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第一具
永平县殡仪馆在城北三里。砖墙，铁门，门楣上原是水泥抹的字，抹过三层，现在只剩几个坑。院里一棵榆树，树干让炉子烤焦了半边，另半边还活着，春天能发芽。
这里的冬天从十月起，到第二年四月才完。中间不下雪，只刮风。风越过县城往南去，把烟囱里的烟一层一层压下来。县城的人冬天不吃腌菜，说腌菜和烟一个味儿。
我到的那天是十一月十九。冷柜坏了第二台。
马馆长在铁门里站着，呢子大衣，袖口磨白。握手，他的手很凉。
“省里来的？”
“省民政厅，殡葬管理处。”
“哪一路？”
“无名尸的存量和处置。”
“存多少？”
“档案七具。”
“档案七具。”他把“档案”两个字咬得很清楚，“库里也七具。对得上。”
他带我往里走。院子扫得干净，干净得像没人住。业务厅在东边，玻璃窗上贴着一张纸：死亡登记，先核后签。窗里坐着一个人，只看见半个后脑勺，头发白了一半，脖子上有一道很深的褶。
“那是谁？”
“周德海，登记员。”
“多大？”
“六十一。”
“干多少年了？”
“三十年。”马馆长想了想，“二十九年零几个月。差几个月。”
停尸间在院子西边，铁门，门后挂一条棉帘，帘子上结了霜。里面比外头暖不了多少。地上有水，拖把靠在墙根，没拧干。
七具尸体不在一处。六具在冷柜里，第七具停在台上，还没入柜。台上那具盖着白布，白布下露出两只脚，脚趾上挂牌：2025-07。
“怎么不入柜？”
“柜不够。”马馆长说，“八台，坏两台，六台满的。”
“七具，六台满的。”
“有一具等手续。”
“去年冬天送来的，手续等到今年冬天？”
“县里的事，一样一样办。”
我掀开白布。
他的脸很整。六十上下，眉毛淡，鼻梁直，嘴唇抿着，嘴角略微往上。冻了快一年，脸没有塌，颜色像放久的蜡。
我见过这张脸。
省厅档案室，1998 年的模板照，编号 T-001。塑封过的黑白照，右下角一行小字：永平县首批身份证标准像。那张照片在县里的系统里挂了二十八年。
“这张脸……”
“怎么了？”马馆长问。
“像你们登记员。”
他没接话，把棉帘往外掀了一下，让风进来。风把白布吹起一个角，又落下。
老韩是十点半到的。县医院法医，五十八，棉袄，背一只帆布包。他不跟我握手，先看台子。
“又一年。”他说。
“你认识他？”
“不认识。”老韩把包放地上，“这县里的无名尸，我一个也不认识。认识就不叫无名尸了。”
他从包里取出一台机器。黑色，方壳，像个老式幻灯机，正面一块玻璃，玻璃底下是取像板。县里叫它“眼睛”。
“XG-98。”他说，“九八年上的，全县就这一台。”
“还能用？”
“能用。认脸认不准，认指纹还行。”
“为什么认脸不准？”
“模板库就只有一张脸。”他拿袖子擦了擦玻璃，“就一张。”
他把台子上那具的右手抬起来，拇指按在取像板上。屏幕亮了，绿字一行一行往上爬。爬了大概十秒，停住。
样本 2025-07 右拇指
匹配 0117 周德海 在职
相似度 0.94
我看着那行字。
“周德海是谁？”
“登记员。”马馆长说。
“他死了？”
“他在上班。”
“那这个 0.94 是什么？”
“机器老了。”马馆长说，“认错人。常有的事。”
“七台都认错？”
“你说七台。”
“我说七具。”我纠正他，“六具在柜里，一具在台上。都做过？”
老韩从包里翻出一叠打印纸，压得很平。七张，每张一行结果，全一样。
“去年做的。”他说，“前年也做过。县里每年清一次库，清一回，全这样。我写了报告。”
“报告给谁了？”
“给馆长。”
“馆长报了吗？”
“报了。”马馆长说，“省里说机器老化，等换新。”
“等了几年？”
“七年。”
七年，七具，七份一样的报告。
我说：“把周德海叫来。”
“他在窗口。”
“窗口离这儿二十步。”
“他三十年没挪过窝。”马馆长说，“叫他自己来，他不来。”
“那就我去。”
我从停尸间出来，经过冷柜间。六台柜子贴着墙，柜门上有霜，指示灯是绿的，温度显示 3℃。
“设定多少？”
“零下十七。”马馆长说。
“实际三度。”
“压缩机坏了两台，修一回两万。”
“七年没修？”
“县里没钱。”
“那这尸首冻着，七天就得变样。”
“是啊。”马馆长说，“所以得勤看着。”
我记住了这句“勤看着”。
业务厅的窗户开了一条缝。我站在窗口外，敲了两下玻璃。
里面的后脑勺转过来。
一张脸。
和台上那张，一模一样。眉毛淡，鼻梁直，嘴唇抿着，嘴角略微往上。只是活着的那张更瘦，颧骨下面凹进去两块，眼睛很亮，亮得不像六十一。
“周德海？”
“是。”
“你知道我是谁？”
“省里来的。”他说，“核尸首的。”
“核尸首的，你也不问一句？”
“问什么。”他把窗口的玻璃又推开一点，“尸首又不会跑。”
“刚才那具，指纹是你的。”
“我知道。”
“你知道？”
“我签的字。”他说，“我按的手印。”
“你按的？”
“活体担保栏，得本人按。”他把右手从窗口伸出来，拇指上有块旧疤，皮翻着，像被什么东西反复磨过，“就这一根。”
“你给一具无名尸担保？”
“七具。”
“七具都你担保？”
“七具都我担保。”
“为什么？”
他把手收回去，在算盘上拨了一下。那把算盘是木头的，珠子磨得发亮，其实早不用了，桌上摆着一台电脑，屏幕黑着。
“省里同志。”他说，“你叫什么？”
“沈砚。”
“沈同志。”他抬头看我，“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问。”
“一个死人，没有名字，没有户口，没有亲人来认。它能不能烧？”
“按规定，不能。”
“为什么不能？”
“身份不明，不能火化。”
“那它就一直在冰柜里躺着？”
“可以申请无名尸处置。”
“申请了七年。”他说，“批了七回。批一回，冻一具。你知道躺一年多少钱？”
“县财政给保管费。”
“一天八十。”他说，“一年两万九。七年，二十万。这二十万，是给它躺着的，不是给它烧的。”
他把算盘珠子拨回去。
“所以你就替它们担保？”
“我不担保，它们连躺都躺不安稳。”他说，“冰柜一满，就往乱葬岗拉。乱葬岗又不长草，野狗乱刨。”
我没说话。
窗外风大，榆树的焦半边在响。
“周德海。”我说，“你替七具尸首担保，系统怎么记的？”
“系统记我签字。”
“记你活着还是死了？”
他笑了一下。那笑很轻，落在嘴角那一点点往上的地方，和台上那具尸首的角度，一模一样。
“沈同志，”他说，“你猜。”
“我不猜。”
“那你回去问机器。”他把窗口的玻璃关上，关到只剩一条缝，“它比我老实。”
02｜机器比他老实
县招待所在县政府后头，三层，我住 302。暖气片是热的，屋里不热，窗户缝里塞着旧报纸。
晚上八点，我要系统权限。马馆长说县里的殡葬核验系统归民政局管，得找魏科长。
“魏科长在哪？”
“在市里开会。”
“电话。”
“打了，关机。”
“那就明天。”
“明天他回来。”马馆长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袋苹果，“沈同志，你这趟来，是核存量，还是核人？”
“核什么，规定上写着。”
“规定我看了。”他把苹果放桌上，“规定里没写让你查登记员。”
“规定里写了要核‘登记合规’。”
“合规。”他重复了一遍，“合规。”
他走到门口，又回头。
“沈同志，这县里七年没出过事。你一來，就要出事？”
“我是来核数的。”
“数对得上。”
“人对不上。”
他把门带上，走下楼，脚步很慢，一层一层地慢。
九点，我用省厅的临时账号登进县里的系统。只读权限，能看，不能改。
页面是蓝底白字，一屏一屏往下拉，字很小。殡葬核验系统，1998 年建的，2009 年升过一次，升级失败，界面还是老的。
我先调无名尸台账。七条，编号不连，年份连着。
2019-01，无名男，约五十，河滩，冻死，登记日期 2019-12-19。
2020-01，无名女，约四十，汽车站，猝死，2020-12-18。
2021-01，无名男，约三十，桥洞，2021-12-19。
2022-01，无名女，约六十，玉米地，2022-12-19。
2023-01，无名男，约二十，废井，2023-12-20。
2024-01，无名女，约三十五，旅店，2024-12-18。
2025-07，无名男，约五十五，殡仪馆门口，2025-12-19。
七条，全在冬至前两天到三天。像交租一样。
我把七条的“经办”栏点开。
经办人：0117 周德海。
活体担保：0117 周德海。
担保指纹：右拇指，同一枚。
经办人状态：已死亡（系统自动标记）。
第七条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状态变更记录：
2025-12-19 09:41 由 0117 本人 操作“身份恢复”。
2025-12-19 09:52 由 0117 本人 操作“死亡登记”。
2025-12-19 09:53 由 0117 本人 操作“身份恢复”。
同一分钟里，他死了一次，又活了一次，又死了一次。
我把七条全拉开，七组一样的记录，年份不同，时间几乎一样，都是上午九点四十到九点五十五。上午九点四十，是殡仪馆开始办业务的时间。
我给老韩打电话。
“XG-98 的担保栏，最多能签几回？”
“七回。”他在那头说，背景里有电视声，“一个指纹七个格。签满七回，第八回锁死，得省里解锁。”
“为什么是七个格？”
“九八年设计的时候，一个县一年能有多少无名尸？设计的人想，七年七具，够用了。”他停了一下，“他没想到真能签满。”
“签满了会怎么样？”
“锁死。锁死了，这县的无名尸就一具也烧不了。”老韩说，“所以他现在可不能死。”
“什么意思？”
“他得活着签字。”老韩说，“他一死，系统里那个 0117 就注销，七具尸首的身份全废，得重新冻。冻到什么时候？冻到县里换机器。”
“机器多少钱？”
“省里报价四十万。”
“县里拿不出四十万？”
“拿得出。”老韩说，“前年修办公楼，花了六十万。”
电视声小了一点，他大概把音量按低了。
“沈同志，”他说，“你别问我为什么。我就是个做鉴定的。我只知道，机器不会撒谎。”
“人呢？”
“人撒谎。”他说，“但人撒谎，机器会记下来。”
十点半，我打省厅社保处的值班电话。报周德海的身份证号。
那边查了两分钟。
“周德海，1965 年生，永平县殡仪馆职工。2023 年 3 月办理遗属待遇。”
“遗属待遇？谁办的？”
“本人。”
“本人办自己的遗属待遇？”
“系统里是这么记的。”对方翻了一下，“他爱人 2023 年 2 月去世，办的是供养遗属。他本人还活着，领的是遗属补助。”
“补助多少？”
“每月 480。”
“领了几年？”
“三年多。”
我挂了电话，坐在床沿上。
三年，每月 480，一共一万七千多。这点钱不够修一台压缩机。
我把七条记录又看了一遍。每一条的最后，都有一行“备注”，字段很短，只能填二十个字，他填了七个一样的：
“此身无名，借我名。”
七个一样的备注，七个一样的日期，七张一样的脸，一枚一样的指纹。
我在纸上写了一行：
一个活人，在系统里死了七回。他自己按的手印。
窗外风把报纸吹得响。我下楼，从马馆长留下的袋子里拿了一个苹果。苹果是凉的，咬下去有水声。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又去殡仪馆。
铁门没锁。院里没人。榆树的焦半边挂着白霜。
业务厅的窗开着，窗口里没人。
我绕到西边停尸间，棉帘掀着。台上那具白布盖得好好的。冷柜间里，有一台柜子的门开着一半，柜口冒白气。
白气里有一双手，正把一块东西往尸首脸上按。
“赵小满。”我说。
那双手停了一下。
“你认识我？”
“档案里有。入殓师，二十九。”
她把手里那块东西放下，转过身来。手上戴两层手套，外层是棉的，里层是胶的。她脸上有一层薄汗，眼睫毛上挂着水汽。
“省里的？”
“省里的。”
“看尸首？”
“看脸。”我说，“你这儿，多长时间换一回脸？”
03｜七张脸
她手上那块东西，是蜡。
不硬，也不软，像一块放久了的肥皂。有眉，有眼窝，有鼻梁的起伏，下巴的地方薄一点，边缘带着毛茬。
“你做的？”
“我做的。”
“做什么用的？”
“补脸。”她把那块蜡放进一只铝盒，盖上盖，“死人的脸，七天塌一回。补上，看着整。”
“为什么七天？”
“柜里三度。”她说，“零下十七才不塌。三度，肉还软，蜡也软。七天，蜡往下走，得重新按。”
“按成什么样？”
“按成登记照的样。”
“谁的登记照？”
她把铝盒放进工具箱，扣上搭扣。
“县里就一张登记照。”
我去看冷柜。
六台柜子，编号 1 到 6，门上一块小玻璃，玻璃里有霜。她用袖子擦了一块，让我看。
第一台，脸是整的。第二台，整的。第三台，脸塌了半边，从颧骨往下垮，露出里面另一张脸。第四台，整的。第五台，整的。第六台，整的。
那张脸跟外面这层不一样。眉毛粗，眼窝深，鼻子塌，嘴唇厚，三十岁上下。嘴张着，牙缺了两颗。
“这张是谁？”
“王小军。”她说，“2021 年，桥洞。”
“多大？”
“三十。”她说，“1991 年生。”
“那外面那层呢？”
“我做的。”
“为什么给他做？”
“因为不做法医不给开单子。”她把袖子放下，“无名尸要处置，得先拍照存档。拍出来一张歪脸，系统不认。系统不认，单子开不出来。单子开不出来，就得一直躺。”
“所以你把它们都做成同一张脸，好让系统认？”
“系统只认一张脸。”她说，“我做别的，它也不认。”
我站在六台柜子中间，看那六张脸。一样的眉，一样的鼻梁，一样的嘴角往上一点点。冻着的时候像蜡，化了以后也像蜡。
“七具。”我说，“六台柜，一台台上。七张脸，一张模具。”
“一张模具。”
“模子在哪儿？”
“在我箱子里。”
“拿出来。”
她看了我一会儿，把工具箱打开，从最底下抽出一块石膏。石膏是脸的阴模，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字：T-001，1998。
“谁写的？”
“原来就有。”
“原来就有？”
“模子是馆里传下来的。”她说，“九八年做身份证，县里请地区照相馆的人来，给全县人拍照。拍了一张样板，倒了个石膏模，留着以后补证件照用。后来证件照都电子化了，模子就剩这一块。”
“所以全县的人都长这张脸？”
“全县的证件照都长这张脸。”她纠正我，“人不长。”
“那死人为什么要长？”
“死人要照相。”
我把石膏翻过来。脸的部分很光滑，被人手摸过很多次，鼻尖那儿磨得发亮。边上有一道裂缝，用胶粘过。
“这道缝？”
“去年冬天摔的。”
“谁摔的？”
“我。”她说，“手抖。”
我把石膏放下。
“赵小满，你做这个，馆里知道？”
“馆长知道。”
“馆长批准？”
“馆长说，别让人看见。”
“你父亲叫什么？”
她的手停了半秒。
“赵有财。”
“在哪儿？”
“在台上。”
我没回头。停尸间那头，白布盖着的第七具，脚趾上挂着 2025-07。
“你父亲，为什么会在殡仪馆门口冻死？”
“他来找我。”她说，“那天还没到冬至，零下二十七。他在门口坐了一夜，早上我开门，他靠着门框，硬了。”
“为什么不进去？”
“门锁了。我住后头，听不见。”
“他来找你干什么？”
“给我送饺子。”她说，“酸菜的。”
她说完，把工具箱合上，提起来，往门口走。
“赵小满。”
“嗯。”
“7 号柜里是什么？”
她没停步。
“坏的。”
“坏了七年，锁是新的。”
她走到门口，掀起棉帘。白气从帘子底下滚出去。
“沈同志。”她说，“你要核数，数在台账上。你要核人，人在窗口。别开那台柜。”
“为什么？”
“那台柜，馆长有钥匙。”
她走了。
我在冷柜间站了一会儿。7 号柜在最里头，贴着后墙，柜门上挂一把黄铜挂锁，锁身很亮，没有锈。柜子的温度显示不亮，指示灯是灭的。
我把手放在柜门上。门是凉的，比别的柜子凉。凉得不一样，像里面没有东西。
上午十点，老韩来了。我把蜡块给他。
他没急着看，先闻。
“牙科蜡。”他说，“红蜡，做假牙基托的。掺了松香，加了甘油，防干。”
“能验出来？”
“能。”他把蜡块放在桌上，用指甲划了一下，“这东西不是入殓用的。入殓用的是油泥、棉花、缝合线。这个，是做模型的。”
“做模型干什么？”
“做脸。”他说，“做一张能戴的脸。”
他把石膏模也拿过去，对着窗户看。
“模子老。”他说，“石膏里掺了水泥，八十年代的工艺。背面这个 T-001，不是铅笔写的，是钢印压的。钢印是机器的编号，不是人写的。”
“什么机器？”
“九八年那台 XG-98。”他说，“机器出厂带一块标准模板，模板的脸倒成石膏，一起装箱。全国每个县都有一套。”
“所以这模子不是县里做的？”
“是机器带的。”老韩把石膏放下，“县里没人有这个手艺。倒模要真空，要除气泡，县里没设备。”
“每个县都带一套？”
“每个县一套。”他说，“九八年装机，模板脸用谁？用第一个登记员。谁在岗，就拍谁。拍完了，倒个模，装箱，跟机器一起发下去。”
“全国都一样？”
“全国都一样。”他说，“所以全国的无名尸，长得都像他们县第一个登记员。”
“那赵小满怎么会做？”
“她不会倒模。”老韩说，“她只会用现成的模子压蜡。压蜡不难，我孙女都会。”
“那她为什么说模子是照相馆留的？”
老韩笑了一下，笑得不好看。
“沈同志，你问她爹的事了吗？”
“问了。”
“她怎么说？”
“她说她爹来找她送饺子。”
“酸菜的？”
“酸菜的。”
老韩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
“她爹是 2025 年冬天送来的。”他说，“我做的尸检。”
“死因？”
“冻死。零下二十七，坐了一夜。”
“有没有别的伤？”
“没有。”老韩说，“指甲缝里有面粉，鞋底有酸菜叶子。她没撒谎。”
“那她为什么撒谎说模子是照相馆的？”
“因为照相馆的人，九八年就散了。”老韩把眼镜戴回去，“死无对证。”
我把七份报告摊在桌上，七张纸，七个日期，七个“此身无名，借我名”。
“老韩。”
“嗯。”
“你信这七具尸首，是自己长成这张脸的？”
“我不信。”他说，“但我验不出来。”
“为什么验不出来？”
“因为蜡是软的。”他说，“我验得出蜡，验不出是谁按的。我验得出模子，验不出模子是谁用的。这县里，会按蜡的只有一个人，可我没证据。”
“我有。”
“你有什么？”
“七张脸，一张模子，一枚指纹，七次死亡登记。”我说，“还有一句‘勤看着’。”
老韩看着我。
“沈同志，你要动这个案子？”
“我是来核数的。”
“数对得上。”
“人对不上。”我说，“七具尸首，共用一张活人的脸。这不是数的事。”
04｜坏柜
下午我去后院看电表。
后院有一间小屋，砖砌的，门没锁，里面是配电箱。墙上挂着七块电表，一块一块标着字：业务厅、停尸间、冷柜 1-4、冷柜 5-8、炉间、宿舍。
“冷柜 5-8”那块，数字在走。
马馆长说 7 号柜坏了七年。坏了的柜子不走电。
我把电表的数抄下来，回到冷柜间，把 7 号柜的插头拔了，回后院再看。
数字不走了。
我插回去，数字又走。
柜子是活的。
晚上我找马馆长要钥匙。
“7 号柜的钥匙。”
“那柜子坏了。”
“坏了也得开。”
“开了没用。”
“省厅要求，存量核验，逐柜开箱，拍照存档。”
“规定上有这一条？”
“有。”我把打印的规定翻到第三页，指给他看。他看了很久，看得很仔细，像在找一个错字。
“钥匙不在我这儿。”
“在谁那儿？”
“周德海。”
“他一个登记员，管柜子钥匙？”
“柜子归他管。”马馆长说，“他管了三十年。”
我去业务厅。窗口关着，里面亮着一盏灯。周德海在算盘上拨珠子，一颗一颗，拨得慢。
“7 号柜的钥匙。”
“开柜做什么？”
“核数。”
“数在台账上。”
“台账上没有 7 号柜。”
他把算盘停下。
“沈同志，你知道 7 号柜为什么锁着？”
“你说。”
“锁着，是因为里面没东西。”他说，“没东西的柜子，开了也是空的。空柜子一开，温度一散，柜就真坏了。”
“柜子坏了七年，还怕散温？”
他不说话。
“钥匙。”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串钥匙，铜的，用红绳串着，绳子上有七个结。他解下最末一个，推过窗口。
“开了，把门带上。”他说，“别让它散温。”
7 号柜的门打开时，一股冷气涌出来，比别的柜子冷得多。我把手伸进去，指尖立刻发麻。
柜里是空的。
柜底一层霜，霜上有一块压出来的形状。人形。头、肩、背、臀、脚跟，都在。压得很实，像躺过很久。
柜壁上有刻痕。
七道。每道旁边刻着一个日期：2019.12.19、2020.12.18、2021.12.19、2022.12.19、2023.12.20、2024.12.18、2025.12.19。
七个冬至。
柜里还有一根温度计，水银柱停在零下十六。
一张纸条，压在温度计下面。纸是从算盘账本上撕的，边上带着格线。上面一行铅笔字：
0117 试 3℃
我把纸条装进证物袋。
老韩半夜被我叫来。他站在 7 号柜前，看了很久。
“这柜子没坏。”他说。
“我也知道没坏。”
“它是单独走的线。”老韩指着柜后的管子，“这条线不接县里电网，接的是后院那台老发电机。”
“发电机在转？”
“不转。它接的是另一路，从粮站拉过来的。”他伸手摸了摸柜壁，“这柜子常年零下十六，比别的柜冷十三度。”
“为什么？”
“因为它只冻一个人。”老韩说，“冻一个人，不用考虑开门关门，不用考虑省电。它就是照一个人的尺寸做的。”
“谁做的？”
“九八年装机的时候，一起装的。”老韩说，“那时候县里八台柜，七台冻尸首，一台冻模板。”
“模板？”
“XG-98 的原装模板，一块石膏脸，一块底片，一份说明书。”他说，“机器装箱的时候，模板要另外存，怕丢。存在柜里，零下十六，不坏。”
“模板早拿出来了。”
“拿出来了。”老韩看着柜底那个人形，“腾出来，躺人。”
我把那七道刻痕指给他看。
“他每年躺一回。”老韩说，“冬至前，躺一夜。试温度。”
“试什么温度？”
“试自己死的那天，柜子够不够冷。”老韩把眼镜摘了，“沈同志，你见过给自己试棺材的人吗？”
“没见过。”
“我见过三个。”他说，“一个是木匠，给自己打棺材，打了二十年，最后没用上，儿子用了。一个是老书记，量了自己的尺寸，说躺进去要能伸直腿。这个是第三个。”
“他为什么要伸直腿？”
“因为冻硬了，腿是弯的。”老韩说，“弯着烧，不好看。”
我从冷柜间出来，天已经黑了。院里风大，榆树的焦半边在响。
烟囱底下站着一个人。呢子大衣，不是马馆长那件。是登记员那件，黑的，领子翻起来。手里一支烟，没点。
“开都开了。”他说，“看见什么？”
“看见你躺过。”
“躺过七回。”
“为什么锁着？”
“锁着，是怕人看见。”他把烟叼在嘴里，还是没点，“看见了，就得问。问了，我就得死。”
“你现在没死。”
“我在系统里死了七回。”他说，“第七回是去年冬至。签完那一笔，屏幕上跳出四个字：额度已满。”
“额度已满？”
“一个指纹七个格。”他说，“七个格用完了，第八回签不了。签不了，第八具尸首就烧不了。”
“今年冬至，会有第八具？”
“每年都有。”他说，“这县里，每年冬至前后，总要死一个没名的。”
“为什么？”
“因为冷。”他说，“冷是最不挑人的。有钱的烧煤，没钱的烧秸秆。烧不起的，就冻死。冻死的人身上没证件，就是无名尸。”
“那今年呢？”
“今年还没来。”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掰断，扔在地上，“不过快了。还有三十三天。”
“冬至是哪天？”
“十二月二十二。”他说，“今年是二十二。”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我记了三十年。”他说，“每年冬至前三天，我都得签一回字。签完了，回家吃饺子。”
“今年还签？”
“签不了。”他说，“额度满了。”
风把他的话吹散了一点。
“周德海。”
“嗯。”
“你为什么给它们担保？”
他把手插进大衣口袋，往铁门那边走。走了七八步，回头。
“沈同志，你从省里来，见过多少无名尸？”
“档案上见过。”
“见过活的吗？”
“死人没有活的。”
“我说的不是尸首。”他说，“我说的是‘无名’这两个字，怎么活的。”
他走了。
铁门在他身后合上，没有响。
我回头看 7 号柜。门缝里透出一点白气，细细的，一直在冒。
柜子没坏。冷气一直开着。
05｜冬至前三天
县民政局的档案室在二楼，一间屋，六个铁柜。管档案的是个姑娘，姓李，二十七八，指甲涂了一半，另一半掉了。
“七年的无名尸处置申请。”
“哪七年？”
“2019 到 2025。”
她翻了很久，抱出七个牛皮纸袋，每个袋子上写一个年份，字是同一个人的。
“这些袋子谁装的？”
“老周。”她说，“每年装一回，送过来。”
“他送？”
“他送。”她说，“骑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下雨天用塑料布包。”
我把七个袋子拆开。
每个袋子里三样东西：一份申请，一份身份核验结论，一张照片。
七份申请的格式一样，理由一样，结尾一句话一样：
“该尸体现存于本馆冷柜，身份待核，请予处置。”
七份结论也一样，XG-98 打印的，一行字：
“样本与模板 T-001 相似度 0.94，判定为同一人。”
七张批复，都在右下角，蓝笔，三个字：
“不予处置。”
签字：魏明。
日期：每年冬至后第五天。
“魏明是谁？”
“民政局副局长。”小李说，“管殡葬。”
“为什么不予处置？”
“上面写的。”她把批复转过来，指着背面，“背面有意见。”
我把批复翻过来。背面是手写的，蓝笔，字很圆：
“该尸身份与在册人员冲突，属重复登记，待清理后另行处置。”
七张，七张背面，七句一样的话。
“清理什么？”
“清理重复登记。”小李说，“一个人不能死两回。系统里他死了七回，就是七条重复。七条不清理，七具尸首就不能动。”
“清理了会怎么样？”
“清理了，尸首就回到无名。”她说，“无名就不能烧，得等亲属。等不到，三年，送乱葬岗。”
我把七份申请摊在桌上，一份一份看保管期限。
第一份，2019 年，保管期三年，2022 年到期。
第二份，2020 年，2023 年到期。
第三份，2021 年，2024 年到期。
第四份，2022 年，2025 年到期。
可它们都还在。七年，七具，一具也没送走。
我翻到每份申请的最后一页，找到“保管起算日”一栏。
2019 年那具，起算日写的是 2019-12-19。
2020 年那具，起算日写的是 2020-12-18。
2021 年，2021-12-19。
2022 年，2022-12-19。
2023 年，2023-12-20。
2024 年，2024-12-18。
2025 年，2025-12-19。
每一年，起算日都被改成了当年冬至。
“起算日能改？”
“能。”小李说，“重新登记一次，就重新起算。”
“谁改的？”
“登记员。”
“周德海？”
“周德海。”
我把七份申请叠起来，七张纸，厚度不到一厘米。
“小李，这七年，有人来认过尸吗？”
“认过。”她说，“来过三个。”
“三个？”
“2019 年那具，有个女的来，说是她男人。验了 DNA，不是。”
“2021 年那具，有个老头来，说是他儿子。看了脸，说不是，走了。”
“2024 年那具，来了一个男的，看了一眼，说认错了。”
“看脸的？”
“看脸。”她说，“脸不对，就不认了。”
我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
脸不对。
下午三点，魏科长的车到了。黑色桑塔纳，车牌尾号 07。他从车上下来，四十五六，头发梳得很齐，穿一件深灰夹克，手里一个公文包。
“沈砚同志。”他先伸出手，“省厅的？”
“省厅的。”
“辛苦。”他握手，手很暖，“这县里冷。”
“魏科长。”
“叫我魏明就行。”
我们一起进业务厅。周德海在窗口里，没起身。
“老周。”魏明说，“省里同志来核数，你配合。”
“配合。”周德海说。
“7 号柜开了？”
“开了。”
“谁让开的？”
“我让开的。”我说。
魏明转过头看我，笑了一下。
“沈同志，7 号柜是坏柜，不列入台账。”
“它没坏。”
“坏了。”他说，“坏了七年。”
“它在走电。”
“走电也不能用。”他说，“温度不稳，冻不住。”
“零下十六，稳得很。”
魏明的笑没有变。他把公文包放在窗台上，打开，取出一份文件。
“沈同志，你来得正好。”他说，“县里今年有一项清理工作，需要省里见证。”
“什么清理？”
“重复登记清理。”他把文件推过来，“这县里七条重复死亡登记，挂了七年，一直没清。按规定，同一自然人重复登记三次以上，属重大登记异常，须在当年度内清理完毕。”
“清理办法？”
“注销多余登记，恢复唯一身份。”他说，“注销以后，七具尸首回归无名，按无名尸处置。”
“送乱葬岗？”
“按程序。”他说，“先公示三个月，无人认领，送乱葬岗。”
“七具一起？”
“七具一起。”
我看着文件最后一页。落款日期是十一月十日，签字是县长，盖了章。
“什么时候执行？”
“冬至前。”魏明说，“十二月十九。”
“还有一个月。”
“二十九天。”他纠正我，“沈同志，你核你的数，我清我的账。两不耽误。”
“魏科长。”
“嗯。”
“这七具尸首，脸都是一样的。你知道吗？”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知道。”
“你知道？”
“老周做的。”他说，“为了照相。”
“为了照相，还是为了不让人认出来？”
魏明把茶杯放下。
“沈同志，你这话，我不懂。”
“你懂。”我说，“七张脸，一张模子。模子是机器带的，T-001。全县只有一张脸能过机器。过了机器，就能登记。登记了，就能留。留一天，八十块。七年，二十万。”
“二十万是县财政出的。”
“县财政出的，谁收的？”
“殡仪馆收。”
“殡仪馆归谁管？”
“民政局。”
“民政局谁管殡葬？”
魏明看着我，看了三秒。
“我管。”
“那这二十万，你签字吗？”
“我签字。”
“签了七年。”
“签了七年。”他说，“沈同志，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这七具尸首，不是没人认。”我说，“是有人不让认。”
魏明笑了。这次笑得久一点。
“沈同志，”他说，“你今年多大？”
“二十八。”
“二十八。”他重复了一遍，“我二十八的时候，也在省里，也这么说话。”
他把文件收进公文包，拉上拉链。
“十二月十九，上午九点。清账。”他说，“省里来人见证，你来。”
“我要是不来？”
“不来也行。”他站起来，“账照清。”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窗口里的周德海。
“老周，还有二十九天。”
“二十九天。”周德海说。
“冬至的饺子，今年还吃吗？”
“吃。”周德海说，“酸菜的。”
06｜第八回
我在永平住了半个月。县里给我安排了一间房，就在门卫室楼上。
十二月五日，早六点四十，门卫老孙敲我房门。
“沈同志，门口又躺一个。”
我披上棉袄往外跑。天没亮，风从北边直灌。铁门外坐着一个人，背靠门柱，头低着，围巾拉到鼻子底下，两只手抱在怀里，抱着一只塑料袋。
她身上落了一层白霜。
我把手贴到她脖子上。凉的，硬的。
“什么时候发现的？”
“我五点开门扫雪，她就在这儿。”老孙说，“我以为是要饭的，喊了一声，没动。”
老韩七点二十到。他蹲下，先看手，再看眼，再看脚。
“冻死。”他说，“至少六个小时。夜里零下二十四。”
“多大年纪？”
“五十上下。”他把她的围巾解开，“脸上没伤。”
怀里那只塑料袋，她抱得很紧，手指头扣在袋口上，抠出了印。老韩一根一根把手指掰开。
袋里三样东西。
一个铁皮饭盒，冻得硬邦邦，盒盖上用刀刻了一个“福”字。
一张结婚证，红皮，1996 年发的。
一叠车票，用橡皮筋捆着。
我先把车票摊开。
八张。前七张是存根，永平站下。最后一张是打印的电子票，纸边带着热敏纸的卷。
2019.12.17，哈尔滨到永平。
2020.12.16，哈尔滨到永平。
2021.12.17，哈尔滨到永平。
2022.12.17，哈尔滨到永平。
2023.12.18，哈尔滨到永平。
2024.12.16，哈尔滨到永平。
2025.12.17，哈尔滨到永平。
2026.12.03，哈尔滨到永平。
八年，八趟，全是冬至前。
结婚证翻开。男方：李满仓，1970 年生。女方：刘桂芝，1970 年生。照片上两个人并排坐着，男的左脸有一块深色的东西，照片模糊，看不清是痣还是影子。
“李满仓。”我说。
老韩抬头。
“2019-01。”我说，“河滩那具。”
我们把 2019-01 从一号柜里拉出来。
冻了七年，皮肤是灰的，硬得像木头。脸上盖着蜡膜，眉、眼窝、鼻梁，还是那张脸，周德海的脸。
“剥开。”
赵小满进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工具。她看了一眼台上，把工具放下。
“我来。”
“你手稳。”老韩说。
她拿一把薄刀，从下巴底下进去，一点一点往上剔。蜡和皮肤冻在一起，剔的时候有声音，像刮冰。
剔到左脸，她停了。
“有东西。”
“什么？”
“一块黑的。”她说，“在皮里。”
老韩凑过去看。
“色素痣。”他说，“先天性的，三厘米。”
赵小满把整张蜡膜揭下来。
底下的脸：眉骨高，鼻子宽，嘴唇厚，左脸一块黑痣，从颧骨拉到耳根。
和结婚证上那块深色的东西，对得上。
我把结婚证举到尸首脸边。老韩把灯挪过来。
“是他。”老韩说。
“是他。”
赵小满站在旁边，手上还捏着那张蜡膜。蜡膜的内侧，脸的左颊那里，是平的。她压蜡的时候，把痣压平了。
“你知道他有痣？”
“不知道。”她说，“我按模子压的。模子上没有。”
“模子上没有。”
“模子是机器带的。”她说，“机器只认一张脸，不认痣。”
我把八张车票排开，压在台子上。
八年，八趟，从哈尔滨到永平，一千二百公里，硬座。她每年冬至前到，看一眼，说不是，回去。第二年再来。
她认不出他，因为他脸上的痣，被一层蜡盖平了。
“她住哪儿？”
“查了。”老孙说，“车站后头的小旅店。老板娘说她昨天下午来的，问殡仪馆怎么走。登记簿上她写的名字是‘刘桂芝’，写得慢，写完还问，‘芝’字是不是这么写。她往北走了三里，到这儿天黑了，门锁了，就坐在门口。”
“她为什么不去敲门？”
“敲了。”老孙说，“我听见了。我以为是醉鬼，没开。”
他低下头，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铁皮饭盒我打开了。里面是饺子，冻成一坨，酸菜馅的，能闻出来。
“每年冬至，她都带饺子来？”我问。
“带着。”老韩说，“你看车票，都是冬至前到。冬至当天吃饺子。她带了八年，一盒也没送出去。”
我坐在停尸间的门槛上，坐了很久。
风从门缝里进来，把台子上的蜡膜吹动了一下，像一张薄纸。
九点，周德海来了。他进门，看见台上的人，脚步停了。
“新来的？”
“第八具。”
他走到台前，看她的脸。看了很久。
“她叫什么？”
“刘桂芝。”
“哪儿的人？”
“哈尔滨。”
他把手伸进大衣口袋，摸出那串钥匙，又放回去。
“我签。”
“你签不了。”
“我签。”
“额度满了。”我说，“你自己说的。七个格，第八回锁死。”
他没理我，走到业务厅，打开电脑。屏幕亮了，蓝底白字。他输入 0117，密码，回车。页面跳出来，一行红字：
“该担保人额度已满，无法新增登记。”
他盯着那行字。
“解锁呢？”
“要省里。”我说，“省厅信息中心，书面申请，七个工作日。”
“七天。”他说。
“七天。”
“她等不了七天。”他说，“无名尸进馆，三天内要报备。报备了没身份，就得往乱葬岗送。”
“送之前要公示。”
“公示一个月。”他说，“一个月，零下二十度，她在这儿冻着，能冻住。可 7 号柜满了。”
“7 号柜是空的。”
“空的也不能放。”他说，“放了，就是第八个。”
他把手放在键盘上，手指头在 0117 那几个数字上按了一下，又抬起来。
“沈同志。”
“嗯。”
“省里的解锁，你能不能办？”
“我是核验组，不是信息中心。”
“你能打电话。”
“能打。”
“打。”
我打了。省厅信息中心的人说，解锁要走流程，要有县局申请、市局复核、省厅审批。三份文件，七个工作日。
“加急呢？”
“没有加急。”对方说，“这系统二十八年没加急过。”
我挂了电话，回头看他。
他坐在窗口里，背对着我，肩膀很窄。窗户上的纸被风吹起一个角：“死亡登记，先核后签”。
“周德海。”
“嗯。”
“你给七具尸首担保，一共签了几笔？”
“七笔。”
“每笔之后，系统记你死一回。”
“记了七回。”
“你知道会这样？”
“第一笔就知道。”他说，“第一笔签完，屏幕跳出来，说我已死亡。我当时吓坏了，去找魏明。魏明说，系统的事，别管，你人还站着，就是活的。”
“你就签了第二笔。”
“签了。”
“为什么？”
他转过身来。
“沈同志，你今年二十八。”他说，“你见过一个人，为了给另一个人留个名，把自己名字签出去七回吗？”
“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他说，“我就是那个签的。”
07｜账本
业务厅的抽屉有三层。第一层印章，第二层表格，第三层一个算盘账本。
账本是牛皮纸封皮，红格线，用铅笔写。前面几十页记的是每天的火化数、骨灰盒数、炉子用煤数。字很小，横平竖直，像刻的。
翻到 2019 年 12 月，纸的右下角有一块折痕。我把那一页揭开，封皮和纸之间，夹着七张纸。
七张纸裁得一样大，从账本上撕的，边上带格线。每张写一个人。
第一张：
李满仓，男，1970 年生，黑龙江哈尔滨道外区。2019.12.17 河滩。左侧面颊色素痣三厘米。
查：道外区南七道街 12 号，平房，门锁。邻居王姓，说 2018 年搬走，去向不明。走访一次，2020.3.11。
第二张：
张秀兰，女，1980 年生，齐齐哈尔。2020.12.16 汽车站。左手腕有旧疤。
查：龙沙区一洗浴中心，登记地址。问老板，说没这个人。走访一次，2021.4.2。
第三张：
王小军，男，1991 年生，吉林长春。2021.12.17 桥洞。右腿骨折旧伤。
查：宽城区，父母已故。弟弟王小勇，现在服刑，长春监狱。未联系。走访一次，2022.5.6。
第四张：
陈桂芬，女，1962 年生，佳木斯。2022.12.17 玉米地。后颈有烧伤。
查：向阳区，有一子，在外打工，电话空号。走访一次，2023.3.9。
第五张：
孙亮，男，2003 年生，沈阳。2023.12.18 废井。无亲属。
查：沈阳市儿童福利院，2019 年离院。无记录。走访一次，2024.4.1。
第六张：
吴小燕，女，1989 年生，本县。2024.12.16 旅店。右耳后有痣。
查：本县，前夫姓马，开出租车。问，说不认识。走访一次，2025.3.20。
第七张：
赵有财，男，1971 年生，本县靠山屯。2025.12.16 殡仪馆门口。胃内有未消化饺子。
查：女儿赵小满，本馆入殓师。
走访：无。不用走访。
七张纸，七年。每张下面都有一行小字，写“未通知”。
我把七张纸摊在窗口的台面上。
“周德海。”
“嗯。”
“这些名字，你查的？”
“我查的。”
“你查了七年。”
“七年。”
“查到了，为什么不填？”
他从窗口里出来，站在台面前，看着那七张纸。
“填了，就得通知。”他说，“通知了，亲属来领。领走了，就没了。”
“没了是什么意思？”
“没名字了。”他说，“人走了，骨灰一撒，这世上就没这个人了。连个碑都没有。”
“留着它们，就有碑？”
“留一天，就有一天。”他说，“万一有人来呢。”
“李满仓的老婆来了。”我说，“来了八年。”
他的手在纸上停住。
“她来了八年？”
“八趟车。”我说，“哈尔滨到永平，硬座，一千二百公里。”
“她怎么不早说？”
“她说了。”我说，“她每年到门口，问一句，有没有一个左脸有痣的。门卫说没有。她看了一眼照片，说不是，就走了。”
“照片上是谁？”
“是你。”
他闭上眼睛。
“我把痣盖了。”
“你把痣盖了。”我说，“你怕机器不认，把她男人做成了你的脸。她找了八年，看了七年你的脸。”
风从窗口缝里进来，把七张纸吹起一角。
“我原想，等机器换了，就还回去。”他说，“脸还回去，名字也还回去。”
“机器什么时候换？”
“省里说，等有钱。”
“等了七年。”
“七年。”他说，“我知道我错了。”
“错在哪儿？”
“错在我想留。”他说，“留人，得有个样子。样子是我做的。做成了我，就不是他了。”
他把七张纸一张一张叠起来，叠得很齐。
“沈同志，你信不信，这七个人，我都见过。”
“活的？”
“活的。”他说，“李满仓来馆里的时候，是我抬的。河滩上冻了三天，硬得像块板，我和老孙两个人抬不动，用绳子拖。张秀兰是在车站死的，我赶到的时候，人还热着，手心里攥着半张车票。王小军是从桥洞里拖出来的，腿折了，折的地方用铁丝绑着，自己绑的。陈桂芬在玉米地，脸朝下，压着三个玉米棒子。孙亮在井里，井口有我胳膊粗，人是倒着下去的。吴小燕在旅店，床头柜上有半瓶药，药瓶上贴的标签让人撕了。赵有财……”
他停了。
“赵有财在门口，靠着门框，怀里抱着一盒饺子。”
“你抬他进去的？”
“我抬的。”他说，“我抬的时候，他的手还热。”
他把七张纸塞进大衣内袋。
“这些名字，我要填。”
“填不了。”我说，“额度满了。”
“那就解锁。”
“七天。”
“我等七天。”
“她等不了。”我说，“清账的日子定在十二月十九。魏明的文件，冬至前必须清完。”
“清账清的是重复登记。”他说，“我把名字填上，就不重复了。”
“填上要过机器。”我说，“机器要人脸。七具的脸都是你的，填别人的名字，比对不过，系统拒收。”
他站在那里，很久没说话。
“那就把脸还回去。”
“还回去，机器不认。”
“机器不认，人认。”他说，“李满仓的老婆认。”
“她认了七年，没认出来。”
“这回我让她认。”他说，“我把蜡揭了，把痣露出来。她认得。”
“她死了。”我说，“昨天晚上，零下二十四，坐在你门口。”
他的身子晃了一下，扶住台面。
“第八具。”他说。
“第八具。”
“在她身上，有一张结婚证。”
“有。”
“有饺子。”
“有。酸菜的。”
他把手从台面上拿开，站直。
“沈同志，我要签第八笔。”
“签不了。”
“签不了，就换个法子。”他说，“系统里七个格满了，是因为七个格都记的是我。要清账，得把七个格腾出来。”
“怎么腾？”
“我死。”他说，“我真死一回。”
08｜见证人
十二月八日，魏明带了三个人来。一个拿相机，一个拿文件夹，一个没拿东西，站在门口，手插在袖子里。
“沈同志，清账提前。”
“提前到哪天？”
“十二月十二。”
“为什么提前？”
“新增一具无主尸。”他说，“县里考核，无主尸存量不能超过七。现在八具，超了。”
“超了会怎么样？”
“扣分。”他说，“扣到年底，殡葬这一项，全县倒数。”
“所以你要清账。”
“清账是规定动作。”他把文件夹打开，“你签个字。”
文件夹里是一份《无名尸身份核验报告》，三页纸。第一页写七具尸首的编号、性别、年龄、死亡时间。第二页写“经核验，七具尸首面部特征与在册人员 0117 高度一致，判定为冒名登记”。第三页是结论：
“上述七具尸首身份系伪造，建议注销重复登记，恢复无名状态，按无主尸处置。”
底下三个签字栏：核验人、见证人、批准人。
核验人一栏，已经打印了两个字：沈砚。
“我没核过。”
“你核了。”魏明说，“你来这十天，天天在核。”
“我核出来的结论，不是这个。”
“你的结论是什么？”
“七具尸首的脸，是有人做的。”我说，“做脸的人，是入殓师。批准做脸的人，是馆长。签字担保的人，是登记员。这三个人，你一个没写。”
“写了。”他翻到第二页最下面，有一行小字：“相关责任人另行处理。”
“另行处理，是处理谁？”
“按程序。”
“程序在哪儿？”
“县里。”他说，“县里有县里的程序。”
我把文件夹合上，推回去。
“我不签。”
魏明没生气。他把文件夹拿起来，拍了拍。
“沈同志，你知道这份报告是谁批的吗？”
“谁？”
“省厅殡葬管理处。”他说，“上周五，你们处长签的字。你下来核数，是带着任务的。任务就是这份报告。”
“处长没跟我说。”
“说了你还来吗？”
他笑了。
“沈同志，你在省里待了几年？”
“四年。”
“四年，还是个科员。”他说，“我二十八的时候，也是科员。我知道科员想什么。科员想的是，把事办对。”
“那副局长想什么？”
“副局长想的是，把事办完。”
他把文件夹放回桌上。
“十二月十二，上午九点。你签，就是见证人。你不签，也是见证人。县里已经下文了，你的名字在文上。”
“我的名字怎么会在文上？”
“省厅报的。”他说，“核验组三个人，报的是你。”
我站在业务厅门口，风把窗户上的纸吹得响。
马馆长从后院过来，手里拎着一串钥匙。
“魏科长。”
“老马。”
“柜子清不清？”
“清。”
“清完了，柜子空出来，明年还冻不冻？”
“冻。”
“冻了还得收保管费。”马馆长说，“这七年的账，审计要查。”
“查就查。”魏明说，“账是县财政的账，一具八十，七年二十万，一分没进个人口袋。”
“没进个人口袋，进了馆里的账。”马馆长说，“馆里的账，修了炉子，发了工资，买了煤。你让我怎么跟审计说？”
“照实说。”
“照实说，就是我挪用了保管费。”
“那就别照实说。”魏明说，“账上写的是‘设施维护’。”
马馆长看着他，看了很久。
“魏科长，这七具尸首，有一具是我签字收的。”
“哪一具？”
“第七具。赵有财。”马馆长说，“他是我远房亲戚。他闺女在馆里上班，他死在我门口，我不收，谁收？”
魏明没说话。
“收了，就得冻。冻了，就得签字担保。担保了，就得记一笔死亡。”马馆长说，“这七年，老周替我担了七回。我心里明白。”
“明白就好。”魏明说，“明白就别拦。”
“我不拦。”马馆长把钥匙放在窗台上，“我就要一句实话。这七具尸首清出去，送乱葬岗，是不是就没人再提这二十万了？”
“没人提。”
“那老周呢？”
“老周是登记员。”魏明说，“登记员按登记条例处理。”
“怎么处理？”
“重复登记七次，属重大差错。”魏明说，“按规定，撤销登记资格，追究责任。”
“追究到什么份上？”
魏明不答。他把文件夹收进公文包，拉上拉链。
“老马，你把 7 号柜的钥匙给我。”
“钥匙在老周那儿。”
“他给了沈同志。”
“那把是备份。”马馆长说，“正钥匙在他腰上，三十年没离过身。”
魏明转过头看我。
“沈同志，你考虑一下。”他说，“十二月十二，还有四天。”
他走了。三个人跟着他，走出铁门，上车。桑塔纳在雪地上倒了一段，掉头，往县城去。
我回到业务厅。周德海在窗口里，正在写什么。走近看，他在填一张表。
《无名尸身份确认表》。
表上七行。第一行：李满仓。第二行：张秀兰。第三行：王小军。第四行：陈桂芬。第五行：孙亮。第六行：吴小燕。第七行：赵有财。第八行空着，他用铅笔写了三个字：刘桂芝。
“你填这个干什么？”
“填了，就有名了。”
“系统不认。”
“系统不认，纸认。”他说，“纸上有名，人就能查。人查到了，就能来领。”
“清账在十二号。”我说，“清完了，这七具就送乱葬岗。纸上写什么都没用。”
他把笔放下。
“沈同志，你知道乱葬岗在哪儿？”
“不知道。”
“城西二十里，一个沙坑。”他说，“五十年代挖的，挖完没填。县里没主的尸首，都往那儿送。送过去，往坑里一放，撒一层石灰，再一层土。没有记号。”
“你去过？”
“送过。”他说，“送过四回。第一回是九九年，一个要饭的，冻死在电影院门口。我跟着车去的。车斗里颠，尸首翻过来，脸朝下。到了坑边，工人拿钩子钩，钩住衣服，一甩，甩进坑里。”
“后来呢？”
“后来不去看了。”他说，“看了睡不着。”
他把表折起来，塞进大衣内袋。
“十二月十二，他们要清账。”
“嗯。”
“清账要开柜，验尸，拍照。”
“嗯。”
“开柜的时候，七具的脸都是我的。”他说，“拍出来，全省都能看见。省里一看，就知道这县里有个登记员，把自己的脸，贴在七个死人脸上。”
“所以你要在十二号之前，把脸还回去。”
“还回去，机器不认。”
“机器不认，人认。”我说，“你刚才说的。”
他看着我。
“沈同志，你愿意帮我？”
“我不帮你。”我说，“我核我的数。”
“数对得上。”
“人对不上。”我说，“人对上了，数才对。”
09｜实体核销
老韩家在县医院后头的家属楼，五楼，两室。屋里有股碘伏味。他从书柜最上层取下一本册子，蓝皮，油印，封面一行字：XG-98 殡葬核验系统 操作手册（试行）。
“九八年培训发的。”他说，“全省就印了三百本。”
“你留了二十八年？”
“我这人有个毛病。”他说，“用过的东西，不舍得扔。”
手册不厚，六十四页。纸脆，翻的时候要轻。
第十二页，《担保与额度》。老韩念，我记：
“无名尸处置，要有在册登记员活体担保。右拇指按印，系统给被担保人一个临时身份。”
“一个担保人，七个格。签满锁死，省里解锁。”
“每签一笔，系统把他标成‘死亡待核’。得本人点一下‘身份恢复’，才能接着办。”
第十五页，《实体核销》。
“担保人死了，名下临时身份全注销。”
“他还有没注销的，人又死了，由继任担保人承接。”
“继任的要本县在册，过人像核验，录右拇指。”
“承接以后，额度重算。”
我把这两页又读了一遍。
“继任担保人。”我说。
“继任担保人。”老韩说。
“额度重新计算。”
“重新算。从零开始，七个格。”
“人像核验怎么过？”
“XG-98 只认 T-001。”老韩说，“你要是长得像他，就能过。”
“不像呢？”
“不像就过不了。”
“那这个‘继任’是给谁设的？”
“给儿子设的。”老韩说，“九八年设计的人想，登记员是父子相传的，老子死了，儿子接。儿子从小看着爹的脸长大，长得像，能过。”
“现在呢？”
“现在没儿子。”老韩说，“老周一个人，三十年。”
我把手册合上。
“老韩，我问你一件事。”
“问。”
“十二号清账。七条重复登记，注销六条，留一条。注销以后，七具尸首回归无名，送乱葬岗。”
“对。”
“如果七条全部改成真名呢？”
“改成真名，就不是重复登记。”老韩说，“不是重复，就不清。”
“改成真名要什么？”
“三样。”他伸出手指，“姓名、身份证号、人像核验。”
“前两样他有。”
“他有。”老韩说，“七张纸，我看了。”
“第三样呢？”
“第三样，机器认脸。”老韩说，“七具的脸都是 T-001，机器认。可名字不是 T-001 的，机器要三样对得上。”
“对得上吗？”
“对不上。”老韩说，“系统里存的是‘0117 周德海’。你填‘李满仓’，系统一查，李满仓的照片不是这张脸，拒收。”
“那把系统里的照片换了？”
“换不了。”老韩说，“换照片要省厅权限，要原籍派出所出证明，要本人到场。”
“本人死了。”
“死了就换不了。”老韩说，“这就是死结。”
我在他家餐桌上铺开一张纸，把线索一条一条写下来。
一、七具的脸是蜡膜，模子是 T-001。
二、七具的指纹是同一枚，0117。
三、七份担保，七次死亡标记。
四、额度七格，已满。
五、清账要注销，注销即回归无名。
六、改名要过机器，机器只认 T-001 的脸，但名字对不上。
七、继任担保人可以承接，额度重算。
我写完，看着第七条。
“老韩。”
“嗯。”
“继任担保人承接以后，那七条临时身份，就转到继任人名下。”
“对。”
“转到继任人名下，还是‘周德海’？”
“不是。”老韩说，“转成继任人的名字。”
“那七具尸首的身份，就是继任人的名字？”
“是。”
“七具尸首，都叫继任人的名字？”
“都叫。”老韩说，“一个人，八个身份。七个死人，一个活人，同名同姓同指纹。”
“这不是更乱？”
“更乱。”老韩说，“但不清账。因为不是‘重复登记’，是‘同一人多次死亡’。”
“同一人多次死亡，也要清。”
“要清。”老韩说，“但清的是死亡次数，不是尸首。尸首还在，还在柜里，还能等。”
我把笔放下。
“所以，只要有人接这个担保，七具尸首就能留着。”
“留着。”老韩说，“留着，等亲人。”
“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有人来认，或者等到机器换。”
“机器换不了。”
“换不了。”老韩说，“那就一直等。”
我坐在他家餐桌前，看着那张纸上的七条。
“老韩，这七具里，有一具是赵小满的爹。”
“我知道。”
“赵小满可以接吗？”
“她过不了机器。”老韩说，“她那张脸，跟 T-001 差得远。”
“差多少？”
“差一张脸。”
我笑了。笑得不好看。
“所以只有我接。”
“只有你接。”老韩说，“你年轻，你在册，你还能戴蜡。”
“戴蜡？”
“戴上蜡膜，机器认。”他说，“赵小满的手艺，一天能做一张。戴上去，按指纹，过机器，你就是继任担保人。”
“戴着一张死人的脸，上班。”
“戴着一张活人的脸。”老韩纠正我，“老周还没死。”
“他要是死了呢？”
“他要是死了，这张脸就是死人的脸。”
我没说话。
老韩把手册收起来，放回书柜最上层。他站到凳子上，动作很慢。
“沈同志，我跟你说句实话。”
“说。”
“这县里的事，我看了二十八年。”他说，“我看过七具尸首进来，七具出去。出去的时候，都是无名的。烧完了，骨灰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塑料袋上写编号，往仓库一放，三年，没人领，倒进沙坑。”
“七具都倒了？”
“倒过四具。”他说，“剩下三具还在仓库。”
“哪三具？”
“2019 那具，2020 那具，2021 那具。”他说，“后来的没倒，因为老周不签处置单。”
“他不签？”
“他不签。”老韩说，“处置单上要登记员签字。他签担保，不签处置。他说，担保是留，处置是送。他只留，不送。”
“所以七具都在。”
“都在。”老韩说，“一具也没送走。他用七个格，留了七具。”
他把凳子放好，走回来。
“沈同志，你要接吗？”
“我再想想。”
“想吧。”他说，“想清楚。接了，你这辈子，就在这个窗口里了。”
我小时候，我奶奶死在外地。火车站，一只编织袋，一张纸，写着“无名女，约七十”。我爸去找了三回，没找着。
“老韩。”
“嗯。”
“我在档案室见过 T-001 那张照片。第一眼不是觉得像谁，是想起那张纸。”
他把手册放回书柜，没接话。
我从他家出来，天已经黑透。县城的街上没什么人，路灯隔一盏亮一盏。走到县政府门口，我看见一辆黑色桑塔纳停在那儿，车牌尾号 07。
车里坐着一个人，没开灯，烟头一明一暗。
我走过去，敲了敲车窗。
玻璃降下来。
“沈同志。”魏明说，“这么晚。”
“魏科长。”
“想通了？”
“想不通。”
“想不通就别想。”他说，“十二号，你签字，签完回省里。这事跟你没关系。”
“报告上写着我的名字。”
“写着名字，是让你有个交代。”他说，“不写名字，你回去怎么交差？”
“我的差，是核数。”
“数对得上。”
“人对不上。”
魏明把烟按在烟灰缸里。
“沈同志，你知道这县里，有多少人靠这七具尸首吃饭？”
“多少人？”
“殡仪馆十一个人，四个靠保管费发工资。”他说，“炉子三年没大修，去年修了一回，钱从保管费里出。你要是把这事捅出去，省里一查，钱一停，炉子停了，冬天一来，全县的死人往哪儿送？”
“送市里。”
“市里一百二十公里，一具运费八百。”他说，“县里出不起。”
“那就让七具尸首顶着？”
“七具尸首顶了七年。”他说，“它们顶得住。”
我站在车窗外，风把手吹得发麻。
“魏科长。”
“嗯。”
“你知道李满仓的老婆，死在门口吗？”
“知道。”
“你知道她找了八年？”
“知道。”
“你知道她为什么认不出？”
“知道。”他说，“脸换了。”
“那你还要清账？”
“清账，是让它们有个了断。”他说，“留着，是让活人难受。你问问老周，他这七年，睡过几个整觉？”
车窗升上去，发动机响了。
车开出去十几米，又停下。玻璃降下来。
“沈同志。”
“嗯。”
“老周要死，你别拦。”
“为什么？”
“他死了，这七具就能清。”他说，“他一死，担保人没了，七条临时身份自动注销。尸首回归无名，按程序处置。清清爽爽。”
“继任呢？”
“什么继任？”
“操作手册第十五页。”我说，“担保人已死亡，由继任担保人承接。”
魏明在车里停了一下。
“哪来的继任？”他说，“这县里，谁长得像他？”
“没有继任。”我说，“七具送沙坑。”
“送沙坑，也是入土。”他说，“比在柜子里冻着强。”
车走了。尾灯在雪地上拖出两道红。
10｜还脸
十二月九日，赵小满在停尸间开了一盏灯，把七具尸首一字排开。
“你要做什么？”
“还脸。”她把刀摆好，“把蜡揭了，把原来的样子修回来。”
“修得回来？”
“修不回来。”她说，“冻了一年，肉都缩了。我只能修个大概。”
“大概给谁看？”
“给人看。”她说，“有人来认，得看得见原来的样子。”
她先从第一具开始。李满仓。
刀从下巴进去，沿着下颌线走。冻硬的蜡在刀下裂开，一片一片剥下来，像剥一层壳。剥到左脸，她停了一下，用镊子把最后一点蜡挑起来。
黑痣露出来了。三厘米，从颧骨到耳根。
“这个痣，当初我压平了。”她说，“压平了，机器才过。”
“你现在露出来，机器过不了。”
“机器不用过了。”她说，“人都死了。”
她把揭下来的蜡膜放在一边，用温水棉球擦净皮肤，再用油彩把颜色调回来。她的手很稳，稳得像在做一件早就练过千百遍的事。
第二具，张秀兰。左手腕的旧疤露出来，一道白，从腕子横到手背。
第三具，王小军。右腿的骨折处，铁丝绑的痕迹还在，皮上勒出一圈黑。
第四具，陈桂芬。后颈的烧伤，巴掌大，皮是亮的。
第五具，孙亮。十九岁，脸很年轻，冻了一年，还是年轻。
第六具，吴小燕。右耳后的痣。
第七具，赵有财。
她站在第七具前面，站了很久。
“我来。”老韩说。
“我自己来。”
她把刀拿起来，手抖了一下，又稳住。
刀从下巴进去。蜡膜很厚，比别人的厚，因为这一年她给他补了四十七回，一层叠一层。
剥到鼻子，她停了。
“鼻子是歪的。”她说，“他小时候从树上摔下来，摔歪了。左边歪。”
蜡膜底下的鼻子，向左边歪。
她把蜡膜整张揭下来，放在台子上。那张脸还是周德海的脸，眉、眼窝、鼻梁，一模一样，只是鼻子那儿，被她压出了一个很小的偏。
“我一直压偏一点。”她说，“就偏一点点。我想，万一有人来看，能看出来。”
“有人来看过吗？”
“没有。”她说，“一个人也没有。”
她把父亲的鼻子扶正，用蜡补了鼻翼，用线缝了两针，再用油彩盖上。
“他喜欢吃酸菜饺子。”她说，“每年冬至，他自己包，包一大盖帘，冻上，给我送来。他在靠山屯，我在县里，四十里地，他骑自行车，骑两个钟头。”
“去年冬至前，他来了。”
“提前来的。”她说，“他说冬至那天馆里忙，他早几天送。我在后头睡觉。他敲门，我没听见。他在门口坐了一夜。”
“他为什么不喊？”
“他喊了。”她说，“老孙说，他听见了，以为是醉鬼。”
她把工具放下，用袖子擦了一下脸。
“沈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学这个？”
“不知道。”
“他死的那天，脸冻坏了。”她说，“鼻子歪，嘴也歪。我给他洗脸，怎么洗都洗不正。馆里的人说，就这样烧吧，反正没人看。我不干。我找了本书，学做蜡，学补脸。我补了三个月，才把他的脸补正。”
“补成谁的脸？”
“补成他的脸。”她说，“补着补着，就补成了另一张。”
“为什么？”
“因为模子只有一张。”她说，“我做模子的时候，手里只有那块石膏。我不会倒模，我只能照着石膏压。压出来的，都是那张脸。”
她看着台子上那张蜡膜。
“我把他做成了别人。”
“你父亲知道吗？”
“他不知道。”她说，“他死了。”
“老周知道吗？”
“他知道。”她说，“石膏是他给我的。”
停尸间的灯有点闪。老韩去后院看发电机。
“赵小满。”
“嗯。”
“第八具，你打算怎么办？”
“她叫什么？”
“刘桂芝。”
“她来找李满仓。”她说，“李满仓的脸我已经还了。我给她做一张脸，让她看看。”
“做什么脸？”
“她自己的脸。”赵小满说，“她死的时候，脸冻得发青，嘴张着。我给她合上，给她做一张脸。不用模子，照着她的骨头做。”
“你会？”
“我学了十年。”她说，“照着骨头做脸，才是入殓。”
她走到第八具旁边。刘桂芝的脸已经擦净了，五十岁，眼角皱纹很深，嘴唇薄。
赵小满拿了一块新蜡，放在温水里泡软，一点一点捏。她不用模子，用手。
捏了一个多钟头。眉、眼窝、鼻、嘴，一处一处捏。捏完了，用刀修，用棉球擦，用油彩上色。
做完，她退开一步。
台子上那张脸，是一个普通的女人。眉毛淡，眼窝浅，嘴唇薄。嘴角有一点往下，像走了很远的路。
“像吗？”
“像。”我说，“像坐了八趟硬座的人。”
赵小满笑了。她笑起来，眼睛弯了一下，又直回去。
“沈同志，你结婚了吗？”
“没有。”
“我也没有。”她说，“我二十九了。这县里，没人愿意娶一个天天摸死人的。”
“你后悔吗？”
“不后悔。”她说，“我爹死在这儿，我守着他。”
她把八具尸首一一盖好白布。
“老周那边，你去说。”
“说什么？”
“说我要给他做一张脸。”她说，“他自己的脸。不做模子，照骨头做。”
“他要死了？”
“他要死。”她说，“他自己说的。他说，他死的时候，要带着自己的脸烧。不能带着那张借出去七回的脸。”
“那张脸借给谁了？”
“借给七个死人。”她说，“死人还不了，得他自己还。”
我走到业务厅。周德海在窗口里，桌上摆着那张《无名尸身份确认表》，八行，八个人名。
“赵小满说，要给你做一张脸。”
“她说了。”
“你答应了？”
“答应了。”他说，“我这辈子，就这张脸不是自己的。”
“什么意思？”
“九八年，县里做身份证。”他说，“照相馆的人来了，说要有一个人当样板，站那儿，别动，拍一张。全县的人都按这张脸修照片。那天馆里没人愿意站，我站了。”
“站了多久？”
“两个钟头。”他说，“站完了，照相馆的人给我一块糖。橘子味的。”
“后来呢？”
“后来全县的证件照，都长得像我。”他说，“我去市里开会，人家看我身份证，说这照片不像你。我说，像我的人多了。”
他把表推过来。
“八个人名，八份。刘桂芝的，我写在最后。她没户口本，我按她结婚证上的名字写。”
“写了也没用。”
“有用。”他说，“纸上有，人就能查。”
“十二号清账。”
“十二号清账。”他说，“清完了，我就没用了。”
“什么意思？”
“担保人没了额度，登记员没了资格。”他说，“我还站着，可系统里我早死了。一个系统里死了七回的人，还占着窗口，这叫‘虚挂’。虚挂要核销。”
“核销就是烧？”
“核销就是死。”他说，“死一回真的。”
11｜还脸
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点，殡仪馆后院生了一盆火。
铁盆是烧纸用的，盆底有洞。赵小满把七张蜡膜抱出来，一张一张放进盆里。
蜡遇火，先化，后烧。火苗是黄的，舔到眉骨那儿，整张脸往里塌。气味像牙科诊所，甜里带焦。
“七张。”她说。
“七张。”
“七年。”
火光照着她的脸，她的眼睛很亮。
老周站在旁边，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他看着火，不说话。
第七张蜡膜放进去的时候，赵有财的脸在火里歪了一下，鼻子那儿先塌。
“歪的。”赵小满说。
“歪的。”老周说。
“你早就知道？”
“我知道。”他说，“你压偏了半分。”
“你不说？”
“说了，你就不压了。”他说，“压偏半分，是你给他留的。”
赵小满把火盆踢了一下，让底下的灰翻上来。
“周德海。”
“嗯。”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爹的脸能还？”
“还了，就没法留。”他说，“留着，脸得整。整了，就还不了。”
“那我现在还了，还能留吗？”
“留不住了。”他说，“十二号清账。”
火小了。赵小满用铁钩把灰拨平。
“做脸吧。”老周说。
停尸间里，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围一块白布。赵小满站在他面前，手里一块蜡。
“闭眼。”
“闭了。”
“你别睡。”
“睡不着。”
她把蜡贴在他脸上，从额头开始，一点一点按。蜡是温的，四十二度。
“你脸上褶子多。”
“六十一了。”
“我给你捏紧点。”
“捏吧。”
她捏了四十分钟。捏完，用刀修，用棉球擦，用油彩上色。上完色，退开一步。
“看看。”
老周长着那张脸，还是他自己，只是年轻了几岁，褶子浅了，眉毛浓了。
“像我三十岁的时候。”他说。
“像你四十。”
“四十也好。”他伸手摸了摸脸，“四十的时候，我还能扛得动一具尸首。”
赵小满把镜子拿走。
“别照了。”她说，“照多了，就舍不得。”
十二月十二日，早上七点，7 号柜的门打开。
柜里已经清干净了，霜刮过，柜底铺了一块白布。温度计挂在柜门内侧，零下十六。
老周脱了大衣，脱了棉袄，剩一件单衣。他把鞋脱了，摆在柜子旁边，鞋尖朝外。
“鞋要朝外？”
“朝外。”他说，“人进去，鞋留在外头。老规矩。”
他躺进去，头朝里，脚朝外，躺得很直。
“腿能伸直吗？”赵小满问。
“能。”
“冷吗？”
“冷。”他说，“冷得踏实。”
他从单衣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递给我。一个铁盒，巴掌大，盖上刻着“永平县殡仪馆”。
“里面七张纸。”他说，“八张。刘桂芝的也写了。”
“我拿着？”
“你拿着。”他说，“等有人来认，给他们。”
“没人来呢？”
“没人来，你就留着。”他说，“留着，比烧了强。”
我把铁盒收起来。铁盒是凉的。
“沈同志。”
“嗯。”
“你叫什么？”
“沈砚。”
“哪个砚？”
“砚台的砚。”
“记着。”他说，“人这一辈子，名字最要紧。名字在，人就还在。名字没了，活着也是空的。”
“那你叫什么？”
“周德海。”
“你确定？”
“我签了三十年，还能不确定。”
他笑了一下。那张新做的脸，笑起来褶子浅，像四十岁的人。
“关门吧。”他说。
赵小满把手放在柜门上。
“师父。”
“嗯。”
“我爹的脸，我还了。”
“还了。”
“你的脸，我也还了。”
“还了。”他说，“两清。”
柜门关上。锁舌进去，咔一声。
温度计的数字往下走，零下十七，零下十八。
赵小满站在柜门前，手还搭在门上。
“沈同志。”
“嗯。”
“今天清账，你来吗？”
“来。”
“你签吗？”
“我签。”
她转过头看我。
“签什么？”
“签他的死亡确认。”我说，“他是担保人，七条登记挂在他名下。他一死，七条注销。注销以后，七具尸首要重新登记，用真名。重新登记要经办人。经办人得活着。”
“你要当经办人？”
“我要当继任担保人。”
她不说话，看着我。
“赵小满。”
“嗯。”
“今天，给我做一张脸。”
“照谁的骨头？”
“照他的。”我说，“照 T-001。”
她的手从柜门上放下来。
“你知道戴上是什么后果？”
“知道。”
“你这辈子，就得在这窗口里。”
“我知道。”
“你才二十八。”
“我二十八。”我说，“我核了十天数。数对得上，人对不上。人对上了，我得签。”
她走到工具柜前，打开，取出一块石膏。
“这块模子，我用了十年。”她说，“今天最后一次。”
“为什么最后一次？”
“因为今天以后，这县里不用再补脸了。”她说，“七具还了脸，第八具照骨头做的，第九具还没来。”
“第九具来了呢？”
“第九具来了，”她说，“就得有人给他签。”
她把石膏放在台上，用布盖上。
“沈同志，你要是戴上这张脸，就别摘。”
“为什么？”
“摘了，机器不认。”她说，“机器只认这张脸。你摘了，下一具就没人签。”
窗外风大。烟囱在响，铁皮被风刮得哐当。
“赵小满。”
“嗯。”
“你恨他吗？”
“恨谁？”
“周德海。”
她想了很久。
“恨过。”她说，“我爹死在他门口，他收了，冻了一年，还把脸换了。我恨过。”
“什么时候不恨了？”
“去年冬天。”她说，“我给我爹补脸，补到第三个月，他站在我后头，看了两个钟头。他说，你这手，比我稳。我说，稳有什么用，脸都歪了。他说，歪的才认得出。”
她把布掀开，看着石膏。
“他早就想还了。”她说，“他没脸还。”
“什么意思？”
“他借出去七回脸，七回都记在他名下。”她说，“他要是还，就得先把自己从系统里拿出来。他拿不出来。他死一回，才能拿出来。”
“所以他等这一天，等了七年。”
“等了七年。”她说，“他每年冬至躺进 7 号柜，试温度。试了七回。他怕自己死的时候，柜子不够冷，脸塌了，认不出。”
我把铁盒放进内衣口袋。
“今天几点？”
“九点。”
“炉子几点开？”
“十点半。”
“他几点死？”
“九点四十。”她说，“他算过。七点四十躺进去，两个钟头。九点四十，是签字的时辰。”
12｜九点四十
十二月十二日，早八点半，魏明的车到了。跟了三辆，一辆县局的，一辆民政局的，一辆没有标识。
他进门，先看院子。院里摆了八张台子，八具尸首，白布盖着，头朝铁门。
“谁让摆的？”
“我让摆的。”赵小满说。
“谁让你揭的蜡？”
“我揭的。”
魏明走过去，掀开第一张白布。
李满仓的脸露出来。眉骨高，鼻子宽，左脸一块黑痣。
他站在那里，手还捏着白布。
“这不是 0117。”
“不是。”我说。
“报告上写的是 0117。”
“报告错了。”
“谁错的？”
“机器错的。”我说，“机器只认一张脸，认了七年。”
魏明把白布放下，转过身。
“沈砚，你知道毁坏尸体是什么罪？”
“我没毁。”我说，“我恢复。”
“恢复要家属同意。”
“家属来了。”我说，“刘桂芝，李满仓的妻子，十二月四日死在门口。结婚证在身上。”
“她死了，谁同意？”
“她活着的时候，年年来看。”我说，“看了七年，没看见。”
魏明沉默了两秒。
“七具都揭了？”
“八具。”我说，“第八具是新来的，照骨头做的脸。”
他走到第八张台子前，掀开布。
刘桂芝的脸，是一个普通女人的脸。眉毛淡，眼窝浅，嘴唇薄。
“这张脸，不是 0117。”
“不是。”
“那机器过不了。”
“不用过。”我说，“她不用登记。她是来找人的。”
魏明把布盖回去，走到业务厅门口，掏出手机。
“处长，我魏明。”他背对着我们，“永平的事，有点变化……嗯……嗯……现在八具全揭了……报告作废……我知道……好。”
他挂了电话，回来。
“省厅说，按县里程序办。”
“省厅还说什么？”
“说你是核验组的，不是执法组的。”他说，“让你配合。”
“我配合。”
“配合就把手从这事里拿出来。”
“拿不出来。”我说，“八个人名，我手里有。”
我把《无名尸身份确认表》摊在台子上。八行，八个人名。
“李满仓，1970 年生，哈尔滨道外区。张秀兰，1980 年生，齐齐哈尔。王小军，1991 年生，长春。陈桂芬，1962 年生，佳木斯。孙亮，2003 年生，沈阳。吴小燕，1989 年生，本县。赵有财，1971 年生，本县靠山屯。刘桂芝，1970 年生，哈尔滨。”
魏明一行一行看。
“这些名字，谁给的？”
“周德海查的。”我说，“查了七年。”
“查了七年，为什么不报？”
“报了，你们不批。”
“为什么不批？”
“因为批了，就得通知家属。”我说，“通知了，家属不来，三十天，处置。他不处置。”
“他一个登记员，凭什么不处置？”
“凭他签了担保。”我说，“七条担保，七次死亡。他把自己押进去，押了七年。”
魏明把表推回来。
“沈砚，你听我一句。”他说，“这七具尸首，就算有名字，也是‘疑似’。疑似不算确认。确认要 DNA，要亲属，要派出所出证明。你有吗？”
“赵有财有。”
“一具。”
“一具有，就说明这条路走得通。”我说，“剩下六具，走同样的路。”
“走完要多久？”
“三个月。”
“清账今天就清。”
“那你清。”我说，“你清七具，我报八具。你清完了，我往省厅报‘违规处置疑似有主尸首’。报上去，你这七年二十万保管费，一条一条查。”
魏明看着我。他的眼睛里没有火，很平静。
“沈砚，你今年二十八。”他说，“你知道报上去会怎么样？”
“知道。”
“你会被调走。”
“知道。”
“你会被记一笔。”
“知道。”
“你这辈子，就在县里了。”
“我已经在县里了。”我说，“从我签第一笔起。”
九点十分，老韩到了。他背着一只箱子，箱子里是取样工具。
“赵有财，赵小满，父女关系，我做了两回。”他说，“STR 分型，十九个位点，全对上。亲权概率 99.99%。”
“报告呢？”
“在这儿。”他拿出一张纸，“县医院司法鉴定所出的，盖了章。”
魏明接过报告，看了很久。
“一具。”他说。
“一具也是人。”老韩说。
九点二十，魏明把处置令拿出来。
“县长签的。八具，全部处置。十点开炉。”
“八具里有刘桂芝。”我说，“她不是无名尸，她有结婚证。”
“结婚证不能证明她是这县里的人。”
“她死在这县里。”
“死在县里，就是县里的无主尸。”他说，“按规定。”
九点二十二，马馆长从后院过来，递给我一张表。
“临时用工登记。”他说，“昨天办的。”
“谁让办的？”
“魏科长。”他说，“他说，省里来的同志，得有个名分。”
表上写着我的名字、年龄、籍贯，岗位一栏填的是“殡仪服务辅助”。底下盖了县殡仪馆的章。
“这算本县在册？”
“算。”他说，“临时在册，也是册。”
九点二十五，7 号柜的方向传来一声响。很轻，像柜门里的霜掉下来。
赵小满跑过去。
“几点？”
“九点二十五。”
“他说九点四十。”
“可能早了。”
她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拉开柜门。
白气涌出来，把她整个人裹住。
老周躺在里面，头朝里，脚朝外，躺得很直。脸是新做的，褶子浅，像四十岁。手放在身侧，右拇指上那块疤，露在白布外面。
老韩过去，摸颈，摸腕，看瞳孔。他掏出一支体温计，塞进腋下。
“九点三十三分。”他说，“死亡时间，九点三十三分左右。”
“死因？”
“低温。”他说，“零下十八度，两个小时。胃里只有饺子，没消化，还有半杯酒。”
赵小满把手伸进柜里，摸他的单衣口袋。
口袋里有一张纸。
纸是从账本上撕的，边上带格线。上面一行铅笔字：
“九点四十签字，别早，别晚。早了，账没清。晚了，炉子开。”
他早了七分钟。
赵小满把纸捏在手里，捏得很紧。
“沈同志。”她说，“该你了。”
九点三十四分，我在业务厅的电脑前坐下。老韩的验尸记录已经进了系统，死亡时间填的是 09:33。魏明站在门口，看着我戴膜。他没拦。
“你这是自己往柜里躺。”他说。
“我知道。”
“省里不会认。”
“系统认。”
戴上蜡膜，脸上发紧。赵小满站在旁边，用棉签把边角按平。
“右拇指。”
我把拇指按在取像板上。
屏幕亮了，绿字一行一行往上爬。
人像核验：相似度 0.96。
指纹录入：完成。
继任担保申请：0117 周德海（已故）→ 沈砚。
系统弹出一行提示：
“确认承接该担保人名下 7 项临时身份？承接后额度重置为 7。”
我点了“确认”。
魏明站在门口，没进来。
“省厅那边，我压三天。”他说，“三天里，你烧。三天后，我报我的。”
九点三十七分，屏幕上七条记录，一行一行从“0117 周德海”改成“0117 沈砚”。
九点四十分，我给周德海新建一条死亡登记。编号 0118。
经办人：沈砚。见证人：韩守义。死亡时间：2026-12-12 09:33。死因：低温。
系统弹出一行红字：
“该自然人存在 7 条历史死亡记录，属重复登记。名下无未注销临时身份。”
我点了“合并核销”。
九点四十二分，屏幕上八条并成一条。周德海，1965 年生，死亡时间 2026-12-12 09:33，死因低温。
九点四十五分，赵小满从工具箱里拿出七张蜡膜。
“两套。”她说，“一套还脸，一套过机器。”
她把膜一张一张贴到七具脸上，用棉签把边角按平。贴到第七具，她的手停了一下，又按下去。
“过机器得有人扶。”老韩说，“死人立不住。”
我们两个一具一具扶。我把上半身扶起来，正对镜头，老韩按快门。XG-98 的镜头是黑的，玻璃上有一圈绿光。
第一具，李满仓。人像核验，相似度 0.93，通过。
第二具，张秀兰，0.91，通过。
第三具，王小军，0.94，通过。
第四具，陈桂芬，0.92，通过。
第五具，孙亮，0.95，通过。
第六具，吴小燕，0.93，通过。
第七具，赵有财，0.95，通过。
七具过完，赵小满把膜又揭下来。墙上的钟十点零五分。
“揭了？”
“揭了。”她说，“机器认过了，人得认得。”
台账打开，七条记录，一条一条改。
李满仓，身份证号（他查到的），人像核验：通过。
张秀兰，通过。
王小军，通过。
陈桂芬，通过。
孙亮，通过。
吴小燕，通过。
赵有财，通过。
十点十五分，八条记录全部改完。第八条是刘桂芝，没有身份证号，我填了“待核”，备注：“有结婚证，配偶李满仓，待派出所核实。”
十点二十分，魏明的处置令在系统里点“执行”。
系统弹窗：
“该批次尸首身份已确认，不属无主尸，处置令不适用。请重新提交。”
他又点了一次。
还是这一行。
他站在那里，手放在鼠标上，没动。
“沈砚。”
“嗯。”
“你这是跟系统较劲。”
“我不是跟系统较劲。”我说，“我是用它自己的规矩。”
十点半，炉子开了。处置令上写的是十点，老吴压了半个钟头。他说，八具没名字的，他不敢早开。
炉工老吴把第一具推进去。李满仓。
赵小满站在炉前，念名字。
“李满仓。”
炉门关上。火声起来，像风。
“张秀兰。”
第二具。
“王小军。”
第三具。
“陈桂芬。”
第四具。
“孙亮。”
第五具。
“吴小燕。”
第六具。
“赵有财。”
第七具。赵小满念到这里，停了一下。
“爹。”
她把炉门关上。
“刘桂芝。”
第八具。
“周德海。”
第九具。老吴把 7 号柜里抬出来的那具推过来。赵小满给他把鞋摆正，鞋尖朝外。
炉门关上。
火声很大，盖住了风声。
魏明站在院子里，看了一会儿。他的车在门外，发动机没熄。
“沈砚。”
“嗯。”
“报告我不签。”他说，“三天后我报我的。省厅那边，你自己解释。”
“我自己解释。”
他上车，车走了。
九具，一炉一具，烧到第二天中午。老吴换了两回煤。
马馆长从后院过来，手里拎着扫帚。
“烧完了？”
“烧完了。”
“骨灰呢？”
“九个袋。”赵小满说，“八个写名字，一个写 0117。”
“0117 那个，放哪儿？”
“放窗口。”她说，“他自己说的。他说，他的骨灰放窗口，谁来了，能看见。”
13｜窗口
雪下到腊月才停。永平的雪不大，落地就化，院子里老是湿的。
省厅的处理下来了。擅自变更在册登记，记过，调离核验组，另行安排。另行安排的结果是，永平县殡仪馆，登记员，沈砚。
县里另有一份处理，贴在业务厅门口。魏明违规动用无名尸保管费，党内警告，调离殡葬岗。马馆长记过。钱没进个人口袋，修了炉子，发了工资，买了煤。审计写的是“设施维护”，后面附了七年的账，一具八十，一分不差。
马馆长把任命书交给我，说了句“欢迎”。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窗外。
“馆长。”
“嗯。”
“这任命书，谁签的？”
“县里签的。”他说，“魏科长办的。”
“他还管这事？”
“他管。”马馆长说，“他把你的名字报上去，说省里来的同志熟悉业务，留县里支援。省厅批了。”
“他为什么帮我？”
“他没帮你。”马馆长说，“他帮他自己。你留在县里，这事就压在县里。你回省里，这事就上省里。”
我把任命书折起来，放进抽屉。
“7 号柜呢？”
“空着。”他说，“锁上了。钥匙在你那儿。”
“我不用。”
“不用就锁着。”他说，“锁着，柜子就不坏。”
赵小满还在。她每天来，洗衣、擦台、做脸。她的工具箱换了一个新的，原来那个铁皮的给了老孙装工具。
冬至过了半个月，她包了一回饺子。酸菜的，一大盖帘，冻在冷柜最下面一格。
“你包这么多？”
“我爹爱吃。”她说，“他吃不了，我替他吃。”
“你吃得完？”
“吃不完。”她说，“给窗口送一盘。”
她给窗口送了一盘。放在窗台上，跟那个塑料袋并排。
塑料袋上写着 0117。
腊月二十三，第九具来了。
粮站门口，一个男的，四十上下，靠在墙根坐着，怀里抱着一只编织袋，袋里是半袋玉米面。夜里零下二十六。
老孙早上发现，喊我。我过去看，人已经硬了。
“有证件吗？”
“没有。”老孙说，“兜里一张过磅单，名字栏空着。”
赵小满给他洗脸。脸冻坏了，嘴唇裂开，鼻子塌了半边。她照骨头做，做了两个钟头。
做完，她退开一步。
“你看看。”
我看了一会儿。
“像。”
“像谁？”
“像他自己。”
她点头，把白布盖上。
我在系统里录。
编号：2027-01。性别：男。年龄：约四十。发现地点：粮站门口。死因：低温。
经办人：0117 沈砚。
活体担保：0117 沈砚。
系统弹出一行：
“该担保人额度 7，已用 1，剩余 6。”
我把右拇指按在取像板上。屏幕绿字一行一行往上爬。
人像：相似度 0.96。
指纹：匹配 0117。
通过。
我把手从取像板上拿开，抬眼看窗外。
铁门外站着一个人。围巾拉到鼻子底下，怀里抱着一只塑料袋。她站的位置，正是去年刘桂芝坐的那个地方。
我敲了敲玻璃。
她把围巾往下拉了一点。
“同志，我打听个人。”
“谁？”
“姓李的。李满仓。”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媳妇。”
我把抽屉打开，取出那只铁盒。盒里有八张纸，我数到第一张，抽出来。
“他去年十二月烧的。”我说，“名字在这儿。”
她接过纸，看了很久。纸上除了名字，还有一行小字：左侧面颊色素痣三厘米。
“他有痣。”她说，“左脸。这么大。”
她用手比了一下。
“有。”我说。
“我妹妹替我来了八年。”她说，“她没户口，买票用我的身份证。每年冬天来一趟，问门口的人，有没有一个左脸有痣的。他们说没有。”
“你妹妹叫什么？”
“刘桂芬。”她说，“1972 年生，超生的，一直没上户口。”
“今年为什么你自己来？”
“今年我住院，出院就来了。”她说，“我想着，再不来，就来不及了。”
“你叫什么？”
“刘桂芝。”她说，“1970 年生。”
我看着她。五十上下，眼角皱纹很深，嘴唇薄。
“你进来坐。”
“不坐了。”她说，“骨灰给我吧。”
我让赵小满去仓库。她取来两个塑料袋，一个写李满仓，一个写刘桂芝。
“刘桂芝是我。”她说，“你们写的是我。”
“当时不知道。”我说，“现在改。”
我拿笔，把袋子上“刘桂芝”三个字划掉，写上“刘桂芬”。
“她十二月四日来的。”我说，“坐了一夜，冻死在门口。”
她的手停在半空。
“她没进去？”
“门锁了。”我说，“她敲了，门卫没开。”
“她认出我男人了吗？”
“没有。”我说，“脸换了。”
“换的什么脸？”
“登记员的脸。”
她不说话。
“她找了八年。”我说，“八趟车，一千二百公里，每年冬至前到。她带着结婚证，带着饺子，一次也没认出来。”
她把两个塑料袋抱在怀里，抱得很紧。
“同志，我能问一句吗？”
“问。”
“我男人，脸是什么样的？”
“眉骨高，鼻子宽，嘴唇厚。”我说，“左脸一块痣，三厘米。”
“对。”她说，“对。”
她抱着骨灰，慢慢走出铁门。走到榆树底下，站住，回头。
“同志。”
“嗯。”
“你叫什么？”
我停了一下。
“你猜。”
她愣了一下，笑了。笑得眼睛弯起来。
“我不猜。”她说，“你们这儿的登记员，我认识，姓周。”
“他走了。”
“去哪儿了？”
“烧了。”我说，“骨灰在窗口。”
她看了一眼窗台上那个塑料袋。
“那他叫什么？”
“周德海。”
“周德海。”她念了一遍，“我记着。”
她走了。雪地上留下两行脚印，一深一浅。
腊月二十八，我把窗玻璃上的纸换了一张新的。
旧纸贴了十几年，字褪得只剩影子。我裁了一张红纸，用毛笔写：
死亡登记，先核后签。
写完，贴上去。玻璃上有水汽，纸边翘起来，我用指头按了按。
按完，坐回窗口。
玻璃上映出我的脸。蜡膜戴久了，边角有点发白，我用指甲刮了刮。
外面风大，榆树的焦半边在响。
我低头，在台账上写：
2027-01，无名男，约四十。
备注：此身无名，待有名。
写完，把笔放下。
窗台上那袋骨灰，被风推动了一下，靠在玻璃上，发出一点响。
我抬起头。
玻璃上有两层影子。一层是我。一层是蜡膜，贴在里头，边角翘着，压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