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齐登山
我们十个人上山的时候，天上的太阳，还是一个。
第二天中午，多了一个。
到了第九天，下山的只有九个人。
这九天里，我们没有遇到一个怪物。
杀死我们的，是热，是水，是我们自己算不清的那点时间。
我叫林知远，三十三岁，在市里一家建筑设计院画图。
我们这一群人的微信群叫“十个人还能爬山”，从毕业那年建到现在，十年了，里面躺着一千多条“下次一定”。
这次是真的凑齐了。
郑铎最先张罗。他在群里发了三十多条消息，定了日子、订了农家乐、排了车、买了保险，还做了一张 Excel：谁背水，谁背锅，谁负责收队。
他在工地上做工程监理，习惯开会。
他说：“十个人，就是一个班组。”
何斌在群里回了一句：“老郑，你带嫂子就行，别带图纸。”
何斌开了三家店，赔了两家，现在在大学城后面做外卖档口，一天跑两百单。
他这人有个毛病，从大学到现在没改：抢着买单。
还有徐放，区里一个小科室的公务员。他提前一周打印了十二页线路图、水源点、撤退路线、应急预案，装进一个透明的文件袋，塞在背包侧袋里。
上山那天，他把文件袋拿出来摊在地上。
郑铎笑了：“你当你在单位开防汛会呢。”
徐放也不生气，把纸收回去，说：“备着。”
蒋文文是医药代表，跟徐放一个宿舍楼的。她带了一整箱药，说是“样品”，其实就是厂里发不出去的东西。
她这人会说话，跟谁都熟，一上山就开始挨个问“最近怎么样”。
霍亮是程序员，胖，怕热，随身带了三盒电解质冲剂。他大学四年在宿舍楼里最宅，这次是被郑铎硬拽来的。
他自己说：“我要是不来，你们这十年聚就永远少一个人。”
我说：“少一个也能聚。”
他说：“那可不行，我这个人受不了。”
工作以后认识的两个姑娘，是我们这群人的“外来户”。
苏禾是自由摄影师，二十八岁，我认识她是因为一次拍摄。她不太爱说话，但镜头一直不离手。
罗晶晶在户外店上班，二十九岁，装备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全。她带了一部卫星电话，说“山里没信号，万一呢”。
我们笑话她，说这趟线三天两夜，翻一座一千四百米的山，走一条修过的古道，能有什么事。
她说：“去年这线塌过方，封了半年。你们走的是新开的那段，少有人走。”
没人当真。
郑铎的老婆叫韩梅，三十三岁，小学老师。这是她第一次徒步，鞋是新买的，前一天晚上才拆吊牌。
何斌带的对象叫鹿晓，二十六岁，健身教练。她跟何斌在一起两年，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她。
群里有人问何斌：“对象带来，是想让我们审一遍？”
何斌说：“审就审，反正她比我能打。”
鹿晓当场笑着说：“你们要是欺负他，我可以一个人把你们全抬下山。”
前半句是玩笑，后半句不是。
那天晚上我们在岭脚村吃饭。
一桌十个人，十个菜，三瓶酒。
郑铎举杯说：“毕业十年，第一次全员到齐。以后每五年一次，能来就来。”
何斌抢着买单，被郑铎按住。
郑铎说：“AA，规矩。”
何斌说：“你借我那八万还没还呢，我请你一顿怎么了。”
桌上安静了半秒。
这八万，是毕业第三年何斌开第一家店的时候郑铎借的。店倒了，钱一直没还。
郑铎说：“钱的事不提。今天爬山。”
韩梅低着头剥虾，没说话。
我看见她剥了三只，一只都没吃。
吃完饭，罗晶晶把所有人的装备摊在桌上过了一遍。
她指着韩梅的鞋说：“新鞋，第一天穿？”
韩梅点头。
罗晶晶说：“上山之前，你先穿两小时，脚上起泡就换。现在来不及了。”
韩梅笑了一下，说：“我小时候穿布鞋上山采蘑菇，走十几里。”
罗晶晶没再说，只是从自己包里拿出一卷防磨贴，塞给她。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们从岭脚村出发。
2 山夜遇反常
天很蓝，云很薄，太阳从东边的山脊上升起来，把整条山谷照得发白。
郑铎走在最前面，背一个六十升的大包。
韩梅在第三位。何斌给鹿晓背着包，鹿晓不让，两个人一人抓一边带子，走了几十米。
徐放把打印的地图折成巴掌大，塞在胸前口袋。
蒋文文一路讲她这行的事，讲医院、讲返点、讲哪个科室的主任脾气差。
霍亮落在最后，走二十分钟停一下，喝水，出汗，衣服湿了一片。
我背了十八升水，我们算过：十个人，三天两夜，人均一点八升，走到竹坞村前有水点补给。
我每天记三样东西：走了多少公里，用了多少小时，还剩多少水。
这习惯是画图落下的毛病——一个项目几百张图，算错一个数字，整栋楼都要返工。
上午十点，气温到了三十四度。
十一点，三十八度。
我们的线路是一条老古道，石阶被苔藓糊住，两边是密密的毛竹，一点风都不进。
霍亮开始不说话。
中午十二点，他坐下来，说：“让我歇五分钟。”
他脸上一点汗都没有。
蒋文文摸了摸他的额头，说：“烫。”
鹿晓过来，扒开他的眼皮看了看，把手放在他脖子侧面数了几秒。
她说：“中暑了，热射病前期。先抬到阴凉处，解开衣服，扇风，补盐水。”
她的语气一下子变了，不像开玩笑的那个人。
我们把他抬到一块大石头后面，几个人轮流扇风。
罗晶晶拿出电解质冲剂，我拧开水壶。
蒋文文翻她的药箱，翻出一盒藿香正气水，看了一眼生产日期，脸就变了。
她说：“过期了。上个月就过期了。”
徐放说：“带了多久。”
她说：“今年三月领的。”
她把那盒药捏在手里，捏了很久。
霍亮喝了两壶兑了电解质的水，缓了四十分钟才说出话。
他第一句是：“对不起，拖大家了。”
郑铎说：“少废话，能走就走，不能走就撤。”
撤。
这个词一出口，队伍里没人接。
第一天就撤，我们连山顶都没见着。
下午三点，我们继续走。
霍亮能走了，但慢。郑铎把二十斤的东西从他包里分出来，分给何斌和我。
到傍晚六点，我们翻上一道小山脊，上面有一座废弃的护林房，半塌的石墙，一块空水泥地。
郑铎说：“今晚睡这儿。”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
我们生了一堆小火，煮了挂面。
十个人围着火，谁都不太说话。
鹿晓给何斌按腿，何斌龇牙咧嘴地喊疼。
蒋文文把过期的药一盒一盒挑出来，堆在一边。
苏禾拿着相机拍星空。
韩梅坐在石墙下，脱了鞋。
她脚后跟已经磨破了，袜子上一片红。
罗晶晶看见了，走过去蹲下来帮她处理。
郑铎回过头，问了一句：“严重吗。”
罗晶晶说：“不严重，明天贴两层防磨贴就行。”
郑铎点头，转过头继续吃面。
我看见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东西，按在手机屏幕上。
是个小药瓶。
我当时没看清。
那天夜里，我睡在靠石墙的位置。
半夜两点，我被热醒。
是热醒的。
山上白天三十八度，夜里一般会降到二十度左右。可那天夜里，闷得像躺在炕上。
我坐起来，抹了一把脸，手上一层汗。
篝火早灭了。
我看见何斌也坐着，在抽烟。
我说：“睡不着？”
他说：“太热了。”
我说：“郑铎那八万的事，你别在饭桌上提了。”
他把烟头按在石头上。
他说：“我不是想让他难堪。我就是……每次见他，我都想起那件事。”
他说：“我这辈子最不想欠的就是钱。”
我说：“那你慢慢还。”
他说：“还不上。现在一天跑两百单，扣了房租人工，一个月剩不下五千。”
他停了一下。
他说：“这次出来，是鹿晓逼我来的。她说我再不出来，就要跟我分手。”
我说：“为什么。”
他说：“她说我活得像个还债的机器。”
3 双太阳现世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都愣了一下。
东边山脊上有两个太阳。
一个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圆，亮，边缘清楚。
另一个，在它右上方一点点，小半圈，也圆，也亮，像被谁在旁边放了一块镜子。
蒋文文第一个发现。
她喊：“你们看，那两个太阳！”
十个人全站起来。
何斌说：“日晕？还是幻日？我上小学的时候见过。”
徐放说：“幻日，冰晶折射。要高空卷云，很薄的那种。常见。”
苏禾举起相机，对着太阳调焦，连拍了七八张。
罗晶晶抬头看了很久，说：“那两个，一模一样大。”
徐放说：“折射的话，亮度会差很多。”
郑铎说：“不管它，走。”
他说得对，我们那时候应该走。
八点，气温三十六度。
九点，四十一度。
十点，四十八度。
我们走的是一道没有遮蔽的山脊，两边的竹子全矮下去，露出碎石的坡面。
我的水壶开始发烫。手按上去，像按在锅盖上。
我们的影子变成两条。
一条正常，一条在旁边，位置不对，边缘清楚，比我本人还清楚。
我试着躲到一块石头后面，两条影子一起躲进去。
我伸出手，一条影子伸出手，另一条影子慢了半秒，才伸出手。
那一瞬间我背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不是因为热。
是因为那条影子的形状，跟我不一样。
它比我的手长一点。
十点四十，霍亮又坐下来。
这次他吐了，吐出来的是清水。
鹿晓把他的包卸下来，把他的衣服全剪开，只留下一条内裤，然后往他身上浇了半瓶水。
水浇下去，一秒钟就干了，衣服冒起一层白汽。
蒋文文说：“不能这么浇，会脱水。”
鹿晓说：“他已经在脱水了。”
罗晶晶说：“得找遮蔽，十分钟，不能再走。”
郑铎看了看地图。
他说：“往左，下坡，有一个废弃矿洞，标注在这儿。”
徐放翻他的打印图，说：“我这份上也有，但是标注是‘有积水，不建议进入’。”
郑铎说：“有积水好，有水，有阴。”
我们下坡。
下坡那两百米，是我这辈子走过最狠的两百米。
坡面全是晒热的碎石，鞋底像踩在炉子上。
霍亮被两个人架着，脚在地上拖着。
十一点十分，我们钻进了那个矿洞。
洞里有一股铁锈味，混着湿石头的气味。
往里走十几米，温度立刻降下来。
不是凉快，是冷。
冷得像进了冰柜。
洞底有半米深的水，黑黑的，上面浮着一层白膜。
罗晶晶拿手电照了一圈，说：“别喝这个。这个水上面有膜，是菌。”
蒋文文说：“有净水片吗。”
罗晶晶说：“有，但只够净四升。”
郑铎说：“先净着喝，人比水重要。”
那一刻我看着郑铎，忽然觉得他这个人真适合当领队。
他不讲情绪，他只讲顺序。
中午十二点，我们从洞口往下看。
山脊上白得刺眼。热浪把远处的地面拉出一道道波纹，像有人在上面拖着水。
何斌说：“这不是天气。”
我说：“那是什么。”
他说：“你自己看，那两个太阳转得不一样。”
我抬头。
从洞里只能看到一角天。
两个太阳挂在洞口的缺口里。
一个在东，一个偏南。
它们不在同一个位置。
它们各自绕着什么东西转。
苏禾站在洞口的阴影里，把相机架在背包上，一直拍。
她忽然说：“拍出来没有。”
她把相机转过来给我看。
屏幕上只有一片过曝的白。
她说：“肉眼看到两个，拍出来只有一个。”
我说：“那可能是眼睛的问题。”
她说：“那影子怎么解释。”
我没话说。
下午两点，霍亮的体温三十九度八。
鹿晓用湿毛巾擦他，一边擦一边说：“必须撤。往下走，到竹坞村，四个小时。”
郑铎说：“现在是白天，四十八度。出洞走两百米，他就死。”
鹿晓说：“在洞里待着，等天黑，他可能撑不到天黑。”
两个人对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队伍里出现“两种正确”。
最后是徐放说的话起了作用。
他说：“往下三百米，有一条猎道，是以前村民打猎走的。地图上有，我这份上也标了，但是虚线。猎道穿过一片竹林，全程有树荫。”
他说：“三小时能到竹坞村后山。”
郑铎说：“你确定。”
徐放说：“不确定。标注是虚线。”
郑铎沉默了几秒。
他说：“走。”
五个小时前，我们全队还在笑徐放打印了十二页废纸。
下午三点，我们出发。
竹林荫下确实凉。
温度从四十八度降到四十二度。
四十二度也是要命的，但至少人还能喘。
竹林里没有风，空气黏在身上，走一百米就要擦一次脸。
我们开始按徐放教的方法走。
三个人一组，前后各隔五十米，中间不能断。
前面的人看路，后面的人看人。
每走二十分钟，停一次，喝水，捏一捏队友的小腿。
我的手表到那时候还有电。
我记：三点出发，五点十分看见第一座塌了的竹屋，六点四十看见竹坞村后山的梯田。
七点，天黑。
七点二十，我们到了竹坞村。
村口挂着一盏灯。
有人。
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口，正在剥豆。
她抬头看见我们十个人从山上下来，手里的豆筐子掉在地上。
她说：“你们怎么这个时候上山。”
郑铎说：“老人家，今天白天太热了，我们下午才走。”
老太太看着我们。
她说：“你们看见天上那两个太阳了？”
我们十个人同时点头。
她说：“三天前就有了。”
她的手抖了一下。
她说：“我们村今年旱，水井干了两个，田里的稻子全焦了。镇上的人说是天气，说是百年不遇。”
她说：“我活了七十三岁，没见过天上多一个太阳。”
4 绝境起争执
那天晚上我们睡在竹坞村的村小。
四间教室，十个人打地铺。
没有手机信号。
徐放把天线一样的东西伸到窗外，举了十分钟，什么也没有。
晚上九点，村子里来了一群人。
七八个，都是男的，四五十岁，手上拿着铁锹。
为首的一个问：“你们是哪里的。”
郑铎说：“市里来的，徒步。”
那个人说：“下山的路塌了，你们明天看就知道了。现在我们村上山打水，一天一趟，谁也别抢。”
何斌说：“我们明天就下，不走你们的山路。”
那个人看了我们一眼，说：“下不去了。山下的镇，昨天没动静了。”
我们的声音一下子都没了。
“没动静”是什么意思。
他说：“电话打不通，班车没来，去镇上买盐的人，昨天下午去的，今天下午还没回来。”
郑铎问：“你们派人去看过吗。”
他说：“去了。两个人走到半路，回来一个，说路上太晒，说不清。”
他说完，走了。
十个人坐在教室的课桌上，谁都没说话。
鹿晓先开口。
她说：“我们不能等了。明天天亮之前走。”
郑铎说：“天亮之前走，走哪条路。”
徐放把打印图铺在课桌上。
他说：“我们现在在这儿。到山下的竹坞镇，有一条柏油路，八公里。夜间走，三小时。”
他说：“柏油路全是开阔地，没有遮蔽。如果明天太阳出来之前走不到，就死。”
郑铎说：“那就夜里走。”
他抬头看着我们。
他说：“从今天起，白天躲，夜里走。”
那天夜里，十个人吵了一场。
是这九天里最狠的一场。
起因是很小的事。
蒋文文说：“我们明天夜里走八公里，我要把药箱扔了。”
那箱药，她一路背着，十几斤重。
徐放说：“扔一半。”
蒋文文说：“过期的都扔，剩下的留一盒退烧药，一盒止泻药。”
郑铎说：“药全留。多一个人背。”
他说：“我的包里还有空间。”
这时候鹿晓说话了。
她说：“老郑，你不能什么都自己背。你背六十升，昨天已经背了三十斤东西。”
郑铎说：“我是领队。”
鹿晓说：“领队不是背夫。”
郑铎说：“那你说怎么办。”
鹿晓说：“韩梅的包应该分出去。她的脚磨破了，走不快，还得有人扶。”
空气一下子静了。
郑铎站起来。
他说：“她的包我背。”
鹿晓说：“你背她的包，你还走不走得动。”
郑铎说：“走得动。”
韩梅一直低着头。
她抬起头，说：“我自己能背。”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很稳。
何斌打了个圆场。
他说：“都别吵了。明天夜里走八公里，谁也别背两份，我们排班，两个人一组，轮流扶人。”
郑铎说：“不用排班。”
何斌说：“老郑，你今天已经背了三十斤。你当你在工地扛水泥呢。”
郑铎说：“我扛过。”
他们两个人就对上了。
十年里欠的那八万，那顿饭桌上的尴尬，那年谁抢了谁的保研，那些年谁在群里说话谁不说话，全在这句话里冒了出来。
何斌说：“你总觉得自己扛得动。”
郑铎说：“我确实扛得动。”
何斌说：“扛得动不等于该你扛。”
郑铎说：“那你扛。”
何斌说：“我扛。”
他站起来，把自己的包倒在地上，把东西一件件往外拿。
他说：“我这个包二十三斤，我背两个，四十斤，我可以。”
郑铎说：“你别逞能。”
何斌说：“我沒逞能。我这十年就在逞能。我开三家店的时候也这么逞能。”
他忽然笑了一下。
他说：“老郑，那八万，我这辈子可能还不上了。”
他说：“但我能背东西。”
那天夜里，我们没有睡。
十个人分成三班，两小时一班，轮流到村口的晒谷场上看天。
我值第二班。
凌晨四点，我坐在一条石凳上，看东边的天际。
天是黑的，但东边的地平线上有一条白线。
白线上，慢慢地，浮出两个亮点。
先是一个。
然后是另一个。
第二个出现在第一个的右上方，位置每天在变。
它们升起来的时候，整个天都是青白色的，像被谁拿湿布擦过。
苏禾也出来了。
她坐在我旁边，把相机放在膝盖上。
她说：“你怕吗。”
我说：“怕。你呢。”
她说：“我也怕。我今天把所有照片都看了一遍。”
她说：“从毕业到现在，我拍了九年的照片。我发现我一张都没拍过自己。”
她说：“我总是在拍别人。”
她说：“这九年，我拍了三万张，只有三百张是我自己的生活。”
我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说：“林知远，如果我们出不去，我这台相机，你帮我把卡取出来。”
我说：“你会出去的。”
她说：“如果。”
我说：“好。”
第四天上午。
我们白天睡在课桌底下。
是那种小学生的课桌，一米二长。
十个人挤在四张课桌底下，头顶上盖着从村里借来的塑料布和稻草。
外面四十九度。
村子里的人全躲在自己家里，门窗关死，挂着湿布。
下午三点，我被热醒。
不是热醒，是被一种声音吵醒的。
很轻的“咔”的一声。
我睁开眼，看见霍亮的嘴唇裂开了，裂了一道口子，血珠慢慢冒出来。
他睡着的时候，嘴一直张着。
鹿晓把他叫醒，把最后一点电解质水喂给他。
她小声说：“喝。喝完还有。”
霍亮说：“我不喝。我喝得最多，走得最慢。”
鹿晓说：“你不喝，我就硬灌。”
霍亮喝了半口，哭了。
一个三十三岁的男人，蹲在小学课桌底下，哭得像个孩子。
他说：“我不该来。”
他说：“我十年了，第一次出门。”
他说：“我以为我就是来爬个山。”
5 孕事引风波
第五天，我们的水只剩下六升。
这一天我记得最清楚。
因为这天开始，我们不再按人分水，改按“走”分水。
意思是：谁要走路，谁拿水。
不走的人，只润嘴。
这个规矩是郑铎定的。
他站在课桌前说：“从今天起，水是燃料。烧了就没了。”
没有人反对。
第六天下午，事情起了变化。
那天白天在课桌底下，蒋文文突然说：“韩梅，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们。”
韩梅的脸一下白了。
郑铎在旁边，手里的水壶停了一下。
蒋文文说：“我是做医药的。你脸上这个斑，这个气色，我看了三天了。”
她说：“你怀孕了。”
课桌底下，十个人，一动不动。
韩梅低下头，手放在肚子上。
她说：“六周。”
她说：“上个月查出来的。医生说，注意休息。”
郑铎把手里的水壶放下。
他说：“是我让她来的。”
他说：“她说她这十年，什么活动都没参加过。她说她想在孩子出来之前，把想做的事做一次。”
他说：“我答应了。”
何斌说：“老郑。”
郑铎说：“我知道。”
何斌说：“你知道个屁。”
何斌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
他说：“六周。四十九度。八公里柏油路。你还让她来。”
郑铎没说话。
鹿晓开口了。
她说：“现在不吵。现在的问题只有一个：她不能走夜路那八公里。”
她看着韩梅。
她说：“你能走多久。”
韩梅说：“我能走。”
鹿晓说：“你能走多久，我要一个数字。”
韩梅说：“半小时。”
鹿晓说：“那就一公里。”
鹿晓说：“剩下的七公里，得有人背。”
她转过头，看郑铎。
她说：“你背不动。”
郑铎说：“我背得动。”
鹿晓说：“你背得动，你也走不到。你昨天从晒谷场走回来，走了两百米，喘了五分钟。”
郑铎的脸涨红了。
他说：“鹿晓，你是外人。”
这句话说出口，教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外面蝉叫。
鹿晓站起来。
她比郑铎矮一头，站在他面前，一点都不怕。
她说：“我是外人。”
她说：“我是何斌的对象，你们认识我四天，我确实是个外人。”
她说：“可这四天里，是谁给霍亮降温，是谁教你们测体温，是谁算你们每个人一天能喝多少水。”
她说：“老郑，你的经验是开会，我的经验是救人。”
她说：“你要是觉得我是外人，那我现在就闭嘴。以后你们谁中暑，谁脱水，你们自己看着办。”
她坐回去，坐在何斌旁边。
何斌把手放在她背上。
他说：“她不是外人。”
他说：“她是我的人。”
那天下午，谁都没睡。
郑铎坐在课桌的另一头，手握着一个空水壶，握了两个小时。
傍晚六点，他把我们叫到一起。
他说：“我认。”
他说：“她说的对。我背不动。”
他说：“我提个办法。”
他把徐放的打印图摊开，用一块石头压着。
他说：“从这个村到竹坞镇，八公里柏油路，中间有三处路边房。一处是原来修路的工棚，一处是一个小卖部，一处是一个加油站。”
他说：“我们分三段走。第一段到工棚，两公里半，一个半小时。第二段到小卖部，三公里。第三段到镇上，两公里半。”
他说：“每一段，只走一个半小时。走完就走完了，天没亮也没办法，下一段我们等下一个夜。”
他说：“每段之间，找地方躲白天。”
他说：“韩梅的包，何斌背。韩梅的人，我背。”
他说：“我背不完两公里半，就换人。”
他抬起头。
他说：“这九天，我没求过人。”
他说：“今天求你们，帮我搭把手。”
没有人说话。
何斌站起来，走到他面前。
他说：“老郑，那八万，我下个月开始还。”
郑铎说：“八万我不要了。”
何斌说：“我要还。”
他们两个人站在那儿，谁都没伸出手。
后来是苏禾说了一句。
她说：“你们俩能不能先喝水。”
6 烈日下奔逃
那天夜里七点半，我们出村。
十个人，排成一列。
郑铎在最前，韩梅在他背后。
我在倒数第三。
霍亮在中间，被两个人夹着。
出村的第一百米，我回头看了一眼。
村子里的那盏灯还在亮。
老太太坐在门口剥豆，像我们刚来那天一样。
她抬起头看着我们，说：“小心。”
那一段两公里半，走了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柏油路被晒了一整天，踩上去还是烫的，鞋底隔着一层热。
没有风。
断路。
路边的草全是黄的，一碰就碎成粉末。
我把手伸出去，手心里全是灰。
走了六十分钟，郑铎开始喘。
喘得很响，像有人在拉一个破风箱。
鹿晓走过去，把他的胳膊架到自己肩上。
她说：“换我。”
郑铎没让。
他说：“再走二百米。”
鹿晓说：“你数不清二百米了。”
郑铎说：“我数得清。”
何斌从后面走过来，一句话没说，把韩梅背起来，往前走了。
郑铎站在那儿，看着他们走过去，才让鹿晓架着他。
那天夜里，我们在一块水泥地上歇了一个小时。
是那个修路工棚，半间房子，房顶还在。
进去以后，十个人躺在地上，谁也不说话。
罗晶晶在这个时候拿出她的卫星电话。
她在窗口举着，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
她说：“有信号了。”
她说：“一格。”
十秒钟后，信号没了。
她在那十秒里，只发出去一条短信。
发给了她店里的人。
短信只有四个字：“山里十个人。”
第七天凌晨四点，我们从工棚出发。
这一天的气温，我们后来才知道，是五十一度。
走到第二个小时，天开始亮。
不是亮，是一点一点地白。
郑铎停下来，抬头。
他说：“来不及了。”
我们离小卖部还有两百米。
太阳升起来了。
第一个亮点从地平线上冒出来。
第二个亮点跟着出来，挂得更高一点。
那一刻，四十九度的空气，忽然开始变。
变得很凉。
不是清凉，是一种冷。
冷得我打了一个哆嗦。
我说：“不对。”
罗晶晶说：“紫外线。太阳刚出、地平线厚的时候，短波杀过来。”
她说：“都趴下。用背包盖住脖子以上。”
我们全趴在地上。
柏油路在太阳底下，一点一点发出声音。
“滋——”
我想起夏天往热锅上倒水的声音。
何斌趴在我旁边，把韩梅按在自己身下，用自己的背挡着她的头。
他的背已经晒成一片红，起了一层薄薄的水泡，像刚烫出来的。
他说：“林知远，你记着数字吗。”
我说：“记。”
他说：“那你把我们还有多少水也算出来。”
我说：“我算不出来。”
他说：“你算算了。”
我说：“两升。”
他说：“两升，十个人。”
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次要来吗。”
我说：“鹿晓逼的。”
他说：“不是。”
他说：“我想看看老郑还认不认我这个朋友。”
他说：“我这十年，最怕的就是，我欠他八万块，然后我们就不做朋友了。”
他说：“我想过要是哪天连这都不行了，我就把钱还上，然后不来往。”
他说：“可我一分钱都没还上，他还来叫我爬山。”
他趴在地上，声音被地面闷住一半。
他说：“林知远，我这些年过得挺不好的。”
我说：“我知道。”
他说：“我不是要人可怜我。我就是……想有人知道。”
太阳升到三十度角的时候，我们爬到了那个小卖部。
小卖部的铁皮门锁着，里面没有人。
窗户玻璃碎了，我们爬进去。
十个人躺在货架下的水泥地上。
店里的饮料早就被拿光了。货架上有三包饼干，一箱发霉的方便面，还有一面墙上挂着的电子钟。
电子钟还亮着。
上面显示：气温 51.3℃。
我们盯着那几个数字看了很久。
我掏出本子，写。
第七天上午七点四十，抵达小卖部。人均水 0.2 升。补给：三包饼干，一箱霉面。
我写完，把本子合上。
我心想，这大概是我这个画图的，这辈子记得最准的一组数字。
上午十点，韩梅发烧了。
三十八度二。
是低烧，但对一个怀孕六周的人是另一回事。
鹿晓给她测体温的时候，手一直在抖。
她说：“不是热病，是累的。她两天没怎么睡，脚上两个泡破了，渗液。”
她说：“必须有人去镇上。”
她抬头。
她说：“我走。”
罗晶晶说：“我陪你去。”
她说：“你有卫星电话，必须留在这。”
何斌说：“我去。”
鹿晓说：“你不能去。你的背已经晒伤了，你走两百米就要抽。”
郑铎说话了。
他说：“我去。”
十个人全看着他。
他说：“这八公里，我走过四公里。剩下两公里半，我知道路。”
他说：“我一个去。走到镇上，找到人，带水回来。”
鹿晓说：“你同样晒伤了。”
郑铎说：“我没有。”
他站起来，把上衣脱了。
他的背跟我们一样红，一样有水泡。
他说：“可我比你们熟悉这个地形。”
他说：“我是干工程的。我看得懂路。”
他开始收拾包。
他把自己包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掏出来，分给每个人。
一包压缩饼干给霍亮。
一盒火柴给苏禾。
一件干净的 T 恤，给韩梅。
他的头灯给何斌。
最后，他从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是本行车记录仪样的账本。
他撕下最后一页，递给我。
他说：“我会算。你们这几个人的水，按这个数分。”
纸上写着一串数字：人，水，时间，距离。
最后一行是：镇上 0 升，回程带 8 升。
我说：“郑铎。”
他说：“嗯。”
我说：“你不该一个人去。”
他说：“我知道。”
他说：“可总得有一个人去。”
7 怪影归人来
下午一点半，他出发了。
我们把他送到小卖部门口。
外面五十一度。
他穿了一件长袖，用一块白布把脸包起来，头上顶着一块湿毛巾。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回过头看韩梅。
韩梅坐在货架下面，抱着那件干净的 T 恤。
她说：“郑铎。”
他说：“嗯。”
她说：“我跟你去。”
他说：“你走到这儿已经不容易了。”
她说：“郑铎，我跟你说一件事。”
她说：“我不是不知道。我上个月就知道我怀孕了，我自己要来的。”
她说：“我不是为了爬山。我是想告诉你，我这个人，还能做一些事。”
他说：“我知道。”
她说：“你要是回不来，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
他说：“我会回来的。”
他说：“你等我。”
然后他走了。
我们站在门口看他。
走了大概三十步，他停下来，蹲下。
我们以为他要休息。
结果他蹲了一下，站起来，又往前走。
他的影子有两条。
一条跟着他，一条在旁边，比他长，走得比他快。
等他的影子走到前面去了，我听见罗晶晶说了一句。
她说：“它们不是影子。”
她说：“影子不会比人先到。”
下午三点，郑铎的影子回来了。
不是他。
是一条影子。
很长，很淡，贴在地面上滑过来。
它滑到小卖部的铁皮门口，停在门槛上。
十个人，没有一个人敢动。
苏禾举起了相机。
她拍了一张，屏幕上一片白。
那条影子在门槛上停了大概十秒。
然后它退回去。
退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天黑了以后，我们出去看。
门外什么都没有。
只有柏油路，和一串脚印。
那串脚印很奇怪。
不是人的靴印，是赤脚的脚印，很大。
从门口开始，往回走，走到两百米外地面上的一片焦土上，消失了。
焦土上什么都没长，一片草都没有，土是黑灰色的。
鹿晓蹲下去，摸了摸。
她说：“还烫。”
我们那天夜里没有走。
谁都没提走。
四个人守着门口，其余人守着韩梅。
韩梅一直发烧，说着胡话。
她说：“郑铎，你别走那么快。”
她说：“我鞋子磨脚。”
第八天凌晨，我们听到了声音。
很远。
是发动机。
不是汽车，是柴油机，一种老式拖拉机的声音。
我们冲出门。
天还没亮。
一辆拖拉机在柏油路上来，车斗里坐着四个人。
最前面站着的，是郑铎。
他站得很直。
他的长袖已经被晒成了灰白，脸上起了一层水泡，白布不见了，眼睛肿得只剩两条缝。
他手里举着一个塑料桶。
一桶水。
他说：“二十升。”
然后他从车斗上下来。
下来的时候，腿一软，跪在地上。
他抬起头，看着我们，笑了。
他说：“你们谁先喝。”
车上下来一个中年男人。
他说：“你们是那十个。”
他说，镇上的干部昨天下午接到一个电话，说山里有十个人。
他说，是我们这个镇上唯一的一台拖拉机，柴油是各家凑的。
我后来才知道，郑铎走到镇上，是在路边一户人家的猪圈里躺了两个小时，等体温降下来，又走了最后一公里。
他到镇上的时候，手里拄着一根从路边捡的竹子。
他说：“十个人，山里有十个，还有两个孕妇。”
后来证实，没有两个孕妇。
他是个从来不会说错数字的人。
那天他只说错了一句。
我们回到镇上的时候，是第八天的上午十点。
镇政府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两辆面包车。
十个人，加上司机，挤在两辆面包车里。
我坐在后面那辆，靠着窗。
车子开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后视镜里，柏油路上，一条影子正慢慢地往山里走。
它不是人的影子。
它是那条影子的影子。
我把这个细节写在本子上。
写完之后，我合上本子，靠着窗睡着了。
8 剩人下山
第九天，我们下山。
十个人变成九个。
因为郑铎在镇卫生院做完检查，留在了医院。
他的背是二度烧伤，眼睛角膜灼伤，右腿有一处晒到脱皮。
医生说要留院观察。
我们九个人坐车回去。
车上，韓梅坐在窗边，抱着那件干净的 T 恤，一直没说话。
何斌坐在她旁边。
鹿晓在他们后面。
蒋文文给霍亮剥了一个橘子。
徐放把那十二页打印纸，一张一张撕了。
撕到最后一张时，他停住，把它折好，塞回文件袋。
苏禾把相机的卡取出来，递给我。
她说：“你答应过我的。”
我把卡收进口袋。
三个月后。
事情过去之后，我们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
第二个太阳出现的那天，隔壁七个省同时出现了，一共持续了十六天。
天上的那两个亮点，后来的解释有很多种：有人说是高层大气里的某种冰晶层，有人说是某个天体的反照，有人说，那两颗太阳其实一直在。
官方通报里写的是“罕见大气光学现象，无直接灾害”。
旱是真的。
高温是真的。
从岭脚村到竹坞镇，那十六天里，山上死了四头野猪，一群鸟，还有两个上山找羊的老头。
这两个老头，后来被列入了“因极端天气失联人员”。
郑铎出院以后，第一件事是去韩梅家。
韩梅的孕检正常，只是医生让她前三个月别动。
何斌每个月往郑铎卡里打两千。
郑铎把钱退回去了三次。
第四次他没退。
他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他说：“钱我不退了。以后每年这一次，我出钱。”
那个群名叫“十个人还能爬山”。
没有改。
第二年夏天，我们去白茅岭。
不是那条塌方的线，是另一条，从山背后上，海拔低一点，有树荫。
九个人。
霍亮背了二十斤水。
徐放没有带打印纸，但他在手机里存了离线地图。
蒋文文的药箱换了新的，第一件事是把所有药盒的生产日期对着光看一遍。
鹿晓走在第二，她说她今年想试试带路。
苏禾走在最后，她这次拍自己。
她让我们每个人都站在石头边上，让她拍一张。
轮到我时，她说：“你笑一下。”
我说：“我笑不出来。”
她说：“那就不笑。”
我们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有一处岔路。
一条往上，一条绕过去。
罗晶晶说：“往上的那条，是去年那条。”
所有人都停下来了。
我们站在岔路口看了一会儿。
那条路上已经没有草了，焦黑一片。
风从上面吹下来。
我抬起头。
天上，一个太阳。
只有一个。
我们在那个岔路口站了大概五分钟。
然后我们往下走。
何斌走过去的时候，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那条路。
他说：“林知远，你说，老郑他那天，是不是真的走到镇上了。”
我说：“他走到了。”
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说：“我是说，他有没有可能，在路上看见那个东西。”
我说：“他没说。”
他说：“他这个人，从来不说怕。”
我说：“他不说。”
他说：“那我们就当他没看见。”
我们往下走。
走到山下的时候，天快黑了。
村子口有个小卖部，亮着灯。
我们进去买水。
柜台上放着一本本子，是那种最普通的练习本。
老板娘说，是前年一个男人落下的。
我翻开。
第一页写着：
“第七天，八公里。人十个，水两升。”
“影子比人先到的时候，别抬头。”
“要有人抬头，就有人回不来。”
最后一页写着：
“如果你们都到了，就不用往下看了。”
往下没有再写。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