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钧，三十四岁，在县公交公司开车。
开的是十七路，早上六点二十第一班，晚上十点五十末班。
今年三月，末班车换了司机。
原来的司机姓李，叫李广才，开了二十六年，五十九了，退休。
交车那天，他把钥匙给我，又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纸。
纸是对折的，边上磨得起了毛，是用圆珠笔写的，字很小。
“啥。”我问。
“规矩。”他说。
“啥规矩。”
“末班车的规矩。”他说，“你拿着。”
我把纸打开。
上面写了七条：
一、末班车只停七站。
二、第七站下完人，直接回场，不要往三里桥开。
三、如果报站器自己响了“三里桥”，把它关掉，不要说话。
四、车上如果有穿灰棉袄的老太太，不要收她的钱，也不要问她去哪儿。
五、她下车的时候，不要看后视镜。
六、到终点站，人下完了，把每个座位摸一遍。
七、摸到热的，不要坐下。
我看完了，抬头。
“李师傅，”我说，“这是啥。”
“规矩。”他又说了一遍。
“谁定的。”
“老周定的。”他说，“老周死了。他死之前跟我说的。”
“老周是谁。”
“八几年到九几年，开这条线的。”他说，“九八年出那事以后，他就不开了，改看场子。看了十九年，二〇一七年冬天，死在值班室里。”
我把纸折起来，塞进兜里。
“李师傅，”我说，“您开这些年，遇见过吗。”
他看着我，看了几秒钟。
“遇见过。”
“几次。”
“三次。”他说，“一次是九九年，一次是〇八年，一次是一五年。”
“您怎么办的。”
“照着做。”他说，“一次都没错过。”
他把手套摘下来，放在仪表台上。
“小沈。”
“嗯。”
“你别当玩笑。”他说，“这车上一共二十六个座，加站票，最多拉过七十一人。九八年那天，拉了六十四个，活了四十五个，死了十九个。”
“那十九个人，到现在还没到家。”
二
十七路的线路，我背得出来。
火车站——十字街——县医院——一中——纺织厂——河堤——苗圃。
七站，全程十一公里，四十分钟，票价两块。
运行时间表上，苗圃是终点站。
运行时间表上，没有三里桥。
三里桥在苗圃前头一公里，是个下坡。桥不长，三十来米，两边是石栏杆，栏杆上长着草。
桥底下是清水河。河不宽，二十来米，水不深，平时到大腿。
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号，夜里十点五十，十七路末班从苗圃发车，往火车站方向开。
车上六十四个。
下三里桥那个坡的时候，刹车没了。
车冲下坡，撞断石栏杆，掉进河里。
那天河里在放水，水深四米。
车翻了个底朝天。
后来消防来了，吊车来了，人一个一个往外捞。捞到天亮，捞上来四十五个活的，十九个死的。
死的十九个里，有六个是纺织厂的女工，下夜班回家。
有一个是县医院的护士，二十三岁。
有一个是中学生，十六岁，书包里装着一张卷子。
有一个，叫沈秀兰，三十一岁。
三
我看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
沈秀兰。
我妈也叫沈秀兰。
我妈走的时候，我六岁。
我爹跟我说，你妈走了，去南方了。
我信了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来，我没问过一句。
不是不想问，是不敢。
我怕我一问，我爹会哭。
我爹那个人，一辈子只哭过一回。就是我六岁那年冬天，他抱着那个蓝布包，坐在床边。
他哭的时候没有声音，肩膀一抖一抖。
我那时候不懂，我以为是冷。
现在我懂了。
他不是冷。
他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四
第一晚，我一个人开的末班。
十点五十，从苗圃发车，车上五个人。
一个穿西装的男人，靠在后门边上，闭着眼。
两个学生，一男一女，坐在最后一排，说话很小声。
一个拎着菜篮的老头，坐在中间。
还有一个，坐在司机后头第一排，穿一件灰棉袄。
是个老太太。
我把车打着，看了一眼后视镜。
她低着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里捏着一个布包。
布包是蓝布的，洗得发白。
我把车开出站。
到了十字街，上来两个人。到了县医院，下去一个，上来一个。到了一中，两个学生下了。到了纺织厂，上来三个女工，穿着蓝色工作服，身上有股棉絮味。
到河堤，老头下了。
车上还剩四个人：西装男，三个女工。
没有老太太。
我回头看了一眼。
司机后头第一排，是空的。
我把车停在河堤站，坐着没动。
三个女工看着我。
“师傅，走不走。”
“走。”我说。
我把车开到苗圃，人下完了。
我把车灯关了，坐在驾驶座上，点了根烟。
手在抖。
五
那天夜里，我把每个座位都摸了一遍。
二十六个座。
摸到第十五个，最后一排靠窗那个。
是热的。
我站在那儿，手放在座垫上，一动不动。
车窗外头是停车场，停着七辆车，一辆一辆，黑着。
风从车门缝里进来，吹得票据盒里的票根沙沙响。
我把手收回来。
没坐。
我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
座位上有温度，三十几度，跟人的体温一样。
我站在那儿，看着那个座垫。
蓝人造革，破了个口，露出黄海绵。
口子边上有几根头发，灰白的，卷的，不长。
我没敢动。
我把车灯关了，把票根收了，把钥匙拔了。
下车，锁门。
走出停车场，我回头看了一眼。
车里黑着。
最后一排靠窗那个位置，什么也看不见。
六
第二天，我去找调度。
调度姓吴，四十来岁，管排班。
“吴姐。”
“嗯。”
“十七路末班，以前是不是出过事。”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你听谁说的。”
“我自己查的。”我说，“九八年，三里桥。”
她把笔放下。
“沈钧，”她说，“你开你的车。”
“我就问一句。”
“问什么。”
“末班车上，有没有一个穿灰棉袄的老太太。”
她脸上的血色退了一点。
“谁跟你说的。”
“我自己看见的。”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关上了。
“沈钧，”她说，“这话你在我这儿说，出了这个门，别再说。”
“为什么。”
“因为上一个说的，被调去看仓库了。”她说，“再上一个，辞职了。”
“那李师傅呢。”
“李师傅什么都没说。”她说，“所以他开了二十六年，平平安安退休。”
七
四月，我去看李广才。
他住在老纺织厂的家属院，三楼，两室一厅，屋里堆着旧报纸和空酒瓶。
他开门的时候，穿着件背心，脚上一双塑料拖鞋。
“小沈。”
“李师傅。”
“进来。”
我进去，坐在沙发上。沙发塌了一块，坐着硌人。
他给我倒了杯水，杯子是搪瓷的，上头印着“先进工作者”，掉了漆。
“出事了。”他说。不是问句。
“没出事。”我说，“我照着做了。”
“那就好。”
“李师傅，”我说，“我想知道九八年的事。”
他坐下了，坐在对面的小马扎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
“你为啥想知道。”
“车上那个老太太。”我说，“她姓沈。”
他不说话了。
“我妈叫沈秀兰。”我说，“九八年死的那个沈秀兰，三十一岁。”
“你姓沈。”
“我随我妈姓。”
他抬起头，看着我。
“你爹叫啥。”
“沈国强。”
他的手动了一下。
“沈国强。”他念了一遍，“纺织厂机修车间的。”
“对。”
“他九九年就不干了。”李广才说，“带着个孩子，回了老家。”
“他没回老家。”我说，“他一直在县里，在修车铺干活，二〇一五年走的。”
李广才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一条缝。
“小沈，”他背对着我说，“你妈那天在车上。”
“我知道。”
“她坐在司机后头第一排。”
“我知道。”
“她手里捏着一个布包，蓝布的。”他说，“包里是一双棉鞋，给你买的。那天是你六岁生日。”
我坐在沙发上，没动。
“车掉下去的时候，她抱着那个包。”他说，“捞上来的时候，包还在。”
“鞋呢。”
“鞋在。”他说，“湿了。”
“后来呢。”
“后来你爹来领的东西。”他说，“我给的。他接过去，一句话没说，抱着走了。”
“他没跟我说过。”
“他不会说的。”李广才说，“那年他二十九。”
八
那天我从李广才家出来，天快黑了。
家属院的墙上刷着白灰，一块一块地掉。院里有两棵梧桐，叶子刚长出来，嫩绿。
我在楼下站了很久。
我想起我六岁那年冬天。
我爹领我回家，屋里没开灯。他坐在床边，抱着一个蓝布包，坐了整整一夜。
我问他，我妈呢。
他说，走了。
我说，去哪儿了。
他说，南方。
后来每年冬天，我都穿一双棉鞋。黑面的，千层底，鞋头绣着一朵花。
我一直以为是我奶奶做的。
九
五月，我开始查。
县图书馆的旧报纸，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八号的《××日报》，头版右下角，三百多字。
标题是：《县公交公司一客车坠河，十九人遇难》。
名单在第二版，竖排，十九个名字。
第七个是沈秀兰，女，三十一岁，纺织厂职工。
我去了一趟纺织厂。
厂子二〇〇三年就黄了，现在改成了一个物流园。原来的大门还在，铁门锈得看不出颜色，门柱上“××县纺织厂”几个字，掉了两个。
看门的老头姓赵，七十六，原来是厂里的保卫科干事。
我把名单给他看。
“沈秀兰。”他念了一遍，“机修车间沈国强的媳妇。”
“您认识。”
“认识。”他说，“个子不高，圆脸，说话声音大。”
“她人怎么样。”
“好人。”他说，“那年厂里发不出工资，发了三个月布票。她把布票全换了棉花，说是给孩子做棉鞋。”
他抬头看我。
“你是她啥人。”
“我是她儿子。”
老头愣了一下，把名单还给我。
“你长得像她。”他说，“眼睛像。”
十
六月，我做了一件事。
我去了三里桥。
是白天去的，骑着电动车，从苗圃往西，一公里，下坡。
坡不长，两百来米。坡底是桥，桥面是水泥的，栏杆换过了，新的，刷了白漆。
桥头立着一块碑，很小，方方的，一米高，上头刻着字：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1·27’交通事故遇难者纪念碑。”
底下是十九个名字。
我蹲下来，一个一个看。
看到第七个，沈秀兰。
我在碑前坐了一个下午。
桥底下水在流，流得不急。河滩上有人种了菜，一片一片的，绿油油。
天快黑的时候，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妈。”我说。
“我来了。”
十一
七月之前，我还回了一趟老家。
老家在城北二十里，一个叫后沈的村子。我爹二〇一五年走了以后，房子就空着，钥匙在我这儿。
我回去，是想找我爹留下的东西。
屋里落了灰，桌子上、床上、柜子上，一层。
我在柜子最上头找到一个木箱。
箱子里是几件旧衣服，一个铁盒子，一沓票据。
铁盒子里有一张纸，是我爹的字。
他念过四年书，字写得歪，但一笔一画。
纸上写着：
“秀兰：
钧钧今年上二年级，个子长到一米二五，鞋穿三十三码。
他问我，他妈啥时候回来。
我说，等你长大了。
他信了。
我不信。
我知道你回不来了，但是我说不出口。
那天我去领东西，人家给我一个包。
包里是一双棉鞋。
鞋是四十码的。
你买四十码，是想着他能穿两年。
他今年六岁，穿三十码。
我把鞋放在柜子顶上，放了两年，第三年拿出来，他还是穿不上。
我又放回去。
后来我每年拿出来晒一次。
晒到二〇一五年。
二〇一五年我查出病，医生说，最多一年。
我把鞋又晒了一次。
这回我没放回去，我放在枕头边上。
我走的时候，你接我一下。
国强”
纸的背面有字，是另一年写的：
“钧钧：
你看到这张纸的时候，我大概不在了。
我不告诉你，是怕你恨。
恨一个人，比想一个人省劲。
你要是想她，你就去三里桥看看。
那儿有块碑。
碑上有她的名字。
——你爹”
我把那张纸折起来，放进兜里。
然后我在柜子顶上摸了一遍。
摸到一个塑料袋。
里头是一双棉鞋，四十码，黑面，千层底。
鞋头绣着一朵花。
两只鞋的鞋底，都有一圈白印。
十二
七月，出了一件事。
那天是七月十二号，星期五，夜里下雨。
十点五十，我从苗圃发车。
车上人多，二十六个座坐满了，过道上还站着七八个。有下夜班的，有喝了酒的，有两个从火车站下来的外地人，拎着编织袋。
我开车，报站器一站一站报。
火车站。十字街。县医院。一中。纺织厂。河堤。
到河堤，下了五个，上来两个。
我关门，起步，往苗圃开。
开出去大概两百米，报站器响了。
“下一站，三里桥。请要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
我手一抖。
车上安静了一下。
坐在前排的一个女人抬头看了看报站器，又低下头。
我把报站器关了。
车里没声了，只有雨刮器的声音。
我继续开。
开出去一百米，后头有人按铃。
“叮——”
我看了眼后视镜。
过道里站着一个人，背对着我，看不见脸。
穿一件灰棉袄。
我把车停在苗圃站。
门开了，人一个一个下。
我数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下完了，车上没人了。
我把车开进场，熄火，坐着。
雨还在下，打在车顶上，嘭嘭响。
我把每一个座位摸了一遍。
摸到第十五个，最后一排靠窗。
热的。
十三
第二天，我去公司调行车记录仪。
记录仪是去年装的，四个摄像头，前后左右，存七天。
我调出七月十二号晚上十点五十到十一点半的。
视频里，从苗圃发车，一站一站，人都对。
到河堤，下了五个，上来两个。
然后车往前走。
走到离苗圃还有三百米的地方，车停了。
停了大概四十秒。
然后车又开了。
我看着那四十秒。
车门是关着的。没有人上车。没有人下车。
车上的人都在座位上，一动不动。
我盯着屏幕，一帧一帧看。
看到第三十七秒，最后一排靠窗那个座位，空了一下。
就一下。
下一秒，又有人坐在那儿。
十四
我把视频拷了一份，存在手机里。
那天下班，我又去找李广才。
他正在院里下棋，一个人下，自己跟自己。
“小沈。”
“李师傅。”
我把手机递给他。
他戴上老花镜，看了一遍。
看完，把手机还给我。
“你按铃了没有。”他问。
“没有。”
“开门了没有。”
“没有。”
“说话没有。”
“没有。”
“那就没事。”他说，“你没破规矩。”
“李师傅，”我说，“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个座位空了一下。”
“那是你眼花了。”
“我没眼花。”
他把棋子一颗一颗收进盒子里。
“小沈，”他说，“我开二十六年，见过三回。”
“三回都是这样？”
“两回是这样。”他说，“第三回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第三回，是一五年。”他说，“那天车上人少，就四个。到河堤，都下了。我关门的时候，从后视镜里看见最后一排坐着个人。”
“一个老太太，穿灰棉袄。”
“我没回头。”他说，“我把车直接开进场。”
“第二天，我在车上捡到一个布包。”
“蓝布的？”
“蓝布的。”他说，“里头是一双棉鞋。男式的，四十码。”
“鞋呢。”
“我拿回家了。”他说，“到现在还在我家柜子里。”
十五
八月初，我去找了老周的家。
老周叫周德海，一九九八年之前在十七路开车，出事后改看场子，二〇一七年冬天死在值班室。
他没有儿女，只有一个妹妹，叫周德芳，住在城西的敬老院。
我去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晒太阳，腿上盖着一条毯子。
“周奶奶。”
“谁。”
“我姓沈。”我说，“我以前开十七路。”
她的手动了一下。
“十七路。”
“嗯。”
“我哥开十七路。”
“我知道。”我说，“我来问问我哥的事。”
她看着院子里那棵石榴树，看了很久。
“我哥的媳妇，叫林小娥。”她说，“在纺织厂上班，挡车工。”
“九八年那天，她坐末班车回家。”
“她坐在倒数第二排。”
“捞上来的时候，手里捏着一个饭盒。”她说，“饭盒里是给我哥留的饺子。”
“我哥把那盒饺子吃了。”
“生的熟的，他吃了。”
“吃完就不说话了。”
“过了年，他把车交了，去看场子。”她说，“看了十九年。”
“他为什么看场子。”
“因为场子里停着那辆车。”她说，“3752，撞坏的那辆。公司没报废，一直扔在场地最里头，拿帆布盖着。”
“他每天晚上巡场，都要去那车跟前站一会儿。”
“站多久。”
“十分钟。”她说，“不多不少，十分钟。”
“二〇一七年冬天，他在值班室没的。”她说，“心梗。”
“第二天早上人发现的时候，他坐在椅子上，桌上放着一张纸。”
“纸上写了七条。”
十六
从敬老院出来，我在路边站了很久。
七条。
原来是他写的。
写完那天，或者前一晚，他坐在值班室里，一条一条写下来。
写完，人没了。
那张纸后来到了李广才手里。
李广才开了二十六年，一次没错。
现在到了我手里。
十七
八月里，我认识了一个人。
她姓何，叫何小燕，在县医院当护士，三十来岁，每周上四个夜班，下班就坐我的末班车。
她总是在县医院那站上车，坐在中间靠窗的位置，一路不说话。
有一天她坐到河堤，没下。
“师傅。”
“嗯。”
“你是不是新来的。”
“三月来的。”
“以前那个李师傅呢。”
“退休了。”
“哦。”她说，“他是个好人。”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苹果，递过来。
“不用。”
“拿着吧。”她说，“我天天坐你的车。”
我接了。
“师傅，”她说，“你晚上开这条线，怕不怕。”
“不怕。”
“真的？”
“真的。”我说，“我怕的是别的东西。”
她笑了一下。
“我妈以前也坐这趟车。”
“哪几年。”
“九八年之前。”她说，“她在纺织厂上班，挡车工，下了夜班坐末班回家。”
我把车停了一下。
“你妈叫什么。”
“许桂枝。”
车里有几秒钟没声音。
“她九八年那天在车上。”何小燕说，“她活着出来了。”
“捞上来的时候，她抱着一个人。”
“抱的是谁。”
“一个六岁的孩子。”她说，“她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已经没气了。她抱着，一直到岸上。”
“后来呢。”
“后来她就不敢坐车了。”她说，“公交车都不敢坐。她走路上班，走四十分钟。”
“她后来怎么样了。”
“二〇一三年走的。”她说，“乳腺癌。”
“她走之前，跟我说过一件事。”
“什么事。”
“她说，那天在车上，她坐在倒数第二排。”何小燕说，“车往下冲的时候，她抓着前面的椅背。她看见有个人站在过道上，穿灰棉袄，两只手扶着两边的座椅，站得特别稳。”
“她说那个人一直站到车翻。”
“她说那个人看了她一眼。”
“她记了十五年。”
我把车开到苗圃，停下。
“何护士。”
“嗯。”
“那个人后来上车了。”我说，“今年三月。”
她看着我，没说话。
“我天天拉她。”
她把苹果核放进袋子里，站起来。
“师傅，”她说，“你要是有一天不敢开了，跟我说一声。”
“为啥。”
“我替你去坐一趟。”她说，“我妈欠她一句谢谢。”
十八
八月十四号，我又开了一趟末班。
那天人多，站了六个。
到河堤，下了三个，上来一个。
一个老头，六十来岁，拎着一个塑料袋。
他上车，投币，走到最后一排，坐下。
我看了他一眼。
他穿的是件蓝褂子。
我起步，往苗圃开。
开出去两百米，报站器响了。
“下一站，三里桥。”
我伸手去关。
手刚碰到开关，后排那个老头说话了。
“师傅。”
“嗯。”
“三里桥停不停。”
我从后视镜里看他。
他抬着头，看着我。
“不停。”我说。
“为啥不停。”
“没这个站。”
“有。”他说，“我就在那儿下。”
“那儿没有站牌。”
“有。”他说，“九八年拆的，拆了二十七年了。”
我握着方向盘，手心全是汗。
“师傅，”他说，“我媳妇在桥上等我。”
十九
我把车停在路边。
双闪打开，我转过身。
后排那个老头坐在那儿，塑料袋放在腿上。
“大爷，”我说，“您去哪儿。”
“三里桥。”
“三里桥没人家。”
“有。”他说，“我住那儿。”
“您住哪儿？”
“桥底下。”
我看着他。
他的脸很瘦，颧骨高，眼窝深。脖子上有一道疤，斜的，从耳根到锁骨。
“大爷，”我说，“您叫什么。”
“我姓吴。”他说，“吴守义。”
“吴守义。”
“嗯。”
“您是本地人？”
“纺织厂的。”他说，“机修车间。”
我心里一动。
“机修车间有个沈国强，您认识吗。”
他抬起头，看了我很久。
“认识。”他说，“我徒弟。”
二十
我把车熄了。
“大爷，”我说，“沈国强是我爹。”
他没说话。
“我妈叫沈秀兰。”我说，“九八年那天，她在车上。”
他低下头，看着腿上的塑料袋。
“我知道。”他说。
“您知道。”
“那天我也在车上。”他说，“我坐在后门边上，第三排。”
“我活着出来了。”
“我媳妇没出来。”
他把塑料袋打开，从里头拿出一个东西。
是一个铁皮饭盒，掉了漆，凹了一块。
“这是她的。”他说，“一直在我这儿。”
“二十七年了。”
二十一
那天夜里，我把他送到了三里桥。
我把车停在桥头。
门开了。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下来。
“师傅。”
“嗯。”
“你别下来。”他说，“你就在车上坐着。”
“为啥。”
“因为你不该来。”他说，“你还年轻。”
他下了车，走到桥中间，站住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
他站在那儿，把饭盒举起来，举了一会儿，然后放在栏杆上。
风从河面上过来，把他褂子的下摆吹起来。
他转过身，冲我抬了抬手。
然后他往下走，走到桥底，走进河滩那片菜地里。
菜地里没有路。
他走进去，菜叶子晃了几下，就不动了。
二十二
我在桥上坐到天亮。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下车，走到桥中间。
栏杆上放着那个饭盒。
我打开。
里头是空的。
干净的，一粒米都没有。
我把盖子合上。
盒底有一道划痕，是刀刻的，两个字。
守义。
我把饭盒抱在怀里，下了桥。
桥头的路灯还亮着，天已经白透了。
河面上起了一层雾，慢慢的，往上爬。
我站在桥头，看着那片雾。
雾里什么也没有。
但我知道，昨天晚上有两个人，从这儿走过去。
一个等了二十七年。
一个等了二十八年。
二十三
我把饭盒带回了场里。
那天早上，吴调度在办公室等我。
“沈钧。”
“嗯。”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三里桥。”
她把手里的一张纸放在桌上。
“GPS显示你在桥上停了四十七分钟。”
“是。”
“你为什么去那儿。”
“送一个乘客。”
“哪个乘客。”
“一个老头。”我说，“姓吴，叫吴守义。”
她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变了。
“你说什么。”
“吴守义。”
她坐下来，坐下的时候手扶着桌沿，扶得很稳。
“沈钧，”她说，“吴守义二〇一九年就死了。”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
“他自己上车的。”我说，“他投了两块钱。”
她不说话了。
“吴姐，”我说，“九八年那十九个人里，有没有姓吴的。”
“没有。”她说，“他是活的。捞上来的时候还有气，送到医院，抢救过来了。”
“他媳妇死了。”
“对。”她说，“他媳妇叫林小娥？”
“不。”我说，“林小娥是老周的媳妇。”
她愣了一下。
“那吴守义的媳妇是谁。”
“名单上第十一个。”我说，“叫许桂枝。”
二十四
那天下午，我去了民政局。
查死亡登记，吴守义，男，一九五五年生，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七日病故，死因：肝癌。
我又查了许桂枝。
许桂枝，女，一九五七年生，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死亡。
同一个日子。
我把两张纸并排放在桌上，看了很久。
丈夫晚了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他每天晚上干什么。
二十五
九月，公司找我谈话。
谈话的是个副经理，姓马，四十来岁，头发梳得很整齐。
“小沈，”他说，“你最近状态不好。”
“我挺好。”
“有乘客投诉。”
“投诉什么。”
“说你夜里开车，有时候会停在莫名其妙的地方。”
“三里桥不是莫名其妙的地方。”
他笑了一下。
“小沈，”他说，“你年轻，有些事你不懂。”
“那您说说。”
“这条线，末班车，必须要跑。”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九八年以后，公司想取消末班。”他说，“县里不批。县里说，纺织厂女工下夜班，得有车回家。”
“所以末班一直跑。”
“对。”
“那为什么不停三里桥。”
他沉默了一下。
“因为不停，就没人下车。”他说。
“那谁要下车。”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小沈，”他说，“你每个月工资多少。”
“四千二。”
“加上夜班补贴，四千五。”他说，“那个补贴，你知道叫什么吗。”
“夜班补贴。”
“内部叫‘接人费’。”他说，“一个月三百，从九八年起就有。老周定的，一直没改。”
“接了二十七年。”
“接了二十七年。”
二十六
九月二十号，我第一次进了场子最里头。
场子在城东，一片水泥地，停着报废的车，一辆挨一辆，锈成一片。
最里头那辆，盖着帆布。
我把帆布掀开。
3752。
车头撞瘪了，挡风玻璃没了，车顶塌下去一块。
车门是开的，我上去。
车里有股味，霉的，混着铁锈。
座椅还是原来的座椅，蓝人造革，破了好几处，露出黄海绵。
我打开手机手电，一排一排看。
看到最后一排靠窗那个座位。
座垫上，用刀刻着字。
十九道。
一道一道，横着刻的，很深。
我数了三遍。
十九道。
二十七
那天夜里，我没走。
我在场子里转到十一点，走到最里头那间值班室。
门没锁，推开就进去了。
屋里一张铁床，一张桌子，一个暖水瓶，一台旧电视。
桌上放着一个本子，牛皮纸的封面，上头写着“巡场记录”。
我翻开。
第一页：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一日。夜。场区正常。3752 在。
第二页：十二月二日。夜。场区正常。3752 在。
一页一页翻下去。
每一天都写着同样的话，字越来越潦草，纸越来越黄。
翻到二〇一七年十二月，最后几页。
十二月十日。夜。场区正常。3752 在。
十二月十一日。夜。场区正常。3752 在。
十二月十二日。夜。场区正常。3752 在。
后面没有了。
十二月十三日，他死在椅子上。
我把本子合上，放回原处。
坐了很长时间。
我想，一个人，十九年，每天晚上走一趟场子，走到一辆破车跟前，站十分钟。
他站那儿干什么。
他大概是跟他媳妇说话。
说今天几号了，说天冷了，说我吃了饺子，说你再等等。
说十九年，一天没落下。
我从值班室出来，把门带上。
场子里黑着，只有门口一盏灯。
我走到 3752 跟前，站住。
“周师傅。”我说。
“我接你的班了。”
“你放心。”
二十八
十月，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给吴调度打了电话。
“吴姐，我想开一趟。”
“你不是天天开。”
“我想开一趟，停三里桥。”
她在那头沉默了很久。
“沈钧。”
“嗯。”
“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你要知道，”她说，“停了，你就回不来了。”
“回不来就不回来。”
她叹了口气。
“行。”她说，“我给你排。十月二十七号。”
“为什么是二十七号。”
“因为那天是忌日。”她说，“每年那天，公司都排老李开。老李退休了，今年没人愿意开。”
“我开。”
二十九
十月二十七号，夜里十点五十。
我从苗圃发车。
车上人不多，七个。
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坐在后门边上。
两个学生，最后一排。
一个拎菜篮的老头，中间。
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纸箱。
两个外地人，拎着编织袋。
我开车，一站一站。
火车站。十字街。县医院。一中。纺织厂。河堤。
到河堤，下了四个，上来一个。
一个老太太，穿灰棉袄，手里捏着一个蓝布包。
她上车，走到投币箱跟前，站住。
我伸手，把投币箱的口挡了。
“不用投。”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她的脸很瘦，眼睛很亮。
“谢谢师傅。”她说。
她走到司机后头第一排，坐下。
我关门，起步。
三十
车往前开。
雨刮器响，一下，一下。
车里没人说话。
开出去两百米，报站器响了。
“下一站，三里桥。请要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
我没关。
我从后视镜里看她。
她低着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捏着那个布包。
“大娘。”我说。
她抬起头。
“您到哪儿下。”
“三里桥。”
“好。”
车往前开。
三里桥的坡在三百米外，我看见了路灯。
坡底下，桥栏杆是白的。
我把车开下坡，停在桥头。
“大娘，”我说，“到了。”
三十一
她没动。
她坐在那儿，看着我。
“师傅，”她说，“你叫什么。”
“沈钧。”
她的手紧了一下。
“沈钧。”
“嗯。”
“沈国强是你什么人。”
“我爹。”
她低下头，看着手里的布包。
“我儿子也叫沈钧。”她说，“今年应该三十三了。”
“三十四。”我说，“虚岁三十四。”
她抬起头。
车里很暗，只有仪表盘的光。
她看了我很久。
然后她笑了。
“长这么大了。”她说。
三十二
我没说话。
我怕一说话，就破了。
“鞋合脚吗。”她问。
“合脚。”
“我买的四十码。”她说，“你六岁，脚长得快，我特意买大两码。”
“大两码好。”我说，“能穿两年。”
“穿两年。”她说，“第二年我又买了一双。”
“第二年的呢。”
“第二年的没给你。”她说，“在包里。”
她把蓝布包打开。
里头是一双棉鞋，黑面的，千层底，鞋头上绣着一朵花。
“湿过。”她说，“我拿出来晒过，晒不干。”
“你拿着。”
我伸手接了。
鞋是凉的，硬的，鞋底上还有一圈白印，是水浸过的痕迹。
“妈。”我说。
她没应。
“妈。”我又叫了一声。
“哎。”她说。
就一个字。
三十三
她说：我该下了。
我说：您再坐一会儿。
她说：不行，到点了。
我说：什么点。
她说：车得到站。
我把门开了。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扶着门框，回过头。
“钧钧。”
“哎。”
“你别老开夜车。”她说，“夜里凉。”
“我知道了。”
“你爹呢。”
“我爹二〇一五年走的。”
她愣了一下。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没有。”
“他说，让我别怪你。”
她低下头，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说：“他这个人。”
就三个字。
然后她下车了。
三十四
我坐在驾驶座上，没敢动。
我从后视镜里看她的背影。
她走过桥面，走得很慢，一步，一步。
走到桥中间，她停下来。
她把手里那个蓝布包举起来，举了一会儿，然后放在栏杆上。
她转过身，冲我抬了抬手。
然后她往下走，走到桥底。
走进河滩那片菜地里。
菜叶子晃了几下。
就不动了。
三十五
我在桥上坐到天亮。
天亮的时候，我下车，走到桥中间。
栏杆上放着一个蓝布包。
我打开。
里头是空的。
我把手伸进去，摸了一圈。
布是干的。
一点水都没有。
三十六
十一月，我交了车。
交车那天，吴调度给了我一个信封。
“这个月的补贴。”
“不要。”
“拿着。”她说，“公司给的，不是我个人给的。”
我接了。
信封里三百块，崭新的三张。
我把钱放在仪表台上，把钥匙放在钱上。
“吴姐。”
“嗯。”
“以后谁开。”
“还没定。”她说，“没人愿意。”
“我教你一句话。”
“你说。”
“你跟他说，这车上有二十六個座。”我说，“每个座位，都有人坐过。”
三十七
十二月初，公司来了个新司机。
姓王，二十六，从三路调过来的。
他来找我，在我家楼下站了半个钟头。
“沈师傅。”
“嗯。”
“我想问问末班车的事。”
我把那张纸拿出来了。
纸已经软了，边上起了毛，字还是那些字。
“这是规矩。”我说。
他接过去，看了一遍。
“就这些？”
“就这些。”
“第七条是什么意思。”他问，“摸到热的，不要坐。”
“就是字面意思。”我说，“你摸到热的，别坐。站着，或者坐地上。”
“坐了会怎么样。”
“不知道。”我说，“没人坐过。”
他把纸折起来，塞进兜里。
“沈师傅。”
“嗯。”
“你信这个？”
我想了想。
“我不信。”我说，“但我照着做。”
三十八
他走了以后，我上楼，坐在桌前。
我把那张纸又抄了一遍。
抄完，我在第七条底下，加了一条。
八、如果有人在第八站下车，等他走完，再开车。
我抄了两份。
一份自己留着。
一份，我塞进了他电动车的车筐里。
三十九
十二月五号，小王给我打电话。
“沈师傅。”
“嗯。”
“我遇上事了。”
“什么事。”
“昨晚上，有个老太太上车。”
我坐在沙发上，把电视关了。
“说说。”
“十点五十，苗圃发车。”他说，“她站在站牌底下，穿一件灰棉袄。”
“我停车，开门。她上来，走到投币箱跟前。”
“我说，不用投。”
“她愣了一下，说，为啥。”
“我说，公司规定。”
“她笑了，说，你们公司的人，一个比一个客气。”
“然后呢。”
“然后她走到司机后头第一排，坐下了。”
“我开车。到十字街，上来两个人。到县医院，下去一个。到一中，下去两个。”
“她一直坐着，没动。”
“到纺织厂，站台上没人，我就没停。”
“她说话了。”
“她说什么。”
“她说，这儿有人。”
我把手机换了个手。
“你怎么做的。”
“我停了。”小王说，“我把门开了。”
“有人上来吗。”
“没有。”
“那你怎么办。”
“我说，大娘，这儿没人。”
“她说，有，刚才还在这儿。”
“我说，那可能走了。”
“她说，哦。”
“然后呢。”
“然后她就不说话了。”
“到河堤，她站起来了。”
“她说，我下了。”
“我把车停在河堤站，门开了，她走下去。”
“走了两步，她回过头。”
“她说，师傅，你替我跟沈师傅说一声。”
“说什么。”
“她说，谢谢他。”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沈师傅，”小王说，“她认识你？”
“认识。”
“她是谁。”
我没说话。
“沈师傅？”
“小王。”我说。
“嗯。”
“明天的班，你还开吗。”
“开啊。”
“那就好。”我说，“记住第七条。”
“记住了。”
“摸到热的，不要坐。”
“记住了。”
挂了电话，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窗外下着雪，很小，落在玻璃上就化了。
我起身，去厨房烧了壶水。
倒了一杯，放在桌上，没喝。
就从那天起，我每晚烧一壶水，倒一杯，放在桌上。
放到天亮，凉了，倒掉。
第二天晚上，再烧一壶。
四十
十二月底，公司把 3752 拖走了。
是报废，按规定，超过年限的车必须解体。
拖车来的那天早上，我去了。
马副经理也在，站在旁边看着。
“小沈。”
“嗯。”
“看看就看看吧。”他说，“看完了，这事就算了了。”
拖车把 3752 从帆布底下拽出来。
车在水泥地上拖，底盘刮得响。
拖到场子门口，吊车把它吊上一辆平板车。
吊起来的时候，车身侧过来，我看见车底。
车底锈穿了，一个大洞，从洞里能看见座椅的弹簧。
平板车开走了。
我骑着电动车跟在后面，跟到废品站。
废品站在城西，一片空地，堆着废铁。
3752 被放在地上，一台铲车开过来，铲斗压下去。
“咣”一声。
车顶塌了。
第二下，车身扁了。
第三下，玻璃碴子、铁皮、海绵，散了一地。
我站在十几米外，看着。
铲车退了，司机下来抽烟。
我走过去，在地上捡了一块铁皮。
巴掌大，蓝漆，上头有半个白字。
“2”。
是车牌上那个 2。
我把铁皮揣进兜里。
司机看了我一眼。
“师傅，你捡这个干啥。”
“留个念想。”
“啥念想。”
“我以前开这个车。”
他“哦”了一声，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
“那你这车，出过事吧。”
“出过。”
“死人没有。”
“死了十九个。”
他不说话了，低头看了看那堆废铁。
“那……节哀。”
“不是我家的。”我说。
“那是谁家的。”
“十九家的。”
四十一
今年清明，我去了三里桥。
桥上风大，栏杆是白的，晒得发烫。
我把那双棉鞋放在碑前，摆正。
鞋头朝着桥下那条河。
“妈。”我说。
“鞋我穿了二十八年。”
“今年穿不下了。”
“我给你送回来。”
河滩上的菜地还在，一片一片，绿油油的。
有个老头在浇水，弯着腰，一瓢一瓢。
我看了他一会儿。
他直起腰，冲我这边看了看，抬起手，挥了挥。
我也挥了挥。
我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那块碑还在，一米高，方方的，上头的字被太阳晒得发白。
十九个名字。
第七个是沈秀兰。
我记住了。
走的时候，我在桥上站了一会儿。
风从河面上过来，带着一股水腥味。
桥底下那个老头还在浇水，一瓢一瓢，浇得很慢。
我下了桥，骑着电动车，从坡底下上去。
骑到坡顶，我停下车，回头看了一眼。
桥、河、菜地、那块碑。
太阳出来了，照在河面上，一片白。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我六岁那年，我妈给我买了一双棉鞋，四十码。
那年我穿三十码。
她把鞋放起来，等他儿子长大。
等了二十八年。
我摸了摸口袋，里头是那块铁皮。
半个白字。
“2”。
我把电动车发动起来，往城里开。
路上车不多，一辆早班公交从我旁边过去，蓝色的，车头上写着：
17。
我看了它一眼。
它往火车站的方向开，车上坐着三个人。
我忽然想，这车要是开到三里桥，会不会有人按铃。
会不会有人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一眼。
会不会有人说一声，谢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