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1日，江州的秋雨下得没有尽头。下午四点，纺织机械厂家属区三排楼的地下室里，电镐的尖头咬进一面灰白色的水泥墙，碎渣溅在工人老孟脸上。他抹了一把，又凿一下，墙腔里掉出一截发黄的东西。他以为是废木料，弯腰去捡，指尖触到的是骨头——光滑、冰凉，还带着潮气。“停！都停！”工头吴德胜的嗓子劈了。二十几个人围过来，雨从没有玻璃的窗洞斜着灌进去，把那截骨头冲得发亮。没有一个人说话。半小时后警戒线拉起来，派出所的人先到，刑侦的人后到。天黑透时，那面墙被整块敲开，里面是一具完整的骸骨，蜷着，膝盖几乎顶住胸口，像一个人抱着自己，在黑暗里睡了很久。
第一章 水泥里的骨头
技侦的人在墙根支起两盏强光灯。灯一亮，地下室的潮气就显出形状，一缕一缕往上浮。法医蹲在碎块堆里，戴着手套的手指顺着骨头的走向摸，从颈椎摸到腰椎，动作很慢，像在拆一件不敢用力的东西。骸骨保存得出奇完整，水泥硬化之后几乎把空气隔断，二十多年里没有虫，没有水浸，连肋骨的弧度都还在。
雨越下越大。晚上七点多，一辆黑色越野车停在三排楼外的泥地上，车门一开，先下来的是分局办公室的人，撑着伞。后下来的是个穿深灰夹克的男人，五十多岁，头发梳得整齐，皮鞋踩在积水里也不躲。他的工作证在灯下一晃：郑国栋，江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老刑警们叫他“郑局”。他站在警戒线外，看了一会儿，忽然抬手，示意所有人安静，然后自己走到那面残墙前，伸出手，在墙的断面上抹了一下。指腹上留下一层灰。他把手插进裤兜，什么也没说。
警戒线外面，林知夏举着相机，隔着二十米的雨帘把这一幕拍了下来。她那天本来是来拍老厂房的，做一个“老厂记忆”的选题，拍筒子楼、拍褪色的门牌、拍那些还没搬走的老工人。结果拍到的是骨头。
“那面墙是哪年砌的？”她问边上撑伞的老太太。
老太太姓张，七十三岁，在这片宿舍区住了四十年。她想了想：“二〇〇三年秋天。那年地下室漏水，厂里派人来加固，新砌了好几面。”她顿了顿，又补一句：“那面墙后头原来是个配电间，早废了，平时根本没人去。”
林知夏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
十一月三日，DNA比对结果出来。江州市公安局通报：死者沈明远，男，失踪时五十一岁，生前系纺织机械厂社区卫生服务站内科医生。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夜离家后下落不明，家属报案，当年以失踪立案。
通报很短，评论区却炸了。本地论坛里有人把二十三年前的旧帖翻出来，标题一行黑体：《社区医生离奇失踪，妻与木匠涉嫌投毒被捕》。点进去，内容只有几百字，说的是当年那桩轰动全城的“杀夫案”。
林知夏那天下午回了趟报社，下到地下二层的资料室。灯管有一根坏了，忽明忽暗。她在落灰的报夹里翻了一个多小时，抽出一张二〇〇四年三月的报纸。
头版右下角，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一个女人低着头走下囚车，头发遮住半张脸，身后跟着两个穿制服的人。照片下面的字是——“被告人苏晚、周怀山涉嫌合谋投毒杀害亲夫一案，一审宣判”。
林知夏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复印机在旁边嗡嗡地响，白炽灯把她的影子压在墙上。
她把报纸折好，塞进包里。
第二章 白发女人
二〇二六年九月十八日，江州邻市的重刑犯监狱开了侧门。铁门拉开时有一声很闷的响，像有人在极远的地方叹了一口气。
苏晚走出来，手里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释放证明、一张户口迁移证、二百块现金和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她在门口站了大概十秒，抬手挡了一下太阳。二十二年没见过没有铁栏杆的天空，眼睛受不了。
没有人来接她。
她沿着围墙走到公路边，公路对面是一片新盖的厂房，蓝色的彩钢瓦，红色的招牌，跟她记忆里的东西一点也对不上。她在一个站牌下面坐了很久，等到一辆三轮车。车主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问她去哪儿。她说江州。男人愣了一下，说这儿就是江州，你要去哪个区。
她想了半天，说出了“纺织厂”三个字。
男人笑了一下：“纺织厂？拆了两年了。”
大巴驶进城的时候，苏晚一直贴着窗。高架桥，玻璃幕墙，过街天桥上挂着一整排广告灯箱。她认出了那条河，河还在，河岸边的法国梧桐粗了一圈，树皮裂开，露出里面浅色的木。
她住进了一家最便宜的旅馆，一夜四十五块。第二天早上，她洗了头，把白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很小的髻，然后出门。
“知夏工作室”的铜牌挂在老居民楼二层的铁门上，牌子擦得很亮。苏晚在门口站了三分钟才敲门。
门开了一条缝。开门的人三十岁上下，穿一件旧毛衣，头发用皮筋随便扎着。
“你是林知夏？”
“我是。”
苏晚的手一直垂在身侧，指尖发颤：“他没中毒，我知道。”
林知夏侧身让她进来。
那间屋子不大，一张长桌，两台电脑，墙上钉满了照片和打印出来的时间线。桌上有一只搪瓷杯，里面的茶已经凉了。苏晚坐下来，两只手扣在膝盖上，扣得很紧。
她开口的第一句话是：“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二号，晚上九点四十。”
那天晚上，沈明远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说胸口闷。他平时就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苏晚给他舌下含了两片，他缓了一会儿，说好点了。江州那年冬天来得早，屋里冷，他披着一件旧棉袄。
过了不到十分钟，他的脸白得像纸，额头上全是冷汗，一只手抓住胸口，另一只手在沙发扶手上抓了两下。
“我那时候在厂医务室当护士，我知道那是什么。”苏晚说，“我说你别动，我去打电话叫车。”
那时候家里没装电话。她跑下楼，跑到小卖部，拍开门，借了座机打一二〇。接线员问地址，她一句一句报清楚。
“我大概去了七分钟。我跑回来的时候，家门是开着的，灯亮着，他倒在地上，已经没有气了。”
她跪下去按人中，做心肺复苏，压了半个多小时。她记得自己一边压一边数，数到不知道多少下，胳膊全麻了，嗓子也哑了。
然后门被推开。
进来的是四个男人，穿着便衣。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三十多岁，个子高，脸上的线条很硬。他看了一眼地上的人，让人把门关上，然后对苏晚说了一句：“先别声张。”
他们把沈明远抬走了。苏晚跟到楼下，看着一辆面包车的尾灯拐出巷口，消失在雨里。
第二天一早，她去分局问。值班的民警翻了一本册子，抬头跟她说：沈明远昨晚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家里已经报了失踪。
“我说他不是走的，他是死在我家里的，尸体是你们拉走的。”苏晚的声音低下去，“他们说我悲伤过度，精神恍惚。”
三个月后，她被抓了。罪名是投毒杀夫。
那一年，江州所有的报纸都登了这件事。她记得审讯室里有一盏灯，灯很亮，照得人眼睛发疼。她一遍一遍说“他是心梗死的，我亲眼看着他断气”，没有人记录。后来她自己也不说了。
“为什么现在才说？”林知夏问。
苏晚抬起头。那双眼睛在二十二年里被磨得很平，平得几乎看不出情绪，但底下还有一点东西在动。
“说有什么用。我等他的骨头出来。”她说，“二〇二四年你们报道拆迁，我在监狱的电视上看到那面墙。我看到那个穿夹克的人在墙边站着。”
她顿了顿：“我认得他。那天晚上，是他让人把我丈夫抬走的。”
第三章 一份语焉不详的报告
林知夏花了两周时间，通过一位律师朋友，拿到了当年这桩案子部分卷宗的复印件。
卷宗一共三册，第一册是立案与破案经过，第三册是证人证言，第二册中间缺了整整九页。缺的是现场勘查笔录。复印出来的纸边是整齐的，没有人撕过的痕迹——那九页，从一开始就不在里面。
尸检报告只有半页纸。
“送检材料：胃内容物、肝组织（其余检材已遗失）。”
“检验结果：砷化物阳性。”
没有定量，没有检验方法，没有签名日期，结论栏上只有一个模糊的印章。
林知夏把这张纸对着窗看了很久。一份能定两个人死罪的报告，通篇加标点一共四十七个字。
负责当年尸检的法医叫韩慕山。她查了三天，找到他住在城南一条老街的旧楼里，八十一岁，半身不遂，被女儿接回家照看。
她去了两次。第一次，老人的女儿把她挡在门口，说他脑子不清楚了。第二次，她带了水果，坐在客厅的塑料凳上等了两个小时。老人被推出来，坐在轮椅上，眼睛半睁着，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
“韩老师，我想问二〇〇三年冬天，沈明远那个案子。”林知夏说。
老人的手指在被子上抓了一下。
“……记不清了。”他说。
“那份报告上只写了‘砷化物阳性’，没有方法，没有数据。您还记得当时用的是什么方法吗？”
老人的喉咙动了两下，眼睛忽然睁开一条缝，看着天花板，很久。
“古蔡氏……”他说，“银盐……比色……”
然后他闭上眼，再也不肯开口。他女儿把她请了出去，在楼道里小声说：“姑娘，他半年摔了一跤，脑子时好时坏。有些事他半夜会说梦话，说‘我没有’、‘我只写了一句’，你别再来了，他受不住。”
林知夏站在楼道里，闻着老楼里那种陈年煤灰的味道。
中药的事，是从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旧档案里翻出来的。慢性病门诊台账还在，纸已经发脆，用麻绳捆着。沈明远的名字在册子上出现了七十多次。处方里有一味“雄黄三分”，研末冲服，一周三剂，从二〇〇一年秋一直吃到二〇〇三年秋，整整两年。
她带着这张处方照片去见了省中医学院的一位老教授。老教授戴着老花镜看了半天，说雄黄是硫化砷，含砷，用量小，短期吃没什么，长期吃，砷会一点一点沉在骨头和毛发里。
“那会不会在尸检里查出砷？”林知夏问。
“会。”老教授说，“而且如果当年只做了胃内容物和肝组织，检材又在常温下放了些日子，腐败产生的硫化氢会干扰银盐比色。这种老方法本来就容易假阳性。一九八七年《法医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专门讲这个。”
林知夏那天晚上在工作室里坐到凌晨两点，把那份四十七个字的报告、那张处方照片、那篇文章的复印件并排摊在桌上。
她忽然意识到一个更硬的问题。
卷宗里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提到尸体在什么地方。
一个杀人的案子，办得轰轰烈烈，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最后改判死缓——却没有人问过一句：尸体呢？
第四章 老陈的酒
陈立民住在城郊王家桥，一栋自建的两层小楼，院子里种着辣椒和丝瓜。他六十八岁，退休七年，头发剃得很短，眼白里有点黄。
林知夏第一次去，院门锁着。第二次去，邻居说他去镇上赶集了。第三次去是傍晚，院门开着，他正蹲在台阶上剥毛豆。
他抬头看了一眼，站起来，把手上的毛豆壳在裤子上蹭掉：“你是为沈明远来的吧。”
“您怎么知道？”
“这片地方，这些年只有这一件事值得人来问。”他往屋里走，“进来吧。”
屋里有一张八仙桌，一瓶散装白酒，两个玻璃杯。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没有给客人倒。
“二〇〇三年冬天，沈砚来过分局。”他端着杯子，没喝，“他那时候十八岁，个子很高，穿一件旧校服，在传达室门口站了一下午。”
“他来做什么？”
“递申请。要求开棺复检。”老陈说，“他父亲没有尸体，家里只能埋了一副衣冠冢，就在城郊公墓的坡上，棺材里放了一双布鞋、一件棉袄、一个药箱。”
林知夏手里的笔停住了。
“空棺？”
“空的。”老陈说，“沈砚要开那副空棺，是想让所有人看见，父亲根本没有下葬。他把这个当成最后一根稻草。”
“谁驳的？”
“郑国栋。那时候他是分局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这案子他主办。”老陈的喉结动了一下，“他在楼道里，当着沈砚的面，把申请撕了。原话我记得清清楚楚——‘证据确凿，无需多此一举’。”
他把杯里的酒一口喝了。
“我当时站在门后头。我听见那孩子在楼道里哭。他哭得很压着，声音很小。”
林知夏没有立刻往下问。她等他把酒倒上第二杯。
“陈叔，”她终于开口，“一个办案的人，为什么怕开一副空棺？”
老陈的手停在半空。灯光从吊灯上落下来，把他的脸分成明暗两半。
他站起来，走进里屋，出来时手里捏着一张发黄的纸。纸是方格稿纸，边角卷起，上面的字是钢笔写的，一笔一画，抄得很整齐。
“心肌前壁可见灰白色梗死灶，约三乘四厘米；心包腔少量积液；胃内容物未见特殊气味，无蒜臭味。”
林知夏一句一句看下去，呼吸慢慢变浅。
这是心梗。这是很典型的心梗。这是当年那个法医在原始记录里写下、后来又在报告里删掉的东西。
“我抄的。”老陈说，“他写完，郑国栋让他重写一份。他把这张纸揉了扔进纸篓，我从纸篓里捡出来，抄了一份，原件我不敢留，烧了。”
“您为什么要抄？”
老陈端起酒碗，手抖得厉害，酒液洒在桌面上，顺着木纹流开。
“因为那晚我也在楼下。”
他说完这一句，就把嘴闭上了。屋里静得能听见院子里丝瓜藤被风吹动的声音。他把剩下的酒一口喝完，站起来，走到门口，背对着她。
“你回去吧。剩下的，我不说了。”
第五章 风暴
林知夏写了三篇报道。
第一篇叫《一面墙的二十三年》，讲那具骸骨，讲那面二〇〇三年秋天新砌的加固墙，讲一个副局长站在雨里用手抹墙灰的动作。
第二篇叫《丢失的九页笔录》，讲卷宗第二册那九页现场勘查记录，讲一份四十七个字的尸检报告。
第三篇叫《一副空棺》，讲沈砚在传达室门口站了一下午，讲楼道里被撕掉的申请，讲那句“证据确凿，无需多此一举”。
三篇稿子连着发出去，第四天上了全国热搜。评论区里有人把二〇〇四年的判决书全文贴了出来，有人在下面列时间线，有人翻出郑国栋这些年的履历——从副大队长到大队长，到分局副局长，到市局副局长，二十三年，一步没停。
十一月上旬，林知夏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声音很客气，说郑局想跟她聊聊，不谈公事，喝茶。
茶楼在江州最老的那条街上，二楼包间，窗外是河。郑国栋比新闻照片上显得疲惫，眼下有黑圈。他带了一个人，坐在旁边不说话。
“你今年三十岁吧。”他开口，“做这行不容易，我理解。但你写的东西，有些地方是推断，不是事实。”
“哪些地方？”
“墙是谁砌的，你没有证据。”他说，“没有证据的推断，写在报道里，是要出事的。”
他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你父亲在卫健委退休了吧。老人家身体还好？这个年纪，最怕被人打扰。”
林知夏把录音笔从包里拿出来，放到桌上，按下开关，红灯亮起来。
“郑局，您刚才这句话，我录下来了。”
包间里安静了几秒。郑国栋看着那支笔，忽然笑了一下，站起来，把茶杯放回桌上：“年轻人。”
他走了。门关上的时候，林知夏发现自己的手心全是汗。
沈砚是十一月十号回的江州。
他四十一岁，在深圳做建筑设计，个子高，穿深色大衣，说话很慢。他先去了殡仪馆的临时告别厅，那里存放着他父亲的骸骨，编号A-1147。
苏晚在门口等着。两个人隔着三米站着，谁也没有先动。
“这些年，我一直以为是你。”沈砚说。
“我知道。”苏晚说。
“我十八岁那年，觉得是你和周怀山害死了他。我在传达室门口站了一下午，人家把我的申请撕了，我回来就把你的照片从相框里剪了。”
苏晚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
沈砚从大衣内袋里掏出一个塑料文件袋，里面是一张折了很多次的心电图图纸，纸的折痕已经发白。
“这是我爸一九九九年做的。我一直带着。我后来学建筑，是因为那面墙——我想知道，一个人怎么会被人砌进墙里。”
他把文件袋递过去：“拿去用吧。”
十一月三日，省高院决定对本案启动再审。同一天，江州的老居委会主任孙桂芳从家里翻出一只铁皮饼干盒，盒子里是二〇〇三年秋天家属区统一购买鼠药的收据副本。收据上登记着十二户人家的名字，苏晚排在第七行，她替整栋楼代买过三包，钱是各家各户凑的，五毛一包。
那份副本的背面，还有一行铅笔字：“三排楼地下室进鼠，各户轮流投放。”
林知夏把这张收据拍下来，盯着看了很久。
一包五毛钱的鼠药，被人说成了杀人的毒。
第六章 开棺
二〇二六年十二月四日，江州阴，气温零下三度。
城郊公墓在半山坡上，往里第三排，第七号。墓碑是水泥的，字已经磨平，只隐约看得出“沈”字的一横。碑前有一束干枯的野菊，不知道是谁放的。
上午九点，工作人员开始挖。土很硬，铁锹下去是闷响。挖到一米二，露出棺木的盖板，木头烂了大半，一碰就散。抬棺的四个工人把绳子系好，一声吆喝，棺木被抬出坑外。
棺盖打开的瞬间，现场所有的摄像机都对着那个黑洞洞的长方形。
里面没有骨头。
一双黑布鞋，鞋底纳得很密，鞋面已经霉成灰绿色；一件藏青棉袄，叠得方方正正；一个木头药箱，箱盖上用红漆写着“沈”字，漆掉了一半。
三位法医蹲下去，一件一件检查，最后站起来，摇了摇头。
现场安静了大约三秒钟。然后记者群里的手机开始一起响。
林知夏站在警戒线外，听见身后有个老记者低声说了一句：“二十三年，埋的是一双鞋。”
同一时间，沈明远的骸骨在省厅物证鉴定中心做完了检测。
报告一共十一页。结论如下：骨骼样本中砷元素含量为每克一点二微克，远低于急性中毒致死阈值；砷在骨皮质与骨小梁中的分布均匀，未见一次性大剂量摄入的层状富集特征；结合毛发残留段的形态学分析，符合长期、小剂量、经消化道摄入的累积模式。
“也就是说，他生前一直在吃含砷的东西，但从来没有被毒过。”物证中心的一位老研究员对林知夏说，“吃得不多，吃了很久。这种模式，和一个常年服用含雄黄中药的冠心病患者完全吻合。”
同一天下午，陈立民走进市检察院的办案区。他自己走进去的，没有传唤，没有陪同。
他讲了三个小时。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夜里，分局正在片区排查一起连续毒杀家禽家畜的案子——那年秋天，江州城东有十几户人家的鸡鸭和两条狗被鼠药毒死，群众反映强烈。郑国栋是这起案子的主办人，已经查了三个月，一直没有查出结果，最多只能按治安案件处理。而他在当年八月刚因为另一起案子被通报批评，年底考核在即。
那晚，他带着陈立民和另外一个民警，在纺织厂家属区走访。走到三排楼楼下时，听见小卖部里有人在打一二〇，说“医生快不行了”。
他们上了楼。门开着。
郑国栋站在客厅里，看了地上那个人很久。然后他掏出手机，把屏幕按亮又按灭，回头对三个人说了一句话。
“这个人是被毒死的。我们要办大案。”
陈立民记得自己当时脑子“嗡”的一声。
他们把尸体抬下楼。那天三排楼地下室正在做防潮加固，水泥、砂子、模板都堆在墙根，一面新墙刚砌到一半还没封腔。郑国栋让另一个民警去外面看着，只留下陈立民——陈立民当兵以前在老家干过三年泥瓦匠。
两个人把尸体侧着放进墙腔。郑国栋亲手搅了水泥，一桶一桶递进去。陈立民抹灰，抹得很平，最后一遍收光，用的是他自己的抹子。
“他跟我说，抛尸会被发现，会有尸检；封在墙里，那面墙是加固墙，二十年没人拆。”陈立民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他算得很准。他说‘等这片房子拆了，我早就退休了’。”
“他算漏了一件事。”检察官说。
“他算漏了拆迁。”陈立民说，“也算漏了我还活着。”
另一个在场的民警叫高建平，二〇一九年车祸去世。
十二月九日上午十点，市局在三楼开年终工作会。会议室的玻璃门推开时，走廊里站着四个人，穿深色外套，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郑国栋从座位上站起来，手里还握着保温杯，杯盖没拧。他看了一眼门口，把杯子放在桌上，慢慢地扣好西装扣子，走了出去。
走廊里没有人说话。
第七章 雪落白菊
二〇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省高院在江州中院开庭再审。
法庭调查持续了两天。物证中心的检测报告、韩慕山当年的原始记录抄件、沈明远慢性病门诊台账、一九九九年那张心电图、居委会鼠药购买收据副本、衣冠冢开棺现场笔录，一样一样呈上去。
二十七日上午，法医出庭作证。他说了一句让全场都低下头的话：“从骨骼中砷的分布看，这个人一生中最后两年一直在吃药。他是病死的，不是被毒死的。”
二十八日下午三点，审判长宣判。
“撤销本院原判决，原审被告人苏晚无罪。”
“原审被告人周怀山已于二〇一五年病故，依法撤销其原判决。”
法槌落下的声音很轻，但在法庭里传得很远。
苏晚站着，没有哭。她的手扶着桌沿，扶了很久。等法警过来解她的手铐模型，她才发现自己一直在发抖。
走出法院大门的时候，江州下了那一年的第一场雪。雪片很大，湿的，落在肩上就化了。
沈砚在台阶下等着，手里拿着一条围巾。他走过去，把围巾绕在苏晚的脖子上，然后退了一步，深深地鞠了一躬。
“对不起。”他说，“我错了二十三年。”
苏晚伸手把他扶起来。她的白头发在雪里几乎看不清边界。
“不怪你。”她说，“那时候，谁都以为是真的。”
城郊公墓的雪下得更厚。沈明远的墓碑前，苏晚蹲下去，把一束白菊放在碑脚，用手把碑面上积的雪一点点拂掉。
“明远。”她说，“回家了。”
沈砚站在她身后，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包，里面是那面墙的一块水泥，大约拳头大，是他托拆迁队留下来的。他在父亲的墓旁挖了一个浅坑，把水泥块放进去，用手把土推回去，压实。
“爸，墙没了。”他说。
林知夏站在十几米外的柏树下，雪落在她的相机镜头上。她没有上去打扰。
二〇二七年一月，她的最后一篇报道发出来，标题只有四个字：《墙已凿开》。结尾她写：
“有些真相被水泥封在墙里，但只要还有人愿意凿开它，光就照得进来。”
后来的事，都清清楚楚。
二〇二七年六月，郑国栋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判决书里写的是徇私枉法、帮助毁灭证据、侮辱尸体。他在法庭上一直低着头，最后陈述时只说了一句“我认”。
陈立民因自首和主动交代，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他在庭上作证时说了将近两个小时，没有一句推脱。散庭以后，他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很久，然后一个人走回王家桥，路上买了一瓶酒，但没有喝，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一直到过年。
二〇二七年四月，国家赔偿决定书送到苏晚手上。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共一百八十七万三千二百元。她在那张纸的下方签了名字，字写得很慢。
周怀山的事，也终于有了一个说法。二〇〇四年春节前，沈砚辍学、房子要被厂里收回的时候，是他提出去登记的。他跟苏晚说：“挂个名，你不用应承我什么，孩子得有个能办手续的家长。”婚后两个人分房睡，一直分到他被带走。二〇一五年冬天他在狱中病危，托人带出来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半句话：“我没有害他。”
那张纸条，苏晚留了十一年。
那年夏天，苏晚在城南租了一间二十平米的房子，门口摆一张旧桌子。她没有执业证了，不能看病，就在社区里做义工，给老人量血压，记在一个蓝皮的本子上。有老人认出她，愣一下，然后把手伸出来。
沈砚每年清明和冬至都回江州。他把父亲那间旧屋的地基图纸重新画了一遍，画完就烧掉。
林知夏还在跑新闻。她的采访本用了第七本，第一页上是一句她自己写的话：“先去找骨头，再去找人。”
那面墙碎了以后，三排楼原址上盖起了一片新的住宅小区。售楼处的沙盘做得很漂亮，花园、喷泉、塑胶跑道。没有人知道，地下三米的地方，曾经有过一面灰白色的水泥墙，墙里装着一个人二十三年的沉默。
雪化了又下，下了又化。江州的冬天一年比一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