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爸死的那年，老街拆了
我爸死在十月三号。县城的雨下了三天，殡仪馆的棚子漏，水一滴一滴砸在塑料花上。
来的人不多。他这辈子没交下什么朋友，除了西街几个开店的，就是几个老主顾。王超来了，穿一件黑夹克，肚子把拉链撑开一道口子，一进门就握住我的手，说节哀，说老爷子七十四，走得不算早。他说这话的时候手机一直在响，他按掉三次，第四次接了，压着嗓子说“我这边有事，晚上给你回”。
我妈走得早，二〇〇五年。那之后我爸一个人过了十八年，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守铺子，一个人坐在老屋里看电视看到电视台下班。
殡仪馆的人问我要不要念一段。我说不用。我爸不爱听人念他。
告别排在下午两点，前面还有三家。我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听里头的风机响。轮到我们，工作人员掀开白布，问我要不要看一眼。我说看。
他躺在那儿，穿着我前年给他买的棉袄，领子没翻好。我伸手给他翻了一下。他的脸瘦得脱了形，嘴微微张着，像是还要说什么。
我站了有一分钟。想跟他说的话很多，一句也没说出来。最后我说：“爸，深圳那边我请假了，不着急回去。”
说完我自己也觉得怪。这句话我从来没跟他说过。他每次问我什么时候走，我都说“明天就得走，公司有事”。
火化的时候我在外头等。烟囱冒白烟，天阴着，烟升上去就散了。
骨灰盒有八百的，有一千八的，有三千的。我挑了八百的。交钱的时候我听见自己心里有个声音说，你看，你跟你爸一样。
三叔来了，坐了一会儿，说：“你爸这人，一辈子倔，谁的话也不听。”他走的时候塞给我两百块钱，说拿着买烟。我送他到门口，他又回头说：“那年你妈走，他就这样，一个人坐着，不说话。”
刘奶奶也来了，八十多了，让孙子搀着。她从布兜里掏出一块表，说：“你爸上个月还给我修表，说这月末来取。你看，我来取了。”
我接过那块表，上海牌，女式的，表蒙子上有一道划痕。我说：“刘奶奶，这表我先收着，回头给您送过去。”
她说：“你爸手巧。这条街上，就他手巧。”
老屋在西街后头，两间平房，院里一棵石榴树。拆迁通知贴在门上，红纸黑字，边角让雨泡烂了。西街已经拆了一半，我那间铺子——他那间铺子——剩一块门牌，“西街12号”，钉在蓝色的围挡上。围挡后头是碎砖和钢筋，一台挖机停在那儿，斗子朝下，像在睡觉。
我绕着围挡走了半圈，找到一道缝，往里看。西街没了。石板撬走了，剩下土。我数了数，从街口往里，第七个位置，应该就是铺子。地上有一块玻璃，埋在土里，露一个角。
我站在那儿抽了根烟。烟是我爸抽屉里的，两块五一包，抽着呛。
夜里我在院里收拾他的东西。两个纸箱，一个蛇皮袋，还有那个工具箱。
工具箱是铁皮的，绿漆掉得差不多了，三层。第一层螺丝刀、镊子、气吹、放大镜，还有一盒游丝；第二层是表带、电池、几个玻璃蒙子；第三层空着，底下垫着一块红布。
我没打开那块红布。
我把第一层抽出来，闻到一股味。汽油、焊锡，还有烟。那股味一下把我拽回去，拽到柜台边上。我六岁，趴在玻璃上，看他把一块表拆开，零件在绒布上排成一小片，他拿气吹“噗”地吹一下，眯起一只眼。
账本在蛇皮袋底下。蓝皮，复写纸的本子，第一页写着“一九九三”。他记了三十年。换一根表带八块，洗一次油十五，配一节电池五块。字小，横平竖直，跟他修表一个样，一丝不苟，连“八”字那一撇都带个钩。
往后翻，翻到一九九八年十月：
“借周德贵三千，月利一分，过年还。”
下面一行小字：“秀云查病用。”
再往后，一九九九年八月：
“默儿学费八千。卖表八百。借二哥两千。还差。”
二〇〇三年七月：
“默儿来电，说深圳热，睡不着。寄风扇一台，运费四十五。”
二〇〇八年五月：
“默儿买房，借五万。利息免。”
二〇一六年冬天：
“默儿要接我去深圳。不去。铺子离不开人。”
我盯着“卖表八百”看了很久。那块表我见过，红布包着，他说是爷爷留下的，瑞士机芯，上海牌的表壳，走得比什么都准。我小时候问他要，他说小孩子玩什么表。后来我上大学，他没再提过。我一直以为他还留着。
最后一页是二〇二二年。
“西街要改。问过，十二号门面转让十二万。给默儿留。”
下面划掉了，划得很重，纸都划破了。旁边一行小字：“没谈成。”
我在院里蹲着，雨从棚子边上淌下来，石榴树的叶子落了一地。
王超出来找我，说明天去签字，补偿款下来了。他蹲在我旁边，看了一眼账本，说：“老爷子这人，一分钱看得比磨盘大，对你倒舍得。”
我说：“他舍不得。”
王超看了我一眼，没接话。
我说：“他抽的烟是两块五一包的。给我寄钱的时候，一次寄两千。”
王超没接话，从兜里摸出烟，递我一根。我摆手。他自己点上，抽了两口，说：“默儿，人死不能复生。你也四十三了，别在这儿耗着。深圳那边我给你留着位置，一年二十万打底。”
我说知道了。
他走的时候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说：“你爸那铺子，补偿了六万八。我给你办。”
我说：“不用。我自己办。”
雨下大了，屋里开始漏，一滴一滴落在搪瓷盆里，叮，叮。我从副食店买了一瓶白酒，坐在门槛上喝。喝到一半，我想起一件事：我在深圳二十来年，一年回来一次，一次待三天。每次走，他都站在铺子门口，说“忙你的去”。我说“那我走了”。他说“走吧”。
我从来没问过他，一个人守着那间铺子，一天能来几个客人。
喝到半夜，脑子开始发木。我把工具箱抱进怀里，怕淋着。红布还在第三层，我没敢看。
我好像还想起我妈。想起她蹲在缝纫机前头，脚一踩，轮子转，针“哒哒哒”地走。她抬头看我一眼，说“默儿，把线递我”。
后来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有人在我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
“睡到日头晒屁股，你个兔崽子。”
我睁开眼。
头顶是一盏四十瓦的灯泡，蒙着一层灰。眼前一张玻璃柜台，柜台里摆着几块表，一块上海牌，一块宝石花，还有一块女式的，表带断了。柜台后头站着一个人，穿白背心，胳膊上有油，手里捏着一把镊子，正低头看我。
我爸。
他四十九岁的样子。头发还是黑的，脸上的褶子没那么多，眼睛瞪着我，跟我记忆里一模一样，又年轻得让我认不出来。
柜台角上那台红灯牌收音机在响，一个男的在里面喊：“……球进了！”
窗外有蝉。有太阳。
我张了张嘴，没出声。
第二章 醒来是九八年的夏天
我爸拿镊子敲柜台：“魂丢了？”
我看着他。他的眉毛很浓，眉梢有两根白的，右边嘴角有一道小疤，是年轻时让表壳划的。这些我都记得，可我记不清他这么年轻是什么样。
“爸。”我喊了一声。
“嗯。”他把镊子放下，从柜台后头绕出来，“你昨晚干啥去了？脸白得跟纸一样。”
我说不出话。我伸手摸了摸柜台。玻璃是凉的，底下压着几张表，一张“上海牌，一百二”，一张“宝石花，八十五”，是父亲的字。
“我问你话呢。”
“我……做梦了。”
“做个屁。”他伸手在我额头上按了一下，“不烧。去，把后头的水烧上，一会老赵来取表。”
他转身回了工作台。台灯亮着，他戴上那个单眼放大镜，低头对着一块机芯。窗外有蝉，一声接一声，晒得人头皮发麻。
我站在原地，慢慢看这间屋子。
墙上挂着一张营业执照，玻璃框，写着“陈建国 钟表修理”，发证日期一九九三年三月。旁边一张年画，是个胖娃娃抱着鱼，边角卷了。年画底下钉着一本日历，我走过去，一页一页翻。
六月十三，星期六。
我把手举到眼前。手背晒得黑，指节细，指甲缝里有墨水。这不是四十三岁的手。四十三岁的手上有茧，有疤，有一道装修时让电锯划的口子，缝过六针。
我把手攥了一下，又松开。
柜台后头的货架上摆着一排表带，塑料包装，落着灰。那台红灯牌收音机在柜角，天线拉到最长，里头有人在说话，说法国，说世界杯，说昨晚巴西队踢得不好。
我走过去，把收音机的声音拧小。
“你拧它干啥？”我爸头也没抬。
“吵。”
“你昨天还嫌它不响。”
我站在那儿，手还搭在旋钮上。
一九九八年。法国世界杯。巴西队。我脑子里“嗡”了一声。
我跑到门口。西街是完整的。青石板一块接一块，缝里长着草。太阳照在石板上，白晃晃的。街口老赵的剃头铺开着，门口挂一条毛巾，风一吹就动。孙婶的副食店摆着两箱汽水，冰柜“嗡嗡”响。录像厅门口贴着一张海报，一个男的光着膀子，底下写着“最新武打片”。
有人骑着二八大杠从我面前过去，车后座绑着一筐鸡，鸡叫了一声。
我扶着门框，慢慢蹲下去。
一九九八年六月。我十七岁。我妈还活着。
我脑子里跳出这个念头的时候，腿一下就软了。不是难过，是那种从高处掉下来的感觉，胃里空了一块。
我妈二〇〇五年走的。腊月，天很冷。她走的时候五十二岁，头发掉得差不多了，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最后那两天她说不出话，有一次睁开眼，看见我坐在床边，就抬手拍了拍床沿，让我把窗户开一条缝。我开了。她说：“透透气。”
我爸在病房外头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把她的衣服叠好，装进一个编织袋，说“回家”。
那年我二十四，在深圳刚站住脚。我请了七天假，回来办丧事，第八天就走了。我爸送我到车站，说“你妈不在了，你更得好好过”。
我说“知道了”。
我蹲在西街的石板上，日头晒着后背，蝉在树上叫，一声一声。我十七岁，我妈四十五岁，正在街口踩缝纫机。
“你蹲那儿干啥？”我爸出来了，手里拿着一瓶藿香正气水，“中暑了？喝了。”
我接过那瓶药水，拧开，一股冲味。我喝了一口，辣得眼泪都出来了。
“你这孩子，”他站在我旁边，手在裤子上擦了擦，“这两天怎么跟丢了魂一样。高考还有一年，你书看了没有？”
我抬头看他。
“看我干啥。”
“爸，”我说，“你别抽烟了。”
他抬起头：“你说啥？”
“我说你别抽烟了。”
他把手伸进裤兜，摸出半包“红金龙”，看了一眼，又塞回去。他脸上有点不自在，像是被人当场揭了短。
“大人的事，你管得着吗。”他说完转身进屋，“水烧上没有？”
我坐在门槛上，把那瓶藿香正气水喝完。
我得把这件事想清楚。
我回来了。回到一九九八年六月。我记得我妈是哪一年走的，记得我爸是哪一年走的，记得那年冬天下了多大的雪，记得殡仪馆的棚子漏水。别的我记不住。我记不住哪只股票涨，记不住彩票号码——那时候也没有彩票。我连昨天晚饭吃的什么都记不清。
我唯一有的，是几个年份。
我妈的事在二〇〇五年，还有七年。我爸的事在二〇二三年，还有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听着很长。可他今年四十九，抽了三十年烟，一天一包，那双手在汽油和焊锡里泡了三十年。
我站起来，往街口走。
太阳很大，街上人不多。裁缝铺在街口拐角，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写着“秀云裁缝”。我走到门口，停住了。
里头有缝纫机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很稳，很快。
我从门帘缝里看进去。
我妈坐在缝纫机前头，穿一件碎花衬衫，头发用卡子别在耳后。她低着头，手扶着布，脚一踩，针就往下走。案板上摊着一件半成品的裤子，旁边一把剪刀，一个粉饼，一条皮尺。
她好像听见了动静，抬起头。
“默儿？”
我没出声。
“你站门口干啥，进来。”她把布掀开，站起来，“正好，帮你妈看看，这条裤子腰是不是收多了。”
她走过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抬头看我，眉头皱了一下：“你咋了？脸白得跟纸一样。你爸又骂你了？”
我看着她。
她脸上有汗，额头上有细细的纹。她的手上有针眼，指头上有茧。她身上有一股肥皂味，还有一点点布料的味道。
“妈。”我说。
“嗯。”
我上前一步，把她抱住了。
她整个人僵了一下：“哎哎哎，干啥呢，多大了。”她拍我的背，“撒手，让人看见。”
我没撒手。我把脸埋在她肩膀上。她的肩膀很窄，很硬，是常年低头踩缝纫机压出来的。
“妈。”我又叫了一声。
她不拍了，手停在我背上。
“咋了这是。”她的声音软下来，“谁欺负你了？跟妈说。”
我说不出话。我只是站在那儿，抱着一个还活着的人。
她把我推开一点，上下打量我：“你是不是谈对象了？让人家姑娘甩了？”
“没有。”
“那就是考试没考好。”她替我抻了抻衣领，“考不好就考不好，下回再考。你爸要说你，我拦着。”
我看着她，笑了。
“你还笑。”她也笑了，又板起脸，“站这儿干啥，坐。妈给你下碗面。”
她转身去灶台，一边走一边絮叨：“鸡蛋还剩两个，都给你。你爸早上吃了半个馒头，说不饿，也不知道一天到晚忙个啥。”
我坐在她刚才坐的那把椅子上。缝纫机还热着。
第三章 她说不疼
面端上来，两个荷包蛋，一个卧在面上，一个埋在底下。我妈说：“底下那个别剩，你爸不爱吃溏心的。”
我吃了两口，眼泪掉进碗里。
“咋还哭了。”她坐在对面，手里剥蒜，“不就一碗面。”
“辣。”我说。
“哪来的辣。”她看了看碗，又看了看我，没再问。
外头有人喊：“陈默！”是我爸。他站在裁缝铺门口，围裙还系着，脸上不高兴：“你跑这儿来干啥？后头一堆活。”
“孩子吃碗面。”我妈说。
“吃什么面，一天三顿。”我爸进来，看了一眼我的碗，没说话。
我妈给他搬了个凳子：“你也坐，我给你盛。”
“不饿。”
“不饿也坐。”
他就坐下了。
我看着他俩。我妈给他盛了半碗，把那个溏心的荷包蛋挑到他碗里。他低头吃，吃得很快。我妈在旁边说：“慢点，烫。”他说：“不烫。”
这就是我记忆里的样子。两个人在一张桌子上吃了三十年饭，话不多，谁也不让谁，可碗里的东西总是往对方那边拨。
吃完，我爸说：“走了，把柜台擦了。”
我说：“爸，我问你个事。”
“说。”
“咱家……有钱吗？”
他停了一下，把碗放下：“你问这个干啥。”
“随便问问。”
“没钱。”他说，“你要买啥？”
“不买。”
他看了我一会儿，站起来走了。
我妈把碗收走，压着声音说：“你别问你爸要钱，他这人，你越问他越不给。你要用，跟我说。”
我说：“妈，我不缺钱。”
那天下午我在铺子里擦柜台。玻璃擦了三遍，货架上的表带一根一根码齐。我爸在工作台前头修一块表，戴着放大镜，一动不动。
我一边擦，一边想怎么开口。
“爸。”
“嗯。”
“我妈身上……有没有啥毛病？”
他把放大镜摘下来：“你妈咋了？”
“我没咋，我就问问。”
“没听说。”他低头继续看机芯，“你妈那人，有点头疼脑热也不说。”
我心里往下沉。
傍晚我回了裁缝铺。我妈在给一条裤子锁边，脚一踩，针“哒哒哒”地走。我在旁边坐下，装作随口问：“妈，你身上有没有摸着硬块？”
她手没停：“你说啥？”
“就是我们学校，前阵子讲生理卫生，说女的要自己摸摸，有硬块要去医院。”
“你们学校还讲这个？”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脸有点红，“没大没小。”
“讲真的。”
她低下头，把裤子翻了个面：“右边有一个。好些年了。”
“疼不疼？”
“不疼。”她说，“女人家，谁没点小毛病。你孙婶脖子上还有一个呢，人家不也好好的。”
我坐在那儿，手心里全是汗。
不疼。好些年了。
我脑子里“当”的一声，像有块表掉在地上。
我记不清那天是哪一天，可我记得那一年。一九九八年十月，我爸在账本上写了一行字：“借周德贵三千，月利一分，过年还。”底下小字：“秀云查病用”。
他带她查过。查出来了。可那一年家里拿不出手术的钱，我爸把单子揣兜里，跟她说“没事，吃点药”。她信了。她吃了七年药，贴了七年膏药，疼了就忍着，忍不住就说是累的。
二〇〇五年腊月，她疼得直不起腰，送到医院，医生说晚期。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老屋里热，蚊子多。我躺在竹席上，听见隔壁我爸翻身。翻了两回，然后是一阵咳嗽。
我数着。
一声，两声，三声……中间停一下，喘一口气，接着咳。
我数到十七声，他停了。
窗外有月亮，照在石榴树上，叶子是灰白的。我躺在那儿，想起二〇二三年十月，他在医院里，戴着氧气罩，说话都说不成句。医生跟我说，肺癌，晚期，最多三个月。
他撑了四十一天。
我那时候在深圳，接了个大单，走不开。我请了半个月假回来，守了十天，公司打电话催，我又走了。走的那天他还能说话，他说：“回去吧，别耽误正事。”
我说：“爸，我过两天再来。”
我再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认人了。
我从竹席上坐起来，摸黑走到院里。
石榴树底下放着他的工具箱。我蹲下去，把第三层抽出来。红布包着，四四方方。我解开一角，看见表壳，银的，表盘发黄，指针停在十点十分。
我把红布又包回去，放回原处。
我在院里站着，脚底下的地砖是凉的。后来听见我爸在屋里问：“谁在外头？”
我说：“我。撒尿。”
他说：“撒完回来睡，明天早起。”
我说：“知道了。”
第二天一早，我先去了趟县医院。
挂号窗口的玻璃上贴着一张价目表，纸都发黄了：B超三十，心电图二十，血常规八块。窗口后头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女的，正在织毛衣。
“大夫，”我说，“乳腺……看哪个科？”
她抬头看我：“你多大？”
“十七。”
“你妈咋了？”
“有个疙瘩。”
“挂外科。”她撕了张单子，又补一句，“先让大夫摸摸，要查清楚得上市里，县里做不了病理。”
“手术呢？”
“那得看情况。”她低头继续织，“几千块吧。”
我交了八块挂号费，没上楼。我在一楼走廊里坐了一会儿。
走廊里人不少。有个女的坐在长椅上，头上包着块花头巾，脸白得像纸，她男人端着一碗粥，一勺一勺喂她。她喝两口就摆手，男人就把碗放下，过一会儿又端起来。
我站起来，出了医院。
太阳很好，晒得人睁不开眼。我站在台阶上，觉得身上冷。
从医院出来，我去了街口的公用电话亭，给王超打传呼。他前天刚走，去了深圳，走之前给我留了个传呼号。
我等了半个钟头，电话回过来。
“默儿？咋了？”
“超子，”我说，“深圳那边，一个月能挣多少？”
他笑了：“你问这个干啥？你要来？”
“我问能挣多少。”
“肯干的话，五六百。干得好，上千。”他停了一下，“你爸让你出来？”
“我自己问的。”
“那你来吧，我给你找地方。”
我说：“我不去深圳。”
“那你问个屁。”
“我在县里找活干。”我说，“你爸那个建筑队，还要人不？”
他沉默了一会儿：“你要搬砖？”
“嗯。”
“你疯了吧。”他说，“你爸知道了得打断你的腿。”
“你别跟他说。”
“默儿，”他的声音认真起来，“你到底咋了？”
我说：“我妈身体不好，我想挣点钱。”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
“行。”他说，“我跟你说个地方，你明天去。就说是自己找上门的，别提我。”
我挂了电话，站在电话亭里，看着玻璃外头的西街。
太阳刚出来，石板路上有一层薄光。老赵在剃头铺门口摆凳子，孙婶在往冰柜里码汽水。裁缝铺的门开了，我妈端着一盆水出来，“哗”地泼在街上。
第四章 我不考大学了
王超说的工地在城东，一个什么公司的宿舍楼，三层，正在起。
头一天我去，工头姓李，上下看我：“你多大了？”
“十八。”
“看着不像。”他说，“干过没有？”
“没有。”
“那就先和灰。”他指了指墙根，“一天十块，管一顿饭。干不了趁早滚。”
我说行。
和灰不难，就是累。沙子、水泥、水，按他说的比例，一锹一锹翻。翻完装桶，提到脚手架底下，上头的师傅喊一声“灰”，我就得递上去。
水泥烧手。第一天下来，手背上糊着一层灰，洗不掉，晚上痒得睡不着。第二天早上起来，指头缝里全是裂口，一沾水就疼。
中午管一顿饭。白菜炖粉条，馒头管够。我蹲在墙根吃，吃完了往地上一躺，眯二十分钟，哨子一响就得起来。
一天下来，两条胳膊抬不起来。晚上回家，我妈问我干啥去了，我说去同学家复习。
第三天，手上起了泡。第五天，泡破了，结成茧。
我在工地干了四十天，挣了四百二十块。开学前一天，工头多给了我二十，说：“小子，有股劲。”
开学以后，我每隔一个星期去一天，干零活。到十月，手里攒了六百三十块。
我知道这不够。可我总得先让她去查。
十月的一个星期六，我回家跟我妈说：“学校组织体检，让家长也去，免费的。”
她不信：“学校管你体检，还管我？”
“说是查妇女病，指标下来的。”
她看了看我，说：“你是不是又在外头干啥了？”
“没有。”
“你手咋了？”她抓过我的手，翻过来看，掌心里一片茧。
我把手抽回来：“搬东西。”
她盯着我看了半天，忽然眼圈红了：“你是不是去工地了？”
我不说话。
“你才十七！”她的声音抖了，“你要是砸着手，你要是从架子上掉下来——”
“妈。”我说，“你去查一下，查完我就不去了。”
“我不去。”
“妈。”
“我说不去。”她转过身，继续踩缝纫机，脚踩得很重，针“哒哒哒”地响。
我在她背后站着。
“右边那个疙瘩，”我说，“不疼，好些年了。你当我不知道？”
她的脚停了。
“你爸带我去查过。”她说，“九八年……不是，前年。大夫说没事。”
我愣了：“前年？”
“前年。”她低着头，“你爸回来说没事，让我吃药。”
我心里那块东西落下来了。
前年就是一九九六年。她早早查过，可县医院说没事。或者说，县医院看不出来。她信了，吃了两年药。
“妈，”我说，“这次去市里。”
“去市里得多少钱。”她说，“挂个号都要几块，坐车还得几块。”
“我有钱。”
她转过头，看着我。
“你哪来的钱？”
“我挣的。”
“你挣的那点钱，留着上学。”她说，“你爸给你攒了学费，八千。他说了，砸锅卖铁也供你。”
“妈，”我说，“你听我说一句。”
“你说。”
“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
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她大概没听懂这句话。一个十七岁的儿子，跟她说“三长两短”，说得像已经看见过。
那天晚上，我爸回来了。他一进门就把我喊到院里。
“你妈说你去工地了。”
“去了。”
“谁让你去的？”
“我自己。”
他一巴掌拍在我后脑勺上，不重。
“你他妈的。”他骂了一句，声音很低，“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跟你妈交代？”
“我没事。”
“你有事就晚了。”他从兜里摸烟，摸了半天，烟盒是空的。他把烟盒捏扁，扔在地上，“明天别去了。”
“爸，”我说，“我带我妈去市里查一下。”
他看着我。
“查什么？”
“她右边有个疙瘩。”
他不说话了。
院里很静，石榴树的叶子“哗啦”响了一下。
“查过。”他说。
“县医院查的。”我说，“县医院连病理都做不了。”
他站在那儿，背有点驼。灯光从屋里照出来，照着他的半张脸。
“多少钱？”他问。
“挂号、B超、钼靶，加起来两三百。要是手术，得两三千。”
他点点头：“我知道了。”
三天后，我们仨坐长途车去了市里。我妈一路上晕车，吐了两回。我爸坐在她旁边，给她拍背，一句话没说。
市医院的走廊比县医院长，人比县医院多。我们排了一上午，做了B超，又做了钼靶。下午取结果，大夫把我爸叫进办公室。
我在门外头，看见我爸的手一直攥着那张片子，攥得纸都皱了。
他出来的时候，脸色没变，跟我说：“得做手术。”
“啥时候？”
“下礼拜。”
“良性的恶性的？”
“大夫说看着像早期。”他停了一下，“切了就没事。”
我看着他的脸。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没看我，看着走廊尽头。
“爸。”我说。
“嗯。”
“钱够吗？”
他终于看了我一眼：“够。”
手术那天，我妈被推进去，门关上，红灯亮。我爸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过了两个钟头，他从兜里摸出烟，站起来，又想起医院不让抽，把烟塞回去。过一会儿又摸出来。
我说：“爸，你去外头抽一根。”
他说：“不抽。”
又过了半个钟头，他忽然说：“你妈那人，怕疼。”
我说：“打了麻药。”
“嗯。”他点点头，又补一句，“她怕疼。”
手术做了三个半小时。大夫出来说，切得干净，病理是早期，不用化疗，定期复查。
我爸“哦”了一声，站在原地没动。
后来他去交费，回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沓单子，坐在椅子上，一张一张地看，看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妈在病床上睡着，手上打着点滴。我爸趴在床边，也睡着了。他睡着的时候嘴微微张着，跟我记忆里他最后那几天一个样。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参加了高考。
考完那天下午，天很热。我从考场出来，我爸在门口等我，手里拎着一瓶汽水。
“考得咋样？”
“还行。”
“能上啥？”
“不知道。”
他把汽水递给我：“喝。”
我喝了。橘子味的，温的。
分数下来，我过了专科线。填志愿那天，我在学校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志愿表上有三栏。第一栏我空着。第二栏我填了“市师范专科学校”。第三栏我空着。
班主任老周看见了，把笔从我手里拿走：“你干啥？”
“填志愿。”
“你第一栏空着？”他看着我，“你这个分，省城的专科能上。你爸不是让你去省城？”
“我不去省城。”
“为啥？”
“我妈身体不好。”
老周把笔放在桌上，看着我：“陈默，你妈的身体，跟你上学不冲突。你上了学，毕业分配，挣得更多。”
“我家没钱了。”
“没钱可以借，可以贷。”他说，“你成绩不差，复读一年，能上本科。”
我摇头。
他叹了口气，把笔还给我：“你自己想清楚。”
志愿表带回家，我爸正在铺子里给一块表换电池。他把表壳盖上，拿绒布擦了擦，才抬头看我。
“填了？”
“填了。”
“我看看。”
我把表递过去。
他看了第一栏，空的。看了第二栏，“市师范专科学校”。他又看了第一栏，又看了第二栏。
“省城呢？”
“没填。”
“为啥没填？”
“不想去。”
他把志愿表放在柜台上，手在上面按着。
“陈默。”他很少连名带姓地叫我，“你再说一遍。”
“我不去省城。”
“你知不知道师专毕业是干啥的？”
“教初中。”
“教初中一个月多少钱？三百！”他的手按得更重了，纸都被按出褶子，“我供你读书，供了十二年！你妈一件衣裳穿八年！你就给我考个师专？”
“爸——”
“你闭嘴。”他说，“明天去学校，把表改了。”
“改不了。”
“咋改不了？”
“交了。”
他盯着我，胸口一起一伏。
然后他抓起柜台上的搪瓷碗，砸在地上。
碗碎成三瓣，米饭撒了一地。
“我他妈这辈子就这点盼头！”他吼，嗓子破了，“我就盼着你考出去，别跟我一样蹲在这条街上！你倒好，你倒好——”
他说不下去了。
我妈从裁缝铺跑过来，站在门口，手还扶着门框。
“建国。”
“你别管。”
“建国，孩子有孩子的想法。”
“他有啥想法？”我爸转过头，“他有啥想法？他十七岁，他懂个屁！”
我站在柜台前头，看着地上的碗。
“爸，”我说，“你一个人守这铺子，守了三十多年。”
他不说话。
“你一天能来几个客人？”我说，“五个？八个？你守到六十岁，守到七十岁，然后呢？”
“然后我死了，铺子关门。”他说，“关我屁事。”
“关我事。”
他看着我。
“我妈手术那三千，”我说，“是你攒的学费。你把这个家掏空了，还想再借八千供我。借了谁还？”
“我还。”
“你拿啥还？”我说，“你一天挣三十块。”
他张了张嘴。
“我不上了。”我说，“铺子要人。”
他站在那儿，看着我，眼睛红着。
过了很久，他把志愿表抓起来，撕了。
撕成两半，又撕成四半，抓在手里，走到灶间，塞进灶膛。
火“呼”地一下起来。
我妈站在灶间门口，捂着嘴，肩膀一抽一抽的。
那天晚上，铺子的灯亮到半夜。我在院里坐着，听见里头有镊子碰瓷盘的声音，叮，叮，很轻。
第五章 父亲的螺丝刀
九月，学校开学。
县城的汽车站很小，候车室里摆着四条长椅，墙上贴着“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王超背一个蛇皮袋，脚边放一个塑料桶，桶里塞着被子和脸盆。
“真不走？”他问我。
“不走。”
“你爸还生气？”
“生。”
他笑了：“你爸那人，气性大，过两天就好了。”他拍了拍我的肩，“等我挣了钱，回来请你喝酒。”
“你少吹。”
“我吹啥。”他把蛇皮袋往肩上一甩，“深圳那地方，遍地是钱，就看你弯不弯腰。”
检票了。他走了两步，回头喊：“默儿！”
“干啥？”
“你要是后悔了，给我打传呼。”
我点头。
车开走的时候，扬起一阵土。我站在站门口，看见周小满她爸蹬着三轮车过来，车上放着两个箱子，周小满坐在箱子中间。
她看见我，让车停下。
“你也今天走？”她问。
“我不走。”
“我知道。”她从车上下来，“我听说了。”
“嗯。”
她站在我面前，穿着白衬衫，头发扎起来，脸晒得有点黑。
“陈默，”她说，“你真不上了？”
“不上了。”
“你爸肯定气坏了。”
“气坏了。”
她低下头，用脚尖蹭地上的土。
“我姑妈说，”她抬起头，“师专毕业，能分到镇上的中学。你要是想来，明年还能考。”
“我知道。”
“那你为啥不考？”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很亮，是那种没经过事的人才有的亮。
“我妈身体不好。”我说。
“你妈不是做完手术了吗？”
“还得复查。”
“复查也不耽误你上学。”
“周小满，”我说，“有些事，不是算一算就行的。”
她愣了一下。
“陈默，”她说，“你会后悔的。”
“可能吧。”
她看了我一会儿，转身上了三轮车。她爸蹬起来，车“吱呀吱呀”地走远。她没回头。
我站在车站门口，看着那辆车拐过街角。
回到铺子，我爸在工作台前头修表。我把门帘挂好，拿起抹布擦柜台。
“走了？”他问。
“走了。”
“嗯。”
他没再说话。
从那天起，他就不教我了。
也不是不理我。他让我干活：擦柜台、扫地、去邮局寄件、去副食店买烟、给客人换电池。就是不教我修表。
有一次我问他：“爸，这个游丝咋调？”
他说：“你学这个干啥。”
“我想学。”
“你要学，自己学。”他低头看机芯，“我不教。”
我在铺子里待着，看他干活。他不避我，我就站在旁边看。看他怎么开后盖，怎么用气吹，怎么拿柳木签蘸着汽油擦机芯，怎么用镊子夹游丝，手上一点都不抖。
他修一块表，从拆到装，四十分钟。我看了三个月。
十一月，我从柜台底下翻出一块坏表。是“东风”牌，客人的，摔过，表蒙子碎了，机芯里进了灰，他扔在角落，说“没法修”。
我把它拿到里间，拆开。
拆的时候还算顺，零件按顺序摆好，摆了一块绒布。装的时候就完了。游丝让我弄乱了，摆轮也不转，装上去，表针不动。
我又拆，又装。第三天，零件还摊在桌上。
晚上我爸进来拿东西，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走了。
第四天夜里，我在里间打着手电筒，拿针尖拨游丝。拨一下，摆轮转两圈，停了；再拨，转三圈，停了。
门帘响了一下。我爸站在门口，穿着背心，手里拿着茶缸。
他走过来，弯着腰看了一会儿。
“游丝让你弄变形了。”他说。
“我知道。”
“知道还拨。”
他伸手，把表拿过去，凑到灯底下，看了一眼，用两根手指捏着游丝，轻轻一捋。
“这是'东风'的，游丝软。”他说，“你拿镊子夹，手重，一夹就废。”
他把表递回给我：“再装。”
我装上，表针动了。
“快。”他说。
“快多少？”
“十五分。”他转身走了，“自己调。”
我调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那块表走得分秒不差。
十二月，我妈去市里复查，我爸陪着去了。走之前他把铺子交给我：“有人来取表，你就给他。修表的活，别接。”
我说知道了。
他走的第二天，刘家老太太来了。七十多，裹着小脚，一进门就喊：“建国！建国！”
“我爸去市里了。”我说。
“哎呀。”她把一个手绢包放在柜台上，打开，里头是一块女式表，“我这表不走了。这是我陪嫁的，一九五几年买的，跟了我一辈子。”
我拿过来看。表壳磨得发亮，表盘上有一圈细细的纹，指针停在四点二十。
“我明天来取。”她说。
“我爸明天不回来。”
“那后天。”
“后天也不一定。”
她看着我，眼睛浑浊：“那咋办。”
我说：“我修。”
“你会？”她把手绢包又攥紧了一点。
“会一点。”
“你爸不在，你敢动我的表？”
“我修不好赔你。”
她笑了：“你赔得起？这表当年花了三十块，顶现在三百。”
我说：“赔得起。”
她走了。我把表拿到工作台前头，开后盖。
机芯很旧，油干了，摆轮轴有点歪。我拿汽油洗了三遍，上了油，调了摆轮。弄到半夜，表走了。
第二天老太太来，我把表递给她。她戴上老花镜，凑到耳朵边上听。
“走了。”她说，“还怪响。”
她把手表戴在手腕上，看了看墙上的钟：“准不准？”
“您明天对一下。”
“行。”她从兜里掏钱，“多少钱？”
“十五。”
她数了十五块，放在柜台上，又数了两块：“这两天你爸不在，你给我看着铺子，这两块是给你的。”
我说不要。
她把钱按在柜台上：“拿着。你爸那人，死要面子，不会要。”
她走了以后，我把十七块钱放在抽屉里。
我爸回来那天下午，一进门就问：“有人来没有？”
“刘家老太太，表不走了，我修的。”
他站住了。
“你修的？”
“嗯。”
他没说话，走到柜台前头，把抽屉拉开，看见那十七块钱，又看见我记的单子。他把单子拿起来看，看了半天。
“螺丝拧反了一个。”他说。
“哪儿？”
他指了指单子后头的表：“你把表拿来。”
我把表拿来，他开后盖，看了一眼，拿镊子把一颗螺丝拧正，又拧紧。
“下回别接。”他说，“客人的表，修坏了赔不起。”
“我修好了。”
“这回是运气。”
他把表放下，站起来，进了里间。
第二天早上我到铺子，工作台上放着一个布包。打开，是一套小螺丝刀，六根，红塑料柄，新的。
我爸在工作台前头坐着，没抬头：“别用我那套。我那套是进口的，弄丢了赔不起。”
我说：“知道了。”
那天上午，他修一块“上海”牌。我站在旁边看。他把游丝挑起来，忽然说：“看这儿。”
我凑过去。
“游丝别用镊子夹，用针挑。手重，一夹就变形。”
他挑了一下，游丝弹了一下，摆轮转起来。
“看见没有。”
“看见了。”
“自己练。”他把表推到我面前，“这块你拆，拆完装回去，走不准别吃饭。”
我坐下来，拿起螺丝刀。
第六章 那块上海表
二〇〇〇年三月，周德贵在街口堵住我爸。
那天我正往铺子里提开水，听见他在喊：“建国！建国！”
我爸从铺子里出来。周德贵站在副食店门口，胳膊底下夹着个账本，穿一件皮夹克，头发梳得亮。
“过年说的，过完年就还。”周德贵说，“这都三月了。”
我爸站在那儿，没说话。
“三千，”周德贵翻账本，“利钱我不要了，你把本钱给我就成。”
“再宽限几个月。”
“宽限到啥时候？”周德贵把账本合上，“建国，不是我说你，你这铺子一天进几个钱？你儿子考上大学不上，蹲在里头修表，这街上有几个人不说？”
我爸抬起头。
“我儿子的事，你少提。”
“我提他干啥。”周德贵笑了，“我提的是钱。”
我爸站在那儿，两个手垂着，手指头动了一下。
“下个月。”他说。
“下个月几号？”
“月底。”
“行，月底。”周德贵拍了拍他的胳膊，“我等着。”
我爸转身回铺子，走到门口，看见我提着开水站在那儿。
他什么也没说，进去了。
那天晚上，他在工作台前头坐了很久，一块表也没修。台灯亮着，他拿一块绒布，一遍一遍地擦柜台上的玻璃。
我在里间听见他咳嗽，一声接一声。
我知道家里没钱。我妈手术后，家里就空了。复查一次两百多，吃药一个月几十。他一个月挣三四百，还了周德贵两百，剩下的够吃饭，够买烟。
我想了一个礼拜。
然后我动了那个工具箱。
那天是星期天，我爸去市里给我妈拿药。我从铺子里把工具箱提到里间，抽开第三层，把那块红布拿出来。
红布包了三层。最里头是那块表，上海牌，17钻，表壳银的，表盘有点发黄，指针停在十点十分。我上了弦，它走了。
我拿到街尾的当铺。
上辈子，这块表是我爸卖的，为了给我凑学费。这辈子，轮到我来卖它。
当铺老板姓吴，戴个老花镜，拿过去看了看，又拿放大镜照了照后盖。
“你爸让你来的？”
“嗯。”
“这表你爸藏了多少年了。”他抬头看我，“八百。”
“一千。”
“八百五，多一分我也不要。”
我说行。
他开了当票，写到“上海牌男表一只，当价八百五十元，当期六个月”。我拿着钱出来，手心全是汗。
八百五，我先去周德贵家还了五百。
他数了钱，抬头看我：“你爸呢？”
“我爸让我来的。”
“你爸让你来的？”他把钱放进抽屉，“剩两千五，月底。”
我说：“月底给。”
剩下的三百五，我给我妈买了两罐麦乳精，一件棉袄，还买了两斤排骨。
我妈看见那件棉袄，问我哪来的钱。我说铺子里挣的。
她说：“你爸知道吗？”
“知道。”
她把棉袄抱在怀里，摸了半天，说：“太贵了。”
我爸从市里回来是第三天。他一进门就去工具箱里拿东西，抽开第三层，手伸进去，停住了。
他把红布拿出来，一层一层打开。
空的。
他站在那儿，手里拿着那块红布，站了很久。
“陈默。”
我从里间出来。
“表呢？”
我看着他。
“当了。”
他没听懂：“啥？”
“当了。”我说，“八百五。还了周德贵五百，给我妈买了棉袄。”
他往前走了一步。
“你再说一遍。”
“当了。”
他一巴掌扇在我脸上。
很重。我往后退了一步，撞在门框上，耳朵里“嗡”的一声。
“那是你爷的表！”他吼，嗓子劈了，“你爷死的时候，就留下这一样东西！你他妈把它当了？”
我捂着脸，看着他。
“周德贵堵在街口骂你，”我说，“你听见没有？他说你儿子没出息，他说你一天挣几个钱。”
“那是我的事！”
“我妈吃药的钱、复查的钱，你从哪儿出？”
“我出！”他往前一步，手指头戳到我胸口，“我就是去要饭，也不用你卖你爷的表！”
他站在我面前，胸口一上一下。他的手在抖，抖得厉害。
“你知不知道，”他说，“你爷把这块表给我的时候说啥？”
我不说话。
“他说，'建国，这表准，你留着'。”我爸的声音低下来，“我留了三十年。你考上那年，我都没卖。”
他说完，转身出去了。
我捂着脸站在铺子里。门帘响了一下，我妈进来了。
她看见我的脸，站住了。
“你爸打你了？”
“没有。”我说，“撞门框上了。”
她走过来，伸手把我的脸扳过去，看了一眼。
“撞能撞出五个指头印？”她松开手，“为了表？”
我不说话。
她在柜台前头坐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那表是你爷的。”她说，“六〇年，你爷饿得腿都肿了，也没舍得卖。你爸十六岁学徒，师傅给他一块瑞士表让他练手，他练完了还给人家，自己戴你爷那块。”
我抬起头。
“你爸这人，”她说，“心里就搁着那一样东西。你给他卖了，等于把他心里那块也卖了。”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他打你，你别记他。他这个人，心里有事就上手，上手完了自己难受。”
她走了。后来我听见外头火柴划响，一下，两下，三下。
那天晚上，他蹲在门口抽烟，一根接一根。我站在窗后头看他。他抽完一根，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了，又点一根。
后来他进屋，从柜子最底下拿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头是一沓钱，用皮筋捆着。他数了数，揣进兜里。
第二天一早，他去了街尾当铺。
回来的时候，红布又回到了工具箱第三层。
我不知道他拿什么赎的。直到半个月后，周德贵在街口跟人说话，我听见一句：
“建国这人，为了一块破表，跑我家来，坐了一个钟头，一句话不说，就坐那儿。我他妈受不了那个。”
我站在副食店门口，手里提着酱油瓶。
“钱呢？”那人问。
“我宽限他半年。”周德贵说，“你说这人，轴不轴？一块表，值当他低三下四？”
我提着酱油回了铺子。
我爸在工作台前头修表，戴着放大镜。我把酱油放在灶台上，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爸。”
“嗯。”
“表……赎回来了。”
“嗯。”
“你拿啥赎的？”
他没抬头：“家里那点钱。”
“那是还周德贵的。”
“我说了，宽限半年。”
我站在那儿。
“爸，”我说，“我不该卖。”
他把放大镜摘下来，看着我。
“你要用钱，”他说，“跟我说。”
“你哪有。”
“我有没有，是我的事。”他说，“这个家，轮不到你当家。”
他说完，又戴上放大镜，低头看机芯。
我回了里间，坐在床沿上。
后来我听见外头有动静。我掀开门帘，看见他站在柜台前头，手里拿着那块表，上了弦，凑到耳朵边上听。
听了一会儿，他把它放回红布，包好，放进工具箱，又从兜里摸出一把小锁，“咔”地锁上了。
锁完他把钥匙揣进兜里，回头看见我。
“看啥。”他说。
“没啥。”
“以后这箱子，你别动。”
“知道了。”
他走到门口，把门帘挂上，说：“把灯关了，睡觉。”
我关了灯。黑暗里，我听见他咳嗽，一声接一声，比那天晚上还多。
第七章 你不换，我就不干了
二〇〇〇年夏天，铺子的生意掉了一半。
街上开始有人戴石英表，塑料壳子，走时准，二十块钱一块，坏了就扔。机械表没人修了。以前一个月能洗二三十块表，现在一个月不到十块。
我爸坐在工作台前头，一天也等不来一个客人。他把那些旧表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拆下来的零件用绒布擦得发亮。
“爸，”我说，“光修表不行了。”
“咋不行。”
“现在谁还戴机械表。”
“有人戴。”他说，“老周那块浪琴，上个月还来洗油。”
“一个老周顶啥用。”
他把镊子放下：“你想说啥。”
我说：“我想加几样。”
“加啥。”
“修电风扇、修收音机、配钥匙。”
他看着我，脸上的肉动了一下。
“这是修表铺。”他说。
“修表铺也得吃饭。”
“吃饭我去想办法。”
“你想啥办法？”我说，“你一天坐在这儿，坐十个小时，等一个客人。”
他不说话。
第二天，我从市里进了一批东西：钥匙坯、砂轮、电烙铁、万用表、几把电风扇的电容。花了三百多。
我爸看见那些东西堆在柜台上，脸沉下来。
“你进这些干啥。”
“干活。”
“我不修。”
“我修。”
他没再说话，转身进了里间。
我在铺子门口支了块木板，用红漆写上“修表 配钥匙 修小家电”。字是我写的，歪歪扭扭。
第一天来了三个人，配了两把钥匙，修了一个电饭锅。挣了十一块。
第二天来了五个。
一个月下来，配钥匙和小家电挣了二百多，比修表多。
我爸一句没夸。他每天照旧坐在工作台前头，修他的表。有客人来配钥匙，他就往里间走，把地方让给我。
有一天，一个老太太来修电风扇。我拆开，换了个电容，装上，转了。
老太太说：“你爸以前不修这个。”
我说：“现在修了。”
她在门口看见我爸，喊了一声：“建国，你儿子手巧。”
我爸“嗯”了一声。
老太太走了以后，他说：“电容换大了。”
“没大。”
“原装是1.5的，你换2.0的，能用，费电。”他说，“下回按原样换。”
我说知道了。
那年的八月，我跟他说了一件事。
那天铺子里没人，他在修一块表。我把一张纸放在他面前。
“啥。”
“清单。”
他拿起来看。上头写了三样：
一、洗油换环保洗油，不用汽油。 二、工作台上头装排风扇。 三、戒烟。
他看完，把纸放在柜台上。
“你这是啥意思。”
“就是这意思。”
“我不换。”
“那我走。”
他抬起头。
“你说啥。”
“王超在深圳给我留了位置。”我说，“一个月八百，管住。”
他把手里的表放下。
“你威胁我？”
“我不是威胁你。”我说，“我跟你商量。”
“商量？”他把纸拿起来，“你这叫商量？你写三条，不答应就走，这叫商量？”
“爸，”我说，“你在这个位子上坐了三十多年。屋里一股汽油味，你天天闻。你咳嗽，一天咳几十声，我数过。”
“咳嗽是我抽烟抽的。”
“那你就戒。”
“我戒不了。”
“戒不了就少抽。”
他不说话。
“还有那个洗油。”我说，“汽油挥发，你天天吸，肺里能好吗？”
“我干了三十年，好好的。”
“你现在好好的，十年以后呢？”
他看着我，眼睛眯起来：“你咋知道我肺不好？”
我说：“你夜里咳。”
“谁夜里不咳。”
“你咳得睡不着。”我说，“有一天夜里，你咳了十七声。我数的。”
他愣住了。
他把手伸进兜里，摸出烟盒，看了一眼，又塞回去。
“装排风扇，”他说，“房东让吗？”
“我去说。”
“人家凭啥让你在墙上打洞。”
“我送礼。”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忽然笑了一下，是那种没笑开的笑。
“你比你爸会来事。”他说。
“跟你学的。”
“放屁。”
第二天我去找了房东。房东姓郑，在县供销社上班，住城西。我提了两条“红金龙”，一箱汽水，站在他家门口说了半个钟头。我说铺子里汽油味大，装个排气扇，对房子好，不潮。
他收了烟，说：“打吧，别把墙打穿了。”
排风扇是三天后装的。我踩在凳子上打孔，我爸在下头扶着梯子。电钻“嗡嗡”响，灰往下掉，落在他头发上。
“往左点。”他说。
“再往左就出墙了。”
“出墙就出墙。”
我妈在底下递膨胀螺丝，一边递一边说：“你俩小心点，别摔着。”
装好那天，我把排风扇打开。风“呼”地往外抽，工作台上头的汽油味淡了。
环保洗油是我从市里带回来的，一小桶八十块。他看了一眼桶上的字，说：“汽油一升才三块。”
“汽油伤肺。”
“钱也伤。”
“钱伤我，不伤你。”
他没再说话，拧开盖子闻了闻，说：“味儿倒是不冲。”
我爸站在门口，抬头看那个转着的扇叶。
“费电。”他说。
“一个月五度电。”
“五度电也是钱。”
“我出。”
他没说话，走到工作台前头坐下，把台灯打开。
戒烟的事，他撑了三个月。
头一个月，他兜里揣着瓜子，想抽就嗑瓜子。第二个月，他脾气见长，跟人说话没好声。第三个月，他夜里睡不着，起来在院里转圈。
第四个月的一天，我看见他蹲在铺子后头的墙根，手里夹着一根烟。
他看见我，把烟按在墙上，灭了。
“就一根。”他说。
“嗯。”
“你别跟你妈说。”
“不说。”
从那天起，他又抽上了。不过从一天一包，变成三天一包。
我没再逼他。
有一天晚上，收摊以后，他坐在门口的马扎上，我坐在门槛上。街上没什么人，路灯底下飞着蛾子。
“默儿。”他说。
“嗯。”
“你说我肺不好。”
“嗯。”
“能咋样？”
我说：“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瞎说。”他顿了一下，“我问过大夫，大夫说抽烟的人都咳。”
“大夫还说啥。”
“大夫说戒了就好了。”他从兜里摸烟，摸出来，又想起来什么，塞回去，“戒不了。”
“少抽。”
“少抽。”他重复了一遍，忽然说，“你妈那病，是不是也跟她干活有关系？裁缝，一天低头十几个钟头。”
我说：“有可能。”
“那她也不能不干。”他说，“一家人要吃饭。”
我没说话。
他坐在那儿，看着街上。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默儿，”他说，“你为啥不走？”
“啥？”
“深圳。”他说，“你同学都走了。你在这一蹲两年，图啥。”
我说：“图你多活几年。”
他转过头看我。
“你说啥？”
“没啥。”
他看了我一会儿，把脸转回去。
“胡说八道。”他说。
过了几天，我在他工作台的抽屉里看见那个烟盒。还是那包“红金龙”，抽了两根。抽屉里还有一盒瓜子，是新的。
第八章 铺子快黄了
二〇〇三年春天，街上没人。
先是广东那边传过来的病，电视里天天说，后来县城也有了。学校停课，饭店不让摆桌，村口设了卡，进出要量体温。板蓝根卖到脱销，白醋也抢，说是熏屋子能防。
西街一天见不着十个人。铺子关了半个月，我爸说：“关门干啥，又不会死人。”我说：“人家都关。”他说：“人家关人家，我开门又不犯法。”
开了三天，一个客人没有，他自己把门关了。
那半个月，他把铺子里的表全拆了一遍，洗完油，再装上。我在里间修一台旧收音机，修好了，能收到省台。
房租欠了三个月。房东郑叔来了一趟，站在门口，没进屋。
“建国，”他说，“不是我催你，我那头也紧。”
我爸从柜台后头出来：“多少钱。”
“三个月，四百五。”
我爸回里间，拿了个布包出来，数了四百五，递过去。
郑叔接了钱，看了看铺子：“你这生意……”
“撑得住。”我爸说。
郑叔走了。
那天晚上我爸在院里坐着，抽了半包烟。我妈给他端了碗稀饭，他没喝。
四月底，街上慢慢有人了。铺子开了门，一天来两三个客人，配钥匙的多，修表的少。
五月的一个下午，一辆黑色桑塔纳停在铺子门口。
车门开了，王超下来。
他胖了，穿着一件花衬衫，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头发梳得油亮。他站在门口，抬头看那块木板招牌，笑了。
“这招牌还在。”他说，“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你写的。”
我从柜台后头出来：“你咋回来了。”
“我爸病了，回来看看。”他进了铺子，四下打量，“你这儿还是老样子。”
我爸从里间出来。
“陈叔。”王超喊了一声，从兜里掏烟，“来，抽一根。”
我爸摆手：“戒了。”
“戒了？”王超把烟停在嘴边，笑了，“陈叔你还有戒的时候。”
“少抽。”
王超把烟收回去，自己点了一根：“陈叔，你这铺子，一年能挣多少？”
我爸没答。
“我猜也就万把块。”王超说，“我在深圳，一个工地下来，这个数。”他伸出五个手指头。
我爸看了他一眼：“你发财了。”
“混口饭。”
“开上车了还混口饭。”
王超笑了，没接。
那天晚上他拉我去河边吃饭。县城河边有几家小饭馆，露天的，塑料桌子，塑料凳子。他要了一箱啤酒，四个菜。
“默儿，”他给我倒酒，“你今年二十二了吧。”
“嗯。”
“二十四，蹲在铺子里配钥匙。”他把酒杯放下，“你亏不亏？”
“不亏。”
“你爸那铺子，我给你算过，”他说，“一个月挣八百，房租一百五，水电五十，剩六百。你跟你爸两个人，一人三百。三百块钱，在深圳吃顿好的都不够。”
我喝了口酒。
“我那边缺人。”他说，“你去了，先跟我干，一年二十万不敢说，十万没问题。”
“我不去。”
“为啥？”
“铺子没人看。”
“你爸不能看？”
“他一个人看了三十年。”
王超看着我，把酒杯在桌上顿了一下。
“默儿，”他说，“你是走不了，还是不想走？”
我没说话。
“你爸那人，”他说，“我从小就怕他。他那双眼睛，看人跟看表一样，一眼就知道哪儿不对。你随他。”
“我随他啥。”
“倔。”他说，“你俩都倔。他倔着不走，你倔着不离开他。”
我没接话。
那天晚上喝到十点多。王超说他在深圳买了房，按揭三十年，每个月还六千。他说他媳妇是湖南人，脾气大。他说他爸这次病得不轻，肺气肿。
“抽烟抽的。”他说，“我说他，他不听。”
我说：“我爸也是。”
“你爸戒了。”
“没戒干净。”
王超沉默了会儿，说：“我爸那肺，医生说是让烟熏成石头了。”
第二天下午，周小满来找我。
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头发剪短了，站在铺子门口，说：“陈默。”
我抬头，认出是她。
“不认识我了？”她笑。
“认识。”我站起来，“你咋回来了。”
“我分到实验小学了。”她说，“教语文。”
“挺好。”
“你铺子……挺全。”她看了看那块木板招牌，“还配钥匙。”
“混饭吃。”
她站在那儿，手插在裤兜里。
“晚上有空吗？”她说，“我请你吃饭。”
“我请你。”
我们还是去了河边。她不吃辣，点了个西红柿鸡蛋，一个清炒藕片。
“你还修表吗？”她问。
“修。”
“你爸教你？”
“教了一点。”
她夹了一筷子藕，慢慢地嚼。
“陈默，”她说，“那年我在车站跟你说，你会后悔的。”
“嗯。”
“你后悔了吗？”
我想了想，说：“有时候。”
“什么时候？”
“夜里。”我说，“铺子关了门，街上没人，我坐在柜台后头，听见我爸咳嗽。”
她低下头，用筷子拨了拨碗里的藕。
“你呢？”我问，“教书好当吗？”
“不好当。”她说，“小孩闹，家长也闹。上个月有个家长，因为座位的事，跑到学校来骂我。”
“你骂回去了？”
“没有。”她说，“我哭了。”
我看着她。
“后来呢？”
“后来校长道了歉，家长也道了歉。”她说，“我第二天还得上课。”
我们俩都笑了。
吃完饭，我们在河边走。河不宽，对岸有一排柳树，路灯照在水上，一条一条的。
“陈默，”她忽然说，“我明年结婚。”
我停下脚步。
“跟谁？”
“粮所的，姓李。”她说，“我妈给说的。”
“你见过？”
“见过三回。”她说，“人老实，不抽烟。”
“那挺好。”
她看着我。
“你就说挺好？”
“那我说啥。”
她笑了，笑得眼睛有点弯。
“你还是这样。”她说。
我们走到桥头，她停下。
“我走了。”她说。
“我送你。”
“不用，我家就在前头。”她往前走了两步，回头，“陈默。”
“嗯。”
“你爸那铺子，”她说，“你得让它活下去。”
我站在桥头，看她走远。她走到路灯底下，影子拉得长长的，拐进一条巷子，不见了。
回到铺子，王超的车还停在门口。他靠在车身上抽烟，看见我，把烟扔了。
“想好了？”他问。
“不想。”
“真不去？”
“不去。”
他看了我一会儿，拉开车门。
“默儿，”他说，“你要是哪天想通了，给我打电话。位置我给你留一年。”
“好。”
车开走了。尾灯在街口拐了个弯，没了。
我回铺子。我爸在工作台前头，台灯亮着，他戴着放大镜，正在给一块表上弦。
“走了？”他问。
“走了。”
“劝你走？”
“劝了。”
“你咋说。”
“不走。”
他没说话，把表翻过来，听了听，放进柜台。
他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傻。”
我站在门口，没动。
“把门关上。”他说，“明天有人来取表。”
第九章 二〇〇五年的那道坎
二〇〇五年九月，我妈说胸口疼。
她一边说一边踩缝纫机，脚没停：“可能是累着了。这几天接了几条裤子，赶工。”
我站在门口，手里的钥匙坯掉在地上。
“哪边？”
“左边。”她说，“没事，就有点酸。”
我说：“明天去市里。”
“去啥市里。”她把布翻过来，“上回查了，大夫说五年没事。”
“五年早过了。”我说，“九八年做的手术，到今年第七年。”
她抬起头看我。
“你记这么清？”
“我记性好。”
“记性好，”她把布翻过来，“咋没考上大学。”
我没接话。她自己笑了，脚又踩起来。
第二天我关了铺子，带她去了市里。我爸本来要去，我说你在家看着，他说铺子关了还看啥，我说那你去。他去了。
市医院的人比五年前还多。挂号、排队、B超、钼靶，一套下来，花了三百八。
B超的大夫看了很久，探头在她胸口上移过来，移过去，最后说：“左边这个，看着不好。得做穿刺。”
我妈坐在那儿，扣子还没扣好，看了我一眼。
“啥叫不好？”
“得做病理。”大夫说，“三天出结果。”
那三天我这辈子都不想再想起来。
第一天，我陪她做穿刺。针从胸口扎进去，取了一小块组织。她咬着牙，手抓着床单，抓得指节发白。做完她坐起来，说：“也不咋疼。”
第二天，我带她去逛商场。她在一件羊毛衫前面站了很久，看了看价签，说：“三百八，抢钱。”我说买，她说不要，拉着我走了。后来我趁她上厕所，回去把那件买了，藏在包里。
第三天下午三点取结果。
两点半我就站在病理科门口。走廊里坐了一排人，有人哭，有人打电话，有人低头看地。
我的手抖。我拿不住那个纸杯，水洒在裤子上。
我知道这一天。我记得二〇〇五年腊月，天很冷。她走的时候五十二岁。我从深圳赶回来，只来得及看见她最后一眼。她的眼睛闭着，嘴张着，像是还有话没说完。
我站在那儿，手心全是汗。
如果这一次还是不行，那我这七年算什么。我放弃高考，学修表，卖表，装排风扇，跟她吵架，跟她商量，每天数着我爸的咳嗽声。如果这些都改了，她还是走了——
“陈默。”
护士喊我的名字。
我进去，大夫把一张单子推过来。
“原位癌。”他说，“最早的那种，没突破基底膜，没转移。”
我听不懂。
“啥意思？”
“意思是，发现得早，切了就没事。”他把笔盖上，“做手术，左乳切除。术后不用化疗，吃药就行。”
我站在那儿。
“你听见没有？”大夫提高了声音。
“听见了。”
“做不做？”
“做。”
我从办公室出来，靠着墙，腿有点软。
走廊里的灯是白的，照得人脸上没血色。我抬起头，看见我爸从楼梯口走过来。
“咋样？”
我说：“早期。切了就好。”
他“哦”了一声，站在我旁边，两只手垂着。
他沉默了一阵，说：“啥时候做？”
“下礼拜。”
“钱呢？”
“我有。”
“你哪来的钱？”
“铺子挣的。”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手术前一天晚上，我妈把我叫到里屋。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手绢包，打开，里头是一只金耳环，还有一张存折。
“这个你拿着。”她说，“耳环是你姥姥给我的，存折上有两千三，密码是你生日。”
“干啥。”
“妈要是下不来——”
“妈。”我打断她。
“你听我说完。”她抓住我的手，“你爸那人，不会照顾自己。我要是不在了，你看着他点，别让他一个人喝闷酒。他闷，心里有事不说，憋着。”
我看着她。
“你不会有事。”我说。
“我知道。”她说，“我就是先说下。人这年纪，进一趟手术室，总得把话说完。”
她把东西塞进我手里，又收回去，重新包好，放回枕头底下。
“算了，”她说，“等我出来再给你。”
第二天早上，她换了病号服，躺在推车上。我爸跟着车走，手扶着车边。到手术室门口，护士拦了一下，说家属在外头等。
我爸站住，看着车进去。
门关上，红灯亮了。
我和我爸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
过了两个钟头，我爸站起来，说去趟厕所。
他去了很久。我坐不住，走到楼梯间，看见他蹲在台阶上，手里夹着一根烟，烟没点着，就那么夹着。
他的肩膀在动。
我站在门后头，没进去。
他把烟塞回烟盒，站起来，用手背抹了一下脸，转身看见我。
“你咋来了。”
“找你。”
“找个屁。”他说，从我身边走过去，“烟掉了。”
我没说话，跟在他后头回了走廊。
手术做了两个半钟头。大夫出来说，切得干净，淋巴没转移。
我妈在病房里躺了三天。第二天下午她醒透了，第一件事是低头看自己的胸口。
“切了？”
“切了。”
她躺回去，看着天花板。
“以后穿衣裳，一边就空了。”
“我给你缝个垫。”我说，“棉花垫，看不出来。”
“你还会缝？”
“我妈是裁缝。”
她笑了，笑得扯到伤口，又皱起眉。
第三天早上，她醒了，看见我坐在床边，说：“你咋还在这儿。”
“我守着你。”
“铺子呢？”
“关了。”
“关了三天？”她要坐起来，“房租不要钱？”
我按住她：“你躺下。”
她躺下，问：“你爸呢。”
“买饭去了。”
“他这两天，没抽烟吧。”
我说：“没抽。”
她笑：“骗人。”
我妈出院是十月底。回家的路上，她坐在长途车靠窗的位置，看着外头的田，一句话没说。
车进了县城，经过西街口，她说：“停一下。”
车没停。她看着裁缝铺的招牌从窗户前头过去，说：“半年没动，机器该生锈了。”
我说：“我给你上油。”
腊月三十，除夕。
那天早上我起得很早。天没亮，院里结着霜。我在灶间烧水，听见我妈在里屋咳嗽了两声，然后是拖鞋的声音。
她出来，穿着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你起这么早干啥。”
“烧水。”
“今天过年。”她说，“包饺子。”
我站在灶间门口。
腊月三十。二〇〇五年除夕。
原时间线里，她是在腊月廿三走的，没熬到过年。那天下了雪，我从深圳赶回来，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我爸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手里拿着她的假发。
我没动。
“默儿？”她喊我，“发啥愣，把面盆拿来。”
我拿了面盆。
她和面，我擀皮，我爸剁馅。三个人在灶间里，挤得很。
“馅里多搁点葱。”我爸说。
“搁了。”
“再搁点。”
“再搁就盖住肉味了。”
“你懂啥。”
我擀着皮，听他们俩吵。
中午饺子出锅。我妈先盛了一碗，放在灶王爷像前头，说：“今年顺顺当当。”
然后给我爸盛，给我盛。
我咬了一口，烫，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又咋了。”我妈说，“烫着了？”
“嗯。”
“慢点吃。”她给我倒了半碗凉水，“没人跟你抢。”
我爸坐在对面，看了我一眼。
他什么也没说，把自己碗里的一个饺子夹到我碗里。
“吃。”他说。
第十章 拆不掉的招牌
二〇一三年春天，西街的墙上刷了一个红圈，里头一个“拆”字。
红圈刷得到处都是。老赵剃头铺的墙上一个，孙婶副食店的卷帘门上一个，我们铺子的玻璃上也有一个，红漆顺着玻璃往下淌。
街上人心惶惶。有人说要建商业街，有人说要盖小区，还有人说开发商是深圳来的，钱多得没处放。
房东郑叔来了，站在门口，抽了半根烟才开口。
“建国，”他说，“这铺子，人家要收。”
我爸正在修一块挂钟，头也没抬：“收就收。”
“补偿给两万。”
“两万。”我爸把螺丝刀放下，“我这铺子，一年挣一万。你给我两万，我喝西北风去？”
“我也没办法。”郑叔说，“开发商找的是我。房子是我的。”
我爸没说话。
郑叔走了以后，我爸坐在那儿，半天没动。
“爸，”我说，“我去谈。”
“你谈啥。”
“我去找开发商。”
“你算老几。”他说，“人家是深圳来的，见过大世面。你一个修表的，跟人家谈？”
“我在深圳待过。”
“你待过个屁。”他说完，自己也停了停。我在深圳待过——那是上辈子的事，他不知道。
那天下午，我去了一趟开发商在县里的办事处。门口停着几辆黑色的车，屋里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姓马，穿一件白衬衫，手腕上戴着块表。
我坐下，他给我倒了杯水。
“陈老板，”他说，“你这铺子，我们看过。位置不错，就是太旧。”
“旧是旧。”我说，“可这条街上，就我这一家修表的。”
“商业街不需要修表的。”他笑了笑，“我们招的是品牌店。”
“品牌店卖啥？”我说，“卖衣服，卖鞋，卖奶茶。人家买了表，坏了上哪儿修？”
他没说话。
“马经理，”我说，“我不要你多给钱。我就要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铺子还在这个位置，门面按你们的风格改，我签十年租。”
他靠在椅子上，看着我：“你知道改造以后，这儿的租金多少吗？”
“多少。”
“三千起。”
“我签。”
他把水杯停在半空。
“你一个修表的，一个月挣多少？”
“以前挣八百。”我说，“现在修表、配钥匙、修小家电，一个月三千多。”
“三千多，交完房租剩啥。”
“剩啥我认。”
他看了我一会儿，把水杯放下。
“陈老板，”他说，“你这人有点意思。”
“我不是一个人。”我说，“西街还有六家老铺子。老赵剃头，孙婶副食，还有卖豆腐的、修自行车的。我们六家，要留一起留。”
他的脸沉下来：“你威胁我？”
“我不威胁。”我说，“我就是告诉你，这条街上的老人，都认得我们。你们拆了，他们骂；你们留着，他们念你们的好。县城就这么大，住建局的电话，我也知道往哪儿打。”
他没说话。
过了三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三家可以留，位置抽签。租金两千八。”
“六家。”
“最多四家。”
“五家。”
“四家。”他说，“陈老板，别得寸进尺。”
我答应了四家。
抽签那天，老赵没抽着，孙婶也没抽着。老赵坐在台阶上，抽了半包烟，说：“我剃了三十年头。”
孙婶在旁边抹眼泪。
后来他们搬去了新街，生意不好，两年以后都关了门。
我们铺子留下来了。门面按开发商的意思改，玻璃门，白墙，招牌还是那块木板，我拿砂纸打磨了一遍，又上了一层清漆。
签合同那天，我爸跟着去了。他没上过几年学，合同上的字认不全。他坐在旁边，听我跟马经理一条一条地对，一句话没说。
签完出来，他站在街上，抬头看那块招牌。
“十年。”他说。
“十年。”
“十年以后你多大了？”
“四十二。”
他点点头，没再说话。
那年冬天，他的手开始抖。
先是很轻，端茶的时候洒一点。后来是修表的时候，镊子夹不住游丝。有一回他修一块“浪琴”，游丝弹飞了，找了半个钟头，趴在地上，拿手电筒照。
我从外头回来看见他趴在地上，问他找啥。
“游丝。”
“我来。”
我趴下去，在柜台底下找到了。
他站起来，把镊子递给我。
“你来。”他说。
从那天起，精细活都是我做。他改修挂钟、换电池、配表带。他坐在旁边看我干活，看着看着就睡着，头一点一点的。
二〇一六年秋天，他咳得厉害。
不是以前那种咳，是走两步就喘，晚上躺不平，得垫两个枕头。我帶他去县医院，大夫听了听，说：“肺上有问题，上市里查。”
市医院拍了片子，做了肺功能。大夫把我叫进办公室。
“陈默，是吧。”
“是。”
“你父亲，慢阻肺，合并肺纤维化。”
“啥意思？”
“就是肺里有一部分，已经变成纤维了，像疤一样，换不回来。”大夫指着片子，“你看这儿，这儿，都是。”
“是不是癌？”
“不是。”
我坐在那儿，手放在膝盖上。
“不是癌，”大夫说，“但是不可逆。只能延缓，不能治好。以后会越来越喘，最后可能要靠氧气。”
“能活多久？”
“这个不好说。”他把片子收起来，“保养得好，十年二十年；不好，三五年。”
我点点头。
“戒烟。”他说，“彻底戒。这个必须做到。”
“他戒不了。”
“那就让他怕。”大夫说，“你跟他说，再抽，三年。”
我从办公室出来，在医院的台阶上坐了半个钟头。
天很高，秋天的太阳晒着，不热。医院的院子里种着两排梧桐，叶子黄了一半。
我坐了半个钟头，抽了三根烟。
我平时不抽烟，那天抽了三根。
回到病房，我爸躺在床上，看见我，问：“咋说。”
“慢阻肺。”我说，“肺里有疤。”
“是不是癌。”
“不是。”
他“哦”了一声，想了半天，说：“不是癌，那怕啥。”
“大夫说，得戒烟。”
“我戒了。”
“你没戒。”
“我少抽。”
“爸。”我说，“你再抽，三年。”
他看着我。
“大夫说的？”
“大夫说的。”
他没说话，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出半包烟，放在床头柜上。
“拿走。”他说。
我把烟拿走。
出院那天，他站在铺子门口，抬头看那块招牌。招牌是新的，字还是老的，“建国钟表修理”，六个字，底下小字“配钥匙 修小家电”。
“这六个字，”他说，“是你爷写的？”
“你写的。”
“我写的？”他眯着眼看，“字都掉了。”
“掉了再刷。”
“刷啥，”他说，“换块新的。”
“不换。”
“为啥。”
“换了就不是这家铺子了。”
他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转身进屋。
第十一章 他梦见我妈了
二〇二三年十月，我爸住院了。
起因是一场感冒。他咳了几天，自己吃了两盒消炎药，不见好。那天早上他坐在门口的马扎上，喘得厉害，嘴唇发紫，我把他扶上车，直接送去了市医院。
拍片子，抽血，办住院。大夫把我叫到办公室。
“肺部感染，面积不小。”他说，“他本身有肺纤维化，底子差。这次能不能扛过去，不好说。”
“啥叫不好说。”
“做好心理准备。”
我站在那儿。
十月。二〇二三年十月。
原时间线里，他死在十月三号。肺癌晚期，撑了四十一天。我请了十天假，守了十天，公司打电话催，我走了。走的那天他还能说话，他说“回去吧，别耽误正事”。
我再来的时候，他不认人了。
我在病房门口站了一会儿，才进去。
他躺在床上，鼻子上插着氧气管，胸口一起一伏，很急。监护仪“滴滴”地响。
“爸。”
他睁开眼。
“你咋来了。”他说话没力气，气声，“铺子谁看。”
“关了。”
“关了……”他闭上眼，“关了挣钱。”
“你先看病。”
他没再说。
第一天晚上，我守在床边。病房里三张床，另外两个病人都在睡，一个老头打着呼噜，一个年轻人翻来覆去。
我爸也睡不踏实。他一会儿睁开眼，一会儿又闭上。半夜他忽然说胡话。
“默儿。”
“我在。”
“你别在这儿守着了。”他说，“回深圳去。你那边有事。”
“我没事。”
“你有事。”他说，“你从小就不会撒谎。”
我没说话。
隔了一会儿，他又说：“你妈在门口。”
我坐直了。
“啥？”
“你妈。”他说，“她站在门口，不进来。她嫌这屋里脏。”
又过了会儿，他又说：“秀云，你等会儿。我把铺子收拾干净。”
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跟人商量。
我看了看门口。门关着，走廊的灯亮着，一个人也没有。
“爸，”我说，“你做梦了。”
他没应声，睡着了。
第二天，他的情况更差。血氧掉到八十多，大夫上了高流量氧。护士进进出出，给我一张单子，让我签字。
我拿着笔，手抖。
那张纸是病危通知书。上头写着“病情危重，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我一笔一划签了名字，签完才发现，手心全是汗。
那张单子我签过。二〇二三年十月，我签过一次。签完第三天，他就进了 ICU。
我在走廊上坐了一夜。
十月二号，夜里十一点。我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日期，把手机扣在腿上。
明天是十月三号。
原时间线里，他死在十月三号。上午十点四十。我在深圳，接到电话的时候，人已经走了。护士说他走的时候很安静，眼睛闭着。
我盯着病房的门。
过了十二点，就是三号了。
我进去，坐在床边。他戴着氧气管，胸口一起一伏。我数他的呼吸。
一下，两下，三下。
数到一百多，我数乱了，重新数。
护士进来查房，看见我坐着，说：“家属，你睡一会儿，有事我叫你。”
我说：“不用。”
她看了我一眼，走了。
那一夜很长。走廊的灯一直亮着，护士站的钟“嗒嗒”地走。我数着他的呼吸，数到天亮。中间他醒过一次，看了我一眼，说：“你咋还在这儿。”
我说：“我睡不着。”
他说：“傻。”
然后又睡了。
三号上午十点四十，他还在呼吸。
十一点，护士来换药。十二点，我妈打电话来，问情况。我说：“稳定。”下午两点，大夫查房，说血氧上来了一点。
我坐在床边，一直坐到天黑。
那一天过去了。
凌晨三点，我给我妈打电话。
“妈。”
“咋了？”她的声音很清醒，她没睡。
“爸住院了。”
“严重不严重？”
“大夫说……”
我说不下去。
电话那头静了一会儿。
“默儿，”她说，“你别慌。你爸那人，命硬。他年轻的时候从房上摔下来，断了三根肋骨，不也好了。”
“嗯。”
“我明天来。”
“你别来。”我说，“医院这边乱，你身体不好。”
“我身体好得很。”她说，“我明天一早就到。”
第二天上午她来了。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外套，头发白了一半，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
她站在病床前头，看了我爸一会儿。
“建国。”
我爸睁开眼。
“你咋来了。”
“我咋不能来。”她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给你熬了粥。”
“我不饿。”
“不饿也喝两口。”
她坐在床边，一勺一勺地喂他。他喝了两口，摆摆手。
“行了。”
“再喝一口。”
“行了。”
她把碗放下，给他掖了掖被角。
那天下午，我爸忽然清醒了一阵。他让我把床摇高，坐起来，看着我和我妈。
“默儿。”
“嗯。”
“柜子底下，有个铁盒子。”他说，“你知道吧。”
“知道。”
“里头有三千块钱。”他说，“给你娶媳妇的。我知道不够，就是个意思。”
我说：“我不要。”
“你不要也得要。”他说，“我攒了十几年。”
我妈在旁边说：“你攒钱干啥，怎么不跟我说。”
“跟你说，你就拿去买菜了。”
我妈笑了，眼睛红了。
他歇了一会儿，又说：“铺子……”
“铺子好好的。”我说。
“我知道好好的。”他说，“我是说，你要是想去深圳，就去。”
我看着他。
“铺子我还能看。”他说，“我腿还能走。”
“我不去。”
“你四十二了。”他说，“不能一辈子守着我。”
“爸，”我说，“我守的不是你。”
他看着我。
“我守的是这个铺子。”我说，“我守了二十五年。”
他没说话。
过了很久，他躺下去，闭上眼。
“随你。”他说。
那天晚上，他退了烧。
第三天，血氧上来了。大夫说，过了危险期。
我在走廊上坐着，忽然觉得浑身的力气都没了，靠在墙上，眼泪往下掉。旁边一个扫地的阿姨推着车过来，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绕过去了。
第五天，他能下床了。
他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窗外是医院的院子，两排梧桐，叶子黄了。
“默儿。”
“嗯。”
“我梦见你妈了。”
“我知道。”
“她骂我。”他说，“她说我把铺子弄得脏兮兮的，地上全是灰，柜台上的表都落灰了。”
“她是爱干净。”
“她说让我刷一遍。”他转过头，“你回去，把招牌刷一遍。”
“你好了自己刷。”
“我好了也爬不上梯子。”
“那我刷。”
他点点头，又看着窗外。
“默儿。”
“嗯。”
“你妈走那年，”他说，“我在医院门口，看见一辆车。我以为是你回来了。”
我没说话。
“后来不是你。”他说，“我就在那儿站着，站到腿麻。”
“爸。”
“嗯。”
“这次我不走。”
他看着窗外，没回头。
“知道了。”他说。
出院是十月底。他坐在轮椅上，我推着他出医院。我妈在旁边拎着东西。
车开到西街，他让我停一下。
我把车停在铺子门口。他坐在车里，抬头看那块招牌。
招牌上的漆掉了好几块，“建”字剩一半，“修”字底下空了。
“掉得厉害。”他说。
“我明天刷。”
“刷好看点。”
“好。”
他看了一会儿，说：“这铺子，比我命长。”
我没接话。
第二天，我买了漆、刷子、砂纸。把梯子架在门口，爬上去，先用砂纸打磨，再刷第一遍。
我爸坐在门口的藤椅上，仰着头看。
“往左点。”他说。
“再往左就出格了。”
“出格就出格。”
我刷完第一遍，下来，站在他旁边。招牌上的字是湿的，黑得发亮。
“还得刷一遍。”我说。
“明天刷。”他说。
“明天刷。”
他坐在藤椅上，看着那块招牌，看了很久。
太阳从街口照过来，照在他脸上。他的脸瘦，颧骨高，眼窝陷下去，可眼睛还是亮的。
第十二章 这表走得准
二〇二四年九月，西街开街。
改造做了两年多。青石板重新铺了，路灯换成仿古的，街口立了一个牌坊，写着“西街老街”。铺子一家挨一家，卖奶茶的，卖手工艺品的，卖汉服的。周末有人从市里过来，举着手机拍。
我们铺子在街中间，玻璃门，白墙，招牌还是那块木板，“建国钟表修理”。招牌上的漆我刷了三遍，黑底，白字，底下小字“配钥匙 修小家电”。
开街那天，街上人多。有人在门口站住，举起手机拍招牌。
“这家还在啊。”一个女的说。
“我小时候我妈带我上这儿修表。”她男人说。
我爸坐在门口的藤椅上，穿着件灰夹克，腿上盖着一条毯子。他不太习惯这么多人，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要往屋里走。
“爸，你坐着。”我说。
“人多，闹得慌。”
“那你进屋。”
他进屋了，坐在工作台前头。工作台还是原来那张，台灯还是原来那盏，就是他不动手了。
我妈在铺子门口择菜。她今年七十一，头发全白了，背也有点驼，手还利索。她坐在小马扎上，一边择豆角，一边跟隔壁奶茶店的小姑娘说话。
“你这豆角在哪买的？”小姑娘问。
“东街菜市场，老周家的。”
“多少钱一斤？”
“三块五。你别去超市买，超市的贵。”
她说着，把择好的豆角放进盆里。
十点多，一个老头来取表。
他八十多了，拄着拐，进门就说：“建国呢？”
“我爸在里头。”我说，“您取表？”
“取表。”他把一张单子放在柜台上，“上个月送来的，一块'宝石花'。”
我把表从柜台里拿出来。他接过去，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
“这表跟我三十年了。”他说，“八几年，你爸给我修的。那时候我还在粮站上班。”
里间的门帘动了一下。我爸出来了。
“老胡。”
“建国！”老头站起来，“你还认得我。”
“认得。”我爸说，“你这表，换过两回游丝。”
“你记性好。”
两个老头坐在门口，聊了半个钟头。说粮站，说老同事，说谁谁走了，谁谁瘫了。说到后来，老胡叹了口气。
“这条街，”他说，“就剩你这一家了。”
“剩一家也好。”我爸说。
老胡走了以后，我爸坐在藤椅上，看着街口，看了很久。
上午十一点，王超来了。
他开着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停在街口。他今年也四十三，头发少了，肚子更大了，戴着块金表。
“默儿！”他一进门就喊，“听说你这儿成景点了。”
“你咋来了。”
“我带客户来看老街。”他说，“顺便看看你。”
他在铺子里转了一圈，看见柜台里的表，说：“你还修表？”
“修。”
“现在还有人戴这个？”
“有。”
他从柜台里拿起一块上海牌，翻过来看后盖。
“这表多少年了？”
“六几年。”
“值钱不？”
“不值钱。”我说，“值钱的是修它的人。”
他笑了，把表放下。
“默儿，”他说，“我这次来，还有个事。”
“啥事。”
“我儿子，今年上初中。”他说，“我想在县里给他买套房，以后……”
他说了一半，停了。
“以后啥。”
“以后我老了，回来住。”他说，“深圳那地方，住着不踏实。”
我看着他。
“你当年劝我走。”我说。
“我当年傻。”他说，“我以为钱在哪，家就在哪。”
他在铺子里坐了一会儿，喝了杯茶，走了。走之前，他站在门口，看了看招牌。
“默儿。”
“嗯。”
“你后悔不？”
我想了想，说：“有时候。”
“那你图啥？”
我指了指里间。他顺着我的手看过去，看见我爸坐在工作台前头，戴着放大镜，正在看一块表——他看不了精细的了，就是拿着看看。
王超看了很久。
“我知道了。”他说。
他走了。
下午，周小满来了。
她带着七八个小学生，穿着校服，一人拿一个小本子。
“陈师傅，”她笑着说，“我们学校搞社会实践，来看看老街的手艺人。”
我说：“你这称呼，怪别扭的。”
“那叫你啥。”
“陈默。”
她笑了。
她给学生们讲：“这就是修表。一块表里有几百个零件，最小的比米粒还小。”
学生们挤在柜台前头，“哇”了一声。
我拿出一块废机芯，拆开，给他们看。一个小男孩问：“叔叔，这个多少钱？”
“这个不卖。”
“那什么卖？”
“修表卖。”
“修一块多少钱？”
“看情况。洗油十五，换电池五块。”
“五块？”他回头看他同学，“我买个辣条都五块。”
孩子们笑了。
周小满站在旁边，看着他们，也笑。
学生走了以后，她留下来。
“陈默。”
“嗯。”
“你爸身体咋样。”
“还行。就是喘。”
“我妈也喘。”她说，“老了都这样。”
她站在门口，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
“这条街，跟我小时候不一样了。”她说。
“哪儿不一样。”
“以前没这么多人。”她说，“以前这条街上，就你们家、老赵家、孙婶家。夏天晚上，都搬着凳子出来坐，扇扇子。”
“现在也坐。”我说，“就是没人扇扇子了。”
她笑了。
“我走了。”她说，“学生还等着。”
“慢走。”
她走到街口，回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转身走了。
下午四点多，我妈从家里搬来一台缝纫机。
就是那台蝴蝶牌，她用了四十年。她让人帮忙抬到铺子角落，擦了擦，上了油，插上电，脚一踩，轮子转，针“哒哒哒”地走。
“你搬它干啥。”我爸说。
“给邻居改裤脚。”她说，“一条五块。”
“你能挣几个钱。”
“挣几个是几个。”她坐在缝纫机前头，把一条裤子铺开，“手不听话了，慢点踩。”
我爸站在旁边，看着那台机器。
“这机器，”他说，“比你岁数都大。”
“比你还大两岁。”我妈说。
“放屁。”
“你四九年，它四七年。”
我爸不说话了。
傍晚，街上的人散了。
我把铺子的门关上一半，开始收拾柜台。我爸从里间出来，坐在藤椅上。
“今天来的人不少。”他说。
“嗯。”
“那个姓王的，又劝你走？”
“没有。”我说，“他说他想回来。”
“回来干啥。”
“养老。”
我爸哼了一声：“深圳那么好，回来干啥。”
我没接话。
他从兜里摸出一个小布包，放在腿上，一层一层打开。
红布。
我站在那儿。
他把红布打开，里头是那块上海表。表壳银的，表盘发黄，指针停在十点十分。
他拿起来，上了弦。
表“嗒”地一声，走了。
他凑到耳朵边上听，听了很久。
“这表，”他说，“走了五十多年，还准。”
他把表递给我。
“拿着。”
“爸。”
“拿着。”
我接过来。
“戴上。”他说。
我把表戴在左手腕上。表带有点松，是旧牛皮带的，扣眼磨大了。
他伸出手，给我扣。
他的手抖，扣了三次，没扣上。
“爸，我自己来。”
“别动。”
他低着头，眯着眼，手指头捏着那个小扣，一点一点往里送。
第四次，扣上了。
他把我的手腕举起来，凑到自己耳朵边上，听。
铺子里很静。外头有人在收摊，铁架子“哗啦”响了一声。
“走得准。”他说。
他把我的手放下。
“戴着。”他说，“别搁着。”
我把袖子放下来。表在袖子里，一下一下地硌着手腕。
我妈在外头喊：“建国！默儿！吃饭了！”
“来了。”我爸应了一声，站起来。
他站起来的时候，扶了一下藤椅的扶手，站稳了，才往前走。
我跟在他后头。
街上的灯亮了，一盏一盏，从街口一直亮到街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