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常德。
八千“虎贲”对三万精锐，孤城无援。
城破之际，师长余程万把最后的阵地交给了一个人，自己翻墙而去。
留下的那个人叫柴意新。
他对手下仅剩的二十九人说：“师长去接援军。我们替他守着这面旗，守到旗烂了为止。”
第一章 船
十一月十二日，沅水南岸的码头挤满了人。
五十七师调来了两艘航轮和六十条木船，泊在下南门一带，日夜不停地往南岸送人。船少人多，渡口从早到晚都是黑压压的脑袋和箱笼被褥。船家坐地起价，一趟要五块光洋，拿不出钱的老人蹲在岸边抱着包袱不撒手。余程万亲自到码头上维持秩序，站在一只倒扣的木船上扯着嗓子喊：“父老乡亲们！我是余程万！大家不要慌乱，有秩序地上船！你拥我挤，耽误了时间，是给鬼子可乘之机！”
秩序好了一些。但总有人不肯走。
大西门里有个姓罗的老太太，六十七岁，家里开了一辈子豆腐坊。儿子在常德沦陷前就跑了，她一个人守着三间瓦房和一口石磨，死活不肯上船。士兵劝了三次，她把门闩插上，隔着门板说：“我走了，磨子谁看？鬼子来了我给他磨豆腐，他总不能杀磨豆腐的。”余程万听说了，让守城县长戴九峰派警察去。老太太不怕兵，怕警察，被两个警察一左一右架着胳膊拖出了门，包袱里塞了半块没做完的豆腐，一路走一路掉渣。临走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那口石磨，说了一句：“磨子还在转呢。”其实磨子早就停了。
十一月十五日，常德城里的百姓大部已经疏散完毕。但还是有人留下了。有的是实在走不动的老人，有的是舍不得坛坛罐罐，还有几个是主动要求留下来的——一个在电报局干了二十年的老报务员，说“总得有人收最后一份电报”；一个姓刘的裁缝，说自己眼睛还能用，能给伤兵缝绷带。余程万没有赶他们走，把他们集中到兴街口附近的一座院子里，派了一个班的兵守着。
柴意新的169团也派了人帮助疏散。三营的老赵那几天一直在下南门码头帮百姓挑行李，挑一趟，回来再挑一趟。他后来跟李超说，有个老头挑着两筐鸡崽上船，鸡崽在筐里叽叽叫，老头一边走一边回头骂：“叫什么叫，到了南岸就没命叫了。”老赵说，他听着那鸡叫，心里忽然特别想家。
十一月二十一日，城郊的枪炮声已经密得听不出点儿了。最后一批不肯走的百姓被警察集中起来，二百多人，由戴九峰护送出城，分散安排到乡下的农户家里。余程万站在城门口看着最后一条船离岸。船上有人朝他挥手，有人没有回头。
那天晚上，他给妻子邝琼华写了一封信。信很短：“琼华吾爱，弹尽，援绝，人亡，城已破。余已决定誓歼倭寇，为国捐躯。吾妻勿眷恋于我。”信没有寄出去。他把它和另外几封没写完的信一起，压在了师部那张被炸掉一截的桌子底下。
第二章 记者
爱泼斯坦把那根烟摁灭在城墙砖缝里的时候，指腹上沾了一层薄薄的砖灰。他搓了搓手指，抬头看天。十一月底的常德，天灰得像一块浸透了脏水的粗布，沉沉地压着城头，压得人胸口发闷。
他从重庆一路搭军车、搭船、又步行，辗转了六天才摸到城郊。沿途全是往后撤的百姓和往前送的伤兵。一个断了左臂的少尉用右手给他指路，绷带底下渗着黄水，嘴里说往东走，走到听得见机枪响的地方，就是57师的阵地了。少尉说完又补了一句：你要是命大，回来的时候帮我捎个信，告诉我娘，我没给她丢人。爱泼斯坦问他是哪里人，少尉说了个地名，他没听清，也没再问。他后来在笔记本上写了“少尉，左臂截肢，湖南口音，母亲在家”，但始终不知道那个地名到底是湘潭还是湘乡。
他此刻站着的这段城墙，已经不太算得上城墙了。北门东侧被炮弹啃出了三丈宽的豁口，守军拿门板、粮包、砸碎的碾盘填进去，又浇了水，冻成一道硬邦邦的杂色屏障。门板上还能看见半副对联，红纸褪成了粉白色，上联剩了“向阳门第”四个字，下联只剩一个“春”。豁口后面蹲着几个兵在啃干饼，脸上黑得只剩眼白是干净的。其中一个年纪很小的，嘴唇上糊了一层饼渣，看见爱泼斯坦的照相机，下意识拿手挡了一下脸。
“别挡。”旁边一个老兵把他的胳膊拽下来，“让美国人拍。拍回去登在报上，看他们还好意思不送子弹来。”
小兵嘟囔了一句，大概是说拍了也白拍。老兵没理他，转向爱泼斯坦：“你是记者？”
“美国联合社。”
“有烟吗？”
爱泼斯坦把最后一包骆驼递过去。老兵抽出一根，放在鼻尖闻了闻，没舍得点，别在了耳朵后面。剩下的整包揣进怀里，动作快得像怕谁抢。他拿袖子抹了把嘴，说：“你往中央银行那边走，师部在那儿。余师长大概没空见你。不过你最好别往东门去，那边今天已经冲了七回了。”
“七回？”
“第七回还没完。”老兵用下巴指了指东边，“柴团长的169团在那儿。你听见那个声音没有——短点射，三发一组，那是咱们的马克沁。鬼子摸到两百米以内，机枪就不停。没停，就说明人还在。”
爱泼斯坦侧耳听了一会儿。枪声确实密集，像有人在远处用铁锤连续敲一块铁板，每敲三下停一停，再敲三下。停了的那一下，让人心里发空。他掏出笔记本记了几个字，又问：“柴团长叫什么全名？”
“柴意新。”老兵说这个名字的时候，语气忽然平了下来，像在说一个自己认识很久的人，“少将团长。169团，从德山退下来的。你去东门的话，替我带句话，就说三营的老赵还活着，在师部这边守辎重。他认识我。”
爱泼斯坦点了点头。他没告诉老兵，他在重庆拿到的57师军官名录上，柴意新名字旁边有一行铅笔小字，不知道是谁添的：“柴团长到任那天，把团部积压的阵亡通知书全翻出来，一封一封自己誊抄。他说参谋的字太草，家属看不懂。”
他合上笔记本，朝东门方向看了一眼。那边又响起了三发一组的点射。
第三章 德山
柴意新第一次看见德山的时候，就知道这地方守不住。
德山在常德东南十五里，是沅江南岸唯一的制高点。谁占了德山，谁就能把炮架在常德城墙上。11月18日，日军第68师团先头部队五百多人利用汽艇向涂家湖进犯，169团三营的警戒哨两个排转战三十多里，打响了常德保卫战的第一枪。当天，日军向德山疯狂进攻，柴意新以一个团千余人的兵力，对上了近万之敌。
第一天的炮击从早上六点开始。日军的山炮和野炮把德山前坡的松树林整片整片地削倒，断掉的树干朝一个方向歪着，露出白森森的茬口。松脂的腥气混着硝烟灌进掩体里，呛得人眼泪直流。柴意新蹲在反斜面的指挥所里，电话线断了三次，通信兵出去接线，回来的时候半个耳朵没了，血顺着脖子淌进领口，但线接通了。他在电话里对三营营长说：“不要抬头。让鬼子以为山上没人了。等他们的步兵过了半山腰，再打。”
等待的时候，战壕里没人说话。有个兵把步枪通条抽出来，在地上画了一只鸡，画完了又用脚蹭掉。旁边一个老兵从怀里摸出半块干饼，掰成指甲盖大的碎块，一人分一块。分到最后一个新兵的时候，饼渣已经不够一把了，老兵把沾在掌心里的碎末也倒给了他。新兵把饼渣含在嘴里，没有嚼，让它慢慢化。
日军步兵果然以为炮击已经把守军炸垮了，端着刺刀往上爬。爬到半山腰的时候，三营的六挺轻机枪同时开火，手榴弹从棱线后面成排地甩出去，炸点连成一线。第一波冲上来的一个中队退下去的时候只剩了十几个人，其中一个跑了几步就栽倒了，再没起来。
第二天，日军把坦克调上来了。九辆九五式轻战车沿着德山南麓的简易公路往上拱，步兵跟在后面，猫着腰，像一片移动的灰色潮水。169团没有反坦克炮。柴意新把工兵排叫过来，问排长：“手榴弹捆成捆，塞履带底下，行不行？”
工兵排长姓彭，湖南伢子，原来在长沙修汽车，手指头上还有没洗干净的黑机油。“行是行，得有人送到跟前。”
“送。”
彭排长带了六个人，每人抱一捆十二颗手榴弹，从侧面的雨裂沟里摸下去。临走的时候，他把口袋里半包揉皱了的“白金龙”掏出来，塞给旁边一个兵，说：“替我收着。回来抽。”那个兵后来把那半包烟揣了三天，烟盒被汗浸软了，一直没拆。彭排长和三个兵炸瘫了第一辆坦克，自己被第二辆坦克上的车载机枪扫倒在雨裂沟里。剩下两个兵把最后一捆手榴弹塞进了第二辆坦克的负重轮之间。
九辆坦克，炸瘫了四辆。剩下的五辆倒着退回去了。
柴意新在指挥所里接到报告，沉默了一会儿。他问参谋长：“彭排长呢？”
“牺牲了。”
“记下来。连升三级，报师部。”
当天晚上，他把芷湾的预备队调上来一个连。这个连原本是团部的勤务连，文书、号兵、炊事员都有，真正拿枪打过仗的不到一半。柴意新站在队列前面，挨个看了他们一眼，说：“明天鬼子还会来。坦克没了，他们会用毒气。毛巾尿湿了捂住口鼻，不要跑，跑就死得更快。蹲在掩体里，等风把毒气吹散了再打。”
队列里有人问：“团长，要是没毛巾呢？”
柴意新把自己的毛巾从腰带上解下来，扔了过去。“用我的。”
第二天日军果然用了毒气。黄绿色的烟贴着山坡往低处淌，草叶沾上就蔫了。阵地上一片咳嗽声和干呕声。那个拿了柴意新毛巾的新兵把毛巾捂在脸上，尿骚味呛得他眼泪直流，但他没有跑。他后来死在北门豁口，毛巾还揣在怀里，洗了八遍，还是有味儿。
第三天傍晚，炮击停了。不是那种打打停停的间歇，是真的停了。阵地上忽然安静下来，安静得让人不习惯。几个兵从掩体里探出头，看见对面的日军阵地上炊烟升起来了，细细的几缕，在暮色里飘得很慢。
“他们吃饭了。”一个兵说。
“我们也吃。”
炊事班送上来的饭是稀粥，粥桶在半路上被弹片打穿了，送到阵地上只剩桶底一层稠的。柴意新分粥的时候拿勺子刮桶底，刮出来的稠的都倒给了伤员。分到三营一个班长的时候，班长把碗推回去，说：“给机枪手。机枪手不吃饱打不动。”
机枪手就在旁边蹲着，听见了，把碗又推回来：“我吃了。你吃。”
班长看了他一眼。“你什么时候吃的？”
“刚才。”
“放屁。你刚才在修枪。”
两个人推了两三个来回。柴意新把碗端过来，往班长手里一塞，说：“吃。吃完去把三号掩体的射击孔改一下，往左挪半尺，鬼子的掷弹筒专打那个角。”班长端着碗没再推，蹲在地上几口扒完了。
那天夜里，三营营长查哨的时候，看见柴意新蹲在战壕拐角的避弹洞里，就着凉水啃一块硬得像砖头的饼。啃了半天，剩了半块，又包起来揣回了口袋。营长问他：“团长，你晚饭吃了没有？”柴意新说：“吃了。粥。”营长没再问，因为他看见粥桶送到营部的时候已经空了，柴意新那碗让给了谁，他没看见。
第四天凌晨，天还没亮，日军摸上来了。没有炮击，没有坦克，就是步兵，踩着露水往上爬，枪刺上不反光，用黑布裹着。三营的哨兵听见石头滚落的声音，喊了一声，机枪响了。日军冲到战壕边上的时候，双方隔着不到十步，手榴弹来不及拧盖子，抡起枪托就砸。三营有个兵被砸掉了半边牙，他抓着步枪当棍子使，把对面那个日本兵的头盔砸瘪了。天亮之后清点，阵地前面躺了三十七具日军尸体，三营死了十一个。柴意新到三营阵地上去看的时候，那个砸头盔的兵正拿手从嘴里往外抠碎牙，满嘴是血，看见柴意新，咧嘴笑了一下，漏风的嘴说：“团长，我牙没了，吃饭省事了。”柴意新蹲下来看了看他的嘴，说：“牙没了，话就别多说了。下去包扎。”那个兵不走，说：“牙没了又不是手没了，还能打。”柴意新没接话，拍了拍他的肩，站起来走了。
德山守到第五天，169团伤亡过半，子弹按人头算，每人不到二十发。师部来了电报：放弃德山，退守芷湾。柴意新把电报看了两遍，对传令兵说：“回电。169团今夜撤出德山，转芷湾。柴意新。”
他没有说“职”，也没有说“遵命”。他把电报折好，揣进胸前的口袋里，那个口袋里还有一张全家福，照片上他的妻子抱着小儿子，大女儿站在旁边，三个人都在笑。他摸了摸那个口袋，隔着布，指头在照片上停了一下。然后他把各连剩下的干粮集中起来重新分了一遍，每个兵两块压缩饼干、一小撮盐。有人问：“团长，你呢？”柴意新说：“我吃过了。”
第四章 巷
11月28日，日军从北门东侧的豁口冲进了城。
第一个发现情况不对的是机枪手李超。他的机枪工事设在北门内三铺街的巷口，用拆下来的祠堂条石垒的，上面盖了三层浸了水的棉被。天刚亮的时候，他听见豁口方向传来一阵嚎叫，又尖又短，像野狗抢食。他探出头看了一眼，灰黄色的身影正从豁口往里灌，前面的倒下去，后面的踩着往前拱。
“上来了！”
他扣住扳机。马克沁的枪身在他手里跳了一下，然后开始有节奏地前后震动。跳动的枪身把他的右手虎口震裂了，血顺着枪把往下淌，他一开始没感觉到，直到换弹链的时候摸到一手黏糊糊的温热，低头看了一眼，才知道是自己的。他往枪把上缠了块破布，接着打。
师部的命令很快传下来：全城转入巷战。李超的机枪班撤出三铺街，往中央银行方向靠。撤退的路上他看见两个兵死在街中间，一个是57师的，一个是日本兵。57师那个兵的牙咬进了日本兵的肩窝里，手指掐在对方喉咙上，掰不开。旁边一个路过的兵说：“别掰了。就这样。让后面的人看看。”
全城很快打成了一锅粥。57师把各条街道的房屋全部打通，从这一栋钻到那一栋，不走街面。日军每占一条街，就要一间房一间房地清。清到一半，后面的墙洞里忽然伸出一根枪管来，一枪打在腰上。日军后来学乖了，占了房子先往墙洞里塞手榴弹，但57师的兵有时候比他们更快，塞过来，捡起来再塞回去，撒腿就跑。
打到第二天，李超的机枪班只剩三个人了。师部把城里的警察四十多人编进了战斗队，从警察局挖出战前储备的一万发子弹，补充到各机枪阵地。李超分到了三百发。他拿牙咬开弹药箱的铁皮封条，把子弹带一条一条地码在工事里，码完了拍了拍枪身，说：“够本了。”
第三天下午，一发掷弹筒弹落在机枪工事右前方，弹片崩进了李超的左眼。他感觉脸上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然后左半边世界就黑了。卫生兵要把他拖下去，他抓着枪把不撒手，说：“我看不见，机枪又不用眼睛打。”他让副射手报方向，自己扣扳机。副射手喊“左三十，高一点”，他就把枪口往左挪三十度，抬高半寸。打光了两条弹带之后，他才被硬抬下了阵地。
在往包扎所的路上，他经过一个被炸塌的酱园。碎缸片里散着酱菜，缸底有蛆在蠕动。他让抬担架的兵停了一下，伸手从碎砖里捞了几根萝卜条，在衣服上蹭了蹭，塞进嘴里嚼。抬担架的兵看着他，他含含糊糊地说：“别看我。我班里的兵还没吃呢。”那几根萝卜条他到底没有咽下去，一直攥在手里。
进了中央银行地下室，顾华江迎上来。李超的左眼已经被血糊死了，顾华江拿盐水棉球一点一点地擦，擦到眼球露出来，眼白上一道弹片划的口子，晶状体浑了。顾华江手很稳，心里发紧。他见过肠子流出来的、下巴炸飞的、整条腿只剩骨头的，但这是第一次给别人处理眼睛。
李超没吭声，等顾华江包完了，他问了一句：“外面那两个呢？”
顾华江手上停了一下。他知道李超问的是谁——三铺街撤下来的时候，跟李超一起打掩护的两个机枪手，一个叫马德标，一个叫刘双喜。顾华江刚才抬伤员的时候路过三铺街口，看见了两具尸体，一个趴在工事上，一个仰在墙根底下，灰扑扑的，看不清脸。
“没抬进来。”顾华江说。
李超就不问了。他躺在地下室的水泥地上，那只还看得见的右眼盯着天花板，盯了很久。
后来顾华江数磺胺的时候，把铁盒子打开，一片一片地数，数到一半，忽然想起李超问“外面那两个呢”时候的语气——很平，平得不像在问活人。他把剩下的磺胺数完，记在纸上，锁好盒子，把钥匙在裤腰带上又拴紧了一圈。
水星楼在南门附近，三层砖木结构，战前是个茶馆，门口还挂着半块褪了色的招牌，“水星”两个字还在，“楼”字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169团的一个排守在里面，从二楼和三楼的窗口往下打。日军的平射炮把水星楼轰塌了半边，排长被压在梁柱下面，还剩一口气，对身边的兵说：“钟……敲钟。”
那个兵姓孙，叫孙得贵，原本是沅江上的船工，在169团当兵之前连常德城都没进过几回。他是被班长从船舱里拽出来当兵的，稀里糊涂打了三年仗，从淞沪退到南京，从南京退到武汉，从武汉退到常德，一路退一路打，从来没想过为什么打。但他记得有一次部队路过沅江，他在船上掌舵，船上的弟兄们唱了一首歌，他忽然觉得这条江和他老家那条河是通的，流到同一个地方去。到了常德之后，他在水星楼茶馆里喝过一碗茶，茶馆的老板娘给他续了三次水，没收他钱，说当兵的辛苦。他一直记得那碗茶的味道。
孙得贵爬上残存的楼梯，抓住了钟绳。绳子很粗，上面有陈年的灰。他拼命摇起来。铜钟闷响了一声，又一声。日军往二楼冲的时候，他手里还攥着绳子没松。他想起了老家沅江边上的纤夫号子，想起了老板娘续茶时弯腰的样子，想起了排长刚才说的“敲钟”——排长没有说为什么敲，他也没问。他摇着钟，心想：这钟一响，城里的人就知道水星楼还在。城还在。
日军冲进一楼的时候，钟还在响。二楼打了三枪，三楼扔了两颗手榴弹，然后是一声巨响，整个楼梯间塌了下去。
钟声停了。
第五章 包扎所
顾华江所在的包扎所设在兴街口中央银行的地下室里，离师部一墙之隔。从11月26日开始，送下来的伤员就没有断过。他十九岁，原本在沅陵读师范，眼镜左边镜片裂了一道纹，用胶布粘着。
第一天送来的是个腹部中弹的兵，肠子流出来一截，顾华江拿盐水纱布往上盖，手在抖。旁边的老兵卫生员按住他的手，说：“抖也得盖。你不盖他就死。”顾华江盖了，盖完蹲在墙角吐了。吐完了回来接着盖。
毒气伤员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干净的毛巾了。顾华江把自己的棉花从军衣里扯出来，蘸了尿往脸上糊。有个重伤员尿不出来，旁边的人转过身去接了半碗递过去。没人觉得脏。后来连棉花都用光了，顾华江就把自己的衬衣下摆撕成条，分给还能动的伤员，让他们自己蘸。
11月28日夜里，日军向北门阵地打了一个小时的毒气弹。第二天早上，顾华江跟着担架队上去收人。一个排三十多个人全部倒在战壕里，脸色乌青，眼睛睁着，嘴角有白沫。战壕壁上全是手指甲抠出的印子，有的地方抠出了砖茬子，指甲盖还嵌在缝里。他一个一个摸颈动脉，摸到第十几个的时候，一只手抓住了他的手腕。是个班长，喉咙里嗬嗬地响，嘴唇在动，听不清说的什么。顾华江把他拖上担架，抬回包扎所的半路上，人死了。手一直抓着，死后才慢慢松开。
包扎所里还躺着一个姓冯的排长，左胳膊被弹片削断了，每天发高烧，说胡话。有一天他清醒过来，叫顾华江帮他找支笔。顾华江给了他一支铅笔头和一截草纸。冯葆华用右手写了整整一下午，写完了折好，塞在绷带里面，说：“等我死了，交给能交的人。”顾华江问写的什么，他说：“我们连死的人的名字。我怕我忘了。”后来冯葆华活了下来，那截草纸上的名字被誊到了正式的纸上，二百五十六个。
11月29日，一架中国飞机在常德上空盘旋了两圈，投下了一个大包。包里有四箱子弹和几盒磺胺。余程万路过包扎所看见磺胺，拿起来看了半天，说：“这比十万大洋都值钱。”顾华江把磺胺盒子拆开，一片一片地数，数了三遍，记在纸上，又数了一遍。那天晚上他给冯葆华用了半片，剩下的锁在铁盒子里，钥匙拴在自己裤腰带上。
到了12月1日，包扎所里能拿枪的人都被叫走了。顾华江也领到了一根削尖的竹竿。他拿着竹竿站在地下室门口，站了半个钟头，又回去了。他回去不是怕，是因为地下室里还有三十多个动不了的伤员，总得有人给他们换药。他把竹竿靠在门后，继续拆绷带。
第六章 电
12月1日，余程万在中央银行的师部里口述了最后一封电报。天花板塌了一半，他蹲在墙根底下，面前铺着常德城区图，红铅笔标出的守军区域已经缩成了巴掌大的一块。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职余程万谨叩。”
报务员发完电文，地下室沉默了很久。墙角有人闷闷地咳。
柴意新从东门赶来开会。他进门的时候头上缠着一条被血浸硬了的绷带，少将制服的前襟全是硝烟和血痂，左袖管被弹片划开，里面衬衣和伤口粘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余程万看了他一眼。“东门怎么样？”
“还在手里。”
“还剩多少人？”
“算上勤务兵，不到两百。能拿枪的，一百出头。”
余程万把地图推过去。“双忠巷。最后一道能守的线。明天城破了，我带人从南门走，去找援军。”
柴意新看着地图。
“你留下。”余程万说这三个字的时候，没有看他的眼睛。
柴意新直起身来。他的背有点驼，肋骨折了两根，没好好固定，一弯腰就疼。“师长为全师希望所寄。希望师长早日突围，我在此死守，等师长率援军来解围。”
余程万抬起头。两个人对视了几秒钟。余程万想说什么，嘴唇动了一下，柴意新已经把目光转回了地图上，用手指点了点双忠巷：“我把169团剩下的人收拢到这儿。你走的时候，从水星楼的暗道走，我让人探过了，还通。”
余程万伸出手。柴意新握了一下。余程万的手在抖。柴意新的手很稳。
余程万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怀表，铜壳子，表蒙子裂了一道纹，指针还在走。放在地图上。“拿着。”
柴意新看了一眼，拿起来，揣进了贴胸的口袋，和那张全家福放在一起。
第七章 突围
12月3日凌晨两点，余程万带着一百零四个人翻过了南门城墙。墙不高，但下面是一条干涸的战壕，再过去是沅江滩涂。他踩木梯下墙的时候脚下一滑，卫士旷文清一把扶住了他。三条日军丢弃的小木船，横渡沅江。船到江心，岸上机枪扫过来。一条船被打漏了，上面的人跳进江里游。余程万趴在第二条船上，旷文清用身体挡在他前面，子弹从左肩穿过去，没伤到骨头，血把半个身子染红了。
上岸清点，八十三个人，加上余程万自己，八十四。爱泼斯坦也在里面，笔记本用油布包着，没进水。
天亮之后碰到新11师的搜索队。师长给他看了战区电报：就地休整，等候命令。余程万把电报捏在手里，站了很久。旷文清看见他的肩膀抖了一下，但没有声音。
第八章 双忠巷
柴意新是12月3日早上六点进入双忠巷的。他收拢了169团剩下的所有人：二十九个兵，三个排长，一个副营长，加上他自己，三十四个。一半以上带着伤，能正常走路的不到二十个。两头拱门用石条和门板堵死，墙上掏了枪眼，巷子中间堆了沙袋。
布置完阵地，他把所有人叫到巷子中间，蹲下来拿树枝在地上画了个简图，标了每个人的位置。画完了，他看了看那二十九张脸。
“我不讲大道理。想走的，现在从后墙翻出去，我不拦。”
没有人动。
那个从卫生队跑上来的担架兵周德贵小声说：“团长，我……我不是战斗兵。”
“我知道。你怕不怕？”
周德贵点了点头。
“怕就对了。我也怕。怕归怕，别跑。跑就白怕了。”
上午八点，掷弹筒开始往巷子里吊炮弹。柴意新靠在墙根用步枪还击，打两枪换一个位置。副营长让他把少将制服脱了，他摇头：“穿着。让弟兄们看见，团长没跑。”
十点，日军从东头拱门突进来一个分队。柴意新带人用刺刀捅了出去，左臂又被划了一刀。血顺着手指往下滴，他在裤子上蹭了蹭，继续装子弹。
间隙里，一个兵问他：“团长，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老婆。一个儿子。七岁了。喜欢看水车。每次回家都缠着我带他去郊外。有一回他摔到田里去了，我一把把他捞起来，哭得满脸泥。”
那个兵笑了一声。“团长还会捞儿子。”
“捞得不好。他娘说我手太重。”
沉默了一会儿。那个兵说：“我也有个儿子。三岁。不知道还认不认得我。”
柴意新没有接话。他摸出怀表看了一眼，揣回去。
中午，子弹打光了。柴意新捡起一根断了的枪通条，把刺刀绑在头上，做成长矛。他对剩下的人说：“没子弹了。用这个。用牙也行。”
有人笑了一声，笑得很干，像咳嗽。周德贵一直蹲在墙根后面，浑身发抖，但没有跑。柴意新走过他身边，把怀表塞在他手里。“拿着。要是有人活着出去，交给师长。就说柴意新用不着了。”
周德贵攥着怀表，嘴唇哆嗦了一下，没说出话。
下午两点，日军集中掷弹筒、枪榴弹和重机枪，对着双忠巷最后一段残墙猛轰了二十分钟。墙塌了。柴意新从瓦砾里爬出来，额头破了一个口子，血糊住了右眼。他用左眼看见日军往巷子里冲，回头喊了一声：“还有人吗？”
身后站起来了六个人。周德贵也在里面，一手攥着怀表，一手攥着一颗没拉弦的手榴弹。
柴意新没有说什么。他把那支绑了刺刀的通条举起来，喊了一声四川腔的“杀”，朝巷口冲过去。六个人跟着他。
日军的机枪响了。
柴意新倒下去的时候，身体还保持着向前扑的姿势。胸前的口袋里，那张全家福被子弹打穿了一个洞，弹孔正好穿过小儿子笑着的脸。
周德贵没有冲出去。他被塌下来的砖头砸中了后背，埋在瓦砾里，怀表硌在胸口。他趴在碎砖下面，听见日军的脚步声从旁边跑过去，越来越远。他没有动。
天黑之后，他从砖堆里爬出来。后背疼得厉害，但骨头没断。双忠巷里全是碎砖和尸体，日军的哨兵在巷口外面说话，声音很近。他不敢站起来，贴着墙根往巷子深处爬，爬进了一间半塌的灶房，钻进灶台后面的柴堆里。柴堆是干的，掏空了之后刚好能蜷一个人。
他在柴堆里躲了两天。靠一坛子腌萝卜和灶台水缸里存的一点水活着。腌萝卜咸得发苦，他每次只敢啃一小口，啃完了把坛子盖好，怕味儿引来人。第二天夜里，他听见巷子里有人走动，是日军在收尸。他攥着怀表，表壳硌在手心里，硌出了一道印子。
第三天早上，巷子里又来了人。他听见有人说话，是中国话，湖北口音。他从柴堆里爬出来，看见几个穿灰军装的兵正从瓦砾里往外扒尸体。其中一个看见他，吓了一跳：“你怎么在这儿？”
周德贵说：“我是169团的。担架兵。”
第九章 光复
12月9日，58军的便衣队从东门攻进了常德城。李超的机枪班跟着便衣队从三铺街往里打，在中央银行门口看见了自己原来的工事，条石碎了一半，棉被烧成焦炭，但工事还在。
顾华江是12月10日回来的。地下室还在，药品器械被翻得乱七八糟，墙角那个装磺胺的空盒子还在，是他亲手放的。他把空盒子捡起来，揣进了口袋。
爱泼斯坦在废墟里遇到了周德贵。那个担架兵瘦得脱了形，右手里攥着一块铜壳怀表，表蒙子碎了，指针停在两点十分。爱泼斯坦问他柴团长最后说了什么。周德贵想了很久。“他没说什么。他就喊了一声‘杀’。然后我们就跟着他跑。”
常德收复之后清点，57师八千多人，只剩下八十三人。城里的民房毁了十之七八。老太太罗氏回到大西门，豆腐坊只剩下一堆碎砖，石磨还在，磨眼被炮弹皮堵死了。她在废墟里翻了半天，翻出一块炸飞的旗角，抖了抖灰，叠好。旁边有人问她拿这个干什么，她说：“听说双忠巷那儿死的人多。”她走到双忠巷路口，把旗角放在了地上。
尾声 烟
李超活到了战后，回了湖南老家种地。他左眼瞎了，但右眼还能看见田里的庄稼。耳朵后面那根烟始终没有点。那是三营老赵的烟，老赵死在12月2日中央银行后门的哨位上。李超去找过老赵的坟，没找到。他把那根烟埋在了双忠巷的路口，蹲在地上把土拍实了，说：“老赵，烟搁这儿了。想抽自己拿。”
顾华江后来当了医生，退休后每年11月都去常德，不去纪念馆，就一个人走到兴街口，站在当年地下室的位置上抽一根烟。有人问他在看什么，他说：“看一个十九岁的卫生员，蹲在墙角吐。”
周德贵把怀表交给了余程万。余程万拿着表看了很久，表壳上的裂纹还在，指针不动了。他没有修，也没有扔，把表和柴意新那张全家福放在一个铁盒子里。照片上的弹孔还在。
爱泼斯坦的报道在1944年年初登出来，标题叫《常德之战》。文章最后一段写的是他离开常德那天的事：他在城门口碰到余程万，想采访，余程万摇了摇头走了。他站在城门口抽完了一根烟，把笔记本合上放进包里，看着进城的队伍走了很久，一个字也没有记。
双忠巷的路口后来铺了水泥，但每年总有人在那里放一根烟。不知道是谁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