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别上十一楼
我数到第十一户的时候，手电灭了。
声控灯在我头顶上啪了一声，亮起来。灯在身后，光从我背后打过去，落在走廊尽头。那儿有一扇门。
门是深绿色铁皮的，旧，可擦得干净。门牌在上头，蓝底白字，一一〇一。
这栋楼只有十层。名单上只有十户。
名单是今天早上物业老曹给我的，蓝色的硬皮本，十行，字很整齐。他递给我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十楼以下，随便走。十一楼，别上去。”
我以为他开玩笑。
我叫苏晚，二十四岁，干的是全城最不体面的活：清退专员。
说白了，替开发商把老楼里没搬走的人请出去。这活干久了会落毛病：进别人家先看鞋柜，数门口摆几双鞋；开口先笑，笑完再谈钱。我妈说我这副样子嫁不出去，我说挺好，嫁出去了还得给别人清退。
永安里七号楼，一九九三年的砖混楼，十层，外墙瓷砖掉了一半，露出里面的红砖，像一排没长齐的牙。楼要拆，盖商业综合体。文件上写着年底前清完，还剩十户，一户两千提成。
两万块，够我交一年房租。
第一趟进楼是个阴天。铁门没锁，一推就开，门轴响得很长，像谁在很远的地方拖了一把椅子。
楼道里没灯，光从天窗漏下来，一块一块落在水泥地上，灰得发青。味道很杂：旧棉絮、煤球、腌菜、下水道，还有一点说不上来的闷气，像很多年没开过窗的屋子。
一层四户，两户搬空了，门上贴着封条。剩一户还住着人，门口摆三双鞋，一大两小，鞋头朝外，摆得极正。
我上楼。
二层、三层、四层，越往上越静。静得能听见自己鞋底在水泥地上磨出的沙沙声。五层有一户在放收音机，唱戏，声音很小，隔着一层楼板，像有人在被子里哼歌。
六层，七层，八层。九层走廊尽头堆着七八个垃圾袋，上面积了灰，看得出堆了很久，可一点味道都没有。
十层。
走廊不长，四扇门。两扇是敞开的空屋，一扇锁着，最里面那扇是名单上最后一户。空屋地上有拖过的痕迹，很新。
我正准备下楼，眼角扫到走廊最尽头还有一个门。
不是最后那户。那户在左边，朝南。这个门在尽头，朝东，被半截墙挡着，光打不到，走近了才看得见。
门是老式的铁皮防盗门，深绿色。门框边没有封条，没有灰，门把手被摸得发亮，亮得跟这楼里其他所有东西都不一样。
门牌两个数字：一一〇一。
我盯着看了大概十秒，抬头看楼梯口的楼层牌。那牌子是铁皮印的，印着“1—10F”，那个“10”被人用黑漆涂过一遍，涂得很厚。漆底下还有一层原来的字，透过漆，能看出个“11”。
我下楼的时候，脚步有点快。
走到一层，铁门关着，门外没人。门缝底下塞着一个信封。
信封很薄，里面是三百二十块，一沓十块的，压得很平。还有一张纸条，铅笔写的，字歪，可一笔一画都很用力：
“十一楼这个月的。别找我。”
第二章 多出来的那一户
信封很薄，里面是三百二十块钱，一沓十块的，压得很平。还有一张纸条，铅笔写的，字歪，可一笔一画都很用力：
“十一楼这个月的。别找我。”
我把纸条对着光看，纸边上有水渍，像是被手捏着走过很远的路。
老曹的值班室在一层靠东，一间小屋，窗户上糊了报纸。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数饭盒里的硬币，一个一块地往上摞。
“曹叔，十一楼有人住。”
他的手停在半空，硬币掉在桌上，转了两圈才倒。
“我说了多少遍了。”他说，“那楼没有十一楼。”
“门牌在那儿挂着，一一〇一，蓝底白字，跟别的一样。”
“旧牌子，没拆干净。”
“门把手是亮的，曹叔。亮的意思是有人天天摸。”
老曹把硬币收进饭盒，扣上盖子，动作很慢。
“小苏，”他说，“你一个月拿多少钱。”
“四千八。”
“那你就拿好这四千八。别的事，跟你没关系。”
我没接他这话。我把信封放在他桌上：“这个，谁塞的？”
他看都没看：“不知道。”
“那这钱进谁的账？”
“没账。”他说，“我收了二十年，从来不知道进谁的账。每个月都有，塞门缝里，三百二，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我一开始报过，报了三回，没人理我，第四回我干脆不提了。”
他顿了顿，抬眼看了我一下，那眼神怪得很——不像瞒事，像在提醒。
“我把这钱，锁在抽屉最里头。”他说，“二十年，七万多。我一分没动。”
我那天下午干了件不该干的事：去查电表。
七号楼的电表间在一层楼梯背后，一间水泥小房，推开铁栅栏门，一股热风扑出来。十一块表，排成一排，灰尘盖得满满当当。
我拿手电一个一个照过去。前十块都有编号，表盘下面贴着住户的名字，字是物业写的，早褪色了。第十一块在角落里，表盘上没有编号，被人用两层电工胶布贴住，胶布边缘起了毛，看得出贴了很多年。
那块表的转盘，在转。
不快，一圈一圈，很稳，跟楼上人家开个电视、烧壶水的用量差不多。
我把胶布撕开一角,底下不是编号,是一行手写的字,黑色记号笔,写得很小:
“别拉闸。”
水表间在隔壁。十块水表，整整齐齐，第十一块的位置是空的，管子上结着一圈老的锈，说明那儿从来没接过表。
没有水。
可那块电表在转。
一个二十年没有水表的人家，天天用电，天天摸门把手，天天往下倒垃圾——我在十层看见的那些袋子里，有一袋是新的。
我站在电表间里，忽然想起名单上一个细节：那十户的物业费，是从九五年开始记的，每年一张表，十行。第十一行,一直是空的。
空白的行，一直排到今年。
物业费的单子上，从来没写过这一户。可是从我进这栋楼起，每个月都有一个信封，从门缝里塞进来。
第三章 门缝里的电视声
第三天上午，我又上了十层。
这次我带了手机，开了录音，口袋里揣了个改锥。我告诉自己只是核实一下门牌，核实完了就下楼，不推门、不进去、不多问。
楼道里比上次更静。九层那堆垃圾还在，最上面那袋换成了新的，袋口系得很紧。
十一层的那段楼梯在十层走廊尽头，只有五级，拐个弯，就到了一条更矮的走廊。天花板很低，我一米六五，抬手能摸到上面的白灰。
走廊不长，十步。四扇门。
三扇封死了，用砖和木板钉的，木板上还刷了白灰，灰上落了厚厚一层土，土的表面有指头印，像有人摸过。
只有最里头那一扇，是那扇深绿的门。门缝里透出光，暖黄色，一闪一闪的，那是电视的光。
还有声音。
一开始很小，我以为是楼上的水管。走近了才听清，是电视，讲评书，说书人一句一顿，说的是《水浒》，讲到“武松提着刀”那一句，忽然断了。
我站在门外一米处。
电视声没了。
我不动，里面也不动。
我听见有人在里面走，拖着脚走，一步，停，一步，停。走到了门后，停住了。
我们之间隔着六公分的一块铁皮。
“我是物业的。”我说，声音比我预想的要稳，“抄表。麻烦您开下门。”
没有回应。
我又说了一遍，加了一句：“不抄也行，我明天再来。”
门后那个人没动。我能听见他的呼吸，很轻，带着点哨音，像风从一条窄缝里挤过去。
我在那儿站了大概三分钟。三分钟里，我听见他的手在门内侧摸了一下，摸到了锁，然后停住。
他没开门，也没走。
我退了半步，说：“那我明天来。”
转身的时候，我看见楼梯拐角的墙上有一行字。
粉笔写的，不高，大概在成年人胸口的位置，一笔一画，写得很慢：
“别答应他。”
我拍了照。
下楼的时候，我一直没有回头。走到一层，我发现自己手里攥着那把改锥，攥得掌心生疼。
那天晚上我把照片发给老曹。
他回得很快，只有三个字：“下来一趟。”
我到值班室的时候，他坐在椅子上，脚边放着一个旧铁盒，盒盖开着，里面全是钱，十块的、二十的、五十的，一沓一沓用皮筋扎着。
“你看清楚那字了？”他问。
“看清楚了。”
“那不是写给你的。”老曹说，“是写给二十年前那个人的。”
他把铁盒推到我面前。
“这是七万三千二。”他说，“二十年，一个月三百二。小苏，你帮我个忙——这钱我不要了，你替我扔了它。”
“扔了？”
“扔。”
“谁的钱？”
老曹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放在桌上。
“七号楼十一楼，一一〇一，住着一个人。”他说，“叫周德海。二〇〇四年三月，他从那一层掉下去，当场没了。户口注销了，赔偿领了，报纸上登过一小块。”
“可这户还在这儿交钱，交了二十年。”我说。
“对。”老曹的声音低下去，“我也想知道，交钱的是谁。”
第四章 那一小块报纸
老曹第二天带我去了街道的档案室。
屋子在地下，一开门就是纸的味道，潮的，霉的，混着樟脑丸。管档案的是个戴袖套的女同志，姓陈，认识老曹，没多问，把一册《二〇〇四年永安里片区大事记》从铁皮柜里抽出来，翻了十几页，指给我们看。
那一小块新闻，四行，字很小，标题是《永安里一男子坠楼身亡，警方排除他杀》。
内容：三月十七日晚，永安里七号楼一男子坠楼身亡，死者周德海，五十三岁，退休工人。经查，死者生前患脑血栓后遗症，行动不便，疑因病情与家庭矛盾，自高处坠落。家属已接通知处理善后。
“五十三岁，二〇〇四年。”我算了一下，“那他要是活着，今年七十三。”
“是。”老曹说。
“家属是谁？”
“老婆，刘桂英，住三〇一。”
我们在楼里见过这位老太太。七十来岁，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见人就笑，笑完了再说话。她是我名单上的第一户，最早交钥匙的，可她说要等到腊月才搬，我说行。
“赔偿领了。”老曹说，“当年是四万块，厂里加街道凑的。”
“这说明什么？”
老曹忽然说起另一件事。
“那年出殡，我去了。”他说，“物业得去个人，讲究。刘桂英在灵堂里哭，哭得昏过去两回。我扶过她一把，她手是凉的。”
“棺材呢？”
“闭着。”他说，“抬棺四个人，我是其中一个。”
他停顿了很久，把桌上那根空烟拿起来，又放下。
“小苏，那棺材很轻。”
“多轻？”
“轻得不像装了个人。”他说，“我当时想，许是骨灰盒。可讣告上写的是遗体告别。”
“你跟人说过吗？”
“跟谁说？”他反问我，“跟街道说？那四万块赔偿，是我陪着去领的。”
我没说话。
“二十年了。”老曹说，“我一直记着那一下的分量。手一抬，就知道里头不对。”
“说明这事儿结了。”老曹把档案推回去，“一颗钉子钉死了二十年。”
“可账没有结。”我说。
我从包里把那本物业费台账翻出来，铺在桌上。九五年到今年，每年一页，十行。第十一行，二十年，空着。
我指着那一片空白：“曹叔，这栋楼从九五年到二〇〇四年，一共十户，做账的人没写错过一次。从二〇〇四年开始，他的每一张表下面都空出一行，空得整整齐齐。”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做账的人知道这楼里还有第十一户。他不敢写名字，可他每一年都给这户留了一个位置。”
老曹盯着那片空白，喉咙动了一下。
“还有一个事。”我把手机翻到电表那张照片，“这块表没有编号，有人贴了胶布，胶布上写‘别拉闸’。二十年没断过电，没有水表，没有垃圾清运费，没有低保记录，没有户籍。”
“人不能这么活。”老曹说。
“能。”我说，“只要有电，有水，有人每天送饭。”
那天晚上我回到办公室，把十户的名单重新抄了一份，准备明天开始上门谈。
抄完我数了一下行数。
十一行。
我把纸翻过来对着灯看，背面是空白的。我又从头数了一遍，一〇一到一〇〇一，十行。可纸上的字有十一行。
最后一行的户号，写的是：
一一〇一。
笔迹是我的，那个“楼”字的勾，我写字有个毛病，会拖得特别长。
第五章 垃圾房里的那个人
我开始在楼里蹲点。
不是蹲十一楼，是蹲垃圾房。垃圾房在七号楼最北边，一间水泥棚子，摆着六个绿色的大桶。每天凌晨四点，环卫的车来收，那时候楼里最静。
第一晚，有风，我躲在楼梯间的暗影里，站了三个小时，冻得脚趾头没知觉，只看见一只野猫从桶里叼走半条鱼。
第二晚，下雨。来倒垃圾的有三个人：一个中年男人，一个老太太，还有一个穿着雨衣看不清脸。没有拖脚走路的人。
第三晚，我换了位置，蹲在垃圾房对面的车棚里。凌晨三点四十几分，铁门那边响了一声。
一个人拎着一个白色塑料袋进来，袋子不大，系得很紧。他穿一件洗到发白的旧棉袄，头上戴一顶褪色的毛线帽，低着头，一步一步走，右腿拖着，鞋底在地上蹭出一段长长的响。
他走到最里面那个桶前，把袋子放进去，没有扔。放得很轻，放完了还扶了一下，像怕它摔了。
放好之后，他站在那儿没有立刻走。他抬起头，往楼上看。
十一层的窗户，都封了木板。只有最东边那一间的木板，中间留了一条缝。
他就那么站着，仰着头，看了大概两分钟。
我从车棚里走出来，离他四米远，说了句：“这么早。”
他的肩膀动了一下，人没有转身。
“您是几楼的？”我又问，“我这儿名单上少了一户。”
他慢慢地转过身来。
毛线帽压到眉毛底下，露出一张脸。那张脸很瘦，皮肤薄，颧骨上的皮贴着骨头，眼窝陷进去，眼白很黄。右嘴角往下坠，坠得很明显，一条口水痕从嘴角一直拉到下巴，干了，泛着白。
他看着我。
我说不出话。
不是因为那张脸难看——是因为我在三〇一见过这张脸。刘桂英家门后的墙上挂着一个相框，黑白的，里面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厂里的工装，坐在一张藤椅上，笑。相框底下压着一条黑纱。
同一个人。只是相框里那个人，二十年前就死了。
他张了张嘴，舌头在嘴里动了动，很久才发出声音。那声音不像说话，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拉着一段生锈的铁丝。
“今天，”他说，“星期几？”
我没答上来。
他等了等，又问了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地挤：“今、天、星、期、几。”
“星期三。”我说。
他点点头，转过身，拎着空袋子往回走。右腿拖着，一步一步，走到楼梯口，扶着扶手，上去了。
我站在原地，听见他的脚步声在楼里一层一层往上，很慢，很稳，最后停在十层，然后有一段更轻的、五级的响。
第二天我又去了一趟垃圾房。
最里面那个桶已经被清过，桶底剩一层湿的黑水。我在桶边站了一会儿，蹲下去，把手伸进旁边那个还没倒的桶。
翻了三个袋子，翻出一袋东西：一个塑料药盒，硝苯地平控释片，三十片装，剩二十六片，盒底的批号是今年七月；半个馒头，硬了；一张电视报，圈了戏曲频道；还有一小块硬纸板，上面用铅笔写着两个字：星期二。
药是新的。
人还活着，还在吃药，还在数今天是星期几。
我把那块纸板揣进兜里，走出垃圾房的时候，后背的衣裳湿了一片，不知道是汗还是别的。
之后，什么都没有了。
第六章 三〇一
第二天上午我敲了三〇一的防盗门。
刘桂英来开门，围裙上沾着面粉，手上也是白的。她见了我，先笑：“小苏来了，进来坐。刚蒸了馒头。”
屋子很干净。一张八仙桌，两把椅子，墙上挂着那个相框，黑白照片，底下的黑纱颜色发白了。桌上摆着一盘馒头，四个，热气还在。
她给我倒了茶，玻璃杯，叶子浮在上面，一根一根立着。
“刘阿姨，”我说，“您男人，是哪年走的？”
她端茶的手没抖：“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七。”
“怎么走的？”
“从楼上掉下来的。”她说，“那天晚上他说想出去透透气，我拦不住。他脑血栓，脑子有时候清楚有时候不清楚。我在楼下找了他半夜，后来听见外头有人喊。”
“几楼？”
“十一楼。”
我看着她：“阿姨，这楼是十层。”
她笑了：“十层。我说十层，十几年了还说错。人老了，嘴不听使唤。”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翻到那张照片。凌晨四点的垃圾房，一个穿旧棉袄的男人，抬着头望着一扇留了缝的窗。
“这个人，”我说，“我见过。就住在这栋楼里。”
刘桂英的手停在杯沿上。
“他不是二十年前掉下去了吗？”
她盯着照片看了很久，脸上那层笑一点一点褪了下去，像墙上剥落的漆。
“我男人的腿，”她说，“是右腿。”
我没听懂。
“掉下来的时候，是左腿先着的地。”她说，“左腿断了。人抬走的时候，我看见他左腿弯着，弯得不成样子。”
她抬起头，眼睛很干：“照片上这个人，拖的是右腿。”
屋子里静了一会儿。馒头还在冒热气，白烟一缕一缕往上，散在天花板下面。
“阿姨，”我说，“他在楼上住了二十年。您每天给他送饭。”
她把杯子放下，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擦了很久。
“他是我男人。”她说，“他没死。可他不肯出门。他怕人看，怕人问，怕人说他活成了这个样子。那年厂里来人谈赔偿，说要认定他‘因病坠楼’，只要人‘没了’，家里能拿四万。我就说，那就没了。”
“那户口呢？户籍呢？退休金呢？”
“派出所那边来核过一次，我在楼下哭了一场，他们就没再核。”她说，“退休金……头两年停了。后来小军去跑，跑回来了，说是老工人，按月发。”
“小军是谁？”
“我儿子。”她说，“他今年四十一，在外头做工程。”
“婶子。”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硬，“这不是‘没出门’，这是关着。二十年。”
她忽然站起来，椅子在地上刮了一声。
“我给他开门了！”她说，声音一下子高了，“我每天都给他送饭！我没锁过门！”
“那门是谁锁的？”
她不说话了。
楼道里传来脚步声。不快，一步一步，踩着楼梯上来。走到三〇一门口，停住。
门没有关。一个男人站在门口，四十一二岁，短发，穿一件黑色夹克，手里拎着两袋水果。
第七章 三〇二的女人
我去找三〇二的女人，是在从三〇一出来的第二天。
她叫李慧，四十二，在超市收银，上晚班。我去的时候她刚下班，头发还湿着，手里拎着一袋打折的馒头。
她开门，看见是我，没有让我进去。
“苏小姐。”
“李姐，我问一句话就走。”
她把门带了一半，用身体挡着：“你别在楼里说。”
我们下了楼，站在楼后那片空地上。草很高，风一吹，草尖一齐倒。
“九九年冬天，”我说，“你把周叔从二层扶回了十一楼。”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鞋。
“那年你二十四。”
“我今年四十二。”她说，“二十年了。你知道二十年是什么概念吗？我儿子从出生到高考，全在这栋楼里。”
“那天你扶他，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对不起。”她把馒头换到另一只手，“他说给我添麻烦了。”
“你收钱了吗？”
“第二天刘桂英给我送五十块。”她说，“我没要。她把钱压在我家门缝里，压了三回，我收了一回。”
“为什么收？”
“因为我怕。”她抬起头，“苏小姐，我不是怕他们。我是怕这楼里别人知道我没收。十户人都在拿，我不拿，我就是那个多嘴的。”
她忽然笑了一下，笑得很苦。
“你知道这楼里的房租多少钱吗？”
“不知道。”
“我这一套，一个月一百八。外头同样的，一千二。”她说，“这楼是厂里分的房，后来厂子没了，房子就这么含糊着。街道一年来收一次租，收得也不认真。”
“所以你不敢搬。”
“我搬不起。”她说，“我男人在超市搬货，一个月三千二。我一千九。孩子上学，老人吃药。我在这楼里住了二十年，因为这楼便宜。便宜到我不敢问它为什么便宜。”
风把草吹得响。远处有人在跳广场舞，音乐一阵一阵。
“我儿子今年高考。”她忽然说，“他成绩好，老师说能上一本。他在这片区上的小学、初中，学籍都在这儿。”
“李姐。”
“你别在这时候闹。”她的声音低下去，“你一闹，楼一查封，我们连这一百八都没了。孩子考完再说，行不行？”
我看着她。她眼睛红了，但没有哭。
“李姐，”我说，“周叔在那屋里，二十年。”
她没有答。
她转身上楼，走到楼梯口，忽然停住，背对着我说了一句。
“有一年，他病了，发烧，烧得说胡话。我半夜听见他在楼上喊，喊的是‘放我出去’。”
“然后呢？”
“我坐在床上听了两个钟头。”她说，“后来他就不喊了。”
她忽然问我：“你见过他现在的样子吗？”
“见过。”
“他以前不是那样。”她说，“他以前每天早上在楼下扫地，扫完给每家送一瓶开水。他手巧，谁家水管坏了都找他。他出事那年，我儿子才两岁。”
她抬起手，指了指楼上。
“我儿子现在一米八。”她说，“他不知道这楼里有个人。”
第八章 他叫周小军
周小军把水果放在桌上，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他妈一眼。
“妈，您先回屋。”
刘桂英没动，两只手在围裙上搓。
“回屋。”他又说了一遍，声音不高，可她立刻就进里屋了，门带上了。
他拉过椅子坐下，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抬头看我。那张脸不难看，眉眼都正，只是眼睛下面挂着两团青，像很久没睡。
“苏小姐。”他说，“我妈说话不周全，你别往心里去。”
“你爸还活着。”
他没否认，也没承认。他从夹克内袋里摸出一包烟，抖出一根，没点，含在嘴里。
“你上去过？”
“上过。”
“他跟你说话了？”
“问我今天星期几。”
周小军笑了，笑得很难受：“他天天问这个。问谁都是这一句。”
“你关了他二十年。”
“我没关他。”他把烟从嘴里拿出来，“他自己不肯下那五级楼梯。第一年我劝过，第二年我背他下去过一回，他在楼底下抖得站不住，回来就犯了病，半边身子又硬了。往后他自己就不下了。”
“门锁呢？”
“锁是我加的。”他说，“防他半夜自己走。他脑子一阵清楚一阵糊涂，有回半夜摸到楼梯口，差点滚下去。”
“这话你自己信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把身体往前倾了倾。
“苏小姐，我跟你算笔账。”他说，“我爸是厂里的老工人，退休金一个月两千一。二〇〇四年厂里改制，那笔钱要一次性买断，是四万。我妈领了。领了以后，派出所来核，街道来核，来来回回四趟，最后一趟我跟他们说我爸的骨灰撒江里了，没留。”
“二十年，两千一一个月。”我说，“五万零四百一年。二十年，一百多万。”
“没那么多。”他说，“前八年一千三百多，涨上来才是两千。加起来七十来万。”
“七十来万，够你把你爸关在十一楼二十年。”
“不是钱。”他说，声音忽然硬了，“我一年挣三十万，我做工程，我不缺这点钱。”
他忽然笑了，笑得不太好看。
“你一个月四千八。”他说，“扣完五险一金剩四千二。你为了两万提成跑到这楼里来，跟我讲良心？”
“那你为什么不停？”
他不说话了。
“因为一停，就得说清楚。”我说，“你妈领了四万赔偿，等于承认人死了。人一活，那四万是骗的，二十年的退休金也是骗的。你妈七十了，这事一捅出去，第一个进去的是她。你不敢停，是因为停了就是自首。”
他把烟捏扁，捏成一团，攥在手心里。
“苏小姐，”他抬起头，“你今年二十四。你清退十户，挣两万。你把这栋楼清完，公司给你升一级，明年换一栋楼。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名单上多一户。”
“名单上十户。”他站起来，“年底我们搬。人我带走，找个地方安置。这楼一拆，什么都不会剩下。”
他掏出钱包，抽出一沓钱放在桌上，没数，看厚度有两千。
“拿着。”他说，“就当没上去过。”
我没拿。
他也没再劝，把钱收回钱包，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我一眼。
“苏小姐，”他说，“这楼里的人都挺好的。你别让他们为难。”
第九章 半夜的敲门
那天我从三〇一下楼，回到出租屋，已经十点多。
我住在城南一栋老居民楼里，一间半地下的房子，窗户对着后院，房租一千一。
我洗了脸，坐在床边，把白天的事写在本子上。写到“周德海”“二十年”“每月三百二”这几个字的时候，笔停住了。
有人敲门。
三下，很轻，节奏很稳。
我看了一眼手机，十点四十七。
我住这屋三个月，来敲过门的只有送外卖的。那天我没点外卖。
我走到门后，没有出声。
“谁？”
门外没有声音。
我把眼睛贴上猫眼。老式的凸透镜，外面的走廊被压成一团发黄的糊影，灯亮着，没有人。
我又问了一遍：“谁？”
还是没有。
我等了大概一分钟。走廊的声控灯灭了，三十秒一灭，我数着，一、二、三。
门外彻底黑了。
我退后半步，去摸手机，想打给房东。就在这时，门底下塞进来一张纸。
很薄，从缝里滑进来，滑到我的拖鞋边上，停住。
我蹲下去，没有立刻捡。先看了一眼门缝，外面黑着。
纸是一张超市的购物小票。背面用圆珠笔写了四个字，笔画很硬，收尾收得很急：
“别再上楼。”
我打开门。
走廊空的。灯亮了，白得刺眼。楼梯口那边有一声很轻的响，像是有人下楼，一步两级，很快就没了。
我追到楼梯口往下看。声控灯一层一层亮，一层一层灭，从六层一直亮到底，然后灭了。
我回到屋里，把门反锁，搬了张椅子顶在门后。
那张小票我留着。票上打的时间是当晚九点二十六，买的东西是一袋盐、一包挂面。
一袋盐，一包挂面。楼下那家超市比外头贵两毛，我从来不买。
那天夜里我给派出所打了电话。
接线的是个女声，问我地址、姓名、发生了什么。我说有人在我门上塞了纸条，让我别查一栋楼的事。
她问：“对方有没有对你进行人身威胁？有没有身体接触？”
“没有。”
“有没有财物损失？”
“没有。”
“那我们先登记。”她说，“你要是觉得不安全，可以到派出所做个备案。”
“备案有用吗？”
“我们会关注。”她说。
电话挂了以后，我在门后坐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出门，我在门把手上缠了一根线头，线头连着门框，谁推门，线就断。我又在门口的水泥地上薄薄撒了一层面粉。这是我外婆教的土办法，她说她年轻时一个人住，这个比什么都灵。
晚上回来，线头断了。
面粉上有脚印。两个，一进一出，鞋底的花纹很清楚。四十二码，男鞋，右脚外侧磨得厉害。
我住在六层，走廊尽头，只有我这一个门。
第二天我去查了那张票。
楼下那家小超市的老板姓黄，四十多岁，正在给冰柜除霜。我把票给他看，问他记不记得那晚九点多谁买的一袋盐、一包挂面。
他扫了一眼：“这票是不是我这儿的？”
“是。票号是你们的。”
“那晚我不在。”他说，“我九点就上楼了，我老婆看店。”
他喊了一嗓子，里屋出来一个女人，围裙上别着一支笔。她看了看票，想了想。
“有个男的。”她说，“四十来岁，穿黑夹克，戴帽子。买了一袋盐、一包挂面，还问我有没有烟。”
“什么烟？”
“十五块的。我们这儿最便宜的。”
“他平时来吗？”
“不常来。”她说，“我记得他是因为他买盐。那天夜里下雨，谁家会半夜买盐。”
我谢了他们，出门的时候听见那女人在后头跟她男人说：“就是那回，那人问了句七号楼拆不拆。”
第十章 整栋楼都在看
那天我下楼，走到三层，听见背后有一声门响。
很轻，是那种把门开一条缝又赶紧合上的响。我站着没动，等了半分钟，三层走廊里四扇门，都关着。
第二天我开始一户一户地回访。
一〇一的老两口，男的姓赵，开门的时候笑得很客气，一听我问十一楼，脸上的笑就收了：“我们不管那事，我们明年就搬。”
二〇二住着一个单身女人，四十上下，在超市上班。我说起十一楼，她把门往里带了一半：“不知道，我夜里不出门。”
四〇一是个修车的，手上油还没洗。他把手插进裤兜，靠着门框：“小苏，你是读书人，你听我一句。这楼里的事，二十年了，谁都知道一点，谁都不往下说。你要真想管，你就往上头报，别在楼里问。”
五层那个放收音机的老头姓许，最痛快。
他把我拉进屋，关了门，从柜子里拿出一本账，蓝皮，边角磨圆了，翻开是手写的，一笔一笔，写着年月和金额。
“从九七年开始。”他说，“每月五十，刘桂英给。一家一份，十家，五百。”
“什么名义？”
“看楼费。”他笑了一下，“名字好听。其实就是嘴钱。”
“谁的嘴？”
“我们的嘴。”他指了指自己的嘴，“这楼里十户，每月五十，拿了二十年。拿了钱，就要装作不知道十一楼有人。有人问，就说那户早搬了。有生人上楼，得赶紧给刘桂英说一声。”
我翻着那本账。整整二十年，一笔不落。后面几页，是他自己的字，写得很小，一行一行，记着楼里的事：谁家孩子考上大学，谁家老头走了，哪年停水，哪年停电。
“您为什么记这个？”
“我怕。”老头说，“我怕有一天这钱不给了，我得知道欠了人家多少。”
“您不觉得这事不对？”
“觉得。”他把账合上，两只手压在封面上，压得很平，“二十年前我也觉得不对。可一年五十，十年五百，二十年一千。钱不多，可你拿了，你就成了他们一伙的。到后来，谁也不敢先开口。”
他抬起头看我：“小苏，这楼里不是一个人做了恶。是十户人，一年一年，把嘴卖了。
“还有一件事。”他把账本翻到中间一页，指着九八年的那一行，“那一年涨到八十。”
“为什么涨？”
“因为那一年有人上来了。”他说，“房管所来了个查表的，上到十层，看见十一层有灯。第二天刘桂英就把钱涨到八十，一家一家送。送到我这儿，跟我说了一句：许师傅，您眼神不好。”
“您怎么答的？”
“我说我眼神是不好。”他说，“我那年五十六，眼还没花。””
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名单本不见了。
我把抽屉翻了一遍，桌上一层一层地翻，都没有。那本蓝皮的名单是我从公司领的，上面有十户的名字、电话、缴费记录，还有我自己在路上记的一堆字。
我打开电脑，照片文件夹里，那个凌晨四点的垃圾房，那个十一楼的门牌，那个电表上“别拉闸”的胶布，全没了。
回收站是空的。
我坐在椅子上，手放在键盘上，坐了很久。
办公室的门锁是好的，窗户关着。钥匙只有两把，一把在我包里，一把在楼下值班室老曹那儿。
第十一章 我把账算给全楼听
我在楼道的二层平台上摆了张桌子。
一张折叠桌，就是清退时用来签协议的那种，四条腿不平，垫了半块砖。
晚上七点，我挨户敲门，一共敲了十户，九户在家。我说了一句话：“下来算个账。”
这句话对这些人有用。这楼里的人最怕的就是账。
七点一刻，二层平台上站了八个人。许老头在楼梯口搬了个塑料凳坐着，手里抱着他的蓝皮账本。四〇一那个修车的王师傅靠在扶手上抽烟。三〇二李慧站在最后头，手里拎着个塑料袋，袋子装着打折的馒头。二〇二的女人抱着胳膊，一脸不耐烦。
刘桂英没下来。她站在三〇一门口，隔着门缝往外看。
“苏小姐。”王师傅先开的口，“你要算账，算什么账？”
我把手里的纸摊开。
“二十年，十户，每月五十，一年六百，二十年一万二。”我念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念，“这钱谁给的，谁收的，为什么给，我不说了，各位心里都清楚。我今天只算一个数。”
我把纸举起来。
“一万二。二十年。一户。”
楼道里没人说话。五层那家放收音机的，把声音关小了。
“三〇一，刘桂英。”我念。
三〇一的门缝里有一点响。
“三〇二，李慧。”
李慧把头低下去，看着自己的塑料袋。
“四〇一，王建军。”
王师傅把烟从嘴里拿下来，看了看，扔在地上，用脚碾了。
“五〇一，许守义。”
许老头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举起来：“我这儿都记着。二十年，一千二，我算过了。”
“您算的是拿进。”我说，“我算的是拿什么换的。”
我把纸翻到背面。
“各位，这二十年，你们每人拿了一万二，一共十二万。这十二万换的是什么，我替你们说：换的是一个活人，在一间二十平米的屋子里，坐了二十年。”
终于有人开口了。
“苏小姐。”二〇二的女人说，“我们不想的。”
“我知道。”我说，“不想，可拿了。”
“那时候谁知道啊。”她说，“九七年，五十块钱还能买一袋面。人家送上门，说这是看楼费，谁不拿？”
“拿了一年，第二年可以不拿。”我说，“第二年不拿，第三年也可以。您拿了二十年，一共二十四次。”
她把嘴闭上了。
“我不跟你们讲良心。”我说，“良心不值钱，讲了也没用。我就讲一件事：这钱，谁拿了，谁给我写下来。”
我从包里抽出一沓白纸，拍在桌上。
“写清楚：我叫什么，哪一户，从哪一年拿到哪一年，一共多少钱。签上名，按手印。”
“凭什么？”王师傅说。
“凭这栋楼要拆了。”我说，“拆完，你们拿了什么，什么都留不下来，钱也留不下来。将来这案子要是翻，警察一户一户问，你们说的每一句都得对得上账。你们现在写下来，是把话说清楚。不写，将来就是别人替你们说。”
楼道里静了很久。
许老头先站起来。他走到桌前，拿起笔，写了两行，签了名，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印泥盒，按了个手印。那印泥盒旧得发黑，他按得很用力。
“我拿了二十年，一千二。”他说，“我认。”
他把纸推回去，退到一边，站在墙根，两只手垂着。
第二个是李慧。她写字很慢，写到“一共一万二”的时候停了停，抬头看了我一眼。
“写吧。”我说。
她写完，按了手印，把笔放下，忽然说了一句：“我儿子今年高考。”
“我知道。”我说。
王师傅是第三个。他把烟掐了，走过来，字写得很难看，可一笔没漏。写到最后一行，他忽然从皮夹里抽出一沓钱，放在桌上。
“这是一千二。”他说，“我拿多少，退多少。”
“你退给谁？”
“我不知道。”他说，“先放这儿。”
我看着那一沓钱。钱是旧的，用一根橡皮筋扎着，捆得很紧，看得出放了很久。
“王师傅。”我说，“这钱您拿回去。”
“为什么？”
“因为您欠的不是钱。”我说，“您欠的是一句话。二十年前该说的一句话。”
他把钱收回去了，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没再说话。
“还差五户。”我说。
接下来的四户，一个一个上来写。有的一边写一边骂，骂自己，也骂别人。写完了都不看我，走的时候脚步很快。
最后一张纸空着。
“三〇一还没写。”二〇二的女人说。
“她不写。”我说。
楼道尽头有一声门响。
周小军从楼梯口走上来。
他今天没拎水果，穿一件黑夹克，两只手插在口袋里。他上了几级台阶，站在比我们高一层的位置，往下看。
“苏小姐，”他说，“好手段。”
“不是手段。”我说，“我是账房。账要算清。”
“你算得清钱。”他说，“算不清人。”
“人我也算了。”我抬起头，“十户，十张嘴，一年六百块。便宜。”
楼道里安静得能听见楼上水管里的水声。
周小军笑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叼在嘴里，没点。
“我给你三天。”他说，“三天以后，这楼里不许再有生人上来。你要是还想算，你上我那儿算。我公司在城南，门牌号我给你。”
“我不去。”
“那你就在这儿等。”他说，“等到这楼拆。”
他从台阶上下来，走过那张桌子，忽然停下来，低头看了看那几张写了名字按了手印的纸。
他伸手拿了一张，看了看。
“许守义。”他念了一声，把纸放回去，摆得很正，“许叔，您这字，二十年了，还是这么硬。”
许老头站在墙根，没有抬头。
周小军走了。楼道里那些人一个一个散了，谁也没说话。桌子上的纸被我收起来，塞进包里，跟那份名单放在一起。
我下楼的时候，李慧在楼梯口等我。
“苏小姐，”她说，“你今天这一出，是不是太狠了？”
“狠吗？”
“你把大家的脸都撕了。”她说，“他们以后怎么做人？”
我看着她：“李姐，他们二十年都在做人。只有一个人没做人。”
她张了张嘴，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上楼了。
第十二章 公司让我别管
第二天上午，我给区域经理打了电话。
经理姓方，三十五岁，电话里永远有一堆背景音，开会、开车、饭局。
“七号楼清得怎么样？”
“十户签了九户。”我说，“方经理，这楼里有情况。”
我把事情讲了，讲得很短，只讲事实：第十一户，住在里面的人，二十年前的死亡登记，每个月三百二的现金。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
“小苏，”他说，“你是清退专员，不是警察。”
“我知道。”
“你签过保密协议。”
“我签的是客户信息保密。”
“这栋楼的甲方是开发商。”他说，“你要是把事闹大，楼一封，年底清不完，你两万提成没了，我这个季度的考核也没了。”
“要是里头真关着一个人呢？”
“那你报警。”他说，“报警是你的事，别用公司的名义。”
“我报了。”
“报了就完了。”他说，“警察管不管，是警察的事。你从今天起，七号楼先放一放，我给你排了另外两栋。”
我没说话。
“小苏，”他放缓了语气，“你二十四，干这行两年。这种事你见过几回？”
“第一回。”
“以后你会见很多回。”他说，“每一栋要拆的楼里，都有一两户人家有故事。你要是每一户都管，你一年干不完一栋。”
电话挂了。
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那栋七号楼。十一层的窗户，木板缝里漏出一点光。
那天下午我跑了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街道房管科。我问七号楼一一〇一的产权。办事的人翻了半小时，说这栋楼是单位自管房，产权没清过，一一〇一在本子上是“已注销”。
第二个是厂里的留守处。厂子〇八年改制，留守处在两间小平房里，坐着两个老头。查退休名册，周德海，二〇〇三年病退，二〇〇四年四月停发，二〇〇五年六月恢复发放。
“为什么停了一年又恢复？”
老头抬头看我：“他家里人来跑过。说人还活着，是街道核错了。”
“那你们就恢复了？”
“我们看手续。”他说，“手续齐全。”
第三个是邮政储蓄所。周德海的退休金账户，一个绿皮本子，每个月打入，每个月有人来柜台取现，不转账，不刷卡，全部现金。
柜员记得那个人。
“一个女的，五十来岁，戴头巾。”她说，“每个月十五号前后，很准。取了就走，不排队，不跟我们说话。”
“最近还来过吗？”
“上个月来过。”
我在储蓄所门口站了很久。
二十年，七十七万，一笔一笔从这个柜台取出去，走进那栋楼的楼道。
那天夜里我在本子上列了一张表。左边是钱，右边是日子。
七十七万八千四百块。二十年。七千三百天。
一天一百零六块。
我把这一行字圈起来，看了很久。这一百零六块里，有多少是药，多少是米，多少是每月塞进值班室门缝的那三百二，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个人一天值一百零六块。这楼里十户人，一户一年六百，就能把嘴闭上。
第十三章 没有尸体的那一页
马警官帮我查了当年的出警记录。
他那几天态度有点变。我第三次去派出所的时候，他没让我在门口等，把我带进了里间的办公室，给我倒了杯水。
“你说的那个周德海，”他说，“我调了档案。”
他从抽屉里抽出一张复印件，纸是黄的，边角卷着，字是手写的，蓝色钢笔，有些地方洇了。
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七日，夜二十一时四十分，接群众报警，称永安里七号楼有人坠楼。民警到场，现场位于该楼北侧空地。到场时未见伤者，经了解，伤者已被邻居抬往医院。后经医院确认，周德海，男，五十三岁，死亡。
“你看这儿。”马警官用手指点着一行字。
那行写着：遗体由家属自行联系殡仪馆处理。
“没有殡仪馆的名字。”他说，“没有死亡证明的编号，没有家属签字。底下只有一个民警的签名，姓魏。”
“这份记录能证明什么？”
“证明当年这个案子办得很粗。”他说，“二〇〇四年，一天十几起警，人已经‘送医院了’，现场又没尸体，民警就在医院补了个手续。”
“那医院那边呢？”
“医院二〇一二年拆了，档案并到市二院。我托人查了，查不到周德海的死亡记录。”
我没说话。
“小苏，”马警官把复印件推给我，“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让你去查。我是想让你知道，这事儿比你想的大。二十年了，一层一层都签过字，都盖过章。你现在手里有什么？”
“一栋要拆的楼。”我说，“一个还活着的人。”
他看着我，看了几秒，把杯子往我这边推了推。
“还有一个人。”他说，“当年出现场那个民警，姓魏，退休了，就住在这片。你可以去找他。他退了十二年，说话没人管了。”
魏老头住在永安里三号楼，一楼，一间半的屋子，门口摆着一排空酒瓶，瓶口朝下，摆得极整齐。
他七十三，耳朵有点背，说话声音很大。
我说明来意，他先是不吭声，把手里的瓜子一颗一颗剥完，剥了一小堆。
“那晚上我去过。”他说，“我记得清清楚楚。三月十七，下小雨，路滑。”
“您到的时候，人在哪儿？”
“在地上。”他说，“楼后头那片空地，靠墙根。有血，不多，一小片。人已经被抬走了，抬走的是楼里几个邻居，说送医院。”
“您看见是谁抬的吗？”
“天黑。”他说，“就看见三四个人，抬着一块门板。有个人在前面打手电。”
“那您后来去医院了？”
“去了。”他说，“医院说人没了。我在走廊里补的手续。家属在哭，一个女的，五十来岁。她给我递了一张纸，说是死亡证明，我看了看，收下了。”
“您看过尸体吗？”
老头把手里最后一颗瓜子放下。
“小苏，”他说，“我干了三十年警察。我这辈子就办错过这一件。”
他抬起头。
“我没看见尸体。我在医院走廊里站了两个钟头，没看见尸体。家属说已经送太平间了，太平间锁着门，说管理员下班了。我就走了。”
屋子里静了一会儿，外头有人在楼下喊孩子回家吃饭。
“您后来没想过再查？”
“查过。”他说，“第二年我调过那个案子的卷，卷里有一张死亡证明的复印件，盖章是厂医院的。二〇〇五年厂医院撤了。我拿着那张纸去问，人家说这章的编码不对。”
“编码不对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那章不是厂医院盖的。”他说，“也可能是老章，也可能不是。”
他把酒瓶挪了挪，让我坐下。
“我那时候四十来岁，孩子上初中，家里一摊事。”他说，“我把这事往上一报，报了三回，没人接。第四回，所里领导跟我说，老魏，你别翻了，翻出来你自己也担不起。”
“所以您就没翻。”
“我没翻。”他说，“我退了休，搬回这楼里住。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那天晚上没掀开那块布看一眼。”
他忽然问我：“那人还活着？”
“活着。”
老头低下头，手在膝盖上按了很久。
“他多大了？”
“七十三。”
“跟我一样大。”他说。
他站起来，走到柜子前，从最下层摸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枚旧警徽，还有一张纸。
那张纸是一份手写的说明，字很小，写了两页。
“这个你拿着。”他说，“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七日，民警魏某某到场未验尸，手续不全。我签了名，按了手印。哪天要上法庭，我去。”
我把那张纸接过来，纸很轻，可拿在手里往下坠。
第十四章 十一楼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派出所。
接待我的是个三十来岁的民警，姓马，桌上摆着半个凉了的包子。我把事情从头讲了一遍，讲了四十分钟。
他听完，把包子推远，抽了张纸，写了两行，抬头问：“你有什么证据？”
“门牌、电表、录音、照片——照片被删了。”
“被谁删的？”
“不知道。”
“你有没有被人威胁、限制人身自由？”
“没有。”我说，“他给了我两千块钱，我没要。”
“那你现在能带我们上去，门能打开吗？”
我想了想：“能。”
“行。”他说，“你下午两点来，我带两个人和你一起上去。”
下午两点，我到派出所，马警官在。他看了看表，说所里刚接了个案子，出了两辆车，人手不够，让我等通知。
我等到了四点半。
四点半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今天过不去了，明天。
第二天的明天，也没有人。
我明白了一件事：一栋要拆的楼，一份没有照片的举报，一个二十四岁的清退专员。这种事排不上队。
我开始自己想办法。
我买了支录音笔，一百八十块，能录八个小时。我又把那份物业费台账复印了两份，一份塞在包里，一份留在办公室的抽屉里。
星期五上午十点，我一个人上了十一楼。
铁皮门开着。
不是虚掩，是开着的，往里开了半尺，露出一条黑缝。走廊里那盏灯亮着，很暗，光落在门缝上，像一条刀口。
我在门外站了一会儿，说了句：“周叔，我进来了。”
没人答。
我推门进去。
屋子里二十来平米，一张单人床靠墙，一床旧棉被叠得很方。床头一个小桌，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一个药盒、一副老花镜。电视开着，声音很小，屏幕上在放广告。
墙，从床头一直延到窗边，密密麻麻刻满了东西。
一道一道，五个一组，横竖叉着。全是“正”字。
我走近了看。每一个“正”字都刻得很深，是用硬东西一点点凿的，凿痕里落了灰，灰是黑的。最上面一排的字很大，越往下越小，越到后面越潦草，最后几排几乎是划出来的。
我从上往下数了一列。一列四十个。
我数了八列，就数不下去了。
周德海坐在床边。
他今天没戴帽子，头发全白了，稀稀的，头皮看得见。两手放在膝盖上，背驼得很厉害，整个人缩成一小团。
“周叔。”我说，“您为什么不走？”
他没抬头。电视里在放洗衣粉广告，一个女人笑得很响。
“我走不了。”他说。
“门开着。您现在就能下楼。”
“我下去了。”他说，“我下去了，小军要坐牢。桂英要坐牢。”
他抬起手，指了指墙。
“我数日子。”他说，“数了二十年。今天，星期五。你上回，星期三。中间隔了九天。”
我说不出话。
“我什么都记得。”他说，“我记得哪天停过水，哪天楼道里换过灯泡。我记得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楼下有小孩在堆人，笑声传上来，传了一整夜。”
他把手放下。
“我不怨他们。”他说，“我就是想有个人，跟我说说话。”
我掏出手机，打开相机。
“周叔，我得拍几张。”
镜头刚对准墙。
后脑一凉。
有东西顶在我的后脑上，硬，冷，像一根铁棍。周小军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很平，一点也不急。
“苏小姐，”他说，“我说过，别让他们为难。”
门在他身后，被他的手一带，合上了。
第十五章 门里的十七个小时
那根东西是拖把杆。
周小军从我手里拿走手机，塞进夹克口袋，然后把拖把杆靠在门边。他一句话也没多说，退出去，门合上，锁舌在外面转了一圈。
我扑到门上，拍了三分钟。门外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回头看周德海。他坐在床边，两手还是放在膝盖上，脸上没有一点惊讶。
“他常来？”
“不来。”他说，“一个月来一回，送米送药。今天来，是为你。”
我在屋里走了一圈。二十平米，一扇窗，窗户被木板钉死了，木板之间留了一条缝，两指宽。窗外是楼后的空地，长满了草。
屋里没有水龙头，墙角有一个塑料桶，桶里半桶水。床头桌上放着一个电热壶，一个搪瓷缸，一盒降压药，一包开了口的饼干。
没有一样能砸开锁的东西。电视是老的，显像管的，搬不动。
“周叔，”我说，“您这儿有纸吗？”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叠纸，是那种老式的物业费收据，背面空白，边缘卷了。
我用圆珠笔写了六张：
“十一楼一一〇一有人，被关。报警。”
写完我把纸条折成小条，从木板缝里往外塞。第一张掉下去了，落在草丛里。第二张我捏了个团，用力往外扔，飞出去了三四米。
我趴在那条缝上往下看。楼下是空的，草很高，风一吹，草尖一齐倒向一边。
我扔了六张，然后坐在地上等。
半个钟头以后，楼道里有脚步声。
有人从十层上来，走得很慢，走到门前，停住。我站起来，屏住气。
门缝底下塞进来一样东西，白色的，折成小条。
我捡起来。
是我自己的纸条。第三张，边角有我捏过的褶子。
背面多了一行字，铅笔写的，笔画很抖：
“别喊。明天有人来。”
我把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字不是周小军的，也不是刘桂英的。那笔迹我见过——五层那个姓许的老头，账本上写“停水”两个字的写法，横平竖直，收笔的时候会往上挑一点。
我把纸攥在手里，忽然觉得这屋子比刚才更冷。
天黑得很快。
周德海从床底下拖出一个铝盆，倒了半碗米，用电热壶烧水，煮了一锅稀饭。他给我盛了一碗，搪瓷缸，边沿磕掉了一块。
“吃。”他说。
我接过来。稀饭很烫，米粒没煮开，硬的。
“周叔，”我说，“您这二十年，一天吃几顿？”
“两顿。早上、晌午。”他说，“晚上不吃，省电。”
“电费谁交？”
他抬手指了指窗。
“月末有人来收。收完了把单子塞门底下。”
“那人是谁？”
“不知道。他戴帽子。他要是不戴帽子，我就知道他是谁了。”
我把缸子放下：“您就没想过跑？”
“跑过一次。”他说，“第三年，我趁小军送米，跟在他后头下的楼。走到二层，腿不行了，坐在楼梯上喘。楼下有人上来，把我扶回去了。扶我的是三〇二的女人，她男人在超市上班。她扶我上的时候一句话没说，扶到门口，跟我说了句‘周叔，您别难为我们’。”
他端起自己的碗，喝了一口，咽得很慢。
“我后来就想明白了。”他说，“我不是被一个人关起来的。”
我靠着墙坐在地上，忽然想起那张纸。
那晚我抄完名单，数出十一行，最后一行的户号是“一一〇一”，笔迹是我的。
我一直没想明白。现在想明白了：抄到第十户的时候，我脑子里全是那个门牌，手就跟着写下去了。
不是纸上有鬼。是我心里已经认了那一户。
夜里我没睡。
屋里只有一张床，他让我睡，我坐在墙根，靠着那面刻满“正”字的墙。字是硬的，硌得后背疼。
老式电视我开着，声音调到最小，屏幕上一直有画面。凌晨两点多，楼下传来发动机的声音，很近，就在楼后那条小路上。
车熄了火。
有车门关上的响，两下。然后是脚步，往上走。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把耳朵贴在铁皮上。脚步到了十层，转过来，走上了那五级楼梯。
我回头看周德海。他坐在床边，一动不动，眼睛看着地面。
“周叔。”我压低声音，“他们要带您走。”
他没抬头：“我知道。昨天小军跟我说了。他说这楼要拆，把我送到乡下去。”
“您想走吗？”
他抬起头看我。那张脸上的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不是害怕，也不是难过，是一种很钝的东西，像一块被磨平了的石头。
“我在这儿住了二十年。”他说，“我出去，谁认得我？”
脚步声到了门外。
我退到屋子中间，抓起那个塑料桶，把剩下的半桶水泼在门内的地上，然后把椅子搬到门后顶住，又抓起床头那个搪瓷缸，用尽力气砸在门板上。
“有人吗！”我喊，“救命！十一楼！一一〇一！”
门外停了。
“苏晚！”一个声音从楼梯那边传上来，很粗，喘着气，“小苏！你在里头？”
是老曹。
我从没听过这么难听的声音，也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声音。
“曹叔！”我把嘴贴在门缝上喊，“我在里头！门锁了！”
门外一阵乱响。钥匙、铁器碰在一起的声音，还有人在低声说话，说话的人不止一个。
然后，楼下传来一声很长的哨音，是警笛，从很远的地方过来，越来越近。
第十六章 铁门开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夜里的事。
老曹是下午发现不对的。我连着两天没去值班室拿钥匙，办公室的灯两天都亮着，他上来敲门，没人应。他从窗户往里看，桌上摊着那张复印的台账，人不在。
他没敢一个人上楼。他在楼下站了一夜，抽了半包烟。凌晨听见楼后有车，又听见十层有脚步，就跟着上来了。
他上到十层，听见我在喊，先是想踹门，发现门是铁的，踹不开。他折回楼下，打了报警电话，说七号楼十一楼有人被关着。
接电话的还是马警官。他问了一句：“十一楼？七号楼不是十层吗？”
老曹说：“你来就知道了。”
警车到的时候是凌晨三点二十。
后门那条路上停着一辆白色面包车，车头朝外，后备箱开着，里头铺了一条旧棉被。
周小军站在十层走廊里，两只手插在夹克口袋里，看见警察上来，没有跑。
马警官让他把手拿出来。他拿出来了，一只手还攥着车钥匙。
“门是我锁的。”他说，“里头是我爸。他年纪大了，我要送他去医院。”
“钥匙。”
他把钥匙递过去，手很稳。
“你叫什么？”
“周小军。”
“里头还有谁？”
他停了一下。
“一个物业的。”他说，“她自己上去的。”
马警官回头看了老曹一眼，老曹点头。
“她有没有被你限制人身自由？”
“门我锁了。”周小军说，“我怕我爸乱走。”
“我问的是她。”
周小军没有答。
他母亲刘桂英站在楼梯口的暗处，一直没有出声。警察的手电扫过去的时候，她抬手挡了一下脸，那只手上还戴着一只洗碗的胶手套。
“门是我锁的。”他说，“里头是我爸。他年纪大了，我要送他去医院。”
马警官让他把门打开。
他打开门的时候，我退了一步，后背撞在墙上。
灯亮着，屋里一片狼藉，水在地上摊开一片，椅子还顶着门，搪瓷缸滚在墙角。
周德海还是坐在床边，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马警官进去，弯下腰问他：“老人家，您叫什么？”
“周德海。”
“您住在这儿？”
“住了二十年。”
“有人不让您出去吗？”
周德海没有立刻答。他抬眼看了一下站在门口的周小军。
那一眼很长。
然后他说：“门锁着。”
周小军站在门口，两只手垂着。
马警官走过去：“周小军，你涉嫌非法拘禁，跟我们回所里一趟。”
“我爸有病。”周小军说，“你们不能带他走。”
“我们带的是你。”
手铐是那种老式的，铁环扣上去的时候响了一声，很轻。
楼下有哭声，从二层传上来，一声一声，很闷，像是被什么东西捂住了。
楼道里那些门还开着。有人探出半个身子看了一眼，又缩回去。
第十七章 抬出来
抬一个人下楼，需要四个人。
五级楼梯太窄，担架横不过来，只能斜着抬。马警官在前，老曹在后，另外两个协警扶着两侧。
周德海躺在担架上，两只手抓着担架的边，抓得很紧，指节发白。
出十层走廊的时候，楼道里的灯没开，光是从住户门缝里漏出来的。
一层、二层、三层……每一层的门都开着一条缝。有人站在缝后，没出来。有人干脆把门开了一尺，站在门口，看着担架过去。
没有人说话。
五层那个姓许的老头站在自家门口，手里拿着那本蓝皮账。
担架经过他面前的时候，他把账本翻开，翻到最后一页，念了一句。声音不大，可楼道里那么静，每个人都听见了。
“九七年到二〇一七年，十户，五百一个月。二十年，十二万。”
他把账本合上，放在担架边上。
“周德海，”他说，“这钱我拿了。我记在这儿。你要告我，我认。”
周德海的眼睛闭着。走到一层的时候，铁门被推开，外面的天刚开始泛白。
他忽然用手挡了一下眼睛。
不是挡光，是把手举起来，整个手掌贴在眼前，像有人要打他。
“亮。”他说，“太亮了。”
二十年，他第一次看见天。
那天早上，七号楼的院子里站了很多人。隔壁楼的大妈提着菜篮子站在铁门外，看了一会儿，走了。环卫的车照常来，工人把六个绿桶吊上车，没停。
那天上午院子里来了两拨人。
一拨是街道的，一个副主任带两个人，站在铁门外问了几句，记了几笔，走了。
另一拨是记者，一个年轻姑娘，举着手机拍，被物业的人拦在门外。她隔着铁门问：“里面住了多久？”
“二十年。”我说。
她把手机放下来，看着我：“二十年？”
“二十年。”
她张了张嘴，最后问：“这个能发吗？”
“不知道。”我说。
后来那篇稿子没发出来。我搜过，没有。
周小军和刘桂英被带去了派出所。刘桂英出门的时候走不动，两个女警扶着她。她走到院子里，回头往楼上看。
十层的窗户，一排木板。
我在派出所做笔录，做到中午。
马警官问了我很多遍，那门是什么时候锁的，我是什么时候被关进去的，屋里有什么，他有没有打我。
问到中途，他停下来，说：“你胆子不小。”
“我名单上多一户。”我说。
他没听懂，也没再问。
后来案子怎么定的，我是从法院的公告上看的。
周小军，犯诈骗罪、非法拘禁罪，数罪并罚，判了九年。
刘桂英，参与冒领退休金，因年满七十，认罪退赔，判了三年，缓刑四年。
那二十年冒领的退休金，一共七十三万八千四百元，全部追缴。加上二〇〇四年领的四万赔偿，一共七十七万八千四百元。
七十七万八千四百元。
一个人二十年的白天黑夜，摊到每一天，是一百零六块。
第十八章 尾声 一一〇一
那年冬天，七号楼拆了。
拆之前，我用三天时间把剩下九户的钥匙收齐。九户都很配合，签字，按手印，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四〇一那个修车师傅签字的时候，忽然说：“小苏，那事，我们……”
“签字吧。”我说。
他签了。
楼拆的那天我没去看。我请了假，在出租屋里睡了一整天。
后来同事发了几张照片给我。楼塌下来，砖和灰堆成一座小山，钢筋从里面伸出来，像一把乱插的签子。
我去了一趟。
废墟里能捡的东西不多。一块瓷砖，一个铁皮饼干盒，半截拖把杆。
我在一堆碎砖底下，摸到一块硬的、凉的东西，抠出来，是那块蓝底门牌。
一一〇一。
漆掉了一角，数字还看得清。我拿手擦了半天，擦出一层灰。
周德海在医院住了两个月。
诊断书上写着：重度营养不良，双下肢肌肉萎缩，骨质疏松，肺部感染。右腿有陈旧性骨折，从来没接过骨，长歪了。
护士说他刚进去那几天不肯睡床，一定要坐到地上，靠着墙。后来才慢慢肯躺。
他认人。认得刘桂英，认得周小军，认得那本蓝皮账的主人。他认不得白大褂，认不得走廊，认不得窗。
第一次看见窗外的树，他问：“那是什么在动？”
护士说：“是树叶。”
他说：“树叶会动？”
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是十一月。他坐在轮椅上，瘦得像一把收起来的伞。
他问我：“今天星期几？”
我说：“星期四。”
他想了一会儿：“我记成星期三了。”
“差一天。”
“我数了二十年。”他说，“我以为我一天没数错。”
他把手放在膝盖上，那个动作跟他在十一楼时一模一样。
“我少了一天。”他说，“不知道是哪一天少的。”
刘桂英在法院走廊里见过我一次。她穿着那件灰外套，头发还是梳得一丝不乱。她走过来，站在我面前，看了我很久。
“小苏，”她说，“我不是坏人。”
我说：“阿姨，您锁了门。”
她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转身走了。
警方的搜查记录里写着，从周小军的车里搜出两样东西：一本蓝色的名单本，一部旧手机。
名单本是我的，上面十户的名字、电话、缴费记录，还有我自己随手记的字。手机也是我的，照片全在里面。技术员把删掉的那些恢复了七张。
恢复出来的第一张，是十一楼那扇深绿的门。
许老头后来跟我说了一件事。
那晚我扔出去的纸条，是他在楼后草丛里捡的。他捏着那张纸条，在楼下站了半个钟头，最后上到十层，把它交给了周小军。
“我跟他说，这纸条得处理。”老头说，“他让我别管，他自己上了楼，又把纸条塞回门缝。”
“您为什么写‘明天有人来’？”
“我想让她别喊。”他说，“她一喊，全楼都得下来。全楼一下来，这事就成了全楼的事。”
许老头那本蓝皮账被收去做证据。他没有被起诉，罚了款，钱是他自己算的：二十年，一千二。他交完罚款又多交了两百，说是给周德海的营养费。
现在我把它放在家门口的鞋柜上。进门出门都能看见。
那件事之后，我改了一个毛病。
以前我进别人家，先看鞋柜，数门口摆了几双鞋，判断这户有几口人，有没有老人，好不好谈。
现在我进屋，先找电表。
看看那块表上的字，是不是还在走。
后来有人问我，那栋楼里到底有没有鬼。
我说有。
鬼就是十户人，一年六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