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第七个月，银行短信显示养老金到账18003元，妹妹陈玉梅却拎着一份盖章的情况说明，堵在我家门口。她让我承认，1987年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是我自愿让出的，换县里那封核验函不再往下查。我没有接笔，只问了一句：报到证上的照片，为什么是你？
第1章 核验函上门
退休第七个月，银行卡在上午九点零七分进账18003元，十分钟后，县教育局的核验函塞进了我家门缝。
我叫陈玉兰，五十七岁，刚从市供电设计院退休，独自住在父母留下的旧屋里。
门铃响到第三遍，陈玉梅站在防盗门外，手里攥着一份盖了红章的情况说明。
我没立刻开门，隔着门问：“你拿的什么？”
陈玉梅说：“你先开门，咱们把话说清楚。”
门锁转开，陈玉梅侧身挤进来，鞋底带进两道湿泥印。茶几上那封核验函还没拆，寄件单位一栏写着县教育局基础教育股。
陈玉梅看了一眼信封，嘴角压得很紧。
“函是教育局转来的？”陈玉梅问。
“你知道？”
“历史学籍清查，县里最近在补档。”陈玉梅把情况说明摊在桌上，“你签个字，事就过去了。”
那张纸的标题很长，叫《关于陈玉兰同志自愿放弃1987年高等学校入学资格的情况说明》。
落款日期是今天。
正文写着，我因家庭困难，自愿放弃录取资格，家人经协商后另作安排，现确认当年无异议。
我把纸推回去：“谁写的？”
“社区帮着起草的。”陈玉梅说，“低保复核要看档案。我的工龄材料本来就缺，教育局这封函再往下查，县里要把我以前的身份材料全翻出来。”
“所以你让我承认，我没上大学，是我自己不要的？”
陈玉梅坐到旧沙发上，手指一直抠着包带。
“玉兰，事情都过去快四十年了。爸当年说得明白，电力系统有招工名额，你进厂比读书稳。”
我把教育局的信封拆开。
函件编号是教基核字〔2026〕117号，抬头写着我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正文只有三段，要求我在十个工作日内核实1987年普通高校录取去向，并说明是否曾委托他人办理报到、弃学或学籍异动。
附件里夹着一张回执单，最下面留着联系电话。
陈玉梅盯着那行字：“你别打。”
“为什么不能打？”
“电话一打，流程就起来了。”
“流程本来就已经起来了。”
陈玉梅把情况说明往我面前推近了一点。
“你签了，我去跟社区解释。低保我不要了，旧屋也归你。爸妈留下的东西，我一分彩不争。”
我看着那句“旧屋也归你”，手指停在木桌边缘。
这套房子早在十五年前就办到了我名下。房产证锁在卧室铁皮柜里，产权人只有陈玉兰三个字。
陈玉梅当然知道。
“你拿我的房子跟我谈条件？”我问。
陈玉梅脸色变了变：“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以后我不来烦你。”
“那你今天为什么来？”
陈玉梅没回答，低头摸出手机，屏幕上是几条微信。
最上面一条来自“刘主任”，时间是上午八点四十三分。
“玉梅，学籍核验的事尽快处理。民政那边问起旧档案来源，你要能自圆其说。”
下面一条是陈玉梅发的：“姐那边我在谈。”
我把手机推回去：“你已经把我写进去了。”
“我也是没办法。”
“你缺的工龄，跟我的录取通知书有什么关系？”
陈玉梅抬起头，声音压低了。
“县物资公司当年招我进去，看的是大学档案。后来改制，下岗补缴养老，窗口说我的毕业材料和户口迁移材料对不上。现在低保复核，要重新核身份。要是学校说学历有问题，前面的工龄可能也不认。”
“那是你的材料。”
“材料上写的是你的名字。”
屋里静了几秒。
墙上的石英钟走到九点二十八分，秒针响得很清楚。
我把核验函翻到第二页。联系人是教育局基础教育股的邓立群，办公电话下面还有一行提示：核验对象可持本人身份证、相关证书原件到县教育局或县档案馆查询历史招录材料。
陈玉梅伸手来抽那张纸。
我按住了。
“玉兰，爸已经没了。”陈玉梅说，“家里就剩咱们两个。你非要把这件事弄到外面去？”
“当年那张录取通知书，谁拿走的？”
“爸拿的。”
“谁去报到的？”
陈玉梅的手僵在半空。
“我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为什么要我签自愿放弃？”
陈玉梅盯着桌上的钢笔，半天才说：“因为系统里留的是你，查到最后，谁都不好看。”
我把钢笔拿起来，拧开笔帽，放到那份情况说明旁边。
陈玉梅眼里一松。
我却把笔尖横着压在纸上，划掉了第一行“陈玉兰同志”。
蓝黑墨水把三个字划成一团。
“我不签。”我说，“你也别再替我写。”
陈玉梅猛地站起来，包带砸在膝盖上。
“你现在退休金一万八，当然不怕。你知道我一个月低保和零工加起来多少吗？”
“我知道你怕什么。”
“你不知道。”陈玉梅咬着牙，“我不是怕丢脸，我是怕养老断了，房子没了，医院挂号的钱都没有。”
我起身，把情况说明塞回陈玉梅手里。
“那你该去找当年替你办材料的人。”
陈玉梅盯着我：“你是非查不可？”
“我只查我的名字。”
陈玉梅把纸折了两折，塞进包里。
“爸当年说，你脾气硬，什么都不肯让。”陈玉梅走到门口，又回过头，“你查出来又能怎样？那年纸档案早烂了，学校也换了几次楼。”
我没接话。
陈玉梅拉开门，门外楼道的声控灯亮起来。临走前，陈玉梅留下了一句：“你最好想想，核验函上写的是十个工作日。”
门关上以后，我把门链挂上，蹲下来擦地上的泥印。
拖把桶里还有半桶昨晚留下的水，水面浮着几根头发。我擦到玄关柜旁边，柜门下掉出一把旧钥匙。
那是父亲以前锁档案柜用的钥匙。
我把钥匙放到桌上，去卧室打开铁皮柜。最上层是房产证和退休证，下面压着一个红布包。
红布包里有我的高中毕业证、1987年的准考证存根、两张黑白一寸照，还有一本边角发黄的通讯录。
毕业证编号我记得不全，准考证号却还清楚。
“87304126。”
我把号码写在便签纸上，又翻出身份证。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夹在旧病历本里，复印机的字已经有些发灰。
第二天早上八点四十，我到了县档案馆。
大厅门口立着安检门，窗口上方贴着“查阅利用请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我取了号，前面排着三个人，有人查土地承包档案，有人查知青登记。
叫到A017时，我把身份证、毕业证和核验函递进窗口。
窗口里的工作人员先核对身份证号，又把核验函扫描进系统。
“查什么门类？”工作人员问。
“1987年高考报名和录取材料。”
“用途？”
“教育局历史学籍核验，需要核实本人录取去向。”
工作人员抬头看了我一眼：“时间比较早，要查招委会移交卷。你有没有考号、学校名称或者原高中名称？”
我把便签纸递过去。
“考号87304126，原来是县二中，高中毕业证上有学籍号。”
工作人员在表格上敲字，打印出一张《档案查阅申请登记表》。
“材料可能在馆藏全宗里，也可能有部分还在教育局。先预约，不保证当天能调出来。”
“多久？”
“馆内库房调卷一般三个工作日。涉及个人信息，查到后只能在阅档室看。需要复印的，按页申请，盖利用专用章。”
我在申请表上写下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和查阅目的。
工作人员指着最后一栏：“这里写清楚，你申请查的是本人1987年普通高校招生报名登记表、成绩册、录取名册和弃学材料。
第2章 名册里的我
3月23日上午八点五十五分，我把身份证和蓝色回执递给档案馆一楼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核对完回执号，给我换了一张临时阅档证，上面写着“二楼阅档室，限时90分钟”。
电梯停在二楼，我刚走出来，手机又响了一下。
陈玉梅发来消息：“你真去了？”
我没有回复，把手机调成静音。
阅档室里只有六张桌子。工作人员戴着白手套，把一个灰蓝色牛皮纸档案盒放到我面前。
档案盒封面写着：县招生委员会1987年度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材料，第17卷。
“只能看，不能拍原件。”工作人员说，“需要复印，圈页码写申请。”
我点头，先翻开卷宗目录。
第一页是报名汇总表，第二页起按考区装订。纸张边缘发脆，翻页时能听见很轻的响声。
我找到县二中那一栏，考号87304126排在第十四行。
姓名：陈玉兰。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69年4月。
政治面貌：共青团员。
原高中学籍号：二中870214。
照片栏里贴着一张黑白一寸照，扎着两条短辫子，眼睛盯着镜头，嘴唇抿得很紧。
我看了很久，才拿起笔在查阅单上记下页码。
下一页是高考成绩册。
语文102，数学98，英语87，物理91，化学86，总分464。
录取院校一栏写着：江城工业大学，电气工程系。
工作人员走过来提醒：“阿姨，不能在档案上做标记。”
“我没标。”我把手缩回来，“我记页码。”
“需要复印就填申请。”
我把查阅单往前推了推：“报名登记表、成绩册、录取名册，这三页都申请复印。”
工作人员看了一眼：“可以。录取材料后面还有附件，你继续看。”
附件夹在录取名册后面，用一根已经发黑的棉线穿着。
第一份是《录取通知书代领登记》。考号87304126后面，代领人签名是陈守业。
关系栏写着：父亲。
领取日期是1987年8月17日。
第二份是一张方格稿纸，标题写着《弃学说明》。
正文只有四行。
“本人陈玉兰，因家庭经济困难，自愿放弃江城工业大学电气工程系入学资格，不再要求保留名额。特此说明。”
下面落着“陈玉兰”三个字，日期是1987年8月19日。
我把那三个字看了三遍。
“兰”字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一根斜着插进纸里的针。
我的字从不这么写。
高中三年，班主任让我们填学籍卡、志愿表和助学金申请，所有“兰”字的最后一笔都是平收。父亲以前还骂过我，说写字像电线杆，硬邦邦的。
工作人员站在我身边：“这份也要复印吗？”
“要。”
“弃学说明属于个人材料，复印时要写用途。”
“写身份核验。”
工作人员把复印申请单递过来。
我填到“与本人关系”那一栏，笔尖停了一下，写下“材料所载当事人”。
复印窗口在一楼。工作人员拿着卷宗去办理，我坐在阅档室外的长椅上等。
二十分钟后，手机亮了。
陈玉梅连着发了五条。
“爸代领通知书是事实。”
“你当时已经进了电力系统。”
“我去读书是爸安排的。”
“名额空着也是浪费。”
最后一条是：“你别把我逼死。”
我点开输入框，删了两次，最后只回了一句。
“下午两点，旧屋说。”
两点整，陈玉梅来了。
陈玉梅没进门，站在院子里，手里拎着一袋苹果。塑料袋勒进手指，苹果在里面互相撞着。
我把档案馆的盖章复印件放在石桌上。
陈玉梅先看见报名登记表，脸一下白了。
“这是什么？”
“县招委会移交卷。”
“你真复印出来了？”
“考号、成绩、录取学校，都在。”
陈玉梅没碰纸，只盯着那张黑白照片。
我问：“1987年8月17日，爸代领了通知书。8月19日，这份弃学说明是谁写的？”
“爸写的。”
“爸的字不是这样。”
陈玉梅抬头看我：“你怎么知道不是爸写的？”
“因为我看过爸的工资表，也看过爸写的借条。他写‘兰’字，最后一笔往上挑。”
陈玉梅把苹果放到地上，塑料袋发出一声闷响。
“你查这个有什么意义？”陈玉梅说，“你后来不是也过得挺好？你进了电力系统，做到了高级工程师，退休金一万八。”
“这不是你能用我名字的理由。”
“我没抢你的工作。”
“你抢的是我的录取。”
陈玉梅沉默了一会儿，拉开石凳坐下。
“我承认，我读过江城工业大学。”陈玉梅说。
我把录取名册翻到对应页，放在陈玉梅面前。
“用谁的名字读的？”
陈玉梅手指蜷了起来。
“爸说你已经进厂了。爸说电力局那边有人，工人指标比大学稳。爸还说，通知书过期不报到，名额就没了。”
“所以你就去了？”
“我那年十八。”陈玉梅说，“你以为我有得选？爸把行李都收好了，户口迁移证也办了。我到了学校，所有人都叫我陈玉兰。”
“你可以说不是。”
“我说了，谁会信？”陈玉梅看着我，“爸说照片换过了，材料也齐了。辅导员只看名字和介绍信，没人认识你。”
“毕业时呢？”
“毕业时也没人问。”
“工作时呢？”
“县物资公司招人，要学历档案。爸陪我去办的。”
陈玉梅说完，伸手去拿那份弃学说明。
我先一步按住。
“别碰。”
陈玉梅的脸僵住。
“你拿这份材料，是想起诉我？”
“我先核验学校档案。”
“学校档案都快三十年了。”
“教育局给我发了核验函，说明有人已经在查。”
陈玉梅站起来，声音陡然高了。
“你非要把我养老那点路堵死？”
“你的养老缴费、低保复核、工龄认定，该按你的真实身份去办。”
“真实身份？”陈玉梅笑了一下，笑得很短，“我从十八岁开始，所有人都当我是陈玉兰。工牌、档案、毕业证、下岗证，哪一样不是这个名字？”
我把档案馆复印件装回透明文件袋。
“那就一项一项改回来。”
陈玉梅盯着我：“你有没有想过，学校要是撤了学历，我以前的工龄怎么办？”
“那是你要问社保窗口的事。”
“你一点情分都不留？”
我起身，把石桌上的苹果拎回去，放到门内。
“你今天承认读过大学，这句话我记下了。”
陈玉梅猛地抬头：“你录音了？”
我没回答，只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上。
陈玉梅盯着那部手机，呼吸越来越重。
“陈玉兰，你别逼我。”
“我没有逼你报到，也没有逼你毕业。”
院门外有人骑车经过，车铃响了两声。
陈玉梅抓起包往外走，到门口又停下。
“你以为爸一个人能办成？”陈玉梅说，“县里当年有人帮忙，学校那边也不是铁板一块。你查到最后，未必是你想看的样子。”
院门被拉开又合上。
我回到屋里，打开电脑，按核验函上的电话拨给江城工业大学档案馆。
电话响到第四声，一个男声接起来。
“江城工业大学档案馆。”
“您好，我叫陈玉兰。我需要申请核验1987级电气工程系学生身份材料。”
“请问涉及什么问题？”
“录取身份可能被他人冒用。”
对方沉默了两秒。
“请持身份证、县教育局核验函和已有证明材料，向学校教务处提交书面申请。教务处受理后，会发函调取学籍档案。”
“我人在外县，能先邮寄吗？”
“可以邮寄材料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要签注用途。原件核验需要本人到校。
第3章 报到证照片
三天后，江城工业大学教务处给我回了电话。
“陈玉兰同志，材料初审通过。请您本周五上午九点，到校档案馆核验原件。”
我记下地址，又问：“能看哪些材料？”
“入学登记卡、学籍卡、毕业生登记表、报到证存根。查阅要登记，不能拍照，能按规定申请复制。”
“核验函里写的是身份争议。”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
“所以教务处派了两个人在场。”
周五早上六点，我带着身份证、县教育局核验函、高中毕业证和档案馆复印件上了车。
文件袋里还有一支黑色签字笔。
那是我退休前做项目验收时常用的笔，笔帽上贴着褪色的编号：电气一部，03。
我在江城站下车，打车到学校东门。
门卫登记完身份证，给我一张访客条。
访客条上印着入校时间：2026年4月17日08:42。
档案馆在老图书馆后面，灰墙上挂着一块蓝牌子。
二楼会议室里坐着三个人。
教务处的梁科长先站起来：“陈玉兰？”
“是我。”
“我是梁建国，负责这次核验。档案馆王老师在，校纪委也派了记录员。”
我把材料一份份摆在桌上。
梁建国先看县教育局的函，又核对我的身份证。
“请你确认，1987年你报考的是我校电气工程系。”
“对，考号是87031426，高中学籍号是临高1984-117。”
王老师从铁皮柜里取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
袋口有旧胶带，封条旁边盖着“江城工业大学档案馆”红章。
“档案原件不能离开桌面。”王老师说，“你可以逐页核对。”
第一张是1987级新生入学登记卡。
姓名栏写着：陈玉兰。
出生年月写着：1969年11月。
家庭住址写着我父母那套旧屋的地址。
右上角贴着一张一寸黑白照片。
照片里的人扎着短辫，左耳垂有颗小痣。
是陈玉梅。
我盯着那颗痣，手指停在桌沿上。
梁建国问：“照片不是你本人？”
“不是。”
记录员低头写字。
我把身份证推过去：“我左耳没有痣。陈玉梅有。”
王老师翻到第二页。
学籍卡上仍是我的名字，1987年9月12日入学。
下面有每学期的成绩、奖惩、实习鉴定和班主任意见。
“王老师，我想看签名。”
“可以。”
我把卡片转过来，一页一页看。
第一学年末的“本人签字”，写着陈玉兰。
第二学年助学金登记，写着陈玉兰。
第三年金工实习考核表，写着陈玉兰。
毕业生登记表上的“本人意见”，还是陈玉兰。
每个“兰”字最后一横都往上挑，每个“陈”字右边的“东”都收得很紧。
我从包里拿出陈玉梅去年给我写的借条复印件。
借条是2025年8月3日写的。
“借陈玉兰现金伍仟元整，陈玉梅。”
我把两份纸放在一起。
“这里的字，像不像？”
梁建国没有表态。
王老师戴上老花镜，看了一会儿。
“肉眼只能看出书写习惯接近，不能作为鉴定结论。”
“那我申请复制。”
梁建国说：“按规定，你可以申请复制与争议事项直接相关的材料。学校会在内部调查中调取原件，给你加盖档案专用章的副本。”
我签了《档案利用申请登记表》。
用途栏我写得很清楚：用于核实本人姓名、身份信息被冒用事实。
王老师又拿出一张泛黄的报到证存根。
报到单位一栏写着：临江县物资公司。
姓名：陈玉兰。
专业：工业电气自动化。
签发日期：1991年7月6日。
照片仍是陈玉梅。
梁建国指着存根上的接收章：“这个单位还在吗？”
“改制前在。”我说，“后来拆成了几家小公司。”
“你知道陈玉梅的工作经历？”
“只知道下岗后做过零工。”
王老师从档案袋底部抽出一张就业派遣回执。
接收人签字是“陈玉兰”。
签字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指印。
我没说话，只把回执上的日期记进手机备忘录。
1991年7月18日。
中午十二点，学校食堂的窗口已经排起队。
我没有去吃饭。
梁建国把一份《身份核验受理告知书》交给我。
告知书写着，学校将向临江县人社部门、原用人单位档案保管机构发函核实毕业去向及档案流转情况。
“调查期间，能不能先不要通知陈玉梅？”我问。
梁建国摇头。
“涉及校友学籍和学历材料，学校需要听取相关人员陈述。我们会先固定档案，再送达通知。”
“她知道后会找我。”
“你注意留存沟通记录。”梁建国说，“不要私下签任何情况说明。”
我在离校前申请了四份复制件。
入学登记卡、四年学籍卡、毕业生登记表、报到证存根。
收费单据一共四十八元。
缴费时间显示13:16。
我把单据夹进文件袋，下午坐车回临江。
到家时，院门外停着陈玉梅那辆白色电动车。
车筐里放着一只红色塑料袋，袋口露出半截房产证复印件。
陈玉梅站在门前，没有进院。
“学校找你了？”我问。
“学校给我打电话了。”
“这么快。”
“人家问我，为什么毕业照是我的脸，名字是你的。”
我掏钥匙开门。
陈玉梅跟进来，把红袋子放到桌上。
“爸妈这套房子，我不要了。”
我没有碰袋子。
“房产证是我的名字，你本来就拿不走。”
陈玉梅脸色发白。
“我知道。我只是说，以后我不争，也不回来住。你把核验撤了。”
“撤不了。”
“你可以写一份说明，说当年你同意我去读。”
我打开手机录音，放在茶几上，屏幕朝下。
“你为什么要我写？”
陈玉梅盯着那只手机。
“学校说，如果身份不实，学历会出问题。”
“你毕业后的档案，也是用我的名字？”
“物资公司当年按报到证收人，谁会查这么细。”
“后来为什么又查细了？”
陈玉梅坐下，手指抠着塑料袋边缘。
“2002年公司改制，下岗职工档案交到县就业服务中心。2014年补养老保险，窗口要身份证和原始档案对。”
“对不上？”
“档案叫陈玉兰，身份证叫陈玉梅。”
我没接话。
陈玉梅从包里拿出一叠材料。
最上面是一张《临江县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表》。
申请人：陈玉梅。
家庭收入栏填着零。
审批日期是2023年11月。
下面压着一张社保窗口出具的《缴费年限核验告知单》。
告知单写得很直白：因参保人身份信息与原始招工档案、毕业派遣材料不一致，暂无法确认1991年7月至2002年9月的视同缴费年限。
“所以你办了低保。”我说。
“我一个月低保七百八十块，药钱都不够。”
“你当年用我的名字进物资公司，工龄记在陈玉兰名下。现在身份对不上，你来找我签字。”
陈玉梅抬头：“我也不是一点都没替你想。”
“替我想什么？”
“你没上大学，后来也进了电力系统。你现在退休金一万八，日子比我强。”
“我的养老金是18003元，是我在变电站爬了三十一年杆线、熬夜做了十七年检修方案挣来的。”
陈玉梅嘴唇动了动。
“我不是要你的钱。”
“你要我的名字。”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陈玉梅把红袋子往前推。
“房子归你，家里的存折、爸留下的工具箱，我都不要。你撤回申请，别让学校往下查。”
我拿起那份低保表，看见经办人签字旁边有一个日期。
2026年3月28日。
比县教育局发核验函早十天。
“你是不是早知道会查？
第4章 弃学说明鉴定
立案窗口的工作人员把材料一页页清点完，给我开了一张收件回执。
案由：姓名权纠纷。
收件日期：2026年4月21日。
工作人员说：“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需要补材料，会电话通知。”
我把回执收进文件袋，刚走到法院大厅门口，手机响了。
是江城工业大学梁建国。
“陈玉兰同志，学校已向陈玉梅送达调查通知。”
“她收到没有？”
“邮政回执显示昨天签收。她提交了一份书面说明，说当年经你口头同意代为入学。”
“她有什么证据？”
“目前只有个人陈述和一份署名为陈玉兰的弃学说明复印件。”
我停在台阶上。
“弃学说明在哪里？”
“复印件是陈玉梅提供的。我们建议你向原高中档案室核实原件。”
“我今天就去。”
临江县第一中学的档案室在教学楼后面。
保管员姓周，五十多岁，先核对了我的身份证和法院收件回执。
“1987年的学生档案，我们只保留了部分。”周老师说，“要查得先写申请。”
我在《档案查阅登记簿》上填了姓名、原班级和用途。
原班级：高三二班。
用途：民事诉讼举证。
周老师说：“原件一般不能给个人。法院立案后有调查令，或者你申请法院调取。”
“先帮我确认有没有。”
周老师进了里间。
半小时后，周老师抱出一只蓝布包。
布包上用毛笔写着：1987届高三二班。
里面的纸已经发黄，边角有虫蛀。
周老师翻到我的档案袋，抽出一张单页。
标题是《自愿放弃入学说明》。
落款写着：陈玉兰。
日期：1987年8月26日。
内容只有四行。
“本人陈玉兰，因家庭困难，自愿放弃江城工业大学入学资格，愿意参加工作，不再要求恢复录取。”
落款的字，我一眼就认出不对。
我的“愿”字最后两笔习惯连起来。
这张纸上的“愿”字是分开的。
周老师指着下面一行铅笔字。
“这是谁写的？”
我凑近看。
“陈守业代领录取通知书，学生弃学材料已收。”
字很像父亲的。
“能复制吗？”
“原件不能给你。复印件要等法院手续，或者学校正式来函。”
我拿手机拍了《档案查阅登记簿》上的查阅记录，又记下档案袋编号。
临一中档案87-3-2-117。
下午四点，法院来电。
“陈玉兰，姓名权纠纷已立案，案号临民初字2026第1847号。缴费通知已推送到你手机。”
我坐在校门外的长椅上，打开缴费页面。
诉讼费一百元。
支付成功的时间是16:08。
第二天，我带着立案通知书去了律师事务所。
律师看完我抄下的档案编号，马上写了两份申请。
一份是《调查取证申请书》。
申请法院向临江县第一中学调取我的高中档案原件，包括弃学说明、领取记录和相关登记。
另一份是《司法鉴定申请书》。
“鉴定什么？”我问。
律师指着申请书。
“弃学说明落款‘陈玉兰’，和大学新生登记卡、毕业生登记表上的签名做同一性比对。”
“为什么不拿我的字比？”
“也要拿。我们申请三组样本：你的同期书写材料、陈玉梅可确认的书写材料、争议文件。”
我把陈玉梅2025年的借条、低保申请表复印件和录音整理稿交过去。
律师摇头。
“借条和低保表可以做参考样本，但司法鉴定更看重同期样本。”
“同期样本去哪里找？”
“大学档案里的登记卡是1991年，和弃学说明相隔四年。高中同学录、原始报名表、招工表，都可能有。”
我想起县档案馆的高考报名登记表。
那张表上有我本人签名。
律师说：“这个能证明你的签名习惯。陈玉梅的同期样本，先申请从大学档案中调取入学登记卡和各学年签名。”
“她名字写的是陈玉兰。”
“鉴定人看笔迹，不看名字。”
一周后，法官助理通知我们到法院办理证据移送。
高中档案室按法院协助通知书，把原件密封送到法院。
密封袋上贴着封条，骑缝盖了临一中档案室的章。
大学也寄来了三份原件材料。
新生入学登记卡。
1988年至1991年的学籍卡。
毕业生登记表。
法官当着我和陈玉梅的面拆封。
陈玉梅穿着那件深灰外套，坐在被告席旁边，没有看我。
法官问：“双方对送检材料有无异议？”
我说：“无异议。”
陈玉梅说：“我不同意鉴定。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字会变。”
法官抬头看向陈玉梅。
“是否鉴定，由本院依法审查。你可以提出书面理由。”
陈玉梅咬着牙：“我当年是替我姐办事。”
“你姐是否同意，是待查事实。”法官说，“请你回答，对材料来源是否有异议？”
陈玉梅沉默了十几秒。
“没有。”
法官把材料重新封存，交给司法技术室。
鉴定费先由我垫付。
金额6800元。
转账备注我写：临民初1847笔迹鉴定费。
五月底，江城工业大学寄来一封挂号信。
里面是一份《调查陈述通知书》复印件。
学校要求陈玉梅于6月10日前提交书面陈述，并于6月18日参加听证。
附件里列了调取范围。
入学登记卡、学籍卡、毕业生登记表、报到证存根、就业派遣回执。
陈玉梅当晚来找我。
院门外的感应灯亮了两次。
我隔着门问：“什么事？”
“开门，我跟你谈。”
“有话就在门外说。”
陈玉梅压低声音：“学校要听证，你把诉撤了，我去跟学校说清楚。”
“你要说什么？”
“说是家里安排的。”
“谁安排的？”
“爸。”
“弃学说明是谁写的？”
陈玉梅没出声。
我把手机放在窗台上，录音键已经亮着。
“你不是说我口头同意了？”
“你当时不想去。”
“我什么时候说过？”
“你说家里没钱。”
“家里没钱，为什么你有钱去报到？”
陈玉梅的手拍在门上。
“爸卖了两头猪，还借了钱。”
“钱花在谁身上？”
门外静了。
我继续问：“你进校时，为什么用我的名字？”
“录取的是你。”
“你知道录取的是我。”
陈玉梅的呼吸声很重。
“我那时候十八岁，我有什么办法？”
“你可以不去。”
“我不去，名额就没了。”
“所以你写了我的弃学说明。”
陈玉梅突然说：“那张说明是爸让我写的。”
我握着门把手，没有开门。
“你再说一遍。”
“爸说你不肯写，让我照着他的话写。通知书是爸领的，照片也是爸换的。”
“你亲手写的？”
“我只写了几句。”
“你用的是谁的名字？”
陈玉梅没有回答。
我把录音文件保存，命名为20260529陈玉梅承认书写弃学说明。
六月六日，律师打来电话。
“鉴定意见出来了。”
我赶到司法鉴定中心时，律师已经在大厅等我。
鉴定意见书一共十二页。
结论页写着两条。
送检的《自愿放弃入学说明》落款“陈玉兰”字迹，与陈玉梅在江城工业大学新生入学登记卡、学籍卡、毕业生登记表上的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
送检的高考报名登记表签名，与陈玉兰现有签名字迹特征相符，与弃学说明落款字迹不具同一性。
我把那两条看了三遍。
律师说：“父亲的代领记录也能对上。陈守业负责领走通知书和递交材料，陈玉梅负责写弃学说明、使用你的身份入学。”
“她为什么敢写？”
“赌你不知道，赌材料会散，赌后来没人查。”
我把鉴定意见书放进文件袋。
第5章 名字归位
六月二十八日，江城工业大学寄来的听证通知书有三页，第三页写着：陈玉梅可在七日内提交书面申辩材料。
我把通知书放在鉴定意见书上，给律师发消息：“她会来吗？”
律师回得很快：“来了才好，材料能当面质证。”
听证那天，我坐在学校档案馆二楼的小会议室。桌上摆着新生入学登记卡、报到证存根和毕业生登记表，每份右上角都贴着陈玉梅十八岁时的照片。
调查组组长先开口：“陈玉梅，你确认入学登记卡上的照片是你本人吗？”
陈玉梅坐在我对面，手指压着包带。
“是我。”
“登记姓名为什么是陈玉兰？”
“当年家里安排的。”
我把录音笔推到桌边。
“不是家里安排，是你明知录取的是我，还写了弃学说明。”
陈玉梅抬头看我：“爸说你不愿意去。”
组长翻到鉴定意见书结论页。
“司法鉴定确认，弃学说明落款字迹与您的登记卡签名同一。请解释。”
陈玉梅沉默了一会儿。
“我当时也没别的路。”
“你有不去的路。”我说。
学校法务人员问：“您是否能提供陈玉兰授权您使用其姓名、学籍和录取资格的材料？”
陈玉梅摇头。
“没有。”
组长把她提交的两页申辩书收进卷宗。
“学校将根据招生档案、学籍档案、司法鉴定意见和听证记录作出处理决定。”
七月十四日，我收到学校的正式决定书。
决定书写明，陈玉梅以陈玉兰姓名、录取资格和学籍信息完成入学、学习及毕业，属于冒名取得学籍学历；学校撤销其1987级电气自动化专业学历证书，注销相关学历注册信息。
附件还有一份发文登记表。
学校已向省教育行政部门、学历档案主管部门和原工作单位档案管理机构发出更正说明，要求在相关人事档案中注明学历取得存在冒名情形，不再将该学历作为任职、工龄认定和待遇核定依据。
陈玉梅当天晚上给我打电话。
“你非要把我逼到这一步？”
我看着决定书上的红章。
“这一步是你1987年走的。”
“我的工龄怎么办？”
“你该问当年替你办材料的人。”
“爸已经没了。”
“我还在。”
她挂了电话。通话时长三分十七秒。
第二天，我带着学校决定书去了县公安局。接待民警核对了我的身份证、立案材料和学校处理文件，给我出了一份接报案回执。
一周后，民警通知我去说明情况。
“陈女士，材料我们看完了。”民警把复印件推回来，“冒名顶替罪是后来才设立的，对1987年的行为不能倒过来适用。”
我问：“她现在还在用那份学历材料。”
“学历已被撤销，档案也在更正。是否构成其他犯罪，要看当时行为和追诉时效，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仍在持续的刑事犯罪事实。”
“所以刑事路走不通？”
民警点头。
“你可以继续走民事，姓名权侵害和损失赔偿，由法院处理更合适。”
我在回执背面写下咨询时间：2026年7月23日。
八月五日，姓名权纠纷第一次调解。
法官把鉴定意见、学校决定书和录音文字稿摆在桌上。
“陈玉梅，你是否愿意公开道歉并协商赔偿？”
陈玉梅说：“学历都没了，我没有钱。”
法官问：“你名下有收入吗？”
“低保一个月七百多，偶尔给人做保洁。”
她转向我。
“旧屋给你，行不行？”
我说：“旧屋本来就有我的份额。”
法官又问：“赔偿方案呢？”
陈玉梅咬着牙：“我最多每月三百。”
律师把我这些年的档案调取费、鉴定费、交通费和律师费票据递过去。
“损失不是只算这几个月。被告长期使用原告姓名取得学历、就业档案和工龄记录，侵害持续至核验更正。”
陈玉梅盯着那叠票据。
“那你想让我死？”
我只说了一句：“我想让我的名字归我。”
调解没成。
九月十六日，法院开庭。陈玉梅没有再否认冒名入学，只反复说父亲主导、自己年轻、不懂后果。
法官问：“你在大学四年间，是否一直以陈玉兰身份参加学习、考试、毕业分配？”
“是。”
“毕业后是否以该身份进入县物资公司？”
“是。”
“你何时停止使用相关学历成果？”
陈玉梅没答。
书记员记录键敲了几下。
十月二十九日，我在法院领取判决书。
判决确认陈玉梅自1987年至今持续侵害我的姓名权，判令其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我提交书面道歉，停止使用、主张或处分以“陈玉兰”姓名取得的学历及相关档案成果。
赔偿部分，法院综合她的收入、低保情况和实际损失，判令赔偿我四万八千元，鉴定费、档案调取费另行承担。
分期方案写得很清楚：首期八千元，余款自2027年1月起每月支付一千五百元，逾期可申请强制执行。
陈玉梅签收时问法官：“我不签行不行？”
法官说：“签收不是认可，判决送达就生效力。”
十一月十二日，判决生效。
我把父母旧屋里的东西分成三堆。父亲的工具箱交给社区旧物站，母亲留下的棉被送去洗衣店处理，陈玉梅放在东屋的两箱旧衣服，我用法院邮寄地址寄给她。
她发来消息：“门锁别换，我还有东西。”
我回：“列清单，和执行法官联系。”
第二天，换锁师傅带着新锁芯上门。
“要不要保留原钥匙？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