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北方某县，冬天来得比往年早。
十月底落了一场雪，不大，薄薄一层盖在田埂上，太阳一出来就化了，地里的玉米茬子还戳着，没人收。青壮年都出去了，村里剩下老人、妇女和小孩，冬天没事干，就蹲在墙根晒太阳，或者窝在家里看电视。
刘家坳村东头有个院子，铁门常年锁着，墙头拉了铁丝网，里面三排砖房，窗户钉着塑料布，烟囱偶尔冒烟，偶尔不冒。村里人管它叫“老赵那儿”。老赵叫赵德贵，五十出头，以前在外面跑运输，后来不跑了，回村把这院子租下来，挂了一块牌子，白底红字：“阳光助残托养中心”。牌子是新的，字是打印的，底下印着一行小字：“县残联定点单位”。
村里人不太清楚“托养中心”是干什么的。老赵逢人就说，帮着照看残疾人、流浪汉、没人管的孤寡老人，政府给补贴，他挣个辛苦钱。有人问里面住了多少人，老赵含糊其辞：“十来个吧，来来去去的，没准数。”
2015年11月3日，一个孩子从那个院子里跑了出来。
孩子是个男孩，十来岁，瘦得肋骨一根一根凸出来，脸上冻得青紫，脚上穿着一双大人的棉拖鞋，跑丢了一只。他跑到村口小卖部，推开玻璃门，嘴里含含糊糊喊了一句“饿”，然后就栽在地上，晕了过去。小卖部老板娘姓孙，吓得赶紧喊人，几个村民把孩子抬到炕上，喂了半碗热粥，孩子缓过来，一口气吃了三个馒头，吃得直打嗝，眼睛还盯着塑料袋里的火腿肠。
孙老板娘问他叫什么，从哪儿来的。孩子嘴里含着一根火腿肠，含含糊糊说：“赵……赵叔那儿。”
“赵德贵那儿？”
孩子点头。
“你怎么跑出来的？”
“门没锁。”
“里面还有谁？”
孩子嚼火腿肠的嘴停了。他抬起头，看着孙老板娘，眼睛黑亮，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后背发凉的话：“还有好几个，锁着呢。”
派出所民警赶到的时候，老赵正在院子里劈柴。看到警车，他愣了一下，然后把斧头放下，拍了拍手上的木屑，迎上来：“同志，啥事？”
民警问：“里面住了多少人？”
“十三个。残疾的，流浪的，没人管的。我这可是正规的，县残联备案的。”
“我们进去看看。”
老赵脸上的笑僵了一下。“行，行，看看，看看。”
铁门打开，院子里一股味道冲出来。尿骚味，霉味，馊饭味，混在一起，像什么东西烂在了墙根底下。三排砖房，每排四间，窗户都钉着塑料布，从外面看不见里面。民警推开第一间房门。屋里没有床，靠墙铺了一层泡沫板，上面扔着几床看不出颜色的棉被。棉被底下蜷着一个人，听到门响，动了一下，抬起一张脏得看不清五官的脸。是个中年女人，瘦得脱相，嘴歪着，嘴角挂着口水，呆呆地看着门口。墙角放着一个塑料桶，里面是半桶发绿的液体，桶壁沾着干涸的粪便。民警问她叫什么，她嘴动了动，发出几个含混的音节，听不清。老赵在旁边接话：“她叫李秀英，邻县的，家里没人管，送过来的。”民警看了老赵一眼，没说话。
推开第二间，同样，没有床，地上铺着硬纸板和破棉絮。一个老人躺在上面，不会动，眼珠转着，嘴里发出“啊啊”的声音。他的腿从膝盖以下没了，断端裹着脏纱布，纱布已经发黑，揭开来伤口周围一圈烂肉，臭得人退了一步。老赵又接话：“这个是王老六，本村的，五保户，村里送来的。”民警问：“他的腿怎么回事？”老赵说：“来的时候就这样，自己烂掉的，不关我的事。”民警蹲下来看了看纱布，纱布和伤口粘在一起，边缘结了黑痂，至少几个月没换过。伤口周围的皮肤发黑发硬，按下去一个坑，回弹很慢，是长期血液循环不良加上感染。民警问：“多久没换药了？”老赵说：“换啥药，他又没钱。”民警站起来，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第三间、第四间，情况类似。十三个人，挤在四间屋里，没有一张床，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没有取暖设备。十一月的天，屋里比屋外还冷，塑料布挡不住风，墙角的水桶结了薄冰。有人躺在床上哼哼，有人坐在地上发呆，有人看到民警进来，伸出手，嘴里喊着什么，听不清是求助还是胡话。靠墙角那个铺位上，一个老太太蜷成一团，身下垫着硬纸板，纸板被尿泡烂了，粘在裤子上，撕不下来。民警蹲下去问她话，她不抬头，嘴里反复念叨一句：“饿，饿。”老赵在旁边说：“早上喂过了，她脑子不好，吃了也说没吃。”民警看了一眼墙角，半碗面条放在地上，面条坨成一团，上面落了一层灰，至少是昨天的。
民警问老赵：“他们的身份证呢？”
“有，有，都收着，怕丢。”
老赵从办公室抽屉里翻出一个塑料袋，里面塞着一摞身份证，有外省的，有本县的，有的已经过期好几年。
“残疾人证呢？”
“都有，残联给办的。”
“补贴呢？政府给的钱呢？”
“政府给是给了，不够啊。一个人一个月就那么点，吃饭都不够。我自己往里贴呢。”
民警没接话。他走到院子最后面，那里有一小块菜地，冬天种着白菜，冻得蔫头耷脑。菜地旁边，靠墙根底下，有一片土颜色不太对，比周围的土松，上面没种东西，平平地压着一块旧预制板。
“这是什么？”
“压菜的，怕风刮了。”
民警蹲下来看了看。预制板旁边的土里，露出一截塑料绳头，像是编织袋的提手。他伸手拽了一下，拽不动。
“把预制板掀开。”
老赵脸上的笑彻底没了。
预制板掀开，底下是松土。挖了不到半米，铁锹碰到了硬东西。刨开土，是一个编织袋，扎着口，打开，里面是一具尸体。男性，老年，蜷缩着，身上没有明显外伤，瘦得皮包骨。裹着一床破棉被，棉被上全是虱子卵。法医后来鉴定，死亡时间约一年，死因是营养不良加低温冻伤，说白了，饿死的，冻死的。
再往下挖，第二个袋子，第三个袋子，第四个袋子。四具尸体，都是男性，年龄在五十到七十岁之间，都是瘦死的。最下面那具，袋子已经烂了一半，尸体只剩骨架连着一层干皮，死亡时间至少在三年以上。
法医在现场做了初步勘验。第一个袋子里的老人，肋骨一根根数得清，胃里没有食物残留，肠道里只有少量粗纤维，是草根和树皮那种东西。第二个袋子的老人，后背有大面积褥疮，最深的地方烂到骨头，骨盆位置露着白骨茬，褥疮边缘干硬发黑，是长期不翻身、不处理导致的。褥疮周围的肌肉组织已经坏死，呈灰白色，按压有脓液渗出，法医取了样本，后来培养出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第三个袋子，手脚有捆绑痕迹，手腕上勒着尼龙绳，绳子和皮肉粘在一起，法医花了半天才分开，翻开之后手腕上一圈深槽，肉芽翻着，是生前绑的。绳子绑了三圈，打死结，结扣在手腕内侧，越挣扎越紧。第四个袋子，只剩骨架连着干皮，颅骨上有一道旧裂痕，像是被什么东西砸过，法医说可能是生前伤，也可能是死后动物啃的，分不清了。
四个编织袋，四个死者，埋在院子最后面的菜地底下，上面压着预制板，种着白菜。活人住在前面，死人埋在後面，中间隔着一排砖房，谁也不知道。
法医蹲在土坑边上，直起腰，摘了手套，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跟旁边的民警说：“这四个人，死的时候都没人管。第一个饿死的，第二个烂死的，第三个被绑着死的，第四个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他们活着的时候，住在这院子里的人，没人问一句。”
民警问：“能不能确定死因？”
法医弹了弹烟灰：“能。死因很明确，营养不良，低温，褥疮感染，长期束缚导致的并发症。说白了，就是被人慢慢弄死的。不，比弄死还狠。弄死是一刀的事，这是把人一点一点耗到死。”
审讯室，老赵交代了。
他不是一开始就坏。2010年刚开这个托养中心的时候，他确实想好好干。租院子，办手续，跑残联，把附近村里没人管的残疾人接过来，管吃管住，政府给补贴，他挣个差价。那两年还行，人不多，五六个人，他和他老婆两个人忙得过来，虽然吃的不算好，但热饭热菜，冬天有煤炉。2011年冬天，他还给每人买了一双棉鞋，虽然是集市上最便宜的那种，但好歹是新的。
2013年，县里换了领导，残联的补贴涨了，一个人一个月从四百涨到八百。老赵托了关系，把托养中心的资质续上了，又从周边县市接了一批人，院里住到了十几个。人一多，老婆嫌累，回娘家不干了，老赵一个人管不过来，就在村里雇了个半傻的老光棍帮忙做饭。
饭越来越稀，菜越来越少。老赵算了一笔账：一个人一个月八百，十三个人一万多，去掉房租水电和雇人的钱，自己落六千多。如果把伙食再压一压，落八千。如果再把雇的人辞了，落九千。
他开始克扣伙食。从三菜一汤变成两菜一汤，从两菜一汤变成一菜，从一菜变成白水面条。早上清水煮面条，放两片烂菜叶，中午馒头配咸菜，晚上不吃饭，说“省一顿省电省粮食”。有人饿得受不了，半夜嚎，老赵就把他绑在椅子上，嘴堵上，第二天解开。绑人的椅子是铁管焊的，扶手上有两道绳槽，正好卡住手腕。他绑人的手法也固定：先绑手，再绑脚，最后用一块脏毛巾堵嘴，毛巾上沾着不知道什么东西，塞进去之后外面再缠一圈胶带，保证一点声音都出不来。
第一个死的是个流浪汉，姓什么不知道，来的时候就没有身份证。2013年冬天，感冒，发烧，老赵没送医院，给吃了两片过期感冒药，三天后人没了。他后来供述，那三天他每天都去看一眼，第一天还坐着，第二天躺着不动了，第三天进去摸了一下，凉了。他当时站在屋里想了一会儿，不是想该不该送医院，是想该埋哪儿。第二天夜里他把人拖到后院，挖了不到半米深，塞进编织袋，盖上土，压上预制板。预制板是从村里拆迁工地上捡的，一个人搬不动，他分两次拖回来的。挖坑的锹是平时种菜用的，挖完之后他洗了锹，放回工具棚，第二天照常种菜。那天晚上他回屋之后吃了两碗面条，看了两集电视剧，十点半上床睡觉。他后来跟审讯员说：“头一回有点不得劲，翻了两回身才睡着。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没事了。”
第二个是2014年春天死的，一个残疾老人，腿不好，长期卧床，褥疮烂到骨头，臭得满屋都是。老赵嫌臭，把他挪到最里面那间屋，把窗户钉死，每天送一顿饭。一个月后进去看，人硬了。他后来供述，那一个月里他每天只送一顿，有时候是一碗稀饭，有时候是半个馒头。老人的褥疮烂得越来越深，他没换过一次纱布，也没翻过一次身。屋里臭得进不去人，他就把门开着散味，冬天冷风灌进去，老人缩成一团，身上只盖了一条薄毯子。老人死的时候蜷着，像一只煮熟的虾，脸朝墙，身上粘着硬纸板。老赵把他装进袋子的时候，扯了一下，硬纸板连着皮肉一起撕下来了。他把袋子扎好，拖到后院，跟第一个埋在一起，预制板重新盖上，白菜照种。
第三个是2014年冬天死的，一个哑巴，不会说话，饿得受不了，半夜爬出来敲别的屋门。老赵半夜听见动静，披了件棉袄出来看，哑巴趴在走廊地上，手伸着，嘴里“啊啊”地叫。老赵把他拖回屋里，绑在椅子上。这次绑得比平时狠，因为他半夜被吵醒了，心里有气。他先绑手，尼龙绳勒了三圈，死结打在手腕内侧。再绑脚，绳子从脚踝绕到椅子腿上，绑了两圈。最后堵嘴，毛巾塞进去，外面缠胶带，胶带缠了四圈，从下巴缠到后脑勺。哑巴在椅子上挣，椅子腿刮水泥地，发出吱嘎声。老赵踹了一脚椅子，说：“再挣，明天不给你饭吃。”哑巴不挣了。第二天老赵去看，人还活着，眼睛睁着，嘴被堵着，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老赵没解，第三天去看，人还在挣，只是幅度小了。第四天早上进去，人从椅子上滑下来了，半跪着，头耷拉着，手腕上的绳子勒进肉里，翻出来的肉芽已经发黑。老赵把人解开，拖到地上，试了试鼻息，没了。他后来供述：“我也没想到会死。我就是想让他别闹了。”
第四个是2015年春天死的，一个精神有问题的老人，不哭不闹，就是不吃东西。老赵也不劝，每天把碗放在门口，第二天去看，碗还在，人也没了。这个死得最安静，老赵说“他自己不想活了，跟我没关系”。他照旧装袋，埋了。
老赵供述的时候语气平静，像在说自己的账本：“我也没办法，政府给的钱就那么点，人又多，我顾不过来。死了就埋了呗，反正也没人问。我也想过送医院，送医院要钱，人死在医院更麻烦，还得解释。埋了省事，反正没人找。”
审讯员问：“有没有人找你问过这些人的下落？”
“没有。送到我这儿来的，都是没人管的。有的家属留了电话，从来没打过。有的连家属都没有。头一个死的时候我还慌了一晚上，后来就不慌了。反正没人问。”
“残联来检查过吗？”
“来过，一年来一回吧，提前打电话。接到电话我就收拾，把院子扫一遍，买几斤肉，做顿像样的饭，让他们看看。他们也不进屋细看，就在院里转转，拍两张照片。有时候会问一句‘老赵，人都好吧’，我说都好，能吃能睡。他们就不问了。”
“他们进过屋吗？”
“进过一回。2014年秋天那回，有个女同志说要看看屋里。我领她进了第一间，她捂着鼻子站了不到一分钟就出来了，说‘味太大，注意通风’。我说好，回头就开窗。她走了之后我把窗户又钉上了。”
“有没有给过你好处？”
“没有。就是一起吃顿饭，我买两条烟塞他们车里。不多，一条百十块。”
“你晚上睡不着吗？”
他想了想。“睡得着。又不是我杀的。他们本来就该死了，我给他们口饭吃，多活两年，我有什么好睡不着的。”
案子移交检察院那天，承办人翻着卷宗，问了一句：“这些死者的身份都查清了吗？”
刑警队的人说：“查清了三个，有一个实在查不着。查着的三个，家属都联系上了。”
“家属什么反应？”
“有一个儿子从外地赶回来，在殡仪馆认了尸，确认是他爸。他说他爸是2012年走丢的，他找过，没找着，后来就没再找了。民警问他为什么不找了，他说找了一年多，实在找不动了，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养，就放弃了。他说‘没想到他被人捡走了’。认尸那天他在殡仪馆待了不到二十分钟就走了，签字的时候手没抖，签完把笔往桌上一扔，说‘你们处理吧，我赶火车’。”
“还有两个呢？”
“一个没儿没女，村里给他办的五保户，送到托养中心之后村里就没再管。另一个有个闺女，嫁到外省去了，好多年没回来过。民警打电话通知她，她问了一句‘他死的时候受罪没’，民警没敢说具体情况，就说了句‘走得挺突然的’。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就行，我这边回不去，你们看着处理吧’。”
承办人把卷宗合上，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他跟同事说了一句话：“这些人活着的时候没人管，死了也没人找。要不是那个孩子跑出来，这四具尸体不知道还要在土里埋多久。你跟我说法律，法律能判他死刑，判不了他良心上那笔账。”
2016年，法院判决。赵德贵，犯故意杀人罪（不作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犯诈骗罪，骗取国家残疾人托养补贴，数额巨大，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他老婆在案发后跑回了娘家，被列为包庇罪另案处理，判了三年。那个半傻的老光棍被叫去问话，问什么都说“不知道，俺只管做饭”，没追究。县残联相关负责人被纪委调查，查实两年内该托养中心未按规定进行安全检查，分管副理事长被行政记过，具体经办人被调离岗位。
案子结了。但有些事情没结。
那个跑出来的孩子，后来查明了身份，是邻县一个精神残疾女人的儿子，女人改嫁后把孩子丢给了赵德贵，再也没来过。孩子被送到了市里的福利院，民警去回访过一次，福利院的老师说孩子不怎么说话，吃饭的时候总是往兜里揣馒头，怕下一顿没有。民警问他还记不记得那个院子，他点头。问他怕不怕，他摇头，说了一句：“赵叔不打人，赵叔就是不给吃饭。”
村里人对老赵的事议论了一阵子，后来就不说了。铁门上的“阳光助残托养中心”牌子被摘掉了，院子空着，铁锁锈了，墙头的铁丝网被风吹得歪歪扭扭。有人路过，会往里看一眼，但没人进去。村里的老人偶尔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的时候会提一嘴：“老赵那院子，后来挖出来四个。”“四个？”“四个。都瘦得没人样。”“判了？”“判了，死缓。”“死缓？那没死啊。”“死缓，过两年就无期了，再弄个保外就医，又出来了。”没人接话。太阳晒够了，各回各家。
2017年春天，县里又批了一家新的托养中心，在另一个镇上。老板换了一个人，牌子换了一个名字，手续齐全，墙上挂着“关爱弱势群体”的横幅。有没有人死在里面，暂时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