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我在村口弹棉花，一床四块，拆洗补角送上门全包。
隔壁嫂子领她妹妹进院：“压一下就四块？我妹妹两块就干！”
邻居抱起被子：“熟人还收双份钱！”
我剪断线退了定钱：“没拆的都拿走。”
后来，嫂子妹妹图省事，给李婶家棉花里掺了旧棉。
李婶孙子盖了三天起红疹，去卫生院花了八块多。
被人堵门要说法，妹妹连夜跑了。
嫂子是介绍人，倒贴十块赔药费，还被骂了半个月
入冬，那几家没翻成好被子，一冬多烧三百斤煤球。
嫂子自家被子也没人翻，冻得扛不住，抱着被子来村口求我。
我摊前队伍排到巷口，“不是双倍价吗？你的弹不了。”
1.
村口的风一到秋天就带着凉意，吹过晒谷场，卷起一层细细的尘土，落在我摊前那床刚拆开的棉被上。
我伸手拂了拂，没急着弹。
棉胎用了三年，里面的棉絮已经压成一片，靠近四角的地方尤其硬。我得先把旧线一根根挑开，再把结成团的棉絮撕松，陈棉挑出来，缺的地方补上新絮，重新铺平，最后才轮到弹。
这活看着简单，真正做起来，最费的是手上的分寸。
棉弓压得轻了，絮不散；压得重了，棉纤维断得厉害，刚做好的被子看着蓬，盖不了多久就塌。边角的位置更不能偷懒，那里没收好，风一吹，棉絮顺着缝隙往外钻，没几个月，整床被子就只剩一层薄壳。
我跟叔父学这门手艺时，他就说过，弹棉花不是把棉絮打松那么简单。
“你弹的是一家人的冬天。”他说，“不能只看眼前白不白、厚不厚。”
这句话我记了十多年。
村里人也知道我的手艺。三年前，我在村口支起第一回摊子，一床被子收四块钱，拆洗、补角、送上门全包。那时有人嫌贵，也有人观望，可我一床一床做下来，没出过一次差错。
村东的刘婶说，找顾巧弹的被子，睡三年还蓬着。
村西的陈大娘说，顾巧收边最牢，孩子怎么踢都踢不开。
这天上午，院子里已经堆了七床被子，叠起来差不多有半人高。交定钱的人排在门边，有的端着搪瓷缸，有的手里拎着刚从地里摘下来的豆角，都是熟面孔。
我正把棉胎边缘铺平，赵红梅带着一个年轻女人走进了院子。
赵红梅是我隔壁嫂子，丈夫常年在外做工，村里谁家有点消息，她总能比别人早半天知道。她走路快，说话也快，进门后连招呼都没打，先朝我手里的棉弓看了一眼。
“顾巧，四块是不是贵了点？”
我手上的动作没停。
“我娘家妹妹也会弹。”她把身边的人往前推了推，“两块钱一床，她就干。拆洗补边也都给你弄好，保准不比你的差。”
年轻女人叫春芽，二十出头，头发用红布条扎在脑后，手腕上还戴着一只塑料手镯。她冲我笑了笑，目光落在那把竹弓上。
“顾姐，你这弓都磨黑了，能弹出什么花来？”
那把弓是叔父留下的，竹料用了十几年，弓背被手掌磨得发亮。弦断过两次，都是我自己换的。除了这些，它从没耽误过一床被子。
我抬了抬眼皮。
“两块的活，你自己掂量。”
原本只是句不想多说的话，赵红梅却像抓住了什么把柄，立刻笑了起来。
“你看，她自己都说了，两块的活也没什么不一样嘛。”
院里安静了片刻。
刘婶抱着一床被子走过来，刚才还夸我手艺好，这会儿却把被子往自己怀里一收。
“那我先拿走吧。都是乡里乡亲的，何必多花两块钱？棉花不就是翻一翻吗？”
她说得理直气壮，走时甚至没看我一眼。
陈大娘紧跟着开口：“我那床定钱也退了吧。顾巧，你不能因为我们交过钱，就不让我们换人。”
定钱是昨天交的，她说得像是我拿绳子捆住了她。
我看着她伸过来的手，掏出钱袋，将两块钱递过去。
“没拆的，钱都退。”
陈大娘接过钱，嘴里还嘟囔：“这才对嘛，做生意就得讲良心。”
短短一会儿，七户人家走了五户。
剩下两户站在门边，眼神在我和春芽之间来回打量。她们没有马上抱走被子，也没有留下，只是等着看谁先服软。
我把手里的棉弓放到木架上。
“你们也拿走吧。”
其中一个女人愣住：“可我们还没说不做啊。”
“你们想做的是两块钱的活。”我说，“我这里四块。”
她脸上有些挂不住，抱起被子，小声道：“顾巧，你这人怎么这么较真？”
我没有回答，只拿起剪刀。
咔嚓一声，棉弓上的旧弦被剪断。
弦头弹了一下，落在地上，细细地蜷成一团。
赵红梅的笑僵在脸上：“你这是干什么？说两句就不高兴了？”
我把剪刀放回工具箱，弯腰将地上的棉絮扫进簸箕里。
“赵嫂，你妹妹的活接去吧。”
“我这里今天不收新单了。”
院子里的人都走干净了。
赵红梅站了一会儿，像是想再说什么，最后只哼了一声，带着春芽转身离开。她们走到门口时，春芽回头看了我的竹弓一眼，嘴角带着笑。
我没有抬头。
把地面扫干净后，我将棉弓竖到墙角，又把七床被子的名字从账本上划掉。
墨迹很黑，划过纸面时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三年里，我第一次在半天之内把所有活都退了回去。
院子空得很快，连刚才说话的人声都散了。风从半掩的院门吹进来，卷起一小团棉絮，在地上滚了两圈，最后卡在墙根。
我弯腰捡起它，放在掌心揉了揉。
棉絮很软。
可我心里那根绷了三年的线，已经断了。
2.
赵红梅家院子比我家宽，正好能支开两张木板。
第二天一早，春芽就把摊子摆了起来。她借来一把轻弓，弓背刷着一层亮漆，弦也比我的粗，抡起来时声响很大。
啪，啪，啪。
棉絮随着弓弦震动飞起，阳光照过去，院子里像落了一场白雾。
赵红梅站在门口招呼人，嗓门比平日还高。
“都排好啊，春芽手脚快，一床被子两个钟头就能弹完。今天先收六床，谁先送来的先做谁的。”
墙外很快围了几个人。
刘婶抱着被子站在最前面，笑得满脸褶子都挤到了一处。
“还是年轻人利索。顾巧以前弄一床要大半天，嘴上还总说工序多。弹棉花嘛，能把棉花弄松不就得了？”
春芽听见这话，手上的弓抡得更快。
棉絮飞得热闹，院里的人也看得热闹。
我从赵红梅家门口经过，脚步没有停。
回到自己院子，我把那把旧弓拿下来，重新穿线。
弦要从弓背一端的孔里穿进去，再绕过中间的木楔，最后拉到另一头。线不能绷得太紧，太紧容易断；也不能太松，不然棉弓没有力道。
我坐在矮凳上，一点点调整。
院墙那边又传来春芽的声音。
“这床不用拆那么细，反正外头要蒙被面，谁看得出来？”
“边角也别费劲补了，针脚压进去就行。”
“旧棉怎么了？晒过不一样能盖？非得全用新棉，那不是糟蹋东西吗？”
我手上的线停了一瞬。
旧棉的气味隔着墙飘过来，带着一股潮过又晒干的酸味。我没有出声，只把线头绕紧。
上午，外村来了两户人家。
她们是听亲戚说起我的手艺，特意赶了三四里路过来。其中一个女人姓王，抱来的被子边角已经磨破，里头的棉絮从缝隙里露出来。
“顾师傅，你要是能修就修，不能修我们再想办法。”
她叫我顾师傅，我听着有些不习惯，还是接过了被子。
拆开棉胎后，我把压成片的地方一块块挑松，又在靠近枕头的位置捻出一团灰黄的陈棉。
王嫂问：“这也要换吗？看着还挺厚。”
“旧棉吸潮。”我把那团棉絮放在一边，“孩子皮肤嫩，盖着容易起疹。”
“我家小儿子正好总长红点。”她赶忙说，“那就换。”
我从自己留下的棉絮里挑了干净的一块补进去，没有另收钱。
下午，我去村外给王嫂做被子。赵红梅家门口，春芽正坐在小板凳上缝被边。她缝得很快，针脚却一高一低，像一排歪歪扭扭的牙齿。
陈大娘抱着胳膊在旁边看，见我经过，忽然问：“顾巧，你外村的活收多少钱？”
“四块。”
她撇了撇嘴。
“还是四块，贵。”
我站了片刻，转身往外走。
身后有人笑了一声，不知道是在笑我，还是笑那句“贵”。
当天傍晚，赵红梅在村口碰见几个闲着的人，又把话题扯到我身上。
“她就是酸。村里活没了，就跑外村去装能耐。四块钱一床，外村人也愿意给？我看就是没人跟她讲价，她才觉得自己了不起。”
有人应和：“外村人不熟，容易让她哄。”
我拎着工具袋从坡下走过，没有停。
到了晚上，油灯的火苗被风吹得一晃一晃。我摊开账本，把今天两户外村的工钱记上。
八块。
这是我被村里人嫌贵之后，赚到的第一笔钱。
我数出其中四块，放进叔父留下的铁盒子里。
铁盒子的盖子内侧，刻着一行歪斜的小字，是叔父年轻时刻下的：
手艺是自己的，贱卖了就没了。
这句话我看过很多次，以前只觉得是他提醒我别偷懒。
今晚再看，忽然明白了另一层意思。
便宜卖出去的，不只是工钱，还有别人对这双手的看法。
我合上账本，吹灭了油灯。
第二天，春芽家院子里的弓声又响了起来。
而我收到了村外第三户人家的口信。
3.
李婶家的小孙子叫豆豆，才五岁，皮肤白得近乎透明，夏天被蚊子叮一下都能肿上半天。
那床被子是春芽弹的，盖上第一晚，豆豆就说后背发痒。
李婶以为是换季，给他擦了些家里常用的药膏，没放在心上。
第二天，豆豆腿上起了几颗红疹。
第三天早上，红疹连成了片，从后背一直蔓到脖子根。孩子抓得满手是血，哭声隔着两条巷子都能听见。
李婶慌慌张张把人送到卫生院。
大夫看过后，问她最近有没有换衣服、床单或被子，又问孩子是不是接触了什么潮湿的东西。
李婶这才想起那床新翻的被子。
“棉花是重新弹过的，应该干净吧？”她问。
大夫没有直接回答，只说：“先别再盖了，回去把棉胎拆开看看。”
卫生院开了药，连诊费带药费，一共八块三。
八块三在那个年头不是小数。李婶付钱时，手指一直在发抖，回到家便把被子铺在院里。
村里很快有人围了过来。
她拿剪刀拆开被面，刚剪开一角，一团灰黄色的棉絮便从里面露了出来。棉絮结成了硬块，边缘沾着黑褐色的污渍，靠近鼻子一闻，还有一股说不清的酸臭味。
李婶的脸一下变了。
“这是什么东西？”
她把那团旧棉攥在手里，转身就往赵红梅家走。
那时赵红梅正在院里洗衣服，听见门外的脚步声，抬头便看见李婶站在门口。
“赵红梅，你出来说！”
李婶的声音又尖又利，半条街都听得见。
赵红梅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到门边：“咋了？有话慢慢说。”
李婶将那团旧棉扔到她脚下。
“你介绍的人弹的被子，里面掺这种东西！我孙子盖了三天，满身红疹，卫生院花了八块三。你说，这钱谁赔？”
赵红梅盯着地上的旧棉，脸色一点点发白。
“我不知道啊，春芽她自己做的，我只是帮着介绍。”
“你当时怎么说的？”李婶逼近一步，“你说你妹妹手艺好，两块钱一床，保证比顾巧的划算。现在出了事，你一句不知道就完了？”
动静很快引来了更多人。
那些交给春芽做过被子的邻居，脸上都没了看热闹时的轻松。有人回家拆自己的，有人把被子翻来覆去地摸，生怕里头也藏着什么。
刘婶家的棉胎倒没掺旧棉，可被边拆开后，发现有两处根本没收牢，棉絮已经从缝里往外冒。
“春芽不是说都弄好了吗？”她喃喃道。
没人接话。
有人跑去赵红梅家后院找春芽，院门半掩着，借住的那间屋子里已经空了一半。衣服少了，木箱不见了，灶台上还放着一只没洗的碗，碗底结着一层冷掉的米汤。
春芽连夜走了。
李婶气得浑身发抖，指着赵红梅：“你妹妹跑了，你这个介绍人跑不了。八块三，一分不能少！”
赵红梅哭着说自己手里没那么多钱，翻遍衣兜只找出六块。她又进屋掀箱子，拿出压在衣服底下的几张零钱，才凑够十块。
她把钱递给李婶时，手指抖得厉害。
李婶没有接多出来的钱，只数出八块三，剩下的两块七扔回她怀里。
“拿着。你这人情我受不起。”
说完，她转身走了，走到巷口还回头骂了半天。
赵红梅站在门口，眼泪顺着脸往下淌，却没人劝她。
事情传开后，村里人都说便宜没好货。
这句话说得轻巧，好像他们当初不是亲自抱着被子离开我的院子，也不是当着我的面说四块钱太贵。
我从外村收工回来时，赵红梅门口还散着几团被人丢出来的旧棉絮。
我停了一下，看见其中一团粘着草籽，另一团已经发黑。
赵红梅坐在门槛上，抬头看见我，嘴唇动了动。
我没有等她说话，拎着工具袋从她身边走过。
那晚，院门下面被人塞进来一张纸。
油灯下，我展开纸条，上面只有一句话：
顾巧，你那时候说的是对的。
字写得歪歪扭扭，墨水还没干透。
我看了很久，把纸条叠好，放进铁盒子里。
没有回话。
第二天，我照旧出门做工。
村里的人开始发现，春芽做坏的不是一床被子，而是许多家人过冬的底气。
4.
十月底，第一场冷风从北边刮下来。
村里人开始烧煤球，家家户户的烟囱都冒出灰白的烟。
用了春芽那批被子的几户人家，很快发现不对。棉胎表面看着厚，盖到半夜却总有冷风往身上钻，翻个身，肩膀就露在凉处。
刘婶家的男人半夜醒了三回，摸着被子骂：“这被子怎么跟一层纸似的？”
刘婶没敢吭声。
她家的炉子比往年烧得旺，煤球消耗得也快。往年一冬用四百斤，今年还没到腊月，已经烧掉了三百斤。
陈大娘家也是一样。
几户人家私下算了算，才发现所谓省下的两块钱，早就被煤炉一口口吞掉了。煤球五分钱一斤，几个月下来，多烧出去的少说也有两三百斤，十几块钱不知不觉就没了。
有人在巷口提起这事，声音压得很低。
“早知道还不如找顾巧。”
“她那床被子确实暖和。”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那天从镇上回来，在巷口遇到陈大娘。她看见我，先是往旁边让了让，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今年煤球涨价了，真是难。”
“嗯，涨了。”
我点点头，从她身边走过去。
她没有提被子，我也没有提。
赵红梅家的嫁妆被一直压在箱底。
那床被子是她出嫁时娘家陪送的，里头用的是上好的棉花，虽然多年没翻，棉胎已经结成硬块，可她一直舍不得拿给春芽。她觉得这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跟那些两块钱的活混在一起。
可到了入冬，她终于抱不住那份舍不得了。
连续三个晚上，她和丈夫盖着那床被子，半夜都冻醒。炉火烧到后半夜便灭了，冷气顺着窗缝往屋里钻，棉被压在身上沉甸甸的，却一点都不暖。
丈夫忍了两天，第三天早上终于忍不住骂她。
“当初村口有现成的手艺，你怎么没想着翻？”
赵红梅坐在床沿，低头把被角掖好，没有回嘴。
她抱着被子去了镇上。
第一家弹棉花的铺子一看，便说要六块钱。
“棉胎结得厉害，拆、翻、重新铺，都费工。”
赵红梅嫌贵，抱着被子走了。
第二家说只弹不缝，缝边另算，加起来五块五。她又摇头。
第三家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师傅。他把被子拆开，捻了捻里面的棉絮，告诉她：
“旧棉比例不少，重新弹也只能改善，想真正暖和，得把陈棉换掉，再添新絮。少说八块。”
赵红梅脸色难看，抱起被子回家。
她一路上都在想，顾巧以前才收四块。
只要顾巧愿意，她还能省下四块。
5.
回村后，她经过村口，远远看见我家的院门关着。她站了很久，最终没有敲门。
我现在的活都在外村，有时候还去外镇。听说我的人越来越多，前来找我的客人总得提前排号。
入冬最冷的那几天，赵红梅家炉子烧到半夜灭了。
她和男人裹着嫁妆被，冻醒了三次。天刚蒙蒙亮，她便起身重新生火，手背被煤灰熏得一片黑。
那天早上，她在门口遇见李大爷。
老人拄着拐杖，看了她怀里的被子一眼。
“当初顾巧在村口，多方便。”
赵红梅低着头，什么也没说。
她最后还是回了镇上，咬牙付了八块钱。老师傅替她换了新棉，又重新收了边。被子拿回来后确实暖了，可她盖着总觉得不踏实。
那种蓬松、均匀的感觉，和顾巧弹出来的完全不同。
她去问一个外村熟人，那人家里用的正是我的被子。
“顾巧做的被子，三年都不塌。”对方说，“冬天也不用多烧煤，盖着特别稳。”
赵红梅站在那里，脸上最后一点表情也没了。
后来，她托人带话给我，说自己当初说话难听，想当面道个歉。
我正在布行后院检查一批棉料，听见来人的转述，只问了一句：
“她还说别的吗？”
“没有，就说想跟你道歉。”
我低头捻了捻手里的棉花。
“我那时候已经退钱了。”
我把棉花放回筐里，继续道：“两清了，不用道歉。”
来人愣了愣，转身把话带回去。
而我面前的仓库里，已经码着十几床等待加工的棉胎。
那是吴掌柜送来的第一批长单。
吴掌柜是外镇布行的老板娘，四十来岁，头发挽得利落，眼睛看棉料时比秤还准。
她第一次来找我，是在一个阴天的下午。
那时我正替外村的王嫂翻一床冬被。棉胎拆开后，我将里面的陈棉挑出来，按厚薄重新铺开，又拿竹弓一点点弹松。王嫂坐在旁边，看得直发愣。
“顾师傅，这么一床被子，得弄到什么时候？”
“棉花没坏，慢一点能多用几年。”
她似懂非懂地点头。
吴掌柜站在院门外看了很久，直到我把被边重新缝好，她才走进来。
“你就是顾巧？”
“是。”
“我是镇上永和布行的吴秀兰。”她递过来一张名片似的纸片，上面印着布行的名字，“有人介绍，说你手上的活做得稳。我原本不信，今天看了一遍，觉得可以谈谈。”
她说得直接，我也没有客套。
“谈什么？”
“我们布行接了些棉胎和被褥的加工单，冬天旺季时，镇上的师傅忙不过来。我想找个长期合作的人，按件结钱，不压你的价。”
我没有马上答应，而是问：“棉料是什么等级？”
吴掌柜顿了顿：“分三等。普通棉、上等棉，还有一批给县城客户的精棉。”
“加工周期？”
“普通棉七天一批，精棉慢一些，十天。”
“出了质量问题算谁的？”
她看了我一眼。
“原料有问题，我们负责。你加工出了问题，你负责。验收标准写在合同上。”
我点头，又问了几个细节。
吴掌柜没有不耐烦，反而让伙计把样品和账册都拿过来。她带来的三床样品被子，我一床床拆开看。第一床边角浮线，第二床棉胎密度不均，第三床虽然摸起来厚，里头却夹了陈棉。
“这床不能按精棉算。”我说。
吴掌柜脸上的笑淡了些：“你看得出来？”
“棉絮颜色不一样，吸湿程度也不一样。”
“镇上那几个老师傅都没提。”
“他们可能没看。”
她盯着我，忽然笑了一声。
“你这个人，挺难谈。”
“要是按我的名字交货，当然得谈清楚。”
我们在院里谈了半个时辰，把棉料、工期、验收和损耗一条条写明。吴掌柜走时，回头看了眼墙角那把旧弓。
“明天给我答复。”
“好。”
她走后，刘婶的女儿正好从村外回来，听说布行来找我，便将消息带回了村里。
“一个弹棉花的，也能跟布行谈长期？”刘婶不以为然，“还不知道是怎么哄人的。”
赵红梅听见这话，站在自家门口很久，没有应声。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永和布行。
吴掌柜已经把合同准备好。我把其中两条改了，一条是原料不达标我可以拒收，另一条是交货前必须由我亲自验货，不能由伙计代替。
她看完后问：“你不怕得罪人？”
“做错了是我担责任，为什么要怕得罪人？”
吴掌柜静了片刻，拿起笔。
“行，就按你的。”
合同签下来的时候，我心里没有想象中的激动，反而很安静。
像是一扇门原本就在那里，只是以前一直有人站在门口，告诉我不该进去。
第一个月，我在布行后院的仓库里干活。
仓库比我家院子宽得多，三面都是高墙，风小，地面也平。吴掌柜给我腾出一块地方，按床结算，每一床都记在账上。
我每天早出晚归，先检棉，再拆洗，之后弹松、铺平、缝边。伙计起初觉得我慢，后来发现我做好的棉胎不容易塌，便没人再催。
月底结算时，我拿到的钱，是过去三年在村口挣下的两倍多。
我没有拿去买新衣服，也没有去村里显摆。
我先照着叔父旧弓的规格，定制了一把新的竹弓。
竹料比旧弓更青，弧度也更匀。拿在手里时，沉甸甸的，弹性透过掌心传上来。
我试着拉了一下弦。
清脆的一声，像是旧日子被重新接上了。
村里的人很快算出了我现在一个月能赚多少。
陈大娘说：“谁知道她会飞出去啊。”
这话听着像是在替自己找理由。
刘婶家的那床被子却没能撑过整个冬天。边角开了线，棉絮往外漏，她找镇上的缝纫铺修，得另加三毛钱。
她让女儿去布行找我。
“就说是街坊，问她能不能帮个忙。”
女儿回来后说，我让她去镇上的缝纫铺。
刘婶脸上挂不住：“才赚两个钱就不认人了。”
这句话传到我耳朵里时，我正在记一床精棉被的交付日期。
我没有抬头。
那天回村取东西，路过旧摊位时，我遇见了李大爷。他蹲在地上，捏起一撮残留的棉絮，看它被风吹起，又慢慢落回尘土。
“你叔当年也是这么走的。”他说，“走出去就对了。”
我看着他，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点了点头。
回到家，我把新弓挂在墙上，又把旧弓断掉的弦换好，和新弓并排放在一起。
两把弓，一新一旧。
赵红梅那床嫁妆被，却还没有找到愿意替她翻的人。
6.
县城百货大楼来找我，是吴掌柜牵的线。
那天她把我叫到布行后院，拿出几张加工单。
“县城的被褥部主任看过你的货，说想见你。”
我问：“谈什么？”
“冬季旺季前，他们想固定一批加工户。要是谈成，量不会小。”
我跟着她去了县城。
百货大楼的被褥部在三楼，方主任穿着一件熨得笔挺的中山装，见到我时，目光在我粗糙的手上停了一下。
他大概没想到，吴掌柜说的老师傅，会是个二十多岁的女人。
“顾同志，吴老板说你的手艺很好。”方主任伸手，“我们这里样品多，你先看看。”
他让人搬出三床被子。
我逐一拆开。
第一床边角浮线，第二床中间厚、四周薄，第三床摸着沉，里面却掺了不少陈棉。
“这床不能上柜台。”我说。
方主任原本还带着几分客气，听见这话，神情慢慢收了起来。
“为什么？”
“边角不牢，盖一阵子会跑棉。第二床受力不均，孩子压着睡会往一边塌。第三床用旧棉压重量，短期看着厚，受潮后会有味。”
屋里安静下来。
方主任问：“这些问题，别人验货时没说。”
“可能没拆。”
“要是让你做，百货大楼的要求会比普通散客高。出了问题，退货、赔偿，都会追到你头上。”
“可以接。”
他似乎没想到我答应得这么快。
“你不怕？”
“我怕原料不合格。”
这句话让他笑了。
我们从上午谈到中午，棉料等级、加工工期、验收方式、损耗比例和责任划分，全都写进了合同。方主任提出的条款里，有三处我要求修改。
“你比我谈过的师傅都难谈。”他合上文件，“可你说得有道理。”
合同定下后，我没有当天回村，而是在县城招待所住了一夜。
夜里，我站在窗前，看见远处街道上的灯一盏接一盏亮着。自行车从街口经过，车铃声清脆，百货大楼的招牌在夜色里格外醒目。
叔父以前总说，村口不是人的一辈子。
那时候我只当他想让我多走几步。
如今站在县城的窗边，我才明白，他说的不是路有多远，而是人不能把自己的一双手困在原地。
消息传回村里后，沉默了半天。
赵红梅从外镇回来，告诉别人我成了县城百货大楼的加工户。
有人说我有能耐。
有人说我攀上了高枝。
还有人说，县城的活肯定不比村里轻松，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
刘婶没有再提“才赚两个钱就不认人”。
她家的那床被子已经修过两次，每次三毛，棉絮还是往外钻。她问过别人，百货大楼里有没有我的名字，却没好意思亲自去看。
我回村取工具那天，旧摊位已经空了很久。
原先总有棉絮落在地上，风一吹便到处飘。现在地面被雨水冲得发暗，连一根白絮都找不到。
陈大娘在门口碰见我，问：“这就走了？”
“嗯，走了。”
她还想说点什么，最后只是把手里的菜篮往身后藏了藏。
赵红梅亲自来找我，是在几天之后。
她带了一包糕点，站在门外，神情比从前憔悴许多。
“顾巧，我能进去说两句吗？”
我让开门。
她坐下后，把糕点放在桌边，半天才开口。
“当初是我的错。我没想着春芽会掺旧棉，也没想到她出了事会跑。李婶家的药费，是我赔的。村里人骂了我半个月，我都认。”
我给她倒了一杯水。
她捧着茶碗，声音越来越低。
“还有你那天在院里，我说你拿熟人当冤大头……那话是我说重了。我就是想替大家省点钱，没想到会弄成这样。”
屋里静了一会儿。
我把茶壶放回桌上。
“嫂子，你道歉我听着了。”
赵红梅抬起头，眼里浮出一点松动。
“李婶家的事，是你妹妹的责任。你赔了药费，这事你担下了。”
她的手指慢慢松开。
我接着说：“但你当着七个人说我拿熟人当冤大头，不是一包糕能揭过去的。”
她怔住了。
那一瞬间，她脸上的歉意变成了真正的茫然，像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还记得。
有些话说出口时，伤害就已经发生了。时间只能把它压进心底，不能当作没说过。
我给她续满水。
“我不记仇，也不会找你算账。”
赵红梅眼神动了动。
“但我不会再开那个摊子，也不会再接村里的活。”我说，“这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我想明白了。我的手艺，不该拿来换谁的一句好听话。”
她抱着那包糕点离开。
门合上后，我取出铁盒子，看见里面那张纸条和叔父的旧账本。
手艺是自己的，贱卖了就没了。
我看了很久，重新把盒盖合上。
县城那边的合同，已经定了明天开工。
7.
县城的新住处是一间带小院的平房，房租比村里贵，可院子朝南，门外就是布料市场。
我搬进来的时候，只有两个包袱、一只工具箱和叔父留下的铁盒子。
东西不多，半个时辰就收拾妥当。
吴掌柜来看房时，绕着院子走了一圈。
“这里好。”她说，“以后客人来取货，站在门外都能排到街口。”
我笑了笑。
那是我第一次在她面前笑，不是应付，也不是客气，嘴角只是轻轻抬了一下。
第二天，我在院里支起弓架，替自己弹了一床新被子。
新棉柔软，纤维整齐，经过手指时带着干燥的清香。我把棉胎铺开，细细分层，用新弓一点点弹松。
弓弦每响一下，院里便有一小团白絮飘起来。
那床被子做好后，我盖了一整夜。
半夜醒来时，屋里很安静，窗纸外有风，可被窝里暖得很，棉胎没有往下坠，也没有一处透冷。
我睁着眼看了很久，忽然觉得，给自己做床好被子，也是一件很要紧的事。
百货大楼的第一批订单很快送到。
方主任派人来验货时，带着两名被褥部的职工。他们拆开一床床成品，检查边角、厚薄和缝线。没有一床被退回。
冬季旺季结束后，方主任拿着统计表来找我。
“这一季的退货率，是往年的三分之一。”他说，“明年续约，工钱提一成。”
我点头：“棉料等级下限要写进合同。”
方主任笑了：“这条你今年就提过。”
“明年也一样。”
“你就不怕我们觉得麻烦？”
“出了问题找的是我，原料不能由别人随便定。”
方主任看了我一会儿，拿起笔，在合同上签了字。
百货大楼的被褥部渐渐有了口碑。
有人买回去后发现被子比往年耐用，专程回去问柜台，能不能找到加工的人定做。方主任起初有些犹豫，后来干脆把我的住址写给了几位熟客。
“去找她谈。”他说，“她自己报价，跟百货大楼没关系。”
第一个找上门的是个工厂主任。
他要给工人宿舍做十二床冬被，要求保暖，不能太重，价格也得算清楚。
我先问了宿舍的窗户朝向、房间大小和煤炉情况，又看了他带来的棉料。
“这批棉花有两包含水量高，不能用。”我说。
工厂主任有些为难：“换料会不会耽误时间？”
“换不了就会返潮。做完看着没事，过了一个冬天会结块。”
他沉默了一阵，点头：“那就换。”
我把数量、材料和工期写在纸上，双方签字。
他临走前看了看我院里的两把弓。
“顾师傅，你不像做手工活的。”
“那像什么？”
“像个掌柜的。”
我没接话，送他出了门。
后来，周边几个镇子的人陆续找来。
有人要做嫁妆被，有人给老人翻旧棉胎，也有人一次定十几床。来的人不再问能不能便宜一点，而是问棉料是什么、什么时候能取、用了几年会不会塌。
他们奔着手艺来，不奔着便宜来。
我的账本也越记越厚。
每一单的棉料来源、进货日期、加工时间、交付情况，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账本翻到最后，已经比叔父当年的旧账厚了三倍。
我把两本账并排放在铁盒子里。
县城里日子慢慢稳定下来，村里的消息却偶尔还会传来。
李婶家的豆豆皮疹早就好了，那床掺旧棉的被子被她留在柴房。
“留着当教训。”她说，“以后谁再说两块钱能干，我就把那床被子翻出来给他看。”
刘婶家的被子边角又开了一次线。
她去镇上缝纫铺修，前后花了一块多钱，算下来比当初找我多出不少，针脚还没有我的牢。
陈大娘则在百货大楼买了一床成品被。
她回家盖了几天，觉得厚实又暖，便问售货员是谁做的。
售货员说：“外面一个加工户，姓顾，手艺很好。”
陈大娘站在柜台前，半天没说话。
回家后，她才想起，那个姓顾的，是村口的顾巧。
而赵红梅的嫁妆被最终花了八块钱重新絮棉。
被子暖了，她却总觉得不如从前。
她托人给我带话，说想见我。
我正在整理明天要交的订单，只让来人回了一句：
“我那时候已经退钱了，两清了。”
这一次，赵红梅没有再托人传话。
8.
春天来时，县城的风不再扎人。
我院子里的棉絮晒在竹竿上，被阳光照得发白。布行的伙计来送料，百货大楼的人来取货，院门一天要开上十几次。
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日子。
不用看谁的脸色，不用因为是熟人就少收工钱，也不用在别人一句“都是乡里乡亲”之后，把自己多做的活当作理所当然。
有一天，李大爷托人给我带来一句话。
“你叔父地下有知，高兴。”
我听完后，低头擦了擦手，把这句话写在叔父旧账本最后一页的空白处。
字写得很慢。
写完，我没有合上账本，而是看着那行字发了会儿呆。
叔父走得早，没看见我把村口的摊子支起来，也没看见我走到县城。可他留下的那把弓、那个铁盒子，还有那句刻在盖子里的话，一直跟着我。
手艺是自己的，贱卖了就没了。
村里的那些人，也在各自的选择里结了账。
春芽后来去了另一个镇子摆摊，听说还是收两块钱，还是图快。有一家人发现她又往棉胎里掺旧棉，告到了镇上的管理处。她的摊子被收了，名字也被记了下来，之后没人敢再让她做被子。
赵红梅因为那一冬的事，在村里失了不少人缘。
她丈夫从外地回来后，听完整件事，骂了她好几天。她没有像从前那样替自己辩解，只把那床嫁妆被叠好，放在柜子里。
刘婶见到别人家的被子蓬松暖和，仍旧忍不住说：“早知道就不图那两块钱了。”
没人接她的话。
因为大家都知道，真正让她后悔的不是那两块钱，而是她曾经抱着被子走出我家院门时，脸上那副理所当然的神情。
至于陈大娘，她后来又去了一趟百货大楼。
她站在被褥柜台前，看着那些摆得整整齐齐的棉被，手掌在其中一床上轻轻按了按。
售货员认出她，说：“大娘，这床卖得最好，都是老客回头买。”
陈大娘问：“加工的人，还姓顾吗？”
“姓顾。”
她点点头，没再说话。
那天晚上，我在县城院子里弹一床新被子。
这是给自己留的第二床冬被。
棉弓拉开时，弦声清亮，棉絮像细小的雪一样飞起来，落在我的头发、肩膀和脚边。风从院墙上方掠过，将白絮吹得满院都是。
我没有急着扫。
以前在村口，我总担心棉絮落到别人家门口，会被说脏了路；也担心有人等得久，催我快一点；更担心收得少了，熟人觉得我不够厚道。
现在没有人催我。
我按自己的节奏，把每一层棉絮铺匀，边角压实，再一遍遍弹过去。
每一下都稳，每一下都准。
等棉胎达到合适的厚度，我才坐下来收边。针从棉布里穿过去，拉出一道整齐的线。线脚不大，却结实得很。
天快黑时，被子终于做好。
我把铁盒子放在院里的木桌上，盖子没有合上。里面的旧账本、纸条和断过的弓弦都安静地躺着，那行刻字正对着天光。
手艺是自己的，贱卖了就没了。
我坐在桌边喝了口热水。
远处有人喊我，说明天要来取六床被子；门外还有一辆车停下，送来新棉。院里的弓架还没收，白絮贴在弦上，随着风轻轻颤动。
我起身，把那床新被抱进屋里。
夜里盖上去时，棉胎柔软又均匀，暖意从肩头一直落到脚底。窗外风声渐大，屋里却安稳得很。
我躺在被窝里，想起三年前那个空荡荡的村口院子。
那时我以为，摊子不摆了，手艺就断了。
后来才知道，真正断掉的只是那些把我的辛苦当成便宜的人情。
我的手还在，弓还在，棉花也还在。
只要我愿意，哪里都能支起一方摊子。
第二天清早，阳光照进院子。
我架起棉弓，弦声响起。
白絮飞满了小院，轻轻落下，又被风托起。
我的日子，也像这一床床被子一样，终于由我自己，一层一层，弹得松软、厚实，暖和而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