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金穗食品的保安拦我的时候，我正把电动车往厂门口的停车位里推。
他说：“送货的走侧门。”
我说：“我不是送货的。”
他上下打量我一眼。我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裤脚沾着泥。电动车前面绑着一个蓝色的取样箱，边角磕掉了一块漆。
他说：“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把工作证举到他眼前。
他凑近看了一眼，脸就白了。
九点二十，我们进了厂。
厂区不小，两栋厂房，一个油罐区，门口的“金穗食品”四个金字是新换的，底下的旧字还没铲干净，露出半个“油脂厂”。
我们这趟是飞行检查，不打招呼，不提前通知。车是市监局的车，去接另一个组了，我和小陆骑电动车过来的。
小陆二十四，刚来半年，第一次出这种现场，一路上把执法记录仪的电池抠出来又装回去，装了四遍。
市监局那边来的是方科长，四十出头，话不多，进门就开始录像。
成品库在最里面，门口堆着托盘，一股花生油的香味，混着一点哈喇味。
“三个批次。”方科长说，“随机。”
我走到货架前，看批号。
20260815，20260822，20260901。
我挑了三个，一个批次三桶。
“每批抽三桶，一份检，一份备。”我说，“封条编号我报，你记。”
小陆掏出本子。他手在抖。
取样、封样、贴封条、拍照、签字。每一步都要两个人在场，都要录进镜头。
这是规矩。三年前我就知道，这些东西一旦有一步不干净，后面全是麻烦。
抽到一半，王海来了。
他穿了件白衬衫，肚子把下摆顶起来，脖子上一条金链子，走起路来一晃一晃。
“哎呀，方科长，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他伸手去握方科长，方科长把手举着记录仪，没接。
“王总，抽检。”方科长说，“麻烦你配合。”
“配合，配合。”王海笑，“我们厂的东西，随便抽。”
他转头看我，看了两秒。
没认出来。
我把取样勺插进油桶，抽了三百毫升，倒进棕色采样瓶，拧盖，贴标签。
“这油怎么样？”王海在我旁边站着，像聊天，“今年新榨的，纯物理压榨，没加一点东西。”
我说：“检测结果出来再说。”
“你们是哪个机构的？”
“省食品检验检测院江州分院。”
“哦，分院。”他点点头，语气松了一点，“分院好，分院好。”
他大概以为分院是个小机构。
十点四十，抽完。
三个批次，九桶，装了三个箱子。
小陆在封条上写编号，写完递给我。我核对了一遍，又让王海签字。
王海签得很快，笔一扔，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了一支递给我。
“兄弟，辛苦了。”
“不抽。”
“拿着嘛。”
“工作时间。”
他笑着把烟收回去，自己点上，吐了一口。
“你们这个报告，多久出来？”
“法定期限内。”
“法定期限是多久？”
“二十个工作日。”
他“哦”了一声，眼睛在我脸上转了一圈。
“兄弟，贵姓？”
我说：“姓周。”
他夹烟的手停在半空。
烟灰掉在他的白衬衫上，他也没拍。
“周。”
“周。”
他又重复了一遍，声音低下去，像在嘴里嚼这两个字。
我把取样箱抱起来，跟方科长往外走。
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
王海还站在成品库门口，烟烧到了手指，他也没动。
出了厂门，小陆追上我。
“周哥，刚才那个王总，脸怎么白了？”
“不知道。”
“他认识你？”
“以前见过。”
小陆还想问，方科长在前面喊：“小周，样品我带回局里封存，你们的备样放哪儿？”
“分院冷库，B区，上锁。”
“好。”
车来了，方科长上车走了。
我骑上电动车，小陆坐在后面，抱着取样箱。
太阳很大，柏油路面晒得发软，我骑到路口等红灯。
小陆在后面说：“周哥，我刚才数了一下，他们那个成品库，堆了大概四百多箱。”
“嗯。”
“四百多箱，一箱四桶，一桶五升。”他掏出手机算了算，“差不多八千升。”
“九千二百升。”我说。
“啊？”
“四百六十箱，一箱四桶，一桶五升。”我说，“九千二百升。”
小陆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他小声问：“周哥，你以前是不是在那儿干过？”
红灯变绿。
我拧了拧油门。
“干过。”我说，“干了六年。”
回到分院，我把样品送进前处理室。
小陆问：“周哥，今天这个厂，是不是有问题？”
“为什么这么问。”
“说不上来。”他挠挠头，“就觉得那个王总，不太对。”
我把手套戴上。
“先做样。”我说，“做完再说。”
前处理室的门关上，排风扇嗡嗡地响。
我把一桶油倒进分液漏斗，加正己烷，加甲醇水，摇匀，静置。
分层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三年前那批花生仁，也是这样分层的。黄色的油浮在上面，底下是浑的水。
那批货，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我一直没查到。
只知道它没有销毁。
2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二号，我记得那天的温度，三十九度。
原料库在厂区最西边，铁皮顶，太阳一晒，里面像蒸笼。
我带着两个人，一垛一垛地取样。那批货是从北方进来的花生仁，一百六十吨，装了八车，堆了半个库房。
取到第三垛的时候，我闻出不对了。
不是霉味。霉味太直白，那是已经烂了。这批货的味道很淡，混在花生本身的油香里，像一层薄薄的土腥气。
我扒开麻袋口，抓了一把。
花生仁看着挺好，颗粒饱满，颜色也对。我把手插进去，往底下翻。
底下那一层，发暗。
有几颗的表面，有一层黄绿色的粉。
我把那几颗挑出来，装进采样袋。
检测做了两天。
黄曲霉毒素B1，三十八点六微克每公斤。
国家标准是二十。
超了将近一倍。
我拿着报告单，在实验室坐了很久。
三十八点六，这个数字不算高。吃一次两次，人不会死。但这是原料，这批原料要出六十多吨油，六万多升，要进一万多个家庭的厨房。
而且这批花生仁已经进了生产线一部分。混在好料里，稀释一下，检测就过了。
这是行业里最常见的做法。
我把不合格报告单打出来，签了字，送去了赵金穗办公室。
赵金穗那时候五十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桌上摆着一套紫砂茶具，墙上一幅字，“厚德载物”。
他看完报告，没说话，先给我倒了杯茶。
“小周，坐。”
我坐了。
他把报告单推到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往我这边推了推。
“这是五万。”
我没动。
“一百六十万的货。”他说，“你这一张纸，让我损失一百六十万。”
“赵总，这批货不能用。”
“怎么不能用？”他笑了一下，“超一倍，吃不死人。再说，我们精炼的时候要脱色、脱臭，能降下来。”
“降不下来。”我说，“黄曲霉毒素是热稳定的，精炼只能降一部分。这批料混进去，出来的油还是超。”
“那就混。”他说，“一百六十吨，混到两千吨里，检测就过。”
“那是造假。”
他把茶杯放下。
“小周，你在我这儿干了六年。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明白人。”
“我明白。”
“你明白个屁。”他说，“你明白，你就该知道，这个厂三百多号人，靠这一百六十万发工资。你不让这批料进线，下个月工资发不出来，你负责？”
我说：“赵总，这批料要是进了线，出了事，谁负责？”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出事？”他说，“小周，你在这个行业干了六年，你见过几回出事？”
“我见过。”
“你见过个屁。”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我干了二十年，我就没见过。真出了事，罚点钱，整改，过两年照样开。”
他把信封又往前推了推。
“拿着。就当没这回事。”
我站起来。
“赵总，这批料，我退回去。”
第二天上午，公司发了个通报。
通报上说：品控部经理周砚，利用职务便利，向原料供应商索要好处费，数额巨大，严重违反公司制度，予以开除，永不录用。
通报贴在食堂门口，贴了三张。
我抱着一个纸箱从办公楼出来，箱子里是我的杯子、两本书、一件白大褂、一个用了六年的计算器。
食堂门口站了一排人，都在看那张纸。
有人低头，有人转身，有人笑。
王海站在办公楼台阶上，抽着烟。
“周砚。”他喊我，“赵总让我跟你说句话。”
我停下。
“他说，你这辈子，就在江州这一行，别想再混了。”
我没说话。
我把纸箱抱紧了一点，走了。
我找了大半年工作。
江州做食品的企业，两百多家。我投了六十多份简历，面试了十几家。
第一轮都过，到第二轮就没下文。
有一家老板跟我说得挺客气：“周工，你技术没得说。但是我们这个圈子小，赵总那边打过招呼了。”
还有一家更直接：“你那个事，是真的假的？”
我说：“假的。”
他说：“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信。”
那半年，我瘦了二十斤。
老韩是那年冬天找到我的。
韩德明，六十二，退休前是江州市质检站的站长，我入行就是他带的。
他给我打电话，说：“你在家干什么？”
我说：“待着。”
“来我这儿。”他说，“检测站缺个临时工，一个月三千八，不管饭。”
我说：“我去。”
“你想清楚。”他说，“临时工，没编制，干的活比谁都多，拿的钱比谁都少。你以前一个月一万二。”
“我去。”
我在检测站干了三年。
第一年做前处理，洗瓶子、配试剂、称样、粉碎。第二年考了检验员证，开始上机。第三年，站里改制，成了省院的分院，我做了技术负责人。
这三年，我没跟任何人解释过那件事。
解释没用。
这个行业里，你说你没有收钱，没人信。你说那批花生霉了，也没人信。
只有一种东西能让人信。
报告。
离婚是二〇二四年三月。
刘桂芳为这个事闹了半年，最后一次坐在我家门口的地上拍着大腿哭，整栋楼都听得见。
林晓站在她妈后面，一直没说话。
那天晚上她跟我说：“周砚，我们离了吧。”
我说：“好。”
她愣了一下，可能以为我会挽留。
“你不问为什么？”
“你妈说了半年了。”我说，“你也想了半年了。”
第二天我们去办了手续。
从民政局出来，她站在台阶上，说：“我不是嫌你没钱。我就是扛不住了。”
我说：“我知道。”
她上了一辆出租车。
我站在那儿看着车走，心想有一天我要让她知道，我没做错。
后来我不想了。
九月十七号，样品做完前处理，进了液相色谱仪。
第二天早上八点，结果出来了。
三个批次，一个合格。
另外两个，黄曲霉毒素B1，八十七点四，和七十六点一。
超出限量三倍多。
我把报告打出来，看了三遍。
然后在签发人那一栏，签了我的名字。
周砚。
两个字，横平竖直。
我签完，把笔放下，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
三年前，赵金穗说，我这张纸值一百六十万。
三年后，我这张纸，值三个亿。
3
九月十九号上午十点，市监局的执法人员进了金穗食品。
两份文件，一份《检验报告》，一份《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
结论那一栏写得清楚：两个批次，黄曲霉毒素B1项目不符合GB 2761-2017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赵金穗把报告看了三遍。
“八十七点四。”他念出声，“这个数，是什么意思？”
方科长说：“意思是，超出限量三点四倍。”
“三点四倍。”赵金穗重复了一遍，“吃死人吗？”
方科长没接这句话。
“赵总，根据规定，你们可以在七个工作日内提出复检申请。复检机构由我们指定。”
“复检。”赵金穗把报告放下，“复检是拿哪份样？”
“备份样。”
“备份样在哪儿？”
“承检机构冷库封存。”
赵金穗点点头，脸上忽然松了一点。
“行，我们申请复检。”
执法的人走了以后，赵金穗把王海叫进办公室。
“签字的是谁？”
王海站在门口，没敢坐。
“姓周。周砚。”
赵金穗手里转着那支笔，转了两圈，停了。
“哪个周砚？”
“就是……三年前，品控部那个。”
屋里静了一下。
赵金穗慢慢把笔放下。
“他不是早就滚出江州了吗。”
“他没走。”王海咽了口唾沫，“一直在检测站，后来站里改制，成了省院分院。他现在是技术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赵金穗笑了，“一个临时工，三年干成技术负责人。”
“听说他技术确实……”
“我他妈的问你技术了吗？”赵金穗把报告摔在桌上，“我问你，三年前那个事，办干净了没有？”
王海不说话。
“我问你话呢。”
“办……办干净了。”
“那他现在签这个字，是凭什么？”赵金穗站起来，走到窗边，“凭他妈的良心？还是凭报复？”
王海低着头。
“赵总，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
“说。”
“九月十七号那天，抽样的过程，他全程录像。封条是他亲手写的编号，我签的字。”
赵金穗转过身。
“你签了？”
“我签了。”
“你他妈知道那批料有问题，你还签？”
“我那时候不知道啊。”王海急了，“我哪知道他要抽那两批？那两批我本来打算十一之前拉到下面县里去的。”
赵金穗没说话。
他在窗边站了很久。
“备份样在冷库。”他说，“冷库是他们的，我们插不上手。”
“是。”
“复检申请是我们提的。复检要是还不合格……”
“那这个事就定了。”
赵金穗笑了一声。
“定了。”他重复了一遍，“三年前我让他滚，三年后他来定我的生死。这他妈叫什么事。”
同一天下午，分院这边出了点事。
我刚从液相室出来，小陆跑过来，脸是白的。
“周哥，吴师傅说，冷库昨天晚上有人进去过。”
我把手套摘了。
“哪一区？”
“B区。就是我们那批样的柜子。”
冷库在院子最里面，两扇铁门，平时锁着，钥匙在库管老吴身上。
老吴六十三，头发全白，在这儿干了二十年。
“我昨天下午下班锁的门。”他说，“今天早上来，门锁好好的，但我一进去就觉得不对。”
“哪儿不对？”
“地上有水。”他说，“从门口一直拖到B区那边。”
我走进去。
冷库的地面是水泥的，干燥。门口到B区柜子那一带，确实有一道水痕，已经不明显了，但还能看出扫过的印子。
我让老吴开柜。
B区第三格，三个白色周转箱，码得整整齐齐。
我抽出一个，看封条。
封条是专用的，一次性，撕开就断。
这一个没断。
但是封条上的编号，我一看就知道不对。
“JZ-260917-0117”。
我那天写的编号，是“JZ-260917-0117-3”。
后面那个“-3”，是第几箱。我每一箱都写了。这个没有。
我把箱子翻过来看底部，又看侧面。
底部有一道很浅的折痕，是牛皮纸胶带二次撕贴留下的。
“小陆。”
“在。”
“把我手机里九月十七号拍的照片调出来。”
他调出来，我一张一张对。
九月十七号下午三点四十一分，我在冷库里给每一箱拍了照。封条、编号、箱体、整柜。
照片上，这个箱子的封条编号是完整的，是“-3”。
现在这一箱，封条是仿的。
“吴师傅，”我说，“监控呢？”
“冷库这边没监控。”他声音都抖了，“只有院子门口有一个，还是坏的，坏了半年了。”
小陆在旁边说：“周哥，要不要报警？”
我说：“先别报警。”
“啊？”
“先把这一箱封了。”我说，“原样，别动。拍照，录像，我写情况说明。”
“那备份样……”
“备份样已经不能用了。”我说，“好在主样不在我们这儿。”
小陆愣了一下，然后明白了。
主样在方科长手里，从封样那天起就锁在市监局的证物柜里，两个人保管，双锁。
这一箱是备样，本来是给企业复检用的。
有人想动它。
动了它，七天以后复检，结果就会是“合格”。
然后金穗食品可以反过来告我们“检验数据不实”，赵金穗能全身而退。
我在办公室写情况说明，写到一半，手机响了。
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了。
“周哥，是我，王海。”
我没说话。
“周哥，你别挂。”他说得很快，“我想跟你见一面，就一面，你把时间地点定，我过去。”
“有事说事。”
“电话里说不清。”他压低了声音，“有些事，我……我得当面跟你说。三年前的事，你可能不知道全。”
我把笔放下。
“王总。”我说，“你知道动证物是什么事吗？”
那边没声音了。
“你现在不是找我吃饭。”我说，“你现在是来找我救命。”
电话挂了。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
院子里的梧桐树落了半地黄叶。
三年前，我从那个厂门出来的时候，是七月。树叶绿得发黑。
现在又到秋天了。
4
郑国平是分院院长，五十七岁，再有三年退休。
他这个人，业务上没得说，做人上滑得像条鱼。
九月二十号上午，他把我叫到办公室。
“小周，坐。”
他给我倒了杯水，自己泡了壶茶。
“金穗食品的事，我听说了一点。”
“嗯。”
“赵金穗昨天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我抬头。
“他没敢直接找我。”郑国平吹了吹茶沫，“他找的是省院的孙院长。”
“孙院长怎么说？”
“孙院长给我打了个电话，就问了一句：这个检验员，以前是不是在金穗干过？”
我没说话。
“我说是，干过六年，三年前离职，离职原因有点复杂，行业里都有传闻。”
“然后呢？”
“然后孙院长就不说话了。”郑国平放下杯子，“小周，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知道。”
“意味着这个案子，现在不只是一个企业的问题。”他看着我，“上面有人盯着，企业那边也有人在活动。两边都在看我们这份报告站不站得住。”
我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他桌上。
一个牛皮纸信封，很薄。
“什么？”
“回避申请报备表。”我说，“九月十六号，抽样前一天，我交的。”
郑国平愣了一下，把表抽出来。
表上写着：检验人员周砚，曾于2017年至2023年在被检企业江州市金穗食品有限公司任职，担任品控部经理。现申请就该企业相关检验任务予以回避。
下面有郑国平的签字。
他自己签的，忘了。
“这是你那时候就……”
“不是那时候。”我说，“是每一次。这三年，凡是我接的案子，报名前我先查一遍企业名单，只要有金穗，我就交这张表。”
郑国平把表放下，看了我很久。
“那你为什么还去现场？”
“因为这次不是我要去的。”我说，“这次是双随机系统抽的。系统抽到分院，抽到我的组，我接到任务的时候，企业名单已经封了。”
“那你为什么不推掉？”
“推掉？”我笑了一下，“郑院，我要是推掉，赵金穗今天就能告到省里，说我们分院跟企业有旧怨，故意换人、故意做局。到时候查的是我们，不是他。”
郑国平没说话。
“我去了，全程录像，全程双人在场，封条编号我当场报，企业签字我当场收。我做的每一步，都能放到台面上讲。”
“我还把这张表带了三年。”
我把表收回去，折好。
“郑院，我今天不是来求您保我。我是来告诉您，这个案子怎么都栽不到我们头上。”
郑国平沉默了很久。
他把茶倒了，重新倒了一杯。
“小周，你今年多大？”
“三十五。”
“三十五。”他点点头，“我三十五的时候，还在计量科抄表。”
“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提上来做技术负责人吗？”
“不知道。”
“因为你这三年，签了两千多份报告，一份都没出过错。”他说，“也因为你不跟人吃饭。这个院里，就你不跟人吃饭。”
他喝了口茶。
“赵金穗那边，我顶得住。孙院长那边，我也顶得住。我就问你一句。”
“您说。”
“那批货，你确定有问题？”
“确定。”
“复检呢？”
“复检也是这个结果。”我说，“除非他们把备份样换了。”
郑国平放下杯子。
“备份样怎么了？”
我把昨天的事说了。
他听完，脸沉下来。
“报警了吗？”
“还没有。我先把证据固定了。”
“报。”他说，“今天就报。这件事不能再拖。”
他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两圈。
“小周，我跟你交个底。赵金穗昨天在电话里跟我说了句话。”
“什么话？”
“他说，郑院长，你们那个姓周的技术员，跟我有点私人恩怨。你们是不是该让他回避一下？”
我笑了。
“他说的。”
“对。他还说，他跟省里的关系，比我想的深。”
郑国平停下来，看着我。
“小周，我再问你一句。”
“嗯。”
“你做这一行，图什么？”
我想了想。
“图签字的时候，手不抖。”
当天下午，我们把冷库的事报了警。
警察来的时候，拍了照，取了水痕的样本，把那个箱子整体提走了。
老吴蹲在门口抽烟，手一直抖。
“小周，”他说，“我对不起你。昨天晚上是我值班。”
“不怪你。”
“我要是不回家吃饭就好了。”
“吴师傅。”我说，“他们能进来一次，就能进来两次。你一天二十四小时守着也没用。这事跟你没关系。”
他抹了一把脸。
“那批油，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真的。”
“操。”他把烟摁灭在地上，“我在这儿蒸了二十年花生，我闻都闻得出来。那两批料，是不是老赵从北边进的那批霉的？”
我看着他。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当年那批料进来的时候，我在原料库。那味儿，我闻了一鼻子，我就跟王海说，这料不行。”
“他怎么说？”
“他说，你管好你的冷库。”
晚上七点，我往家走。
骑到小区门口，一辆黑色奔驰停在路边，打着双闪。
车窗降下来，是林晓。
三年没见，她瘦了，头发剪短了。
“我妈让我来的。”她说，“她说赵叔叔那边出事了，跟你有关，让我跟你说说情。”
“你妈跟赵金穗什么关系？”
“赵金穗的儿子，跟我现在老公一起做过生意。”
我看着她。
“林晓。”我说，“三年前你妈让我通融的时候，我也没通融。”
“那是你自己的事。”
“这回也是。”
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抬头看我。
“周砚，赵叔叔那个人，心黑。”她说，“你自己小心点。”
她把车窗升上去，车走了。
5
九月二十二号，赵金穗来了。
他没进分院，在院门外面的车里等着。
小陆跑进来：“周哥，外面有个开奥迪的，说要见你，姓赵。”
我把手上的记录本合上。
“让他进来。”
“他不进来，他说他在车里等。”
我出去的时候，天阴着。
奥迪A8停在马路对面，车窗全关着。我走过去，后座的门开了。
“小周，上车说。”
我站在车门口，没上。
“赵总，有话就在这儿说。”
他看了我一会儿，笑了一下，往里挪了挪。
“行，那我下来。”
他下车，站在我面前。
三年不见，他老了。头发染得还是黑的，但脸上挂不住了，眼袋很重，下巴的肉往下坠。
他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皮包，不大，鼓鼓的。
“小周，三年了。”
“嗯。”
“你瘦了。”
“赵总也老了。”
他笑了一声。
“我这个人，不会说话。”他说，“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叙旧的。”
他把皮包递过来。
“五十万。”
我没接。
“这是定金。”他说，“你把那份报告撤回来，重新出一份，数据你自己想办法。事成之后，再给你一百万。”
我看着他。
“赵总，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他说，“我在买我这条命。”
“你这条命，不是我要的。”
“是你签的字。”
“是那两批油。”
他把皮包往我怀里塞。
“小周，你听我说完。”他压低了声音，“三年前那个事，是我不对。我认。我那时候糊涂，我怕厂子垮，我怕三百号人没饭吃。这三年我也没睡好过。”
“你现在睡得着吗？”
他愣了一下。
“你睡得着。”我说，“你要睡不着，就不会等到今天。”
他的脸沉下来。
“周砚，你非要这样？”
“赵总，你听我说。”我说，“五十万，我不收。一百万，我也不收。你这批油，超出限量三点四倍。这批油要是流出去，进了哪个学校的食堂，进了哪个县的超市，你赔得起吗？”
“没人会知道！”
“现在知道了。”
他把皮包攥紧，手背上的青筋鼓起来。
“周砚。”他说，“三年前我让你在这行干不下去，我做到了。你信不信，这次我也能做到。”
“三年前你做得到，是因为我手上没东西。”我说，“现在我有。”
他盯着我。
“你有什么？”
“赵总，你回去想想。”我说，“那批一百六十吨的花生仁，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他的脸色变了。
很轻微，但我看见了。他眼皮跳了一下，右手拇指在皮包带上蹭了两下。
“什么一百六十吨。”他说，“早就退了。”
“退了。”我重复了一遍。
“退了！”
“那就好。”我说，“退了就好。”
我转身往回走。
他在后面喊：“周砚！”
我停下。
“你别后悔。”
我没回头。
回到办公室，小陆趴在窗口看。
“周哥，那人谁啊？”
“金穗食品的老板。”
“他来干嘛？”
“送钱。五十万。”
小陆瞪大眼睛：“你收了？”
我看了他一眼。
“你说呢。”
他挠挠头，坐回去。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袋，放在桌上。
“三年前的一批原料。一百六十吨，黄曲霉毒素超标。他跟我说退了。”
“没退？”
“没退。”
小陆把文件袋打开，里面是一沓复印件。
检测原始记录、不合格报告单、退料申请单、还有一张出库单。
出库单上的日期是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九号，数量一百六十吨，收货单位一栏写着一个名字。
江州市永发油坊。
“这个永发油坊……”
“一个乡镇小厂，做散装油，卖给周边几个县。”我说，“三年前我查过，二〇二三年八月，他们出过一批油，进了三所学校食堂。”
“然后呢？”
“然后被查了，罚了八千块，整改。”
“就罚八千？”
“就罚八千。”我说，“因为查的是他们，不是供货的。”
小陆看着那张出库单，半天没说话。
“周哥，那这个单子，你哪来的？”
“我被开除前一天，去原料库拿的。”我说，“库管给我留了一份。”
“他为什么要给你？”
“因为他也不服。”
我把文件袋收回去，锁进柜子。
“这些东西，我带了三年。”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
“因为三年前拿出来，没人信。”我说，“现在拿出来，有人信了。”
下午三点，老韩给我打电话。
“小砚，晚上有空没有？”
“干什么？”
“有个人请我吃饭，在江州宾馆。”他停了一下，“赵金穗。”
我握着手机，没说话。
“他找到我家里来了。”老韩说，“带了东西，我没要。他说，就想请我吃顿饭，叙叙旧。”
“师父，你别去。”
“我答应去了。”
“师父。”
“你听我说。”老韩的声音很平静，“我今年六十二，退休两年了。我这辈子在质检站干了三十八年，签过的字，比你吃过的饭多。我这辈子没怕过谁。”
“我不是怕……”
“我知道你不是怕。”他说，“我是想说，他既然请我，我就去。我去了，他就不会再来烦我。顺便，我也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
“那我跟你一起去。”
“他请你了吗？”
“没有。”
“那你就别来。”
我把手机换了只手。
“师父，我去。”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行。”老韩说，“那你就来。正好，让他看看，他这三年弄丢的是个什么人。”
6
江州宾馆三楼的包间，叫“富贵厅”。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桌上已经坐了六个人。
赵金穗坐在主位。他左边是老韩，右边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头发梳得很整齐，戴一副金丝眼镜，面前摆着一杯没动的茶。
王海坐在下手。另外两个人，我不认识，一个胖子，一个瘦子。
最里面靠墙的位置，坐着一个女人。
刘桂芳。
她穿着一件暗红的羊绒衫，脖子上一条珍珠项链，手里拿着手机，正在看什么。
她抬头看见我，脸上的表情停了一秒，然后笑了。
“哟。”她说，“这不是周砚吗。”
我没理她，走到老韩旁边。
“师父。”
老韩拍了拍旁边的椅子：“坐。”
赵金穗站起来，笑着伸手：“小周来了，快坐快坐。”
我没跟他握手，坐下了。
“这位是省食品工业协会的张秘书长。”赵金穗介绍那个金丝眼镜，“张秘书长，这位是省院江州分院的技术负责人，周砚。”
张秘书长点点头，嗯了一声，没看我。
“这两位是永发油坊的刘总、李总。”
我抬起头。
永发油坊。
胖子朝我笑了笑，露出一口黄牙。
“周工，久仰。”
菜上得很快。
茅台开了两瓶，赵金穗亲自倒酒，倒到老韩那儿，老韩把杯子扣了。
“我戒了。”
“韩站长，就一杯。”
“戒了。”
赵金穗笑笑，倒我这儿，我也把杯子扣了。
“小周，你也戒了？”
“我不喝酒。”
“当技术员的，不喝酒？”他给自己倒满，“行，那我喝。”
酒过三巡，刘桂芳开口了。
“周砚啊。”
我没应。
“我问你个事。”她放下手机，“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
桌上安静了一下。
“三千八。”我说。
“三千八。”她笑出声来，“三千八。我女儿现在一件衣服都不止三千八。”
老韩放下筷子。
“这位大姐，”他说，“今天是赵总请客，说的是生意上的事。你一个外姓人，插什么嘴。”
刘桂芳的脸变了。
“我外姓人？我女儿跟他过了五年！”
“过了五年，离婚了。”老韩说，“离婚了就是外人。”
“你——”
“刘姐。”赵金穗打圆场，“刘姐，别急，别急。”
他给刘桂芳倒了杯茶，又转向我。
“小周，你别往心里去。刘姐这个人，说话直。”
我说：“没事。”
张秘书长这时候开口了。
“小周啊。”他端着茶杯，“你这个报告一出，企业停产，三百多号工人放假，这个损失，你算过没有？”
“算过。”
“算过还这么做？”
“张秘书长。”我说，“您这个话，我三年前听过一遍。三年前赵总也是这么跟我说的，三百号人，发不出工资。”
“我当时心软了一下，后来想明白了。”
“三百号人发不出工资，是他们老板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要是签了这个字，三百号人是有工资了，可吃这油的人呢？”
他把茶杯放下，看了赵金穗一眼。
赵金穗把酒杯重重放下。
“小周，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他说，“你今天来，是来吃饭的，还是来砸场子的？”
“我是来陪我师父吃饭的。”
“那你师父的面子，你给不给？”
老韩说话了。
“赵总，我这个面子，你不用给我。”他把椅子往后推了推，“我今天来，是想听你说说，你打算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赵金穗笑，“韩站长，我实话说，我想请小周高抬贵手。报告撤了，重新出一份。价钱好商量。”
“价钱。”老韩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赵总，你这辈子，是不是就会说这两个字？”
“韩站长，我这个岁数了，我不跟你讲大道理。”赵金穗说，“我就讲一句，江州这一行，抬头不见低头见。今天你帮我一把，明天我帮你一把。这个道理，你不懂？”
老韩站起来。
“我干质检三十八年，我没帮过谁一把。”他说，“我要是帮了，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儿。”
他拿起外套。
“小砚，走。”
我们走到门口，刘桂芳忽然开口。
“周砚。”
我停下。
“我女儿现在过得好。”她说，“她老公做建材，一年两百多万。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别去打扰她。”
我回过头。
“是她来找我的。”
刘桂芳站起来。
“她找你？她找你干什么？”
“她说，让我通融。”我说，“她说，是你让她来的。”
包间里安静了。
刘桂芳的脸涨红了。
“我……我什么时候……”
“你让她来的。”我说，“你让她来求我。你让她来跟一个你当年骂了半年的男人低头。”
“你——”
“刘阿姨。”我说，“三年前你坐在我家门口哭，说我没出息，说我配不上你女儿。今天你又让她来求我。”
“我告诉你一句话。”
“你说。”
“你女儿过得好不好，跟我没关系。”我说，“我也不会去打扰她。”
“但是你今天坐在这个桌上，帮着赵金穗来劝我，我记住了。”
我拉开门。
赵金穗在后面喊：“周砚！你今天走出这个门，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回过头。
“赵总。”我说，“你把他们两个叫来，是让他们知道，以后的货该往哪儿送。”
“谢谢。”
“我正愁找不到永发的人。”
胖子的脸白了。
李总的手停在半空。
我把门带上，走了。
7
九月二十四号，下午六点。
我下班出来，看见赵金穗站在分院对面的梧桐树下。
他脚边一堆烟头，至少十来根。
“我等你四个小时了。”他说。
“你可以不等。”
“我不等，你肯见我吗？”
我没说话。
他把烟摁灭在树根上。
“我今天不是来送钱的。”
“那送什么。”
“送一句实话。”
他往前走了一步，离我很近，我闻到他身上的酒味和烟味。
“那批料，我卖了。”
我没动。
“一百六十吨，七月十九号出的厂。”他说，“我卖给了永发油坊，八毛钱一斤，一共二十五万六。”
“我知道。”
“你知道。”
“我有出库单。”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轻。
“周砚，你这三年，是不是就等着这一天？”
“我没有等。”我说，“我在干活。”
“干活。”他重复了一遍，抬头看了看分院大楼，“你在这儿干活，一个月三千八。我那个厂，三个亿。你说你干活，你干的是什么活？”
“我干的是让你这种人晚上睡不着觉的活。”
他没接话。
风把梧桐叶吹起来，一片落在他肩上，他没拍。
“周砚，我们做个交易。”他说。
“我不做交易。”
“你先听我说完。”他抬手，“那批料，我卖了。但那批油，没进学校。”
“进了。”
“没进学校。”他说，“永发那个厂，做的是散装油，卖给工地食堂、小饭馆。学校食堂是要招投标的，他们进不去。”
“二〇二三年九月，江州二中、三中、城关小学的食堂油，供应商是永发。”
“那是别的批次。”
“赵总。”我说，“永发油坊一年的产能是四百吨。二〇二三年，他们从你那儿进了二十五万六的料，折合一百六十吨。那一年的油，他们一共卖了三百八十吨。你告诉我，那三百八十吨里，有多少是你这批料榨的？”
他不说话了。
“你那一百六十吨，够他们榨小半年。”
“你查不到永发的账。”
“我查不到。”我说，“但市监局查得到。”
“你什么时候查的？”
“我二〇二三年被开除以后，花了半年查这一批料的下落。”我说，“我查到它进了永发，查到永发的油进了那三所学校。我拿着这些去市监局，人家问我，你一个被开除的品控，拿什么证明这批料是你们厂的？”
“我拿不出。”
“我只有一张出库单，还是复印件。人家不认。”
他看着我，眼神变了。
“所以你就等了三年。”
“所以我等了一个机会。”我说，“等到我自己能签报告的那一天。”
他在原地站了很久。
路灯亮起来，把我们的影子拉在地上，一长一短。
“周砚。”他说，“我今年五十二。”
“我知道。”
“我十六岁出来，在粮站扛麻袋。二十四岁承包了镇上的榨油坊。三十五岁办了这个厂。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
“嗯。”
“我儿子今年二十六，在美国读书。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以为他爸是个正经生意人。”
“他应该知道。”
“你要把他毁了。”
“毁他的不是我。”我说，“是你。”
他忽然往前一步，抓住我的胳膊。
“我跪下求你，行不行？”
他真的要跪。
我一把把他拉住。
“赵总。”
“你让我跪。”他说，“我跪了，你就撤了，行不行？”
“你跪了，那三所学校的孩子就没吃过？”
他停住了。
我松开手。
“赵总，我给你说个数字。”我说，“黄曲霉毒素B1，是强致癌物。它进人体以后，主要伤肝。吃一次两次，看不出来。但它会在肝里累积。那些孩子从二〇二三年九月开始吃，吃了两个月。”
“够了。”
“不够。”我说，“我得说完。你知道肝癌的潜伏期有多长吗？十年，二十年。等我查出来那一天，你已经死了，你儿子在美国，你孙子在读书。谁去负责？”
路灯底下，他的影子在抖。
“周砚。”他抬起头，眼睛红的，“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想要你去自首。”
“自首？”
“把三年前那批料的事，把这三年用霉变料的事，全说清楚。”
他笑了，笑得很难看。
“自首。”他说，“我自首进去，十年。我儿子怎么办？我老婆怎么办？我那个厂怎么办？”
“你想过那三所学校的孩子怎么办吗？”
他不说话了。
过了很久，他松开手里攥着的车钥匙。
“周砚。”他说，“我最后问你一句。”
“你说。”
“如果今天站在我这个位置上的是你，你会不会也这么干？”
我想了想。
“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说，“但我知道我不会签那个字。”
他上车走了。
尾灯拐过街角，灭了。
我站在树下，掏出手机，给方科长打了个电话。
“方科长，我这边有个情况要报告。”
“你说。”
“今天下午，金穗食品的赵金穗来找我，跟我承认了一件事。那批一百六十吨的不合格原料，他没有销毁，是卖给了永发油坊。”
那边沉默了几秒。
“他跟你承认的？”
“对。”
“有录音吗？”
我抬头看了看路灯。
“有。”
第二天上午，我接到院办的电话。
“周砚，省局来人了，让你过去一趟。”
“什么事？”
“有人举报你。”那边顿了顿，“说你在金穗这个案子里，跟被检企业有利害关系，应当回避，涉嫌利用职务之便打击报复。”
我握着手机，笑了一下。
“好。”
“你还笑？”
“我等他这一手，等了三天了。”
8
省局来的两个人，一个姓马，一个姓杨。
马处长五十来岁，是食品生产监管处的，一看就是老资格。杨是个年轻人，做记录。
会议室里坐了六个人：省局两个，分院郑国平，我，还有分院纪检的一个同志，一个办公室的。
马处长把一份材料推过来。
“周砚同志，这是一份实名举报。举报人赵金穗，金穗食品法定代表人。他说，你在二〇一七年到二〇二三年期间在该公司任职，与公司存在劳动争议，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存在个人恩怨。他要求你回避这个案子的检验工作，并认为你出具的报告不具公正性。”
“你怎么说？”
我说：“我服从组织调查。”
马处长点点头。
“那你先说，你跟这个企业，有什么恩怨。”
“三年前，我发现一批原料不合格，坚持退货，被公司以‘索要回扣’的名义开除。同年七月，公司发通报，行业里传开。我失业八个月。”
“这是恩怨？”
“这是事实。”我说，“算不算恩怨，您判断。”
“那你为什么不回避？”
我把三样东西放在桌上。
“第一份，回避申请报备表。”
马处长拿过去看。
“九月十六号？”
“对。抽样前一天。”
“为什么前一天才交？”
“因为抽样名单是前一天下午五点才通过系统下发的。”我说，“我接到名单，看到‘金穗食品’四个字，当天晚上填的表，第二天一早交到院办。郑院长签的字。”
郑国平点头：“是我签的。”
“那你为什么还去现场？”马处长问，“按规定，你应该退出这个任务。”
“因为我退不了。”我说，“这次任务是双随机抽取，不是我选的。我退出，任务要重新派，重新派就等于给企业通风，而且企业可以反过来告我们‘临时换人’。”
“第二个理由，我在报备表上写了。”我指着表，“我请求院领导决定是否回避。院领导的意见是：不回避，但全程留痕，双人在场，样品由市监局封存保管。”
马处长抬起头。
“留痕？”
“全程录像。”我把一个U盘推过去，“九月十七号从进门到出门，四个小时，无剪辑。取样、封样、贴条、签字，全在里面。”
马处长把U盘递给杨。
“第三样呢？”
“双随机抽取记录。”我说，“省局‘双随机一公开’系统里的抽取单，系统生成，带时间戳，企业名单是密封的。这一份，我打印了。”
马处长看了很久。
他把三样东西收起来，靠在椅背上。
“周砚同志，我问你一个私人问题。”
“您问。”
“你既然跟这个企业有这么大的过节，你为什么还这么上心？”
我想了想。
“因为我不上心，就没人上心了。”
调查组在分院待了两天。
第二天下午，马处长把我叫到小会议室。
“情况我们核实了。”他说，“程序上，你没有问题。抽取记录、报备表、全程录像，都对得上。省局的意思是，你的检验资格和这份报告，都有效。”
“谢谢。”
“你别急着谢。”他看了我一眼，“我还要跟你说一件事。”
“您说。”
“赵金穗举报你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了一份材料。”
“什么材料？”
“一份你签的报告。”他说，“二〇二三年五月，一批成品油检验，检验员签的是你的名字，结论是合格。”
我抬起头。
“二〇二三年五月，我还在金穗上班。”我说，“我怎么可能在质检站签报告。”
“对。”马处长笑了，“所以我们查了。报告是伪造的，名字是描的，章是站里一个叫李建的技术员帮着盖的。他承认了，那年五月，赵金穗通过人找到他，给他两万，让他出一份合格报告。”
“赵金穗为什么要写我的名字？”
“两个用处。”马处长说，“第一，这份假报告，他用在了那批油的出厂检验上。第二，万一将来有人查你，他可以说，你当年也签过合格报告，你现在是打击报复。”
“一石二鸟。”
“一石二鸟。”马处长点头，“所以这份东西，他不是今天才准备的。”
“那批油，进了江州和周边三个县的市场。我们查了永发的账，永发那一年榨的油，有一半是卖给金穗的，金穗贴自己的牌子卖。”
“你查出来的那两批不合格成品油，原料很可能就来自三年前那一百六十吨。”
我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我从会议室出来，站在走廊上。
外面在下雨。
我掏出手机，给老韩打了个电话。
“师父。”
“怎么样？”
“过了。”
老韩在那头笑了一声。
“我说什么来着。”他说，“你这种人不吃亏。”
“师父，还有件事。”
“说。”
“赵金穗三年前，还伪造过一份我们的检验报告。”
那边沉默了很久。
“伪造？”
“嗯。用了站里的章。”
老韩没说话。
过了半天，他叹了口气。
“小砚啊。”
“嗯。”
“我们这一行，最怕的不是有人造假。”他说，“最怕的是，造假的人知道怎么造，还能造得让你看不出来。”
“他这次看出来了。”我说，“他找错了人。”
第二天，我复职。
上午十点，方科长给我打电话。
“周砚，跟你说个事。金穗这个案子，市局今天立案了。”
“立案？”
“对。”他说，“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还有，伪造检验报告这个事，公安已经介入了。”
“赵金穗呢？”
“今天上午，在他办公室里被带走的。”
9
赵金穗被带走的前一天晚上，王海给我打了个电话。
“周哥，我在你们小区门口那家面馆。”
“有事？”
“我请你吃碗面。”
面馆是那种老式的苍蝇馆子，四张桌子，墙上贴着褪色的价目表，一碗牛肉面十二块。
王海坐在最里面，面前摆着两碗面，一碗没动，另一碗也没动。
他手边一瓶二锅头，已经下去一半。
“坐。”他说。
我坐下。
“你没吃？”
“吃不下。”
他给我倒了一杯酒，我推开了。
“周哥，我今天来，不是求你。”
“那是什么。”
“交东西。”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U盘，放在桌上。
“这里面有三样东西。”他说，“第一，金穗这三年所有的原料入库台账。哪一批霉了，霉到什么程度，怎么处理的，都记着。第二，永发油坊的转账记录，走的是我小舅子的私人账户。第三，二〇二三年九月，永发给三所学校送货的单子。”
我看着那个U盘，没动。
“你为什么给我？”
“因为明天赵总就要把我推出去了。”
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换样品那个事，是我找人干的。”他说，“我找了冷库隔壁那个修空调的，给了他八千，让他晚上翻墙进去，把箱子换了。我本来想，换完了，复检合格，这事就过去了。”
“你想过我会查出来吗？”
“想过。”他说，“我想你肯定查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以前是我们厂的人。”他说，“我见过你干活。你这个人，太规矩。规矩的人，一般都死板。死板的人，不会想到有人敢动证物。”
“你错了。”
“我错了。”他说，“你不但想到了，你还天天拍照。”
他把面往我这边推了推。
“吃吧，凉了就坨了。”
我拿起筷子。
面是牛肉面，牛肉切得薄，汤上飘着葱花。
我吃了一口。
王海看着我吃，自己没动。
“周哥，我跟了赵总十五年。”他说，“从他还是个榨油坊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他这个人，狠。但他对我不错。我结婚，他给我包了两万。我儿子上学，他给找的关系。”
“嗯。”
“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他会把我推出去。”
“他怎么推你？”
“今天下午，他跟我说，换样品这个事，从头到尾是我一个人干的，他不知道。”王海笑了一下，“他说，你进去蹲两年，出来我给你一百万。你儿子我供到大学毕业。”
“你答应了？”
“我没答应。”他说，“我跟他说，我考虑一晚上。”
“然后你来了我这儿。”
“然后我来了你这儿。”
他把杯子里最后一点酒喝完。
“周哥，我问你个事。”
“你说。”
“你恨不恨我？”
我想了想。
“三年前你通知我被开除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你说，周砚，你这辈子就在江州这一行，别想再混了。”
“我记得。”他说。
“那时候我恨你。”我说，“后来不恨了。”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你也就是个打工的。”我说，“真正让我滚的是赵金穗，你只是站在台阶上，替他说那句话。”
他低下头。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儿子今年上初二。”
“嗯。”
“他学习挺好的。”他说，“我不想让他知道他爸是个什么东西。”
“那你就别当那个东西。”
他抬起头看我。
“周哥，我自首，能判几年？”
“不知道。”我说，“但你要是不自首，等警察查到你头上，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明白。”
他站起来，把U盘推到我手边。
“这个，你拿去。”
“你自己交给警察，比我交有用。”
“我知道。”他说，“但是我信不过自己。”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人，怂。”他说，“我要是明天早上醒过来，一想我儿子，我可能就跑了。所以我现在交给你，你替我做这个决定。”
他把钱压在碗底下，走了。
走到门口，他回过头。
“周哥。”
“嗯。”
“你这三年，过得苦不苦？”
“苦。”
“那你还干？”
“干。”
他点点头，推门出去。
门上的风铃响了一下。
面馆里就剩我一个人。
我把U盘装进口袋，低头吃面。
面坨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把U盘交给了方科长。
十点，赵金穗在办公室里被带走。
十一点，金穗食品被查封。
后来我才知道，赵金穗被带走的时候，还在打电话。
他打给省里的一个什么人，打了三遍，没人接。
第四遍，他打给了他儿子。
“爸爸这边出了点事。”他说，“你好好读书，别回来。”
电话挂了。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站起来，把衬衫的扣子系好。
然后跟警察走了。
10
查封那天，我去了。
不是以检验员的身份。是方科长给我打的电话，说厂里的工人堵在门口，问是不是因为他们，让周工去一趟，说句话。
我到的时候，厂门口聚了两百多人。
铁门上贴着封条，白底黑字，交叉着两道。
有人坐在马路牙子上抽烟，有人抱着胳膊站着，有人蹲在地上打电话。
我一下车，就有人认出我来。
“就是这个姓周的。”
“就是他签的字。”
“厂长都被他弄进去了。”
几个人围上来。
我站着没动。
“周工。”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挤到前面，脸黑，手上全是油，“我问你一句话。”
“你说。”
“我们厂子的油，到底有没有问题？”
“有。”
“多大的问题？”
“超出限量三点四倍。”
他不说话了。
“我叫刘大勇。”他说，“我在这个厂干了十一年，我是榨油车间的。我问你，那两批料，是不是从北边进的那批？”
“是。”
“那批料我知道。”他说，“进厂的时候我就跟王海说了，这料不行。他说，你管好你的机器。”
“嗯。”
“我他妈的说了三回。”他声音大起来，“我说了不顶用，你说了顶用。你早干什么去了？”
我看着他。
“我三年前就说了。”
他愣住了。
“三年前我说了，被开除了。”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站在这儿。”
人群安静下来。
刘大勇盯着我看了很久。
“三年前那个事，是真的？”
“真的。”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说了没人信。”
他转过身，一拳砸在铁门上。
铁门咣的一声。
“操。”他说，“操他妈的。”
我在厂门口站了两个小时。
陆陆续续有人过来问，问的内容都差不多：厂子还开不开，工资还发不发，我们的社保怎么办。
我答不上来。
这些事不该我答。
但是有一个人问了我一句，我一直记着。
是个女的，四十多岁，在包装车间，姓陈。
她说：“周工，我不怪你。”
“我不是来让你怪的。”
“我知道。”她说，“我就是想问，我儿子今年高考，他要是问我，你妈在哪个厂上班，我怎么说？”
我没答上来。
后来，我做了一件事。
我把这三百多人的名单整理了一份。年龄、工种、干了多少年。
然后我打了七个电话。
第一个打给江州本地一家做食用油的企业，老板姓何，以前做审核的时候认识的。
“何总，我周砚。金穗倒了，三百多号人，榨油的、包装的、化验的都有。”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周工，我这儿不缺人。”
“我不要你现在收。我要你把名单留着，用人的时候先看。”
“你这是给仇人办事？”
“不是仇人。”我说，“是三百个工人。”
“名单发我。”
七个电话，四个说看看，两个说不要，一个说，你让他们下周一来面试。
那个说面试的，是城东一家做调味品的厂，老板姓吴。
他说：“周工，我收人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他们。这个行业，工人越来越难找。金穗那批人，是熟手。”
“行。”我说，“你收就行。”
十月中旬，金穗食品正式吊销生产许可证。
十一月，案子移送检察院。
赵金穗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伪造公司印章罪，数罪并罚。
王海因为主动投案，提供关键证据，从轻。
那三所学校，市里组织了体检。
到目前为止，没查出问题。
十一月底，我收到一封信。
信封上没有寄件人地址，邮戳是江州市看守所。
里面一张纸，折了两折。
字是赵金穗的，还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字，写得很慢。
上面只有一句话：
“你说得对。”
没有落款。
我把那张纸看了两遍，折好，放进抽屉。
抽屉里还有一张纸，是三年前那张不合格报告单的复印件。
两张纸放在一起。
一张是我写的，一张是他写的。
中间隔了三年。
11
十二月的一个下午，刘桂芳来了。
她站在分院门口的传达室旁边，穿一件灰色的羽绒服。以前她来我家闹的时候，穿的是貂。
我下班出来，她往前走了两步，又站住。
“周砚。”
“阿姨。”
她手里提着一袋橘子。
“我来给你送点橘子。”
“阿姨，你有事说事。”
她把塑料袋放在窗台上，两只手在羽绒服上擦了擦。
我们站在马路边上。天冷，风大。
“赵金穗那个事，判了。”她说。
“嗯。八年。”
“林晓她老公，那个建材公司，也被查了。”
我抬起头。
“查什么？”
“说是跟金穗有生意往来，账上有点问题。”她说，“现在在配合调查。”
“跟林晓有关系吗？”
“没有。”她说，“他们上个月离了。”
我没说话。
“她带着孩子，搬回我那儿住了。”刘桂芳说，“我那个房子小，两室一厅，住得挤。”
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她伸手按了按。
“周砚，我今天来，不是求你办事。”
“嗯。”
“我是来跟你说句话。”
她抬起头看着我。
“当年，是我错了。”
我没接话。
“我知道你恨我。”她说，“我那时候天天去你家闹，坐在门口哭，骂你没出息，逼着林晓跟你离婚。”
“阿姨，你不用……”
“你让我说完。”她打断我，“我这把年纪了，这话不说，我死了都过不去。”
“我那时候就想，我女儿跟了你，吃不上饭，我心里难受。我就想着，赶紧让她断了，找个有钱的。”
“我找着了。一年两百多万，开着宝马，房子三套。”
“结果他外面有人，养了两年。林晓一直不知道。上个月他自己摊牌了，要离，房子一套都不给。”
她笑了一下，笑得很干。
“周砚，你说我这是图什么。”
我看着她。
三年前，她坐在我家门口拍着大腿哭的时候，头发还是黑的，脸上油光光的，一副要把我生吞了的样子。
现在她站在风里，头发白了一半，脸也垮了。
“阿姨。”我说，“你有话直说。林晓让你来的？”
“不是。”她说，“她不知道我来。”
“那你想说什么？”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
“我想问问你……”她说，“你跟林晓，还有没有可能。”
风刮过来，卷着一张废纸从我们中间过去。
我说：“没有。”
她抬起头。
“为什么？”她说，“她现在知道错了，我也知道错了。你们俩以前那么好……”
“阿姨。”我说，“三年前她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我不是嫌你没钱，我就是扛不住了’。”
“她那时候是真扛不住了。我妈生病，我失业，家里一分钱进项都没有。她一个人上班，一个人还房贷，一个人被你天天骂。她扛不住，我理解。”
“那你还……”
“我理解，不代表我要回去。”我说，“这三年，我一个人过来的。我洗了三年的瓶子，考了三年的证，签了两千多份报告。我最难的时候，你们谁在？”
她不说话。
“我不是在跟你们算账。”我说，“我是说，那条路我已经走过来了。我不想再走回去。”
她站在那儿，眼泪掉下来。
她没擦。
“周砚。”她说，“你恨不恨我？”
我想了想。
“不恨。”
“真的？”
“真的。”我说，“阿姨，你当年没错。”
她愣住了。
“你是怕女儿吃苦。这个心思，没错。”我说，“你只是看错了人。”
“你看错了我，也看错了那个开宝马的。”
“你看错人的时候，代价是我跟林晓付的。”
她捂着嘴，肩膀抖起来。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递给她。
她接了，抽了一张，捂在脸上。
“橘子你拿回去。”我说，“给孩子吃。”
我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我回头。
“阿姨。”
她抬起头。
“林晓要是过得不好，让她给我发个消息。”我说，“能帮的我帮。别的，没有了。”
那天晚上，我收到一条短信。
一个陌生号码。
“我妈回来哭了一晚上。谢谢你。”
没有署名。
我看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
然后把手机放下，去厨房煮了碗面。
面煮好的时候，短信又来了。
“周砚，我现在才知道，你当年为什么不肯签那个字。”
“我以前以为你是傻。”
“对不起。”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吃面。
面吃完了，我拿起手机，打了两个字。
“没事。”
发出去以后，我把这个号码删了。
12
十二月三十一号，今年的最后一天。
实验室里暖气开得足，窗户上蒙了一层水汽。
我在做一批酱油的氨基酸态氮。样品是上午送来的，一个县里的厂，抽检不合格，企业申请复检。
小陆在旁边配试剂，一边配一边哼歌。
“周哥。”
“嗯。”
“赵金穗那个案子，检察院建议的量刑是八年。”
“嗯。”
“八年啊。”他说，“他五十二，出来六十。”
“嗯。”
“你说他值不值？”
我把滴定管里的液体放完，抬头看他。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就是觉得，为了一百多万，搭进去八年，不值。”
“他不是为了一百多万。”我说，“他是为了一百多万，觉得没人会查。”
小陆想了想，点点头。
下午四点，老韩来了。
他提着一袋橘子，往我桌上一放。
“你师娘买的，买多了。”
“谢谢师父。”
他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看我做样。
“这批酱油怎么样？”
“氨基酸态氮零点三九，标准是零点四。差一点。”
“差一点也是不合格。”
“对。”
“企业申请复检了？”
“申请了。”
“复检要是还差一点呢？”
“那就是不合格。”
老韩点点头，没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问：
“赵金穗那个事，完了？”
“完了。”
“爽不爽？”
我把滴定管放回架上，想了想。
“不爽。”
“为什么？”
“因为判他八年，是因为他被抓了。”我说，“江州做食品的企业两百多家，还有多少家在用霉变料，我不知道。”
“你知道的，你查不过来。”
“我知道。”
“那你还干？”
“干。”
老韩笑了。
“你这个脾气，跟你师娘一样。”他说，“她炒菜，盐放多了，非得重炒一遍。我说凑合吃吧，她说，凑合吃，吃进去的还是盐。”
五点半，天黑了。
老韩走了。
我把今天的记录整理完，准备下班。
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实验室。
灯亮着，仪器在待机，屏幕上是一条平稳的基线。
我忽然想起三年前那个夏天。
那天我从金穗的办公楼出来，抱着一个纸箱，箱子里有一个用了六年的计算器。
我走到厂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厂门口的“金穗食品”四个字，在太阳底下晃眼。
那时候我想，我这辈子可能再也进不了这个行业了。
手机响了。
方科长。
“周砚，明天有个紧急抽检，你带队。”
“什么地方？”
“城西，一家做酱腌菜的。群众举报，说他们用工业盐。”
“几点？”
“早上七点，局里集合。”
“行。”
“对了。”他说，“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骑上电动车，往家走。
路上没什么人，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
经过江州宾馆的时候，我看了一眼三楼的窗户。
那天晚上，“富贵厅”的灯亮到很晚。
现在那个窗户是黑的。
回到家，我煮了碗面，坐在桌子前吃。
桌上放着一个文件袋，里面是明天要用的抽样单。
我把它抽出来，看了一遍。
企业名称、地址、抽样类别、抽样人。
抽样人那一栏，是空的。
我拿起笔。
笔尖悬在纸上，停了一下。
三年前，我签第一张不合格报告单的时候，手是抖的。
现在不抖了。
我在那一栏写下两个字。
周砚。
横平竖直。
写得跟三年前一模一样。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天还没亮。
我把电动车推到楼下，把蓝色的取样箱绑在前面的架子上。
箱子的边角磕掉了一块漆，是去年冬天在另一个厂门口摔的。
小陆已经到了路口，缩着脖子等我。
“周哥，早。”
“早。”
“今天这个厂，听说挺横的。”
“横就横。”
“那要是他们不让进呢？”
我把车推上路，跨上去。
“那就打110。”
小陆笑了。
我拧了拧油门。
电动车在空旷的马路上跑起来，风从领口灌进去，冷得人清醒。
前面是城西，是那家酱腌菜厂，是一批不知道合不合格的货。
也可能是另一个赵金穗。
也可能是三百个等着发工资的工人。
我不管这些。
我只管一件事。
到了那儿，取样，封样，签字。
签完的字，谁也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