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第三天，医院第三次催缴。
护士站的窗口贴了一张纸，欠费金额用红笔写，写在最下面一行。
那张纸是 A4 的，用透明胶粘在玻璃上，粘了四道。
上面一行是床号，中间一行是名字，最下面一行是数字。
六床，四万三千七百二十六。
我在那张纸前面站了一会儿。
数字后面还有两个字，用括号括着：欠费。
我从早上等到中午，等到窗口前没人了才过去。
我说：“今天交。”
里面的人翻了一下本子，说：“今天交不上，明天就停。”
我说：“我知道。”
她说：“不是催你，是药房那边卡着，我这边也没办法。”
我说：“我知道。”
我下楼，穿过住院部那条长廊。
长廊两边都是加床，有人躺着，有人坐着，有人在打电话。
走到头是玻璃门，门外是停车场，停着一排电动车。
门口有一台取款机，在便利店旁边。
屏幕左上角有一道划痕，斜着划到右下角，像谁用钥匙划的。
我把卡插进去，输密码。
按查询。
余额：8.60。
我把卡退出来。
站在那儿，又插进去。
再查一遍。
还是 8.60。
后面有人等，说：“用不用啊。”
我说：“用完。”
我把卡退出来，让开，走到墙边站着。
那张卡是我的工资卡。
上个月工资四千二，交完房租八百，剩下的都填进去了。
我数过，这三年我往我爸身上花的钱，十一万三。
自己的积蓄七万，那是准备买房的首付。
信用卡四万三，刷爆了，现在每个月还最低。
还跟药店的同事借了两万。
那两万是上个月借的。
我在更衣室里跟她开的口，说了一半，她就转身去拿包。
她说：“我这儿只有两万，你先拿着。”
她说：“不够你再说话。”
我说：“够了。”
我说：“下个月发了工资，我先还你两千。”
她说：“不急。”
她越说不急，我越难受。
那两万我到现在一分没还。
我掏出手机，翻到一个号码。
“大伯”。
我按下去，响了三声，接了。
他说：“哎，闺女。”
我说：“大伯，我爸这边催费了。”
他说：“催多少。”
我说：“欠了四万多，今天不交明天就停药。”
那边静了一下，有电视的声音，在放天气预报。
他说：“你别急。”
他说：“我这两天手头也紧，你堂哥那边要用钱。”
我说：“大伯，那卡里的钱是我爸的。”
他说：“我知道，我知道。”
他说：“过两天，过两天我给你转过去。”
我说：“过两天是哪天。”
他笑了一声，说：“你这孩子，跟大伯还这么说话。”
他说：“我还能赖你爸的钱不成。”
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说：“行了行了，我这边还有事。”
电话挂了。
我站在玻璃门边上，看着外面。
天阴着，停车场的电动车一排一排停着，有一辆倒在地上，没人扶。
我上楼。
电梯里有一个男的，抱着一床被子，被子上有血。
他靠在电梯壁上，眼睛闭着。
到十楼，他下去了。
ICU 在十二楼，门是双开的，中间有一道玻璃窗，只能看见里面一条走廊。
门边上有一排塑料椅，蓝色的，有好几个中间裂了，用胶带粘着。
我坐下。
坐下的时候椅子响了一声。
三天前，我爸是自己走进来的。
那天晚上他在院里劈柴，劈了一半，说胸口闷。
我妈让他坐下，他说坐不住。
我骑电动车带他来的，他坐在后座上，两只手抓着我的腰。
到医院门口，他自己下的车。
走进急诊的时候，他还跟我说：“没事，可能就是岔气了。”
医生看了两张单子，就让人把他推进去了。
推进去的时候，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他说：“我的鞋。”
我说：“我给你拿着。”
那双鞋现在还在我电动车的前筐里。
一双黑色的布鞋，鞋底磨偏了，右边那只磨得更厉害。
我每天晚上回家，都能看见它。
坐了一会儿，护士出来，问：“你是几床家属。”
我说：“六床。”
她说：“六床今天情况不太好，你要有准备。”
我说：“什么准备。”
她看了我一眼，说：“字面上的准备。”
她走了。
我坐在那儿，把手插在袖子里。
过了一会儿我又下楼，走到那台机器前面。
排在前面的两个人走了。
我把卡插进去。
按查询。
还是 8.60。
我就那么站着，看着那个数字。
看了很久。
02
那二十三万四，是我爸的地换的。
三年前修高速，占了我们村东头两亩水浇地。
那两亩地是我爷爷传下来的，地头有一棵老柿子树，我小时候爬上去过，摔下来磕掉半颗牙。
我们村的地分三等，水浇地在最上头，能种两季。
那两亩就在渠边上，旱涝保收。
我爸说过，那两亩地一年能打两千斤麦子。
他种了四十年。
补偿款下来那天，村部贴了红榜，一家一家写着数。
我们家那一栏：二十三万四千。
我爸站在榜前面，看了很久。
他不识字，看不懂那些字，但他认得自己的名字，也认得那个数字。
他说：“这么多。”
我说：“爸，这钱存起来。”
他说：“存。”
第二天他让我陪他去镇上的信用社。
那天他穿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是他去喝喜酒才穿的那件，领子已经洗得发软。
他把钱装在一个布袋里，布袋外面又套了一个塑料袋。
他不肯放我包里，说：“我自己拿。”
到了信用社，人不多。
柜员是个年轻姑娘，问：“存定期还是活期。”
我爸说：“存定期。”
姑娘说：“存谁的名。”
我爸愣了一下。
他转头看我。
我说：“爸，存你的名。”
他没说话，看着柜台上的单子。
那张单子上有一栏要签字，他看了半天。
然后他抬头，对那姑娘说：“写我哥的。”
我以为我听错了。
我说：“爸。”
他说：“写你大伯的。”
姑娘说：“本人不来不行，要身份证。”
我爸说：“他来了。”
大伯就站在门口。
他一直站在门口，抽烟，抽了半根，把烟头摁在门口的垃圾桶上。
他进来，笑，说：“老二，你这干嘛。”
我爸说：“哥，写你的名。”
大伯说：“这不好吧。”
我爸说：“我不识多少字，怕弄丢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在笑。
他说：“放你那儿，我放心。”
大伯也笑，说：“那我给你看着。”
他把身份证递进去。
姑娘看了看他们俩，问：“确认吗。”
我爸说：“确认。”
签字的时候，我爸拿着笔，握得很紧，像握锄头。
他写字很慢，一笔一笔往下按，名字写得像画。
写完他说：“你看，我就会写这个。”
大伯把存单接过去，折了两折，塞进上衣里侧的口袋。
他说：“你放心。”
出了信用社，我爸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
他说：“这钱不能动。”
我说：“嗯。”
他说：“留着看病。”
我说：“爸，你身体好好的。”
他笑了一下，说：“人哪有不病的。”
那天中午我们在镇上吃了一碗面，他要的牛肉面，八块。
他把牛肉夹给我，说：“你吃。”
我说：“你吃。”
他说：“我牙不好。”
那碗面他吃了很久，汤都喝干净了。
前年冬天，我妈胆结石，要做手术。
手术费一万二。
我爸去找大伯。
他去的很早，天刚亮就去了，怕人家没起，在院门口站着等。
大伯出来的时候在刷牙。
我爸说：“哥，你嫂子要做手术。”
大伯说：“要多少。”
我爸说：“一万二。”
大伯说：“那钱存的定期，取出来利息就没了。”
我爸说：“利息我不要了。”
大伯漱了口，把水吐在台阶底下。
他说：“你先等等，我想想办法。”
那天下午，大伯拿了五千块来。
新的，装在一个红信封里，跟过年给压岁钱的那个一样。
他说：“先拿着，不够再说。”
我爸接了。
他说：“哥，这钱从我的里头扣。”
大伯说：“扣什么扣，一家人。”
我妈的手术做了，花了九千八。
剩下的钱我爸拿了三千给我。
他说：“你上次给你妈买药的钱。”
我说：“爸，那是我的。”
他说：“我知道。”
他把钱塞我兜里，塞得很用力，塞完还按了一下。
那五千块，到现在也没从二十三万四里扣。
我爸也没再提过。
三年，那张卡他一次没见过。
他不知道卡长什么样，不知道密码是多少。
他甚至不知道那张卡在哪个抽屉里。
他只知道，钱在他哥那儿。
他放心。
有一年过年，他喝多了，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看着天。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这条命，是我哥给的。”
我问他为什么。
他摇摇头，说：“你不懂。”
他就不说了。
03
第五天，我回了一趟村。
我要给我爸拿换洗的衣服，还有他的医保本。
从村口走进去，先经过一个小卖部。
老板娘坐在门口嗑瓜子，看见我，站起来了。
她说：“你爸咋样了。”
我说：“还那样。”
她说：“我听你婶子说了。”
她说：“哎。”
她把瓜子往我手里塞，说：“拿着路上吃。”
我说：“不用。”
她说：“拿着。”
我拿了一把，装兜里。
再往前走，是村部，红榜还贴在那儿，纸已经发黄了，边角卷起来。
我从榜底下走过去。
村里很静，中午，狗都在墙根底下趴着。
走到大伯家门口。
院门开着，里面停着一个东西，盖着车衣。
车衣是新的，灰蓝色，边角还带着折痕，用绳子在四个角上绑着。
我们村没几户有车。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进去了。
大伯在堂屋看电视，看见我，站起来。
电视开着，声音压得很低，在放一个卖药的广告。
茶几上摆着一副麻将，码得整整齐齐，旁边是烟灰缸，烟头堆成一座小山。
墙上有一张红纸，写着“喜”字，已经褪成粉的了。
他说：“哎，来了。”
他从口袋里掏烟，抽出一根递给我。
我说：“我不抽。”
他说：“拿着，回去给你爸。”
我说：“我爸插着管。”
他把烟收回去，说：“哦，对。”
他自己点了一根，抽了一口，烟从鼻孔里出来。
大伯母从里屋出来，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桌上。
那个玻璃杯我认识，杯口有一个豁口，豁口磨得发亮。
倒完她就站在一边，两只手在围裙上擦。
围裙是蓝布的，上面有一块洗不掉的油渍，形状像一片叶子。
我说：“大伯，我爸那边……”
他说：“我知道，我知道。”
他说：“闺女，你坐。”
我坐下了。
他说：“你堂哥那个车，是分期的，首付交了一半。”
他说：“家里实在腾不出来。”
我说：“那卡里有二十三万四。”
他说：“我知道。”
我说：“我爸躺在那儿，一天四千八。”
他说：“我知道，我知道。”
他说：“你别急，我这两天就去凑。”
他说：“你爸是我亲弟弟，我还能看着他不管。”
大伯母在旁边说了一句：“不是不还。”
她说：“是真没有。”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地上的砖。
我说：“大伯，我不要全部。”
我说：“你先给我十万，我先把这一期交了。”
他抽烟，抽了两口，把烟摁在烟灰缸里。
摁的时候转了半圈，摁灭。
他说：“十万没有。”
他说：“我给你凑五万。”
我说：“五万只够十天。”
他说：“十天够了。”
我说：“十天后呢。”
他不说话。
他拿起茶壶给我倒水，倒到一半，壶空了。
他冲里屋喊：“再沏一壶。”
大伯母出来接了壶。
我说：“大伯，五万哪天给我。”
他说：“凑出来就给你。”
我说：“哪天。”
他说：“你这孩子，怎么跟审我似的。”
他说：“我还能跑了。”
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说：“我爸那边一天一催。”
他说：“我知道。”
他说：“明天我去趟镇上，把那个定期转一下。”
我说：“能转吗。”
他说：“能，损失点利息。”
我说：“利息不要了。”
他说：“行。”
他说：“明天下午，我给你送过去。”
我说：“我等你。”
我站起来，往门口走。
走到院里，我停了一下。
那个盖着车衣的东西，就在我右手边。
车衣下摆没盖严，露出一截轮胎。
轮胎是新的，上面的胎毛还在，一根一根立着。
我看着那截轮胎，站了三秒。
大伯在后面说：“慢走啊。”
我说：“嗯。”
我出了院门，走了一段，回头看。
大伯站在门口，还在笑，手举着，像在送客。
那天下午我在村里走了一圈。
路过村东头，高速公路已经修好了，白亮亮的一条，从地头穿过去。
原来那两亩地的位置，现在是路基和一排护栏。
那棵老柿子树没了。
我站在路边，隔着铁丝网看了一会儿。
铁丝网上挂着一块牌子，红底白字，写着“禁止入内”。
回到医院，我妈问我：“拿到没。”
我说：“明天给。”
她说：“给多少。”
我说：“五万。”
她哦了一声，把饭盒盖打开，又盖上。
第二天下午两点，我坐在走廊上等，一直等到六点。
手机没有响。
五点五十的时候，我打过去，通了，没人接。
六点十分，他回了一条短信。
上面写着：“今天没办成，明天。”
第三天，还是没来。
第三天是第七天。
04
第七天，下午三点。
那五万块钱，到第七天也没来。
我打过三个电话。
第一个他说在路上，第二个没接，第三个接了，说“今天肯定给”。
我在走廊上坐着，手机放在腿上，一直看着屏幕。
三点的时候，手机响了，是村里的一个婶子。
她说：“你堂哥提车了，你看见没。”
我说：“没。”
她说：“白色的，可气派了。”
她说：“从村部那条路开过来，一路放鞭炮，放到桥头。”
她说：“在村里转了三圈。”
她说：“喇叭按得，我在屋里都听见了。”
我说：“哦。”
她说：“你爸怎么样了。”
我说：“还那样。”
她停了一下。
她说：“闺女，你也别太往心里去。”
她说：“你大伯这个人……唉。”
她说：“那你忙。”
电话挂了。
我坐在那儿，看着对面墙上的一张宣传画。
画上是一个笑脸，一个女人抱着孩子，旁边写着“早日康复”。
四点多，我回村拿东西。
从村口进去，地上全是鞭炮的红纸。
红纸一路撒到我家门口，又拐了个弯，拐到大伯家。
有的纸片被风卷起来，贴在墙根的电线杆上。
我走到自家院门口，掏钥匙，手一直在抖。
钥匙插了三次才插进去。
院里我妈在收衣服。
她手里拿着一件白衬衫，是我爸那件，去喝喜酒才穿的那件。
她把衬衫抖开，看了看，又叠起来，抱在怀里。
她说：“你怎么回来了。”
我说：“拿点东西。”
她说：“你爸……”
我说：“还那样。”
她就不问了。
她把那件衬衫抱进屋，放在床上，抚平了两次。
我进屋，收拾了两件衣服，一个搪瓷缸子，一个收音机。
收音机是我爸的，红梅牌，天线上缠着胶布。
他躺在床上听，只听戏曲频道。
有一回频道跑了，他捣鼓了半个钟头，最后是我给他调回来的。
我把收音机装进一个塑料袋，又拿了医保本，一个存折。
存折上还有三千多，是我妈的钱。
我拿着东西出来，走到村路上。
一辆白车从对面开过来，开得不快。
车窗摇下来。
是我堂哥。
他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伸出来，跟我打招呼。
他说：“姐。”
我站住了。
他说：“你看这车。”
他说：“十九万八，落地。”
他说：“分期，一个月还三千二。”
他说：“我跑两趟长途就出来了。”
我没说话。
他说：“姐，你上来坐坐。”
我说：“不了。”
他说：“上来坐坐嘛。”
他推开车门。
后视镜上挂着一个牌子，红底金字，写着“平安”。
车里有股新车的味道，塑料和皮革混在一起，很冲。
座椅上还套着塑料膜，没撕。
副驾驶的座位上，放着一条红布，是提车时候系的那种，打了个大结。
他说：“姐，这车坐着真舒服。”
他说这话的时候在笑，露出一口牙。
我看着他。
我说：“嗯。”
他说：“姐，你一个月挣多少。”
我说：“四千二。”
他说：“那你也不容易。”
他说：“要不你也买一辆。”
他说：“分期，我认识人，能便宜。”
我说：“我买不起。”
他说：“哎呀，这有什么买不起的。”
他说：“你看我，一个月还三千二，跑两趟长途就出来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拍了拍方向盘。
我说：“你爸给你出的首付。”
他愣了一下。
他说：“我自己攒的。”
我说：“十二万，你攒了几年。”
他不说话了。
他脸上的笑还在，但是那种挂着的笑，不是从里头出来的。
他把视线转回前面。
他说：“姐，你爸咋样了。”
我说：“还那样。”
他说：“那就好，那就好。”
他说：“那我先走了，晚上还有一趟。”
车窗摇上去。
车开走的时候，喇叭按了一下。
我站在路上，看着那辆车拐过村口那棵老槐树，看不见了。
我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是我爸的收音机。
塑料袋的提手勒进我手指，勒出两道白印。
我站了很久。
风把地上的红纸吹起来，贴在我的鞋上。
我低头看了一眼，把纸从鞋上摘下来。
那纸是湿的，攥在手里，染了一手红。
村里有人从我身边过，跟我打招呼，说：“回来了。”
我说：“嗯。”
他说：“你爸那事，我们都听说了。”
他说：“哎。”
他走了。
我往回走，走到自家院门口。
我妈站在门里，没出来。
她说：“走了？”
我说：“走了。”
她说：“车好看不。”
我说：“好看。”
她哦了一声，转身进屋了。
05
第九天，我又去了一趟。
这一次我带了一个本子，一个计算器。
本子上是我算的账。
九月十六号进 ICU。
一天四千八。
二十万，四十一天。
到第九天，我已经付了五万三。
都是我自己垫的。
我一行一行写，用蓝笔，写得很整齐。
我想跟他算清楚。
大伯不在家。
大伯母在，坐在院子里择韭菜。
院子里晒着一地韭菜，绿油油一片，摊在一张旧塑料布上。
她一根一根挑，把黄叶掐掉，扔在脚边。
脚边的黄叶已经堆了一小堆。
她看见我，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她说：“你大伯出去了。”
我说：“他去哪了。”
她说：“镇上。”
我说：“干什么去了。”
她说：“办事。”
她把一根韭菜的黄叶掐掉。
我说：“我等他。”
她说：“他得晚上才回来。”
我说：“那我等晚上。”
她看了我一眼，转身进屋。
过了一会儿，她端了一杯水出来，还是那个玻璃杯，杯口有一个小豁口。
她说：“喝口水。”
我接过来，没喝。
她在小凳子上坐下，继续择韭菜。
择了一会儿，她说：“闺女。”
我说：“嗯。”
她说：“不是不还。”
她说：“是真没有。”
我说：“大伯母，那卡里二十三万四。”
她说：“我知道。”
她说：“可那钱在你大伯手里，他说了算，我说不上话。”
我说：“那车呢。”
她的手停了一下。
她说：“车是你堂哥自己贷款买的。”
她说：“跟我们没关系。”
我说：“首付十二万。”
她说：“那是他自己攒的。”
我说：“他跑运输，一个月挣多少。”
她不说话了。
她把一根韭菜的黄叶掐掉，扔在地上，又掐一根。
过了一会儿，她说：“闺女，我跟你说句实话。”
我说：“你说。”
她说：“那钱，你大伯早就许给你堂哥了。”
她说：“去年就许了。”
她说：“说好了，等他要结婚，拿这个钱办事。”
我说：“那我爸呢。”
她说：“你爸的病，谁知道要花多少。”
她说：“一个窟窿。”
她说：“填不满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怕人听见。
我看着她。
她的手指很粗，指甲缝里全是泥。
她把一根韭菜掐成两截，扔了。
那一根是好的。
我说：“大伯母，那是我爸的命。”
她说：“我知道。”
她说：“可你堂哥也是我儿子。”
她说：“你说我向着谁。”
她把手里那把韭菜放下，两只手在围裙上擦。
她说：“我这辈子就两个儿子。”
她说：“一个是你堂哥。”
她说：“一个是你爸。”
她说：“你爸小时候，我还给他做过鞋。”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红了。
她说：“现在这两个儿子，一个躺着，一个要结婚。”
她说：“你说我怎么选。”
院子里静得很，能听见隔壁家在放电视。
我坐了一会儿，站起来。
我说：“大伯母，我走了。”
她说：“你不等他了。”
我说：“不等了。”
我走到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她还坐在那儿择韭菜，头低着。
那杯水还放在桌上，一口没动。
我回到医院，进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走廊上加了三张床，有一家人在吃泡面，热气腾腾的。
我妈坐在那个蓝色塑料椅上，手里端着一个饭盒。
她说：“你回来了。”
我说：“嗯。”
她说：“我给你爸熬了点粥，护士说不能吃，我拿回来了。”
我说：“妈，你回去吧，我守着。”
她说：“我不回。”
她把饭盒放在腿上，两只手抱着。
我说：“妈。”
她说：“我回去干什么。”
她说：“家里没人。”
我们就那么坐着，坐到十点多。
中间有个女人从 ICU 门口出来，蹲在地上哭，哭了一会儿，站起来，走了。
我妈一直看着人家，看完了，也没说话。
十点多，她说：“你饿不饿。”
我说：“不饿。”
她说：“我回去给你做点。”
我说：“妈，别做了。”
她还是站起来了。
她说：“你爸爱吃我做的西红柿鸡蛋面。”
她说：“他要是醒过来，得有口热乎的。”
她走了。
我坐在那儿，看着她的背影，走到电梯口，电梯门开了，她进去，门关上。
十一点多，她给我打电话。
她说：“你回来一趟。”
我说：“怎么了。”
她说：“没事，你回来一趟。”
我说：“妈，你怎么了。”
她说：“你回来。”
我回去了。
进门，厨房的灯亮着。
锅在灶上，水开了，冒着白气。
案板旁边放着一个盆，里面的面已经和好了，用湿布盖着。
她站在灶台前，菜板上是切了一半的西红柿。
她的手在菜板上，右手拿着刀，左手按着西红柿。
菜板上有血。
一滴一滴，从她左手的手指上往下滴，滴在西红柿上，滴在菜板上，滴在灶台上。
她还在切。
一刀，一刀。
我说：“妈！”
我跑过去，把刀从她手里夺下来。
她的手还在那个姿势，按着，手指弯着。
我抓起她的手看。
左手食指，切了一道口子，很深，肉翻着。
我说：“你怎么不吭声。”
她说：“我没感觉。”
她说：“我就想把这碗面做完。”
她看着菜板，说：“你爸爱吃这个。”
我把她的手按在水龙头底下冲，血把水染成粉的，冲了很久才冲干净。
我给她找创可贴，找不到。
抽屉里翻了一遍，只有一卷纱布，还是我爸上次包扎手剩下的。
我用纸巾按着，按了十分钟。
她一直站着，不说话。
后来她说了一句。
她说：“他要是吃不上这碗面，我这辈子都过不去。”
我把她按在椅子上，蹲下来，给她包。
她的手一直在抖。
不是疼，是别的。
她看着我，说：“闺女。”
我说：“嗯。”
她说：“你爸要是没了，我怎么办。”
我说：“妈。”
她说：“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她说：“你大伯他们……我不怨他们。”
她说：“我就是想不通。”
她说：“一辈子兄弟。”
她说到这儿，不说了。
那天晚上，那碗面没做成。
菜板上的西红柿，我一个一个捡起来，扔了。
血已经渗进去了，洗不掉。
第二天早上，我把那块菜板扔了。
我妈看见了，说：“扔它干什么。”
我说：“脏了。”
她说：“洗洗还能用。”
我说：“妈，洗不掉了。”
她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说：“那就扔了吧。”
那块菜板用了十一年。
06
第十二天，我奶奶来了。
她是大伯用三轮车送来的，送到医院门口。
八十二了，走路要拄拐，上台阶得有人扶。
她手里拎着一个篮子。
篮子上盖着一块蓝布，布下面是一篮子鸡蛋，用报纸一个一个包着。
她进走廊的时候，整层楼的人都看她。
她穿一件藏青色的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脑后挽了一个髻。
她把篮子放在椅子上，说：“给你爸的。”
我说：“奶奶，他现在不能吃。”
她说：“我知道。”
她说：“我就是拿来了。”
她坐下来，用拐杖点了一下地。
她说：“你过来。”
我过去了。
她说：“你大伯跟我说了。”
我说：“嗯。”
她说：“你要钱。”
我说：“我爸躺在这儿。”
她说：“我知道你爸躺在这儿。”
她说：“我也心疼。”
她说：“他是我生的。”
她拍了一下大腿。
她说：“可这钱，你大伯拿着，跟在我手里一样。”
我说：“奶奶，那是二十三万四。”
她说：“我知道多少。”
她说：“你大伯是长子。”
她说：“这个家，从我嫁过来那天起，就是他顶门立户。”
她说：“你爸要是好了，这钱还是要还的。”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用了“要是”。
我听见了。
我说：“奶奶，医生说最多四十天。”
她说：“医生的话，能信一半就不错。”
她说：“你爸这病，别把钱糟蹋了。”
我看着她。
她的眼睛很浑，眼皮耷拉着，看着地面。
她说：“人没了，钱也没了，你让你妈怎么过。”
她说：“你还年轻，你不懂。”
我说：“奶奶，我爸还能治。”
她说：“治。”
她说：“治到最后，人财两空。”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我站在那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因为她说的是她真心话。
她不觉得自己偏心。
她觉得自己在主持公道。
她说：“你大伯十四岁就下地了。”
她说：“那时候家里穷，供不起两个念书的。”
她说：“他自己说不念了，让弟弟念。”
她说：“你爸念到初中，是你大伯一担一担挑出来的。”
她说：“这笔账，我记了一辈子。”
她说：“现在你爸有事，你大伯拿点钱，你说我能说什么。”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我，但不像在看我。
她坐了一会儿，说：“我走了。”
她站起来，我扶她。
走到 ICU 门口，她停住了。
门上有一道玻璃窗，也就一巴掌宽。
她踮起脚，往里看。
她个子矮，那扇窗对她来说太高。
她伸手扶着门边，踮了两次。
护士过来说：“奶奶，您别站这儿，这儿是通道。”
她说：“我看我儿子。”
护士说：“里面不让进。”
她说：“我不进。”
她说：“我就看看。”
她就那么站着，看了很久。
玻璃窗里是一条走廊，走廊尽头是一堵墙。
她什么也看不见。
后来她转过身，说：“走吧。”
走到电梯口，她停下来。
她从褂子里面掏出一个手绢包，一层一层打开。
里面是钱，卷着的，有五十的，有十块的，还有几个硬币。
她数了两遍，数出两千。
她把钱塞到我手里，塞得很紧。
她说：“这是我自己的。”
她说：“你拿着，给你爸买点好的。”
我说：“奶奶。”
她说：“拿着。”
她说：“这是奶奶的钱，不是那笔钱。”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很亮。
她说：“那笔钱，我做不了主。”
我拿着那两千块钱，站在那儿。
钱是温的，带着她身上的温度。
她说：“闺女。”
我说：“嗯。”
她说：“你别恨你大伯。”
她说：“他也不容易。”
电梯门开了。
她进去，转过身，面朝我。
门关上的时候，她还在看着我。
我低头看那两千块钱。
两张一百的，剩下的都是五十、二十、十块，还有六个硬币。
硬币里有一个是一角的。
我把钱装进兜里，装在最里面那个兜，拉上拉链。
那天下午，我三叔公来了。
三叔公是族里辈分最高的，七十九，走路还行，就是耳朵背。
他坐在走廊上，让我坐在他旁边。
他说：“你大伯找我了。”
他说：“一家人，别闹到外头去。”
他说：“你爸这病，我们都知道。”
他说：“钱的事，我给你说和说和。”
他说：“你大伯说了，先给你五万。”
他说：“剩下的，等你爸……等这事过了再说。”
他说：“你看行不行。”
我说：“三叔公，五万不够。”
我说：“一天四千八。”
他说：“我知道。”
他说：“可你也得体谅你大伯。”
他说：“他儿子要结婚，要买车，都是要钱的地方。”
他说：“一家人，谁家没有个难处。”
他说：“你就当帮帮你大伯。”
我说：“三叔公，我爸在里头躺着。”
他说：“我知道。”
他说：“可人总得往活人那边想。”
这句话我记住了。
往活人那边想。
我爸在他嘴里，已经不算活人了。
他说：“我知道你委屈。”
他说：“你爸是我们这一辈里最有出息的。”
他说：“他念过书，会算账。”
他说：“当年分地，都是他给写的名字。”
他说：“可你要真告了，你大伯在村里就完了。”
他说：“他这个年纪，完了就完了。”
他说：“你忍心？”
我说：“三叔公，我爸还在里头。”
他说：“我知道。”
他说：“我就是说，能不能缓一缓。”
他说：“等你爸……这事过了，我保证让他还。”
我说：“我爸过了，就好了。”
他说：“那不一样。”
他说：“人没了，账还好算。”
他说：“人在这儿躺着，一天四千八，这账怎么算。”
他说这话的时候，很认真，像在给我算一笔生意。
我看着他。
他七十九了，牙掉了好几颗，说话漏风。
他是族里辈分最高的，一辈子给人说和事。
他不坏。
他只是从来没见过这种事还能这么办。
我说：“三叔公，我不接受。”
他愣了一下。
他说：“你这孩子。”
他说：“你爸要是知道了，也不能同意你这么干。”
我说：“我爸要是知道了，他会说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什么。”
我说：“我爸会说，别难为我大伯。”
他笑了，说：“对啊，你爸就是这么个人。”
我说：“可他没说不还。”
三叔公不说话了。
他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说：“我老了，管不了了。”
他走了。
我坐在那儿，看着走廊尽头那扇门。
门上的玻璃窗里，能看见里面一条走廊，走廊尽头是一堵墙。
墙上有一盏灯，一直亮着。
07
第十五天。
那天我在药店上班。
上午来了一个老太太，量血压。
我把袖带缠上，按了开关。
量到一半，手机响了，是护士站。
我把袖带松开，说：“阿姨，你等我一下。”
她说：“你忙。”
我接了电话，说了三句。
挂了以后，我发现我的手在抖。
血压计上的数字一直跳，跳了两遍才定住。
老太太说：“姑娘，你是不是有心事。”
我说：“没有。”
她说：“我看得出来。”
她说：“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心里有事，手就是不听使唤。”
后来来了一个老头，买止痛片，说牙疼。
我给他拿了一盒，收钱，找零。
找零的时候，我数了两遍。
老头说：“姑娘，你手抖。”
我说：“有点冷。”
他说：“那你多穿点。”
他走了。
我站在柜台后面，看着门口。
太阳很大，街上没有人。
下午五点，我下班。
从药店出来，我去超市买了两袋纸尿裤。
我爸已经用不上了。
他插着管，什么都排在一个袋子里。
可我还是买。
买了十五天了，习惯了。
超市在镇中心，两层，一楼是生鲜，二楼是日用品。
我上楼拿了两袋，下楼结账。
收银的小姑娘认识我，说：“又买。”
我说：“嗯。”
她说：“你爸好些了吗。”
我说：“好一些。”
她说：“那就好。”
我付了钱，拎着往外走。
走到后门，有人叫我。
“姐。”
我回头。
是堂妹。
她站在后门那儿，穿着一件红色的工作服，胸前别着工牌，工牌上的照片还是她十八岁那年照的。
后门通着一条小巷，堆着纸箱子和塑料筐。
她说：“你等一下。”
她走过来，把卷帘门拉下来一半。
巷子里暗了。
她说：“我跟你说个事。”
我说：“什么事。”
她看了一眼巷口，没有人。
她说：“前天晚上，快十点了。”
她说：“我爸跟我哥在堂屋说话。”
她说：“我在里屋，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
她说：“我在数钱。”
我说：“数什么钱。”
她说：“这个月的工资，我要交两千给我妈。”
她说：“我数到一千八的时候，听见我哥说话。”
她说：“我哥说，钱不够，首付还差两万。”
她说：“我爸说，没事，那边还有。”
她说：“我哥问，那边不是说催了吗。”
她说：“我爸笑了一下。”
她说：“他说，催就催呗。”
她停了一下。
我说：“然后呢。”
她说：“然后他就说了那句话。”
我说：“哪句。”
她说：“他说，老二这病治不好。”
她说：“钱花了也是白花。”
她说：“不如给孩子买辆车，将来还能跑个运输。”
她说：“他说完，我哥就笑了。”
她说：“我哥说，爸，你这话说得对。”
她说：“他们俩还在那儿笑。”
她说：“我坐在里屋，手里捏着一千八，一动不敢动。”
巷子里有人在倒垃圾，塑料桶磕在地上，响了一声。
我站在那儿，手里拎着两袋纸尿裤。
很轻，可我拎着觉得沉。
她说：“姐，你别问我为什么告诉你。”
她说：“我不是帮你。”
我说：“那是为什么。”
她说：“我恨他。”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红的，但没有哭。
她说：“我哥要结婚，女方要十万彩礼。”
她说：“我爸说，砸锅卖铁也得给。”
她说：“我二十六了，连个对象都不敢谈。”
她说：“因为我知道，我要是结婚，这个家一分钱都不会给我。”
她说：“那个车，十九万八。”
她说：“我连驾照都不让我考。”
她说：“他说女孩考什么驾照，浪费钱。”
她说：“我一个月工资三千二，交家里两千。”
她说：“我存了四年，存了八千块。”
她说：“我本来想，存够一万，我就搬出去。”
我说：“那你还搬吗。”
她说：“不搬了。”
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我看清楚了。”
她说：“我在这个家，就是个外人。”
她看着我。
她说：“跟你在大伯眼里，一样。”
她说完，把卷帘门往上推。
光进来了。
她说：“姐，我走了，我还要上班。”
她走了两步，回头。
她说：“你别说是我说的。”
我说：“我不说。”
她走了。
我站在巷子里，站了一会儿。
巷子里有一盏灯，在头顶上，忽明忽暗。
我抬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
是干的。
我以为我会哭。
没有。
我把纸尿裤换了一只手拎。
走出巷子，天还没黑，街上的灯已经亮了。
有一家店在放歌，声音很大。
我走过去，走过去二十米，听不见了。
我掏出手机，翻到“大伯”那个号码。
看着。
没按。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
我没有哭。
我很清楚。
我知道，从今天起，这件事不一样了。
不是钱的事了。
是有一个人，在盼着我爸死。
而且他说这话的时候，在笑。
08
第十八天，我找了一个律师。
是药店老板介绍的。
老板五十多岁，戴一副老花镜，走路有点跛。
那天我在理货，他走过来，说：“你爸的事，我听说了。”
我说：“嗯。”
他说：“你这样不行。”
他说：“天天坐着等，等不来钱。”
我说：“我能怎么办。”
他说：“你去告他。”
我说：“那是亲戚。”
他说：“亲戚才要告。”
他说：“亲戚才最会拖。”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处方笺，在背面写了一个电话号码。
他说：“这个人，你打这个号。”
他说：“你就说老王让你来的。”
我说：“老王是谁。”
他说：“我。”
律师事务所在一栋旧楼的三层。
楼道里没有灯，我摸着墙上去了，手上蹭了一层灰。
门口挂着一块铜牌，字磨掉了一半，能认出“律师事务所”四个字。
门是木头的，漆掉了一块，露出里面的木茬。
我敲了三下。
里面说：“进。”
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泡茶。
四十来岁，戴眼镜，头发有一撮翘着。
桌上很乱，堆着卷宗，角落里有一个方便面的桶，还没扔。
他让我坐，给我倒了一杯茶。
茶是深色的，有一点苦。
他说：“说说。”
我就说了。
从第三天催缴说起，说到那张卡，说到车，说到那句话。
我说的很慢，怕漏了什么。
他一直听着，手里转着一支笔。
我说完，他说：“有证据吗。”
我说：“有转账记录。”
他说：“转账记录不算。”
他说：“钱在谁名下。”
我说：“我大伯。”
他说：“那就麻烦了。”
他说：“钱在他名下，他说是他的，你怎么证明是你的。”
他说：“你先听我说三条。”
他说：“第一，钱在他名下。”
他说：“第二，没有借条。”
他说：“第三，你们是亲戚。”
他说：“这三条，哪一条都够呛。”
他说：“三条凑一块儿，我劝你别打。”
我说：“我有我爸的话。”
他说：“什么话。”
我说：“他说过，这钱不能动，留着看病。”
他说：“有录音吗。”
我说：“没有。”
他放下笔，说：“这个案子不好办。”
他说：“亲属之间，法院一般先调解。”
他说：“而且你告什么，借款吗。”
他说：“借款要有借条。”
我说：“没有借条。”
他说：“那就更难了。”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他说：“我劝你，还是先调解。”
他说：“亲戚的事，闹到法院，最后钱要不回来，人也做不成了。”
我坐在那儿，没说话。
我从包里掏出一个手机，一沓纸。
我说：“律师，你听一下这个。”
我按了播放。
是我跟大伯第二次通话的录音。
不是我机灵。
是从看见那个车衣底下露出来的轮胎那天起，我每次给他打电话，手机都在兜里，录音开着。
我不知道有用没用。
我就是想留个东西。
录音里，他的声音很清楚。
他说：“我知道，我知道。”
他说：“过两天，过两天我给你转过去。”
他说：“我还能赖你爸的钱不成。”
放完，我又放了一段。
是第三次，他说：“那卡里的钱，我一分没动，就是周转一下。”
律师听着，笔停在手里。
他没说话。
我把那沓纸推过去。
是银行的流水，我托人打的。
上面有一笔转出：二十万。
日期是我爸进 ICU 的第二天。
收款方是一个汽车销售公司。
律师看了很久。
他把纸放下，把笔放下。
他说：“这个能立。”
我说：“告什么。”
他说：“不告借款。”
他说：“告侵占。”
他说：“借款是民事，他拖得起。”
他说：“侵占，他拖不起。”
我说：“能赢吗。”
他说：“能。”
他说：“但是你要有准备。”
他说：“这种案子，赢了钱，输了人。”
我说：“我没有人可输了。”
他放下笔，看着我。
他说：“我问你一句。”
我说：“你问。”
他说：“你爸知道你要告吗。”
我说：“他昏迷。”
他说：“那他要是醒了，会同意吗。”
我说：“不会。”
他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告。”
我说：“因为他醒了，家里也得有钱。”
我说：“我要他睁开眼的时候，钱还在。”
他看了我一会儿。
他把茶杯往边上一推，拿出一张纸，开始写。
他说：“你把时间线给我理一遍。”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哪一天他说了什么，哪一天钱转走了。”
“一天都不能错。”
我从下午三点，说到晚上七点。
说到第十六天，我停住了，想不起来那天干了什么。
他说：“想。”
我说：“我上班。”
他说：“上班之前呢。”
我说：“在医院。”
他说：“医院干什么。”
我说：“坐着。”
他说：“坐到几点。”
我说：“坐到八点半，然后去上班。”
他说：“那就写，坐到八点半。”
他一句一句问，我一句一句答。
写到第七页的时候，我哭了。
不是哭出声的那种。
是眼泪掉在纸上，把字洇开了。
他递过来一包纸巾，没说话。
等我擦完，他说：“接着写。”
窗外天黑了，楼下的路灯亮了。
他写完，把笔一放，说：“明天去立案。”
我站起来，说：“律师费多少。”
他说：“先不急着说这个。”
他说：“你这个案子，我想办。”
09
第二十一天，立案。
法院在县城东边，一栋新楼，门口有两排石狮子，台阶很高。
早上八点半，门口已经排了队，有抱卷宗的，有拎塑料袋的，有人蹲在台阶上抽烟。
律师让我带上身份证、户口本、我爸的诊断证明、亲属关系证明。
我在窗口递材料，里面的人一份一份看，看得很慢。
她说：“被告是你大伯。”
我说：“是。”
她说：“亲属关系证明呢。”
我递过去。
她说：“你父亲本人为什么不起诉。”
我说：“他在 ICU。”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她说：“那你是以什么身份。”
我说：“我是他女儿。”
她说：“那要授权委托书。”
我说：“他昏迷，签不了。”
她放下笔。
她说：“这个情况，你得先申请宣告他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确定监护人。”
我说：“那要多久。”
她说：“快的话，三个月。”
三个月。
我站在窗口前面，手撑着台面。
玻璃是磨砂的，看不清楚她的脸，只看见一个轮廓。
律师在我后面说：“同志，能不能先收材料，监护的手续我们后补。”
里面的人想了想，说：“材料先放这儿，七天内答复。”
我们出来了。
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律师说：“三个月太久。”
我说：“嗯。”
他说：“我们换个路子。”
我说：“什么路子。”
他说：“不以你爸的名义告。”
他说：“以你的名义。”
我说：“我有什么名义。”
他说：“你垫了十一万三。”
他说：“这钱是你掏的。”
他说：“你可以要求他返还你垫付的医疗费。”
他说：“但只能要十一万三。”
我说：“够了。”
我说：“先把车封住。”
他说：“先以你的名义立案。”
他说：“监护的手续同时办，办下来再变更诉讼请求。”
他说：“钱一分都不能少。”
我说：“那要多久。”
他说：“村里出监护证明，快。”
他说：“别的，我来跑。”
那天下午，我们重新递了材料。
我垫的那十一万三，是我唯一能站上法庭的资格。
第二十三天，我们申请了财产保全。
保全是律师提的。
他说：“他那辆车，是唯一能执行的东西。”
他说：“得先封住。”
他说：“封不住，判了也是白判。”
我说：“怎么封。”
他说：“要担保。”
他说：“你拿什么担保。”
我说：“我没有房子。”
他说：“那就得交保费。”
他算了一下，说：“八千多。”
我说：“我出。”
那天我从信用卡里又刷了八千。
卡早就刷爆了，这一次是跟药店的另一个同事借的。
我在更衣室里又开了一次口。
她说：“你上回借的两万还没还。”
我说：“我知道。”
我说：“我下个月一起还。”
她看了我一会儿，说：“你爸那边到底要多少。”
我说：“不知道。”
她说：“那你还借。”
我说：“我借。”
她叹了口气，从包里拿出手机，转给我八千。
她说：“我这也没多少了。”
我说：“我记着。”
第二十五天，村委会出了监护证明。
是我妈去办的。
她早上六点就到村部等，等到八点，村主任来了。
她说：“我要给我老伴办个证明。”
村主任说：“什么证明。”
她说：“我闺女要告人，法院要的。”
村主任看了她一会儿，说：“你签个字。”
我妈不会写字。
她按了一个手印。
红印泥，按在纸上，按了三次才按清楚。
村主任说：“行了。”
他说：“你老伴是个好人。”
我妈说：“是。”
她拿着那张纸出来，在村部门口站了一会儿。
然后她给我打电话。
她说：“办好了。”
她说：“我按的手印。”
我说：“妈，你回来吧。”
她说：“我走回去，不远。”
第二十六天，上午。
我在医院，手机一直在响。
是村里的婶子。
她说：“法院的人来了。”
她说：“来了两个，一个穿制服的，一个拿包的。”
她说：“他们在大伯家门口。”
她说：“你堂哥那车，贴条了。”
她说：“贴了一张纸，用胶带粘在挡风玻璃上。”
她说：“全村人都出来看。”
她说：“你大伯站在门口，一句话不说。”
她说：“你大伯母坐在地上了。”
她说：“哎，你说这事……”
我说：“婶子，你别说了。”
她说：“我就是跟你说一声。”
电话挂了。
过了十分钟，又响了。
是另一个。
后面还有三个。
我坐在走廊上，一个接一个地接。
每一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但有一句是一样的。
“你大伯母坐在地上了。”
下午两点，大伯母打来了。
她一开口就哭。
她说：“你把车封了。”
她说：“你堂哥的车，让法院贴条了。”
她说：“全村人都来看。”
她说：“你让我们以后怎么做人。”
我说：“大伯母，我爸在 ICU。”
她说：“你就为了钱。”
她说：“你爸都那样了，你还要这个钱干什么。”
我说：“我爸还没死。”
她在电话那头停了一下。
她说：“你这是要逼死我们。”
我说：“我没逼你们。”
我说：“是你们先动的钱。”
她说：“那是你大伯的主意。”
她说：“我劝过他。”
她说：“他不听。”
她说：“我有什么办法。”
她哭得更厉害了。
她说：“我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
她说：“现在我出门，人家都在背后指。”
她说：“我抬不起头。”
我说：“大伯母。”
我说：“我爸在床上，也抬不起头。”
她把电话挂了。
第二天，大伯来了医院。
他没有进病房，在楼下。
我下去的时候，他站在住院部门口的台阶上，穿着那件深色夹克，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
袋子里是两条烟，一箱奶。
他把袋子递给我。
他说：“给你爸的。”
我说：“他插着管。”
他说：“那给你妈。”
我没接。
他把袋子放在台阶上。
他站在那儿，看着地面。
过了一会儿，他说：“闺女。”
他说：“车的事，能不能先撤了。”
我说：“不能。”
他说：“那车是你堂哥的命。”
他说：“他跑运输，没车就没活。”
他说：“一家人，你何必。”
我说：“大伯。”
我说：“那二十万，是我爸的命。”
他说：“我知道。”
他说：“我还。”
他说：“我这不是在还吗。”
我说：“你还了多少。”
他不说话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烟，抽了一根，点上。
抽了两口，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那卡，密码我一直没改。”
他说：“还是你爸的生日。”
他说：“我要是想赖，我早改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看着我，像是要我点头。
我看着他。
我说：“大伯，卡里还剩三万四。”
他说：“那三万四我没动。”
他说：“一分没动。”
我说：“那二十万，你动了。”
他不说话了。
我说：“大伯，你改不改，那钱都不是你的。”
他把烟扔在地上，用脚碾了。
碾的时候，鞋底在地上转了半圈。
他说：“行。”
他说：“你告吧。”
他走了。
走了几步，他回头。
他说：“你爸要是知道了，会怎么想。”
我说：“我爸要是知道了，他会让我别难为你。”
他说：“那你呢。”
我说：“我不。”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走了。
那两条烟和一箱奶，留在台阶上。
我站了一会儿，把奶拎上楼，给了我隔壁床的家属。
烟我没动，还在台阶上。
第二天早上，不见了。
10
第二十九天，大伯拿了八万块钱来。
是现金。
一沓一沓，用皮筋捆着，装在一个黑塑料袋里。
那个袋子是超市的购物袋，上面印着“天天低价”。
他把袋子放在走廊的椅子上，解开。
钱倒出来，摊了一片。
有几沓是新的，捆得很歪，皮筋勒出一道印。
有几沓旧的，边角卷着，用纸条扎着。
他说：“八万。”
他说：“你数数。”
我说：“不用数。”
他说：“你数。”
我就数了。
一张一张地数，数了四遍。
数到八万的时候，他说：“够了吧。”
我说：“还差十二万。”
他说：“我知道。”
他说：“你先撤，剩下的我慢慢还。”
我说：“我爸等不了慢慢。”
他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
他说：“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他说：“你要是不撤，我在村里就抬不起头了。”
他说：“我活了五十八年，没让人这么指着脊梁骨说过。”
我说：“大伯，车贴条那天，你在门口站着。”
他说：“我站着。”
我说：“你抬头了吗。”
他愣了一下。
我说：“全村人都在看你，你抬头了吗。”
他说：“我抬了。”
我说：“那你现在知道我爸躺在床上，是什么感觉了。”
他的脸涨红了。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钱你拿着。”
他说：“诉，我不撤。”
他说：“你撤不撤，随你。”
他走了。
走到走廊尽头，他停下来，回头。
他说：“闺女，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
我说：“我记得。”
他说：“那你还……”
我说：“大伯，那是我小时候。”
他走了。
那八万块钱留在椅子上。
我数了一遍，八万整。
我把钱装回袋子，抱着下楼。
收费处的窗口前排着队。
轮到我，我把袋子放上去。
里面的人说：“交多少。”
我说：“八万。”
她说：“哪个床。”
我说：“六床。”
她敲键盘，敲了一会儿，说：“六床欠四万三千七百二十六。”
她说：“交完还剩三万六千二百七十四。”
她说：“退你现金还是留着。”
我说：“留着。”
她说：“留着干什么。”
我说：“还要交。”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第三十三天，开庭。
那天早上我请了假。
我穿了一件黑色的外套，是我唯一一件像样的衣服。
法院在二楼，第三审判庭。
门口有一块牌子，写着案号、时间、审判员。
我进去的时候，大伯母已经坐在被告席上了。
她穿了一件灰毛衣，头发梳得很整齐。
她看见我，把头低下了。
大伯没来。
她的律师是个年轻人，三十来岁，穿西装，一直在翻本子。
法官进来，我们都站起来。
法官是个女的，四十来岁，戴眼镜，说话很慢。
她敲了一下槌。
她说：“现在开庭。”
念案由，核对身份，告知权利。
念了十几分钟。
我一直站着。
法官问：“被告是否承认原告主张的事实。”
她的律师说：“对款项数额没有异议。”
“对款项性质有异议。”
“被告认为是家庭内部借款。”
我的律师说：“审判长，我方有异议。”
他说：“借款需要有借款的合意。”
他说：“本案款项系原告父亲的土地补偿款，存入被告名下，被告从未出具任何借条。”
他说：“原告父亲住院第二天，被告即将其中二十万转出，用于其子购车。”
他说：“这不是借款。”
他说：“这是占有。”
法官问我：“原告是否接受调解。”
我说：“不接受。”
法官看了我一眼。
她说：“标的额不大，调解对双方都好。”
我说：“法官，我爸在 ICU。”
我说：“我等不了‘对双方都好’。”
法庭里静了一下。
法官敲了一下槌。
她说：“继续。”
然后她转向被告席。
她说：“被告，我问你几个问题。”
她说：“原告父亲住院期间，你们去探望过吗。”
大伯母说：“没有。”
她说：“为什么。”
大伯母说：“怕打扰。”
法庭里又静了一下。
旁听席上有人在动，椅子响了一声。
她说：“那辆车，首付多少。”
大伯母说：“十二万。”
她说：“钱从哪来。”
大伯母说：“我儿子自己攒的。”
我的律师说：“审判长，这里有银行流水。”
他说：“九月十七日，被告账户转出二十万。”
他说：“九月十八日，该笔款项中的十二万，转入汽车销售公司。”
他说：“同一天，车辆登记在被告之子名下。”
他说：“前后相差一天。”
大伯母抬起了头。
她的嘴唇动了一下。
她没有说话。
法官说：“被告，你对这份流水有异议吗。”
大伯母说：“没有。”
她的声音很小。
她说：“那钱……是我们借的。”
她说：“我们打算还的。”
法官说：“什么时候还。”
她没有回答。
法官说：“被告，本庭再问一次，是否同意调解。”
她的律师说：“同意。”
我的律师看了我一眼。
我说：“不同意。”
法官说：“休庭。”
槌子敲下来。
那一声很轻，但在那个屋子里，像敲在铁上。
11
第三十六天，判决下来了。
判决书是律师送到医院来的。
他一页一页翻给我看，说：“赢了。”
“返还二十万，扣除已付八万，还要给十二万。”
我说：“卡里那三万四呢。”
他说：“那三万四不在诉请里。”
他说：“等监护手续全了，再取。”
他说：“跑不了。”
他说：“十日内付清。”
我说：“谢谢。”
他说：“还有一句。”
他说：“诉讼费他们承担。”
我说：“谢谢。”
他把判决书放在椅子上。
他说：“你爸怎么样。”
我说：“今天好一点。”
他说：“那就好。”
他走了两步，回头。
他说：“你这案子，我收你一半的钱。”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办过很多这种案子。”
他说：“大多数都是钱要回来了，人也没了。”
他说：“我不想收全款。”
我说：“谢谢。”
他说：“你别谢我。”
他说：“我也就是少赚点。”
他走了。
判决书我拿着，在走廊上坐了很长时间。
那几页纸很薄，边上有一点毛。
我把它折好，放进包里，又拿出来，又折好。
第三十七天，下午。
护士出来，说：“六床醒了。”
我站起来。
她说：“能说话，家属可以进一个。”
我说：“我。”
她说：“就一个。”
我说：“就我一个。”
我换了鞋，穿上隔离衣，戴上口罩。
护士帮我系后面的带子，系了两道。
她说：“别待太久。”
我说：“五分钟。”
她说：“护士站看着时间。”
我推门进去。
护士跟在我后面，说：“他清醒的时间不长。”
她说：“你要说什么，先说。”
我说：“我知道了。”
她说：“别说太多，他累。”
病房里很亮，灯是白的，照得人脸上没有血色。
机器在响，一下一下。
我爸躺在那儿，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他的脸凹下去了，颧骨顶得很高，皮肤是黄的。
他的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
我走过去，握住他的手。
他的手很凉，手背上扎着针，胶布贴了一大片，边缘翘起来了。
我说：“爸。”
他的眼睛慢慢转过来。
他看了很久，像在认我。
然后他张了张嘴。
没有声音。
我把耳朵凑过去。
他说：“……钱。”
他喘了一口气。
他说：“钱的事……”
他说：“解决了没。”
我看着他。
他的眼睛很亮。
是那种烧到最后才有的亮。
我笑了一下。
我说：“解决了。”
我说：“大伯还了，都还了。”
他说：“哦。”
他闭上眼睛。
我以为他又睡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睁开了。
他说：“你妈呢。”
我说：“在外面。”
他说：“让她……”
他喘。
他说：“让她别哭。”
我说：“好。”
他抬起手。
他的手抬到一半，落下来了。
落在被子上。
他说：“你别怪你大伯。”
我说：“爸。”
他说：“他小时候……”
他喘了一口气。
他说：“他十四岁就不念了。”
他说：“下砖窑。”
他说：“供我念书。”
他说：“我这辈子……”
他没有说完。
他的眼睛还看着我，嘴唇动了两下，没有声音了。
护士在门口敲了一下玻璃。
我说：“爸，我先出去。”
他的手抓了我一下。
抓得很轻。
然后就松开了。
我出来，脱掉隔离衣，坐在走廊上。
坐了半个小时。
我没有马上走。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隔着那块玻璃往里看。
他躺在那儿，眼睛又闭上了。
护士在给他盖被子。
我看着他的胸口，一起一伏。
一起，一伏。
我站在那里，数。
数到第三十下的时候，护士把帘子拉上了。
第三十八天，他没有再醒。
我坐在走廊上，一整天。
我妈来了，坐在我旁边。
她说：“他跟你说什么了。”
我说：“问我钱的事。”
她说：“还有呢。”
我说：“问你。”
她说：“问我什么。”
我说：“让你别哭。”
我妈低下头，两只手握着，握了很久。
她说：“我没哭。”
她说：“我从他进去那天起，就没哭过。”
她说：“我一哭，他就知道我难受。”
她说：“他要是知道我难受，他走得不安心。”
她说到这儿，眼泪掉下来了。
她赶紧用手背擦。
她说：“你看我。”
她说：“我就是不争气。”
那天晚上，我给律师打电话。
我说：“判决书什么时候生效。”
他说：“十五天，他不上诉就生效。”
我说：“能不能快一点。”
他说：“不能。”
他说：“程序就是这样。”
我说：“我爸可能等不到。”
他沉默了一会儿。
他说：“我知道了。”
第二天上午，他打来电话。
他说：“我跟对方律师谈了。”
他说：“他同意不上诉，明天给钱。”
我说：“谢谢。”
他说：“你别谢我。”
他说：“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第三十九天，上午十点。
手机响了一下。
是银行的短信。
“您尾号 3721 的账户存入人民币 120000.00，余额 120843.60。”
我看着那条短信。
看了很久。
八块六，加十二万，是十二万零八百四十三块六。
从八块六，到十二万。
三十九天。
我站起来，往病房走。
走到门口，护士拦住我。
她说：“家属，你不能进。”
我说：“怎么了。”
她说：“正在抢救。”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扇门。
门上的玻璃窗里，能看见里面的人在动。
有一个护士跑过去，手里拿着一个东西。
我一直站着。
站到中午。
站到下午。
中间有人给我搬了一张椅子，我没坐。
下午四点二十，门开了。
医生出来，摘下口罩。
他说：“对不起。”
我说：“嗯。”
他说：“我们尽力了。”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要不要进去看看。”
我说：“要。”
我进去了。
他躺在那儿，眼睛闭着。
机器都停了。
他的手放在被子外面，还是那个姿势，手背上贴着胶布。
我走过去，握住他的手。
他的手还是凉的。
我说：“爸。”
他没有应。
我说：“钱到了。”
我说：“十二万，一分不少。”
我说：“你说的，别怪大伯。”
我说：“我答应你了。”
我说：“我做到了。”
我站在那儿，说了很久。
说到最后，我说了一句。
我说：“爸，那碗面，没做成。”
12
第三十九天晚上，我在家里守灵。
灵堂设在堂屋，一张桌子，一块白布，一盏长明灯。
灯芯很短，火苗很小，风一吹就歪。
我坐着，一直看着那盏灯。
我妈也坐着，坐在门槛上。
她说：“你爸最怕黑。”
她说：“这灯不能灭。”
我说：“不会灭。”
她说：“你看着点。”
我说：“我看着。”
天快亮的时候，灯芯烧到底了，火苗跳了两下。
我拿了一根新的，换上。
换的时候，火灭了。
黑了大概三秒钟。
我妈在门槛上说：“灭了？”
我说：“没有。”
我说：“我换芯。”
我把新灯芯点上，火又起来了。
她说：“那就好。”
第四十天，出殡。
那天是个晴天，风很大。
早上五点，天还没亮，院里就有人了。
来帮忙的都是村里的，男的搭棚，女的做饭。
灵棚搭在晒场上，白布被风吹得鼓起来，一下一下。
我妈从早上起来就在烧水。
她烧了一壶又一壶，倒在暖瓶里，给来的人倒。
她说：“喝口水。”
她说：“路上冷。”
她一个人一个人地递。
递到第九个人的时候，我说：“妈，你歇会儿。”
她说：“我不累。”
她说：“我得找点事干。”
她一上午烧了七壶水。
她没哭。
来的人不多，村里来了几十个。
有几个是我爸年轻时候一起干活的，都老了，站在灵棚外面抽烟。
有一个老头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你爸是个好人。”
他说：“当年我盖房，他来帮了七天，一分钱不要。”
他说：“好人啊。”
他说着说着就哭了。
堂妹也来了。
她站在人群最后面，穿着黑衣服。
她没过来。
她看了我一眼，我看了她一眼。
然后她就低下头了。
大伯来了。
他穿了一身黑，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他走进灵棚的时候，人都往两边让。
他走到灵前，跪下，磕了三个头。
磕得很响。
磕完，他没起来。
他就那么跪着。
旁边有人去扶他，他摆手。
我站在灵棚边上，看着他跪着。
我爸的遗像就在他前面。
六十岁那年照的，穿着那件白衬衫，笑着。
我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
那是我爸的作业本，封面上印着“语文”，边角卷了，用胶带粘过。
我走过去，蹲下，把本子放在他面前。
我说：“大伯，你看看。”
他抬起头，眼睛是红的。
他说：“什么。”
我说：“最后几页。”
他伸手，把本子拿起来。
他翻。
前面几十页是工分、化肥、随礼。
“三月，化肥两袋，八十六。” “五月，老二家随礼，五十。” “七月，买水泵，三百二。”
字很难看，一行一行往下走，走到边上就拐个弯。
他翻到最后几页。
铅笔写的，很淡。
“哥 20。” “车 白。”
“20”底下，画了一个圈。
圈画得很轻，像怕人看见。
大伯看着那两行字。
他看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说话了。
他抬起头。
他说：“他知道？”
我说：“他知道。”
他说：“他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说：“他一直知道。”
他说：“他听得见？”
我说：“他躺在那儿，耳朵是好的。”
“我妈在床边哭，我在走廊打电话，他都听得见。”
他说：“那他怎么不说。”
我说：“他说了。”
我说：“他跟我说，别怪你大伯。”
大伯的手抖了一下。
本子掉在地上。
他伸手去捡，捡了两次才捡起来。
他把本子抱在怀里，低下头。
他的肩膀开始抖。
他哭的时候没有声音。
就是肩膀在抖，一下一下。
风把灵棚的白布吹得响。
我站在那里，看着他。
我想起我爸喝多了坐在院子里，说“我这条命是我哥给的”。
我想起他不肯说下半句。
我想起他在信用社里，笑着说“我不识多少字，怕弄丢了”。
我现在才知道，他记了一辈子的是什么。
我蹲下去。
我伸手，扶他。
我抓住他的右手。
那只手很凉，很粗糙，手背上全是老年斑。
我摸到他的小指。
那个位置是空的。
只剩下一小截，圆圆的，像被削掉的树杈。
我爸记了一辈子的那根手指。
我扶他起来。
他站不稳，靠在我身上。
他说：“闺女。”
我说：“嗯。”
他说：“你爸他……”
他说：“他到死都没跟我提过那二十万。”
我说：“他跟我提过。”
他说：“他说什么。”
我说：“他说那钱不能动，留着看病。”
他不说话。
我说：“他跟你说的，是‘放我这儿，我放心’。”
他抬起头，看着我。
他说：“你在场。”
我说：“我在场。”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拦着。”
我说：“我拦了。”
我说：“他说，他不识多少字。”
他不说话了。
我说：“大伯。”
我说：“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别怪你。”
他没有说话。
风又吹过来。
灵棚上的白布，被吹得很高。
我妈从棚子那头走过来，手里还拎着暖瓶。
她看了大伯一眼。
她说：“哥，喝口水。”
大伯接过暖瓶，手抖得倒不进杯子里。
我妈伸手，扶住暖瓶，给他倒了一杯。
她说：“喝吧。”
大伯端着那杯水，站着，没喝。
起棺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抬棺的是八个人，都是村里的。
棺材抬起来，我妈在后面哭了一声。
就一声。
然后就没了。
我跟在棺材后面，走在最前面。
路过村口那棵老槐树。
树上挂着一根红绳，是那天放鞭炮的时候系上去的，被风吹得褪了色。
我抬头看了一眼。
我低下头，继续走。
遗像是我抱着的。
照片上他穿着那件白衬衫，笑着。
太阳出来了，照在照片上，有一块反光。
我用袖子擦了一下。
擦不掉。
那是玻璃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