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管县客运站的失物招领，管了二十八年。
柜子里有三百四十七件东西。
没有一件被人领走。
我们站不大，一天发六十班车，最远到沈阳，最近到柳河。
候车厅有一间小屋，两米宽，三米深，门口挂一块牌子，写着失物招领。
牌子是我写的，用油漆刷，字歪。
屋里一个铁柜，四个抽屉，一把椅子，一个灯泡，一根拉绳。
柜子上放一本簿子，牛皮纸封面，橡皮筋捆着。
簿子是我接手那年买的，一九九八年，三块五。
我在上面记东西。
簿子是牛皮纸封面，里头的纸是米黄的，有点糙，钢笔写上去会洇。
我用的是蓝黑墨水，英雄牌，一瓶用到干。
写到第三年，纸边就开始卷。
我用胶带把四角粘上。
粘了三次。
现在那本簿子，比新的时候厚一倍。
因为夹了东西。
有人丢了东西，我登记完，会把票据、车票、纸条夹在那一页。
有几页夹得太厚，合不上。
第一条是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二日。
黑色雨伞一把。伞骨完好。候车厅三排座。
备注：无人认领。
全簿子三百四十七条，备注栏写的都是这四个字。
无人认领。
站里的规矩是保管一年。
一年以后上交，或者销毁。
我没销毁。
一件都没销毁。
站长问过我，老韩，那些破烂你还留着干什么。
我说，万一有人来领。
他说，你留了十年了，谁来领。
我说，万一。
他说，你那屋里都有什么。
我说，有伞、有水杯、有鞋、有假牙、有手机、有钥匙、有衣服、有书、有一副拐、有一袋米。
他说，米？
我说，米。
他说，米放十年，早坏了。
我说，坏了也是人家的。
他没再说。
后来他不问了。
再后来的站长也不问。
我记几件东西，你听听。
二零零一年夏天，一把折叠伞。
黑面，木头柄，柄上缠着一圈红线。
是个老太太的。
她下午两点半的车，去沈阳看她闺女。
检票的时候她把伞放在椅子上，人走了。
伞在椅子上躺了一个礼拜。
第八天，她闺女来了。
她闺女说，我妈到沈阳当天就昏在站前广场，送医院，脑出血，三天后走了。
她说，我妈那把伞，是不是在你们这儿。
我把伞给她。
她打开看了看，合上。
她说，这伞是我给她买的。
她说，她舍不得用，一直装在包里。
她说，那天她拿出来，是怕下雨。
她说，沈阳那天没下雨。
她把伞抱在怀里，走了。
这条我记了。伞领走了。
备注栏我写的是“已领”。
整本簿子，只有这一条写的是“已领”。
二零零三年，一只鞋。
左脚的，儿童运动鞋，二十七码，白的，鞋头有一块泥。
是一个男人抱着孩子跑着赶车，孩子脚上掉下来的。
男人跑到检票口，回头看了一眼，没回来。
我追出去喊，他没听见。
那只鞋在柜子里放了七年。
二零一零年，有个女人来找。
她说，我儿子小时候丢过一只鞋，在你们站。
她说，白色的，二十七码。
她说，他爸那年带他去大连，回来的时候，鞋没了。
她说，孩子后来没了。
她说，白血病。
她说，我想把那只鞋找回去，跟他放一起。
我把鞋给她。
鞋已经发黄了，鞋头那块泥还在。
她拿着鞋，坐在我门口那把椅子上，坐了很久。
她说，师傅，这鞋你还留着。
我说，留着。
她说，这么多年，你留着干什么。
我说，万一有人来。
她说，你这屋里，都是没人来领的吧。
我说，是。
她说，那你还留着。
我说，我留着，它们就还有个地方。
二零零五年，一副假牙。
上牙，七颗，钢丝卡子。
是个老头，早上六点半的车，在候车厅吃包子。
假牙摘下来放在桌上，吃完忘了戴。
车开了他才发现，托同车的人回来找。
那人来找的时候，我已经收了，但没找到，因为我把假牙放在抽屉里，抽屉里有三副假牙，我分不清。
后来那个老头没再来。
假牙一直在。
二零一九年，我把它扔了。
扔的那天我在收拾抽屉，拿出来看了看，钢丝锈了。
我用报纸包上，放进垃圾袋。
晚上我又翻出来，放回去了。
我想，他要是哪天来了，问我要七颗牙，我拿什么给他。
二零零八年，一个骨灰盒。
紫檀色，木头的，不大，四十公分。
是个女人抱着来的，四十来岁。
她把盒子放在椅子上，说去趟厕所。
她去了二十分钟。
回来的时候，盒子还在。
她把盒子抱起来，跟我说了一句。
她说，师傅，这里面是空的。
她说，我提前买的。
她说，我妈还在。
她说，我先把它放你们这儿，等我妈走了，我来取。
我说，这东西不能寄存。
她说，为什么。
我说，这是骨灰盒。
她说，空的。
我说，空的也不行。
她说，那我放这儿，我上车了。
她把盒子放在柜子上，转身就走了。
我抱着盒子追出去，她已经上了车。
车开了。
那个盒子在我柜子上放了十一年。
二零一九年，那个女人来了。
她老了，头发白了。
她说，师傅，我来取那个盒子。
我把盒子给她。
她抱着，说，我妈去年走的。
她说，走的时候，我把它拿出来，装了我妈一半。
她说，另一半，我撒河里了。
她说，我妈生前说，她要坐车。
她说，她一辈子没出过县城。
她说，她想坐车。
她说，我给她买了张票，沈阳的。
她说，我抱着她上了车，坐了一站，下来了。
她说，她算是坐过了。
她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我的屋子。
她说，师傅，你这屋里，东西真多。
我说，都是没人领的。
她说，那你替他们收着。
我说，我收着。
二零一四年，一个行李箱。
二十六寸，硬壳，灰色，拉链坏了，用绳子捆着。
是下午四点那班车的。
人上了车，箱子没上。
司机把箱子扔在检票口，说，谁的。
没人应。
我按规定开箱检查。
里面是一叠病历，三本，都是县医院的。
还有一件睡衣，一双拖鞋，一个搪瓷缸。
病历上写着一个女人，五十二岁，姓孙。
诊断是肝癌，晚期。
最后一页是出院记录，写着“自动出院”。
我把箱子合上，捆好。
它一直没被领走。
二零一八年，我按病历上的地址，找到她家。
开门的是她儿子。
他说，我妈走了。
我说，有个箱子。
他说，扔了吧。
我说，里面有病历。
他说，病历我这儿有。
他说，箱子你留着吧。
我把箱子又拉回来了。
二零零四年，一把钥匙。
黄铜的，齿很深，挂在一个铁圈上。
是候车厅捡的。
钥匙在柜子里放了十九年。
二零二三年，我拿它试过站里所有的门。
试到后门，插进去，转不动。
试到配电室，转不动。
试到我自己那间屋，转不动。
最后我拿回家，试我家的门。
转不动。
但我转的时候，锁芯响了一声。
很轻，像答应了。
二零一六年，一副拐。
铝合金的，底下的胶皮磨平了。
是个老头，腿不好，拄着拐来坐车，上车的时候把拐放在车门边上。
车开了，拐倒了，没人捡。
我捡起来，登记。
第二天，他儿子来了。
他说，我爸昨天到站就摔了。
他说，没拐，他站不住。
他说，他在车站门口坐了一夜。
我说，他怎么不来找我。
他说，他不好意思。
他说，他说一个老头子，丢了拐，还麻烦人家。
我把拐给他。
他说，我爸让我谢谢你。
他说，他说你那屋子灯亮着，他看见了。
二零一七年，一袋米。
五十斤，东北大米，编织袋，口开着。
是个女人，从乡下进城，转车去大连。
她把米放在椅子上，去买水。
车来了，她抱着孩子上车，忘了米。
我在门口喊，她没听见。
米在柜子上放了三年。
第三年，米里出了虫。
我把虫筛出去，把米倒进一个新袋子。
第四年，她来了。
她说，师傅，我那年丢了一袋米。
我说，米坏了。
她说，我就要那个袋子。
她说，那袋子是我婆婆给的，上头有她绣的字。
我把编织袋找出来。
袋口上，用红线绣着一个“福”。
她抱着袋子，哭了。
她说，我婆婆走了。
她说，她一辈子就绣过这一个福。
二零一九年，一件小孩棉袄。
红色，带帽子，帽子上有两只耳朵。
是腊月，一个男人抱着孩子候车，孩子热，把棉袄脱了放在椅子上。
他们上车了。
棉袄在椅子上放了一夜。
第二天我收起来。
我把它挂在柜子边上，挂了两个月。
我女儿那年三岁。
我有时候下班，会把它拿下来看一看。
我没带回家。
我知道那不是她的。
二零一二年，一个红塑料袋。
袋子是在三号检票口的椅子上捡的。
里头是一叠照片，三十几张，四寸的。
照片上全是同一个男人。
四十来岁，穿一件深色夹克，站在候车厅里。
同一件夹克，同一个角度，同一个位置。
背景是三号检票口，那面墙，墙上贴着“禁止吸烟”。
三十几张，拍的是同一个下午。
阳光的角度都一样。
我把照片翻过来。
背后没有字。
塑料袋里也没有别的。
我把它登记了。
备注栏我写：照片一叠，内容不明。
这袋照片我看了很多遍。
我不认识那个人。
我在站里问了几个老同志，都不认识。
我想，这个人是不是站在那儿，被人拍了三十几张。
他为什么不动。
他为什么站一下午。
二零一三年，我在候车厅值班，看见一个男人。
四十来岁，深色夹克。
他站在三号检票口，那面墙前面。
他站着，不动。
我盯着他看。
他站了二十分钟。
然后他走了。
我追出去。
我说，师傅。
他回头。
我说，你是不是丢过东西。
他说，没有。
我说，那你在那儿站着干什么。
他说，我等车。
我说，你车几点的。
他说，我不坐车。
他说，我就在这儿站一会儿。
他走了。
我回到屋里，把那袋照片拿出来。
我数了数，三十四张。
我把它们放回袋子，放回抽屉。
我想，也许那个人每年都来站一会儿。
也许有人在拍他。
也许拍了三十四年。
二零零二年，一张身份证。
是我自己的。
一九九八年办的，照片上是二十四岁的我。
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
信封放在柜子最底下那个抽屉，压在别的失物下面。
我不记得我丢过身份证。
我的身份证一直在身上。
我把那张拿出来看。
是真的。
有防伪，有钢印，有我的名字。
有效期：一九九八到二零一八。
我把自己的身份证掏出来对。
两张，一模一样，只是那张旧。
旧的那张，照片上的人，眼睛是睁着的。
但脸是我二十四岁的脸。
我二十四岁那年没拍过这种照片。
我二十四岁，是二零零二年。
一九九八年，我二十岁。
一九九八年那张照片上的人，看着像二十四。
我把两张身份证放在一起，看了很久。
后来我把旧的那张放回信封，放回抽屉。
我没跟任何人说过。
二零零九年，一个手机。
诺基亚，蓝色，屏幕碎了。
是个学生的。
他坐在候车厅充电，充完忘了拿。
手机一直在响。
我不敢接。
响了三天，没电了。
我把它收在抽屉里。
二零一五年，我给它充了一次电。
开机，里头有一条短信。
“你到了吗。”
日期是二零零九年。
号码是一个本地的号。
我没回。
我把手机关了。
二零零零年，一个收音机。
红灯牌，砖头大小，天线断了半截。
是个老头，赶早班车，收音机放在椅子上。
他上车了，收音机还在。
我登记。
收音机一直响，我关不掉，只好把电池抠了。
抠出来一看，电池是新的。
老头没回来。
二零零五年，我把它搬回家，给王秀兰听。
她说，这收音机声音好。
她听了两年。
二零零九年我们离婚，她把收音机带走了。
我把抽屉又翻了一遍，把那条登记划掉。
二零二一年，一枚金戒指。
是真的，有钢印，三克多。
是个女人丢的，在洗手间。
她洗手的时候摘下来，放在台子上，忘了。
她上车了。
我登记。
戒指在柜子里放了两年。
二零二三年，她来了。
她带着一个男人。
她说，师傅，我丢过一枚戒指。
我说，什么样的。
她说，金的，三克，里头刻着字。
我把戒指拿出来。
她接过，看了看里头。
她说，不是这枚。
她说，我的是“平安”。
她说，这枚刻的是“秀”。
她把戒指还给我。
她说，那我那枚呢。
我说，没有。
她说，你们是不是收错了。
我说，我这儿只有这一枚。
她走了。
她走的时候，那个男人一直没说话。
我把戒指放回去。
我想，这枚是“秀”的。
秀是谁。
秀为什么把戒指丢在这儿。
簿子后面有几页，不是我写的。
笔迹不一样，是钢笔，字很瘦，一笔一划，像刻的。
日期是手写的，写的是后来的日子。
二零零三年七月九日，灰色毛巾一条，三号检票口。
我看到这条的时候是二零零三年四月。
我以为是谁翻我簿子，写着玩的。
到了七月九日那天，三号检票口，真有人丢了一条灰毛巾。
是个跑长途的司机，擦汗用的。
我捡起来，登记。
我站在检票口，看了半天。
我想，这字是谁写的。
我问过站里所有人。
没人承认。
我年轻的时候烧过一次。
二零一二年，站长说柜子满了，让我清一批。
我抱了一摞东西到后院，点着火。
烧到一半，我闻到一股味。
是伞布烧的味，还有塑料，还有一股头发味。
我不知道哪件东西里有头发。
我把火踩灭，把剩下的抱回来。
剩下的有七件。
我一件一件摆回柜子。
从那天起，我不烧了。
我不信邪。
二零二零年八月，簿子上写了一条。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七日，一号检票口，老人一名，摔倒。
我不认识那个老人。
八月十七日那天，我请假了。
我在家待了一天。
第二天上班，我问同事。
同事说，昨天一号口有个老头摔了，送医院了，没事。
我说，几点。
他说，下午三点十分。
我说，谁扶的。
他说，没人扶，他自己爬起来的。
他说，爬起来还说了一句，说“我还没到”。
我问，没到哪儿。
他说，不知道。
我在那条目下面写了两个字。
躲了。
写完我就后悔了。
我躲了，他还是摔了。
我躲的不是他。
是我自己。
我写过一条。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日，红色塑料桶一个，桶底裂。
到了那天，没人丢桶。
我以为是我记错了。
第二天，一个收废品的老头，送来一个红桶。
他说，在站台捡的，桶底裂了。
他说，我昨天就想送来，忘了。
他说，昨天。
我把桶收下，登记。
我拿笔在簿子上写，红色塑料桶一个，桶底裂。
写完我停了一下。
我在备注栏写了两个字。
对上了。
那两个字我第二天又划掉了。
二零一一年，我写过一个人的名字。
那天我喝多了。
我在簿子上写：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七日，王秀兰，手提袋一个。
王秀兰是我老婆。
二零零九年跟我离的。
离婚那天她没哭，我也没哭。
她说，老韩，你这人，跟个柜子一样。
她说，什么都往里收，什么都不扔。
我说，我扔。
她说，你不扔。
王秀兰跟我过了十四年。
她是我们站对面饭馆的服务员，我天天去吃面，吃了三年，把她吃到手了。
她爱说话，我不爱。
她说，老韩，你一天说不了十句话。
我说，够用了。
她说，你跟柜子过吧。
我说，柜子不说话。
她说，柜子也不丢东西。
离婚那年，她三十六，我三十七。
她说，老韩，我不是嫌你穷。
她说，我是嫌你这屋子。
她说，你这屋里全是别人的东西。
她说，我在这儿，像个失物。
到了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七日，我在候车厅值班。
下午三点，一个女人进来，提着一个红手提袋。
她走到我窗口，说，师傅，我丢了个袋子。
我抬头。
不是王秀兰。
三十来岁，我不认识。
她说，袋子是红的，里头有两件小孩衣服。
她说，我上车前放在椅子上的。
我说，我看看。
我把袋子收下，登记。
我写：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七日，红色手提袋一个，两件小孩衣服。
写完抬头。
她已经走了。
那天晚上我回家，翻出我跟王秀兰的结婚照。
照片上她穿一件红毛衣，站在我旁边，笑得眼睛都没了。
我看了一会儿，把照片收进抽屉。
我想，她没丢东西。
丢的是我。
二零一五年以后，簿子上的字越来越多。
不是我写的。
有钢笔字，有圆珠笔字，有铅笔字。
日期有第二年的，有五年后的，有一行写的是十年后。
我数过。从二零一五到二零二六，一百三十多条，我没写过的。
有的一条一句话。
有的详细到几点几分，哪个检票口，丢了什么颜色什么牌子。
我开始对。
每年年底，我把这一年的条目，跟我记的对一遍。
对上的，大概七成。
剩下三成，我不知道是没发生，还是我没看见。
有些条目，发生的时候我不在。
有些条目，写的是我不认识的人。
有一年，写的是一个姓周的，登记的是“一只右手的手套”。
到了那天，我在候车厅，看见一个女人，右手戴一只手套，左手没戴。
她上车了。
她没丢。
那条目到现在还是空的。
我一直没弄明白那些字是谁写的。
我猜过很多人。
我猜过前任，一个姓马的老头，退休去了大连。
我给他儿子打过电话，他儿子说他爸糊涂了，不记得客运站。
我猜过站长。
我猜过站门口修鞋的。
我猜过我自己。
我把自己灌醉过两回，看第二天簿子上会不会多字。
第二天早上，只有我吐的一地。
我没再猜。
今年三月，簿子最后一页，多了一行字。
钢笔，很瘦，跟前面那些一个笔迹。
写的：
二零二七年三月四日。
韩德顺。
寄存。
不取。
我在那间屋子里坐了二十年。
不是坐，是站。
我一天站八个小时，站在窗口后面，看人走，看人来。
我登记过伞、鞋、假牙、骨灰盒、照片、手机、身份证。
我从来没登记过一个人。
我们这行，只有东西能寄存。
人不能。
人只能走。
我把簿子从头翻。
翻到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二日。
第一条：黑色雨伞一把，伞骨完好，候车厅三排座。
我把这行字看了很久。
字是我的。
笔迹是我的。
但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二日，我还没来这个站。
我是四月一日来上班的。
报到证上写着四月一日。
我记得那天，人事科的老刘带我进门，说，这屋归你了。
我记得我坐下，掏出新买的簿子，写了第一行。
我记得我写的是伞。
我一直记得我写的是伞。
但日期不对。
我记了二十八年，记了三百四十七条东西。
第一件，是我来之前记的。
我去人事科查。
档案还在。
我的入职登记，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
签收人：韩德顺。
我又去问老刘。
老刘瘫了，住在县医院，说话不利索。
我拿簿子给他看。
他看了一眼。
他闭上眼睛。
他躺了很久。
他抬手，指着簿子。
他说，你翻。
我翻。
他指着四月一日那条。
我翻到四月一日。
上面有一行字。
黑色雨伞一把，伞骨完好，候车厅三排座。
备注：无人认领。
日期：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
字是我的。
我把三月十二日那条又看了一遍。
两条字，一模一样。
同样的伞，同样的位子，同样的备注。
只是日期差了一个月。
三月十二日那条，笔迹跟我现在写的不一样。
我现在的字，比那个时候老。
我现在的字，横是往上挑的。
三月十二日那条，横是平的。
是年轻人写的字。
上岗那天，我坐在窗口后面，看着簿子上那条三月十二日的字。
我心里想，这是谁写的。
我抬头，看见候车厅里，有一把黑伞放在三排座上。
我走过去，把伞拿起来。
伞骨完好，木头柄，柄上缠着一圈红线。
不是老太太那把。
是另一把。
我把它放回椅子上。
我回到窗口，翻开簿子，在三月十二日那条下面，又写了一行。
四月一日，黑色雨伞一把，伞骨完好，候车厅三排座。
备注：无人认领。
我把两行字，看成一行。
我把笔放下。
我把簿子合上。
我坐在那儿，听着候车厅的广播。
广播说，开往沈阳的班车，现在开始检票。
我坐着。
我没动。
上个月我办了退休。
站长让我找个人交接。
站里没年轻人愿意管这间屋。
他们把失物招领并到服务台，说以后有人丢了东西，直接交给服务台。
服务台的小姑娘，二十三岁，涂着指甲。
她说，叔，那些东西怎么处理。
我说，扔了。
她说，都扔？
我说，留一年。
她说，一年以后呢。
我说，你看着办。
她说，那这本簿子呢。
我说，我带走。
她说，这算公家的东西吧。
我说，算。
她说，那你带走不合适。
我说，那你留着。
她说，我不看这个。
她把簿子推回来。
她说，叔，你带回去吧，我看着害怕。
我把簿子带回家了。
钥匙我交给了传达室的老李。
老李六十二，还有三年退。
他说，老韩，你这屋里东西真多。
我说，都是没人领的。
他说，我要不要清一清。
我说，你别清。
他说，留着占地方。
我说，占着就占着。
他说，你这话说得跟个守坟的似的。
我说，差不多。
他笑了。
他说，我不动，你放心吧。
他说，我就在这儿，谁也进不去。
我说，谢谢。
他说，客气什么，三十年邻居。
簿子现在在我家。
放在床头柜上。
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翻一页。
看看有没有新的字。
今天早上有一行。
二零三一年六月九日。
李国栋。
寄存。
不取。
李国栋是老李。
我把簿子合上。
我下床，穿鞋，走到阳台。
外面天还没亮，客运站的灯亮着。
六点半有一班车去沈阳。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那盏灯。
我想，老李今天上班，八点到。
我想，我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
我站了一会儿。
我没打。
我回屋，把簿子放进抽屉，锁上。
钥匙我挂在裤腰带上。
上午十点，我下楼买了两个包子。
回来的时候，手机响了一下。
是老李。
他说，老韩，你那个柜子，我打开看了看。
我说，你别动。
他说，我没动，我就看了一眼。
他说，里头有个收音机。
他说，还响着呢。
我说，你把它关了。
他说，关不掉。
他说，我抠了电池，还响。
我站在楼道里，包子还热着。
我说，老李，你把柜子锁上。
他说，锁了。
他说，你听。
手机里传过来一点声音。
很轻，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
我把手机拿远了。
那天我没再开抽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