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半步巷最深处的灯
我在二十八岁这年，被最好的朋友背刺了。
那天下午三点十七分，我坐在工位上，看着部门群弹出的评优公示——季度优秀员工，林晓冉。
她拿走的那套新品推广方案，是我熬了一个月、通宵三次做出来的。她连我存在电脑里没加密的终稿，都原封不动拷走了。
我在办公室坐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太阳一寸一寸挪下写字楼。
然后我站起来，把辞职信打印出来，装进包里，走了出去。
我没回家。我不想回家。
我在街上走了两个小时，走到脚底板发麻，走过一整条商业街的霓虹，走过三个路口。最后走岔了，走进一条很窄的老巷子。
巷口的青石板上长着苔，路灯是老式的，灯泡黄得发暖，一盏一盏，往巷子深处去。
有个卖凉糕的老太太正收摊，看见我，抬了抬下巴：“往里走么？里头就一家开着的。”
“什么店？”
“卖笑的。”
我停下来看她。
她把塑料凳叠起来，抱在怀里，慢悠悠地补了一句：“笑不出来不要钱。”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什么不要钱？”
“笑不出来不要钱。”老太太说完，抱着凳子走了，走两步又回头，“不信你自己去试嘛，又不要你的钱。”
我站在巷口，风从巷子深处吹出来，带着一股很淡的桂花味。
我那时候不知道，那股桂花味，是有人在里面等我。
＊ ＊ ＊
铺子在最里面，门脸小得可怜。
没有招牌，只有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帘子，上面用墨笔写着两个歪字：卖笑。
帘子底下的绳松了，风一吹，它就晃，一下、一下，像有个人在里面点头。
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我那时候心里想的是：这年头，什么都能卖。卖惨、卖萌、卖焦虑、卖课程、卖“三天速成的人生答案”。
现在连笑都能卖了。
我伸手掀开帘子。
铺子很小，十个平方都不到。一张老木桌，两把椅子，桌上放着一壶茶、两只粗瓷杯。墙角堆着几个纸箱，箱子上压着一盏小夜灯，灯罩是纸糊的，透出来的光暖得有点旧。
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人。
一个女人，看着三十出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棉布衬衫，袖子挽到手肘，头发用一根木簪松松挽着。
她正在低头擦杯子。擦得很慢，很认真，一个杯沿要擦三圈。
听见帘子响，她抬起头。
“来了。”
她说的不是“欢迎光临”，也不是“你要买什么”。
就是两个字，来了。像在等一个约好的人。
“你这儿……”我在门口站了两秒，才把话说完，“真卖笑？”
“真卖。”
“卖多少钱？”
“看你能笑出多少。”她把擦好的杯子推到我面前，倒了一杯茶，“笑出来了，你觉得值多少，就给多少。笑不出来，一分不要。”
我盯着那杯茶。
茶是温的。不烫，也不凉。像是早就晾到刚刚好的温度，只等一个人坐下来。
“你这生意，怎么做都亏。”我说。
她抬眼看我。
那眼神很干净，干净得让我有点不自在。
“你先坐。”她说，“亏不亏，是我算的。”
我坐下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坐下了。
＊ ＊ ＊
铺子里很安静。
外面巷子里有蝉，一声一顿，像有人在数数。再远处有卖冰粉的吆喝，拖着长长的尾音。风从帘子缝里挤进来，那盏纸灯的光就晃一下。
我端着茶，没说话。
她也没说话。
她就那么看着我。
不是打量，不是审视，也不是那种服务员看客人的客气眼神。就是一种，很安静的，像在看一盏终于点着了的灯。
我被看得很不自在。
“你老看我干什么？”
“我在看你会不会笑。”
“你这算哪门子买卖？”我把杯子放下，“你不讲笑话，不讲段子，不做个鬼脸，就坐着看我？”
“笑话我讲不来。”她笑了一下，“段子我也记不住。”
“那你这叫卖笑？”
“我这儿从来不卖笑。”
她把茶壶提起来，添了半杯，慢慢说：
“我就是在这儿坐着，等你把心里那些东西放下。”
“放下了，你就笑了。”
我愣了一下，笑得有点冷。
“我没什么东西要放下。”
“那你坐这儿干什么？”
我没接话。
因为我不知道。
我确实没什么可说的。我被同事背刺，我被客户当众摔了文件，我迟到了三分钟被扣掉全勤——这些事，说出来都太小了。小得像鞋里的一粒沙子，不值得跟任何人讲，可它硌了你一整天，一整个月，一整年。
我一直觉得，这些事不配叫烦恼。
“你叫什么？”她问。
“沈渡。”
“哪个渡？”
“渡人的渡。”
“好名字。”她点点头，“渡人渡己。”
“就是不知道，”她顿了顿，“你自己渡过去没有。”
那一瞬间，我鼻子忽然就酸了。
不是因为这句话多厉害。
是因为太久了。
太久没有人坐在那儿，不问我业绩、不问我方案、不问我这个月有没有涨工资、不问我什么时候买房结婚，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我，问一句：
你自己，过得怎么样。
我低下头，喝了一口茶。
茶有点涩，回甘很慢。
“我被人坑了。”我说。
“嗯。”
“最好的朋友。三年。我什么都跟她说，什么都给她。她把我的方案偷走了，拿去评优。”
“嗯。”
“我不是心疼那个奖。”我抬起头，“我心疼我那三年。”
她没说话，只是把杯子往我这边推了推。
我伸手去够，手有点抖。
“我一直在想，”我说，“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是不是我太傻。是不是我不该对一个人那么好。”
“你想错了。”
“哪里错了？”
“你错不在对人好。”她说，“你错在把别人的评价，当成了自己的命。”
＊ ＊ ＊
我后来常常想起这句话。
那天我在铺子里坐了大概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里，她没讲一句笑话，没逗我一次。她只是在我说话的时候“嗯”一声，在我沉默的时候给我添茶，在我低头的时候看着窗外。
最后一杯茶喝到一半，我忽然就笑了。
不是客气的笑，不是自嘲的笑。
就是那种，胸口忽然松了一块，气顺了，忍不住笑出来的那种。
我笑得有点狼狈，眼角都湿了。
“笑出来了。”她说。
“笑出来了。”我擦了擦眼睛。
“多少钱？”
“你觉得这一笑，值多少？”
我掏口袋。早上出门急，就带了二十块钱零钱。
我把二十块放在桌上。
她收起来，放进桌底一个旧铁盒里。
“以后不开心了，”她说，“就来。”
我站起来，掀开帘子。
外面的风一下子灌进来，吹得我一个激灵。
我走出去两步，又回头。
“你叫什么？”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就叫我阿笑吧。”
＊ ＊ ＊
那天晚上我回家，我妈在电话里问我：“辞职的事想清楚了没有？”
我说：“想清楚了。”
她说：“你就是太冲动，现在工作多难找。”
我说：“妈，我今天笑了。”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
“你说的什么话。”她嘟囔了一句，挂了。
我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路灯，忽然又笑了一下。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半步巷那间铺子，从那天起，就再也不是一间普通的铺子了。
因为我走出去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那盏纸糊的小夜灯，在我笑的那一瞬间，亮了一下。
亮得像有人往里面，添了一点油。
2 接生婆的第三千个夜
第二个客人，是隔天来的。
那天下着小雨，雨不大，细细的，落在伞面上像有人拿指甲轻轻敲。
我在铺子里喝茶。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又来了。我分明不难受了。可我走到巷口，脚就自己拐了进去。
阿笑看见我，也不问。她只是把茶壶挪了挪，给我让出半边桌子。
“你今天不买笑。”她说。
“嗯。”
“那就是来喝茶。”
“嗯。”
“茶钱照收。”
“行。”
我们坐着喝茶。外面雨声很轻。
帘子被人掀开的时候，带进来一股雨气和消毒水味。
进来的是个姑娘，二十来岁，穿一件浅绿色的护士服，外面罩着件透明的雨衣，雨衣上的水还在滴。
她眼睛很红，眼下一片青，像是很久没睡了。
“这里……卖笑？”她站在门口，有点不好意思，“我在楼下看见那块帘子，我以为是谁的恶作剧。”
“是卖笑的。”阿笑说。
“笑不出来不要钱？”
“对。”
姑娘站了一会儿，忽然就坐下来，像腿一软。
“我叫小满。”她说，“产科。”
阿笑给她倒了一杯茶。
她握着杯子，半天没喝。
“我干这行第三年了。”她说，“我接生过两千九百九十九个孩子。”
“第三千个，没了。”
她说“没了”的时候，声音很平。平得像在念一份病历。
“凌晨三点送进来的，脐带绕颈，紧急剖。我抱出来的时候，孩子还有心跳。一百二十下。我抱在手上，那么烫。”
“后来心跳就掉下来了。九十，六十，三十。”
“我们抢救了四十分钟。”
“我一直在按，按得手腕现在还在疼。”她把手抬起来，抖了一下，“按到主任说，‘小满，停’。”
“我就停了。”
“然后我抱着他，去洗手。给他擦身子。给他包上那块蓝布。抱给他妈妈看了一眼。”
“他妈妈没哭。”
“她说，‘让我抱抱他’。”
小满说到这里，忽然就不说了。
她把杯子握得更紧，指关节都白了。
“我一直以为我最怕的是血。”她说，“不是。我最怕的是那块蓝布。”
“因为它太小了。”
阿笑没说话。
铺子里静得能听见外面雨滴落在檐上的声音。
“那之后我就不敢笑了。”小满说，“我早上上班，看见同事在笑，我就想，你怎么能笑。晚上回家，我妈给我做了一桌子菜，我笑不出来。我朋友结婚，我坐在那儿，脸是僵的。”
“我去看过医生。医生说我这是创伤反应，让我休息。我休了一个礼拜，回来还是这样。”
“我是不是有病。”
阿笑摇摇头。
“你没病。”
“那我为什么笑不出来？”
“因为你在心里，给自己判了刑。”
小满抬起头。
阿笑看着她，声音很轻。
“你觉得是你的错。”
“是不是我的错？”小满的声音抖了，“我抱着他出来的，我按了四十分钟，我按到手都废了。可我救不了他。”
“救不了，不等于害了他。”
“可是我每次闭上眼，我就看见那块蓝布。”
“那你闭上眼的时候，”阿笑问，“有没有看见那两千九百九十九个？”
小满愣住了。
“两千九百九十九个孩子，被你抱出来，第一声哭是你听见的。”阿笑说，“他们的妈妈第一次笑，也是在你面前。”
“这个数，你记得吗？”
“记得。”小满说。
“那你为什么只记得第三千个？”
小满没说话。
眼泪一下子就落下来了。
落进茶里，“嗒”一声。
“因为你是个好人。”阿笑说，“只有好人，才会只记得自己没能救下的那一个。”
“但是小满，”她把杯子往小满面前推了推，“那两千九百九十九个，也值得你记得。”
“你救了人，你有资格笑。”
“你救不了人，你也有资格笑。”
“因为你尽力了。”
＊ ＊ ＊
小满哭了很久。
哭到雨都停了。
她哭的时候，阿笑一句话没说，就是不停地给她添茶。添到壶里都快空了。
后来小满抽了一张纸巾，擤了擤鼻子，忽然就笑了。
笑得很难看，鼻涕眼泪糊了一脸。
“我这样笑，”她指着自己的脸，“好像个疯子。”
“是有点像。”阿笑说。
两个人都笑了。
“多少钱？”小满掏出手机。
“你觉得呢？”
小满想了想，扫了桌上的码，转了一笔钱。
我瞟了一眼，转的是三十七块。
“三十七？”我忍不住问，“怎么是这个数？”
“我今年三十七岁。”小满说，“我进产房那天是三十七号。那个孩子，是三十七周。”
她站起来，把雨衣重新穿上，朝我们摆摆手。
“谢谢。”
“我明天要上夜班。”她说，“我好像……没那么怕了。”
她掀开帘子出去，雨衣上的水甩了一地。
我听见她在巷子里走了几步，忽然哼起歌来。
跑调跑得很厉害。
＊ ＊ ＊
“三十七块。”我说，“她给的比我还多。”
“她给的比你多。”阿笑点点头。
“为什么？”
“因为她的笑，比你的重。”
阿笑把茶壶放下，看着门口那块还在晃的帘子。
“你看，笑这个东西，有重量的。”
“三十七块，是她把心里那块蓝布，轻轻放下了。”
“二十块，是你把三年的委屈，放下了。”
“都不便宜。”
我没说话。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阿笑。”
“嗯。”
“你昨晚上那个灯，为什么会亮？”
她正在收杯子，手停了一下。
“什么灯？”
“就那盏。”我指了指墙角，“我笑的时候，它亮了一下。”
她把杯子放回原处，慢慢地擦。
“那是你看错了。”
“我没看错。”
“沈渡。”她抬起头，看着我，“有些事，你知道了，就不好玩了。”
“我不想好玩。”
她笑了，摇摇头。
“再等等。”
“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你自己看出来。”
＊ ＊ ＊
那天我走的时候，巷子里的地还湿着。
路灯把水洼照得一片一片的，像碎了满地的小镜子。
我踩过去，镜子里的人就散成一圈一圈的光。
我忽然想，小满明天夜班。
她要是再遇见第三千零一个呢。
我想，她大概还是会难过。
但她应该，会笑了。
因为有些事，不是你救不救得下。
是你救的时候，有没有把自己给搭进去。
3 给一万个人上过妆
第三个客人，是个老头。
他来的那天下午，太阳很好。
巷子里晒着几床棉被，风一过，被面鼓起来，像有人在里面呼吸。
老头推门进来，先看了看铺子，又看了看桌子，再看了看我们两个人，最后才在椅子上坐下。
他穿着一件干净的灰夹克，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头发梳得很整齐，梳得一丝不乱。
“就是这儿？”他问。
“就是这儿。”阿笑说。
“我侄女让我来的。”他把一个保温杯放在桌上，“她说不开心的人可以来这儿坐坐。”
“你侄女叫什么？”
“她没说名字。”老周想了想，“哦，她说了句‘笑不出来不要钱’。”
我“啊”了一声。
“是小满。”
老头点点头：“她是接生的。”
“她昨天买了笑回去，今天就告诉你了？”
“没有。”老头摇头，“她昨天回来，跟她妈吵了一架。”
我愣了一下。
“吵什么？”
“她妈一直嫌她当护士不体面，说她一身消毒水味，三十二了还没嫁人。她昨天回家，她妈又念叨。她一边吃饭一边笑，说‘妈，我今天在医院救了个人’。”
“她妈说什么？”
“她妈说，‘你笑什么笑，你有什么好笑的’。”
老头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
“然后她就哭了。然后她就说，‘妈，我救不了的人，我记了三年。我救下的人，我一个都没记。我笑一次，你能不能别管我’。”
“她妈被她吓着了。她回屋睡觉，睡到今天中午。”
我听着，忽然觉得心口有点热。
“那你是她什么人？”我问。
“我是她姑姑的老公。”老头说，“我叫周守仁。”
“做什么的？”
“化妆。”他顿了顿，“给死人化妆。”
＊ ＊ ＊
我给自己的杯子倒满了茶。
他端起杯子，又放下了。
“你不问问，给死人化妆是什么滋味？”
“不问。”我说，“我大概能想出来。”
“你想不出来。”老头笑了笑，“活人脸会红，会白，会僵，会出汗。死人脸不会。”
“死人脸就一个样。你扑三层粉，它也不红。你打八遍光，它也不亮。”
“我这辈子，给一万个人上过妆。”
“一万个，一个样。”
他说这话的时候，太阳正好从帘子缝里斜进来，把他半边脸照亮。
“我媳妇，是第一个我上了妆却认不出的。”
我没说话。
“她五十九走的。胃癌。”老周说，“走的时候瘦得只剩下骨头，颧骨高，眼窝凹。”
“我给她上妆，上了一下午。”
“我想把她化成我认识的样子。我想让她再胖一点，让她的脸圆起来，让她有一点血色。”
“我扑了七层粉。”
“扑到后来，她的手凉得比粉还凉。”
“最后我化完了，站起来，看着那张脸。”
“那张脸……美。”
“美得不像她。”
他说到这儿停了一下。
“葬礼上我一滴眼泪没掉。”
“我弟弟说，哥你怎么不哭。我妹妹说，你是不是难受得哭不出来。我媳妇的妹妹说，你这人，没良心。”
“我说不出话。”
“我不是不难受。我是……”
他抬起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下，又放下。
“我是那天脸坏了。”
“什么坏了？”
“就那两天，我什么都感觉不到。”老周说，“我给媳妇上妆，是工作。我给人鞠躬，是工作。我回家，看见她那只红梳子还在梳妆台上，我也……觉得那是工作。”
“我心里像蒙了一层粉。”
“厚厚一层，把什么都盖住了。”
＊ ＊ ＊
“后来呢？”阿笑问。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开口。
老头看了她一眼。
“后来我照常上班。”
“我们那儿，一天三四场。早上殡仪馆的车一来，我就穿上白大褂，戴上手套，开始干活。”
“我干得比从前还好。真的。家属都说，周师傅化得好，像睡着了一样。”
“有人还专门来找我，说‘我爹走的时候，我自己都没看着他那么安详’。”
“我笑笑，说谢谢。”
“我一共笑了八年。”
“但是，那不是笑。”
老周低下头。
“那是什么？”
“那是……”他想了很久，“那是口罩。”
“我戴着口罩，才敢站在那些家属面前。我戴着口罩，才敢跟我弟弟喝酒。我戴着口罩，才敢一个人在家看电视。”
“我把口罩戴了八年，都长在脸上了。”
“我媳妇走了八年，我一次都没真笑过，一次都没真哭过。”
铺子里静得能听见外面翻被子的声音。
“那你今天来，想要什么？”阿笑问。
“我不知道。”老周说，“我就是想，能不能把口罩摘了。”
“我试过。我试过一个人在家里哭。我坐在客厅，看着我媳妇那只红梳子，我掐自己的手，我想哭。”
“哭了三分钟。一滴都没有。”
“我怀疑我脸坏了。”
＊ ＊ ＊
阿笑站起来，走到墙角，从箱子里拿出一个东西。
是一面旧镜子，铜边，边上掉了漆。
她把镜子放在老周面前。
“照一照。”
老周盯着那面镜子，手没动。
“我不敢。”
“照一照。”她重复了一遍。
老周的手抖了很久，才抬起来。
他把镜子慢慢转过来，正对着自己的脸。
那一刻，我看见他的手猛地一僵。
镜子里那个老头，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脸上干干净净，一点表情都没有。
像一个上过妆的人。
他自己也愣住了。
“这……这是我？”
“是你。”
“我怎么……”
“你给自己上了八年妆。”阿笑说。
“你以为你在给死人化妆，其实这些年，你一直把你自己的脸，当成一张遗体。”
“你把它擦干净，扑上粉，把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
“你怕它有表情。”
“你怕别人看出你还活着。”
老周的眼泪，“哗”就下来了。
一下，两下，压都压不住。
他就那么对着镜子哭，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像有个人在他胸口里待了八年，终于坐起来了。
哭到后来，他忽然笑了。
笑得很轻，很哑，像老门轴响了一声。
“我媳妇生前老说我，”他抹了一把脸，笑得满脸都是泪，“她说周守仁你这个脸，跟殡仪馆的墙一样白，你笑一个给我看看。”
“我说我不会笑。”
“她说，‘我教你’。”
“她教了二十年，我都没学会。”
“今天我会了。”
他把镜子推回去，站起来，朝我们深深鞠了一躬。
“多少钱？”
“你觉得值多少？”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旧钱包，数了半天，数出五十块，放在桌上。
“五十。”
“为什么五十？”
“她走了五年。”老周说，“我今年五十五。”
“我打算从今年开始，好好活。”
＊ ＊ ＊
他走的时候，太阳斜得很低了。
他走到巷子里，忽然停下来，抬头看了看天。
他就在那条巷子里，站着，看了很久的天。
然后我看见他抬起了手，把手伸到领口，一颗一颗地，把扣子解开了两颗。
风一吹，他的灰夹克就鼓起来了一点。
他走得挺直。
＊ ＊ ＊
“阿笑。”我回头看她。
“嗯。”
“你今天给他照的那面镜子……”
“怎么了？”
“那上面是不是有点光？”
阿笑正在擦那面镜子。她擦得很慢，很认真。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你又看见了？”
“我看见了。”
她笑了。
“沈渡。”
“嗯？”
“你比我想的，要灵。”
她低头继续擦镜子，轻声说：
“他在镜子里没看见自己的脸。”
“他看见的是他媳妇。”
“一个给一万个人上过妆的人，最后一次上妆，是给自己。”
“妆卸了，人就活了。”
4 雨里跑单的人
第四个客人，是被雨推进来的。
那天下了很大的雨。
重庆的雨就是这样，不打招呼。前一秒天还亮着，后一秒整片天就压下来，雨点大得像有人在楼上泼水。
我在铺子里，听见雨砸在棚顶上，密密地响。
帘子被人一把扯开，进来一个浑身湿透的人。
他把安全帽往桌上一放，水“哗”地流下来，在地板上摊开一小片。
“不好意思。”他喘着气，“我能不能在这儿躲一下？”
“能。”阿笑说，“先把脸擦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巾，抹了一把脸，抹出一道泥。
我这才看清他。
二十出头，脸很瘦，眼睛很亮。穿着一件骑手服，蓝色的，后背印着“闪送”两个字。裤腿全湿了，贴在腿上。
“你叫什么？”阿笑问。
“阿飞。”
“哪个飞？”
“飞机的飞。”
“好名字。”
“不好。”阿飞说，“我妈给我起这名，是想让我飞出去。”
“结果我天天在地上跑。”
他坐下来，看见桌上的茶，愣了一下。
“这茶……能喝？”
“能喝。”
他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喝完了一整杯。
“谢谢。我今天一口水没喝上。”
“为什么？”
“爆单。”阿飞说，“下雨天爆单，系统一响，你就得跑。你不跑，就超时。超时就扣钱，扣分，扣到一定程度，账号就封。”
“今天跑多少了？”
“一百三十七单。”他看了看手机，“还差十一单。”
“跑了多久？”
“早八点到刚才。”他算了一下，“十二个钟头。”
＊ ＊ ＊
“一个月挣多少？”我问。
“看跑多少。”他说，“多的时候七八千，少的时候四五千。”
“租房一千八，吃饭一千五，电动车充电、修车、罚款，一个月又要七八百。”
“剩下两千多。”
“寄回家。”
我沉默了。
“我妈在老家。”阿飞说，“她腿不好，跪都跪不下去。我每个月寄两千二，不敢断。”
“断了，她药就停。”
雨声忽然大了一阵。
阿飞的手机“叮”了一声。他低头看了一眼，脸一下就白了。
“又是差评。”
“怎么了？”
“今天中午送一单，菜品洒了，我赔了钱，客还是给差评。”他把手机转过来给我看，“写的：‘骑手态度差，东西全倒了，以后别点了’。”
“我态度哪里差了。”他喃喃地说，“我一路都在道歉。”
“我那一天跑了六趟，我最后跟他鞠躬，我说对不起，钱我赔了，您别投诉我。”
“他关门的时候，我看见他手上有三杯奶茶，两杯咖啡。”
“他自己点的，比我一单还多。”
阿飞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我有时候想，”他说，“我在这个城市跑了两年，我认识几百条路，我知道哪个小区电梯坏，哪个写字楼保安凶，哪条巷子的狗半夜会叫。”
“可这个城市，没有一个人认识我。”
“我送过一万多单。”
“一万多个人，接过我的电话。他们说的永远是‘怎么还没到’。”
“没有一句，‘辛苦了’。”
“没有一句，‘慢点骑’。”
＊ ＊ ＊
阿笑一直没说话。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把帘子掀起一角，看了看外面的雨。
“雨小了。”她说。
“要不要我给你讲个事？”
“你说。”
“我认识一个人。”阿笑回来坐下，“他每天早上五点出门，晚上十一点回家。他给人送了三年东西，从来没抬头看过天。”
“有一天，他的车坏在半路上。很偏，没电了，推都推不动。”
“他就坐在马路牙子上，等天亮。”
“坐着坐着，他抬头了。”
“看见天上有星星。”
“他说，‘原来这儿有星星’。”
“他在这个城市跑了三年，第一次抬头。”
阿飞睁开眼。
“然后呢？”
“然后他哭了。”
“他说，他已经忘了他最后一次看天，是什么时候。”
“他说，他每天跑，跑到最后，他只看得见前方三米。”
“三米。就是电动车大灯能照到的地方。”
“再远一点，他不知道是什么。”
铺子里静下来。
雨声细细的，已经快停了。
“阿飞。”阿笑说。
“嗯。”
“你今天跑了十二个钟头，一百三十七单。”
“嗯。”
“你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抬头看天了吗？”
阿飞愣了一下。
“没有。”
“为什么没有？”
“赶时间。”
“那现在。”阿笑指了指门口，“你抬头看看。”
阿飞站起来，走到帘子前，把帘子掀开。
雨停了。
云在散，天边裂出一道光，橙色的，很薄，像有人在上面烧了张纸。
阿飞就站在那儿，仰着头。
他站了很久。
“好看。”他说。
“多久没看过？”
“不记得了。”
“那你现在，为什么能看？”
阿飞转过头来。
他脸上还挂着一道泥，衣服还是湿的，眼睛还是红的。
但是他笑了。
笑得有点笨，像很久没有用过这个表情，肌肉都僵了。
“因为……”他想了想，“因为我不跑了。”
“我停下来了。”
＊ ＊ ＊
我从口袋里掏了二十块，放在桌上。
“你干什么？”阿飞看着我。
“我请你喝茶。”我说，“你今天笑出来了。”
“我笑是他笑，凭什么我付钱？”
“我乐意。”
阿飞看着我，忽然笑得更大声了。
“你是个怪人。”
“彼此彼此。”
阿笑把钱收起来，放进铁盒。
阿飞看了看手机，站起来，把安全帽扣回脑袋上。
“我得走了。”他说，“还有十一单。”
“雨停了，慢慢骑。”阿笑说。
“嗯。”
他掀开帘子，走到门口，忽然回头。
“喂，你们这铺子叫什么来着？”
“卖笑的。”
“卖笑……”他念了两遍，“行。我回头带我们站点的人来。”
“你们站点多少人？”
“一百三。”
我跟阿笑对了一眼。
“那得排队。”
＊ ＊ ＊
阿飞骑走了。
电动车的声音越来越远，融进傍晚的车流里。
我站在铺子门口，看着巷子里的积水反着光。
“阿笑。”
“嗯。”
“你刚说的那个人。”
“哪个？”
“等天亮、抬头看星星那个。”
“哦。”她笑了笑，“怎么了？”
“那个人是不是你？”
她正在收桌上的杯子，动作没停。
“我哪有车。”
“我是说，”我盯着她，“你是不是也在等天亮？”
她把杯子放好，抬起头。
“沈渡，你怎么老问这些。”
“因为我看见灯亮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
“灯亮，是因为有人笑了。”
“不是因为我。”
“是因为阿飞。”
她把最后一盏灯吹灭，铺子里只剩下外面的天光。
“你去吧。”她说，“天黑了，我得关铺。”
“你不送我？”
“不送。”
“那我明天来。”
“行。”
我转身出去。
走到巷口，我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在笑。
不是一个人的笑。
是很多人，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像风穿过一片树林。
5 一屋子不会笑的人
阿飞说话算话。
三天后，铺子里来了一屋子人。
不是一百三十个。他没那么缺德。
他带了四个人来：一个律师，一个环卫工，一个小学老师，一个程序员。
加上他自己，五个人挤在十个平方的铺子里，坐都坐不下，最后是有人坐在纸箱上，有人坐在门槛上。
阿笑把茶壶提出来，一人倒了一杯。
“先说好，”她一边倒一边说，“我这儿不卖笑，也不劝人。你们要是想在这儿骂人，我不管。想哭，我这儿有纸巾。想笑，你就笑。”
“倒完茶，我就在这儿坐着。”
五个人面面相觑。
阿飞先开了口：“我先说。反正他们都听我唠叨一路了。”
“我昨天又被差评了。这次是因为汤洒了。我认了。我赔了钱。我给客户道歉。”
“我妈打电话来，说她腿疼得厉害。我说妈你去医院。她说没钱。”
“我转了三千块过去。我卡里还有四百。”
他把杯里的茶一口闷了。
“我说完了。”
＊ ＊ ＊
律师姓吴，三十八岁，穿一件熨得很平的衬衫，袖口扣得很紧。
“我干了十一年。”他说，“打过的官司，我数不清了。”
“我接的最多的，是农民工讨薪。”
“一个工地，三十个人，欠了十四万。包工头跑了，总包说没责任，甲方说已经结算。”
“我跑遍了住建局、劳动监察、法院。我整理了四百多页材料。”
“我谈成了。谈到最后，总包同意付十万。”
“十万。”他说，“三十个人，一人三千三。”
“签字那天，一个师傅拉着我的手，说吴律师，你救了我们一家的命。”
“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当天晚上，我回家，坐在客厅，我忽然想，‘我应该做的’。”
“我做了十一年，我一直觉得，我做的事是有价值的。”
“可是我一算，我从这些人身上拿的代理费，加起来，还没有我去年替一家地产公司写的一份合同多。”
“那份合同，我写了六个小时。”
“那三十个人，我跑了三个月。”
“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吴律师低下头，“我就是……有点糊涂了。”
＊ ＊ ＊
环卫工姓董，五十五，脸被太阳晒得很黑，手上全是裂开的口子。
“我扫的那条街，”他说，“叫学田街。”
“扫了十九年。”
“我早上四点起来，四点半到岗，扫到十一点。下午两点到岗，扫到五点。”
“那条街上有三十七棵黄葛树。哪棵树掉叶子多，我全知道。”
“我儿子上大学。他学的是计算机。”
“他去年回家过年，我们一家在客厅看他小时候的照片。”
“他忽然问我一句，‘爸，你扫了十九年，有没有想过换个工作’。”
“我说没想过。”
“他说，‘我同学他爸，跟你差不多岁数，人家开公司’。”
“他说，‘你扫街，一年才挣三万’。”
“我说，‘街总要有人扫’。”
“他说，‘爸，你这个人，就是太没上进心了’。”
董师傅的手在杯子上磨了一下。
“我不生气。”他说，“他说的对。我确实一年才三万。”
“我就是那天晚上睡不着。”
“我想了想，我扫了十九年。”
“我把这条街扫得，比我家的地还干净。”
“我扫了十九年，我一次都没觉得，我这工作丢人。”
“他一句话，让我觉得，我这一辈子白干了。”
＊ ＊ ＊
小学老师姓黎，三十岁出头，戴一副细框眼镜，说话很快，像一直在赶时间。
“我带三年级二班。”
“上个月，我班上一个孩子，上课一直讲话，把前面的女生弄哭了。我让他站到教室后面，站了半节课。”
“第二天，他妈妈来了。”
“带着录音笔。”
“她说，‘老师，你体罚我儿子。你知道站半节课对孩子心理伤害多大吗？我要举报你’。”
“我说，‘他欺负同学’。”
“她说，‘我儿子说他没有欺负’。”
“我们去了教务处。监控拍得清清楚楚。”
“他妈妈说，‘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罚站，你可以批评教育’。”
“我批评了。前一天我批评了他四次。”
“后来我写了检查。一份三千字。”
“我写了三遍才过。第一遍说‘认识不深刻’，第二遍说‘态度还不够诚恳’。”
“第三遍我写了，‘我深刻认识到，我不该让我的学生在身体上承受任何不适，哪怕是站’。”
黎老师推了推眼镜。
“写完那天，我在厕所里哭了十分钟。”
“不是委屈。”
“是我忽然想不起来，我为什么要当老师了。”
“我大学读了四年，考编考了两年。我那时候想，我要教出一班好孩子。”
“我教了七年。”
“我现在上课，我都不敢让学生站起来了。”
＊ ＊ ＊
程序员姓陆，二十六，头发稀疏，戴着一副很贵的耳机，耳机线一直绕着手指。
“我没什么好说的。”他说。
“说说。”阿飞推了他一把。
“我们项目组，七个人。做了三年。一个行业软件，从零开始。”
“我是最早进组的。我一个人写了前端的四成。”
“上周，公司说要转型。整条业务线砍了。”
“代码全删了。”
“服务器下架的那天，我在工位上，看着一排排红色的日志消失。”
“然后HR叫我去开会。”
“我以为是谈赔偿。”
“她说，‘陆工，公司准备把你调到技术服务中心，做售后支持’。”
“薪水降四成。”
“我说，我不去。”
“她说，‘那你考虑一下，公司现在在优化，你可以主动离职’。”
“我说，‘代码呢’。”
“她说，‘代码是公司的’。”
“我说，‘那三年呢’。”
“她愣了一下，说，‘陆工，你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
陆工抬起头。
“我不是舍不得代码。”他说，“我是舍不得，那三年我每天下班最后一个走，我每次说‘再改一下就好了’。”
“我改了一千多次。”
“我删的时候，连个备份都没有。”
“我三十岁不到，我头发掉了一半。”
＊ ＊ ＊
裁缝姓温，是个老太太，六十七岁，穿一件藏蓝的斜襟褂子，手上戴着顶针，指甲剪得很短。
她一直没说话，坐在门槛上，抱着茶杯。
“我最后一个说？”
“您说。”
“我做了五十三年衣服。”温婆婆说，“做旗袍。”
“我从十二岁跟我爹学。我爹那会儿，重庆还叫陪都。”
“我这辈子做过一千多件旗袍。我给新娘子做过，给唱戏的做过，给老太太做过。”
“我做的旗袍，腰收一分，领低一指，我一看这个人，我就知道她该穿什么。”
“我去年关店了。”
“为什么关？”
“没人做了。”温婆婆说，“现在的小姑娘，穿那个什么芭比裤、露脐装。她们说旗袍老气。”
“我店里最后一件旗袍，是前年做的。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让我给她做她当年结婚那件一样的。”
“我做了四个月。”
“她穿上那天，在镜子前面站了半个钟头，一直在摸那个盘扣。”
“她说，‘温师傅，我老头子要是还在，他准说好看’。”
“她去年走了。”
“走之前，她孙女把旗袍送到我店门口。我以为是退的。”
“纸条上写着：‘温师傅，我奶奶说，她这辈子的漂亮，都是您给的。这件衣服留给您。您别关门’。”
温婆婆说到这儿，把手里的茶杯放稳。
“我还是关了。”
“我关了不是因为没人做。是因为我一个人做不动了。”
“我把那件旗袍，挂在我店里。挂了半年。”
“我每天开门，就看着它。”
“我每天都想，我这辈子，做了那么多件，有什么用。”
“做了又怎么样。人走了，衣服就挂在那儿。”
＊ ＊ ＊
五个人都说完了。
铺子里静下来。
茶壶里的水汽，慢慢地往上飘。
阿笑一直没有说话。
她站起来，把茶壶里的水，一人添了一遍。五个杯子，一个一个，添到七分满。
添完，她把茶壶放下，坐回椅子上。
“我什么也不说。”她说，“我就说一件事。”
“你们五个人坐在这儿，一下午。”
“你们说的都是自己的委屈。”
“可是我发现啊——”
她指了指阿飞：“你说的是差评。你没说，你今天还给你妈打了电话。”
“你说的是扣钱，你没说，你今天帮一个老太太把菜扛上了六楼。”
“吴律师，你说的是代理费。你没说，那三十个工人，有两家孩子的学费，是你垫的。”
“董师傅，你说的是你儿子那句话。你没说，你扫的那条街，去年冬天没冻死一个流浪汉，因为你每天凌晨都会去看一眼那排暖气口。”
“黎老师，你说的是那三千字检查。你没说，你们班三十九个孩子，有三十八个的家长，在你被举报那天，联名写信保你。”
“陆工，你说代码被删了。你没说，你走的时候，你把一百二十页的注释，拷给了新来的实习生。”
“温婆婆，你说你关店了。你没说，你店里那件旗袍的领子里，缝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那个老太太的地址。”
“你说‘您别关门’。”
铺子里没有声音。
五个人都低着头。
“你们说的，都是别人怎么看你们。”阿笑说。
“我没听你们说一句，你们怎么看自己。”
“差评是别人给的。”
“没上进心是儿子说的。”
“体罚是家长扣的。”
“老气是街上说的。”
“你们这一辈子，把评判权，全交出去了。”
“交得干干净净。”
“然后你们问我，为什么笑不出来。”
＊ ＊ ＊
“我笑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我是谁了。”吴律师忽然说。
他说得很轻。
“我不知道我是个好律师，还是个赚钱的机器。”
“我不知道。”
“我知道。”阿飞说，“你是个好律师。”
“你刚才说那三十个人的时候，你眼睛是亮的。”
“你眼睛亮的时候，你就是好律师。”
吴律师看着他，愣住了。
然后他笑了。
笑得很不好意思，像个被老师表扬的学生。
黎老师也笑了。
“我教了七年。”她说，“我这七年，我教出过三十九个孩子。”
董师傅笑了。
“我扫了十九年。”他说，“我扫干净了一条街。”
陆工笑了。
“我写了三年。我写过一个系统。”
温婆婆也笑了。
“我做了五十三年。”她说，“我给一千个女人，做过她们最漂亮的一天。”
五个人都笑了。
笑得很乱，很不整齐，笑声撞在一块儿。
那盏纸灯，在墙角，亮了一下。
6 笑是会发光的
那五个人走了以后，铺子里安静了很久。
凳子被摆回原位，杯子一只只收起来，只有门槛上留着一道坐出来的灰印。
我坐在原来的位置上，看着墙角那盏纸灯。
“阿笑。”
“嗯。”
“那不是我看错。”
“哪一次？”
“每一次。”
我把手放在桌上。
“小满哭的时候，灯没亮。她笑的时候，亮了。”
“老周照镜子的时候，灯没亮。他哭着笑的时候，亮了。”
“阿飞抬头看天的时候，灯亮得最厉害。”
“刚才五个人一起笑，灯亮了一整片。”
“这盏灯，是用笑点的。”
她把最后一个杯子擦干，放回桌上。
“沈渡，你想听一个故事吗？”
“想。”
“很久了。”她坐下来，把袖子往下拉了拉，“我从哪儿来，我自己也说不清。”
“我记得最开始，我在一条船上。”
“嘉陵江上的。那种很小的船，船头挂一盏灯。船工夜里划，划累了就靠在船舷上，往江里吐一口唾沫，然后笑一声。”
“那种笑，很轻，很随便。不为着什么，就是活着，还能划船，还能看见江面。”
“我就在那一声里，睁开了眼。”
“后来我就顺着水走。我走到码头，走到街，走到巷子里。”
“哪有人真心笑，我就往哪儿飘。”
“笑这个东西，你看不见，摸不着。可它是有分量的。”
“一个人的笑，能飘三尺高。”
“一屋子人的笑，能飘到房梁上。”
“我一路走，一路拾。”
“我拾了一百年。”
“我拾的多了，就慢慢有了样子。有了手，有了头发，有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
“我就成了现在这样。”
＊ ＊ ＊
我盯着她。
“所以你不是人。”
“我是笑。”她说，“我是一堆笑，攒起来，攒出来的人。”
“那你为什么开铺子？”
“因为我攒不下去了。”
她把手放在桌上，我看见她的手。
那只手，有一点透明。
不是那种影视剧里的、夸张会看见背景的透明。
就是……边缘有一点淡。像一张宣纸，被光透过。
“我拾的笑，够我活很久。”她说，“但是这一百年，我拾到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人越来越不爱笑了。”
“不是没有好笑的事。是人不许自己笑了。”
“他们坐在写字楼里，坐在工位上，坐在地铁里。他们心里想笑，脸上不敢。他们要说‘我在忙’、‘我没空’、‘这有什么好笑的’。”
“他们把笑，藏得很深。”
“我一个人拾，拾不动了。”
“所以我把铺子开起来。”
“我不卖笑。我是把笑，还回去。”
“还给你们那些，自己不敢笑的人。”
＊ ＊ ＊
“这个铺子，开了多少年？”
“从我有了这间铺子，我换过十七个城市。”
“这个巷子，是最后一个。”
“为什么是最后一个？”
她笑了，笑得有点淡。
“因为我不够用了。”
“沈渡，你数一下。”她伸出那只边缘淡下去的手，“小满，老周，阿飞，吴律师，董师傅，黎老师，陆工，温婆婆。”
“八个人。”
“他们八个人的笑，够我撑多久？”
“三个月。”
我没说话。
“我开这个铺子，是想让他们笑。”她说，“可是他们笑了，我也就散了。”
“你救一个人，是拿自己的一点。”
“你救了八个人，你自己就薄了一层。”
我忽然觉得喉咙发紧。
“那你别救了。”
“什么？”
“你把铺子关了。你走。你去找个地方，好好待着。”
“你管你自己一次。”
她看着我，眼睛很亮。
“沈渡。”
“嗯。”
“你知道我为什么留下你吗？”
“为什么？”
“因为你第一次来的时候，你不是来买笑的。”
“你是来死的。”
我一下子说不出话。
“你那时候，眼睛是空的。”她说，“我见过很多人，那种空，我认得。”
“你在巷口站了很久，你不想回家。你甚至不想第二天醒过来。”
“我给你倒了一杯茶。”
“我看着你，我心里想，这个人要是能笑一次，我今天就没白开这个铺子。”
“你笑了。”
“你笑的时候，我这边，亮了一下。”
“那是我一百年来，最亮的一次。”
＊ ＊ ＊
铺子外面，巷子里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阿笑。”
“嗯。”
“你刚才说，你换了十七个城市。”
“嗯。”
“那十七个城市，有没有人接过你的铺子？”
她摇摇头。
“没有。”
“为什么？”
“因为要接这个铺子，得先笑得出来。”她说，“而且得能一直笑得出来。”
“这是最难的。”
“你自己笑一次，不难。”
“你天天笑，难。”
“你要在别人哭的时候，自己还有一点余的；在别人骂你的时候，你还能站得住；”
“在你被人背刺、被人扣钱、被人说你不行的时候，你还得相信，你笑的那一下，是有用的。”
“这样的人，一百年我只遇见过一个。”
“谁？”
她不说话，只是看着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
“阿笑，你别开玩笑。”
“我不开玩笑。”
“我干不了。”
“我没让你干。”
“那你说这个干什么？”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她站起来，把茶壶里的水倒掉，“有些事，我不说，你这辈子都不会知道。”
“就像你从来不知道，你每天上班路过的那家卖凉糕的老太太，她其实每天都在等我给她倒一杯茶。”
“就像你从来不知道，你被背刺那天，在办公室楼下，有个人看见你在哭，他停下来看了你三秒，然后他走了。”
“他那天本来要去跳楼的。”
“他看见有人在哭，他忽然觉得，还有人比他更难过。”
“他就回去了。”
我呆在原地。
“这是真的？”
“是真的。”她说，“这就是笑和哭的分量。”
“你不知道你哪一下，救了谁。”
“你也不知道你哪一下，害了谁。”
“所以你就只能做一件事——”
“把你自己活好。”
“活成一个能笑的人。”
“你笑的时候，别人看见了，他就有了一点点可以笑的理由。”
“就这么一点点。”
“一点点就够了。”
＊ ＊ ＊
那天晚上我走的时候，她已经把灯吹了。
铺子里一片黑，只有外面的路灯照进来，照在桌上那只旧铁盒上。
“阿笑。”
“嗯。”
“你明天还开吗？”
“开。”
“那我明天来。”
“行。”
我走到门口，掀开帘子，回头看她在黑里站着。
“阿笑。”
“怎么了。”
“你要是哪天不在了。”我顿了一下，“我上哪儿买笑去？”
她笑了一声。
“你不用买。”
“你已经会笑了。”
7 最后一杯茶
三天以后，我再去半步巷。
铺子还在。
蓝布帘子还挂着，风一吹，还是那样晃，一下、一下。
但是里面是空的。
桌上一壶茶，两只杯子，温的。
墙角那盏纸灯，没有亮。
我站在门口，站了很久。
我知道她走了。
不是那种“不告而别”的走，是那种她该走了的走。
像秋天的一片叶子，落到地上，你捡起来，再抬头，那棵树也还在。
＊ ＊ ＊
桌上压着一张纸。
就是那种旧的练习本撕下来的纸，边角起了毛。
纸上的字，写得很端正，一笔一画的，像小学生写作业。
我把它拿起来。
沈渡：
我走了。
别找我。我没什么好找的。你找到江边的时候，看见哪盏船灯亮着，你就当是我。
铺子留给你。
我知道你说你干不了。你说这话的时候，我笑了。
你干得了。
这铺子不需要什么本事。不需要会讲故事，不需要会讲笑话，也不需要你天天逗人开心。
你只要坐在那儿，给人倒一杯茶。
等他自己把心里那口气喘匀了，他就笑了。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只要相信他会笑。
桌上那个铁盒，你留着。里面有几张钱，不多，够你买一壶茶、一块桂花糕。
有人来的时候，你可以收钱，也可以不收。
但是你收钱的时候，别问“你值多少”。
你要问“你觉得，你笑这一下，值多少”。
让他自己说。
一个人愿意给一个数，说明他自己心里，给自己定了价。
能给自己定价的人，就不会再让别人定价了。
我这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
我干的这件事，说到底只有一句话：
把评判权，还给那个人自己。
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
我不是走了，我是散了。
你别难过。散了不是死。笑是不会死的，只是散开了。
它散在这条巷子里，散在那些买了笑的人身上，散在那些被路过的人看见的笑容里。
你要是有一天，在街上看见一个人无缘无故地笑，别奇怪。
那可能是我。
最后一句：
沈渡，你以后也会被人骂，被人扣钱，被人背刺。你自己心里清楚，你那些事，一样都没少。
但是你记住。
你怎么看我，关我屁事。
我笑我的，你看着。
阿笑
＊ ＊ ＊
我把纸折起来，放进胸口的口袋里。
然后我坐下来。
坐在她原来那把椅子上。
椅子是旧的，竹编的，坐上去会响一声。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茶是温的。不烫，也不凉。跟她倒的那样，刚刚好。
我端着杯子，看着帘子外面。
巷子里的桂花开了。
＊ ＊ ＊
那天下午，来了一个人。
一个老太婆，七十多岁，拎着一袋塑料瓶，脸上的皱纹很深，头发花白。
她站在门口，往里看了看。
“这儿是不是卖笑的？”
“是。”
“笑不出来不要钱？”
“对。”
她走进来，站在桌子前面，坐下。
“我叫李桂英。”她说，“我有个儿子。”
“他今年四十四。他把我赶出来了。”
“他说我一天到晚唠叨，说我烦。他把我行李扔在楼下，说‘你走，你走远点’。”
“我在这个小区住了二十六年。”
“我给你们全楼的孙子，都送过鸡蛋。”
她说完，就不说话了。
她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
＊ ＊ ＊
我给她倒了一杯茶。
我没有讲笑话。我没有说“你不该难受”。我也没有说“你儿子怎么这样”。
我就坐着。
像阿笑那样，安安静静地看着她。
看了大概二十分钟。
她忽然抬头。
“你说，我是不是很烦？”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知道，你在这个小区二十六年，给你送过鸡蛋的那些孙子，现在大概都长大了。”
她愣住了。
“你怎么知道他们长大了？”
“二十六年。”我说，“能叫您奶奶的，现在也该是当妈的年纪了。”
她坐在那儿。
坐了很久。
忽然，她就笑了。
笑得有点傻，有点愣，眼泪都笑出来了。
“我烦不烦，关我什么事。”她说，“我都七十三了，我烦我自己的，碍着谁了？”
她站起来，问：“多少钱？”
“你觉得这一笑，值多少？”
她想了想，从口袋里数出五块钱。
“五块。”她说，“我捡五十个瓶子。”
我把五块钱放进铁盒里。
“婆婆。”
“嗯？”
“明天还来吗？”
“来。”她说，“我明天来喝茶。”
＊ ＊ ＊
那天晚上，我关了铺子。
我把蓝布帘子放下来，把那盏纸灯点起来。
灯不亮。它就是那样，昏黄地照着一小块地方。
我吹了灯，走到巷子口。
巷子里的路灯一盏一盏地亮着，往深处去，一直亮到看不见的地方。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间铺子。
门脸很小，帘子很旧，没有招牌。
我忽然明白，这间铺子，从来都不是开在这个巷子里。
它开在这座城市，最里面那一处，所有人都不敢去碰的地方。
那个地方叫——你自己。
＊ ＊ ＊
后来，半步巷的卖笑铺子，生意越来越好。
客人介绍客人，朋友介绍朋友，一百三十个骑手，全都来过。
有人说这铺子是骗人的，有人说是封建迷信，有人说是搞传销。
也有人在巷子里站着，往里看，看那些笑着出来的人，看不明白，摇摇头走了。
笑着出来的人，从来不解释。
他们从帘子里出来，走过巷子，走过路灯，走上大街，走进人群。
有人看他们，有人议论他们，有人嘲笑他们。
他们就是那么笑着走。
他们心里有一句话，是我教给他们的，也是阿笑教给我的。
一句话。
别人怎么看，关我屁事。
你来我铺子里喝一杯茶，笑一笑，走的时候，你都配笑。
不管你有多少烦心事，不管你现在多难。
你都配笑。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