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锁十五年，八千三百多把锁，最怕的一种活是门里没人应。
三月的一个半夜，一个女孩被锁在门外，我开了八分钟，她在门口求我站四十分钟，等她洗完澡再走。
四月，我按规矩给一户人家开了门，当天晚上，男主人报警说丢了三万。
我被带进派出所，街坊改了称呼，徒弟要回广西。
我没有证据，只有一本登记本，和一句我一直不敢说的话：那把锁，不是用钥匙开的。
六楼那个老头，我给他开了三十七次门。他最后一次找我，是三月二十八号。二十一天后，我切开了他的门。
一、半夜一点的电话
我开锁十五年，最怕的一种活，是门里没人应。
二〇二四年三月十七号夜里一点半，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女孩，声音发抖，说她被锁在门外了，六楼，602，钥匙忘在公司。
我说你家里人能不能来开。她说她一个人住。
我到的时候，她蹲在楼梯口，抱着一个纸袋，穿一件睡袍，脚上是一双拖鞋。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她没动。
我蹲下去看锁。C 级锁，双排弹子加蛇形槽，从外面技术开，得八分钟，运气不好二十分钟。
我说这锁好，是好人装的。
她没听懂，问我说什么。
我说没什么，你等一会儿。
八分钟以后，门开了。
她站起来，说了声谢谢，往里走。走了两步，回过头，问我：“师傅，你能不能站在门口一会儿，等我洗完澡再走。”
我在门口站了四十分钟。
回到车上，我在本子上写了一行：三月十七，602，C 级，八分钟，八十块。
那天回到住处是两点四十。我把车停在骑楼底下，工具包拎上三楼，洗完手，坐在床沿上没开灯。
我住的地方离店五十米，一间二十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电磁炉。桌子上摊着那本登记本，硬壳，黑皮，边角磨白了。
我翻开最后一页，把刚才那行又看了一遍。
八十块。她给了两张五十，我说找不开，她说不用找。
我说那不行。
我从兜里摸出二十块塞回去，她接了，攥在手心里，一直攥到门开。
我做这行十五年，收过最大的单子是四百块，二〇一九年，一个保险柜。最怕的单子是八十块，就是这种，半夜，一个人，声音发抖。
因为这种单子开门之后事没完。
门开了，人进去了，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有一年我在海珠区开一个门，一个女人说她老公出差，钥匙丢了。门开了一条缝，我先闻见一股味道。
我把门推开的动作停在那儿，回头问她：你家里最近有人住吗？
她说是她妈，一个星期没接电话了。
后来警察来了，法医也来了。
那次以后我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开门之前先问三句。屋里有人吗，有没有老人，有没有宠物。
问清楚了，再动手。
今晚这个女孩三句都答得干净：没人，没有，没有。
所以我才站了四十分钟。
她洗完澡出来，头发湿着，穿一件长袖睡衣，站在门口跟我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谢谢，第二句是多钱，第三句是“你贵姓”。
我说姓陈，陈锁住。
她笑了一下，说这名字好记。
我说是，我爹起的，说他这辈子就图个锁得住。
她关上门，我在楼道里听了一下，听见里面上了锁，反锁，插销。三道。
我下楼的时候想，一个女孩子，装 C 级锁，反锁三道，还知道半夜叫开锁的要站门口等。
她怕的不是丢东西，她怕的是别的东西。
这种人我见得多。她们不是不懂事，她们是太懂事了。
回到车上，手机响了一下，是阿良发来的。
阿良是我徒弟，二十一岁，广西玉林人，跟我干了两年。
他发来一条：师父，明天上午那单保险柜去不去。
我回：去。
他又发：他们说开一个柜子给八百。
我回：明天再说。
他没再发。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八百块，我得开十个门才挣得到。
我把手机扣在副驾驶座上，发动车子。荔湾的夜里还有卖牛杂的，一口大锅冒着白汽，老板娘蹲在塑料凳上刷手机。
我停下车，买了一碗。
她问要不要辣。
我说要一点。
我蹲在路边吃的时候，手机又响了一下，是我老婆。
她发来一条：回来了没有。
我回：在路上。
她又发：锅里有汤。
我回：好。
我们结婚十九年。她在荔湾中医院做护士，做了二十二年，从合同工做到正式工，现在在门诊。
她上班比我早，下班比我晚，一天走一万多步，回来脚肿。
我们有一套房子，在芳村，八十九平，二〇一五年买的，贷款还有七年。
我女儿在广州大学读大二，学的是会计。
这三个数我天天在算：房贷五千三，女儿生活费两千，水电煤气网费六百。
一个月固定支出一万出头。
我开一个门八十，换一把锁三百八，配一把钥匙五块。
要挣到这一万，我得一个月开一百二十个门，或者换三十把锁。
所以我一年只休三天。
不是我不想休，是我不敢休。
二〇一九年我休过一次，七天，带我老婆去了趟桂林。
回来那个月，流水少了两千八。
从那以后我就不休了。
有时候半夜两点电话响，我起来穿衣服，我老婆在旁边翻个身，说，路上慢点。
我说好。
她说，别跟人吵。
我说我不吵。
她说，你这人，嘴上不吵，脸吵。
她说得对。我这人脸不好看，一沉下来，人家以为我要打人。
所以我开锁的时候尽量笑。
笑不出来也笑。
我蹲在路边吃，吃到一半，想起那个女孩攥着二十块钱的手。
我把碗放下，抬头看那栋楼。六楼 602 的灯还亮着。
我上车，走了。
二、手艺
我师父姓冯，叫冯德昌，二〇一六年走的，七十三。
他自己一个人住，住在店里，店在文昌北路，门面比我这还小，一米八宽。他死的时候是夏天，隔壁凉茶铺的人说三天没见他开门，报警，进去人已经硬了。
我去的时候警察正在拉警戒线。我站在外面看，看见他躺在那张竹躺椅上，手里还捏着一把起子。
我师父教我的第一句话，不是怎么开锁，是“先听”。
他说，你站在门口，别急着插东西，先听。
听什么？听门后面。
门后面有声音，说明有人。有人的门，开法不一样。
第二句话是“手要松”。
他说这行最难的不是技术，是手。手一紧，什么都听不见了。
我跟他学了两年。头一个月他不让我碰锁，让我拆锁。
头一个月我拆了两百多个锁芯，手指头全是油，指甲缝里黑得洗不掉。
师娘那时候还在，她给我端水，说，小陈，你这手洗不干净了。
我说洗得干净。
她说洗不干净，干这行的都这样。
后来师娘走了，二〇一〇年，肺癌。走之前半个月还在店里坐着，看我们干活。
师父那半个月不开门，就在店里坐着，抽烟。
我问他，师父，你怎么不接活。
他说，接了没人收钱。
那时候我不懂这句话。
师父死的那年冬天，我一个人在店里坐了三天。
第一天我把他的工具全拿出来，一件一件擦。
他的工具比我多，一共二十四把起子，有七把是他自己磨的。
他有一个铁盒子，里面装着他开过的锁芯。
我数了一下，一百三十七个。
每个锁芯上他都用记号笔写了一个日期。
最早的一个是二〇〇三年，最晚的是二〇一五年。
我问他为什么留着。
他说，不是留，是记账。
我说记什么账。
他说，记我开过多少把锁。
我说开过多少把有什么好记的。
他说，人这一辈子，得知道自己干过多少事。
我那时候觉得他老糊涂了。
现在我自己也留着。
七本登记本，八千三百多行。
我有时候半夜睡不着，会翻一翻。
翻到二〇一一年，我结婚那年，全年只开了四百多个门。
翻到二〇一五年，买房那年，开了九百多个。
翻到二〇二〇年，疫情，开了三百多个。
翻到二〇二三年，一千二百个。
这一行挣不了大钱，但是稳定。
稳定这两个字，我三十五岁以后才觉得珍贵。
现在懂了。
我跟你讲个事。我第一次独立开锁，是一个出租屋，一个女孩子，钥匙丢了。
我开了十五分钟，锁芯里的弹子被我顶坏了两颗。
门是开了。
但是钥匙插进去转不动。
女孩站在旁边，看着我，说，那我以后怎么进门。
我当时二十二岁，脸上发烧。
我说我给你换一个锁芯。
她说多钱。
我说不要钱。
她说那不行，你干活了。
我说我干坏了。
她说，坏了也是干了。
她给了我二十块。
我拿着那二十块回去，跟师父说了。
师父说，你收她钱了？
我说她硬给的。
他说，那你明天去把锁换了。
第二天我去了，换了一个新锁芯，没收钱。
那女孩后来成了我第一个老客户，她搬家、换锁、配钥匙，都找我。
二〇一九年她结婚，请我喝喜酒。
我没去，我给她包了一个红包，两百。
她给我发消息，说，陈师傅，你比我哥还靠得住。
我说我这个哥不靠得住，我把你家锁弄坏过。
她发了一个笑脸。
师父说过一句话：这一行，你干坏一次，人家记你一辈子。你干好一百次，人家记不住。
所以我现在开锁，宁可慢十分钟。
慢十分钟，主家会说，这师傅讲究。
快五分钟，主家会说，这就开了？我这锁是不是不行。
一麻袋旧锁芯，从收废品那儿论斤买来的，我坐在小板凳上，一个一个拆，拆完再装回去。
拆到第三个月，我能闭着眼把一片叶片锁芯装回去。
他说行了，你上手。
第一次上手是一把老式弹子锁，十字钥匙那种，三分钟开了。
我挺得意，回头看他。
他坐在躺椅上，说，你开了三分钟，我用了十五秒。
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因为你一直在找感觉，我一直在听。
那天下午他把那把锁装回去，让我闭眼，他自己开。我听见“咔”，很轻，一声。
一共四声。
他说，弹子落位有声音，一颗一颗落。你听不见，是因为你在动。
我这十五年，最值钱的就是这个耳朵。
锁分三种，A 级、B 级、C 级。
A 级是老式的，单排弹子，一把十字钥匙，一分钟能开。B 级加了双排，防钻防撬，慢一点，五分钟。C 级是现在最好的，叶片加弹子复合，蛇形槽，双排，防技术开启的时间，国家标准写的是不小于二百七十分钟。
二百七十分钟，在实验室里，用机器测。
真到现场，一个熟手，八分钟到二十分钟。
差那么多，是因为实验室里测的是“不知道这把锁结构”的人。我知道。
我知道它有几个叶片，几个弹子，哪个先动。
开锁这行，工具不贵，一套下来两三千。贵的是知道用哪一把。
我那包里有十二把起子，加一把听音杆，两片塑料片，一卷锡纸，一个小电筒，一个内窥镜。
用得最多的是三把：单钩，锡纸，插片。
单钩是万能钥匙，慢，但是不伤锁。
锡纸快，五秒钟，但是它只对 A 级和一部分 B 级有用，用完锁芯里有铝屑，一看就知道有人开过。
插片是开斜舌的。门没反锁，锁舌是斜的，一片塑料从门缝插进去，顶开。
这三种，只有单钩开完锁是干净的。
我给自己定的规矩是：能用单钩就用单钩，宁可慢十分钟。
慢十分钟，主家看不出来，锁还能用，我也不用解释。
师父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着：你开的是锁，不是门。
锁是死的，门后面是活的。
三、五十块与三百块
老周是这条街上唯一一个跟我抢活的。
五十多岁，湖南人，无证，没店，电线杆上贴小广告，一张 A4 纸，红字，写着“开锁 50 元 随叫随到”，下面一个手机号。
他也骑电动车，车后架上绑一根撬棍，一根铁棍，一个电钻。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二〇一九年，多宝路，一户人家的门被他撬开了。
我去的时候门已经开了，锁芯连着面板挂在门上，铁皮翘起来一块，门框木头劈了。
主家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站在门口抽烟，脸是青的。
他问我换一把多少钱。
我说锁芯加面板加人工，三百。
他说刚才那个人收了五十。
我说我知道。
他问，那我这五十花得值不值。
我说，你这五十花了，还得再花三百。
他没说话，把烟摁灭在门框上。
老周就在旁边收工具，听见了，抬头看我，笑了一下。
他说，小陈，你这人不会做生意。
我说我这人只会开锁。
他说开锁是开锁，做生意是做生意。人家急着进门，你给他开，五十块，他感谢你。你给他换个锁，三百，他心疼。你猜他记住谁。
我说他记住的是门坏了。
老周把工具包往车上一扔，说，门坏不坏，他明天就忘了。他记住的是谁让他今天进了门。
那天我没跟他吵。我蹲在那儿换锁，换了四十分钟。
老周这人，我后来跟他喝过一次酒。
二〇二二年冬天，快过年了，他在李姐店里买酒，看见我，说，小陈，来一杯。
我说我不喝。
他说，过年了。
我就坐下了。
那天他喝了半斤，说了很多话。
他说他老婆二〇〇八年跟人跑了，跑去了佛山，带走了儿子。
他说他一个人来广州，先是在工地上干，后来手被钢筋砸了，干不了重活。
他说他学开锁是一个老乡教的，教了半个月，给了他一套工具，说，你去干吧，能吃饭。
他说他没证，办证要考试，要无犯罪记录，他年轻的时候在老家打过一次架，留了案底。
他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他说，小陈，你知道我为什么只收五十吗。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开完门就走，我不换锁，我不保修。五十块钱，一次清。人家骂我，我认。人家不骂我，我也不欠。
他说，你不一样。你换锁，你要保修三年。你收三百八，你得管三年。你这三百八，是三年。
他说，我干不了三年，我干一天算一天。
那天他喝到最后，趴在桌子上，说了一句：小陈，我有时候羡慕你。
我说羡慕我什么。
他说，羡慕你有师父。
我没说话。
他抬起头，眼睛红着，说，我师父教了我半个月就走了，连名字都没告诉我。
那天我把他扶回家，他住在光复北路，一间出租屋，六平方，一张床，一个电饭锅，墙上贴着一张他儿子的照片。
照片上是个十几岁的男孩，穿着校服。
我问他，你儿子多大了。
他说，二十六了，在佛山，不认我。
我把门给他带上，下楼的时候想，这人不是坏，他是没路走。
但是没路走的人，也会走错路。
主家一直站在旁边看，看到最后他说了一句：你这个换得是比刚才那个讲究。
我说，讲究不讲究，是三年以后的事。
三年以后这话应验了。
不过那是对另一户人家。
老周这人不是坏人。他给我介绍过活，两次。一次是他在外面跑不过来，把一个单子转给我，一次是他自己开不了，让我去。
他上手就是撬。撬完主家骂，他不在乎，收钱走人。
他有一句话我记到现在。他说，我干这行二十年，从来没被人告过。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从来没进过人家屋里。
这话是真的。
他撬开门就站外面，钱收了就走。主家进去看东西，他不看。
所以他能干二十年。
二〇二三年冬天，我在李姐的小卖部碰见他，他买了一包烟，坐在门口的塑料凳上抽。
他问我生意怎么样。
我说还行。
他说，现在这行不好干了，智能锁越来越多，指纹一按就开了，用不上咱们。
我说智能锁也有坏的。
他说坏了好啊，坏了才有活。他笑，笑得挺开心。
那天他抽完烟，把烟头弹到马路牙子上，说了一句：小陈，你这人行，就是太规矩。
我说规矩救命。
他愣了一下，说，你这话说得像个老头。
我说我师父说的。
他站起来，拍拍裤子，说，你师父是个明白人。可惜明白人死得早。
我没接话。
现在想起来，那天他说的每一句都挺准。
四、登记本
我这本登记本，第一页是二〇〇九年三月。
那时候我刚出师，自己在逢源路盘了个门面，两米宽，月租一千二。
第一笔生意是给隔壁裁缝铺换了把锁，收了三十五。
我记了：三月十一，裁缝铺，换锁芯，三十五。
记到现在，记了十五年，记满七本。
第七本已经记到八千三百多号。
第七本的最后一页，我写了一半。
那是我给自己留的一行。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号，逢源路 3 号，本店停业。
备注那一栏，我本来想写“拆”。
后来写的是“关门”。
拆和关门不一样。拆是别人拆的，关门是自己关的。
我这十五年，开过八千三百多个门，最后一个是自己的。
那天下午我把店门锁上，钥匙插在锁孔里没拔。
我老婆问我为什么。
我说，这锁是我自己装的，我知道它怎么开。
她说，那你拔了钥匙，人家也能开。
我说，拔了钥匙，我就进不去了。
她愣了一下，说，你还要进去？
我说，我要是不拔，我随时能进去。
她说，那你就是不承认它关了。
我说，对。
我这个人，一辈子给别人开门，最后一扇门，我给自己留了一条缝。
每一行有六个数：日期、门牌、锁型、用时、收费、备注。
备注那一栏最重要。
写“老人”，意思是屋里有老人，开门要慢，要喊。写“急”，意思是人在外面等着，孩子在里面，或者灶上烧着东西。写“警”，意思是警察在场，我配合。写“拒”，意思是这活我最后没干。
十五年，我拒过十九次。
第一次拒是在二〇一一年，一个男人，三十来岁，说钥匙丢了，让我开他老婆的门。
我问他，你老婆在家吗。
他说不在。
我说那你打个电话给她。
他说打了，不接。
我说那我不开。
他说你开锁还管人家夫妻吵架。
我说我不管，我只管这锁是不是你的。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房产证的复印件，名字是他的。
我说复印件不行，要看原件，或者看身份证加购房合同。
他骂了一句，走了。
第二天他来了，带着原件，还有他老婆。
他老婆站在旁边，眼睛是肿的。
我开了门，收了六十。
他老婆在门口跟我说了一句：谢谢。
第二次拒是在二〇一六年，一个女人，说她妈在家里，三天没接电话，让我开。
我说可以，但我得跟你一起进去。
她说行。
门开了，老太太在厨房地上，还有气。
救护车来的时候，她女儿蹲在楼道里哭，哭得直不起腰。
那次我没收钱。
登记本上有几行我自己会翻回去看。
二〇一三年七月，一个五岁的小孩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他妈在外面拍门，拍了半小时。我从楼下的窗户爬上去开的，收了五十。备注我写的是：梯子借的，主家给了一瓶水。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殡仪馆的车在楼下，家属让我开门取遗物。备注写：三个子女，一个在场。
二〇二〇年二月，疫情，一个老太太被锁在门外，她的口罩戴反了。备注写：给她换了新口罩。
二〇二一年九月，一个男人让我开他前妻的门，说要拿回自己的东西。备注写：拒，让他走法院。
这本子记的是锁，其实记的是人。
我把那三件事说细一点。
二〇一三年七月那个五岁的小孩，姓周，住在龙津西路一栋七层楼。他妈在楼下开了个杂货铺，孩子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把门反锁了，钥匙插在里面。
他妈在门外拍了半小时门，孩子在里头哭，哭到没声了。
我到的时候，他妈坐在地上，脸是白的。
我先看门。防盗门，老式的，反锁了，技术开打不开。
我看窗户。窗户在楼道侧面，有一道雨水管，离窗台一米二。
我问他妈，我上去行不行。
她说行行行，你快。
我爬上雨水管，爬到四楼，脚踩在窗框上，手扒着窗台，把窗户推开。
窗户没锁。
我进去的时候，孩子缩在沙发角上，抱着一个枕头，脸上全是眼泪，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大哭。
我把他抱起来，开门，交给他妈。
他妈抱着孩子，蹲在地上哭。
我从楼上下来的时候，腿是软的。
那一次我收了五十。备注写“梯子借的”，其实我没用梯子。
我不敢写我爬了雨水管。写了，以后有人找我，都让我爬。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那次，是殡仪馆的车在楼下。
死者是个六十多岁的男人，独居，走了四天，邻居闻到味道报的警。
他三个子女从外地赶回来，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站在楼下商量谁出钱。
我上去开门，他们跟在我后面。
门开了，屋里的味道冲出来，女儿当场吐了。
两个儿子站在门口不进去。
最后是我进去的，把床头柜里的东西拿出来：一个存折、一个身份证、一串钥匙、一副老花镜。
存折上有四万三。
我把东西交给他们，大儿子接过去，翻了一下存折，说了一句：才这么点。
我当时站在旁边，手里还拿着那串钥匙。
我想说一句什么，最后没说。
二〇二〇年二月那次，是疫情最紧的时候。
一个老太太被锁在门外，六楼，穿一件棉袄，戴一个口罩，口罩戴反了，蓝的那面朝外。
我上去开门，开完跟她说，阿姨，你这个口罩戴反了。
她低头看，说，我不知道，我孙子给我的。
我从包里摸出一个新的，给她换上。
她问我要钱吗。
我说不要。
她说那怎么行。
我说口罩不要钱，开锁八十。
她从棉袄里掏出一个塑料袋，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钱，一百的、五十的、十块的，全都熨得平平的。
她数了八十给我。
我下楼的时候想，这钱她攒了多久。
我从来不给人看这本子，除了警察。
今年三月以后，我给人看了两次。
五、梁伯
梁伯住六楼，姓梁，七十六岁，一个人住。
他儿子在加拿大，温哥华，做计算机的。每个月打一次视频电话，每年寄一次东西，前年是鱼油，去年是一件羽绒服，今年还没到。
梁伯第一次找我开锁是二〇一八年秋天。他下楼买酱油，风把门带上了，钥匙在屋里。
我上去开的，三分钟。
他掏钱的时候手抖，掏了半天，掏出一张二十的。
我说不用，第一次免费。
他说那不行。
我说那这样，你下次再忘带，我也不收。
他说这怎么好意思。
我说我这门口挂着牌子，写着“老人免费”，你眼睛不好没看见。
他抬头看，我门口那块牌子是“开锁换锁 24 小时”，没有老人免费。
他看了半天，说，你这牌子没写。
我说我改天写。
后来我真写了，用红漆在牌子底下加了一行小字：七十岁以上免费。
从二〇一八年到二〇二四年，我给梁伯开过三十七次门。
平均两个月一次。
他每次都说不好意思，每次都问多钱，我每次都说不用。
梁伯的一天是这样的。
早上六点半起来，烧一壶水，泡一杯茶，坐在阳台上看楼下。
七点半下楼，去宝华路那家茶楼，一盅两件，一笼虾饺，一笼凤爪，一壶普洱。
他坐在靠窗那张桌子，坐一个半小时。
九点回来，路过我店门口，如果我在，他会站一下，说两句话。
十点回家，看电视，看粤剧，看到十一点半，做午饭。
他做饭很简单：一个菜，一碗饭，一碗汤。汤是煲的，煲两个小时，一次煲三天的量。
下午两点睡午觉，睡到三点半。
四点在楼下坐着，跟几个老人打牌，打“锄大D”，一块钱一把。
六点回家，做饭，吃饭，洗碗。
七点看电视，看到九点，洗澡，睡觉。
他跟我说过，他一天说的话不超过二十句。
我说你跟我说话就超过二十句了。
他说，那是跟你。
他有一个木马，是他二〇一九年做的，给他孙子。
木马不大，一尺高，用捡来的木板拼的，刷了一层清漆。
他做了两个月，做的时候手抖，好几次把钉子敲弯了。
做完他拍照发给儿子，儿子回了一个大拇指。
他把照片洗出来，贴在冰箱上。
那个木马一直放在他客厅的角落里，孙子没来拿过。
二〇二一年他跟我说，他孙子要上小学了，他做了一把小椅子，也是木头的。
我说你手艺不错。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在厂里做木模的，做了三十年。
我说那你怎么不做了。
他说，厂倒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什么表情，就像说今天天气不错。
有一次他非要给，从兜里掏出一把零钱，一块的五毛的，数了半天，数出十一块三。
我说梁伯你这是干什么。
他说他这辈子没白拿过别人的东西。
我说那行，我收你十一块三，你下次再忘带，我就不收了。
他笑了，说这买卖划算。
梁伯记性不好，但是记人。他记得我姓陈，记得我老婆名字，记得我女儿在广州大学读大二。
他也记得我不吃香菜。
有一次他包了饺子，端下来一碗，站在店门口，说，小陈，芹菜馅的，没放香菜。
那碗饺子我吃了。皮厚，馅少，盐放多了。
我吃完把碗洗干净还回去。
他站在门口问我，好吃不好吃。
我说好吃。
他说你哄我。
我说真的好吃，我娘包的也是这个味儿。
他没说话，站了一会儿，说，我儿子小时候也爱吃这个馅。
二〇二四年三月，他连着两个星期没找我。
我当时没在意。
两个月一次，有时候三个月一次，很正常。
我在门口抬头看六楼，他的窗户常年挂着窗帘，白天也挂。
有几次我上楼送过东西，看见窗帘拉开一条缝。
三月这两个星期，那条缝一直没开。
我在楼下站了两次，想着要不要上去看看。
后来没上去。
我想，人家一个老人家，我一个开锁的，上去敲门算什么事。
这个念头让我后悔了半年。
三月二十八号，他下来了。
穿一件灰夹克，戴一顶旧帽子，站在我门口，说，小陈，我又忘带了。
我说梁伯你这个月第三次了。
他说老了，脑子不管用。
我跟他上楼，开的门。开的时候他在旁边说话，说他儿子前天打电话来，说今年可能回不来，公司忙。
他说他孙子今年上小学了，中文名字是他起的，叫梁予安。
我说这名字好。
他说好什么，我起的时候想了三天，翻了半本字典。
门开了，他往里走，走到一半回头说，小陈，你说我要是哪天没下来，你能不能上来看看。
我说你腿脚还行，下得来。
他说也是。
他笑了一下，把门关上了。
我站在楼道里，闻见门里面有一股味道。
不是坏的，是那种长期不开窗的味道。
我下楼的时候想，明天得跟他说说，让他多开窗。
我忘了。
六、那一户
四月九号那天是星期二，阴天，回南天刚过。
上午我跑了两单，一个是写字楼换锁芯，一个是电动车棚的挂锁锈死了，我用油泡了十分钟才拧开。
中午在李姐的小卖部吃了一碗云吞面。李姐坐在柜台后头择菜，问我梁伯最近怎么样。
我说上个月还在我门口站着呢。
她说那老头可怜，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说他有儿子。
她说儿子在加拿大，打电话能顶什么用。
我没接话。李姐这人嘴快，说完也就完了。
下午两点二十，电话来了。
号码是本地的，一个女的，声音挺稳，说钥匙丢了，让我去宝华路，一栋老楼，三楼 301，问多钱。
我说看锁，普通的八十，C 级的加二十。
她说行，你过来吧。
我到的时候是两点四十。
那栋楼是八十年代的老楼，六层，没有电梯，楼道墙上刷的白灰一块一块掉。三楼 301 的门是铁门，外面包了一层仿木纹的皮，皮翘起来一角，露出底下锈。
开门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穿一件米色针织衫，头发扎在脑后，脸上没什么表情。
她说，师傅来了。
我说我先看一下证件。
她愣了一下，说还要看证件？
我说规矩，开锁必须看房产证或者身份证加租赁合同。
她转身进屋，拿出一本房产证，还有一张身份证。
我对着看了，房产证上是两个名字，一个姓黄，一个姓吴。身份证是吴的。
我拍照，登记，然后蹲下去看锁。
这锁是 C 级，叶片加弹子，牌子是国产的，广东中山产的，二〇二一年以后的款。
我摸了一下锁芯口，没有划痕，没有撬痕，锁体也干净。
我说这锁是原装钥匙丢的？
她说是，我今天早上出门忘带了。
我说你反锁了没有。
她说没有，就带上了。
带上了，意思是斜舌扣上，没有反锁。
这种情况最好开，一片塑料插进去，两秒钟。
但我没插。我从包里拿了单钩。
她站在旁边看着，问，你这个能开吗。
我说能。
她说要多久。
我说八分钟。
她说这么久。
我说这个锁好，好锁开得慢。
八分钟，门开了。
开锁的时候她一直站在我旁边，隔着一米，两只手交叉抱在胸前。
她问，这个锁贵不贵。
我说，这个锁不贵，五六百。
她说，是别人装的。
我说，装得不错。
她说，我老公装的。
我说，你老公懂这个？
她说，他以前在五金店干过。
我没接话。
开锁有个规矩，主家说话，你少接。接多了，人家以为你打听事。
她又问，你们开锁的，是不是什么锁都能开。
我说，不是。
她说，那什么锁开不了。
我说，反锁的。
她说，什么意思。
我说，从里面反锁了，外面就开不了。这是锁的设计，防的就是外面的人。
她说，那要是我在里面反锁了，我老公回来怎么办。
我说，他有钥匙也开不了，只能叫开锁的破拆。
她说，那多麻烦。
我说，不麻烦，安全。
她没说话。
我把单钩插进去，开始听。
第一颗弹子落位，然后是第二颗，第三颗。
她在我旁边站着，忽然说了一句：师傅，你说人为什么要装这么好的锁。
我手停了一下。
我说，因为怕。
她说，怕什么。
我说，怕的东西多了。
她笑了一下，笑得挺淡。
门开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谢谢，声音很小。
我后来想，那句话不是谢我开门。
是谢我没接着问。
她说了声谢谢，进屋，我跟进去站在门口。
我做这行有个习惯，开门以后不马上走，站在门口看一眼。
看一眼不是看人家东西，是看有没有事。
这屋里收拾得很干净，客厅不大，一张布沙发，一个茶几，茶几上一个果盘，果盘里三个苹果。墙上挂着一张婚纱照，男的高，戴眼镜，女的靠在他肩膀上。
我说行了，八十。
她从包里掏出一百，我找她二十。
她说师傅你有没有名片。
我给了她一张，说有事打电话。
她说好。
我下楼的时候看了一眼手机，三点零五分。
登记本上记的是：四月九号，宝华路 12 号 301，C 级，八分钟，八十。
备注那栏我写了一个字：净。
净，意思是屋里干净，没有事。
三点二十我回到店里，阿良在拆一台电动车充电器，拆得满桌子零件。
他问我哪去了。
我说宝华路。
他说那单成了？
我说成了，八十。
他哼了一声。
我知道他哼什么。八十块，跑一趟，二十分钟。
他跟我说过好几次，师父，咱们能不能只接大的。
我说大的一个月几单。
他不说话了。
五点半我关店门，去接我老婆。她在荔湾中医院做护士，五点四十五下班，我一般五点四十到门口等。
六点十分，电话响了。
是个男人的声音，很急，问是不是陈师傅。
我说是。
他说你今天下午是不是开了我家门，宝华路 301。
我说是，你太太叫我去的。
他说你现在马上过来一趟。
我说怎么了。
他说家里钱丢了。
我停在路边，车没熄火。
我说丢了多少。
他说三万。
我说你报警了吗。
他说报了，警察在。
我说我马上到。
我到的时候，楼下停了一辆警车，一辆电动车。
三楼门口站着四个人：那个姓吴的女人，一个高个戴眼镜的男人，两个警察。
男人看见我，指着我，说就是他。
警察拦住他，说别指，好好说话。
我把车停好，上去，说我是开锁的，姓陈，有备案证。
一个警察说，你跟我们走一趟。
我说行。
我回头看那个女人。她站在门口，两只手绞在一起，看着我，嘴唇动了一下，没说话。
我当时没往坏处想。
我想的是，八成是她自己家里人拿了，说不清楚，找个人顶一下。
这种事我碰过两次。一次是儿子拿了老人的钱，一次是保姆。
都是虚惊。
这次不是。
七、派出所
派出所离宝华路两站地，门口两棵榕树，树下停着几辆电动车。
进去以后，他们让我在走廊的塑料椅上坐着，坐了四十分钟。
走廊尽头有一间屋子，门开着，听得见里面说话，听不清说什么。
七点十分，一个年轻警察出来叫我，姓林，二十七八岁，穿便服，衬衫下摆没扎进去。
他说，陈师傅，里面坐。
屋里一张桌子，三把椅子。桌上一个笔记本，一支笔，一杯水。
他让我把身份证、备案证拿出来。
我从包里掏出来，放在桌上。
他看了备案证，问我这证怎么来的。
我说考出来的，二〇一〇年考的，每年年审，去年审的时候还交了钱。
他问，开锁的规矩你知道吧。
我说知道。看证件，登记，不进门，不问事。
他说你今天进门了。
我说我站在门口，没往里走。
他说，人家说的是你进去了。
我说我进去了两步，看有没有事。
他抬头看我。
我把话说完：我这行有个习惯，门开了要站在门口看一眼。看有没有老人倒了，有没有煤气没关，有没有孩子。
他说，那你今天看见什么了。
我说看见一张沙发，一个茶几，三个苹果，一张婚纱照。
他笑了一下，很快收住。
他说，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报案人姓黄，说家里丢了三万现金，放在主卧床头柜的抽屉里。他五点四十到家，发现抽屉开着，钱没了。他老婆说你下午去开过锁。
我说是。
他说，所以他怀疑你。
我说，他怀疑我什么，三万块钱？
他说，怀疑你跟人串通。
我说我不认识这家人。我今天是第一次去。我连他们叫什么名字都是刚才在房产证上看见的。
他没说话，翻了一下本子。
他说，陈师傅，你干了多少年。
做笔录的时候他问得很细。
他问我，几点接的电话。
我说两点二十。
他问我，几点到的。
我说两点四十。
他问我，进门以后站在哪。
我说门口，进门两步。
他问我，屋里当时有几个人。
我说一个。
他问我，她穿什么。
我说米色针织衫。
他问我，她有没有让你进卧室。
我说没有。
他问我，你有没有看见床头柜。
我说没有。我连主卧在哪都不知道。
他问我，你走的时候门是怎么关的。
我说她自己关的，我听见她反锁了。
他抬起头。
他说，你听见她反锁了？
我说，听见了，插销的声音。
他记了一下，说，你耳朵挺好。
我说干这行的，耳朵不好干不了。
他放下笔，说，陈师傅，我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
我说你问。
他说，你一年挣多少。
我说，好的时候十五六万，不好的时候十万出头。
他说，那你为什么要拿三万。
我说我不拿。
他说，三万块，你两个月的活。
我说，林警官，我一年开一千多个门，每个门后面都有人。我要是起了这个心，我早就不是今天这样了。
他看着我，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信你一半。
我说，另一半呢。
他说，另一半等证据。
我说，行。
我说，那我等。
他笑了一下，说，你倒是不急。
我说，我急。我急的是我老婆今天晚上睡不着。
我说十五年。
他说，这十五年你有没有进过人家屋里。
我说没有。
他说，一次都没有？
我说，进过三次。一次是老太太倒在地下，她女儿让我进去帮忙。一次是五岁的小孩反锁在屋里，我进去把他抱出来。一次是殡仪馆的车在楼下，家属让我进去取东西，两个警察在场。
他记了一下。
他说，你今天为什么进门。
我说因为她站在门口没动，我怕里面有情况。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问她。
我说问了。我问了屋里有人没有，她说没有。
他说，那你还进。
我说我进去了两步。
他把笔放下，看着我。
他说，陈师傅，我跟你讲实话。这件事现在说不清。屋里的锁没坏，门没撬，你又能开。你走了以后到报案人回家，中间两个多小时，谁都能进去。你要是不配合，这事对你不利。
我说我配合。
他说，那你帮我想想，这个门，除了你，还有谁能开。
我当时愣了一下。
这句话我记住了。
因为从我被带到派出所到那一刻，我一直在想的是“我怎么说清楚”，没想过“还有谁能开”。
我说，有钥匙的人。
他说，谁有钥匙。
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这个行当有个规矩，换锁的时候钥匙是有数的。C 级锁出厂一般带三把，多的五把。装锁的人留下几把，主家手上几把，都有数。
他说，那这个锁是谁装的。
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能看出来是二〇二一年的款，国产，中山产的。这锁在广州装的人不多。
他记了一下，说，你回去等消息。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问他一句。
我说，林警官，那个抽屉，是拉开的还是抽出来的。
他说，你怎么问这个。
我说，拉开的，是小偷；抽出来扔在地上的，是自己人找东西。
他看了我两秒，说，拉开的。
我说，那我就不知道了。
走出派出所是八点四十。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手机上有七个未接来电，都是我老婆打的。
我回过去，她说你在哪。
我说派出所。
她沉默了一下，说，出什么事了。
我说没事，配合调查。
她说你来接我，我在医院门口。
我到的时候她站在路灯底下，还穿着护士服，手里拎着饭盒。
上车以后她没说话。
开到半路她问，是不是有人赖你。
我说有一点。
她说，那你怕不怕。
我说不怕。
她说，你手在抖。
我把手放到方向盘底下，握了一下。
我说，风大。
八、停业三天
第二天我照常开门。
上午来了两个客人，一个配钥匙，一个换电动车锁。
下午一个人都没有。
李姐从小卖部走过来，站在我门口，手里拿着一把瓜子。
她说，小陈，听说你出事了。
我说没有，就是配合调查。
她说，宝华路那边都传开了，说开锁的串通小偷。
我说传就传。
她说，我跟他们讲了，你不是那种人。
我说谢谢李姐。
她把瓜子壳吐在地上，说，不过你也得当心。
我说当心什么。
她说，当心人家真的赖上你。这年头，一个人说你有事，两个人说你有事，你就是有事。
我没说话。
她站了一会儿，走了。
第二天我又去了宝华路。
我不敢白天去，晚上八点去的。
站在楼下，抬头看三楼。
301 的灯亮着。
我在楼下站了半个小时，看见窗帘动了一次。
我骑车走了。
回去的路上我想，我到底在干什么。
我一个开锁的，跑到人家楼下站着，人家要是看见了，报警，我这辈子就完了。
但是我又想，我不站在这儿，我站哪儿。
第二天我又去了，这回是下午，我把车停在巷子口，坐在车上，戴着帽子。
四点十分，我看见一个女人从楼里出来，拎着菜，往菜市场那边走。
是吴小姐。
她走路很快，头低着。
我看着她走到巷子口，忽然想下去问她一句话。
问她什么？
问她那天为什么站在门口不动。
问她抽屉是拉开的还是抽出来的。
问她三万块钱到底是谁的。
我坐在车上，看着她走进菜市场，一直没有下车。
我想的是：我要是下去问了，她要是报案说我骚扰，我就真完了。
所以我没下车。
我坐在车上，抽了一根烟，抽完走了。
那天晚上李姐来我店里，站在门口，说，小陈，我跟你说个事。
我说你说。
她说，宝华路那边有个女的，今天来我这儿买东西，跟我聊了几句。
我说哪个女的。
她说，三十来岁，米色衣服，说话细声细气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说她说什么了。
李姐说，她问我，这条街上开锁的是不是姓陈。
我说，然后呢。
李姐说，我说是，怎么了。她没说话，买了东西就走了。
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
李姐说，小陈，是不是她赖你的。
我说不是。
她说，那她问你干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李姐站了一会儿，说，小陈，我看那女的不像坏人。
我说我知道。
她说，那你怕什么。
我说我怕她也不像好人。
阿良是二〇二二年来的。
那年夏天他来我店门口站着，站了两个小时，不说话。
我出去问他，你有什么事。
他说，我想学开锁。
我说，你有案底吗。
他说没有。
我说，你多大。
他说十九。
我说，你为什么不读书。
他说，我读不进去。
我说，你家里干什么的。
他说，种砂糖橘，去年赔了，我爸妈欠了二十多万。
我说，那你怎么不去打工。
他说，打工一个月四千，我干两年也还不上。
我说，开锁也还不上。
他说，开锁能学个手艺，以后自己干。
我看他站了两个小时，说，你明天来，先干三个月，不管饭，一个月给你一千五。
他说行。
他第二天七点就到了，站在门口等我开门。
头三个月他干的活是扫地、擦玻璃、搬东西、跑腿。
第四个月我让他拆锁。
他拆得快，装得也快，脑子好使。
第六个月我让他上手，第一次开一个木门锁，两分钟开了。
他回头看我，眼睛发亮。
我说，还行。
他说，师父，我是不是挺有天分。
我说，你有手，没有耳朵。
他说什么意思。
我说，你开锁的时候一直在动，你听不见。
他不服气。
后来有一次，一个防盗门，他开了四十分钟没开，急得满头汗。
我让他起来，我蹲下去，听了六秒，开了。
他站在旁边，脸红了。
我说，你不是不会，你是太想开了。
他说，那怎么办。
我说，慢。
他说，慢不了。
我说，那就练。
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练一个小时，闭着眼拆装。
练了半年，他能听出弹子落位了。
我以为他能干下去。
第三天上午，阿良来了。
他站在门口，没进来，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
他说，师父，我想跟你说个事。
我说你说。
他说，我可能不干了。
我在擦工具，手上还有油。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妈打电话来，说家里要盖房子，让我回去。
我说，什么时候走。
他说，下个月。
我说，行。
他说，师父你不问为什么？
我说我知道为什么。
他没说话。
我把工具放下，说，阿良，你跟我两年，我教你的东西你学了一半。这一半够你吃饭，不够你出头。
他说，师父，我不是因为这事。
我说，你就是因为这事。
他低着头，把塑料袋放在桌子上，说，这是我妈寄的腊肉，你拿着。
我说你拿回去。
他说，我妈特意让我给你的。
我说，那你留着路上吃。
他站了一会儿，说，师父，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不怕你出事，我怕的是我干了三年，还是这样。一个月三千块，跑断腿，开一个门八十，人家还怀疑你。
我说，那你觉得干什么不是这样。
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同学在东莞做直播，一个月能挣两万。
我说，那你去做。
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说，阿良，我三十五岁那年也想过不干了。那天我在海珠区开一个门，主家少给我十块，跟我吵，吵到最后他说了一句，你不就是个开锁的吗。
他抬头看我。
我说，我那天回去，把工具全扔在地上，坐了三个小时。第二天早上我把工具一把一把捡起来，擦干净，装回包里。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不知道除了这个我还会干什么。
阿良没说话。
他把塑料袋又往我这边推了推，说，师父，我下个月十五号走。
我说好。
他走了以后，我坐了一会儿。
我把那块腊肉拿起来看了看，用报纸包着，外面缠着胶带，报纸是二〇二二年的。
我把它放进抽屉。
下午三点，我老婆打电话来，说，你店里明天别开了。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今天在医院听见有人在说。她们不知道我是谁，在护士站说，宝华路那边有个开锁的，跟小偷一伙的。
我说，你告诉她们是我吗。
她说，我骂了她们一句。
我说，你别骂。
她说，我骂了。
我笑了一下。
她说，你还笑。
我说，我笑你。
她说，你回来吃饭。
那天晚上我们吃的是排骨汤，她炖了两个小时，骨头都烂了。
吃饭的时候她问我，那个钱到底是谁拿的。
我说我不知道。
她说，你觉得呢。
我把碗放下，说，我觉得不是他们家自己人。
她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抽屉是拉开的。
她没听懂。
我也没解释。
九、三年前那把锁
第三天晚上，我把七本登记本全搬出来，摊在桌子上。
我先翻到 2024 年 4 月 9 号那一行，确认了自己写的东西：宝华路 12 号 301，C 级，八分钟，八十，净。
然后往前翻。
2021 年，六月。
我记得那年夏天特别热，六月底连续十天三十八度，骑楼底下坐满了人，都躲在阴影里。
六月十九号，一单：宝华路 12 号 301，换锁芯，三百八。
备注那一栏我写了四个字：旧芯老周。
我盯着这四个字看了很久。
我想起来了。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九号那天下午，是李姐给我打的电话。她说宝华路有户人家锁被撬了，问我能不能去看看。
我说行。
我到的时候，门已经开着。门框上有一道很深的撬痕，木头劈开一条缝，锁芯连着面板歪在一边。
门口站着三个人：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一个女人，还有一个背工具包的。
背工具包的是老周。
他蹲在地上收工具，一根撬棍，一把铁锤。
那个男人姓黄，就是后来报警那个。他当时还没戴眼镜，或者说戴了我没注意。
他说，这锁被撬了，我这个钥匙插不进去。
我蹲下去看。老式的 A 级锁，单排弹子，铁皮的，二十年的老货。
我说这锁太老了，人家一撬就开。
他说那怎么办。
我说换一个。
他说多钱。
我说换 C 级锁芯加面板，三百八。
他看了一眼老周。
老周站起来，说，我这已经给你开了，五十。
黄先生从兜里掏了五十给他。
老周接了钱，蹲下去，把那个撬坏的旧锁芯捡起来，往工具包里塞。
我说你拿那个干什么。
他说收废铜，一斤八块。
我们这行有个说法，叫“旧芯不过夜”。
意思是换下来的旧锁芯，当天就得处理掉，不能留在手上。
因为旧锁芯能配钥匙。
这话听起来邪乎，但是真的。旧锁芯拆开，看弹子排列，配一把钥匙，熟手五分钟。
所以正规的做法是：换锁的时候，当着主家的面把旧锁芯砸坏，或者直接扔进垃圾桶。
我师父的做法是砸坏。
他说，你留着，早晚出事。
我一开始也砸。
后来有一次，一个老太太说，你别砸，我拿去卖废铜，能卖两块钱。
我说行，那你拿。
从那以后我就不砸了，让主家自己处理。
这是我犯的错。
因为我不知道主家会怎么处理。
有的扔了，有的卖了，有的给了收废品的。
二〇二一年那天，我把旧锁芯放在门口的地上，黄先生说，这个还要吗。
我说不要了。
他说，那让老周拿走吧，他收废铜。
我说行。
我就说了这两个字。
两年的规矩，一句“行”就破了。
我说这个锁芯里铜不多。
他说积少成多。
黄先生问我要多久。
我说四十分钟。
那四十分钟我一直在装锁。
二〇一六年师父的葬礼，是我办的。
他没有儿女。他老婆走得早，两个人没生。
我通知了他几个老同行，来了七个人，都是五十岁往上的。
火化那天，一个姓何的老头跟我说，小冯这人，手艺好，脾气坏，一辈子不服人。
我说是。
他说，你知道他为什么收你做徒弟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因为你笨。
我愣了一下。
他说，他跟我说过，这孩子笨，笨人学手艺学得牢。
我当时站在殡仪馆门口，手里拿着一个骨灰盒，忽然笑了。
师父要是听见这话，肯定要骂人。
他这个人，一辈子最讨厌别人说他什么，就喜欢说别人笨。
我跟他三年，被他骂了三年。
骂得最狠的一次，是我把一个客户的门框撬坏了。
那是一个老式木门，我撬的时候用了蛮力，门框裂了。
主家没说啥，我师父当着人家的面，把我的起子夺过来，扔在地上。
他说，你给我滚回去。
我走回店里，站在门口，站了两个小时。
天黑了他才回来，进门第一句话是：明天去给人家修门框。
我说好。
他说，修不好，你自己掏钱换门。
我说好。
他说，你记住，你开的是锁，不是门。门是人家花钱买的，锁是你开的，门框也是人家花钱买的。
这句话我记了十五年。
拆旧面板，量门厚，扩孔，装新锁体，调锁舌，试钥匙。
装锁的时候老周没走。
他站在楼道里，抽烟，抽完一根又一根。
我记得他问过我一句：小陈，这个锁多少钱进的。
我说一百二。
他说卖三百八，赚两百六。
我说人工四十分钟。
他笑了一下，说，你这个价，我干不了。
他走的时候，把那个旧锁芯拿走了。
我当时没在意。这种事常有，收废品的顺手就拿。
但是我记得他走之前，抬头看了一眼门牌号。
看了一眼，嘴里念了一句。
念的是“301”。
我把本子合上。
合上以后我又翻开，往前翻了一年。
二〇二〇年，我翻到七月，有一行备注写的是：宝华路 12 号，楼下，帮忙看门。
那年七月，黄先生出差，他老婆一个人在家，楼上装修，吵得受不了，让他去物业说。他不在，他老婆找我，说，陈师傅，你能不能帮我说一句。
我去了，跟装修的说了两句，人家停了两个小时。
后来他老婆给我送了半只烧鹅。
我把烧鹅拿回家，我老婆问哪来的。
我说客户送的。
她说，客户为什么送你烧鹅。
我说我帮她说了两句话。
她说，说两句话就送半只烧鹅。
我说人家客气。
她说，你这个人，就是不会占便宜。
我把那半只烧鹅吃了三天。
现在我坐在桌子前面想着那半只烧鹅，觉得有点荒唐。
我帮过这家人。她送过我烧鹅。三年后她站在门口，还是那个姿势，两手绞在身前，看着我，一个字也没说。
我不恨她。
我恨的是我自己想不明白。
到底是她拿了，还是她男人拿了，还是真被偷了。
三个可能，我哪个都不敢下结论。
我只敢下一个结论：那把锁，不是用钥匙开的。
这个结论是我唯一能站住的东西。
那天夜里我没睡。
我在想一件事：三年前那个旧锁芯，被老周拿走了。
一个旧锁芯，配上钥匙，就是一把钥匙。
问题是锁已经换了。
但是老周知道这户人家住在哪，知道门朝哪开，知道里面住的是谁，知道他们家有什么。
换锁那四十分钟，门是敞着的。
他站在楼道里，能看见客厅。
客厅里有一个保险柜，不大，半人高，放在电视柜旁边。
我记得那个保险柜。黄先生当时问过我，说这个柜子能不能开。
我说保险柜我不开，那是另一行。
他说他忘了密码。
我说你找厂家。
现在想起来，那天他站在门口看了四十分钟，看的不是锁。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凌晨两点。
我拿起手机，翻到通讯录里的“老周”。
我按了拨号。
响了六声，他接了。
他说，谁。
我说，老周，我是小陈。
他沉默了两秒，说，这么晚。
我说，你睡了吗。
他说，睡了。
我说，宝华路 12 号 301，你还记得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挂了。
然后他说，小陈，你什么意思。
我说，三年前那个旧锁芯，你收走了。
他说，我收废铜。
我说，你收废铜，为什么念门牌号。
他说，我念什么了。
我说，你念了 301。
他又沉默了。
这次沉默的时间更长。
然后他笑了一声，说，小陈，你这是要赖我。
我说我没赖你。我就是问问。
他说，你要是想问，明天到我这儿来问。
我说好。
他挂了电话。
我坐在桌子前面，手心全是汗。
我知道我做的事很危险。
我一个开锁的，去问另一个开锁的“是不是你干的”，这话说出去，两个人都不干净。
但是我没有别的路。
因为警察问我的那句话一直在响：除了你，还有谁能开这个门。
十、技术反证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去了派出所。
林警官在，他正在写东西，看见我进来，抬了一下头。
他说，你怎么来了。
我说，我想跟您说一件事。
他说，坐。
我把登记本放在桌上，翻到 2021 年 6 月 19 号那一页。
我说，这个 301，三年前我换过锁。
他看了一眼，说，你换的锁，三年后又去开，这更说不清了。
我说，正因为是我换的，我才说得清。
他放下笔。
我说，这个锁我装的时候，配了三把钥匙。
他说，三把。
我说，对。原厂出来的锁芯，带三把。我装的时候一把一把试过，三把都好用。装完我把三把交给黄先生，登记本上写了“钥匙三把交房主”。
他翻了一页，看见我写的那行字。
他说，那又怎么样。
我说，三把钥匙，一把在黄先生手里，一把在他老婆手里，第三把他当时说要给他妈。
他说，所以呢。
我说，所以这个门如果被人用钥匙开了，一定是这三把里的一把。
他说，或者有人配了。
我说，C 级锁配钥匙，得把锁芯拆下来，拆锁芯会在面板上留下痕迹。我昨天看过了，面板上的螺丝没有拧动过。
他停了一下。
他说，你昨天看过了？
我说，我去开锁的时候看了一遍，昨天晚上我又去看了一遍。
他说，你怎么进去的。
我说，我在楼下看的。我把车停在对面，用内窥镜从门缝下面伸进去看的。
他没说话。
我说，林警官，我还有一句话。
他说，你说。
我说，那把锁不是用钥匙开的。
他抬起头。
我说，是被技术开的。
屋里安静了几秒。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因为锁芯内壁有痕迹。
他往后靠了一下。
我说，C 级锁是叶片加弹子。用锡纸开锁，锡纸条在锁芯里来回抽，会在叶片上刮出细痕，而且会掉铝屑。这种痕迹在锁芯口能看见一点点，在锁芯内壁看得最清楚。
他说，你看见铝屑了。
我说，我看见了三粒，很小，在锁芯口下沿。
他说，三粒铝屑，说明不了什么。
我说，说明有人用过锡纸。这条街上会锡纸的，加上我，两个人。
他说，另一个是谁。
我说，姓周，五十多岁，湖南人，无证，在电线杆上贴小广告，五十块开一次。
林警官把笔拿起来，写了两个字。
他说，你有证据吗。
我说，我没有。但是你们有。
他说，我们有什么。
我说，监控。
他抬头看我。
我说，那栋楼楼下有个小卖部，装了一个摄像头，对着楼道口。我昨天下午三点零五分走，黄先生五点四十回来。中间两个半小时，谁上过楼，摄像头都拍着。
他说，你去看过那个摄像头吗。
我说，没有。那是人家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
他说，陈师傅，我问你一句话，你老实回答。
我说你问。
他说，你这么卖力气，是为了洗清自己，还是为了别的。
我想了一下。
我说，两个都有。
他回过头。
他说，你说的这些，在法律上叫推测。
我说我知道。
他说，推测不能当证据。
我说，那我也得有话说。
他说，你说。
我说，林警官，我干这行十五年，被人怀疑过三次。前两次都是虚惊。这一次我心里没底。
他说，为什么这次没底。
我说，因为这次真的有人进了那间屋。
他看着我。
我说，锁是我装的。我装的锁被人开了。这在我这儿，是丢人的事，比被怀疑还丢人。
他说，你这想法挺怪。
我说，我知道。
他说，那你现在想干什么。
我说，我想帮你们把这个人找出来。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明年还要在这条街上干。这条街上的人要是觉得我不可靠，我就没有明年了。
他没说话。
过了大概十秒钟，他说，你回去吧。监控我去调。
我说好。
我走到门口，他叫住我。
他说，陈师傅。
我回头。
他说，你那个内窥镜，借我用一下。
我笑了。
我说，行。
我从包里掏出来，放在他桌上，说，这个会用吗。
他说，你教我。
我教他的时候，他拿手机拍了一段。
我说，这个头是软的，一寸的管子，能弯。插到门缝底下，往上照，看门内侧的螺丝。
他说，看螺丝干什么。
我说，看有没有拧动过的痕迹。新锁装上去的时候，螺丝是紧的，一字槽里有一点点毛刺。有人拆过，槽口会花。
他说，花一点就说明拆过？
我说，还要看位置。三个螺丝，只有一个花，可能是装配的时候磕的。三个都花，就是拆过。
他把手机举着，对着我手里的小屏幕拍。
屏幕上是黑的，中间一块圆的亮斑，亮斑里能看见一颗螺丝的头。
他说，这个清楚。
我说，你把亮度调到一半，太亮了反光。
他调了一下，说，好多了。
我把内窥镜收起来，说，这个你留着。
他说，这多少钱。
我说，三百二。
他说，那我给你钱。
我说，不用，你办案用得上。
他看了我一眼，说，陈师傅，你这个人心挺大。
我说，我心不大，我就是想让你快点把这个事查清楚。
我教了他三分钟。
十一、清白
四月十二号下午，林警官打电话来，就一句话：你来一趟。
我到的时候，派出所门口停着一辆面包车，车门开着，里面坐着一个人，低着头，戴着手铐。
是老周。
他穿一件蓝布夹克，头发乱着，脸上有一道红印，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的。
我从车边走过去，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我到现在还记得。
不是恨，也不是怕。
是那种“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眼神。
我进了屋。林警官在，桌上摊着一叠纸，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他说，坐。
我坐下。
他说，监控调到了。
我说嗯。
他说，四月九号下午四点零七分，一个人上楼，背一个工具包，戴帽子，四点半下来。
我说，是他。
他说，你怎么确定。
我说，他走路的样子。他左腿有点瘸，二〇一九年在楼梯上摔过一次，从那时候就这样。
林警官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他说，我们在他的住处搜到三万现金，还有一套工具，里面有一卷锡纸。
我没说话。
他说，他交代了。
我说，交代什么。
他说，三年前他给你那户人家撬锁，撬开以后把旧锁芯拿走了。他说他拿旧锁芯不是为了卖废铜。
我说，是为了配钥匙。
他说，对。老锁芯带回住处，一颗一颗对齿，磨一把新的出来，用不了多久。
我说，锁已经换了。
他说，他说他知道。他说他那天在楼道里站了四十分钟，看着你换锁，看着你把新钥匙一把一把交给房主。
我说，那他还配钥匙干什么。
林警官合上本子。
他说，他说他配钥匙不是为了那一天，是为了以后。
我说，以后。
他说，他说这一行干久了，看见一户人家，就知道值不值得记下来。
我坐在那儿，没说话。
他说，他记了三十七户。
我抬起头。
他说，他家里有一本子，比你那个还厚。上面写门牌、写户型、写家里几口人、写有没有保险柜、写什么时候家里没人。
我说，那他这次为什么用锡纸。
他说，因为锁换了，钥匙没用。他说锡纸快，五秒钟。
我说，五秒钟。
他说，他说你装了 C 级锁，他本来开不了。他试了三天。
我说，三天。
他说，他从四月六号开始试，每天下午去一趟，试到四月九号。
我想起四月九号上午我在干什么。我在给一个写字楼换锁芯。
那天下午我在宝华路开门，八分钟。
同一天，同一条街，另一个人在另一个门口，试了三天。
林警官说，陈师傅。
我说嗯。
他说，你这个锁装得好。他试了三天才开。
我说，三天。
他说，对。C 级锁，他试了三天。你要是装的 B 级，他五分钟就进去了。
我笑了一下。
我说，林警官，这话你早说。
他也笑了。
笑完他说，还有一件事。
我说你说。
他说，那个报案人，黄先生，今天上午来过了。
我说他来干什么。
他说，来撤案。
我愣了一下。
他说，他老婆跟他一起来的。两个人在门口站了半天，进来以后他老婆先说话，说对不起。
我说，对不起谁。
他说，对不起你。
我没说话。
他说，黄先生站在旁边，一句话没说。最后他说了一句，说那三万是他自己放在抽屉里的，他忘了。
我说，他忘了。
林警官看着我，说，你说他忘没忘。
我说，他没忘。
他说，那你说他为什么这么说。
我说，因为他老婆让他这么说。
林警官没接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陈师傅，你这人不太好糊弄。
我说我干这行的，糊弄不了。
我走出派出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老周那辆面包车还停在门口，人已经不在了。
我站在门口抽了一根烟。我不怎么抽烟，一年抽不了几根，那天抽了一根。
我抽到一半，想起一件事。
三年前那个下午，我蹲在 301 门口装锁，装了四十分钟。
老周站在楼道里，抽了一根又一根。
他看的是客厅，是保险柜，是门牌号。
他还看了另一样东西。
他看的是我。
他看我一把一把试钥匙，看我写登记本，看我收钱。
他那时候就知道，三年以后，我会回来开这扇门。
所以他才敢等三年。
我把烟头摁灭在垃圾桶上。
回家路上，我给老婆打了个电话。
我说，没事了。
她说，真的。
我说，真的。
那几天我走在街上，感觉不一样。
李姐看见我，说话比以前客气。以前她跟我说话是“小陈你这个月交房租没有”，现在是“陈师傅早”。
宝华路那边的修车铺，以前我路过他都不抬头，那天他主动喊我，说，陈师傅，听说你洗清了。
我说没有洗清，是本来就没脏。
他说对对对，本来就没脏。
我笑了一下。
我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的。
他们想的是：这个人进过派出所，虽然放出来了，但是进过。
这条街上的人不坏，就是嘴快。
嘴快的后果是，一个人被说过一次，一辈子带着。
我师父以前说过一样的话。
他说，小陈，你记住，干我们这行，名声比手艺重要。手艺差了，人家下次不找你。名声差了，这条街你就待不下。
我说那要是有人冤枉我呢。
他说，那你就把事说清楚。说不清，就换条街。
我说换了街还不是一样。
他说，不一样。新街上没人知道你的事。
我那时候不理解，现在理解了。
但是我没换街。
我在这条街干了十五年，我的客人在这儿，我的登记本在这儿，我师父的店在文昌北路，离这儿走路十分钟。
我走了，谁给梁伯开门。
她在那头哭了一下，很快收住，说，你回来吃饭。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把车停在路边，坐了一会儿。
我想的是那句话：他试了三天。
三天，我装了四十分钟的锁，替他挡了三天。
我这辈子装过多少锁，我不记得。但是那一天，我头一次觉得，我干的这行，是有用的。
十二、第七天
四月十五号，我在门口挂了一块牌子，白纸黑字，手写的：
那二十一天，我每天都干同一件事。
早上开店，先站在门口抬头看六楼。
看三秒钟。
窗帘拉着，我就进屋。
窗帘拉开一条缝，我就多站一会儿。
四月一号，缝开着。
四月二号，关着。
四月三号，关着。
四月四号，关着。
清明那天我回了一趟老家，给我爹上坟，晚上赶回来。
四月五号，关着。
四月六号，关着。
四月七号，关着。
四月八号，关着。
四月九号，我出事了，那天我没看。
四月十号到十四号，我在派出所、在家里、在宝华路楼下。
四月十五号，我抬起头，看见窗帘拉着，忽然觉得不对。
不是那天不对，是这二十一天都不对。
我站在门口，把二十一天数了一遍。
一个人，七十六岁，每天下楼两次，买烟买酱油，打牌，喝茶。
二十一天不下楼。
我以前怎么没觉得不对。
因为我忙。
因为我出事了。
因为一个开锁的，管人家老人下不下楼，这话说出去不像话。
这三个理由，一个比一个不像理由。
我老婆那天问我，你最近怎么了，老是坐着不动。
我说没事。
她说，你是不是还在想那个事。
我说哪个事。
她说，派出所那个事。
我说过去了。
她说，那你为什么半夜不睡。
我说我睡得着。
她说，你睡得着我怎么听见你翻身。
我没说话。
她说，陈师傅，我跟你十九年，你有事瞒不过我。
我说，我在想一个人。
她说，谁。
我说，六楼那个老头。
她说，他怎么了。
我说，我二十一天没见他了。
她放下手里的碗，说，那你上去看看啊。
我说，我上去说什么。
她说，你就说，梁伯，我来看看你。
我说，人家要是没事，多尴尬。
她说，尴尬什么，你开人家三十七次门，尴尬什么。
我说，那我明天上去。
她说，现在就去。
我看了一眼钟，晚上九点半。
我说，太晚了。
她说，晚什么，人家一个人在家，你去看看，他能不高兴？
我说，行。
我站起来，穿鞋，走到门口，又坐回来了。
我说，明天吧。
“四月十六日至四月十八日休息三天。”
李姐过来问，你休息干什么。
我说，我累了。
她说，你这个人一年到头都不休息，怎么忽然累。
我说，就是累。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那三天我哪儿也没去。我在家里睡了两个整天，第三天把工具全拆了，一把一把擦，擦完上油，再装回去。
擦到一半，我老婆坐在旁边看，说，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说，保养。
她说，你这工具比你都金贵。
我说，它比我能挣钱。
她笑了。
第三天下午，我把工具装好，下楼，站在店门口往上看。
六楼，梁伯家的窗户。
窗帘拉着。
我想了一下，上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三月二十八号，他下来找我开门，穿灰夹克，戴旧帽子，说他儿子今年可能回不来。
那天他问过我一句话，问我能不能隔三差五上来看看他。
我说你天天下来，怎么会没下来。
他说也是。
从三月二十八号到四月十八号，二十一天。
这二十一天里，我出过事，进过派出所，被人当成小偷，又洗清了。
这二十一天里，我没见过他。
我在楼下站着，从五点站到六点。
那二十一天，我其实有过三次机会上楼。
第一次是四月二号，我在门口抬头，看见窗帘拉开了。
我站在那儿，想招手。六楼太高，招手看不见。
第二次是四月七号，我在楼下碰见六楼的邻居，一个中年男人，提着垃圾袋下楼。
我问他，六楼那个老先生最近见过吗。
他说，哪个老先生。
我说，602 的，姓梁。
他说，没见过。我早出晚归。
我说哦。
他说，怎么了。
我说没事。
他走了。
第三次是四月十二号，我从派出所回来，路过楼下，看见 602 的窗户开着一条缝。
我站在那儿看了十分钟。
我想的是：窗户开着，说明有人开窗。
有人开窗，说明人还在。
我把这条当成了证据，说服了自己。
现在想起来，那条缝可能是二十一天前就开着的。
人走了，窗户不会自己关。
我拿一个开着的窗户，骗了自己七天。
四月十七号晚上，我又站在楼下。
那天风大，六楼的窗帘被风吹出来一角。
我抬头看了很久。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梁伯从来不关窗户。
他说，人老了，怕闷。
所以他家的窗户常年开着一条缝，冬天也开。
那么四月十二号那条缝，什么也说明不了。
我站在楼下，从头凉到脚。
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八点四十。
我上了楼，走到六楼，敲门。
没有人应。
那天晚上我回家了，一夜没睡。
第二天早上，我带了听音杆上去。
六楼的灯没亮。
六点十分，我上了一趟楼。
楼道里很暗，三楼的灯坏了两个月，没人修。我一级一级往上走，走到六楼，站在 601 和 602 之间。
梁伯住 602。
我敲了三下门。
没有人应。
我又敲了三下，重一点。
还是没有人应。
我把耳朵贴在门上。
里面有声音。
是很轻的、持续的、像水一样的声音。
我听了很久，才听出来那是什么。
是冰箱。
老式冰箱，压缩机嗡嗡响的那种。
除了冰箱，没有别的。
我在门口站着，站了不知道多久。
然后我下楼了。
下楼的时候，我给自己找了个理由：他可能去儿子那儿了，可能去乡下亲戚家了，可能在医院。
我信了这个理由，信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又上去了。
这回我带了听音杆。
我把听音杆的一头贴在门板上，另一头贴在耳朵上。
屋里的声音很清楚：冰箱，时钟（滴答，一秒一下），还有水。
水声是从厨房那边传来的，很小，一直在响。
我站在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没动。
我知道那水声是什么。
是水龙头没关紧。
一个人如果出门，不会不关水龙头。
我下楼，骑上车，去了居委会。
十三、破拆
居委会在巷子口，一间平房，门口挂一块牌子，漆掉了两个字。
里面的主任姓陈，四十来岁，戴眼镜，正在跟一个大妈说话。
我进去，他抬头，说，什么事。
我说，宝华路 12 号 602，姓梁的老先生，我怀疑出事了。
他放下手里的东西。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是楼下开锁的。他二十一天没下来，我敲门没人应，屋里有水声。
他说，水声能说明什么。
我说，水龙头没关，说明人没出门。
他站起来，把眼镜摘了，擦了一下，又戴上。
他说，602 那个老头，我知道。他有个儿子在国外。
我说对。
他说，你先别急，我给派出所打个电话。
等了半个小时，来了两个警察，其中一个我认识，是宝华路那片的片警，姓罗。
罗警官问了我三句话：你确定屋里有人？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你有没有钥匙？
我说。不能确定，但屋里水声一直响。最后一次是三月二十八号。没有钥匙。
他说，那就上去看看。
我们五个人上楼：我、罗警官、另一个警察、陈主任、还有一个居委会的姑娘。
上楼之前，我在楼下打了个电话。
打给我老婆。
我说，我可能要上六楼看看。
她说，你上去啊。
我说，我怕。
她沉默了一下，说，怕什么。
我说，我怕推开门看见的东西。
她说，你不推，谁推。
我说，他儿子在加拿大。
她说，儿子在加拿大，你在楼下。
我没说话。
她说，你去吧，我在家等你。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又站了一会儿。
楼梯间的灯泡早就不亮了，我举着手机，一级一级往上走。
走到四楼，听见有人在炒菜，油锅响。
走到五楼，听见电视里在放新闻。
走到六楼，什么声音都没有。
我在 601 和 602 之间停住。
门是铁门，红色，掉了漆。
门上的春联还是去年的，红纸褪成粉色，上面的字被雨冲得看不清了。
左边那半张写的是“万事如意”，右边那半张我不知道。
我伸手，敲了三下。
六楼，602。
罗警官先敲门，一边敲一边喊：梁伯，梁伯，我们是派出所的。
里面没有回应。
他敲了三分钟，回头看我们。
他说，找家属。
陈主任翻手机，翻了半天，说，登记的电话是空号。
我说，他儿子的号码我有。
他们看着我。
我说，他让我存过，说万一有事打这个。
我把号码报出来，罗警官拨了。
响了很久，那边接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话带着延迟，“喂”了一声，然后停了两秒。
罗警官说，请问是梁予安的父亲吗。
那边说，我是梁予安的爸爸，我叫梁志强。你是谁。
罗警官说，我们是广州荔湾分局的，您父亲住在宝华路 12 号 602，对吗。
那边安静了几秒。
然后那个声音变了，说，他怎么了。
罗警官说，我们现在在门口，敲门没人应，我们想确认一下情况。
那边说，你们进去啊。
罗警官说，门锁着，反锁了。
那边说，那你们砸开啊。
罗警官看了我们一眼，说，好，我们砸。
挂了电话，罗警官说，找开锁的。
我说，我就是。
他说，你开。
我说，我开不了。
他愣了一下。
我说，里面反锁了。反锁以后，锁芯是空转的，外面用任何钥匙、任何工具都开不了。这是锁的设计。
他说，那怎么办。
我说，只能破拆。
他说，破拆要多久。
我说，切锁芯，五分钟。切完还得撬，门后面有插销的话，还得切门。
他说，那就切。
我下楼拿工具。切割机在车后座底下，二十斤，我扛上来的时候腿有点软。
三楼、四楼、五楼、六楼，我歇了两次。
到了六楼，我把切割机放在地上，插线板从五楼一户人家接的。
我说，都退后。
罗警官说，要不要叫消防。
我说，先切锁。
切割机响起来的时候，整栋楼都在响。
砂轮打上去，火星子溅到墙上，一股铁腥味。
切了三分半钟，锁芯断成两截，掉在地上。
我把断的锁芯捡起来，看了一眼。
里面干干净净，没有划痕，没有锡纸。
这个门，除了钥匙，就是反锁，没有别的办法。
我把断裂的地方用撬棍别开，门开了一条缝。
缝里有东西挡着。
是一根插销。
我说，还有插销。
罗警官说，那接着切。
我切了第二道，在门框上。切了四分钟。
门开的时候，屋里一股味冲出来。
不是腐臭，是那种闷了很久的、温的、混着饭菜和人味的味道。
罗警官第一个进去，我跟在后面。
客厅里电视开着。
屏幕是蓝的，上面一行字：无信号。
桌上摆着两副碗筷。
一副在左边，一副在右边。
两个碗，一个盛着米饭，米饭已经硬了，上面裂开几道口子。另一个碗是空的。
两双筷子，摆得整整齐齐，横在碗上。
桌子中间一个碟子，碟子里是半碟子咸菜，咸菜上面有一层白。
我站在门口，没有往里走。
罗警官走过去，推开卧室的门，然后停住了。
他回头，对我们摇了摇头。
那天下午三点四十分，法医来了。
四点半，殡仪馆的车来了。
我在楼下站到天黑。
楼道更黑，我还是举着手机，一级一级往下挪。
走到三楼的时候，我坐在楼梯上，坐了很久。
我想起三月二十八号那天。他站在店门口，说钥匙又忘在屋里了，这个月第三回。
我说梁伯你这记性不行了。
他说老了，脑子不管用。
我跟他上楼，八分钟开完。他站在门口没进去，跟我说他孙子今年上小学，名字是他起的，想了三天，翻了半本字典。
我说这名字好。
门开了一半，他回过头，跟我讲了一句：哪天他要是没下来，让我上来看看。
我说你这身体，还能天天下来。
他笑了一下，把门带上。
门关严之前，我闻见里面有一股闷味。我想着第二天提醒他开个窗。
第二天我忘了。
在三楼楼梯上，我坐着没动，把那天从头到尾又想了一遍。
二十一天。
我一个人在楼下站着，抬头看六楼的窗户，看了二十一天。
我以为我在等他下来。
其实我是怕上去。
十四、门里
梁伯是四月六号走的。
法医说的。心肌梗死，走的时候应该很快，没有痛苦。
四月六号是星期六。
那天我在干什么？
我翻了一下登记本。四月六号，上午换了一个门锁，下午配了十二把钥匙。
晚上我在家看电视。
那天晚上，六楼的一盏灯灭了。
四月七号，八号，九号，我在宝华路 301 门口蹲着开锁。
四月九号晚上，我在派出所。
四月十二号，我在派出所，看着老周被带走。
四月十五号，我挂出“休息三天”的牌子。
四月十八号，我还在楼下站着。
四月十九号早上，我上楼，把听音杆贴在门上，听见水声。
四月十九号下午，门被切开。
中间隔了十三天。
十三天里，那间屋子里，一个人躺在床边，桌上摆着两副碗筷，电视开着，屏幕上是“无信号”，水龙头滴着水，冰箱嗡嗡响。
楼下的小卖部李姐每天开门关门，一天卖七八包烟。
楼上的住户每天上下楼，走过 602 门口，谁也不敲。
二十一天，我每天抬头看那扇窗，一次也没上去。
后来我进了那间屋子，是第二天上午，跟着他儿子进去的。
梁志强是四月二十一号凌晨到的，从温哥华飞香港，转广州，一共飞了十九个小时。
他到的时候是早上六点，我在店里，听见外面有人敲门。
开门，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站在门口，穿一件黑外套，眼睛肿着。
他说，你是陈师傅吗。
我说是。
他说，我是梁志强。
我说，进来坐。
他说，不坐了，你带我上去。
我们一起上楼。
楼道里他一句话没说，走到六楼，他在门口站住了。
门是新锁的，贴了封条。
他站在那儿，肩膀开始抖。
抖了很久，他蹲下去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蹲在自家门口，两只手撑着膝盖，头埋在胳膊里。
我没劝他。我站在旁边，看着楼道墙上的白灰。
过了大概五分钟，他站起来，说，进去吧。
门是罗警官开的。
屋里的东西已经动过了，法医和警察翻过。桌上那两副碗筷还在，一个碗里的米饭硬了，一个碗是空的。
梁志强走到桌前，站着看。
他说，这是什么。
我说，两副碗筷。
他说，他一个人住，摆两副干什么。
我没说话。
他伸手，把右边那副碗拿起来，翻过来看碗底。
碗底有一道裂纹，用胶粘过。
他说，这个碗我认得。我小时候用的。
他把碗放下，走到日历前面。
那是一本老式的挂历，一天撕一张的那种。撕到四月六号。
四月六号那一页还挂着，没有撕。
上面用铅笔圈了一个圈，圈里写了一个字。
“回”。
梁志强站在那儿，看着那个字，看了很久。
他说，他以为我要回来。
我说，他跟我说过，你说今年可能回不来。
他说，我说的是可能。
他说，我三月二十号跟他视频，他说他包了饺子，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今年公司忙，可能明年。
他说，他说好，那你忙。
他说，他挂了视频，就在日历上圈了四月六号。
他说，四月六号是我生日。
我没说话。
他转过身，看着我。
他说，陈师傅，他平时麻烦你多吗。
我说，不多。他两个月忘一次钥匙，我上来开。
他说，收钱吗。
我说，不收。
他说，为什么。
我说，我门口写着，七十岁以上免费。
他看着我，眼睛红着。
他说，我给他寄过钱，每个月两千加币，他一直没用。我查过他的银行卡，三年没动过。
我说，他不缺钱。
他说，那他缺什么。
我没回答。
这个问题我答不了。
那天下午，梁志强在屋里收拾东西。我帮他搬了两个纸箱下楼。
一个箱子里是被子、衣服、一个电饭锅。
另一个箱子里是照片、信件、一个饼干盒。
饼干盒里是钥匙。
一共十一把。
梁志强一把一把拿出来，摆在桌上。
他说，这些是什么钥匙。
我看了一眼。
有防盗门的，有自行车锁的，有一个是我店门的。
我说，最后这把是我店里的。
他说，他为什么有你店里的钥匙。
我说，有一次他帮我看了半天店，我去送货，回来他把钥匙还我，我说你留着吧，万一我丢了呢。
梁志强把钥匙拿起来，看了很久。
他说，他一直留着。
我说，是。
他说，他这个人，什么都留着。
收拾东西的时候，梁志强在抽屉里找到一个本子。
不是日记，是记账本。
一本小学生用的横格本，用圆珠笔写的。
第一页是二〇一九年一月。
上面写着：
“一月三号，买菜，二十三元。一月五号，理发，十五元。一月七号，给小安买书包，一百八十元（寄）。”
小安是他孙子。
梁志强一页一页翻。
翻到二〇二一年，有一行写的是：“十一月十二号，开锁，八十元（陈师傅没收）。”
下面又写：“欠陈师傅三次。”
再翻，二〇二二年：“三月七号，开锁，没收（欠四次）。”“六月十九号，开锁，没收（欠五次）。”
一直记到二〇二四年三月。
最后一页写的是：“三月二十八号，开锁，没收（欠三十七次）。”
下面一行，字有点歪：
“这些钱要还。人家不好意思要，我不能不好意思不还。”
梁志强把本子合上，坐在沙发上，很久没动。
他说，陈师傅，他欠你三十七次。
我说，他不欠我。
他说，他记着。
我说，记着也不欠。我门口写着七十岁以上免费。
他说，他记着，说明他心里过不去。
我没说话。
他把本子放进纸箱，说，这个我带回去。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户关上。
关的时候用了很大的力，窗户“咔”一声。
屋里安静下来。
我这才发现，那个冰箱的声音一直在响。
现在还是很响。
他把钥匙放回饼干盒，盖上盖子，说，陈师傅，这些我带走。
我说好。
他抱着箱子下楼，走到三楼的时候停了一下，回头看我。
他说，陈师傅，谢谢你。
我说，我没做什么。
他说，你上来了。
我没说话。
他说，我十九个小时飞回来，你二十一天在楼下看。你比他儿子强。
他说完就下楼了。
我在三楼站着，站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把店关了，坐在里面，没开灯。
我想起我师父。
他死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店里，躺椅上，三天没人知道。
是我发现的。因为我三天没见他开门。
我那时候二十七岁，站在警戒线外面，看见他手里捏着一把起子。
我当时想的是，这行不好。
一个人干这行，干到最后，连个知道你死的人都没有。
现在我知道了。
不是这行不好。
是人到最后，都是一个人。
十五、最后一把
十月八号，逢源路贴了红纸。
通告上写的是“旧城改造项目征收范围”，一共七十三户，我们这条街从一号到四十七号都在里面。
红纸贴在我店门口的柱子上，正对着门。
我撕过一次，第二天又贴上了。
李姐站在她小卖部门口看了半天，说，小陈，这回是真的了。
我说是。
她说，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不知道。
她说，我打算回老家。我在这儿二十三年了。
我说你回去干什么。
她说，我儿子在县城买了房子，让我回去带孙子。
我说那挺好。
她说，好什么，我带了一辈子孩子，还要带。
她说这话的时候在笑。
十月十五号，街道来了两个人，一个姓黄的科长，一个年轻姑娘，拿着本子和表格。
他们挨家挨户登记，登记到我这，问我，你这店面多大。
我说两米宽，进深四米，八个平方。
他说，有营业执照吗。
我说有。
他说，有租赁合同吗。
我说有，房东姓何，何伯，七十多了，住楼上。
他记了一下，说，补偿的事后面再谈，你先准备一下，年底之前要搬。
我说好。
他说，你这个行业有特殊性，我们登记一下，你搬走了，这片居民要开锁找谁。
我说，你们可以留个电话，我搬了也能来。
他抬起头看我。
他说，你还来？
我说，我就搬到前面那条街，骑车十分钟。
他笑了一下，说，那行。
十一月初，我开始收拾东西。
东西不多：一张工作台，两个货架，一个玻璃柜，一把椅子，一台老式配钥匙机，七本登记本，三箱工具。
配钥匙机是二〇一二年买的，一万二，用了十二年，还能用。
我把它擦了一遍，上了油，用塑料布包起来。
十一月十号，街道的黄科长又来了，这回是来收东西的。
他说，街道要办一个“社区记忆馆”，收集老物件。听说你有登记本？
我说有。
他说，能不能捐给我们。
我说，你要这个干什么。
他说，这是记录。这条街十五年的开锁记录，八千多户人家，这是我们街道的历史。
我想了三天。
第四天我把七本登记本装在一个纸箱里，送到街道。
黄科长翻了翻，说，这些字都是你写的？
我说是。
他说，写得挺工整。
我说，干这行，字要写清楚，不然出了事说不清。
他翻到最后一本，翻到最后几页。
他说，这一页怎么是空的。
我说，还没写到。
他说，那你还写吗。
我说，写。
十二月三十一号，最后一天。
那天早上我六点就起来了。
我把店门打开，把椅子搬到门口，坐在那儿，看着街上。
街上跟平时一样。
卖肠粉的推着车过去，卖菜的挑着担子过去，几个老人在骑楼底下打牌，声音很大。
七点二十，来了第一个客人，是个老太太，配一把钥匙。
八点，来了一个年轻人，换电动车锁。
九点半，李姐过来，送了一碗糖水，说，最后一天了，喝碗甜的。
我喝了。
十点，一个女人来开锁，说她妈在屋里，敲门不应。我去了，开了，老太太在睡觉，戴着耳塞。
十一点，阿良来了。
他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袋橘子。
他说，师父。
我说，你不是走了吗。
他说，我回来了。
我说，回来干什么。
他说，听说你这店要拆。
我说，拆了。
他站在那儿，不说话。
我说，进来坐。
他进来，把橘子放在桌上。
他说，师父，我在东莞干了四个月。
我说，怎么样。
他说，不怎么样。直播那行，一天播八个小时，播到嗓子哑，一个月四千五，还不包吃住。
我说，那你怎么不干了。
他说，我妈说，人还是得学一门手艺。
他说这话的时候低着头。
我说，你想学什么。
他说，我想学开锁。
我看着他。
他说，师父，我知道我以前不懂事。
我说，你以前不是不懂事，你是心急。
他说，我现在不急。
我说，这行急不来。三年出师，五年上手，十年才敢说自己会。
他说，我知道。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把起子，放在桌上。
我说，这把是我师父传给我的，二〇〇八年他用这把开了四千多个门。
他伸手去拿。
我说，别急。
他停住了。
我说，我教你第一句话。
他说，什么。
我说，先听。
他抬起头。
我说，站在门口先别动，听。听门后面有没有人。
他说，然后呢。
我说，然后手要松。
他愣了一下。
我说，手一紧，什么都听不见了。
他坐在那儿，把这句话念了一遍。
下午四点，我开始收摊。
最后一样东西是那块招牌。
招牌是木板做的，二〇〇九年挂上去的，上面一行红字“陈记开锁”，下面一行小字“七十岁以上免费”。
我搬梯子，上去，把两个螺丝拧下来。
招牌拿在手里有点沉。
我把它靠在墙边，进屋，关灯，锁门。
锁是我自己装的，C 级，装的时候我留了三把钥匙。
一把给我老婆，一把放在工具包里，一把插在锁孔上。
我锁上门，把钥匙往里推了一点，推进去，不拔。
李姐在对面看着，说，小陈，你钥匙不拔，晚上被人偷了怎么办。
我说，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她说，那也锁着啊。
我说，锁着。
我骑上车，往家走。
骑到巷口，我回头看了一眼。
骑楼底下那间两米宽的门面，门关着，锁上插着钥匙。
招牌靠在墙边，红字朝着里面。
我把车停下，坐在车上，抽了一根烟。
十五年前我第一天开门，门口站着一个老太太，问我配钥匙多钱。
我说五块。
她说太贵了。
我说那四块。
她说三块。
我说行。
那把钥匙我配了三分钟，收了三个硬币。
那天晚上我在本子上写：三月十一，裁缝铺，换锁芯，三十五。
我写错了。第一笔生意是配钥匙，三块。
我后来一直没改。
因为我记得那把钥匙。
一把很小的、黄铜的、齿很深的老式钥匙。
我配完递给她，她拿在手里掂了掂，说，配得挺好。
我说，好用你再来。
她说，我不用再来，这是我家的，我就这一把。
我把烟抽完，摁灭，发动车子。
那天晚上我老婆做了四个菜，说，恭喜你退休。
我说，我没退休，我明天还干。
她说，你店都没了。
我说，我在家干。
她说，家怎么干。
我说，你把阳台腾出来。
她笑了半天。
吃饭的时候，我女儿打电话来，说，爸，听说你店拆了。
我说拆了。
她说，你以后干什么。
我说，我教徒弟。
她说，你还有徒弟？
我说，有，一个。
她说，那挺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把工具包放在腿上。
工具还是那些，起子少了两把，锡纸早用完了。
我数了一遍，一样不少。
我把包拉上，放在门口。
明天早上七点，阿良会来。
我会给他一麻袋旧锁芯，让他坐在小板凳上，一个一个拆。
拆到第三个月，他能闭着眼装回去。
那时候我会跟他说一句话。
这句话我师父跟我说过，我现在还记得他当时的样子。
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看着门口。
他说，你开的是锁，不是门。
锁是死的，门后面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