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名单
1998年6月18号，红旗纺织厂的下岗名单贴出来了。
红纸，毛笔字，贴在厂门口那面水泥墙上。墙根底下蹲着一排人，抽烟的，哭的，骂娘的。六月的太阳毒，红纸被晒得发亮，浆糊味混着棉纱味，一股一股往鼻子里钻。
名单很长，三十多个名字。我妈的名字在第一个。
李素芳。
我妈站在最前面，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用一根黑皮筋扎着。
她看了一眼，笑了。
我站在她身后，十六岁，穿着蓝白校服，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妈。”我拽她的袖子，“走啊。”
她没动。
“素芳，你咋还笑得出来？”王婶从人堆里挤过来，眼睛红红的，“你可是先进工作者，厂里凭啥让你下？”
“凭我工龄长。”我妈说。
“工龄长就该下？”
“工龄长，买断钱多。”我妈说，“划算。”
王婶愣住了。周围几个人也愣住了。
我脸上火辣辣的，像被人扇了一巴掌。
厂广播还在响，女播音员的声音一字一顿：“请下列同志，于本月二十五日前，到劳资科办理手续……”
有人蹲在地上哭。有人把搪瓷缸摔了，白瓷片崩了一地。
我妈弯腰，把脚边的一块瓷片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素芳，”王婶拉住她，“你去找找马厂长，你技术好，打样组离了你不行。”
“找了。”我妈说。
“他咋说？”
“他说，这是政策。”
“政策也不能可着老实人欺负啊！”
我妈笑了笑，没再说话。
她转身往厂里走。我跟在后面，听见有人小声说：“李素芳都下了，这厂是真完了。”
劳资科在办公楼一楼，门口排着队。我妈排在最后，前面的人进去，出来，手里都拎着一个纸箱。
轮到我妈，里面的人递出一个纸箱，还有一张纸。
“李师傅，签个字。”
我妈签了。
纸箱里是一个搪瓷缸，缸子上印着“先进工作者 1992”，红字掉了漆；一副线手套；还有一本牛皮纸的本子，边角磨得起了毛。
那是她的打样本。
我见过那本子。小时候她带我去厂里，她趴在桌上画花，一画就是一下午。本子里夹着各种布样，蓝的、灰的、碎花的，还有一朵用铅笔画了又描的石榴花。
“妈，这缸子还要啊？”我嫌它旧。
“要。”她把缸子放进纸箱，“用了十几年了。”
出了劳资科，迎面碰上马厂长。
马德胜四十多岁，白衬衫扎在皮带里，肚子挺着。他看见我妈，脚步顿了一下。
“素芳啊，”他说，“厂里这次也是没办法。你放心，以后有机会……”
“马厂长。”我妈打断他，“我那个缝纫机，卖给我吧。”
“什么？”
“打样组那台蝴蝶牌，我用了十年。”我妈说，“厂里作价，从我买断钱里扣。”
马厂长皱了皱眉：“那是厂里的固定资产。”
“我知道。”我妈说，“所以我说买。”
马厂长看了她一会儿，笑了：“行，我让财务算。”
“谢谢厂长。”
“素芳，”马厂长又说，“你别怪我。”
“不怪。”我妈说，“我怪我自己，明白得太晚。”
马厂长的脸僵了一下。
我没听懂。
出了厂门，我妈抱着纸箱，我和我妈轮流抬着那台缝纫机。蝴蝶牌的，铁架子，沉得很，走两步就得歇一歇。
“妈，你买它干啥？”
“用。”
“厂里都不要你了，你还能用给谁看？”
“给街上的人看。”
我不说话了。
回家的路上经过夜市街。傍晚，摊子刚支起来，卖袜子的，卖盗版磁带的，卖炒面的，灯泡一串一串，油烟一股一股。
我妈停下来，看了很久。
“妈，你别看了。”我说，“丢不丢人。”
她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小满，”她说，“你觉得妈丢人？”
我不说话。
她没再问，走到街口，买了两根冰棍。五毛一根，红豆的。
“吃。”
“不吃。”
“吃了，凉快。”
我接过来，没吃，攥在手里，化了一手糖水。
到家，她把纸箱放在桌上，把缝纫机从床底下拖出来。那台机器她用了十年，铁架子上的漆掉了，轮子还是亮的。
她拿一块旧布，蘸了机油，一点一点擦。
“妈，”我站在门口，“你到底想干啥？”
“开个裁缝铺。”
“你连个摊位都没有。”
“会有的。”
“爸回来又该跟你吵了。”
她没说话，脚踩上踏板，轮子转起来，针头上下，哒哒哒，哒哒哒。
那声音，我从小听到大。
“小满。”她忽然叫我。
“嗯。”
“名单上，本来没有我。”
我愣住了。
“你说啥？”
她低下头，继续踩缝纫机。
哒哒哒，哒哒哒。
2 搪瓷缸
那天晚上，我妈把搪瓷缸洗了三遍，放在碗柜最上层。
缸子上的红字掉了漆，“先进工作者”只剩“先进”两个字，“1992”倒还清楚。
“妈，一个缸子，你洗它干啥？”
“明天开始，用它喝水。”她说，“厂里的水，喝了二十年，换个地方喝。”
我坐在桌边，翻那本打样本。
牛皮纸的封面，用棉线装着，一翻就掉渣。里面夹着几十块布样，蓝的、灰的、碎花的，还有几张画在硫酸纸上的花型。
翻到中间，我看见那朵石榴花。
铅笔画的花，花瓣一层一层，中间点了几个小点，像籽。旁边用红笔写了一行小字：一九八七，省纺织花型设计评比。
“妈，这是你画的？”
她正在擦缝纫机，头也没抬：“嗯。”
“你还得过奖？”
“三等奖。”她说，“奖状没给我。”
“为啥？”
她停下手里的布，想了很久。
“那年，厂里报上去的设计人，是马德胜。”
我愣住了。
“他画的？”
“他连石榴花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我妈说，“那年他是车间主任，管着打样组。我把图交上去，他看了一眼，说，不错，报厂里评审。后来报省里，设计人那一栏，写的是他的名字。”
“你没去问？”
“问了。”她说，“他说，这是集体成果，报谁的名字都一样。”
“那不一样。”
“是不一样。”我妈把布叠好，“可那年厂里分房，我要是闹，房子就没了。我想，忍一忍，房分下来，你就有自己的屋了。”
“房呢？”
“分了。”她朝窗外抬了抬下巴，“四十二平，就是咱现在住的。”
我不说话了。
屋里只有缝纫机轮子空转的声音，嗡嗡的。
“妈，你后悔吗？”
“后悔。”她说，“后悔没闹。”
她把打样本合上，用一块蓝布包好，放进床底下的木箱，上了锁。
“这朵花，”她说，“本来该开在厂里的。”
买断工龄的钱，是七月十号下来的。
一万六。
二十年工龄，一年八百。
我妈在财务科门口数了三遍，又让我数了一遍。我把手指头舔湿，一张一张地数，数完，说：“妈，一万六。”
“对。”她说，“二十年，一万六。”
她抽出八百，递给财务：“缝纫机的钱。”
财务开了张收据，盖了章。我妈把收据折好，夹进打样本里。
剩下的钱，她分成三份。
五千，存进信用社，存折上写我的名字。
三千，租摊位、买布料、买线。
七千二，放在家里，日常开销。
“妈，你不留点给自己？”
“我不用钱。”她说，“我用手。”
那天傍晚，我爸回来了。
他跑长途，一个月回来一趟，身上一股柴油味。他进门，看见堂屋摆着缝纫机，愣了一下。
“这啥？”
“我买的。”我妈说，“厂里的，作价八百。”
“你买它干啥？”
“摆摊。”
我爸把包往桌上一扔：“摆什么摊？”
“夜市，改衣服。”
“你一个国营厂的技术员，去夜市摆摊？”他声音大了，“我周大勇的脸往哪儿搁？”
“脸能当饭吃？”
“你丢不丢人？”
“我不偷不抢，丢什么人？”
“你……”他指着我妈，“你让街坊邻居怎么看咱家？”
“街坊邻居能替咱交学费？”我妈说，“小满明年高考，学费四千八，你拿得出？”
我爸不说话了。
他跑长途，一个月挣一千二，抽烟喝酒，剩不下多少。
“我拿不出。”他说，“可你也不能去摆摊。”
“那你说，我干啥？”
“你去找个正经工作。”
“哪儿有正经工作？”我妈说，“厂里都这样了，街上多少下岗的，你不知道？”
我爸坐在凳子上，闷头抽烟。
抽完一根，他站起来：“你要摆摊，就别说是周家的人。”
“行。”我妈说，“我不说。”
他摔门走了。
门框上的漆震下来一块，落在地上。
我妈弯腰捡起来，扔进垃圾桶，然后坐到缝纫机前，继续擦。
第二天，她去夜市管理办租摊位。
一个月一百五，押金一百。
管理办的人问她卖什么，她说，改衣服。
“改衣服能挣几个钱？”
“挣几个算几个。”
她拿了钥匙，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块硬纸板，上面用红漆写着：改衣、裤脚、换拉链。
3 夜市第一晚
摊位在夜市中段，旁边是卖袜子的老陈，对面是炒面的刘姐。
一块木板，两条长凳，一盏四十瓦的灯泡。缝纫机摆上，硬纸板往墙上一靠，就算开张了。
第一晚，我妈穿了件蓝布褂子，头发挽得整整齐齐，还抹了点雪花膏。
“妈，你摆个摊，还抹啥雪花膏？”
“开门做生意，得干净。”她说。
天刚擦黑，夜市就热闹起来。卖袜子的吆喝“十块钱三双”，卖磁带的放任贤齐，炒面摊的油烟飘过来，呛得人睁不开眼。
我妈坐在缝纫机后面，腰挺得笔直，像在厂里上班。
第一个客人是个老太太，拎着一条黑裤子。
“师傅，裤脚长了，能改不？”
“能。”我妈站起来，“您穿上，我量量。”
老太太穿上裤子，我妈蹲下去，用粉线在裤脚上画了一道，又拿别针别住。
“三块。”她说，“您坐这儿等，五分钟。”
她踩起缝纫机，哒哒哒，线走得又直又匀。剪掉线头，熨斗烫平，叠好，递给老太太。
“试试。”
老太太穿上，走了两步，笑了：“跟买的一样。”
“三块。”
老太太掏钱，走了。
第二个客人是个姑娘，买了条裙子，腰大了。
“能改小不？”
“能。”我妈看了看，“五块。”
“五块？别家都三块。”
“别家改不了这个腰。”我妈说，“改不好，不要钱。”
姑娘将信将疑，把裙子留下。
我妈拆了腰，重新收省道，一边拆一边跟我说：“这种裙子，腰里有衬，直接缝会皱。”
她缝了二十分钟，姑娘穿上，对着旁边摊位的镜子照了半天。
“师傅，你手艺真好。”
“五块。”
姑娘给了钱，走了。
一晚上，改了四条裤脚，两条裙子，换了一根拉链。
九点半收摊，我妈把钱掏出来，一张一张抹平。
二十七块。
她数了两遍，笑了。
那是我这些天第一次见她笑。
“妈，二十七块，够干啥？”
“够买五斤肉。”她说，“够你吃半个月早饭。”
她把手伸过来，让我看。
手指头上有三个针眼，其中一个还渗着血。
“疼不疼？”
“不疼。”她说，“比在厂里开会强。”
我帮她收摊，把缝纫机往三轮车上搬。
刚搬上去，一道手电筒的光照过来，照在我妈脸上。
“谁让你们在这儿摆的？”
4 市容来了
手电筒的光很亮，照得人睁不开眼。
来人穿着灰制服，胳膊上戴着红袖章，后面跟着两个年轻人。
“同志，”我妈站起来，脸上堆着笑，“我们头一天来，不知道规矩。”
“不知道？”红袖章用手电筒照了照硬纸板，“夜市摊位要登记，你登记了吗？”
“管理办收了钱。”
“管理办是管理办，市容是市容。”他说，“这儿是消防通道，不许摆。收了。”
“同志，通融通融。”我妈拦住他，“我头一天，就挣了二十七块。”
“二十七块也是占道经营。”红袖章一挥手，“搬。”
两个年轻人上来，一人抬头，一人抬脚，把缝纫机往卡车上搬。
我妈追了两步：“轻点！那机器经不起摔！”
“摔不了。”
“同志，我给你钱，罚款行不行？”
“罚款是罚款，机器是机器。”红袖章说，“明天到队里来处理。”
卡车开走了，尾灯在街角拐了个弯，不见了。
我妈站在路灯底下，手里还攥着那块硬纸板。
“妈……”我拉她。
她没动。
夜市还在热闹，卖袜子的老陈探过头来：“李师傅，别难过，这条街天天有人被收。”
“收哪儿去？”我妈问。
“市容队，在城西，老看守所旁边。”
我妈点点头，把硬纸板夹在腋下，弯腰去收那两条长凳。
“妈，机器都没了，还收凳子干啥？”
“明天还得摆。”
那天晚上，她一夜没睡。
我起来上厕所，看见她坐在堂屋，把那块硬纸板擦了一遍又一遍，红漆字都擦掉了一块。
第二天一早，她换了件干净褂子，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出了门。
“妈，你去哪儿？”
“市容队。”
“我跟你去。”
“你写作业。”
她走了。
中午，我还是去了。
市容队在城西，一栋三层小楼，门口蹲着两只石狮子，掉了一只耳朵。我妈坐在台阶上，太阳晒着她，蓝布褂子的后背湿了一大片。
“妈。”
她抬起头，看见我手里的饭盒，笑了：“你咋来了？”
“给你送饭。”
“我不饿。”
“你吃一口。”
她把饭盒接过去，打开，是早上剩的米饭和炒茄子。她扒了两口，又放下。
“妈，回去吧。”我说，“机器不要了。”
“要。”她说，“那机器跟了我十年。”
下午三点，门里出来一个中年男人，肚子挺着，手里端着茶杯。
“你就是李素芳？”
“是。”
“机器是你的？”
“是。”
“占道经营，罚款五十，写份保证书。”他把一张纸递过来，“写完去后院领机器。”
我妈接过纸，手在抖。
“同志，”她说，“我男人跑了，我一个人带孩子，这机器是我吃饭的家伙。”
中年男人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我。
“罚款五十，一分不能少。”他说，“保证书里写清楚，以后不在消防通道摆。”
“行。”
我妈蹲在台阶上，用我的圆珠笔写保证书。她写字慢，一笔一画，写了半页纸。
写完，她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绢包，一层一层打开，数出五十块。
中年男人接了钱，开了张收据。
“去后院搬吧。”
后院堆着没收的东西：三轮车、煤气罐、几张折叠桌。缝纫机在最里面，机头上磕掉了一块漆。
我妈扑过去，摸了摸那块掉漆的地方，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没事，”她说，“补补就好。”
她把机器抱起来，抱不动，我帮她抬。
回家的路上，她走在前面，一步一挪。
“妈，明天还摆吗？”
“摆。”
“还去夜市？”
“不去夜市了。”她说，“换个地方。”
5 家长会
高三第一次家长会，班主任在电话里说，必须到。
我妈接的电话，连声说“好好好”。
挂了电话，她跟我说：“小满，妈明天去。”
“你别去。”
她愣了一下：“为啥？”
“你身上一股机油味。”
她低下头，闻了闻自己的袖子。
“妈换件干净衣服。”
“换了也有味。”我说，“同学家长都开车来，你去了，我丢人。”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可我没收回。
我妈站在那儿，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没说话。
第二天下午，家长会。
我坐在教室里，回头看窗外。校门口停了一排自行车，还有两辆桑塔纳。家长们陆陆续续进来，穿西装的，穿夹克的，手里拎着公文包。
我妈没来。
班主任点名，点到“周小满”，问：“你家长呢？”
“我妈……忙。”
“忙什么？”
“她……上班。”
班主任在本子上记了一笔，没再问。
家长会开了一个钟头。我坐在那儿，一句话没听进去。
散会的时候，下雨了。
我走出教学楼，看见校门口那棵梧桐树下站着一个人。
蓝布褂子，手里拎着一个铝饭盒，另一只手撑着一把旧伞。
是我妈。
她没进来，就站在树底下，隔着铁栅栏往里看。
同学从我身边过，有人问：“周小满，那是谁啊？”
“不认识。”
我说完，低着头往另一个方向走。
走了几步，我听见她在后面喊：“小满。”
我站住了。
她走过来，把饭盒塞给我。
“趁热吃。”
“你咋来了？”
“妈不进去。”她说，“妈就在这儿站站。”
“你站了多久？”
“没多久。”
她的裤脚湿了半截，鞋上全是泥。
“妈，”我说，“你回去吧。”
“嗯。”她嘴上应着，脚没动，“你吃，妈看着你吃。”
我打开饭盒，里面是饺子，还热着。
饺子底下压着一张纸条，是我妈的字，歪歪扭扭：
“妈不给你丢人。”
我站在雨里，一口一口地吃，眼泪掉进饭盒里。
“妈，”我说，“明天……你来接我吧。”
她愣了一下，笑了：“哎。”
张姨来的时候，是星期天下午。
她拎着一个饭盒，站在门口，头发乱着，眼睛肿着。
“素芳在家吗？”
“在。”我让她进来。
张姨叫张桂兰，是我妈的工友，住厂西边的平房。她男人前年在厂里出了工伤，腰以下不能动，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大的跟我同岁，小的小学三年级。
我妈从厨房出来，看见她，愣了一下。
“桂兰，你咋来了？”
“给你送点饺子。”张姨把饭盒放在桌上，“白菜猪肉的。”
“你留着给孩子吃。”
“孩子吃了，这是给你的。”
两个人坐在桌边，谁也没先说话。
我在里屋写作业，门没关严，能听见她们说话。
“素芳，”张姨开口，声音哑着，“名单的事，我一直没敢来。”
“啥名单？”
“你别装了。”张姨说，“厂里都传开了。”
我妈没说话。
“我去找过马厂长。”张姨说，“我说，名单上为啥是素芳，她技术比我好，工龄比我长。马厂长说，是素芳自己要求的。”
我手里的笔停了。
“桂兰，”我妈说，“都过去了。”
“过不去。”张姨哭了，“你男人常年不在家，你一个人带小满，你把名额让给我，你让我这心里……”
“你男人瘫在床上，两个孩子要吃饭。”我妈说，“我只有小满一个，我还有手艺。”
“可你把手艺也扔了。”
“手艺没扔。”我妈说，“手艺在我手上。”
我推开门，站在门口。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
“妈，”我问，“名单上本来是你？”
我妈看着我，半天，点了点头。
“本来是谁？”
“你张姨。”
“你换的？”
“嗯。”
“为啥？”
“你张姨男人瘫了，两个孩子。”她说，“妈只有你一个，妈会踩缝纫机。”
“那你为啥不早说？”
她低下头，把饭盒的盖子打开，又盖上。
“说了，”她说，“你就不觉得妈丢人了？”
我站在那儿，一句话说不出来。
张姨走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往我妈手里塞。
“素芳，这是五百块，你先拿着。”
“不要。”
“你拿着！”
“桂兰，”我妈把信封推回去，“你把钱留着，给大强交学费。我摆摊能挣。”
张姨站在门口，抹了半天眼泪，走了。
我妈把饺子倒进盘子里，一个个摆好，推到我面前。
“吃。”
“妈，你不怪我？”
“怪你啥？”
“我昨天……不让你去家长会。”
她拿起一个饺子，蘸了点醋，递到我嘴边。
“妈不怪你。”她说，“妈要是十六岁，妈也嫌。”
6 石榴花裙子
学校要办艺术节，各班出节目。我们班排了个诗朗诵，班主任让我站第一排。
“周小满，你形象好，穿条裙子。”
我回家说了，我妈问：“啥样的裙子？”
“白的，长一点的。”
“买的？”
“嗯。”
她没说话，进了里屋，翻箱倒柜，翻出一块布。
月白色的，乔其纱，叠得整整齐齐，边上有些发黄。
“这块布，妈存了八年。”她说，“当年厂里处理库存，我买的。”
“你会做裙子？”
“妈在打样组干了十年。”
那天晚上，她等我睡了，把缝纫机搬到堂屋，点着灯，开始裁。
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她趴在缝纫机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一根针。
灯下的布，已经裁出了样子：前片、后片、袖子、领子，用粉线画得清清楚楚。
“妈，你去睡吧。”
“快好了。”她揉揉眼睛，“你睡你的。”
裙子做了三天。
最后一天晚上，她在裙摆上绣花。
红线，一针一针，绣了一朵石榴花。
花瓣一层一层，中间点了几个小点，像籽。
“妈，你绣这个干啥？”
“好看。”她说，“你姥爷家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妈小时候，一到五月，满树都是红的。”
裙子做好那天，她让我试。
我穿上，站在镜子前。腰有点松，她让我转过去，用别针别住，又拆了重缝。
“妈，来不及了。”
“来得及。”她说，“上台的衣服，不能将就。”
她缝到半夜，腰收进去一寸，裙摆放出来半寸。
第二天早上，我穿上，正好。
艺术节前一个星期，我们班每天放学排一个钟头。
我站在第一排，手里拿着稿子，念：“我的祖国，高山巍峨……”
念到“祖国”两个字，我总想起我妈。
她的祖国，是那间二十平方的打样间，是那台缝纫机，是那条巷子。
艺术节那天，我穿上裙子，站在礼堂后台。
同学们围过来。
“周小满，你这裙子哪买的？”
“好看死了。”
“这花是绣的吧？”
我摸了摸裙摆上的石榴花，说：“我妈做的。”
“你妈是裁缝？”
“我妈……以前是纺织厂的。”
那天，我们班的朗诵拿了一等奖。
班主任在台上念名单，念到我们班，全班都站起来。
我往最后一排看，我妈也站起来了，站得直直的，手拍得最响。
谢幕的时候，灯光打在我身上。
我妈坐在角落里，穿着那件蓝布褂子，手放在膝盖上。
她的手，全是针眼。
我走过去，把她的手拉过来看。
“妈，疼不疼？”
“不疼。”
“你骗人。”
“真不疼。”她说，“妈高兴。”
散场后，她走过来，帮我拎着裙摆。
“妈，好看吗？”
“好看。”她说，“这朵花，终于开了。”
7 父亲回来
1999年春节，我爸回来了。
他拎着两个编织袋，一袋是年货，一袋是给我买的衣服。衣服是红色的羽绒服，牌子我认得，电视上做过广告。
“小满，试试。”
我穿上，有点大。
“大了好，能穿两年。”他说。
他瘦了，黑了，手上的口子裂着，指甲缝里全是洗不掉的油泥。
“南方咋样？”我妈问。
“热。”他说，“一年四季都热。”
他从袋子里掏出一条围巾，灰色的，往我妈手里塞。
“给你买的。”
我妈接过来，看了看，放在桌上，没戴。
年夜饭，我妈做了八个菜：红烧肉、糖醋鱼、炸丸子、炖鸡、炒青菜、凉拌木耳、饺子，还有我爸带回来的广东腊肠。
我爸开了一瓶白酒，给我妈倒了一杯。
“素芳，辛苦了。”
“不辛苦。”
“摊子……还行？”
“还行。”
“一个月能挣多少？”
“够花。”
“够花是多少？”
我妈夹了一筷子鱼，没说话。
我爸把酒杯放下：“我听说了，你在夜市摆摊，还跟市容的吵。”
“没吵，交了罚款。”
“你一个国营厂的技术员，去夜市摆摊，还交罚款。”他声音大起来，“我在外面，人家问我老婆干啥的，我都不好意思说。”
“那你就说我下岗了。”
“下岗不丢人，摆摊丢人。”
“摆摊咋丢人了？”我妈把筷子放下，“我不偷不抢，凭手艺吃饭。”
“你让街坊邻居怎么看咱家？”
“街坊邻居来我这儿改裤脚，都夸我手艺好。”
我爸不说话了，闷头喝酒。
喝了两杯，他又开口：“素芳，我在深圳打听好了，有个服装厂招师傅，一个月一千五。你把摊收了，跟我去。”
“不去。”
“为啥？”
“小满要高考。”
“高考还有一年多，你先去，她住校。”
“她不住校。”
“你就是倔。”
“我不是倔。”我妈说，“我去了深圳，小满怎么办？她一个人在家，谁给她做饭？谁管她？”
“她都十六了。”
“十六也是孩子。”
我爸把酒杯往桌上一墩，酒洒出来。
“你就是不想跟我过。”
“周大勇，”我妈看着他，“你一年回来两趟，家里的事你管过吗？小满发烧，你在哪儿？我妈去世，你在哪儿？厂里让我下岗，你在哪儿？”
“我在外面挣钱！”
“你挣的钱呢？”
我爸愣住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数出五百块，拍在桌上。
“够不够？”
“不够。”我妈说，“小满下学期的学费，一千二。”
我爸的脸涨红了，把钱收回去，又数出三百，拍在桌上。
“就这些。”
我妈没拿。
那顿年夜饭，谁也没吃好。
第二天一早，我爸走了。
我追到车站，他正在上车。
“爸。”
他回过头。
“你别跟妈吵了。”我说，“妈不容易。”
“我知道。”他说，“你妈倔。”
“我妈不倔。”我说，“她是有本事。”
他愣了一下，笑了笑，上了车。
车开走了，尾气喷了我一脸。
我回到家，看见我妈站在堂屋，把墙上的结婚照摘下来，翻了个面，靠在墙根。
照片上，她穿着红棉袄，我爸穿着中山装，两个人笑得都很年轻。
“妈。”
“嗯。”
“你还等他吗？”
她没说话，拿起抹布，擦桌子。
8 高考
2000年7月7号，高考。
前一天晚上，我妈煮了两个鸡蛋，蒸了一个粽子，放在我书桌上。
“吃了，考个好成绩。”
“妈，你迷信。”
“图个吉利。”
鸡蛋煮得正好，蛋黄是溏心的。粽子是红豆的，她包的，米有点硬。
我吃了一个鸡蛋，半个粽子，剩下的她吃了。
“妈，你紧张吗？”
“我不紧张。”她说，“我当年要是有机会考，我肯定比你紧张。”
“你为啥没考？”
“家里穷。”她说，“你姥爷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啥。”
她把我送到一中门口。
她穿了一件白衬衫，是用我爸的旧厂服改的，领子熨得笔挺，袖口的磨边翻到里面去了。
“妈，你回去吧。”
“妈送你进去。”
“人家家长都送到门口。”
“妈也送到门口。”
校门口全是人。有穿红衣服的妈妈，有拿照相机的爸爸，有举着“高考必胜”牌子的老师。
我妈站在一棵梧桐树下，手里拎着一个布包，包里是水和毛巾。
“妈，你站这儿干啥？”
“等你。”
“要考两个钟头。”
“妈等。”
我进了考场，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儿，太阳晒着她，她拿手搭了个凉棚，往这边看。
第一场语文，作文题是“答案是丰富多彩的”。
我写着写着，忽然想起我妈。她这辈子，好像只有一个答案：把日子过下去。
考完出来，我妈迎上来。
“咋样？”
“还行。”
她从布包里掏出一根冰棍，用毛巾裹着，还没化。
“吃。”
“你咋知道我想吃冰棍？”
“你从小就爱吃。”
第二天考数学，题难，我出来的时候，脸拉得老长。
“难？”
“难。”
“难大家都难。”她说，“你难，别人也难。”
“妈，你咋啥都知道？”
“我不知道。”她说，“我就是不想看你哭。”
最后一科考完，下雨了。
我走出考场，看见我妈撑着一把伞，站在雨里。她的裤脚湿了，鞋上全是泥。
“妈，考完了。”
“嗯。”她把伞往我这边偏，“妈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
“你跟我走。”
她带我穿过两条街，拐进一中旁边的一条巷子。
巷子很窄，两边是卖文具的、修自行车的、炸油条的。走到中间，她停在一间小门面前。
门面十平方，卷帘门半拉着，里面黑乎乎的。门楣上有一块旧招牌，写着“老张修鞋”。
“妈，这是……”
“妈租下来了。”她说，“一个月三百。”
“你哪来的钱？”
“攒的。”她说，“摊摆了两年，攒了八千。”
“你要开店？”
“嗯。”她掏出钥匙，打开卷帘门，“叫素芳改衣。”
门里空荡荡的，墙是新刷的，白灰还没干透。靠墙摆着那台缝纫机，旁边是一张裁衣板，一把剪刀，一把尺子。
“妈，招牌呢？”
“还没写。”她站在门口，看着那块旧招牌，“等你的通知书下来，一起写。”
9 录取
通知书是八月十二号到的。
邮递员在楼下喊：“周小满！挂号信！”
我从楼上跑下去，鞋都跑掉了一只。
信封是牛皮纸的，上面印着“江南服装学院”六个红字。我妈跟在我后面，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又擦了两下。
“拆啊。”她说。
“你拆。”
“你拆。”
我拆了三次才拆开。
里面是一张纸，写着“服装设计专业”，盖着红章。
我妈没上过几年学，但她认得“服装”两个字。
“是服装？”她问。
“是。”
“大学？”
“大学。”
她把那张纸看了三遍，又递给我：“你念念。”
我念了一遍。她听完，坐在门槛上，半天没说话。
“妈，你咋了？”
“没咋。”她说，“妈就是……没白活。”
学费四千八，住宿费八百，一共五千六。
我妈去信用社取钱。存折上有五千，是她给我存的；她又添了三千，是摆摊攒的。
“妈，钱够吗？”
“够。”她说，“妈算过了。”
“那你的店呢？”
“店不急。”她说，“你先上学。”
张姨来了，塞给她五百。
“素芳，拿着，给小满买身新衣服。”
“不要。”
“你拿着！”
“桂兰，”我妈把信封推回去，“你男人还躺着，大强还要念书。我有手艺，我能挣。”
张姨站在门口，抹了半天眼泪。
大强也来了，拎着一袋苹果，从口袋里掏出二百块，皱巴巴的。
“婶，我打工挣的。”
“大强，你留着。”
“婶，你收着。”大强把钱放在桌上，转身就跑。
我妈追到门口，人已经跑远了。
她把那二百块收起来，夹进打样本里，说：“等你毕业了，还他。”
开学前，她把通知书压在堂屋的玻璃板底下，跟我的三好学生奖状放在一起。
“妈，人家都挂墙上。”
“玻璃板底下好。”她说，“天天看得见。”
开学前一个星期，我妈开始给我准备行李。
被子是新弹的，棉花八斤，她请巷口的弹花匠弹的，被面是红底牡丹花。
床单是她自己做的，的确良的，白底蓝条，缝了两道边。
“妈，人家都用买的。”
“买的没这个结实。”她说，“妈给你做了两条，换着用。”
她还给我做了一个布包，蓝布的，上面绣了一朵小小的石榴花。
“妈，这包太土了。”
“土才结实。”她说，“你背四年，背不坏。”
临走前一天，邮递员送来一张汇款单。
两千块，汇款人周大勇，附言只有四个字：给小满上学。
我妈拿着汇款单，看了很久。
“妈，要吗？”
“要。”她说，“这是你爸的钱。”
“你不是说不要他的钱？”
“这是给你的，不是给我的。”她把汇款单折好，“他再不对，也是你爸。”
第二天，我们坐长途汽车去省城。
我妈晕车，吐了一路。她怕弄脏车，一直忍着，实在忍不住了，才让我拿塑料袋。
“妈，你靠着我睡会儿。”
“不睡。”她说，“妈看着行李。”
行李是两个编织袋，一个装被子，一个装衣服。她一路上抱着，谁碰一下都不行。
到了省城，已经是下午。
学校门口挂着红横幅：“热烈欢迎新同学”。
我妈站在门口，仰着头看那横幅，看了很久。
“妈，进去吧。”
“小满，”她忽然说，“妈这辈子，就这样了。你不一样，你要学到顶。”
“妈，你说啥呢。”
“妈没文化。”她说，“妈就会踩缝纫机。你学设计，比妈强。”
她把我送到宿舍，帮我把被子铺好，把搪瓷盆放在床底下，把布包挂在床头。
同宿舍的家长问：“这是你妈？”
“嗯。”
“你妈手真巧，这床单做的。”
我妈笑了笑，没说话。
她要走的时候，我送她到校门口。
“妈，你路上小心。”
“嗯。”
“到了给我打电话。”
“嗯。”
她走了两步，又回过头。
“小满，钱不够了，就给妈写信。”
“知道了。”
她转身走了。
我站在校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她穿着那件蓝布褂子，背有点驼，走得很慢。
她脚上的鞋，后跟磨破了一块，露出里面的白布。
10 大学
大学的第一个月，我天天想家。
宿舍四个人，三个是城里的。她们用洗面奶，穿名牌运动鞋，周末去逛街。我只有一块香皂，两件换洗衣服，和一个蓝布包。
“周小满，你这包哪买的？挺特别。”
“我妈做的。”
“你妈是做什么的？”
“裁缝。”
“哦。”
她们没再问。
我妈每个月给我寄三百块，汇款单上永远写着四个字：好好吃饭。
我舍不得花，每个月存一百。食堂的菜，我专挑素的，一份土豆丝，一份米饭，五毛钱。
大二那年，我开始做兼职。发传单，一天二十；给婚纱店缝珠片，一件十块。
第一次拿到工钱，我给妈打了个电话。
“妈，我挣钱了。”
“挣多少？”
“八十。”
“别累着。”她说，“妈给你寄钱了。”
“妈，你别寄了，我能挣。”
“你挣的是你的，妈寄的是妈的。”
2002年春节，我回家。
巷子口那家“老张修鞋”的招牌已经换了，换成了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素芳改衣。
店里堆满了衣服，一半是校服，一半是改的裤子。
我妈坐在缝纫机前，脚踩着踏板，头低着，头发白了一半。
“妈。”
她抬起头，笑了：“回来了。”
“你咋接这么多活？”
“一中的校服，三百套。”她说，“一套挣八块。”
“你一个人做得完？”
“做得完。”她说，“妈手快。”
我放下包，帮她锁扣眼。
锁到半夜，我抬头看她，她靠在椅子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剪刀。
剪刀从她手里滑下来，掉在地上。
我捡起来，看见她的手指头，关节肿着，伸不直。
“妈，你手咋了？”
“没事。”她醒了，揉了两下，“老毛病。”
“去医院看看。”
“看啥，浪费钱。”她说，“等你毕业了，妈再看。”
2003年春天，我在学校图书馆翻旧期刊。
毕业设计要开题了，导师让我们找八十年代的花型资料。我抱着一摞《纺织图案》合订本，坐在靠窗的位置，一本一本地翻。
翻到一九八七年那本，我停住了。
那是一本省纺织工业厅编的《花型设计评比作品集》，黑白的，纸已经发黄。目录上有一行小字：三等奖，《石榴花》，红旗纺织厂，马德胜。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
石榴花。
我翻到正文，是一整页的图：花瓣一层一层，中间点了几个小点，像籽。
跟我妈打样本里的那朵，一模一样。
我把那页复印下来，复印了两份，一份夹进书里，一份寄回家。
五一放假，我回了江州。
我妈正在店里给客人改裤子，看见我，愣了一下：“咋回来了？”
“妈，我问你件事。”
“啥事？”
我把复印件放在裁衣板上。
她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剪刀停住了。
“妈，这朵花，是你画的。”
她没说话。
“上面写的是马德胜。”
她把剪刀放下，走到里屋，从床底下拖出那个木箱，打开锁，翻了半天，翻出一张纸。
奖状。
“一九八七年省纺织花型设计评比三等奖”，下面一行字：李素芳。
名字被黑笔划掉了，旁边写着“马德胜”。
“我留了这么多年。”她说，“没敢给你看。”
“为啥？”
“看了有啥用？”她说，“人家是厂长，我是下岗的。”
“妈，这是你的东西。”
“我知道是我的。”她说，“可这世上，知道是我的，只有我自己。”
我站在那儿，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妈，我去找他。”
“找谁？”
“马德胜。”
“找他干啥？”
“让他把名字改回来。”
“改不回来了。”她说，“都十六年了。”
“那就告他。”
“告啥？”她笑了笑，“你有证据吗？一张奖状，名字被划了，谁能证明是我画的？”
“我。”
“你那时候才五岁。”
我不说话了。
她走过来，把复印件拿起来，看了很久。
“小满，”她说，“妈这辈子，就画过这么一朵像样的花。妈没本事把它要回来。”
“那咋办？”
“你把它画出来。”她说，“画得比它好，画得让所有人都看见。”
“然后呢？”
“然后，”她说，“你替妈把它拿回来。”
11 非典那年
2003年四月，非典来了。
学校封了校，课停了，食堂不让堂食，宿舍每天量两次体温。
我妈从江州打电话来，问我怎么样。
“妈，我没事，你别出门。”
“我不出门。”她说，“店里也没人了。”
“那你吃啥？”
“有米有面，饿不着。”
挂了电话，我心里不踏实。
三天后，宿管阿姨在楼下喊：“周小满，你妈来了！”
我从楼上跑下去。
学校大铁门关着，门口拉着警戒线。我妈站在门外，穿着那件蓝布褂子，戴着口罩，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
“妈，你咋来了？”
“给你送点吃的。”
“你咋来的？”
“坐车。”
“现在到处都查，你咋进的城？”
“查就查。”她说，“妈有身份证。”
她把袋子从铁门缝里递进来。
一袋是饺子，用保温桶装着，还热着。一袋是口罩、板蓝根、几盒维生素。
“妈，你哪弄的口罩？”
“药店排了一宿。”她说，“就买到十个。”
“你自己戴了吗？”
“戴了。”她指了指脸上的口罩，“这个戴了三天了。”
“三天？口罩要一天一换。”
“没事。”她说，“妈不出门。”
我看着她，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妈，你回去吧，路上危险。”
“妈不怕。”她说，“妈就怕你吃不好。”
“我吃得好。”
“你瘦了。”她隔着铁门看我，“下巴都尖了。”
“妈……”
“别哭。”她说，“你一哭，妈就走不了了。”
她站了一会儿，把手伸进铁门，摸了摸我的头。
“妈走了。”
“嗯。”
“钱不够了，给妈打电话。”
“嗯。”
她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
“小满，妈给你包里塞了点东西，你回去再看。”
我提着袋子回宿舍，打开一看，饺子底下压着一个存折，还有一张纸条。
存折上是五千块。
纸条上是我妈的字，歪歪扭扭：
“别省。妈能挣。”
2004年春节，我爸又回来了。
这次他只拎了一个旧皮箱，没带年货。
他瘦得厉害，颧骨突出来，头发白了一半，手上的口子比上次更多。
“回来了。”我妈说。
“嗯。”
“吃饭吧。”
年夜饭，我妈做了六个菜。我爸开了一瓶酒，自己喝了两杯。
“南方咋样？”我妈问。
“不咋样。”他说，“赔了。”
“赔多少？”
“三万。”
我妈夹菜的手停了一下，又继续夹。
“欠谁的？”
“一个朋友。”他说，“先借着。”
“拿啥还？”
“我不知道。”
他低下头，一口把杯里的酒干了。
“素芳，”他说，“我对不住你。”
“吃饭。”
“我在外面……有人了。”
我妈把筷子放下。
“三年了。”他说，“是服装厂的组长，帮我还了钱。”
“你想咋样？”
“离婚。”
屋里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鞭炮声。
我站起来：“周大勇，你还要不要脸？”
“小满。”我妈叫了我一声。
“妈，他……”
“你回屋。”
“我不回。”
“回屋。”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她的眼睛很平静，平静得让我害怕。
我回了屋，门没关严。
我听见我妈说：“想好了？”
“想好了。”
“她对你好吗？”
我爸愣了一下，没说话。
“那就是不好。”我妈说，“你要是过得好，你不会回来。”
“素芳……”
“离吧。”我妈说，“房子归我，小满跟我。店是我的，缝纫机是我的。你在外面的债，你自己还。”
“行。”
“你给小满留点钱。”
“我……”
“没有就算了。”我妈说，“她还有半年毕业，我供得起。”
我爸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存折，放在桌上。
“两万。”他说，“我就能拿出这些。”
我妈把存折推回去。
“你留着还债。”她说，“小满的学费，我攒够了。”
第二天，他们去民政局办了手续。
回来的时候，我妈手里多了一个绿本子。她把它放进抽屉，锁上，然后把墙上的结婚照摘下来，放进床底的木箱。
“妈。”
“嗯。”
“你难过吗？”
“不难过。”她说，“这下，清静了。”
12 毕业设计
2004年春天，毕业设计开题。
导师让我们报选题，同学们报婚纱、职业装、晚礼服。轮到我，我说：“石榴花。”
导师皱了皱眉：“石榴花？太土了吧。”
“我想做一组以石榴花为纹样的现代女装。”
“市面上做石榴花的太多了。”
“他们做的不是我妈的石榴花。”
导师看了我一眼，笑了：“行，你做。做不好，重来。”
我画了十几稿，都不满意。
画在纸上的花，总是死的。花瓣太规整，颜色太干净，像印刷品。
我给我妈打电话。
“妈，石榴花咋画才活？”
“花不是画的。”她说，“花是开的。”
“啥意思？”
“你回来，妈教你。”
五一，我回了江州。
我妈把缝纫机搬到窗边，拿出一块白布，绷在绣架上。
“看好。”
她穿针，引线，针尖从布底下扎上来，带出一小截红线。
“花瓣要一针长一针短，不能一样齐。”她说，“一样齐，就假了。”
“为啥？”
“花长在树上，风吹，雨打，哪有一模一样的。”
她绣了半个钟头，布上开出一朵石榴花。
跟打样本上的那朵，一模一样，又不一样。
打样本上的是铅笔画，死板；布上的这朵，花瓣有深有浅，像真的被风吹过。
“妈，你手抖，咋还绣得这么好？”
“手抖，心不抖。”
那天晚上，我翻她的打样本，想照着画。
翻到最后一页，我看见背面有一行字，很淡，铅笔写的：
“一九八七，五月，给小满的裙子。”
我愣住了。
“妈，这是啥？”
她走过来，看了一眼，沉默了。
“那年你五岁。”她说，“妈想给你做条裙子，用这朵花。图刚画好，厂里说要报省里评比，妈就交上去了。”
“后来呢？”
“后来，图成了马德胜的。”她说，“裙子也没做成。”
“为啥没做成？”
“没布。”她说，“厂里的布，要批条子。妈一个打样组的，批不下来。”
我摸着那行字，眼泪掉在纸上。
“妈，这回，我给你做一条。”
“你？”
“我。”我说，“我学设计了。我给你做一条真的。”
她笑了，笑得眼睛都眯起来。
“好。”她说，“妈等着。”
2004年6月，毕业设计展。
学校礼堂布置成了秀场，T台从舞台一直伸到观众席中间，两边摆着塑料椅。灯光一打，白墙上的“江南服装学院2004届毕业设计展”几个字亮得晃眼。
我的系列叫“开在布上的花”，十套衣服，全部用石榴花做纹样。
有绣在领口的，有印在裙摆的，有做成盘扣的。最后一压轴，是一条月白的长裙，裙摆上绣了一整棵石榴树。
那棵树，是我妈教我一针一针绣的。
秀前一天，我妈来了省城。
她坐的长途汽车，早上六点出发，下午两点到。我去车站接她，看见她拎着一个布包，站在出站口，东张西望。
“妈，这儿。”
她看见我，笑了。
“你瘦了。”她说。
“妈，你咋穿这身就来了？”
她穿了一件蓝布衬衫，黑裤子，脚上是一双黑布鞋。
“不好看？”
“好看。”我说，“就是……太朴素了。”
“妈就这身。”她说，“妈又不是来走秀的。”
我带她去学校招待所，三十块一晚。她嫌贵，说“住你宿舍就行”。
“宿舍进不去，女生楼管得严。”
“那妈睡火车站。”
“妈！”
她笑了：“妈说说。”
那天晚上，她帮我把十套衣服检查了一遍，线头一根一根剪，扣子一颗一颗按。
“妈，你歇会儿。”
“不歇。”她说，“你明天要上台，妈给你把好关。”
秀是下午三点开始。
我站在后台，手心全是汗。模特们排着队，化妆师在补妆，音乐一遍一遍地试。
我妈坐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
她手里攥着那个布包，腰挺得笔直。
灯暗下来，音乐响了。
十套衣服，一套一套地走。
台下有掌声，有议论，有拍照的闪光灯。
到最后一套，月白长裙，模特走出来的时候，全场静了一下。
裙摆上的石榴树，在灯下像真的一样。
我站在侧幕，看见我妈坐直了身子。
谢幕的时候，主持人说：“有请设计师周小满。”
我走上台，接过话筒。
“这组衣服，叫‘开在布上的花’。”我说，“它的纹样，来自我妈十七年前画的一朵石榴花。她叫李素芳，以前是红旗纺织厂的打样员。”
台下静了一下。
“她今天也来了。”
灯光打过去，照在最后一排。
我妈愣住了，手忙脚乱地站起来，布包掉在地上。
“妈，上来。”
她摇头。
“妈，上来。”
她还是摇头。
我走下台，穿过观众席，走到她面前，伸出手。
“妈，跟我走。”
她看着我，眼睛红了。
“妈手粗。”
“我知道。”
我牵着她，一步一步走上台。
她的手很粗，指关节肿着，掌心全是茧。
台下有人鼓掌，然后掌声越来越大。
我妈站在台上，手足无措，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我……我不会说话。”她说。
“不用说话。”我说。
她低下头，从布包里掏出一双布鞋。
“妈给你做了双鞋。”她说，“你上台穿高跟鞋，脚疼。”
台下笑了，又鼓掌。
那天晚上，有个服装公司的老板递给我一张名片。
“周小姐，你的系列很有市场。”他说，“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公司？”
我接过名片，看见我妈站在旁边，正低头看那双布鞋。
“妈，”我说，“有人要买我的设计。”
“买呗。”她说，“你做的，好。”
13 新招牌
毕业秀之后，我回了江州。
我妈的店还在巷子里，门口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写着“素芳改衣”。
字是我写的，写得歪歪扭扭。
“妈，我给你换个招牌。”
“换啥，能用就行。”
“换一个。”我说，“我设计。”
我在店里画了三天，画了一块新招牌：白底，黑字“素芳改衣”，右下角一朵小小的石榴花。
我拿去广告店做，花了八十块。
装招牌那天，巷子里的邻居都来看。
“素芳，你这招牌洋气了。”
“我闺女设计的。”我妈说。
她说这话的时候，腰挺得特别直。
换完招牌，她从里屋拿出那个蓝布包，放在裁衣板上。
“这个，给你。”
我打开，是那本打样本。
牛皮纸的封面更旧了，棉线断了一根，里面的布样还在。
“妈，这是你的。”
“我的，也是你的。”她说，“妈留着没用，你拿着。”
我翻开最后一页，看见背面那行铅笔字：“一九八七，五月，给小满的裙子。”
我拿起笔，在那行字下面，画了一朵石榴花。
旁边写：“2004年6月，李素芳的女儿。”
我妈凑过来看，看了半天。
“你画的比妈好。”
“你教的。”
那天下午，店里来了个客人，要改一条裤子的腰。
我妈坐在缝纫机前，脚踩踏板，哒哒哒。
我坐在旁边，帮她锁扣眼。
“妈，你以后有啥打算？”
“啥打算？”
“店要不要扩大？”
“不扩。”她说，“妈就一个人，一双眼睛，一双手。做多了，做不好。”
“那你想不想收徒弟？”
她停了一下。
“谁跟我学？”
“下岗的，没活干的，都行。”我说，“你这手艺，别断了。”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
“你倒是会替妈想。”
第二天，我要回省城。
她送我到巷口，塞给我一个布包。
“啥？”
“给你做的裙子。”她说，“穿上试试。”
我打开，是一条月白的长裙，裙摆上绣着一朵石榴花。
“妈，你啥时候做的？”
“你睡觉的时候。”她说，“妈睡不着。”
我抱着裙子，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妈，你手疼不疼？”
“不疼。”她说，“妈高兴。”
14 还花
2004年秋天，我带着我妈，回了一趟红旗纺织厂。
厂子早就不行了。2000年破产，设备卖的卖，拆的拆，厂区租给了一家物流公司，院子里停满了货车。只有那栋办公楼还立着，墙上的白瓷砖掉了一半，露出里面的红砖。
我妈站在厂门口，看了很久。
门口那棵梧桐还在，叶子黄了，落了一地。
“妈，走吧。”
“嗯。”
她没有直接走，先进厂区转了一圈。
车间的大门锁着，窗户玻璃碎了几块，墙上的标语褪了色：“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我妈站在打样组的窗户底下，往里看。里面堆着纸箱，落满了灰。
“妈，走吧。”
“嗯。”
马德胜在厂门口开了个小卖部，卖烟酒饮料，门口支着一张奇牌桌，四个老头在打牌。货架上摆着几瓶酒，一箱方便面，柜台上的玻璃裂了一道缝。
他老了，头发全白了，嘴有点歪，是中风留下的。
“马厂长。”
他抬起头，看见我妈，手里的牌掉了一张。
“素芳？”
“是我。”
“你……咋来了？”
“来看看你。”我妈说。
我把那张年鉴复印件放在奇牌桌上，又把奖状放在旁边。
“马厂长，这东西，你认得吗？”
他低头看了一眼，手抖了一下。
“啥东西？”
“一九八七年，省纺织花型设计评比。”我说，“三等奖，石榴花。设计人，马德胜。”
旁边打牌的老头都不打了，看着我们。
“这花，”我说，“是我妈画的。”
马德胜的脸沉下来：“你个小辈，胡说啥？”
“我胡说？”我把奖状翻开，“这上面，原来写的是李素芳，被黑笔划了，改成你的名字。这笔迹，你认得吧？”
他盯着奖状，不说话。
一个老太太从奇牌桌旁站起来，拉住我妈的手：“素芳，你还记得我不？细纱车间的刘姐。”
“记得。”我妈说，“你那时候老给我带咸菜。”
“你现在干啥？”
“开裁缝铺。”
“好，好。”她拍了拍我妈的手，退到一边。
“马厂长，”我妈开口了，“我不要你赔钱。”
他抬起头。
“我就要你说一句。”我妈说，“这花，是谁画的。”
奇牌桌上，没人说话。
风从厂门口吹进来，卷起地上的烟头。
马德胜低下头，摸出一根烟，点了两次才点着。
“素芳，”他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是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妈说，“可这花，还在。”
“你这些年，过得咋样？”他问。
“就那样。”我妈说，“摆摊，开店，带孩子。”
“你男人呢？”
“离了。”
他没接话。
“马厂长，”我妈说，“你退了？”
“退了。”他说，“厂子没了，我也该退了。”
“你退了好。”我妈说，“你要是不退，这厂还不能倒。”
他抽了一口烟，手抖得厉害。
“是……你画的。”
声音很小，但屋里的人都听见了。
我妈点点头。
“够了。”
她拿起奖状，转身往外走。
我跟在后面。
走到门口，马德胜忽然叫住她。
“素芳。”
我妈站住了。
“那花，”他说，“画得是好。”
我妈没回头。
“我知道。”
出了厂门，我妈把奖状递给我。
“收好。”
“妈，就这样？”
“就这样。”
“他连句对不起都没说。”
“妈不要对不起。”她说，“妈就要他认。”
她抬头看了看那棵老梧桐。
“这厂，没了。”她说，“这花，还在。”
回家的路上，她拐进街口的小卖部，买了两根冰棍。
五毛一根，红豆的。
“妈，天凉了。”
“凉了也能吃。”
她撕开纸，咬了一口，站在街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小满。”
“嗯。”
“妈这口气，憋了十七年。”
“现在呢？”
“现在，”她说，“顺了。”
她把冰棍纸扔进垃圾桶，拍了拍手。
“走吧，回家。”
15 大强的厂
2004年秋天，大强在镇上开了个服装加工厂。
十几台缝纫机，二十几个工人，接的是外贸单，给人家做衬衫。
开业那天，他骑着一辆摩托车来店里，请我妈去吃饭。
“婶，我那厂，缺个懂版的。”他说，“你去给我看看。”
“我不懂。”
“你还不懂？”大强笑，“我小时候穿的裤子，都是你做的。”
我妈去了。
厂在镇东头，租的是原来的粮站仓库，墙上还刷着“严禁烟火”。机器摆成两排，工人都是附近的妇女，有的以前也是纺织厂的。
我妈在车间里转了一圈，拿起一件衬衫，看了看领子。
“这领子，版不对。”她说，“穿着卡脖子。”
“咋改？”
“把领座降两分，领面收一分。”
大强听不懂，让她直接上手。
我妈在版房待了一个月，把厂里的版全部理了一遍，又教了两个小姑娘画版。
有个小姑娘问她：“婶，你咋看一眼就知道版不对？”
“看多了。”我妈说，“一件衣服，哪儿紧哪儿松，穿在人身上，一眼就看出来。”
“我啥时候能学会？”
“三年。”我妈说，“三年能入门，十年能出师。”
小姑娘吐了吐舌头。
大强要留她，一个月两千。
“不干。”我妈说。
“为啥？嫌少？”
“不是。”我妈说，“你的厂，是你的。我的店，是我的。”
“婶，你这店一个月能挣几个钱？”
“挣得少。”我妈说，“可我说了算。”
大强留不住，只好让她走。
走的那天，他塞给我妈一个信封。
“婶，这是工资。”
我妈数了数，三千。
“多了。”
“不多。”大强说，“你教的那两个姑娘，顶我半个厂。”
我妈把多的一千退给他。
“说好两千，就两千。”
张姨知道了，跑来店里，眼睛红红的。
“素芳，这辈子，我欠你的。”
“你不欠我。”我妈说，“你男人的工伤，是厂里欠你的。”
2005年春天，我妈收了两个徒弟。
一个是王婶，原来细纱车间的，下岗后在家带了两年孙子，闲不住。
一个是小刘，三十出头，男人有病，孩子上小学。
“妈，你教得过来吗？”
“教得过来。”她说，“反正店里的活，一个人也做不完。”
王婶手笨。
踩直线，踩着踩着就歪了；锁扣眼，锁了三个，坏了两个。
“你这手，跟脚似的。”我妈骂她。
“素芳，我都五十了。”
“五十咋了？我二十八学的打样。”
王婶不吭声，拆了重做。
拆到第三遍，她终于踩直了。
我妈看了一眼，说：“行，就这样。”
王婶笑了，笑得跟个孩子似的。
小刘学得快，一个月就能独立改裤子。
干了半年，小刘走了，去了大强的厂。
“妈，她咋走了？”
“人往高处走。”我妈说，“大强给的钱多。”
“你不生气？”
“生啥气？”她说，“手艺学会了，就是她的。妈还能拦着人家挣钱？”
王婶留下来了。
她手还是笨，但肯干，慢慢地，也能接一些简单的活。
“素芳，”有一天王婶问她，“你这店，以后叫啥？”
“素芳改衣。”
“为啥不叫李素芳改衣？”
“素芳好记。”我妈说，“再说了，这店不是我一个人的。你在这儿干，小刘也在这儿干过，以后谁在这儿干，都能用这个名。”
16 父亲的电话
2005年中秋，店里的电话响了。
我妈接起来，听了一句，递给我。
“你爸。”
我接过电话。
“小满。”
“嗯。”
“中秋了，爸给你打个电话。”
“有事吗？”
“没事。”他说，“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说吧。”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爸对不住你。”
“你对不住的，是我妈。”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不回来？”
“我……”他叹了口气，“我没脸回来。”
“那你打电话干啥？”
“小满，”他说，“爸老了。”
我没说话。
我妈在旁边，一边踩缝纫机，一边听。
“你把电话给妈。”她说。
我把电话递过去。
“大勇。”她说。
“素芳。”
“你在外面，过得咋样？”
“还行。”
“还行就行。”她说，“小满的事，你别操心。她大学毕业了，有工作。”
“我知道。”他说，“我在电视上看见她了。”
“啥电视？”
“省台，那个毕业设计展。”
我妈愣了一下，看了我一眼。
“你看见了？”
“看见了。”他说，“那朵石榴花，是你画的吧？”
我妈没说话。
“素芳，”他说，“那花，画得真好。”
我妈把电话挂了。
她坐在那儿，看着窗外。
窗外，月亮很圆。
“妈，吃月饼。”
“嗯。”
她拿起一块，掰了一半给我。
“妈。”
“嗯。”
“你还想他吗？”
“不想。”她说，“就是听见他声音，觉得……老了。”
她低下头，继续踩缝纫机。
哒哒哒，哒哒哒。
2006年，我在省城开了第一家店。
店在一条文艺街上，二十平方，白墙，木架子，门口挂着一块手写的招牌：石榴花。
招牌是我自己写的，字不好看，但那一朵石榴花，画得用心。
开业那天，我妈来了。
她穿了一件藏蓝的外套，是我给她设计的，领口收得窄，腰身放得松。
“妈，这衣服合身吗？”
“合身。”她说，“就是太洋气了。”
“洋气才好。”
“妈一个老太婆，穿这么洋气干啥。”
“你是老板娘。”我说，“老板娘的妈，得穿好点。”
她笑了。
店里挂着那本打样本的复制品，用玻璃框装着，挂在收银台后面。
每一件衣服的吊牌上，都印着一朵小小的石榴花。
我妈拿起一件，翻来覆去地看吊牌。
“这花，印得真好。”
“电脑排的版。”
“电脑？”
“就是机器。”
“机器也能画花？”
“能。”我说，“可机器画不出你画的那股劲儿。”
我妈在店里转了一圈，摸了摸衣架上的料子。
“这料子好。”
“真丝的。”
“贵吧？”
“不贵。”
“你骗妈。”
“真不贵。”我说，“妈，你摸摸这件。”
她摸了一件月白的衬衫，摸了很久。
“这料子，跟当年厂里出的一批料子差不多。”她说，“那时候，一匹布要批条子。”
“现在不用批了。”
“现在好。”她说，“现在，谁有本事谁上。”
她走到门口，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
“小满。”
“嗯。”
“你姥爷要是看见就好了。”
“他看见啥？”
“看见你。”她说，“看见这朵花，开到了省城。”
17 新店
2007年春天，江州老街要拆迁。
红纸告示贴在巷口，上面写着“旧城改造，限期搬迁”。
我妈的店在红线里头。
房东来了，说房子要拆，让她月底搬走，押金退她，再补两个月房租。
开发商的人来了三次，一次比一次客气，说可以帮她在新街找门面，免半年租金。
“不搬。”我妈说。
“阿姨，这房子老了，拆迁是好事。”
“我知道是好事。”我妈说，“可我这店，开了七年。”
“您可以在新街租个门面，我们给补贴。”
“我这些老客人，都在巷子里。”
来人没办法，走了。
我接到电话，从省城赶回来。
“妈，你为啥不搬？”
“我搬了，你王婶咋办？她在这儿干了两年，我走了，她上哪儿去？”
“一起搬。”
“她男人瘫着，住在这条巷子里，搬远了，她照顾不过来。”
“那就在附近找。”
“附近的门面，一个月一千二。”她说，“我这店，一个月才挣一千五。”
“我出。”
“你的钱，是你的。”她说，“妈不用。”
那天晚上，她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店门口，坐了一夜。
我陪她坐。
巷子里的路灯坏了一盏，忽明忽暗。梧桐树的影子落在地上，风一吹，晃来晃去。
“妈，你在看啥？”
“看这条巷子。”她说，“妈刚摆摊那会儿，就在巷口。后来租了这间店，头一个月，一个客人都没有。妈坐在门口，看来来往往的人，心里慌。”
“后来呢？”
“后来，你王婶来了，改了一条裤子，说妈手艺好。第二天，她带了三个邻居来。”
她笑了笑。
“这条巷子，养了妈七年。”她说。
她指了指巷口那棵梧桐：“妈刚来的时候，这树才这么粗。”
她用手比了个圈。
“现在，两个人抱都抱不过来。”
“树长大了。”
“人也老了。”
“妈，拆迁是迟早的事。”
“我知道。”她说，“我就是……舍不得。”
第二天，她跟房东结了账，答应月底搬。
新店在新街，离老街隔两条马路。
三十平方，租金一个月一千二，押一付三。
我妈嫌贵，我说：“妈，这钱我出。”
“算借的。”她说，“妈挣钱了还你。”
“行。”
搬家那天，下着小雨。
缝纫机用三轮车拉，我妈坐在车斗里，扶着机器，像扶着一个老人。
“妈，你坐稳。”
“稳着呢。”
新店的墙是新刷的，白得晃眼。我妈站在门口，看了半天。
“这墙太白了。”
“白才好。”
“白得不像裁缝铺。”
她从包里掏出一块蓝布，挂在墙上。
“这样就像了。”
招牌还是“素芳改衣”，字是我写的，右下角一朵石榴花。
王婶来了，带着她的缝纫机。
“素芳，我跟你干。”
“你男人咋办？”
“我中午回去一趟，晚上回去一趟。”她说，“累点，没事。”
开张那天，来了不少老客人。
有个老太太，拎着一条裤子，进门就说：“我找了你们半个月，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这儿。”
我妈接过裤子，笑了。
“还是改裤脚？”
“改裤脚。”
她坐到缝纫机前，脚踩踏板，哒哒哒。
“这机器，跟了我九年。”她说，“搬了三次家，没坏。”
她摸了摸机头，摸到那块掉漆的地方。
“这儿的漆，是当年市容搬机器的时候磕的。”
“你还记得？”
“记得。”她说，“啥都记得。”
2008年8月8号，北京奥运会开幕。
我妈的店里摆了一台小电视，十四寸的，放在裁衣板旁边。
晚上八点，街坊邻居都来了，挤在店里看开幕。
我妈坐在最前面，手里还拿着一件没改完的衣服。
“素芳，别改了，看开幕式。”
“看着呢。”
电视里，烟花在鸟巢上空炸开，一片一片的红。
“真好看。”我妈说。
“妈，你要是去北京看，更好看。”
“不去。”她说，“电视上看看就行。”
开幕式结束，人都散了。
我帮她收拾店里的凳子，看见裁衣板上放着那本打样本。
我翻开最后一页。
背面那行铅笔字还在：“一九八七，五月，给小满的裙子。”
下面是我写的那行：“2004年6月，李素芳的女儿。”
再下面，多了一行字，是我妈的笔迹，歪歪扭扭：
“2007年，搬家。机器没坏。”
我拿起笔，在那行字下面，又写了一行：
“2008年，石榴花还在开。”
我妈走过来，看了一眼。
“你写的啥？”
“写的你。”
她笑了笑，把本子合上，放回蓝布包里。
“收起来吧。”她说，“以后给你闺女看。”
“我还没闺女呢。”
“会有的。”
她坐到缝纫机前，脚踩踏板。
哒哒哒，哒哒哒。
窗外，街上的路灯亮着，梧桐树的影子落在地上。
石榴花开的季节，早就过了。
我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的背影。
她的头发全白了，腰也弯了，脚踩在踏板上，一下，一下。
可我妈那朵，还开着。
街上的灯，一盏一盏灭了。
缝纫机的声音，一直响到很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