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叫醒过，她又回去了。她抱的是一个铁盒，一袋米
一、雨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七号，晚上九点四十。
我在县城的店里盘货。
外面下雨。
雨从下午开始下，一直没停。
我手机上弹了三条预警。
第一条，黄色。第二条，橙色。第三条，红色。
我把手机划开，看了一眼，又锁上。
我给妈打了个电话。
通了，没人接。
我又打了一个。
通了，还是没人接。
第三个，我打给王秀兰。
王秀兰是我妈对面的邻居，两家隔着一条河沟。
“秀兰。”
“玉梅。”
“我妈电话没人接。”
“她在家。”王秀兰说，“我刚才还看见她屋里灯亮着。”
“雨大，你帮我喊一声，让她把东西搬楼上。”
“行，我一会儿过去。”
“谢谢。”
“客气啥。”
我挂了电话。
那天晚上，我又打了两次。
一次十点二十，一次十一点。
都没人接。
我坐在店里，看着窗外的雨。
我心里想的是：她可能睡了。
她七十四了，睡得早。
二、那一夜
后来，我把那一夜，从三个人嘴里，一句一句拼起来。
第一个是王秀兰。
“那天晚上，水涨得快。”她说，“九点多，我看沟里的水就满了。”
“十点，水到一楼门槛。”
“我把我家里六口人，一个一个叫起来。”
“我男人，我两个儿子，我儿媳，我孙子。”
“我叫完，想起你妈。”
“我隔着沟喊，‘唐奶奶！唐奶奶！’”
“她应了。”
“她说，‘我在。’”
“我说，‘水来了，你上楼！’”
“她说，‘我晓得。’”
“我说，‘你快上！’”
“她说，‘我拿点东西。’”
“我说，‘莫拿了！’”
“她说，‘就拿一下。’”
王秀兰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玉梅，我该过去的。”
“我该蹚过去，把她拉上楼的。”
“可我家里六口人。”
“我孙子才三岁。”
“我……”
“秀兰。”我说，“你叫了她。”
“我叫了。”
“你叫了，她应了。”
“她应了，她又回去了。”
第二个，是我妈屋里的监控。
监控是二〇二四年装的，我在她一楼堂屋的角落里装了一个，连着我手机。
那天晚上，我在县城，一直没有点开。
我是在二十号，才点开的。
监控的时间，从晚上十点零七分开始。
画面里，我妈从楼上下来。
她穿着一件蓝布褂子，裤腿卷到膝盖。
水已经到她的脚踝。
她走到堂屋的柜子边，蹲下去。
她从柜子底下，拖出一个铁盒。
铁盒是饼干盒，红漆的，掉了漆。
她把铁盒抱在怀里。
水到她的膝盖。
她站起来，往楼梯走。
水到她的腰。
她走到楼梯口，回头看了一眼。
她看的是那个柜子。
柜子上有一台旧电视，电视旁边有一袋米。
她又回去。
她把那袋米抱起来。
水到她的胸口。
她抱着米，抱着铁盒，往门口走。
她没往楼上走。
她往门口走。
门口是卷帘门。
她想出去。
第三个，是邻居家的小儿子。
“叔说，他看见唐奶奶在门口。”
“水到腰，她把卷帘门往上推。”
“推了一半，水就冲进来了。”
“卷帘门冲开了。”
“她被冲倒了。”
“后来水就满了。”
监控到十点十九分，黑屏。
画面最后三秒，是她抱着米，站在门口。
门开着，水从外面往里灌。
她背对着镜头。
三、叫醒
五月十八号，凌晨四点。
我在县城，给我妈打电话。
关机。
给王秀兰打。
关机。
给村支书打。
关机。
我坐在床上，一直打到天亮。
天亮的时候，我给我弟打电话。
他在广东，做家具喷漆。
“小军。”
“姐。”
“妈那边，联系不上。”
“雨大，信号断了吧。”
“我一夜没打通。”
“姐，你别急。”他说，“以前也这样，下大雨就断信号。”
“以前没这么大的雨。”
“那你回去看看。”
“我回去。”
“姐。”
“嗯。”
“你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好。”
我挂了电话。
我收拾了一个包。
包里放了两件衣服，一双雨靴，一沓现金。
我出门的时候，天是灰的。
雨还在下。
四、路
从县城到壶瓶山，两个多小时车程。
那天，我走了七个小时。
第一段，县城到镇上，路还在。
路上有塌方，土堆在路上，铲车在推。
我等着，等了四十分钟。
第二段，镇上去村里的路，断了。
路基被冲空了一段，水泥板悬在半空。
有人在拦着。
“不能进。”
“我回家。”
“里面危险。”
“我妈在里面。”
那个人看了我一眼。
“你走山路。”
“哪条山路？”
“从上面那个橘园绕。”
“绕得过去？”
“绕得过去，三个钟头。”
我把车停在镇上，背着包，走山路。
山路是泥。
一脚下去，泥到脚踝。
鞋拔出来，“噗”的一声。
我走了三个钟头。
路上，我看见一棵橘子树被冲倒了，根朝天。
看见一头死猪，泡在水里，肚子鼓着。
看见一只鸡，站在一块石头上，不动。
我走到村口的时候，是下午三点。
村口那条路，已经没有了。
河沟从路中间穿过去。
原来路边那排房子，矮了一截。
有几栋，只剩一个屋角。
我站在村口，找我妈的房子。
她家是三层楼，淡蓝色瓷砖，门前就是河沟。
我找了三分钟。
找到了。
三层楼还在。
一楼，没了。
不是没了。
是一楼被冲开了。
卷帘门不见了，门框歪着。
一楼里面，全是泥。
泥是黄的，齐大腿深。
二楼还在，窗户还在。
阳台上，站着一头猪。
一头白猪。
它站在阳台上，四条腿撑得直直的。
它低着头，看着我。
我站在泥里，抬头看着它。
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你咋上来的？”
五、猪
后来，邻居们说，那头猪是随着洪水漂起来的。
水涨到二楼，猪圈在一楼后面。
猪会浮。
它浮起来，被水冲到二楼阳台窗边。
水退了，它爬上了阳台。
它在阳台上站了不知道多久。
两天。
两天里，没有人上来。
它站在阳台上，看着下面的泥。
我抬头看着它。
它看着我。
我忽然蹲下去，坐在泥里。
我坐在泥里，抬头看那头猪。
我坐了十几分钟。
我不哭。
我哭不出来。
我心里想：我妈养了它一年。
她喂它，一天两顿。
她用米糠拌菜叶，用泔水。
她跟我说：“这猪过年杀，给你一半。”
现在它站在二楼。
我妈在一楼。
六、一楼
我从泥里站起来。
我往一楼走。
淤泥齐大腿。
每走一步，要把腿拔出来。
我走到堂屋门口。
木门被泥堵住了。
不是锁着，是被泥顶住了。
我用手扒。
扒开一点，泥又流下来。
我扒了十几分钟，扒开一条缝。
我从缝里挤进去。
堂屋里全是泥。
柜子倒了，电视倒了，米袋破了。
墙上的挂钟还在，停在十点十九分。
我站在堂屋中央。
泥到我的大腿。
我低头看。
泥里有东西。
一只鞋。
我妈的鞋，黑布的，鞋面上一朵花。
我把它捡起来，把泥擦掉。
再往下挖。
挖出一个秤砣。
挖出一个辣椒罐。
挖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腌菜。
我又挖。
挖到一个铁盒。
红漆的饼干盒，掉了漆。
我把它抱起来。
盒子很沉。
泥水从缝里往下滴。
我抱着那个盒子，站在泥里。
我没有打开。
我不敢。
七、认
十八号晚上，我在镇上的临时安置点，认了我妈。
安置点在镇中学的食堂里。
地上铺着草席，摆了十几张行军床。
灯是白的，照得人脸发青。
工作人员带我到一个角落。
那里有一张床，床上盖着一块白布。
“你确认一下。”
我把白布掀开。
是我妈。
她的脸是青的，肿的。
额头上有一道口子。
她的手，是攥着的。
我把她的手，一根手指一根手指掰开。
手心里是泥。
泥里有两粒米。
我把那两粒米捏出来，放在手心上。
我看了很久。
“是她吗？”工作人员问。
“是她。”
“身份证带了吗？”
“带了。”
“签个字。”
我签了字。
签完，我站在那儿。
“同志。”
“嗯。”
“我妈是在一楼被找到的？”
“是。”
“一楼哪个位置？”
“门口。”
“她抱着东西？”
“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她怀里抱着一个米袋。”
那个人说。
“她应该是想从门口出去。”
“水把她冲倒了。”
“后来水退了，泥把她埋了。”
“她怀里那个米袋，我们拿出来了。”
“米还能吃吗？”
他愣了一下。
“米都泡了。”
“那米呢？”
“扔了。”
我看着他。
“同志。”
“嗯。”
“那袋米，是我妈从柜子上抱下来的。”
“她抱了两趟。”
“第一趟，她抱了那个铁盒。”
“第二趟，她抱了那袋米。”
“她抱着米，往门口走。”
“她想出去。”
“她不是想死。”
“她是想活。”
八、电话
十八号晚上十点，我给我弟打电话。
这次通了。
“小军。”
“姐，妈咋样？”
“妈没了。”
那头静了很久。
“姐，你说啥？”
“妈没了。在一楼，被水冲倒的。”
“你确认了？”
“我确认了。”
那头传来一声响，像是手机掉在地上。
过了半分钟，他捡起来。
“姐。”
“嗯。”
“我回不来。”
“你说啥？”
“我回不来。”他说，“厂里赶货，我请不了假。机票太贵，我……我回不来。”
我站在安置点的走廊上。
走廊尽头有一盏灯，一闪一闪。
“小军。”
“姐。”
“妈死了。”
“我知道。”
“你回不来？”
“姐，我在广东，一千多公里。我回去了，能干啥？”
“你能送她。”
“送她……”他重复了一遍。
“姐，我回不来。”
“那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回来？”
“等忙完这一段。”
“忙完是哪天？”
“下个月。”
“下个月，妈已经埋了。”
他不说话。
“小军，我问你一句话。”
“你说。”
“妈活着的时候，你一年回来几趟？”
“一趟。”
“一趟。”
“姐，我……”
“你一趟。”我说，“你一趟，你回不来。”
“她死了，你连最后一趟都不回来。”
“你在厂里赶货。”
“你赶的不是货。”
“你赶的是你不回来。”
他把电话挂了。
九、意外
十九号上午，镇上的工作人员来找我。
一个姓罗的，罗志刚，镇应急办的。
还有一个姓舒的，舒德明，村支书。
“唐玉梅。”
“在。”
“这是死亡证明，你签个字。”
我接过那张纸。
一张薄薄的纸。
上面写着：
“死亡原因：意外溺亡。”
我看着那四个字。
“同志。”
“嗯。”
“这个‘意外’，是啥意思？”
“就是意外。”罗志刚说，“溺水，属于意外。”
“我妈是在啥情况下溺水的？”
“洪水。”
“洪水属于天灾，还是意外？”
“这个……”他停了一下，“洪水是天灾。”
“天灾致死，跟意外致死，是一样的吗？”
“证明上，一般写意外。”
“抚恤呢？”
他看着我。
“你问这个干啥？”
“我问。”
“抚恤标准不一样。”他说，“因灾死亡有专项救助，意外死亡走一般程序。”
“差多少？”
“这个不好说。”
“差多少？”
“大概……差一半。”
我把那张纸放在桌上。
“罗主任。”
“嗯。”
“我妈那天晚上，是被邻居叫醒的。”
“我知道。”
“她答应了上楼。”
“我知道。”
“她回去拿东西。”
“我知道。”
“她抱了一个铁盒，一袋米。”
“我知道。”
“她想从门口出去。”
“我知道。”
“她死在一楼。”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写‘意外’？”
“唐玉梅。”他说，“这个证明，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是谁写的？”
“是按规定写的。”
“规定在哪儿？”
“在县里。”
“县里哪一条？”
他不说话了。
“罗主任，我不是要跟你吵。”
我说。
“我就要一个字。”
“哪个字？”
“‘因灾’。”
“我妈不是自己摔到河里淹死的。”
“她是被洪水冲倒的。”
“洪水是天灾，她就是因灾。”
“你写‘意外’，是想少给钱。”
“还是想让这七个人，死得轻一点？”
十、那句话
罗志刚没有回答我。
他把那张纸收起来。
“这个字，改不了。”
“为啥改不了？”
“程序走完了。”
“程序走完了，人还没埋。”
“唐玉梅，我跟你说句实话。”
“你说。”
“我们镇，这次受灾五万八千人。”
“死了七个，失联十四个。”
“我一天要签八张单子。”
“你妈这一个……”
他停了一下。
“你想让我给她一个人开个会？”
我看着他。
“罗主任。”
“嗯。”
“我妈七十四。”
“我知道。”
“她一个人住河边。”
“我知道。”
“她四十年一个人。”
“我知道。”
“她死在一楼，怀里抱着一袋米。”
“我知道。”
“你一天签八张单子。”
“是。”
“那八张单子上，你是不是都写‘意外’？”
他不说话了。
“罗主任，你签的不是纸。”
“你签的是他们怎么死的。”
“你要是都写‘意外’，那这七个人，就都是自己不小心。”
“那这场灾，就跟你们没关系了。”
“水是天下的，路是你们修的，喇叭是你们管的，预警是你们发的。”
“最后写‘意外’。”
“罗主任，你这张纸，比洪水还狠。”
十一、王秀兰
十九号下午，我去找王秀兰。
她家在对面，也是三层楼，一楼进了泥。
她正在清淤。
她看见我，站住了。
“玉梅。”
“秀兰。”
“你妈的事……”
“我知道了。”
她把手里的铁锹放下。
“玉梅，我对不起你。”
“你没对不起我。”
“我该过去的。”
“你家里六口人。”
“我知道。”
“你孙子三岁。”
“我知道。”
“秀兰，我叫你喊她，你喊了。”
“我喊了三次。”
“她应了。”
“她应了。”
“她应了，她回屋拿东西。”
“她说，‘就拿一下’。”
“她说‘就拿一下’，我就上楼了。”
王秀兰坐在泥里的砖头上，哭了。
“玉梅，我这两天一直在想。”
“想啥？”
“想她那句‘就拿一下’。”
“她说那句话的时候，声音是稳的。”
“她不怕。”
“她以为拿一下就上来。”
“她七十四了。”
“她一个人过了四十年。”
“她啥都不怕。”
“她怕的是啥，你知道吗？”
“怕啥？”
“怕东西没了。”我说。
“她那点东西，值几个钱？”
“不值钱。”
“那她为啥回去？”
“因为那是她的。”
我说。
“秀兰，你不知道。”
“她一个人住，那屋里每一样东西，都是她自己挣的。”
“那个铁盒，是她攒的钱。”
“那袋米，是她自己种的稻子打的。”
“那个电视，是她二〇一八年买的，三百块，她用了八年。”
“她回去，不是为了钱。”
“她回去，是因为那是她的家。”
“水冲进来，她的家要没了。”
“她想去拦。”
“她一个人，想拦一场洪水。”
王秀兰哭得更厉害了。
“玉梅，我要是拉她一把……”
“你拉不住。”
“我拉得住。”
“你拉不住。”我说，“她七十四，她犟。”
“她要是肯走，九点就走了。”
“她九点不走，十点不走。”
“她等水到腰，才走。”
“她不是不知道危险。”
“她是舍不得。”
十二、清淤
十九号到二十二号，我在我妈的房子里清淤。
一楼，一百二十平方。
泥，齐大腿深。
我一个人清。
一锹一锹地铲，铲进桶里，提出去，倒在外面。
一桶泥，三十斤。
我一天提一百多桶。
第一天，我清出了堂屋。
第二天，我清出了灶屋。
第三天，我清出了后面那个猪圈。
猪圈里全是泥。
猪圈的墙塌了一半。
我在猪圈的泥里，挖出一个猪食槽。
石头的，很沉。
槽里还有一层米糠。
我把猪食槽抱出来，放在院子里，用水冲干净。
冲干净，我坐在槽边。
我抬头，看二楼阳台。
那头猪还在。
它站在阳台上，看着我。
“你饿不饿？”
它叫了一声。
“你等着。”
我上二楼。
二楼没进泥。
我从二楼找出一袋米糠，半袋玉米面。
我拌了一盆，端到阳台上。
它低头吃。
吃的时候，它哼。
我蹲在旁边，看着它吃。
“你命大。”
我说。
“我妈养你一年。”
“你活了。”
“我妈没了。”
它抬头看了我一眼。
它继续吃。
十三、铁盒
二十二号晚上，我打开了那个铁盒。
铁盒是我从泥里抱出来的，红漆掉了，露出铁皮。
我把它放在二楼的桌上，用抹布擦了三遍。
擦干净，我坐在桌前。
我坐了很久，才把盖子掀开。
盒子里，最上面是一沓钱。
用橡皮筋捆着，三捆。
一捆一万，一捆一万，一捆一万二。
三万二。
钱是潮的，边上发黑。
我把钱一捆一捆拿出来，摊在桌上晾。
钱下面，是一个塑料袋。
袋子里是照片。
第一张，是我结婚那天。
我穿着一件红衣服，站在我妈旁边。
我妈没笑。
她这辈子照相，没笑过。
第二张，是我弟小时候。
他三四岁，剃了个光头，站在院子里。
第三张，是我爸。
我爸是一九九八年走的。
照片上，他穿着一件中山装，很瘦。
第四张，是这栋房子刚盖好的时候。
三层楼，淡蓝色瓷砖，门前还没有河沟。
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一个日子：二〇一一年。
第五张，是我儿子满月。
第六张，是一张纸。
纸上是我妈的字。
她的字很难看，一笔一划，很用力。
“玉梅，小军。”
“妈老了。”
“妈要是不在了，这房子，你们两姐弟一人一半。”
“妈的钱，三万二，一人一万六。”
“妈的东西，你们看得上的拿，看不上的烧。”
“妈不欠谁的。”
“妈这辈子，一个人。”
“你们别哭。”
我看完，把那张纸放下。
我坐在那儿，没有哭。
我心里想的是：她连后事都写好了。
她写好了，放在铁盒里，压在柜子底下。
她没跟我们说。
她怕我们嫌她晦气。
十四、存折
钱下面，还有一本存折。
农村信用社的，绿色封面。
我翻开。
第一笔，二〇一六年三月，存入五百。
第二笔，二〇一六年五月，存入三百。
……
最后一笔，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取出两百。
五月十六号。
出事前一天。
她取了两百块。
我翻到最后一页，看余额。
三百二十七块四毛。
三年，她一共存了三万二。
最多的一笔，是二〇二一年，我给她打了一万。
她存进去了。
她取出来的钱，一笔一笔，都是小数目。
五十，一百，两百。
我算了一下，她每个月取的钱，平均一百二。
一百二，是她一个月的生活费。
米，油，盐，电费，药。
我坐在桌前，把存折合上。
我又打开。
我看着最后一笔：五月十六日，取两百。
那天，她取了两百块，干什么？
我问了王秀兰。
“十六号？”她说，“那天赶场。”
“她去赶场了？”
“去了。”王秀兰说，“我碰见她了。”
“她买了啥？”
“买了两斤盐，一瓶酱油，一斤猪肉。”
“还有呢？”
“还有……”王秀兰想了想，“她买了一个书包。”
“书包？”
“一个红的书包，带轮子的。”
“给谁买的？”
“给她孙子。”王秀兰说，“她说，孙子九月要上小学了，她买个书包。”
我坐在那儿。
“秀兰。”
“嗯。”
“那个书包，找到了吗？”
“没找到。”她说，“水冲了。”
十五、弟弟回来
五月二十号，我弟回来了。
他从广东坐高铁到长沙，从长沙坐车到石门，从石门坐车到镇上，从镇上走山路进来。
他走到村口的时候，是下午四点。
他穿着一件黑T恤，脚上一双运动鞋，鞋上全是泥。
他站在村口，看着那栋楼。
“姐。”
“回来了。”
“妈呢？”
“在镇上。”
“我去看她。”
“先清淤。”
“我先去看她。”
他转身往镇上走。
走了两步，他停下来。
“姐。”
“嗯。”
“一楼咋成这样了？”
“水冲的。”
“二楼呢？”
“二楼没事。”
“那猪……”
他抬头，看见了阳台上的猪。
“那猪还活着？”
“活着。”
“妈都没了，猪还活着。”
他站在那儿，说了一句话。
“这世道，真是。”
我没接话。
十六、弟媳
五月二十一号，我弟媳来了。
她姓刘，三十六岁，在广东做美甲。
她坐高铁到长沙，再坐车进来。
她一进门，看见一楼，脸就变了。
“这房子废了。”
“一楼废了，二三楼还在。”我说。
“废了。”她说，“一楼泡了泥，还能住人？”
“能修。”
“修要多少钱？”
“不知道。”
“二十万够不够？”
“差不多。”
“二十万。”她说，“谁出？”
“我出。”
“你出？”
“我出。”
她笑了一下。
“玉梅姐，我跟你说句实话。”
“你说。”
“这房子，现在泡了泥，值不了几个钱。”
“修二十万，修好了，值三十万。”
“你说你出二十万，你图啥？”
“我不图啥。”
“你不图啥，你出二十万？”
“我妈的房子。”
“你妈已经没了。”她说，“现在是我们的。”
我看着她。
“小刘。”
“嗯。”
“你说‘我们的’，是啥意思？”
“就是我和小军的。”
“那我呢？”
“你是女儿。”她说，“女儿嫁出去了。”
“女儿嫁出去了，这房子就没我的份？”
“乡下都这样。”
“乡下都这样。”我重复了一遍。
“你们这边，不是也这样？”
“我们这边，是法律。”
我说。
“法律上，我妈的遗产，我和我弟一人一半。”
“法律管不着乡下。”她说。
“法律管得着。”
“那你去告啊。”
她说。
“你去告，你去告，你看谁理你。”
她转身进屋，把包往桌上一扔。
“玉梅姐，我再跟你说一句。”
“你说。”
“你妈那三层楼，现在泡了泥。”
“你要是想争，我跟你争到底。”
“我争的不是房子。”我说。
“那你争啥？”
“我争一张纸。”
“啥纸？”
“死亡证明上那两个字。”
她愣了一下。
“那两个字值多少钱？”
“不值钱。”
“不值钱你争啥？”
“我争我妈怎么死的。”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一下。
“玉梅姐，我跟你说句难听的。”
“你说。”
“她活着的时候，你一个月回一趟。”
“你回来，待两个钟头，你给她买米买油，你走。”
“你走的时候，她站在门口，你不回头。”
“现在她死了，你天天在这儿。”
“你争这两个字，你是争给她，还是争给你自己？”
“你争赢了，你心里好受。”
“可她已经没了。”
“你要是真孝顺，你早两年接她下山了。”
“你接了吗？”
“你没接。”
“你让她一个人住河边。”
“她死了，这房子才归你们。”
“你说，是不是？”
我站在那儿。
我看着她。
“小刘。”
“嗯。”
“你说得对。”
“我早两年，没接她下山。”
“我每个月回来一趟，我待两个钟头。”
“我给她买米买油，我走。”
“她站在门口，我不回头。”
“这些，我都认。”
“可我今天争这两个字，不是为我自己好受。”
“我妈死在一楼。”
“她的死亡证明上，写的是‘意外’。”
“写‘意外’，就是她自己不小心。”
“写‘因灾’，才是这场水。”
“我争的不是两个字。”
“我争的是，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别人不能写‘意外’就完了。”
十七、名单
五月二十三号，安置点开始发救灾物资。
米、油、被子、毛巾、牙膏、手电筒。
按户发。
我排在队伍里。
排到我的时候，工作人员翻名单。
“唐玉梅。”
“在。”
“你家几口人？”
“一口。”
“一口。”他念，“米二十斤，油一桶，被子一床，毛巾两条。”
“我妈呢？”
“你妈？”
“我妈是遇难者。”
他翻名单。
翻了很久。
“名单上没有。”
“没有？”
“没有。”
“遇难者家属，没有物资？”
“这个……”
“你把名单给我看。”
“这个不能看。”
“我就要看一眼。”
他不给。
我站在那儿。
队伍后面有人说话。
“快点。”
“前面咋不动了？”
我没有动。
“同志，你把名单给我看一眼。”
“大姐，你别为难我。”
“我不为难你。”
“那你让开。”
“我让开，你告诉我，遇难户在不在名单上。”
他低下头。
“不在。”
“为什么不在？”
“名单是村里报的。”
“村里谁报的？”
“村委。”
“村委谁报的？”
“我不知道。”
我转过身。
队伍后面，一个男人拎着两桶油，两袋米。
他是我妈隔壁那家的亲戚。
“你家几口人？”
“六口。”
“六口，两桶油？”
“我们家房子没了。”
“房子没了，人就多了两桶油？”
“你啥意思？”
“我没啥意思。”
我说。
“我就是想问问，我妈死了，她的名字，怎么不在名单上。”
十八、贴名单
二十三号下午，我做了一件事。
我把安置点墙上的物资发放名单，抄了一遍。
一张大白纸，用黑笔抄。
抄完，我又抄了一份。
第一份，贴在安置点的门口。
第二份，贴在我妈的房门口。
名单上，我画了三个圈。
第一个圈，是遇难者三户。
这三户，名字不在名单上。
第二个圈，是房子全毁的七户。
这七户，只领到一份。
第三个圈，是房子没进水的十一户。
这十一户，有两户领了双份。
我在名单下面，写了一行字：
“这是五月二十三号的发放名单。”
“请发放单位解释：”
“一、遇难户为什么不在名单上。”
“二、房屋全毁户为什么只领一份。”
“三、房屋未进水户为什么领双份。”
写完，我把笔放下。
安置点里围了很多人。
有人看，有人拍照，有人不说话。
一个工作人员跑过来。
“谁贴的？”
“我贴的。”
“你撕了。”
“我不撕。”
“你这是扰乱秩序。”
“我扰乱啥秩序？”
“你把名单贴出来，大家会闹。”
“大家闹，是因为名单不对。”
“名单是按规定发的。”
“规定在哪儿？”
“在镇里。”
“那你去镇里拿规定来。”
“你先撕了。”
“我不撕。”
我说。
“你要撕，你撕。”
“你撕了，我再贴一张。”
“你贴一张，我撕一张。”
“你撕十张，我贴十张。”
“我一天没事，我有的是时间。”
他站在那儿，没有动。
那天晚上，名单没有撕。
第二天，镇里重新发了一次物资。
遇难三户，每户补了双份。
房屋全毁七户，每户补了一份。
房屋未进水的两户，退了一份。
新名单贴在墙上，我看了一遍。
我妈的名字，在上面。
“唐桂香，遇难，双份。”
我站在名单前面。
“妈。”
“你的名字上去了。”
“你活着的时候，没上过啥名单。”
“死了，上了。”
十九、时间线
二十四号，我开始查一件事。
那天晚上的预警，是怎么走的。
我先去了村委。
村委在坡上，一间平房，进了水，正在晾文件。
村支书舒德明在。
“舒书记。”
“玉梅。”
“我问你个事。”
“你说。”
“五月十七号晚上，村里的预警，是咋发的？”
“微信群发的。”
“几点？”
“九点多。”
“九点多少？”
“这个……”
“你查一下。”
他翻了翻手机。
“二十二点四十。”
“微信群。”我说，“我妈在群里吗？”
“不在。”
“她七十四，她用老人机，她不上微信。”
“这个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只发微信群？”
“我们还有大喇叭。”
“喇叭响了吗？”
他不说话了。
“舒书记，喇叭响了吗？”
“那天晚上……”
“响了没响？”
“没响。”
“为啥没响？”
“坏了。”
“啥时候坏的？”
“三个月前。”
“报修了吗？”
“报了。”
“修了吗？”
“没修。”
“为啥没修？”
“没钱。”
“没钱？”我说，“一个喇叭，多少钱？”
“两千多。”
“两千多，你们报修三个月，没修。”
“玉梅，镇里经费紧。”
“经费紧，人命呢？”
他低下头。
“舒书记，我再问你。”
“你说。”
“镇里的红色预警，几点发的？”
“这个我不清楚。”
“我清楚。”我说，“二十三点十分。”
“二十三点十分，你们二十二点四十发的微信群。”
“中间差了三十分钟。”
“这三十分钟，你们干啥了？”
“我们在等镇里的通知。”
“等通知的时候，水已经到一楼了。”
二十、坏喇叭
二十四号下午，我去看那个喇叭。
喇叭装在村委的房顶上。
一根铁杆，四只喇叭，两只朝东，两只朝西。
我抬头看。
喇叭上有一层灰，还有鸟屎。
我搬了个梯子，爬上去。
喇叭的线，断了。
线头垂着，铜丝露在外面，锈了。
我从梯子上下来。
“舒书记。”
“嗯。”
“线断了。”
“我知道。”
“你知道，你不修？”
“修了两次。”他说，“第一次，电工来看，说线太长，要换线，要八百块。”
“第二次呢？”
“第二次，报上去了，没批。”
“报给谁？”
“镇里。”
“哪个部门？”
“应急办。”
“罗志刚？”
“是。”
“他批了吗？”
“没批。”
“为啥没批？”
“他说，先紧着要紧的。”
“要紧的是啥？”
“转移群众，发物资，查险情。”
“喇叭不要紧。”
我说。
“喇叭不要紧。”
“喇叭坏了三个月。”
“这三个月，下过几场雨？”
“几场。”
“你们喊过几次？”
“没喊。”
“没喊，是因为喇叭坏了。”
“喇叭坏了，是因为没钱修。”
“没钱修，是因为不要紧。”
“舒书记，你说，我妈的死，跟这个喇叭，有没有关系？”
他站在那儿，没有说话。
“舒书记。”
“嗯。”
“我不怪你一个人。”
“我怪这条线。”
“这条线断了三个月。”
“没人接上。”
二十一、会
二十五号，镇里开了一个会。
叫“灾后情况通报会”。
在镇政府三楼。
参加的人：镇干部、村干部、受灾群众代表。
我去了。
会议室里坐了四十多个人。
罗志刚在上面讲。
“这次灾害，是我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
“二十四小时降雨三百三十九点二毫米。”
“壶瓶山镇，十八日凌晨到六点，两百四十点六毫米。”
“全镇受灾人口五万八千余人。”
“死亡七人，失联十四人。”
“目前，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下一步，我们将做好三件事：”
“一、继续搜救失联人员。”
“二、做好受灾群众安置。”
“三、开展灾后重建。”
他讲了二十分钟。
讲完，他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
我举手。
“唐玉梅。”
“你说。”
“罗主任，我有三个问题。”
“你问。”
“第一，五月十七号晚上，镇里的红色预警，是几点发的？”
“这个……”
“二十三点十分。”我说，“我查了。”
“第二，村里的喇叭，坏了三个月，报修三次，为什么没修？”
会议室里有人抬头。
“第三，遇难者家属的物资，为什么不在名单上？”
罗志刚站在台上。
他的脸很白。
“唐玉梅，这三个问题，我们会后再说。”
“会后？”我说，“会后你要签字吗？”
“签什么字？”
“签我妈那张死亡证明。”
“那个已经签了。”
“签的是‘意外’。”
“对。”
“我要改成‘因灾’。”
“这个改不了。”
“改不了，我就问。”
我把手里的一张纸举起来。
“罗主任，这是我妈的时间线。”
“二十二点四十，村里微信群通知。”
“二十三点十分，镇里红色预警。”
“二十三点二十分，邻居王秀兰叫醒我妈。”
“二十三点二十五分，我妈下楼。”
“二十三点三十五分，水到腰。”
“二十三点四十分，她抱米到门口。”
“二十三点四十二分，卷帘门被冲开。”
“二十三点四十三分，监控黑屏。”
“罗主任，这七分钟里，你们在哪儿？”
会议室里很静。
“你们在等通知。”
“等通知的时候，一条人命，七分钟。”
“你说，这叫‘意外’？”
二十二、自辩
会后，罗志刚把我叫到走廊。
“唐玉梅。”
“罗主任。”
“你今天这个会，让我很难做。”
“我让你难做，是因为你做得不对。”
“我问你，五万八千人受灾，我一个人管得过来吗？”
“管不过来。”
“管不过来，我就得分轻重。”
“我妈是轻的？”
“你妈不是轻的。”他说，“可我得先救活的。”
“救活的，你救了吗？”
“救了。”
“你救了多少？”
“这个我们有统计。”
“统计在哪儿？”
“在镇里。”
“那七个人，为什么没救出来？”
“因为来不及。”
“来不及，是因为水涨得快？”
“是。”
“水涨得快，你们知道不知道？”
“知道。”
“知道，为什么不提前转移？”
“转移了。”
“转移了几个？”
“这个……”
“罗主任，我替你答。”
“你们转移了三百多人。”
“全镇五万八千人。”
“你们转移了三百多。”
“剩下五万七千多，靠自救。”
“我妈，七十四，一个人。”
“她自救。”
“她抱着一袋米，想从门口出去。”
“她自救失败了。”
“你写‘意外’。”
“罗主任，你把一场天灾，写成一个人的不小心。”
“你晚上睡得着吗？”
他站在走廊里。
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外面是泥。
“唐玉梅。”
“嗯。”
“我睡得着。”
“我一天睡四个小时。”
“我一闭眼，就是那些单子。”
“七张死亡单，十四张失联单。”
“我签一张，手抖一次。”
“可我不能不签。”
“我不签，后面的人领不到钱，埋不了人。”
“你说我写‘意外’。”
“我告诉你，写‘因灾’，要县里批。”
“县里批，要现场核。”
“现场核，要人到。”
“人到，要车。”
“车，都在路上。”
“我他妈的连车都没有。”
他说完，转身走了。
我站在走廊里。
我忽然觉得，这个人不是坏。
他是空的。
他被这场灾，掏空了。
二十三、材料
二十六号，我写材料。
写了八页。
第一页：基本情况。
第二页：时间线，精确到分。
第三页：监控截图，七张。
第四页：喇叭报修记录，三次。
第五页：物资名单，前后两版。
第六页：死亡证明复印件，一份，写着“意外”。
第七页：诉求。
第八页：附件清单。
诉求三条：
“一、将唐桂香死亡性质认定为‘因灾死亡’，按因灾标准落实救助。”
“二、核查五月十七日预警发布与传递情况，核查村级广播设施失修问题。”
“三、核查救灾物资发放名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我签了名，按了手印。
我把材料复印了三份。
一份寄县应急管理局。
一份寄县纪委。
一份当面交镇政府，要签收。
交材料的时候，镇办公室的一个姑娘接了。
“大姐，这个我收。”
“你签收。”
“我签。”
她拿笔，在收件栏上签了名。
签完，她抬起头。
“大姐。”
“嗯。”
“你一个人弄这些？”
“我一个人。”
“你弟弟呢？”
“他回广东了。”
“他不帮你？”
“他帮我。”我说，“他帮我骂我。”
她愣了一下。
“大姐，你保重。”
“我保重。”
二十四、最后三分钟
二十六号晚上，我弟还没走。
他买了二十七号的票。
那天晚上，我把他叫到二楼。
“小军。”
“干啥？”
“你坐。”
他坐下。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
“你看个东西。”
“啥？”
“妈的监控。”
“我不看。”
“你看着。”
“姐，我不看。”
“你为什么不敢看？”
“我不是不敢。”
“你是不敢。”
我把手机点开。
画面开始。
晚上十点零七分。
我妈从楼上下来。
她穿着蓝布褂子，裤腿卷到膝盖。
水到脚踝。
她走到柜子边，蹲下去，拖出铁盒。
“这是妈。”我说。
他不说话。
水到膝盖。
她站起来，往楼梯走。
水到腰。
她回头看了一眼。
她又回去。
她抱起那袋米。
水到胸口。
她往门口走。
“她抱的是米。”我说。
“她抱的是米。”
他重复了一遍。
画面最后三秒。
她站在门口，背着镜头。
卷帘门开着，水往里灌。
黑屏。
我弟坐在那儿。
他的手在抖。
“姐。”
“嗯。”
“她为啥不往楼上走？”
“因为米在楼下。”
“一袋米，值几个钱？”
“不值钱。”
“不值钱她为啥……”
“因为那是她的米。”
我说。
“她一个人种稻，一个人打米，一个人背回家。”
“那袋米，是她一年的口粮。”
“水来了，她要保她的口粮。”
“她以为来得及。”
“她七十四了，她还以为来得及。”
我弟低下头。
他的肩膀在抖。
“姐。”
“嗯。”
“妈七十四，她活够了。”
我抬起头。
“你说啥？”
“我说，妈七十四，她活够了。”
“她一个人过了四十年，她该歇了。”
“你再说一遍。”
“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再说一遍。”
他抬起头。
“我说，妈活够了。”
我站起来。
我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啪”的一声。
他捂着脸，看着我。
“唐小军。”
“姐。”
“你三十八。”
“你活够了没有？”
他不说话。
“你三十八，你在广东喷漆，你一天挣两百二。”
“你一年回来一趟，你待三天。”
“你妈七十四，她一个人住河边，她一个人种稻，她一个人喂猪。”
“她活够了？”
“她要是活够了，她为啥回去抱那袋米？”
“她要是活够了，她为啥装那个监控？”
“她装监控，是为了让我看她。”
“她一个人住，她怕死在屋里没人知道。”
“她装了监控，她等我点开。”
“我他妈没点开。”
“你也活够了？”
“你也三十八就活够了？”
他坐在那儿，哭了。
他哭得很难看，鼻涕眼泪一起下来。
“姐。”
“嗯。”
“我不走了。”
“你走。”
“我不走了。”
“你走。”我说，“你回去，你把厂里的活干完，你把工钱结了，你回来。”
“回来干啥？”
“回来修房子。”
“修好了呢？”
“修好了，你住。”
“我住？”
“你住。”我说，“妈这房子，一人一半。”
“我不要。”
“你不要，我也给你。”
“姐。”
“你听着。”我说。
“这房子，不是钱。”
“这房子，是妈一个人，一块砖一块砖攒出来的。”
“她攒了二十年。”
“她把一楼给猪，二楼给人，三楼放粮食。”
“她一个人住三层楼。”
“她住了十五年。”
“这房子，你要是不要，我就把它改成村里的应急屋。”
“啥叫应急屋？”
“下回下雨，谁家房子靠河边，谁来住。”
“住三楼。”
“三楼高，水淹不到。”
二十五、认定
六月三号，认定下来了。
县应急管理局来了一份文件。
《关于唐桂香死亡性质认定的批复》。
“经核查，唐桂香系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七日夜间洪水灾害中，在转移过程中返回住所取物，被洪水冲倒溺亡。”
“其死亡与本次洪涝灾害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认定为因灾死亡。”
“按因灾死亡标准落实相关救助。”
我看完，坐在二楼的桌前。
我把那张纸摊开，压在铁盒上。
“妈。”
“你的名字，改了。”
“不是‘意外’了。”
“是‘因灾’。”
“你听见了没？”
窗外有太阳。
五月底的太阳，很毒。
一楼还在清淤。
泥已经干了，结成一块一块的，用铁锹一铲，整块翻起来。
二十六、追责
六月十号，处分下来了。
罗志刚，诫勉谈话。
舒德明，党内警告。
镇应急办一个姓冯的副主任，免职。
村里一个负责广播的，通报批评。
文件上写着：
“经查，壶瓶山镇在‘5·17’洪涝灾害中，存在预警信息传递不及时、村级广播设施长期失修、救灾物资发放不规范等问题。”
“责令限期整改。”
限期整改，一个月。
整改的第一件事，是修喇叭。
全县排查。
六月十五号，县里出了一份通报。
“全县农村应急广播终端三百七十六套。”
“经排查，故障六十一套。”
“其中，因线路老化断线四十一套，因设备损坏二十套。”
“已全部修复。”
六十一套。
我看完那个数字，坐在那儿。
三百七十六套，坏了六十一套。
六十一套喇叭，坏了不知道多久。
每一套喇叭后面，是一个村。
每一个村，是几十个老人。
我妈是其中一个。
六月十八号，我去了县应急管理局。
我要看整改台账。
一个姓冯的股长接待我。
“唐大姐。”
“冯股长。”
“你要看台账？”
“我要看。”
“台账是内部资料。”
“全县通报都发了，六十一套。”
“通报是通报，台账是台账。”
“我就要看那六十一套，是哪些村。”
“你看那个干啥？”
“我要知道，哪些村的喇叭，坏了多久。”
他看了我一会儿，把台账抱出来。
一本硬皮本子，很厚。
我翻开。
第一页：金河村，故障类型：线路老化断线，故障时长：四个月，修复日期：六月十一日。
第二页：中岭村，设备损坏，三个月，六月十二日。
第三页：鼓锣坪村，线路断线，七个月，六月十二日。
第四页：九岭村，设备损坏，两个月，六月十三日。
……
我一页一页翻。
翻到第三十一页，我停下来。
“冯股长。”
“嗯。”
“这一套，故障时长写的是‘一年两个月’。”
“哪一套？”
“壶瓶山镇，河边组。”
“那是你们村。”
“是我们村。”
“一年两个月。”
“对。”
“我妈是五月十七号没的。”
“这个……”
“这一套喇叭，坏了一年两个月。”
“你们六月十一号才修。”
“我妈死的时候，它坏了十三个月。”
“冯股长，你们通报上写的是‘长期失修’。”
“长期是多久？”
“一年两个月，算不算长期？”
他低下头。
“唐大姐，我们工作没做到。”
“我不要你说没做到。”我说，“我要你写下来。”
“写啥？”
“写这一套喇叭，坏了十三个月。”
“写这一套喇叭后面，有个七十四岁的老太太，五月十七号晚上，没人喊她。”
“你写下来，签个字。”
“我签。”
他拿起笔。
他在台账那一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
“该终端故障时长十三个月，灾害期间未能发挥作用，情况属实。”
他签了名。
签完，他抬起头。
“唐大姐。”
“嗯。”
“你这个人，真难缠。”
“我不难缠。”
我说。
“我妈就死在那一页纸上。”
“我不把它翻出来，它就一直在那一页。”
二十七、钱
六月二十号，救助金下来了。
按因灾死亡标准，加上受灾群众生活救助、房屋受损补助，一共八万六。
我把钱取出来，分成三份。
第一份，三万，给我弟。
“小军。”
“姐。”
“这是妈的钱。”
“我不要。”
“你拿着。”
“姐，我在广东……”
“你拿着。”我说，“你拿着，你把债还了。”
他在广东欠了点钱，是买摩托车借的。
“你咋知道？”
“妈知道。”我说，“妈跟我说过，你在广东欠了钱，你不敢跟她说。”
“她咋知道？”
“你每个月寄回来的钱，少了两百。”
“她从你寄的钱里，看出来的。”
他低下头。
第二份，三万，我留着，修房子。
第三份，两万六，我拿去买东西。
买了什么？
四只喇叭，一套主机，一卷线。
还有一台发电机，一台抽水泵。
我把东西拉回村里，拉到村委。
“舒书记。”
“玉梅。”
“这是喇叭。”
“你买的？”
“我买的。”
“多少钱？”
“两万六。”
“你哪来的钱？”
“我妈的。”
“你妈的救助金，你买喇叭？”
“对。”
“你疯了？”
“我没疯。”
我说。
“我妈死在喇叭没响的那天晚上。”
“我买喇叭，是替她把那一声补上。”
二十八、猪下楼
六月二十五号，我要把猪弄下来。
它在二楼阳台上站了三十七天。
三十七天，我每天上去喂它。
它瘦了。
它原来有两百多斤，现在一百六。
它的毛是脏的，黄的。
它的眼睛，还是亮的。
怎么把它弄下来？
二楼阳台离地三米多。
猪不会下楼梯。
我找了四个人。
王秀兰的男人，王秀兰的大儿子，隔壁的老杨，还有我。
我们搭了一块跳板。
跳板是从一楼拆下来的门板，五米长，斜靠在阳台上。
跳板上撒了玉米。
猪站在阳台上，看着跳板。
它不走。
“下去。”我说。
它不动。
“下去，下面有吃的。”
它还是不动。
“它不敢。”王秀兰的男人说。
“猪怕高。”
“它在阳台上站了三十七天。”我说，“它习惯了。”
“习惯了就不敢下来。”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那头猪。
“你知道我妈咋喂你的吗？”
它看着我。
“她拿个盆，敲两下，你就过来。”
“她一天敲两次。”
“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她敲了三百六十五天。”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盆。
是猪食盆，铁的，缺了一个口。
我在盆上敲了两下。
“当，当。”
猪的耳朵动了。
它抬起头。
“当，当。”
它往前走了一步。
“当，当。”
它走到跳板边上。
“当，当。”
它踩上跳板。
跳板有点晃。
它停了一下。
“当，当。”
它往下走。
一步一步。
走到一半，它滑了一下。
四条腿一软，跪在跳板上。
“扶住！”
老王上去，抓住它的耳朵。
“慢点，慢点。”
它站起来，继续走。
走到地上。
它站在院子里，四条腿撑着，抖了抖身上的泥。
它抬起头，看了看天。
它叫了一声。
那一声很长。
我站在阳台上，手里拿着那个盆。
我哭了。
我三十七天没哭。
那天哭了。
二十九、送猪
六月二十六号，我把猪赶到王秀兰家。
“秀兰。”
“玉梅，你这是干啥？”
“这猪，给你。”
“我不要。”
“你收下。”
“我不能收。”
“你收下。”
“玉梅，这猪是你妈养的。”
“我知道。”
“你妈养的猪，你送我？”
“我送你。”
“为啥？”
“因为你叫了她。”
我说。
“那天晚上，你隔着沟喊她。”
“你喊了三声。”
“她应了。”
“你叫了，她应了。”
“你没拉住她，不怪你。”
“你叫了她，这就够了。”
王秀兰站在那儿，眼泪下来了。
“玉梅。”
“嗯。”
“我这三十七天，天天想这个事。”
“我要是蹚过去……”
“你蹚不过去。”我说，“那天水到腰，你带着三岁的孙子。”
“你蹚过去，你孙子咋办？”
“你做得对。”
“你叫了她，你上楼，你保住了一家六口。”
“你没做错。”
“你别再想了。”
她抹了一把脸。
“那这猪……”
“你养着。”
“我养着。”
“它叫啥？”
“它没名。”我说，“我妈就叫它‘猪’。”
“那我给它起个名。”
“你起。”
她想了想。
“叫‘二楼’。”
“为啥叫二楼？”
“因为它在二楼活下来的。”
“行。”我说，“就叫二楼。”
三十、应急屋
七月，我修房子。
一楼清完淤，墙基泡了，要重砌。
我请了师傅，砌了半个月。
一楼修好，我没有住。
我把一楼的门，改了个方向。
原来的门朝河沟，我把它封了。
新门朝后面，朝坡上。
我在新门旁边，钉了一块木牌。
木牌上是我自己写的字：
“唐桂香应急屋。”
“下雨天，河边人家，上来住。”
“三楼随便住，二楼有米，一楼有锅。”
“不要钱。”
钉完，我站在门口。
村里人来看。
“玉梅，你这房子，不要了？”
“要。”
“要你给人家住？”
“给人家住。”
“下回下雨，谁家靠河，谁上来。”
“你图啥？”
“我图下回下雨，别再有人的名字，写在死亡单上。”
三十一、一键喊
八月，镇上装了一套新东西。
叫“一键喊”。
一个主机，一个话筒，接全镇的喇叭。
镇里、村里、手机上，都能喊。
装完那天，镇里请我去试。
“唐大姐，你来喊一句。”
“我喊？”
“你喊。”
我站在镇政府三楼的广播室里。
话筒是黑的，有点凉。
我拿起来。
“喂。”
“喂。”
全镇的喇叭响了。
声音从山顶、从村口、从河沟边传出来。
“各位乡亲。”
“我是唐玉梅。”
“我是壶瓶山镇的。”
“我妈叫唐桂香。”
“今年五月十七号晚上，水来了，她被叫醒了。”
“她回去拿东西，没出来。”
“那天晚上，我们村的喇叭没响。”
“它坏了三个月。”
“没人修。”
“今天，喇叭修好了。”
“全镇三百七十六套，坏了六十一套，全修好了。”
“我今天喊这一句，不是喊给我妈听的。”
“她已经听不见了。”
“我是喊给还活着的人听的。”
“各位阿公阿婆，各位叔伯兄弟。”
“下回下雨，水来了，喇叭响了。”
“你们就走。”
“东西不要拿。”
“米不要拿，猪不要管，钱不要拿。”
“人走。”
“人走了，东西还能再挣。”
“人没了，就没了。”
我放下话筒。
广播室里很静。
镇里的一个年轻姑娘，低着头，在擦眼睛。
那天下午，喇叭又响了一次。
是村里喊的。
“河边组的，各家各户，报一声。”
“报一声，我们记个数。”
第一个应的，是王秀兰。
“王家，六口，在。”
第二个，是张阿婆。
“张家，一口，在。”
第三个，是老杨。
“杨家，三口，在。”
第四个，是河边组最东头那家。
“周家，两口，在。”
一个，两个，三个。
我在应急屋的门口，拿着本子，一个一个记。
记到第十四户，我停下来。
本子上，十四户，三十九个人。
我把本子合上。
我抬头，看山顶。
山顶的喇叭，看不见。
但我知道它在。
它响的时候，整个河边组都听得见。
我妈那年，没听见。
今年，三十九个人听见了。
三十二、一年
二〇二七年五月十七号。
那天，下雨。
从下午开始下，一直没停。
晚上八点，镇里的预警来了。
九点，村里的一键喊响了。
“各位乡亲，今晚有大雨。”
“河边人家，全部转移。”
“转移到村部、学校、唐桂香应急屋。”
“重复一遍，河边人家，全部转移。”
那天晚上，村里转移了四十七户。
一百三十九个人。
没有人伤亡。
十点，我站在应急屋的门口。
一楼开着灯，锅里有热水。
二楼有米，有面。
三楼铺了六张床。
来了十一户，二十三个人。
有几个，是我妈的老邻居。
张阿婆，八十一。
她儿子在广东，她一个人住河边。
“玉梅。”
“阿婆。”
“我上来了。”
“上来了就好。”
“你妈那屋，我住过。”她说，“她那时候，给我端过一碗擂茶。”
“你住。”
“我住。”
那天晚上，雨很大。
我站在三楼的窗户边，看下面。
河沟里的水，涨起来了。
涨到一楼的门槛。
没有涨上来。
我站在那儿，看了一夜。
三十三、弟弟
二〇二七年六月，我弟回来了。
他把广东的活辞了。
“姐。”
“嗯。”
“我不走了。”
“你想好了？”
“想好了。”
“你在广东一个月六千。”
“我知道。”
“你在家里，一年挣不到六千。”
“我知道。”
“那你还回来？”
“我回来。”
他说。
“我在广东喷漆，喷了十六年。”
“我喷的漆，是给别人家的家具喷的。”
“我自己的家，我一天没修过。”
“妈那房子，一楼我修。”
“猪圈我修。”
“我把猪圈修好，我养两头猪。”
“养大了，卖一头，留一头。”
“留的那头，过年杀。”
“杀了，给姐一半。”
“像妈那样。”
他蹲在猪圈边上，和泥。
他抹墙。
他抹得很慢，但是很平。
我站在旁边，看着他。
“小军。”
“嗯。”
“妈那块辣椒地，你种不种？”
“种。”
“你会种？”
“不会。”他说，“我学。”
“你学。”
“我学。”
三十四、尾声：铁盒
二〇二七年七月，辣椒红了。
我弟种的三垄辣椒，红了。
他把辣椒摘下来，铺在竹席上，晒在屋后那块平地。
那块平地，没有坡。
去年冬天，村里把那个坡填了一半，做了护坡。
护坡上种了草。
草长起来了，绿的。
我站在平地上，看着那三垄辣椒。
红的。
我弟蹲在旁边，翻辣椒。
“姐。”
“嗯。”
“妈当年，就是这么翻的？”
“就是这么翻的。”
“她翻辣椒的时候，想啥？”
“想啥？”
“想卖了钱，给孙子买个书包。”
我说。
“那个书包，是红的，带轮子的。”
“她买了，没送出去。”
我弟低下头。
“姐。”
“嗯。”
“那个铁盒，你打开了？”
“打开了。”
“里面有啥？”
“有三万二。”
“还有呢？”
“有照片。”
“还有呢？”
“有一张纸。”
“纸上写的啥？”
“写的是，房子一人一半，钱一人一半。”
“还写了啥？”
“还写了，‘妈不欠谁的’。”
我弟坐在辣椒堆旁边。
“姐。”
“嗯。”
“这铁盒，你留着？”
“留着。”
“你放哪儿？”
“放二楼。”
“你天天看见？”
“天天看见。”
我抬头，看二楼阳台。
阳台上没有猪了。
阳台上放着一个铁盒。
红漆的，掉了漆。
太阳照在铁盒上，反着光。
我站在那儿。
我心里想的是：我妈这辈子，就一个铁盒。
她把一辈子的东西，装在一个饼干盒里。
三万二，几张照片，一张纸。
她一个人，守着这个铁盒，过了四十年。
那天晚上，我上楼，把铁盒打开。
我把钱拿出来，数了一遍。
我把照片拿出来，一张一张看。
最后，我把那张纸拿出来。
我看着那行字：
“妈不欠谁的。”
我把纸翻过来。
纸的背面，还有一行字。
那行字很小，写在最下面。
我以前没看见。
上面写着：
“玉梅，小军，妈就是有点怕。”
“一个人住，晚上打雷，有点怕。”
“你们别嫌妈没用。”
我把那张纸捏在手里。
我坐在二楼的桌前。
窗外，雨又下起来了。
雨点打在瓦上，“啪啪”地响。
楼下，我弟在喊：
“姐！下雨了！”
“把辣椒收了！”
我站起来。
“来了。”
我把那张纸，折好，放进铁盒。
我把铁盒盖上。
我抱着铁盒，下楼。
楼下，我弟在收辣椒。
他一边收，一边喊：
“姐，快点！”
“来了。”
我抱着铁盒，站在门口。
雨下大了。
院子里的辣椒，红红的一片。
我弟抱着一席辣椒，往屋里跑。
他跑过去的时候，我看见他背上全是汗。
“姐，你抱的啥？”
“妈的铁盒。”
“你抱它干啥？”
“我怕它淋雨。”
“一个铁盒，怕啥雨？”
“它怕。”
我说。
“它一个人，在柜子底下，待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