玻璃。
“你哥这阵子往财务科跑得勤。”她说，“单子都是他自己送来的。”
我一时没听懂，只觉得这句话比骂人还让人站不住。
她在财务科坐了六年，厂里每一笔报销都要从她手底下过，谁的单子干净，谁的单子有毛边，她心里早有一本账。
我说：“我听着。”
她把手在账本上按了按，说：“早说没用，纸没到齐。”
她拿起筷子，打开饭盒，里面是早上剩的咸菜和两个冷馒头。
她吃了两口，忽然说：“月琴，你今年二十二了。”
我说是。
“二十二岁的人，看见什么，先搁在心里，别先嚷嚷。”她说。
顾会计在窗边咳了一声，把尺子放下，端着茶缸出去倒水。
门一关，嫂子才把缸子挪开一条缝，看了看底下那张票，又压回去。
“你先回去上班。”她说，“这张票我收着。”
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只茶缸端端正正坐在账本上。
缸底压着一张纸，纸角露出来一点，白得像一小片没化的雪。
走廊里有风，把墙上的先进榜吹得哗啦响。
我下了楼，食堂的烟从窗户里冒出来，飘到晾着的工作服上，下午在车间看机，眼睛盯着纱线，脑子里却是那只茶缸。
嫂子怀着孩子，脚肿得穿不进女式棉鞋，只能套我哥的旧鞋。
她要是闹起来，孩子怎么办，年终的账又怎么办。
我想到这一层，手里的纱线断了，机器停了一台，红灯亮起来。
我弯腰去接纱，心里打定一个主意，先听她的。
第3章：先别动
票在她那儿压了一夜，我一夜没睡踏实，天快亮时才合上眼。
第二天下了班，我在办公楼后头的楼梯口碰见她。
她手里提着一只竹篮，篮里是两棵白菜和一小包粉条，篮把勒得她手心发红。
她怀着七个月，上两级台阶就要停一停，把手撑在膝盖上喘。
我伸手去接篮子，她没给，只说：“你扶我一把就行。”
我们一层一层往上走，楼道里堆着各家的煤饼和酸菜缸。
走到二楼拐角，她把篮子换了只手，从棉袄内兜里摸出那张票。
票没有折痕了，被她压在书里压得很平，边上还是那圈细红框。
“你收着。”她说，“别跟人提，也别去旅社问。”
我接过票，问她：“就这么放着？”
她扶着栏杆站了一会儿，说：“先别动。”
我不明白，追问了一句：“他在外头住了两晚，也不问？”
她看着楼下的自行车棚，说：“问了，他有一百句话等着。”
风从楼道口灌进来，把她额前的碎发吹起来，又落下去。
“嫂子，你就不气？”我问。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说：“气，可气不能当账使。”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窗外，窗台上摆着一盆冻蔫了的蒜苗。
“你哥调进厂那年，是你爸托了何家的门路。”她说，“这事儿他自己最不爱听。”
我说：“我知道，谁提他跟谁急。”
“所以我不提。”她说，“不提，不等于忘了。”
人欠了人情，最怕的就是人家还记得，记得的那个人一天不开口，他一天就睡不安稳。
我听着，觉得她把这几年的事都说完了，又好像一句也没说。
她把手放在肚子上，隔着棉袄也能看出孩子动了一下。
“厂里年底要结账。”她说，“三年的账都要过一遍，这时候闹，谁都得跟着翻船。”
我听着，心里有点凉，觉得她说的不是气话，是算过的话。
她把篮子提起来，往家门口走，走了两步又回头。
“票上的日子，你记牢了？”她问。
我说记牢了，十七到十九。
“还有呢？”她又问。
我说还有单人间，两晚，工农旅社，洗衣费八角。
她点了点头，说：“记住这些就够了，别添，也别减。”
她掏钥匙开门，钥匙串上挂着一个红线缠的铜钱，转了两圈才插进锁眼。
门开了一条缝，屋里的煤气味和饭菜味一起涌出来。
她侧身进去，把篮子放在门后，回过头来对我说：“先别动。”
她走得很慢，一只手扶着门框，一只手护着肚子，楼道里的灯在她背后亮着，人影被拉得又细又长。
门在她身后合上，锁舌咔的一声，楼道里又黑了下来。
我站在黑里，摸着扶手下楼，手心全是那张票的硬角。
回到宿舍，我把票夹进一本旧《针织手册》，压在枕头底下。
同屋的赵小珍问我怎么不吃晚饭，我说胃里堵。
她伸手摸我额头，说：“没烧啊，你这脸怎么这么白？”
我说路上吹了风，躺一会儿就好，把被角拉到了下巴。
灯一关，屋里只剩窗外路灯透进来的一条黄线，正好落在枕头边上。
我翻了个身，把那张票的硬角在手心里按了按。
第4章：两张底单
工农旅社在县城汽车站斜对面，三层灰楼，门口两棵法国梧桐，叶子落了一半。
我挑了个礼拜天去，穿的是平时舍不得穿的蓝卡其外套，头发在脑后扎紧。
服务台在进门右手，木头台面被胳膊肘磨得发亮，台上摆着一部黑色摇把电话。
开票的吴姐认得我，她男人跟我们车间一个师傅是师兄弟，见过几回面。
她正给一个司机办住宿，收了押金，撕下一张单子，用圆珠笔在存根上划了一下。
我等那人上了楼，才走过去，说：“吴姐，我想问你个事。”
她抬头看我，说：“你们厂的？问吧。”
我把那张洗衣票放在台面上，说：“十一月十七到十九，这上面写的是你们这儿吧？”
她拿起来看了一眼，说：“是我们这儿的票，洗衣是我们代收的，一件八角。”
我说：“那天住的是谁，能帮我看看底单吗？”
她的脸沉了一下，说：“底单不能随便给人看，厂里来查也得有介绍信。”
我说：“我不查账，我就想问一句，那两晚是不是同一个人住的？”
她看了我一会儿，把手里的圆珠笔放下，转身去里屋翻抽屉。
抽屉一开，一股旧纸和樟脑的味道飘出来，里面是一摞用麻绳捆着的存根。
她抽出十一月那一沓，手指沾了点水，一张一张往下翻。
翻到十七号，她停住，把一张复写底单抽出来，放在台面上。
底单是蓝色的字，纸很薄，透过去能看见背面的格子。
上面写着两个房间号，三零七和三零九，同一天入住，同一天走。
经手人一栏，写着沈月明三个字，笔画压得很重，最后一个明字收尾带了个钩。
我再往下看，住客姓名那一栏，三零七写的是沈月明，三零九写的是姚雪芹，那是化验室新来的技术员，二十四岁。
两行字挨在一起，起笔收笔一个样，连雪字的雨字头都写得一样扁。
我盯着那两行字看了很久，手指按在纸边上，纸薄得像一层干了的浆糊。
吴姐在旁边说：“这两个名字，不是两个人写的吧？”
我说：“是一个人写的。”
她愣了一下，伸手把底单往我这边推了推，说：“你可别把我卖出去。”
我说：“我就是看看，不拿走。”
她说：“厂里最近是不是要查账？前些天有个男的也来问过。”
我问是谁，她想了想，说：“三十来岁，穿灰夹克，说话挺冲，说是销售科的。”
我心里一沉，知道那是我哥。
我把那两个房间号在心里念了两遍，念到第三遍的时候，忽然觉得那两行字比票上的红章还刺眼。
我又问：“他还问了什么？”
吴姐说：“他问我那两晚登记的是谁，我说记不清了，他就走了。”
我把两个房间号、两个日子、两行字的样子都记在手心里。
记完我拿袖子一擦，蓝墨水在掌心晕开，像一块洗不掉的印子。
出门的时候风很大，梧桐叶贴着地皮跑，跑到台阶下面堆成一堆。
我在汽车站的台阶上坐了一阵，看班车进站又出站，天一点点暗下来。
回到家，我把底单上的事在心里过了一遍，过到第三遍，忽然想起一件事。
付款单位那一栏，写的是针织厂。
第5章：挪一笔
礼拜一上午，财务科要给销售科结上个月的账，我借着送报表的由头去了。
哥也在，坐在嫂子对面的木椅上，手里捏着一沓票据，等着签字领钱。
嫂子把票据一张一张铺开，按日期排好，用手指压着边角。
铺到那张住宿单，她停了一下，说：“这张不对。”
哥抬头问：“哪儿不对？”
“住宿两晚，开的是差旅费。”她说，“旅社是给客户住的，得进业务招待费。”
哥皱起眉，说：“我那是出差。”
“出差住旅社，报销单上得写事由。”她说，“你这一张，事由栏是空的。”
哥把票据拿过去看了看，说：“空着就空着，以前也这么报。”
嫂子把算盘往边上一推，说：“以前是以前，今年年底要核账。”
她抽出一张新的记账凭证，垫上复写纸，拿圆珠笔一笔一笔填，借方那一栏，她写的是管理费用，底下添了业务招待费五个字。
贷方写的是现金，金额照旧，日期照旧，摘要栏她写了接待临县客户。
哥看着她写，说：“你这么一改，不就成了我请人吃饭？”
“单子上本来就是你经手的。”她说，“你补个签字，账就对上了。”
哥把笔接过去，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问：“签哪儿？”
“经办人。”她指了指右下角，“签在这儿，写清楚日期。”
他低头签了，签得很快，墨水在最后一笔洇开一个小点。
签完他把笔一扔，说：“行了，钱能领了吧？”
嫂子把凭证翻过来，对着光看了看复写的第二联，说：“能领。”
哥数了钱，塞进上衣内兜，站起来的时候把椅子带得响了一声。
他走到门口，回头说：“你最近脸色不好，少操点心。”
嫂子说：“我操心的是账，不是人。”
门关上以后，她把那张凭证夹进一个硬纸夹，夹子上写着九三年十一月。
我站在桌边，看她把硬纸夹放进柜子最里头，又拿钥匙锁上。
“嫂子。”我说，“这张单子，以后就说不清了。”
她把钥匙揣进兜里，说：“说不清的是他，不是我。”
我不懂，她就着桌上的茶水在木板上画了一下。
“招待费要有人，要有事。”她说，“人对不上，事对不上，这一笔就悬着。”
她用手掌把水痕抹掉，说：“悬着的东西，迟早要落下来。”
窗外有人在喊装车，声音从办公楼后头传过来，一声比一声急。
顾会计抱着一摞凭证进来，看见我们，说：“秀兰，你把招待费的单子单独理一理。”
嫂子说：“理好了，一共十一笔。”
顾会计说：“十一笔里，有几笔是空的？”
嫂子说：“三笔。”
顾会计没再问，把凭证放在桌上，坐下，戴上老花镜。
顾会计把凭证翻过来又翻过去，手指在经办人那一栏停住，停了有半分钟，才把凭证轻轻放回桌上。
他翻凭证的手很慢，一页要停两回，眼睛贴着纸看，鼻息把纸角吹得直颤。
嫂子站在旁边，一手撑着桌沿，一手给他指着日期，两个人一句话也没多说。
他翻了两页，忽然说：“这一笔的经办人签字，是新添的。”
嫂子说：“我让他补的。”
顾会计抬头看她，看了有两三秒，说：“补得对，补了才看得清。”
他把凭证合上，说：“字是纸上的钉子，钉下去就拔不动了。”
嫂子没说话，把算盘拨回原位，珠子归了零。
第6章：翻旧账
十二月头上，县里下来一个通知，国营厂要做清产核资，账、物、人三样都要对。
厂部门口的黑板上用粉笔写了三行字，最底下一行是清账小组的名单。
那天上午我送车间的产量表去财务科，推门就看见祝厂长站在屋子中间。
他五十四岁，个子不高，嗓门大，一件旧呢子大衣的扣子只扣了下面两颗。
顾会计坐在椅子上，面前摊着三本账，账页发黄，边角卷起来。
祝厂长说：“老顾，这回不是查一年，是三年。”
顾会计把老花镜往上推了推，说：“三年就三年。”
“县里要派人来，我们先自己过一遍。”祝厂长说，“过不去的，到时候难看。”
顾会计翻了一页账，说：“三年里换过两任出纳，凭证不全。”
祝厂长说：“不全的列出来，一笔一笔说明白。”
顾会计嗯了一声，从抽屉里摸出一把算盘，珠子发黑，框上有一道裂纹。
他把算盘放在账本上，说：“我一个人翻，翻到年底。”
厂里那阵子传得厉害，有人说要查三产，有人说要抓两个人做样子，车间里说话都压着嗓子，连笑都笑得短。
我不信这些，可每天下午走进财务科，看见那三本账摊在桌上，心里还是发紧。
账页上有些数字被人用指甲划过，留下浅浅的印子，摸上去涩手。
祝厂长说：“给你配个人。”
“配谁？”顾会计问。
祝厂长看了嫂子一眼，说：“秀兰快生了，不能熬夜。”
嫂子坐在那儿，手放在肚子上，说：“我能看凭证，跑腿的活不行。”
顾会计说：“那就让月琴来，她手稳，字也认得全。”
我愣了一下，说：“我只会看产量数。”
“数都是一样的数。”顾会计说，“你只要不替人改。”
祝厂长笑了一声，说：“这话说得重。”
顾会计没笑，把账本合上，说：“账是死的，人是活的，翻到谁就是谁。”
屋里静了一下，煤炉上的水壶正好开了，壶盖被顶得哒哒响，嫂子低头去提水壶，肚子挡着，够了两下才够着。
我伸手替她把壶提下来，壶底一圈黑灰蹭在我手背上。
祝厂长走到门口，又回头说：“秀兰，你那一摊先交给老顾。”
嫂子说：“行。”
门关上以后，顾会计把三本账摞在一起，往我这边推了推。
“从今天起，你下午来两个钟头。”他说，“先学看凭证，再看总账。”
我说我怕看错，他说：“看错不要紧，改了才要紧。”
第二天下午，我坐在财务科的角落里，面前一摞凭证，一张一张翻。
凭证上的字有圆珠笔的，有复写的，也有钢笔的，日期从九一年排到九三年。
顾会计教我认科目，差旅费、招待费、修理费、劳保，一笔一笔对。
他指着一张单子说：“这一笔看着没问题，可你算算日子。”
我算了算，说：“发票是十月的，报销是十二月的。”
他说：“隔了两个月，钱是谁垫的，垫了多久，都要问。”
我点头，把这一条记在本子上，字写得又小又密。
窗外的天黑得早，五点钟就要开灯，灯绳一拉，屋里黄成一片。
第7章：他在骂谁
那阵子厂里风声紧，谁见了谁都先看脸，话也说得短。
礼拜六晚上，嫂子叫我过去吃饭，说炖了一锅萝卜排骨。
我进门的时候，哥正坐在桌边抽烟，烟灰弹在地上，脚边已经落了七八个烟头。
他把烟按灭，说：“有人整我。”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墙上的挂历，挂历还停在十一月。
嫂子在灶台那边应了一声，说：“谁整你？”
“还能有谁。”他说，“财务科那几个人，见不得我好。”
嫂子把菜端上桌，一盘炒青菜，一碗萝卜排骨，热气把灯泡蒙了一层雾。
她又端了一碗汤过来，放在他手边。
汤碗冒着热气。
她说：“财务科就三个人，一个还是你媳妇。”
他噎了一下，说：“那就是顾老头，他翻账翻得比谁都细。”
嫂子说：“顾会计翻了三十年账，谁的单子他都细。”
他把碗往边上一推，说：“你倒替他说话。”
嫂子没接，转身去拿筷子，肚子擦着桌角过去，走得很慢。
“我在销售科跑前跑后，哪一笔不是为了厂里？”他说，“现在倒好，一笔一笔查我。”
他说着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个来回，地板被踩得吱吱响，走到第二趟的时候，忽然停下来看着窗外。
孩子在她肚子里动，她伸手按了按，等那一阵过去。
“你坐下说。”她说，“站着说话，气短。”
嫂子把筷子摆好，说：“查的是账，不是你。”
他把手掌拍在桌上，碗里的汤晃出来一点，说：“账就是我，我就是账。”
嫂子拿抹布把汤擦了，说：“你这话说反了。”
他抬头看她，眼睛红了，说：“你也觉得我有问题？”
嫂子说：“我没说你有问题，我说的是单子。”
他忽然不说话了，低头去看桌上那点汤渍，看了好一会儿。
窗外有人推自行车过去，车铃响了一下，很快又没了。
他把手伸进兜里，摸出烟盒，捏了捏，又放回去。
屋里只有挂钟在走，秒针一格一格往前挪，声音比平时响。
嫂子给他倒了半杯热水，说：“先喝口水。”
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说：“我进厂这些年，谁不知道我是靠本事。”
嫂子说：“没人说你靠谁。”
他把杯子放下，说：“你心里是不是也这么想，觉得我是靠你家？”
嫂子把水壶放回炉子上，说：“我要是这么想，当年就不会嫁。”
他愣了一下，嘴角动了动，没说出话。
嫂子把汤碗往他面前推了推，说：“先吃饭，话留到明天说。”
他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萝卜，嚼了两下，说：“这萝卜炖得烂。”
嫂子说：“炖了一个钟头。”
他嗯了一声，低头吃饭，吃到一半，忽然说：“秀兰，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和孩子没人管。”
嫂子说：“你有手有脚，能有什么三长两短。”
窗外的雪下起来了，细细的，落在窗台上就化。
他坐了一会儿，忽然说：“明天我去找祝厂长，把话说清楚。”
嫂子说：“说清楚就好，别嚷。”
他把烟盒揣进兜里，站起来，椅子在地板上拖了一声。
走到门口，他回过头来，说：“秀兰，你信我。”
嫂子正在收碗，头也没抬，说：“水凉了，先喝。”
第8章：三处痕
腊月十九的夜里，嫂子托人把我叫了过去，说她肚子一阵一阵地疼。
我进门时她坐在床沿，腿上盖着棉被，床头放着一只搪瓷盆和一条干净毛巾。
屋里生着炉子，炉边烤着几块尿布，叠得整整齐齐。
她把棉被往上拉了拉，手在被子底下按着肚子。
屋里安静得能听见炉子里煤块塌下去的响声。
哥不在家，说是去临县送一批货，要第二天才回。
她脸色发白，额头上有一层薄汗，说话还是慢慢的。
我没敢坐下。
“月琴，把桌上的纸和铅笔给我。”她说。
我把纸笔递过去，她垫在膝盖上，一笔一笔地写，写完一行停一停，纸是从账页上裁下来的，边沿还毛着。
写完她把纸递给我，说：“念一遍。”
我念：“一，招待费里没有对应的人和事。”
她点头，说：“接着念。”
“二，两个房间号在旅社登记簿上是同一个人的笔迹。”
她又点头，说：“还有。”
“三，他报的车票日期，跟住宿日期对不上。”
念完，她把铅笔夹在指间，说：“这三条，一条比一条硬。”
我说：“第三条我看不懂。”
她说：“车票是二十号的，住宿是十七号的，他报的是同一趟差。”
她把纸转过来给我看，说：“人在十七号住了店，二十号才上车，中间那三天他在哪儿，账上没有。”
她把铅笔放下，说：“记住了没有？”
我说记住了，可我不明白，问：“嫂子，这些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她说：“知道是一回事，写下来是另一回事。”
她把纸拿回去，在底下添了三个字：沈月明。
添完她看了很久，说：“人名一落，纸就重了。”
我听见她吸了一口气，手按在肚子上，等那一阵过去。
“嫂子，去医院吧。”我说。
她说：“再等等，天亮再去。”
我说：“疼成这样还等？”
她说：“夜里去医院，一屋子人都得跟着起来，天亮去，稳当。”
她把纸折了一下，又折一下，折成四折，塞进我棉袄的内袋。
塞完她用手按了按，说：“贴着身放，别丢了。”
她又把袋口的扣子给我系上，手指冰凉，系了两次才系好。
我说：“你放心。”
她笑了一下，笑得很浅，说：“我这辈子，放心的东西不多。”
窗外有狗叫，叫了几声就停了，接着是风吹电线的声音。
她让我把炉子添两块煤，我把煤夹进去，火苗从缝里窜出来。
“月琴。”她忽然说，“你恨不恨你哥？”
我蹲在炉边，手停在半空，说：“我不知道。”
她说：“不知道就对了，知道了反倒不好过。”
我说：“他是我哥。”
她说：“是哥，也是别人家的男人。”
她说完又疼起来，这一次时间长，她抓着床沿，指节都白了。
我给她擦汗，毛巾一会儿就湿了，拧出来的水是温的。
她缓过来，说：“别怕，头一胎都这样。”
我说：“那你也别怕。”
我站起来说：“不能再等，我去叫车。”
她拉住我的袖子，说：“把围巾给我围上。”
我给她围围巾的时候，看见她鬓角有一根白头发，夹在黑发里很亮。
我把那根白头发捻下来，绕在指头上，她看见了，说：“留着吧，也算个念想。”
第9章：抄到天亮
板车是隔壁老周家的，铺了一床旧棉絮，我扶嫂子躺上去，给她盖上被子。
从家属楼到县医院要走二十分钟，路上没有灯，只有车头挂的一只手电，我推车，老周拉车，车轮压过冻硬的路面，咯噔咯噔地响。
路两边的房子都黑着，只有一家早点铺亮了灯，蒸笼的白汽从门缝里钻出来，飘到街上就散了。
嫂子躺在车上，一声不吭，手抓着车帮，隔一会儿松一下。
到了医院，值班的护士把她推进去，让我在外头等。
走廊里一条长椅，漆掉得只剩木头本色，墙角有一个痰盂和一只暖气片，暖气片是凉的，我把手缩回袖子里，脚在地上跺了两下。
产房的门上有一块小玻璃，里面透着灯光，什么也看不见。
我坐下，把手伸进棉袄内袋，摸到那张四折的纸。
纸被体温焐热了，边角有点软。
我掏出来，展开，就着走廊的灯看那三行字。
看完我把它折好，又从兜里摸出一个小本子和半截铅笔。
我在本子上抄第一行，抄完看一遍，再抄第二行。
本子是车间的记数本，前面还记着十一月的产量，字歪歪扭扭。
我翻过那一页，从空白处起头，把三行字排得整整齐齐，写到最后一个字，手已经不听使唤了。
抄到第三行，铅笔尖断了，我用牙咬出一点铅芯，接着抄。
护士出来倒水，看见我，说：“你是家属？先别急，头一胎慢。”
我说我不急，手里的笔却没停。
她看了一眼我的本子，说：“抄账呢？”
我说：“抄几句话。”
她说：“这个时候还抄，你倒沉得住气。”
我说：“我怕记不牢。”
她说：“记不牢就写下来，写下来就不怕了。”
她说完走了，鞋底在水泥地上擦出轻轻的响声。
我没抬头，把那一行又抄了一遍。
走廊尽头的窗户外面开始发白，天要亮了。
我抄到第七遍，纸上的字已经不用看也能写出来。
第八遍的时候，我把“笔迹”两个字写错了，划掉重写。
划掉的那两个字黑成一团，我看着那团黑，忽然想起嫂子说的钉子。
第九遍，我停下来，把本子合上，手心里全是汗。
产房的门开了一条缝，里头传出孩子的哭声，先是很细，后来越来越响。
护士抱着孩子出来，说：“闺女，六斤二两，母女都好。”
我站起来，腿有点麻，扶着墙走了两步才稳住。
孩子在护士怀里动了动，一只小手从襁褓里滑出来，五指张开。
我伸手去接，护士说：“先别抱，等送进病房。”
我把手收回来，隔着襁褓看她，她的眉毛很淡，鼻子小小的。
孩子脸红红的，眼睛闭着，头发湿湿地贴在额头上。
我伸手碰了一下她的手，五个指头一下就抓住了我的指尖。
护士笑着说：“这丫头手劲大。”
我把手抽回来，摸了摸内袋里的纸，纸还在。
我又摸了摸本子，本子也在，三行字抄了九遍，一页都没落下。
天已经大亮，走廊尽头的窗户上结着一层水汽，有人用手指在上面写了一个字。
第10章：礼堂对账
清账大会定在腊月二十八，厂礼堂，全厂三百多人，上午八点进场。
进场前，我在礼堂后门把那张四折的纸交给了嫂子，她接过去，塞进袖口。
礼堂的椅子是长条的，一条坐六个人，去晚了只能坐后排。
我坐在第十七排靠边的位置，身边是织袜车间的姐妹，前面是染整车间的人。
主席台上摆一张长桌，桌上铺着蓝布，放着三本账、一把算盘和一只话筒。
祝厂长坐在中间，顾会计坐他左边，右边是县里来的两个人。
八点整，祝厂长敲了敲话筒，说：“今天不清人，只清账。”
底下有人笑了一声，很快又静了。
他翻开账本，从九一年的第一笔念起，念到第三页，停住。
“九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业务招待费，一笔住宿费，两间房，两晚，付款单位针织厂。”
他抬起头，往台下看，说：“沈月明，你上来讲一讲。”
我哥从第五排站起来，先整了整衣领，才往台上走。
他站在桌边，没有坐，说：“这一笔是我经手的，我讲。”
祝厂长说：“那你讲，招待的是谁。”
他说：“临县棉纺厂的邵师傅，来谈一批纱线的调拨。”
祝厂长说：“哪天来的？”
他说：“十一月十七到的，住了两晚，十九走的。”
县里来的一个人翻开一个本子，说：“我们问过临县棉纺厂，邵师傅十七号在厂里开会，签到簿上有他的名字。”
礼堂里起了一阵低低的声音，像有人把一盆水泼在火上。
祝厂长抬手压了压，说：“静一静，让他把话说完。”
我哥清了清嗓子，说：“邵师傅那天没来，是他手下的一个业务员来的。”
县里来的人说：“业务员叫什么，哪一天到的，住在哪儿？”
我哥说：“名字我记不全，人肯定来了。”
底下有人小声说：“人来了，登记簿上怎么没有？”
顾会计把登记簿翻到十一月那一页，举起来给台下看，说：“这一页，只有两个名字，没有第三个人。”
我哥的手在裤缝上蹭了一下，说：“那可能是我记错了日子。”
祝厂长说：“记错了，那房间怎么开了两间？”
他说：“一间给邵师傅，一间给司机。”
祝厂长说：“司机叫什么？”
他停了一下，说：“姓王，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
顾会计把登记簿翻开，推到他面前，说：“三零七写你，三零九写姚雪芹，两行字一个人写的。”
我哥低头看登记簿，看了很久，说：“是我代她写的，她那天手上有油。”
底下有人问了一句：“化验室的人，手上有什么油？”
问话的是染整车间的老师傅，声音不高，礼堂里却都听见了。
我哥抬起头，说：“她帮我去拿样品，手上沾了染料。”
顾会计说：“化验室的样品，什么时候要销售科的人陪着去拿？”
我哥没答，伸手去摸桌上的茶缸，摸了一下又收回来。
祝厂长把两张车票放在桌上，说：“这一张，日期十一月二十，这一张，日期十一月十七。”
他说：“两张都是你签的字，一张报差旅，一张报招待。”
我哥说：“那是两趟。”
祝厂长说：“两趟，怎么只有一趟的出差证明？”
礼堂里静得能听见暖气管里的水声。
我哥把手按在桌沿上，指节发白。
第11章：我认
就在这个时候，嫂子从第三排站了起来。
她刚生了孩子八天，站起来的时候扶着椅背，先起了一半，又撑了一下。
礼堂里的人都回过头去看她，前排的人让开一条道。
她头上包着一条厚围巾，脸白得没有血色，走两步就停一停。
祝厂长说：“秀兰，你坐下说。”
她摇了摇头，扶着前排的椅背站着，没有坐。
她把手里那张纸放在桌上，纸上是三行字，一笔一画写得清楚。
礼堂里静下来，连翻纸的声音都听得见。
她说：“我签字不合规，我认。”
这句话说完，她就不再开口。
祝厂长问：“这笔招待费，科目是谁调的？”
她看着主席台，没有答。
县里来的人又问了一遍，她还是不答，只把那张纸往前推了推。
顾会计把纸拿起来，戴上老花镜，一行一行念给台下听。
念到第二行，台下有人哦了一声，很快就压下去了。
祝厂长看了她一会儿，说：“你还在月子里。”
她点了点头，坐下，手放在膝盖上，眼睛看着主席台。
祝厂长把话筒往自己这边拉了拉，说：“何秀兰的问题，会后单独说。”
县里来的人低头记了几笔，笔尖在纸上沙沙响。
顾会计把那张纸折好，夹进账本里，说：“这笔账，算是落地了。”
顾会计把老花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又戴回去。
底下的人开始交头接耳，声音压得很低，前排的人回头往后看。
会开到中午，念完了三年的账，念到最后一页，祝厂长合上账本，散会的时候没人说话，椅子拖地的声音一片，人往外走得很慢。
我挤到第三排，嫂子的座位上只剩一只空茶杯，杯口还有热气。
下午贴出公告，红纸黑字，贴在厂门口的黑板上。
公告上写着：沈月明撤销销售科副科长职务，留厂察看一年。
底下另起一行：何秀兰调离财务科，到仓库做保管员。
再底下一行小字：以上自即日起执行。
公告上没有开除两个字，只写了调离。
黑板前面围了一圈人，有人念出声，有人只看不说。
我从人群后头挤过去，看见嫂子站在最外圈，手里提着一只空饭盒。
她看完公告，转身往仓库那边走，走得很慢，雪落在她肩上。
我跟上去，说：“嫂子，我送你。”
她说：“不用，你下午还要上班。”
我说：“我请了假。”
她看了我一眼，说：“那你帮我把那箱账本抬过去。”
仓库在厂区最北边，原来是放棉纱的，门口堆着几只空木箱，风从门缝里钻进去，把墙上的旧标语吹得直响。
她走到门口，掏出钥匙开门，锁有点锈，拧了两下才开。
屋里一股棉纱和樟脑的味道，货架一直排到房顶，光线很暗。
她把饭盒放在一张旧桌上，说：“以后我就在这儿上班。”
我说：“这儿冷。”
她说：“冷点好，人清醒。”
雪还在下。
那天下班，我在仓库陪她坐到天黑，她把三年的账一本一本码进木箱，码完了，坐在箱子上歇了很久。
第12章：三百八十
转过年来，厂里的效益一天不如一天，车间停了一半的机器。
嫂子出了月子，上了两个月班，跟哥办了离婚，孩子归她。
办手续那天，她穿一件灰呢外套，头发剪短了，人瘦了一圈，她从县民政局的门口出来，手里捏着一个纸袋，站在台阶上晒了会儿太阳。
她没哭，把纸袋里的东西看了一遍，又装回去。
我抱着孩子在旁边等，孩子睡着了，嘴还在一动一动。
她说：“走吧，回去还得给她熬米汤。”
那年夏天，她辞了厂里的工作，我也办了停薪留职。
厂里发不出全工资，车间里的人走了一半，剩下的天天在门口等消息。
我们在县城夜市支了一个服装摊，卖的确良衬衫、健美裤和小孩的汗衫。
摊子是两张门板搭的，上面盖一块塑料布，四角用砖头压住。
门板是从仓库借的，白天还要还回去，晚上再抬出来。
头一天出摊，我们下午四点就去占位置，挨着卖袜子的老陈。
竹竿上拉一根电线，吊两只灯泡，黄黄的光照下来，衣裳的颜色都变暖了。
第一晚出摊是七月初六，天热，街上人多，卖冰棍的推着车来回走。
嫂子抱着孩子坐在摊后头的小马扎上，我站在摊前招呼人。
孩子裹在一块旧纱巾里，睡着了就放在装货的纸箱里，箱底垫着棉袄，箱子旁边摆着一只暖水瓶。
夜市上什么人都有，工人穿的确良，乡下人穿土布，还有几个穿喇叭裤的后生，挤在摊前问价，问完就走。
头一个买主是个中年女人，摸了半天料子，压了两块钱价。
我说：“大姐，这料子不掉色，你回去洗一水就知道了。”
她翻来覆去地看，说：“便宜点，我多拿两件。”
我说：“两件给你算十五。”
她撇撇嘴，说：“小姑娘嘴甜，再便宜五毛。”
嫂子在后头说：“让她五毛，开个张。”
我收了钱，把衬衫叠好，装进一个纸袋，递过去。
后头又来了几个，有给男人买裤子的，有给闺女买裙子的。
孩子醒了，嫂子一边拍她一边给人找码，嘴里还报着价。
有个姑娘挑了条健美裤，试不了，就拿在腰上比了比。
嫂子说：“这个码你穿正好，紧了不好看。”
到九点半，人渐渐少了，街口的馄饨摊收了棚。
我把剩下的衣裳一件件叠起来，嫂子把钱盒端到腿上，开始数。
一角、两角、五角，一堆零票子铺在塑料布上。
有几张票子被汗浸软了，粘在一起，得一张一张揭。
孩子又醒了，伸手去抓，嫂子把她的手拨开，说：“这个不能抓。”
她数一遍，我数一遍，两个人数出来的数对上了。
数到最后，嫂子抬起头，冲我笑了一下，说：“比在厂里一个月强。”
街上的灯一盏一盏灭，卖馄饨的收了摊，只剩我们这一片还亮着。
她把最后一张十块的压在底下，拿橡皮筋一捆，塞进饼干盒。
“三百八十。”她说。
我把饼干盒盖上，手心还留着那些票子的潮气，软得像刚洗过的布。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