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后一个手印
一九七九年五月，岭上县政府院里，佟德贵排在最后一个。
那年他五十六岁，在供销社当购销员，一个月三十八块五。
他穿一件洗白了的中山装，胳膊底下夹一个蓝布包，包口掖得齐整。前头还有七个人，他站在队尾，不前不后，脚底下没挪。
那天下小雨。院子里铺的青砖，砖缝里冒水。排队的人有的蹲在墙根，有的拿报纸顶在头上。他没蹲，也没顶，就站着，肩膀一点点湿。
我爸那年二十二，在参场管文书，那天替参场往县里送报表。他进院子的时候看见佟德贵，愣了一下——北街路南那间铺子的掌柜，一个月三十八块五的购销员，穿得比来办事的干部还周正。
轮到他，办事员翻册子，头也没抬，问：佟连科是你什么人。
他说：我爹。
办事员翻过一页，拿笔尖在格子上点了一下，说：铺面落原主名下。人不在了，字据你来签。
我爸说，佟德贵在单子上按手印之前，手在裤腿上蹭了三回。蹭完，右手按下去，按得很实，指头在纸上碾了半圈。按完了，他把单子往窗口里推，推得很轻，像怕把纸碰坏了。
办事员把单子收进去，说：下个月来拿钥匙。
他说：好。
我爸说，他从头到尾没笑，也没松一口气。出了门，站在台阶上把那个蓝布包重新掖了一遍，才走进雨里。
那张纸他等了二十三年。
一九五六年，北街路南那三间门脸折价入了社。那年他三十三，他爹佟连科五十九。铺子是佟家的，字号不是——字号是“王记”，老东家的。老东家没儿没女，临了把铺面连字号一并折给佟家，抵了工钱。街面上从那以后不叫佟家铺子，叫王记。
入社那年，柜台、货架、玻璃罩、门板，一件一件造册，折了价。房子归公，人也归公，佟连科成了供销社的职工，站柜台，后来下各村收山货。一九五八年冬天，佟连科没的。走的那天早上还去上了班，中午回家吃饭，碗端到嘴边，人往下一滑。
那年佟德贵三十五。
往后二十一年，他一直在社里。先是站柜台，后来当购销员，下各村收山货，一个月三十八块五。北街那三间门脸先是供销社的仓库，堆过麻袋，堆过盐包；后来做过代销点，卖火柴卖煤油；有一年公社办食堂，门板卸下来抬走，当了半年案板。
一九七八年冬天，传达了一回上面的精神，说的是把过去定错的那一拨人，从原来的成分里区别出来，小商、小贩、手艺人，一个一个往回认。
传达到老街那天，街面上没几个人当真。有人说，都进社二十多年了，退给谁。有人说，政策就是政策，白纸黑字。
刘老四说得最直：退了好。那老小子柜台底下压着钱，早该有个铺面搁。
这话是在供销社门口说的，围了五六个人。
有人问：他要是真要回来，那些货架子算谁的。
刘老四说：算公家的。他要用，得掏钱。
又有人说：那他折腾啥。
刘老四说：折腾个名分。
边上一个人笑了：名分值三百块。
刘老四没接。
佟德贵没有言语。
一九七九年开春，正式的文件到县里。通知是大队先接到，再转公社。转下来那天，老街传了一天。
传的是两件事。一件是铺子要退，一件是退了以后还算不算供销社的代购点。
第二件没人知道。供销社的人说，退是退房，牌还得挂社里的。佟德贵听了，没说什么。
通知到他手里的第三天，他往县里跑了一趟。
头一趟没办成。办事的人说，得先有大队的证明，证明这铺子原主是谁，如今还有没有别的继承人。他从县里回来，绕到大队部，会计下地了，等了一个下晌。
第二趟是半个月以后。这回带了三样：大队证明，户口册，他爹的死亡证明。办事员看了，说还差一样——一九五六年入社时候的折价凭据。没有那张纸，说不清当年折的是哪几间。
他说：二十三年了。
办事员说：二十三年也是它。
他回来那天没进家门，绕到铺子后头，从后窗往里看。后窗糊着纸，看不见什么。他站了一会儿。
第三趟从县里回来，天已经黑了。
他没进屋，先去的铺子。铺子锁着，他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那天下小雨，台阶是湿的，他坐下去，裤子湿了一片。
坐完了，他回家，把屋里那口装衣裳的木箱倒了个底朝天，翻出一样东西来。
一张一九五六年的折价凭据。他爹留的，油纸包了三层，压在箱底二十三年。
他拿着那张纸，在灯底下看了半宿。
2 三百一十七块六
铺子领回来，是个空壳。
公家的东西一件没动，全在屋里摆着：木柜台十一节，玻璃罩两座，货架四层，门板十八块，后屋两口老柜。发还的是房子，屋里的东西造了册，是公家财产。
领钥匙是五月底。他一个人去的，没叫人帮。钥匙一串六把，铜的，磨得发亮。
开门那天下午，他一个人在里面待了两个钟头。
屋里一股霉味，混着陈年酱油和煤油的味道。地上是麻袋压出来的印子，一层压一层。墙角有蛛网，从房梁一直垂到柜台。后屋那两口老柜还在，柜门上的铜活锈成了绿的，一拉，掉了半手锈渣。
他把窗户都推开。推到第七扇，窗框上的腻子掉了一块，落在窗台上。
他没扫。他站在窗户跟前，往外看。窗外是北街，街上有人过，有人往铺子里看一眼，看一眼就走了。
柜台十一节，一节挨一节。他拿手在柜台面上抹了一道，抹出一条亮印子。漆是解放前的漆，大漆，抹掉了灰还是红的。
他扶着柜台站了一会儿。
回来头一件事，他把门板一块一块下下来。
门板是一九五六年公家上的。公家上板跟佟家当年的次序反着，先上右，后上左。他把十八块门板下完，照公家的次序码在墙根，码完了，往后退两步，站了一会儿，又蹲下去重码：先左，后右。
街坊问他，改这个干啥。
他说：顺胳膊。
刘老四后来跟人说：他连门板从哪边上都管，这铺子他真当自个儿的了。
有人说：本来就是他的。
刘老四说：本来是。现在是买回来的。买回来的跟本来就的，不一样。
六月里，县里来人清点，说这些东西可以折价转让给个人，愿意要，按册子上的数交钱。
佟德贵要了。全部。
折价单我爸后来抄过一份，抄在他那个管文书的硬皮本上：柜台十一节，五十九块四。玻璃罩两座，四十六块。货架四层，六十二块二。后屋两口老柜，三十八块。门板一块五一块，十八块，二十七块。零碎的匣子、戥子、算盘十几项，八十五块。
拢共，三百一十七块六。
经手的是县财政局的一个老会计，姓吴，五十来岁，戴一副圆框眼镜。
那天上午九点多，佟德贵到的。他把报纸包搁在桌上，一层一层打开。老吴抬头看了一眼，说：这么多现钱。
他说：攒的。
老吴说：存折不行。
他说：存折取得慢。
老吴没再问，把册子摊开，一项一项念。念一项，他在旁边点一下头。念到门板十八块，老吴说：门板也作价。
他说：作。
老吴说：门板是钉在门上的。
他说：门是我的。
他交钱那天，票子数了三遍。头一遍在柜台外头数，数完不放心，进里屋又数一遍，出来当着经手人的面数第三遍。都是旧票，一水儿的毛票和大团结，有的角上磨圆了，有的拿糨糊粘过。拿报纸包着，报纸是《人民日报》，四月的一张。
交完了，他站了一会儿，跟经手人说了一句：这几件东西，一九五六年就折过一回价了。
经手人翻册子，翻着了，说：那不管。册子上有，就得再走一遍。
他说：行。
我爸学这段的时候，学完自己加了一句：他自个儿家的东西，他花现钱买回来，一声没吱。我那会儿就觉出来，这人不光是做买卖的。
三百一十七块六，是他八个多月的工资。
钱从哪儿来的，这是这一篇的正题。
老街上的说法有三个版本。一个说他爹留了钱，压在铺子底下；一个说他这些年收山货，秤上抠出来的；还有一个说，他把老家那三亩地卖了。
三个都不对。
我问过佟建军。佟建军是佟德贵的儿子，一九五三年生，早年在运输队，后来在县里开过车。他听完我那三个版本，说了一句：我爹那点钱，一分一分都是名下的。
我当时没听懂。
他补了一句：你去问老蚕。
3 一页一个名字
老蚕是二〇一三年冬天没的，八十五。
他年轻时在王记当过学徒，公私合营那年进了供销社，跟佟德贵一个柜台站了二十年。老街上的事，他肚子里最多。
我录过他的音，前后录了六回。最后一回是他没的那年秋天，他坐在炕上，说话得歇气。录到一半，他孙子进来给他喂水，他摆摆手，说不用。
他说：你问吧。我记着的东西，再不倒出来，就跟着我走了。
册子的事，是他自己说起来的。
一九七八年冬天，他在铺子里帮过三宿夜。那年铺子还没发还，帮的是代销点，守货。
那年冬天冷，代销点存着两缸煤油、十几箱火柴、半屋子盐。夜里得有人守着，怕人撬门，也怕走水。佟德贵找的他，一宿给三毛钱，管一顿夜饭。
夜饭是老太太送来的，一个铝饭盒，下头是高粱米，上头一层酸菜炖土豆，有时候有一块咸肉。老蚕说，那三毛钱他没要，饭吃了。
头一宿平安。第二宿后半夜，他起来撒尿，回来睡不着，摸黑找火柴点灯。
手伸到柜台底下，摸着一个本儿。
硬皮，比巴掌大一点，搁在钱匣子旁边。
他划了根火柴，翻了一页。
一页一个名字。
头一页，就一个字：于。
底下没数。
他把火柴吹了，坐着没动。过了一会儿又划一根，往后翻。第二页是个周字，后头三个字：周德山。名字占头一行，底下分两栏，左边一个来字，右边一个去字。来的那栏都有数，三十六。去的那栏空着。
再往后，一页一个名，一个数。有的来去两栏都满，有的去那栏空着。空着的有两页，一页是那个于字，另一页他没看清名字，只看见去那栏空着，边上补了一行小字，小得像自言自语。
一个字：等。
老蚕说，他头一回看见有人把账记成那样。每个名字孤零零占一页，像户口册子。
他还留意到一样：从头到尾，那本儿里没有佟德贵自个儿的页。
老蚕问过他，你的呢。
他说：我不欠我自己的。
老蚕问：你这本儿记的啥账。
他说：来去的账。
老蚕问：啥叫来去。
他说：钱从谁身上来，到谁那儿去。
老蚕后来跟我说：那本儿上的数，你千万别当钱看。那上头记的是他一条一条的胆。哪一页的数大，哪一页的事就大。
我问他，那“去”那一栏，写的都是什么。
他说：早几年写的杂，有买粮的，有给儿子交学费的，有买药的。后几年不杂了。
我问：后几年写什么。
他说：都写一样的。
他停了一下，说：铺子。
我问：就两个字。
他说：就两个字。折价的，修门脸的，进货的。一样一样，从“来”挪到“去”。他记了三年，那两个字没换过。
他说这话的时候，手指头在炕沿上敲。敲了三下，停了。
他说：他把不能见人的钱，记成了一本能见人的账。
我说：这账还是不能给人看。
他说：给人看的不是这个。给人看的是站里的账。这一本，是给他自己看的。
我又问他：你就翻了一眼，怎么记这么清。
他说：因为我没见过那样的账。
他说：我们记账，是给人查的。一页一页往下排，日子对日子，数目对数目。他那本不是。他那本是给自己看的，一个人一页，像给活人立牌位。
我当时问他，那本册子后来呢。
老蚕说：没了。
我问：什么叫没了。
他说：人走的时候，东西归了别人。你说那本儿能上哪儿去。
他顿了一下，说：可我告诉你一件事。那本儿最后一页，写的是铺子。
我问：铺子怎么写。
他说：一个名字都没写。就两个字。他没写“去”，也没写“来”，他把那两个字划了，在旁边写了两个字。
我问哪两个字。
老蚕说：赎回来了。
他说完这句，喘了一阵，没再往下说。
我后来把这三个字在心里放了很久。一个人把自己的东西买回来，管这叫“赎”。赎这个字，得先有当出去的。
4 梁上的匾
修门脸是一九七九年入夏的事。
木匠从杨木沟请的，姓白，带着俩徒弟，干了十一天。
门板重新刨过，门槛换新的，房檐底下加了雨搭。工钱带木料，一百八十块，佟德贵给的现钱，票子都旧，拿报纸包着。
白木匠四十来岁，罗圈腿，走道外八字。手里一把刨子用了二十年，刨刃磨得只剩一半。他给公社修过粮库，给学校修过门窗，老街上有头有脸的人家办喜事打柜，都找他。
佟德贵找他的时候，他问了一句：修成什么样。
佟德贵说：照我爹在的时候那样修。
白木匠说：那我记不住。
佟德贵说：门板从左边上。左边第一块，比别的厚半分。
白木匠说：行。工钱怎么算。
佟德贵说：一百八，一次付清。
白木匠说：先付一半，完活付一半。
他说：一次付清。
白木匠说：你不怕我拿钱跑了。
他说：你跑不了。你跑了，我上杨木沟找你。
白木匠笑了。
干到第六天，白木匠在房梁上喊他：掌柜的，梁上有个包袱。
包袱皮是蓝的，粗布，打了死结，绳子都脆了，一拽就断。里头两块匾。
一九五六年公家收铺子，匾摘下来没处搁，让供销社的老库管员收在库房棚顶上。一搁二十三年，库管员早没影了。白木匠修雨搭动房梁，把它翻出来，灰糊了半寸厚。
两块匾，一块字号，一块横批。字让烟熏得发黑，笔画还硬。
字号那块两个字：王记。横批那块四个字：货真价实。
字号那块是紫椴木的，两尺二长，一尺宽，边上有回纹。横批那块薄，是块松木板，四角拿铁钉钉过，钉眼都锈黑了。
字是阴刻的，填过金，金掉得只剩笔画沟里一点。老东家当年请人写的，写字的姓什么没人知道，只说是县里一个前清的秀才。秀才写字讲究，横批那四个字，真字底下两点写得跟两个小钉一样。
佟连科在的时候，每年腊月二十四扫房，别的先不动，先把这两块匾摘下来擦一遍，擦完再挂上去。
佟德贵小时候踩梯子递抹布，他爹在上头挂。
白木匠问：这匾，挂哪儿。
他说：不挂。
白木匠又问：那搬哪儿。
他说：搬屋。
佟德贵接过去，站在梯子底下看了很久。他没让白木匠擦，自己拿袖子一块一块抹。抹完，没说话，抱着匾进后屋了。
后屋那两口老柜，是花三十八块买回来的。他把两块匾搁在了立柜顶上。
立柜是榆木的，两米高，一扇门，门上有铜环。柜子是一九三几年打的，木头干透了，不裂缝。
他踩的是一张方凳。搁完了，从凳子上下来，把凳子搬回原处。
那天后晌他没开铺子。老街的人说，铺子的门板上到一半，停了一个多钟头，后来才上完。
第二天早上开门，匾不在门上了。街坊问起，他说收起来了。
有人问：不挂了。
他说：不挂了。
那人说：字号不挂，人家认什么。
他说：认人。
铺子收拾利索那天，供销社送来一块帘子。统一制式的，白布，四个字：收购山货。供销社的意思是，铺子归你，牌子挂社里的代购点，收上来的货走社里的账，社里给提成。全县代购点一块样，帘子上的字是印的，蓝的。
挂帘子那天下午，街坊都出来了。
挂帘子的是我爸和另外两个后生。挂上去，退开，看佟德贵。
街坊站在台阶底下，仰着头看。
刘老四念了一遍帘子上的字：收购山货。
念完他回头跟人说：这不还是供销社的。
有人接了一句：铺子是人家的，牌子是社里的。
刘老四说：那到底是给谁干。
没人答。
佟德贵站在门口。
没进去。
我爸说，那天太阳好，门脸刚修完，木头味儿还没散。佟德贵在门口站了能有半袋烟的工夫，看看帘子，看看门板，看看台阶。后来他上前，把台阶上的一片刨花捡起来，捏在手里，进去了。
我爸说：那道门槛，他迈了二十三年。我以为他进去得哭。他没哭。他就把那片刨花捏了一路。
那块帘子，从挂上那天起，到一九八六年铺子盘出去，七年，他没摘过。
5 开张
一九七九年七月，铺子开张。
头一天没放炮，没请酒。天亮开门，柜台擦了三遍，玻璃罩里空着。
头一个进来的是牲口贩子刘老四，买了两盒火柴，没还价。
第二个是于老三。
于老三是路过。他推着车，车上是收来的破烂，打铺子门前过，没停。佟德贵在柜台里头看见，隔着窗户叫了一声：老三。
车停了。
于老三站在门外头，没进来。一个里头一个外头，隔着门脸，站了一会儿。
佟德贵说：进来坐坐。
于老三说：车没锁。
他把车支好，走了。推着空车，吱吱扭扭，一街都听得见。
于老三的爷叫于得水。
一九七四年秋天，于得水抬了一棵八两一的参到铺子里，佟德贵给他开的是四两二的单子，三十一块五。这张单子的事，前头写过。
于老三知道那张单子。他也知道，那年冬天他治病的钱，是拿那棵参换的，还差着一大截，是有人悄悄垫上的。垫钱的是谁，他妈跟他说过。
所以他天天打门口过，天天不停。停了就得进去，进去了不知道说什么。
我爸说，那几年于老三天天打铺子门口过，天天不停。佟德贵后来也不叫了。
一九七九年冬天，于老三的车轱辘在铺子门口掉了。
车上是半车破烂，一捆铁丝，几个酒瓶子，还有一摞旧书。轱辘一掉，车歪了，瓶子碎了一个。
佟德贵从铺子里出来，没说话，蹲下去抬车把。
两个人一个抬车把，一个装轱辘。装了半天，轴上的销子找不着了，佟德贵回铺子里拿了一根铁钉，拿钳子铰短了，顶上。
装完了，于老三推着车走了。
临走的时候，于老三说了一句：谢了。
佟德贵说：嗯。
一九八一年开春，参牙子王二狗背来一棵四两的，过牌价入了站。数钱那天他数了三遍，嘴里嘟囔牌价贱。
佟德贵打钱匣里又数出两毛，搁在钱上：秤头。
王二狗愣了：啥秤头。
他说：秤上差一钱，我贴。我爹定的规矩。
王二狗拿着钱走了，逢人就说老街的秤旺。他不知道那两毛是佟德贵自个儿贴的。
铺子晚上落闸是老太太的活儿。佟德贵的老伴姓关，比他还大两岁。门板一块一块上，她在里头递，他在外头接。上完了，老太太在门里头说了句什么，声音小，外头听不清。
佟德贵站在门外头，笑了一下。
老蚕赶上过那一回。他说：那是他头一回当街笑。我打老街住到老，就见他笑过那一回。
买卖头一年做的都是小货。黄烟、火柴、咸盐、松子、榛蘑、木耳。进货的钱四百出头，走明账。
头一个月卖得最多的是火柴和咸盐。老街一百多户，一户一个月两盒火柴，半斤盐。火柴两分一盒，盐一角四一斤。有人买一盒火柴，站柜台前头聊半个钟头，聊完走了，第二天又来。
佟德贵不撵人。
他站柜台，站得直。手上没事就擦柜台，一块抹布，一天擦八遍。柜台上那块玻璃，擦得能照见人。
有回一个小孩来买糖，两分钱，挑了半天，挑了一块高粱饴。佟德贵把糖递过去，又多给了一块。
小孩说：我没钱了。
他说：这块不要钱。下回带钱来。
头一个月的流水，我爸见过一眼——代购点月底往公社报数，他在场抄过：收松子两千三百斤，榛蘑四百斤，木耳二百一十斤，黄烟三百六十捆。提成月底结，十一块七。
我爸说，就这十一块七，他领回来，当月就添进了进货的钱。我爸问过他：三十八块五的工资，你添它干啥。
他说：进货。
头一年年底盘货，我爸在场。
货架子上的东西，一样一样点数。点到最后一格，佟德贵报了亏：黄烟少七包，火柴少二十四盒。
公社来的人说：这点数，不用记。
他说：记。亏是我的。
人家说：火柴受潮，烟走味，这都算正常。
他说：正常也记。
后来记上了。七包烟，二十四盒火柴，折六块三。
参这条线，他没断。
只是挪到了柜台下头。
6 参沉，压手
南边那条道，是簿有德跑出来的。
从岭上县到山海关，火车两天。出关松，进关紧。过了关，天津、济南、上海，一站一站往下走。货到了南边，价钱翻三倍。
这条道上的规矩是簿有德定的：抽头一成半，送不到原数，赔。
十年里他跑了几十趟，没出过事。
那几年从这条道往南走的货里，有两棵参，我要单说。
头一棵，一九七四年于得水家的，八两一。那棵参的事，前头写过，不重复。只补一句：它从老街出去是一九七五年正月，簿有德蛇皮袋子底下压着走的。它到了南边哪一站，蓝皮账上对不出来——那一笔后头，什么都没写。
第二棵，是老蚕说的。
一九七七年冬天，杨木沟来了一棵大货。
抬参的是杨木沟的老赵家兄弟俩，进山十三天，在一条背阴沟里找着的。六品叶，三台子，参籽红了一树。起参那天飘小雪，兄弟俩在雪地里跪着，拿鹿骨签子一根一根松土，从晌午松到天黑。
参抬下山，先到大队，后到公社，最后才进铺子。一路拿白布裹着，装在柳条筐里，筐底垫苔藓。老赵家老二抱着筐，一路没让别人碰。到了铺子门口，哥俩站住，把筐搁在台阶上，先进去一个人。
老蚕没说多重。他说那天下午，铺子关了半下晌，门板上了一半，留半扇。他挑水打门口过，打那半扇门里看见，佟德贵一个人在柜台里头，手上是那杆老秤。
称完了，他把秤搁下，坐了半天。
老蚕给他送水，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蚕啊，这货要是搁在我爹手里，我爹把它搁到你岁数。
我问：什么意思。
老蚕说：我不知道。我就记住这一句。
那棵参后来走了。走的哪条道，蓝皮账上没有。老蚕只记得，那年腊月簿有德出门，带的是双份的袋子。
双份的袋子，一份装山货，一份装参。
这是老蚕猜的。他说：我没见着。我就见着他背了两个袋子，一个鼓，一个不鼓。
那棵参卖了多少钱，没人知道。铺子的账上没有，蓝皮账上也没有。
一九七九年秋天，佟德贵给铺子里添了一口新柜。柜是榆木的，三屉，花了四十六块。
老蚕说：那口柜，是他那几年添的唯一一件东西。
铺子发还那年秋天，簿有德来过一回。
他来的时候是后晌，铺子里没客人。他没进屋，站在门口，先看了一眼帘子。
佟德贵在柜台里头，看见他，没出来。
簿有德自己进来的，拉了一张凳子坐下，把帽子摘了搁在膝盖上。
这回的谈话，两边都有转述，对得上。
簿有德说：铺子回来了，往南的道也该回来了。抽头还是一成半，送不到原数，赔。
佟德贵说：赔你也赔不起。
簿有德说：所以我让人在货里认秤。这些年我亏过谁。
佟德贵没接这句。他给簿有德倒了碗水，说：有一样。参，不走了。
簿有德问：为啥。
佟德贵说：参沉。压手。
簿有德端着水碗坐了半天。走的时候在门口撂下一句：参不走，山货走。你那杆秤，搁得住搁不住，冬天见。
这话是簿建国跟他爹学的。他说：我爹没等来冬天见分晓。分晓见着他自个儿身上了。
那杆秤是佟连科留下的，清末的老秤，秤杆紫檀，秤星是铜丝嵌的，一百多年，星没掉一颗。
秤是一九二六年他当上大掌柜那年接手的。秤比铺子老，是老东家手里传下来的，清末的东西。
那年他请官秤局的人重新校了一回。校完了，在秤杆尾巴上打一个火印，一个“官”字，烙进去半毫米。
佟连科用这杆秤用了三十二年，一天三回，一回不敢马虎。有一年冬天，一个猎户来卖皮子，称完了，佟连科把秤砣摘下来，重新校了一遍，校完说：差一钱，我贴。
猎户说：一钱算啥。
他说：一钱是钱。
从那年以后，铺子里立了一条规矩：谁卖货，秤上差一钱，佟家自个儿贴。
佟德贵把它搁在后屋立柜底下，用一块蓝布卷着。
他不用它。
铺子里使的是公社发的台秤，铁的，新的，秤盘上还有厂里的漆字。台秤称山货，一斤是一斤，公家认。
老秤不动。
7 山海关
一九七九年冬，簿有德出门了。
这一趟，他在家谁也没告诉去哪儿，带的是蛇皮袋子。袋子里是替半条街捎的货：木耳四十七斤，松子六麻袋，榛蘑两包，皮子十一张。货各家凑的，钱各家垫的，拢共三百七十多块的货底，托到他手上，就一句话：带到关里，卖个好价。
关里价钱高，那几年关外街面上谁都知道。都知道，都没胆。有胆的是簿有德——他跑了十年，关里关外哪一站的门朝哪边开，他门儿清。
同行的还有一个，邻县跑皮子的，姓霍，老街人叫他老霍。
老霍跟我说过那趟的事，前后三回，三回对得上。
他说，腊月十六，两个人到山海关。出关容易，进关查。他们不走客票，走货车尾，跟跑山海关线的一个司机相与好了的。到站是后半夜，货打车尾卸下来，走站房东边那条小道——那是老道，平时查得松。
那晚不一样。
老霍说，他跟簿有德一人背一半，刚走到小道中间，前头手电一亮，三条光。货撂在地上，人靠墙站着。戴棉帽子的翻袋子，翻了一宿。
老霍说，他头一回凑近看清簿有德那只右手——少俩指头。一九七五年那趟没的。怎么没的，簿有德跟谁都没说过，那晚也没说。
天亮，货装车拉走，人放了。
放了老霍，也放了簿有德。
老霍说：货扣了，人没扣。我跟他一块儿出的站房。他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跟我说，你先回去。我说你呢。他说，我在这儿等等看。
老霍说，分手的时候，簿有德身上还有十块钱。
十块钱，够买一张回岭上县的车票，还剩两块多。
他没买。
老霍回了邻县，没来老街。他在邻县等到正月，也没等到一句准话。
腊月里，老街等着他的，先是簿建国他妈，后来是半条街。年过完，还没信儿。
二月初，老霍到老街，把山海关的事说了。他说到“货装车拉走”那儿，屋里没一个人吱声。
老霍说完，屋里坐了七八个人，谁也不动。
过了一会儿，刘老四问：他到底往哪儿去了。
老霍说：不知道。人放了，货没了，他身上没钱，也没货。
刘老四说：那他怎么不回来。
老霍说：我也不知道。
那天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爸说，出门的时候看见佟德贵站在柜台后头，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没擦。
开春化冻，簿建国自个儿去了一趟山海关。扒火车去的，站前蹲了四天，小旅店挨家问。他那年二十六，兜里揣着他爹一张相片——相片上他爹二十八。
旅店的伙计听说了腊月查货的事，说有这么一伙山里人，货拉走了，人放了，后来往哪儿去了，谁知道。
蹲到第五天一早，簿建国上了回程的车。这事他跟我提过一回，就记了一句：站前的地砖，让背货的脚磨得发亮。我在那上头蹲了四天，一个亮儿也没蹲出来。
货主们找不到簿有德，都来找铺子。
来的人分两种：要钱的，和明知要不回来、来看看的。要钱的多。
佟德贵没推。他把各家的数写在一张纸上，贴在柜台里头，谁来了照着念，念完给钱。
念账有念账的规矩：先念货，木耳几斤，松子几袋；再念折的钱数；念完了，让人家自己说一句“对”，他才把钱递过去。
有一户说不用念了，你算的还能错。
他说：得念。货打你手里丢的，数得让你听见。
纸是整张的大白纸，裁成两半，用毛笔写的。字不大，一行一户：北街老姜头，木耳八斤半；东街王木匠，松子两麻袋；南街李家，皮子三张；还有半条街凑的散货，谁家几斤几两，都写着。
纸的四角拿图钉按在柜台里侧的板子上。板子上原先贴着一张“为人民服务”，他没撕，把纸贴在了旁边。
来的头一个是东街王木匠。他站在柜台外头，佟德贵把纸转过来，念：松子两麻袋，按去年的价，折四十二块。
王木匠说：哪年的价。
他说：去年的。
王木匠说：今年涨了。
他说：今年涨的，我认。四十二是我按去年的算的，你要按今年的，我再加。
王木匠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说：就四十二吧。
佟德贵把钱数出来，搁在柜台上，推过去。王木匠接了，数了一遍，说：对。
他说：你说对，我就记了。
他拿铅笔在纸上那一行后头画了一个圈。
三百七十六块五，分两回赔清：一九八〇年三月，头一回，二百一十；五月底，第二回，一百六十六块五。
赔完，纸上就剩一个字：清。
有一户不肯收。北街的老姜头，木耳八斤半，折十九块六。他把钱推回来，说：货又不是你扣的，你在岭上县，货在山海关，你赔的哪门子。
佟德贵把钱搁在炕上，说：经手的是我。
老姜头还推。
佟德贵又添了一句。这句话老姜头后来学给半条街，一个字不差：
“我爹那年背着钱匣子下各村，赔的也是没到货的账。佟家赔这个，赔出章程来了。”
老姜头把钱收了。
老姜头后来跟人说：我推那钱，是试探他。他要是收回去，我就当没这回事。他没收回，还添了一句，我就知道，这钱我得拿着。
一九八〇年一年，铺子的现款赔去大半，进货的钱断了顿，铺子关了三个月，秋后才缓过来。
关门那天是五月底。
门板一块一块上，上到最后一块，佟德贵站在门里头，往外看了一眼。街上有小孩在跳皮筋，唱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他把最后一块门板上了，插上销。
老街的人说，那三个月北街一到晚上就黑。以前铺子里有灯，虽说不亮，也是个亮。铺子一关，那一截街就没了灯。
缓过来的钱，是他老伴回娘家张罗的。
佟建军说，他妈腕子上有一对银镯子，是他奶奶的陪嫁，一对二两二钱。
一九四八年那一回，是买一冬的苞米面。佟连科拿着镯子去当铺，当了三块大洋，第二年开春赎回来。
一九八〇年那一回，是他妈自己去的。
佟建军说：我爸不知道。
我问：怎么会不知道。
他说：知道，装不知道。我妈去了三天，我爸没问。第四天，进货的钱有了。
一九八〇年，又当了一回。
这回没赎。
佟建军说：我爸没提过这茬。是我妈说的。她说完加了一句：这铺子，当过两回镯子。
册子上，一九八〇年添了最后一页。
那页上有个名字：簿有德。
名下没数。去那栏也没数。只有一行小字，老蚕后来见过，三个字：
人没回。
8 后屋的灯
一九八〇年冬天，老蚕半夜给铺子送账表，看见后屋亮着灯。
他在窗户外头站了站。
佟德贵在灯底下，戴着花镜，就着一盏油灯，一棵一棵看参。看一棵，包一棵，包完了，在本儿上记一笔。
老蚕说：他包参那个手法，跟他爹一个样。四角先折，后折盖，绳打十字扣。我见过佟连科包参，一模一样。
我问：你哪年见过佟连科包参。
老蚕说：一九五五年。我给他送过一冬的柴火。
我问：他包参的时候说话吗。
老蚕说：不说话。包完了拿手按一下，按在包上，按一下才搁下。他儿子也是。按的那一下，跟盖印似的。
代购点的牌价，参也是收的，一棵一单，过站入账。
可从一九八〇年起，收上来的参里头，总有一两棵，不过站，不上账，进后屋。进了后屋的参，隔些日子就少一棵。
少到哪儿去了，街面上没人看见。
看见的那一个，是老蚕。
他没说。他跟佟德贵一个柜台站了二十年，有些事看见了当没看见。他跟我说：我不是替他说好话。我是知道，那些参要是走了站，就进不了后屋；进不了后屋，就换不来铺子里的货。铺子里的货，是给活人吃的。
一九八二年，风声变了。
开春，中央的文件下来，全国打击经济领域犯罪。岭上县开了大会，供销社系统的干部一个一个过关。
大会在县礼堂开的，开了两天。供销社系统的人坐前六排，一个一个上去说。说的都是自己经手的账：哪一年哪一笔，有没有多吃多占，有没有走后门。
轮到佟德贵，他上去说了七分钟。
他说了代购点的账：哪年收了多少，报了多少，提成多少，一分一厘都对得上站里。他说了铺子的进货：四百出头的本钱，走的是明账。他说了自己家的日子：一个月三十八块五，老伴没工作，儿子在运输队。
台下有人交头接耳。
他没抬头，说完就下来了。
那阵子县里半个月一回公判大会，邻县倒粮的判了两个，布告贴到老街的墙上，浆糊没干透就让雨浇花了。
开会回来那天晚上，佟德贵后屋的灯亮到后半夜。
第二天，他家那个盐罐子挪了地方——这是佟建军说的。他妈找盐找了一晌，末了在炕琴的褥子底下摸着了。罐子还是那个罐子，里头的东西换了地方。她没吱声，把褥子铺好，出来该做饭做饭。
佟建军说：我妈那个人，一辈子不问。
我问：一回都没问。
他说：问过一回。不是那回，是后来。
他说：有一天晚上，我妈问他，那本儿上的数，都清了没有。
我爸说：清了。
我妈说：清了就烧了吧。
我爸没说话。
那本儿没烧。
那个盐罐子，蓝花的，他妈用了半辈子。佟建军小时候踩着板凳够盐，罐子磕了一下，里头的盐响得不对。他妈把罐子抱下来，盐倒出去一半——底下是卷成卷的票子，拿油纸包着。
他妈跟他说：看什么。盐咸，钱也咸，搁一块儿腌着。
佟建军说：我后来琢磨，钱搁盐罐子里，是防我爹。他那个人，见着进山的皮子货走不动道。
佟德贵没过关——他明面上干净，代购点的账笔笔对得上站里。
可他那年收参，收得少了。老蚕说，一半是不敢，一半是山里的参也少了：家种的起来了，野山参一年比一年金贵。
一九八二年秋后，他收了一棵五两六，没开单。
那棵是柳树沟一个大车把式送来的。参是他在沟里捡的，捡的时候拿草绳捆着，须断了两根。
佟德贵给了价，把参拿进后屋。
大车把式问：不开单。
他说：这棵我自己留。
大车把式说：你留它干啥。
他说：给儿子。
一九八二年冬天，他把老秤擦了一回。
秤在后屋立柜底下，蓝布卷着。他拿出来，拿干布把秤杆擦了一遍，秤星一颗一颗擦。擦完了，称了一回自己的手套。
手套是棉的，半斤二两。
他把秤放回去，蓝布重新卷好。
这些是佟建军看见的。他说：我爹擦秤那回，我正好进屋拿东西。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
一九八四年秋天，工作组从库房里把它点出来，连同另外六棵，按当年牌价折了，退赔三十八块五。收据是县财政局的标准格，交款人一栏写着三个字：佟德贵。
三十八块五，跟他一个月的工资，一样数。
9 一个字
簿有德的账，最后一笔得单说。
蓝皮账我看过。二〇一三年，簿建国拿去公证那天，路过我住的宾馆。账本六十四开，横翻，铅笔字。
他拿一块蓝布包着，包了三层，外头套一个塑料袋。
我说：你拿它去公证什么。
他说：我爹的东西，得有个说法。搁在我手里，就是个死人的本子。
公证处的人不懂那是什么账。翻了两页，问：这是流水账。
簿建国说：是。
人家问：记的什么。
他说：捎货。
人家说：有没有金额。
他说：没有。
人家说：没有金额，公证不了。
簿建国把本子收回来，坐在公证处门口的台阶上抽了一根烟。抽完他跟我说：我爹记了一辈子账，末了连个数都不认。
最后一笔记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号：木耳叁拾斤，讫清。
底下没字了。
字没了的地方，夹着一张车票。
一九八〇年二月，山海关到省城，没用过。
票是硬板的，灰蓝色，边上一圈齿。票价七块四，印在上头，字是铅字压的。
票面没打孔，也没剪角。那个年月坐火车，进站剪角，上车打孔，票用过就有记号。这张票干干净净，连折痕都只有一道。
省城。这两个字簿建国琢磨了三十多年。他爹那一趟，关里是去卖货的，省城在哪条线上。他爹认得省城的谁。
车票背面有一行铅笔字，小得看不清。这件事我前头写过一半，说簿建国认出来一个字，没说是哪个字。
这儿补上。
二〇一五年正月，我又去的老街。
簿建国把票打木匣子底下抽出来，冲着窗户的光，指给我看。那行铅笔字就一个字，写得旧派，笔画挤在一起。
他说他后来拿去县中学，找教过私塾的老先生认过。
那位先生姓程，八十多了，眼睛还好。
程先生拿着票看了半天，说：这是个“讫”字。
簿建国问：哪个讫。
程先生说：讫清的讫。旧社会记账，账平了写讫，账没了结写未讫。
簿建国说：那他这个是平了，还是没平。
程先生说：字是他写的，他心里知道。我不知道。
是“讫”字。
簿建国说：我认出来了。可我到今天不知道，这一笔该记讫清，还是记没讫。
我问他，程先生说完那个字，还说了什么。
他说：程先生说，这个字不好认。笔画挤成一团，像个结。
我说：那你怎么知道是他写的。
他说：我认得我爹的字。他写字手腕子抬得高，横画往下压，竖画往上提。这个字再挤，起笔那一横还是往下压的。
他把票举起来，冲着窗户。
那天阴天，窗户上糊着塑料布，光是白的。他举了一会儿，把票放下了。
他爹记账，一辈子就写两个结果。讫清，没讫。讫清是账平了，没讫是账还活着。人没了，票没用过，字写的讫。
他把票放回木匣子，盖好，手按在盖子上。
他说：你说他走的时候，账是平了，还是没平。
我没答上来。
这个问题他问了自己三十多年，问过他娘，问过他爹相与过的每一个人，没人的答案一样。
木匣子放在炕琴上，跟一个搪瓷缸子挨着。缸子里插着三支香，香是断的，没点。
匣子是榆木的，没上漆，年头久了，颜色发黑。
匣子里除了那本账，还有一张相片。相片上是他爹，二十八岁，穿一件对襟棉袄，站在铺子门口，身后是那块“王记”的匾。
相片是黑白的，边缘发黄。簿建国说，这张相片是他爹年轻时候照的，一直压在账本里。取相片的条子还在，上头写着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十。
比账本最后一笔晚两天。
我问他，这些东西天天搁在炕琴上，看着不难受。
他说：难受。
我说：那你还搁着。
他说：搁着，他就还在。
我出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老街的路灯是一九八几年装的，坏了一半，一段亮一段黑。我走到北街路口回头看，簿建国家那扇窗户还亮着。
10 秤上那个数
一九八〇年往后，铺子缓过来了。
帘子还是那块帘子，柜台上添了一杆小台秤，老秤还在后屋柜底下。
佟德贵的买卖又做了六年。
一九八三年九月，我爷背着参包子进了这间铺子。
那天的情形，我是听我爷说的，也听簿建国说过一回。
我爷进门的时候，铺子里有两个人。一个是佟德贵，在柜台后头；一个是买盐的老太太，在柜台前头。
我爷把参包子搁在柜台上，解开。
佟德贵看了一眼，没伸手。
那是《老参客》头一页的事，我不在这儿写。我一直不懂的是另一件事：那杆老秤，他轻易不拿给人看，那天他拿了。称也准，八两三就是八两三。可他张嘴报的，是四两六。
八两三，一百四十年的参，报成四两六，三十一块六。我爷背着参走了，他没拦。
写完这一篇，我懂了。
秤上差一钱，佟家自个儿贴——这条规矩他守了一辈子。可那天他不敢按秤上的数报。报了八两三，这棵参就得出事：全县只这一家收，他这一家报了，就得往上报；往上报，我爷就得被叫去问话。
他把秤端平了，把数压下去了。
秤没歪。歪的是他报出来的那个数。
铺子是他拿什么钱赎的，他自个儿那本册子一页一页记着。那杆秤搁在他自个儿那本账旁边，他一伸手，就得先过自己这一关。
秤他敢碰。不敢认的，是秤上那个数。
一九八六年春天，他把铺子盘了出去。买主是县副食公司的一对夫妻，价钱没说给外人听。立字据那天，他把门板、柜台、货架、玻璃罩一件一件点给人家。
买主问：这些柜台，都是好木头。
他说：榆木的。一九三几年的。
买主说：那还结实。
他说：结实。再用三十年也不塌。
点完了，他指了指后屋立柜顶上那两块匾。
买主问：那两块要不要。
他说：不要。搁着吧。
铺子盘出去的头一个月，老街的人不习惯。
有人还按老时候来买盐，进门看见柜台后头换了人，愣一下，退出去。
新店主姓陈，脾气好，见人就笑。他卖的东西比佟德贵那时候多，还添了酱油和醋。
老街的人说，东西是全了，可总觉得少点什么。
少什么，说不上来。
走的那天，送他的只有簿建国。车站上人不多，车开的时候，他在玻璃后头坐得笔直。
他到省城跟儿子过。
到省城那年冬天，爷俩喝了一回酒。
酒是散白，佟建军从县里带去的。喝到一半，说起老街的旧人。说到簿有德，佟德贵把筷子停了一下。
他说：那年冬天我拦他了。没拦住。
佟建军问：拦他干啥。
他说：走完这趟，账就清了。
佟建军后来跟我说：这六个字我琢磨了半辈子。走完这趟，账就清了——这话是我爹说的，还是他替簿有德说的，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一九八八年一月，他没了。
佟建军说，走以前那几天，人糊涂了，认不清人，嘴里念叨的都是老街的事：柜台，帘子，松子。
还有一个名字。
我问什么名字。
佟建军说：他没念全。就一个字。
我问哪个字。
他说：于。
我把这个字记下来，没往下问。
二〇一五年清明，我回柳树沟上坟，顺道去了一趟北街。
那三间门脸还在，门板换了铝合金的，玻璃上贴着“烟酒副食”。后屋的立柜早没了，房梁还是那根房梁。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买了一瓶水，两块钱。
出来的时候，我问店里那个女人，知不知道这铺子以前是干什么的。
她说：听老的说是收山货的。
我说：还收参。
她说：参现在金贵了。
我嗯了一声，走了。
回到车上，我把那本册子的事又想了一遍。老蚕说的那个“赎回来了”，我到现在也没见着那一页。册子没了，人说没就没了。
可有一件事我一直记着。
一九七九年六月，他交那三百一十七块六的时候，经手人说，册子上有，就得再走一遍。
他说：行。
我后来又去过一趟县档案馆，想查一九五六年那批折价的底册。
档案馆的人说，那一批在文革时候烧了，剩下的只有一九七九年以后的。
我没查着。
可我查着另一张纸：一九七九年六月，县财政局的一份收据存根，金额三百一十七块六，交款人写着佟德贵。
存根上的字是复写的，蓝印，第三联，最不清楚的一联。
那个“行”字，他说得很轻。
轻得像一个人替另一个人，把二十三年前的一笔账，认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