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一号，开学第一天，班主任郝老师领进来一个男生。
“转学生，柯望，从省城来的。”
白衬衫，袖子挽到小臂，站在讲台边上，眼睛从教室后排扫到前排，谁也没看。
郝老师把他安排在我后桌。全班只有那张桌子空着，原来坐的人上学期转走了，桌肚里还落着一层粉笔灰。
他坐下，椅子在地上拖出一声长响。
第一节语文课，他在后面翻书。翻到一半，用笔杆戳我后背。
“借块橡皮。”
我回头。他手伸着，掌心朝上，指甲剪得很短。
我把橡皮递过去。他用了，放在我桌角，没还，也没说谢谢。
第二节数学课，他又戳我。
“这节上到几点。”
“十一点四十。”
“课表没领到。”他说。
我把课表撕了一半给他。他看了一眼，折成四折，塞进校服口袋。
第二节课后是课间操。操场上的喇叭放着一段进行曲，声音破，像有人拿铁皮在敲。
跑操的队伍按班级排，我在女生第二排，跑到第三圈的时候，队伍乱了，前面的人停下，后面的人撞上来。
我被人踩了一脚，鞋后跟开了。
散操的时候他走在我后面，低头看了一眼。
“鞋坏了。”
“早坏了。”
“你怎么不换。”
“还能穿。”
他没说话，第二天早上我桌角放着一管胶，那种补鞋用的黄胶，还有一张纸条，写“涂上，压一宿”。
那半天我回头四次。第四次他睡着了，脸压在胳膊上，睫毛很长，呼吸把练习纸吹起一个角。
我转回去，笔尖按在本子上，按出一个小洞。
早读铃响之前，教室是这个学校最像样的地方。
四十七个人，四十几个在背书，声音压得很低，混在一起像一锅开了又关掉的水。窗玻璃上有一层水汽，外面是桐川的冬天，灰的楼，灰的天。
我的座位在第三排靠窗，桌角有一道刻痕，是上一届的人刻的“忍”字，刻得很深，我用修正带盖过，盖不住。
我在这个位置坐了三年，习惯了从这里看整个班。
转学生坐在我后面，是我这三年里离我最近的一张新面孔。
我家在桐川城西的老巷，两间半的房子。一间给我，一间给我爸妈，剩下半间是厨房。
巷子很窄，两边是那种老砖墙，墙上贴着小广告，撕了又贴。
我爸苗长庚开网约车，夜里跑，白天睡。他的车是租的，每个月交租，油钱自己出，跑到凌晨两三点，回来在沙发上躺一会儿。
我妈侯玉兰在市二院做保洁，早上五点出门，晚上七点回来，手上常年一股消毒水味。她洗碗的时候，水要开得很小，因为她觉得水费贵。
她回来第一件事是洗手，洗两遍。第二件事是看冰箱里还有什么，然后把剩的做成一样新的。
我们家的晚饭通常在七点半，三个人，两个菜，一个汤。菜是应季最便宜的，冬天是白菜、萝卜、土豆，换着做。
我爸吃饭的时候不说话。他跑一天车，回来的时候眼睛里全是血丝，筷子夹菜会抖一下。
他抖的时候，我妈就把盘子往他那边推一点。
高一那年我考进桐川三中，是我们巷子这些年唯一一个考上重点的。邻居在巷口聊天，说苗家这闺女，将来是要出省的。
我妈听了，笑得眼睛挤成一条缝，回家给我煮了两个荷包蛋，两个都卧在面里，一个给我，一个她说她吃，其实她只喝了汤。
我的志愿一直是南京。
外婆在南京，夫子庙旁边有条巷子，夏天卖桂花糖芋苗，五块钱一碗，加一勺糖桂花。我去过两次，一次是八岁，一次是初一。
我想考南京的师范，毕业留在那边教书，离外婆近，坐高铁回家两个小时。
这事我没跟人说过。十八岁的人，说出去的话好像就不算自己的了——说出口，就得做到，做不到就成了笑话。
柯望转来第三天，班里就都知道了他家的事。
他爸在省城做建筑，公司名在我们这种小城算响。有人打听到，他家在省城有两套房，他妈开一辆白色的车。
他妈裘丽云来学校找过郝老师一次，米色套装，高跟鞋在走廊上敲得很稳，整层楼都听得见。
她自己不说，他也不说。有人问，他就说“我爸盖房子的”。
他成绩不差，年级三十七。上课睡，考试不睡。
第一次月考，他坐我斜后方，一个小时写完，趴下就睡，卷子摊在旁边。我做完还剩二十分钟，抬头看他，他的呼吸很匀，笔滚到地上都没醒。
成绩出来，他数学一百一十七。
他借东西有瘾。橡皮、修正带、圆规、草稿纸，什么都借。借完不还。我抽屉里少了三块橡皮、两卷修正带。
柏枝说：“他在跟你搭话。”
我说：“他在省橡皮。”
柏枝是我从初一就认识的人，她家开五金店，她讲话从来不留面子。她说：“苗小满，你这个人就是，别人给你递话，你非要说人家是省橡皮。”
十月初的一个雨天，放学时雨泼下来。
我在校门口等雨小。走廊下挤了一排人，都在等家里人送伞。
他从后面过来，把伞塞到我手里。
“你用。”
“你呢。”
“我跑。”他说完就跑，白衬衫很快湿透，跑到街角还回头喊了一句，“明天还我。”
那把伞我用了三天。第四天我还他，他说：“送你了。”
“为什么。”
“我家有八把。”他说。
伞是深蓝的，伞骨上有一处补过的胶布，补得很仔细，胶布边压平了。
从那以后，那把伞一直在我书包侧袋里。下雨用，不下雨也带着。
十月的一场雨里，我用那把伞走过整条解放路。
伞骨上那块胶布被雨泡开了一角，我回家用透明胶又粘了一遍。
粘的时候我在想，一个人把伞给别人，自己跑进雨里，这件事在省城算不算平常。
在我们这儿不算。我们这儿的人，伞是各用各的。
十月放国庆假前，晚自习停电。教室点起几根蜡烛，郝老师说自习照常。
烛光只照亮每张桌子的中间一块，人脸在暗处。
他趴在我椅背上问我：“你想考哪。”
“南京。”我说，“南京的师范。”
“太远了。”他说。
“你家不是在省城。”
“我考北京。”他说，“学建筑，我爸在那边有项目。”
教室里全是翻纸的声音。
“你也去北京呗。”他说，“北京也有师范。”
“北京的师范我考不上。”
“那你努力啊。”他说得很快，好像这事很容易，“差多少分，我陪你补。”
我笑了一下，低头做题。
“苗小满。”他又叫。
“嗯。”
“我认真的。”
那天晚上回家，我把抽屉里一张写着“南京师范”的便签撕了。
撕到一半，我停下，把它夹进那本《现代汉语词典》。
那本词典是我初二用三好学生奖金买的，四十九块，书脊上粘过两次胶带。
夹进去以后，我又抽出一张空白的纸，想写点什么。
笔在纸上停了三分钟，最后什么都没写。
我把那张白纸也夹进去，和便签贴在一起。
那天夜里我把那把伞从书包里拿出来，靠在床头。
伞面还是湿的。
第二章 志愿表
十月中，学校发下来一张表。
《2016届高考志愿预填表》，一张A4纸，印着三栏：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下面还有一栏“家长意见”，要签字。
郝老师在讲台上说：“这张表不算数，真正填报是明年六月。但学校要按它分辅导小组，你们认真填。”
我把表铺在桌上，用铅笔写。
第一志愿：北京师范。
写的时候我停了很久。铅笔尖在纸上顿了顿，留了一个灰点。
我从来没想过北京。北京在我这儿是个电视里的词，冬天有雪，人多，远，坐火车要一晚上。
但他说北京也有师范。
第二志愿我写了南京师范，写完又涂掉，改成“服从调剂”。
第三志愿空着。
家长意见那一栏，我拿回家让我妈签。她那天刚下夜班，坐在小板凳上，头发散着，看了半天。
“这是要定下来了？”
“不算数，学校摸底。”
她“哦”了一声，去洗手，把手擦干，才拿笔，签了“侯玉兰”三个字，写得很大，很正。
写完她抬头看我：“你想去的那个，是北京还是南京。”
“北京。”我说。
她点点头，什么也没问。
写完我把表折起来，压在词典下面。
压在下面是怕被人看见。班里有人喜欢翻别人的东西，翻到就念出来，念完还要笑一句“你考得上吗”。
我不怕人笑，我怕人说“她还想考北京”。
那句话说出口，就等于把一件还没发生的事，先挂到墙上。
中午他借我的表。
“我看看格式。”
他拿过去，翻来覆去看了一分多钟，还回来的时候，右上角多了一个折角。
“你也填北京。”他说。
“嗯。”
“那说好了。”他把手伸过来，像要握手。
我没握，我说：“你先考上再说。”
他笑了，笑的时候右边有一颗虎牙。
那天下午表就交了。郝老师收的时候一张一张点，点到我的，抬头问了一句：“都想清楚了？这可是要存档的。”
我说想清楚了。
其实我不知道自己想清楚没有。我只知道，如果他去北京，我不去，那我们之间就什么都不会发生。
十一月初，学校按那张表分了辅导小组。
我在第一组，六个人，目标是“冲重点”。名单贴在教室后门上，我找自己的名字，找到第三行，看见他也在第一组。
他从后面探过头，看了一眼。
“分一块了。”
“嗯。”
“以后晚自习一起。”
“谁跟你一起。”
“郝老师说的。”他说，“组长是你。”
我回头看名单，第一组组长那一栏，真的写着“苗小满”。
辅导小组第一次活动是在周六上午，六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做一套理综卷。
时间到，郝老师收卷子，六个人对了对答案。我错十一题，他错九题。
“组长，”他敲了敲桌子，“你数学比我低。”
“我物理比你高。”
“那正好。”他说，“你教我物理，我教你数学。”
第一次讲题是在晚自习。我拿他的卷子，指着最后一道大题，讲了二十分钟。
他听的时候不打断，讲完才问一句：“这个公式为什么不能用在这儿。”
“因为条件不成立。”
“哪个条件。”
我把题目划出来，圈了三个字。
他低头看了很久，说：“哦。”
那个“哦”字拖得很长，像刚从水里冒出来。
另外四个人在旁边看，谁也没说话。
第二次活动，他带了一本数学真题，封面上写着“2015全国卷汇编”。
书是他从省城带来的，边角卷了，里面全是他的笔记。
“给你用。”他说。
“你自己不用？”
“我做过了。”
我翻开，第一页就看见他写的一行字：错了七遍。
七遍是什么意思，我一年后才懂。
那本书我用了整个冬天。每次做错，我就用铅笔在题号旁边画一道。画到第四道的时候，我才明白他为什么要写“七遍”。
错七遍，不是笨，是不肯认。
十一月，天冷了。
他开始把外套披在我肩上。第一次是在晚自习，教室的窗户关不严，风从缝里钻进来。他把校服外套搭在我背上，什么也没说，回去继续写题。
柏枝在旁边用笔捅我，嘴型说：他给你披衣服。
我没理她。
第二次是月考，我考砸了。数学七十九，年级掉到六十一名。
那天放学我一个人在楼道里站着，不想回家。
楼道灯坏了一格，暗一格亮一格，我站在暗的那格里。
他跟出来，靠在墙上。
“七十九分不至于。”他说。
“你不懂。”
“我懂。”他说，“我以前在省城，考过六十二。”
我抬头看他。
“后来呢。”
“后来我爸把我送到这儿来了。”他说，“换个地方，说是换个环境。”
“管用吗。”
“不管用。”他说，“但能换个人陪着做题。”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是他自己抄的错题，字很丑，密密麻麻，连页码都标了。
“给你。我抄了两份，一份给你。”
“你为什么抄两份。”
“因为我错得比你多。”他说。
那张纸我留到现在。
那天回家，我妈在灯下缝东西，问我月考多少名。
“六十一名。”
她手上的针停了一下。
“上次呢。”
“十九。”
她没说话，把线咬断，打了个结。
“你爸今天拉了十四个单。”她说，“他说这个月能多挣三百。”
我坐下来做作业，做到十一点。
灯是白的，房间很小，桌子靠着墙，墙上有我小学时候贴的奖状，边角已经卷起来。
我把月考卷拿出来，把错的地方重做一遍。
做到第三题，我在草稿纸上写：北京。
写完划掉，改成：南京。
又划掉。
最后什么都没写，把纸揉了。
窗外的巷子里有人在倒水，铁桶磕在地上，磕了三下。
十一点半，我妈敲门，问我要不要吃个鸡蛋。
我说不要。
她还是煮了一个，剥好，从门缝递进来。
鸡蛋是热的，我握在手里，握到凉。
第三章 十二月
十一月二十七号，我妈在厨房蹲下去没起来。
锅里的汤还在响，她扶着灶台，脸白得像布。我爸不在家，跑到城东去了，电话打过去，他说马上回。
巷子太窄，车进不来，我扶着她走了两百米到巷口。
她走一步停一步，手按在右边肋骨下面。
市二院急诊，B超做完，医生说胆结石，石头卡在胆囊颈，要手术。
“什么时候。”
“越早越好。”
“多少钱。”
医生看了我一眼：“先交个押金，八千。”
八千。
我在走廊上站着，墙是淡绿色的漆。
我妈从诊室出来，第一句话是：“回家。”
“医生说要做。”
“吃药也能好。”
“吃药好不了。”
她不说话，坐在长椅上，两只手绞着。
我爸赶到，交了五千，剩下的说第二天空出来。那五千是家里的活期，我帮他取过。
那天晚上我回家拿东西，厨房的锅还在灶上，汤糊了。
第二天我妈住院，七楼，十一床。
病房里有六张床，窗户朝北，白天也不太亮。
我妈住进去第二天开始跟我说家里的账：你爸十五号交车租，你别老往这儿跑。
回去的路上我在算。
手术八千，住院一天两百多，加起来一万出头。我爸跑一晚上车，好的时候两百，不好的时候八十，油钱还得扣一半。
北京那边，学费四千多，住宿一千，还有吃饭和路费。
我算到一年一万二，笔就停了。
手术排在十二月三号。
那天我请了半天假，坐公交去学校。路边的梧桐叶子掉光了，枝丫像手指张开。
教务处在三楼，桌上堆着一摞表格。
“老师，我想改一下志愿预填表。”
“改了要重交。原来那张呢。”
“我没带。”
“那你回去找，找不到就重新写一张。”
“我重新写一张。”
她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给我。
我趴在桌上写，铅笔还是那支。
第一志愿那一栏，我先写“北京”两个字，写完停了一下。
我从笔袋里拿出修正带，一按，纸面就盖住一层。
我把“北京”两个字涂掉，一点都没留。
写成“南京”的时候，手有点抖，“南”字的最后一竖歪了。
第二志愿改成“服从调剂”。
第三志愿空着。
家长意见那一栏，我没签字。我照着我妈的笔迹，写了一行“同意”。
写完我把表交上去，女老师看了一眼，盖章，插进后面的格子。
“行了。”
我站在三楼走廊，看下面的操场。有人在跑，一圈一圈，看不出是谁。
下午我上了一节课，又请了假回医院。
我妈那天能坐起来了，问我怎么穿校服来。我说从学校过来的。
她看我一眼，没再问。
旧的那张表在书包里。
就是原来那张，第一志愿写着“北京”。交上去以后我抄了一份留底，抄的时候留的是原样。
那张纸折成四折，塞在书包最里面，夹在《现代汉语词典》的中间。
词典那阵子一直放在书包里，因为我要查成语。
我把旧的那张塞进词典，位置在“现”字那一页的后面。
那张纸很薄，塞进去以后，词典合上，看不出鼓。
我本来想把它撕了。
手放在上面，撕了一下，撕了一个小口，就停下了。
我把那个小口抹平，合上词典。
十二月二十四号，平安夜。
那天下午，柯望他妈来学校。
我在教室后门擦黑板。郝老师过来叫我：“苗小满，有人找你。”
会客室在楼下一层。裘丽云坐在沙发上，套装，灰的，胸口别了一枚胸针。
“坐。”她说。
我坐下，手放在膝盖上。
她问我想考哪儿，家里几口人。我一句一句答。
“柯望跟我说，你们俩商量好了，都去北京。”
“是。”
“他从小就这样。”她说，“想做什么，一门心思。”
她放下杯子。
“苗同学，我不绕弯子。”
“你说。”
“你们这个年纪，喜欢一个人，是很正常的事。我不反对。”
我抬头看她。
“但是，”她说，“我儿子要考北京，学建筑，我们家在那边有安排。这个安排里，没有别的。”
“我没有要他改。”
“我知道。”她说，“所以我希望你也别改。”
我的手指在膝盖上收紧。
“你原本想考哪儿。”她问。
“南京。”
“那挺好。”她说，“南京好。离桐川也近。”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和气，和气到我说不出话。
“我不是瞧不起你。”她说，“你们不在一个层次上，勉强在一起，将来都是苦。”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茶几上，往我这边推了两厘米。
“这里面是两千。”她说，“你家里有困难，我知道。这钱你拿着，算我一点心意。”
我看着那个信封，没有伸手。
“阿姨。”
“嗯。”
“我妈住院，是我们家的事。”我说，“这钱我不要。”
“你这孩子，脾气跟他一样。”她站起来，“我不逼你。你自己想清楚。”
她走的时候，高跟鞋在走廊上敲，一格一格地敲远。
我在会客室又坐了五分钟，才回教室。
那天晚上晚自习我没抬头。
他在后面写完题，趴了一会儿又起来：“你怎么不说话。”
“累了。”
“你妈怎么样。”
“还行。”
“苗小满。”他把笔放下，“有事跟我说。”
“没事。”我说。
他没有再问。
我那天要是说了，一切都不一样。
可我想的不是说出来。
他妈刚给我两千，我妈躺床上，学费一年一万二。
我怎么开口。
说了，他要去吵；吵了，他家那边就断；断了，他考不上北京，记我一辈子。
十二月二十七号晚上，我在医院陪夜。
病房的灯关了，走廊上的灯亮着，光从门缝进来，一条白的。
我把词典拿出来，在走廊上坐着，翻到“现”字那一页，隔着纸摸了摸。
纸上写“北京”，是我自己的手。
十二月三十号，我回学校，一切照旧。
上课，做题，笑，跟他说“你怎么又趴下了”。
他看着我，过了一会儿说：“你瘦了。”
“我妈住院。”
“我知道。”他说，“我在。”
我转过头去。
不是感动。
是我忽然知道，我永远不能告诉他我改了什么。
十二月三十一号，我妈出院。账结了一万零四百六十。我爸把车押了一个月，钱是跟开修理厂的朋友借的。
出院那天我推着轮椅下楼，她一直回头看那栋楼。
“这钱我记着。”她说。
“妈。”
“你别为了我，把该做的事不做。”
我说我知道。
我没告诉她我已经做了。
那天晚上我把词典放进抽屉最里面。从那天起，我每天出门都看得见那个抽屉。
第四章 寒假
一月底期末考，我回到年级第十七。
成绩单发下来，郝老师在讲台上念名次，念到我的时候停了一下：“苗小满，十七。”
教室后排有人吹了声口哨。
柯望在后面用笔杆敲我椅子：“请客。”
“没钱。”
“那我请。”他说，“放假我找你去。”
我以为他说说。
考前一个星期，晚自习他给我讲了三个晚上的数学。
圆锥曲线那一章，我怎么做都错。他把我的卷子摊开，一道一道问：你这一步想干什么。
“不知道。”
“那就别写这一步。”
那三个晚上我十一点才回家。我妈在窗台上留了一碗汤，凉的，上面结了一层膜。
我热一热喝掉，再把碗洗了。
腊月二十四，他真的来了。
前一天我把屋子擦了一遍。桌子擦三遍，玻璃擦到能照出人。
我妈问干什么，我说同学要来。她“哦”了一声，把阳台上的纸箱挪进厨房。
凳子不够，我去隔壁借了一个。隔壁的阿姨问请谁吃饭，我说同学。
她说：“男同学女同学。”
“男的。”
她眼睛一亮，笑得意味深长。
那天下午我在家洗窗帘。
旧窗帘拆下来泡在盆里，水是黑的，换了三盆。手泡得发白，指甲缝里全是灰。
巷口有人问路，声音很客气，被风刮得断断续续。
我探出头，看见他站在巷子口，黑色羽绒服，手里拎一袋砂糖橘，脚上那双鞋干净得跟这条巷子不配。
“你怎么找到的。”
“你说过，进巷子第三个门，门口有棵歪脖子槐树。”
“那是随口说的。”
“我记性好。”
他站在那儿，脚底下那块砖是活的，一踩就翘。
“进来吧。”
我妈正好下夜班回来。
她看见门口站着个男生，愣了一下，把手里的塑料袋往身后藏了一下——里面是昨天剩的两个馒头。
“阿姨好。”他叫得很响。
“哎。”我妈应了一声，转头看我，“同学？”
“同学。”
我妈把他请进屋，倒了杯热水。
杯子是我小时候的搪瓷缸，上面印着一个“奖”字，边上磕掉一块瓷。他双手接了，一口喝完。
“阿姨，这水甜。”
“自来水。”我妈说。
他笑了一下，没接。
我爸被说话声吵醒，穿着秋衣出来，头发翘着。
“叔叔。”柯望站起来。
“坐坐坐。”我爸摆手，去厨房洗脸。
他用凉水洗，哗哗地响，出来头发还是翘的。
中午我妈煮面。
三个人挤在那张旧方桌上。桌面上有一块白痕，是我小学时候放的锅烫出来的。
他吃得快，吃完把碗摞起来，端去洗。
我妈拦不住，站在厨房门口看他洗碗，回头小声问我：“这孩子家里做什么的。”
“盖房子的。”
“哦。”她点点头，看了一眼他脚上的鞋，什么也没说。
后来她补了一句：“人家孩子手挺干净。”
下午他帮我爸修雨刮器。
我爸那车是租的，跑网约车，雨刮刮不干净，一到下雨天左前方留一道水痕。
柯望蹲在车头，拆下来，用纸巾擦胶条上的泥，再装回去，手上全是黑灰。
“你怎么会。”
“小时候在我爸工地上玩。”
他拆得熟练，知道哪个卡扣先松，哪个后松。
我爸站在旁边看，一开始没说话，后来递了根烟。
“不抽。”柯望说。
“好。”我爸把烟收回去，自己点了一根。
抽到一半，他问：“你爸做什么的。”
“做建筑的。”
“哦。”我爸点点头，“那挣得多。”
柯望没接话，低头擦胶条。
我爸把烟掐了，剩下半根揣回口袋。
修完他站起来，拍了拍手。
“叔叔，这胶条该换了，网上十块钱一根，我发链接给你。”
“我不会网购。”
“那我买。”
我爸笑了：“你这孩子。”
那天傍晚我们在巷口的小店吃面。
店里电视开着，放春晚重播，声音很大。
“考完我带你去北京。”他说。
“去干什么。”
“看长城，还有故宫。”他说，“我小时候去过一次，人多得走不动，我爸把我扛在肩上。”
“门票贵。”
“我请。”
“北京冬天冷不冷。”
“冷。”他说，“零下十几度，风刮脸疼。不过屋里有暖气。”
“暖气是什么样。”
他看了我一眼：“就是个铁片子，一片一片贴着墙，冬天摸着烫手。”
我“哦”了一声。
“你去了就知道了。”他说。
我低头吃面，汤很烫。
“苗小满。”
“嗯。”
“你别老想着钱。”
我没说话。我十八岁，我家的钱是一张一张数出来的，我不可能不想。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说，“我是说，你别因为这个，把想去的地方改成不想去的。”
我抬头看他。
他低头吃面，耳朵有点红。
吃完他送我到巷口，抬头看了一眼这条巷子。
“你们这儿晚上没路灯。”
“有两个，坏的。”
“我明天跟你们居委会说一声。”
“你别去。”
“为什么。”
“人家会问你是谁。”
他没说话，把手插进兜里。
送到巷口，他停下，掏手机看了一眼，走到墙边接电话。
风把他的话音吹过来一点。
“……妈，我在同学家。”
“……不是，就那个女生。”
“……妈，你别说了。”
“……我知道，我回去。”
他回来的时候脸色没变，还是笑。
“我妈催我回去。”
“嗯。”
“开学见。”
“开学见。”
他走了。我站在巷口，看他拦了一辆出租车，坐进去，车灯一亮，走了。
我在原地站到手指冻僵。
回家我妈在收碗。她一边擦桌子一边问：“那孩子是不是喜欢你。”
“妈。”
“我就问问。”她说，“人家条件好，你别当真。”
我把窗帘挂回去，站上凳子，够最上面的钩子，挂了两次才挂上。
那天夜里我没睡着。
我在被子里想他妈那通电话，想他那句“就那个女生”。
他管我叫“那个女生”。
那三个字我在心里翻来翻去，翻到天亮。
第五章 词典
三月开学，第一次模拟考。
我的作文被郝老师当范文念了。里面用了一个词，“鳞次栉比”。
“这词用得准。”她说，“有些同学写作文，形容词一堆，没有一个落在地上。”
那篇作文写的是桐川的早市。
我写的是凌晨四点的解放路：卖菜的把塑料布铺开，鱼摊上的水一直流到人行道上，卖豆腐的老头用一块湿布盖着白豆腐，谁来了就掀一下。
结尾我写：这条街比城市起得早。
郝老师念到最后一段，教室里安静了几秒。
下课后柯望借我的词典。
“我查查这词什么意思。”
“你作文比我高。”
“我抄的。”他说。
那本《现代汉语词典》书脊上粘过两次胶带，翻起来有声音。
词典里原来夹着不少东西：两张车票、一张外婆家的地址、一页写着“5月4日”的便签。
那些东西我都没清，想着总有一天会用上。
他翻到中间，一张纸从里面滑出来，落在桌上。
是一张志愿预填表。
我的。
第一志愿那一栏，铅笔写着“北京”两个字，是我自己的字。右上角有一个折角。
教室里很吵，有人在收作业，有人在打闹，有人把窗推开，风灌进来。
他捏着那张表，看了很久。
“这谁的。”我问。
“没谁的。”他把表折回去，塞进词典，“你掉出来的。”
“哦。”
那天他没再说话。
那一天剩下的课，他都没回头。
以前他一节课要戳我三四次，那天一次都没有。晚自习他也没来前面问物理题，坐在后面，一直在写。
我回头看了一次，他抬头，眼神对上了，又低下去。
我以为他嫌我烦。
后来我才知道，掉出来的是他抄走的那一张。
我重填那天，把旧的那张夹进了词典，忘了拿出来。
他以为那是我的决定。
从那天起，他说话变得很笃定。
像一个人已经看见了终点，就不着急赶路。
三月中，他开始每天早上给我带早饭。
七点十分，一个肉包，一杯豆浆。豆浆装在保温杯里，盖子拧得很紧，怕凉。
“你哪来的保温杯。”
“我妈的，她不用。”
“你妈知道吗。”
“不知道。”
我把豆浆喝了，杯子洗干净，第二天还他。
他第二天又装满。
有一天下雨，他跑进教室的时候，羽绒服前襟是湿的，保温杯却捂在怀里，一点水没沾。
“你怎么不撑伞。”
“忘了。”
“杯子怎么是干的。”
“我揣着。”
他把杯子放到我桌上，转身回座位，头发上还在滴水。
三月下旬，他把我的座位调到靠墙那一侧，说靠窗有风，我老咳嗽。他自己坐到风口。
“你不怕冷。”
“我脂肪多。”
中午他帮我去食堂占位。他吃得快，十分钟吃完，跑到二楼给我占一个靠里的位置，把书包放在旁边。
有两次别人要坐，他说这儿有人。人家问谁，他说苗小满。
传到班里就成了“柯望给苗小满占座”。
我听见了，装作没听见。
晚自习他把自己的外套挂在两个人的椅背上，像一道帘子。
柏枝看得直摇头。
“苗小满，你俩到底算不算。”
“算同学。”
“同学会给你剥六个鸡蛋？”
“那他自己要吃。”
“他自己吃会把蛋剥好放你饭盒里？”
我答不上来。
柏枝把笔一放：“我跟你说，你别拖。这种男的要是不接住，等他去了北京，你就只能在国内看新闻。”
“什么新闻。”
“他结婚的新闻。”她说。
我笑了。
我没告诉她，我从来不觉得那是可能的事。
四月，又一次月考。
我年级第九，他第二十三。
成绩出来那天，他把成绩单折成四折，塞进我那本词典。
“干什么。”
“存着。”他说，“以后你看。”
“以后看什么。”
“看我们俩什么时候最好。”
他把手插进兜里，站在教室门口，忽然又说：“北京的房子贵，我算过了。”
“你算那个干什么。”
“我学建筑，毕业先在设计院干两年，攒钱。”他说，“你别管，我都算过。”
“我不管你。”
“你管。”他说，“你不催我，我就不算。”
我没听懂这句话，后来才知道他是认真的。
四月下半月，晚自习结束，他送我回家。
走到巷口，路灯昏黄，飞虫绕着灯转。
“苗小满。”
“嗯。”
“北京见。”
我抬头看他。
他说得很轻，像一件已经定好、不用再商量的事。
“考完去长城？”我问。
“对。”他说，“考完就去。”
“嗯。”
我当时以为他说的是旅游。
他以为我听懂了。
那两句话中间隔着的东西，谁也没伸手去碰。
四月二十八号，他问我：“你志愿复查过了没有。”
“复查什么。”
“学校不是让核对吗。”他说，“你别改。”
“我不改。”
“你再确认一遍。”
“确认过了。”我说。
他说“好”，那个“好”字说得特别重，像是替我把一颗钉子敲进墙里。
我后来想，他那时候其实是在验收一张纸。
而我验收的是另一张。
五月一号，他把一张纸塞进我课本。
硬卡纸，边角剪得不齐，上面四个字：
“同一座城。”
字还是那么丑。
我把那张纸夹进词典，夹在那张旧表后面。
两张纸贴在一起，一张写着北京，一张写着同一座城。
我合上词典，忽然觉得有点不对。
他一直以为我要去北京。
可我从十二月三号那天起，就没打算去。
我想跟他说。想了三次。
第一次是第二天早上，他递豆浆过来，我说了一句“柯望”。
“嗯。”
“没事。”
第二次是在食堂，我说“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我妈出院了。”
“那好。”他说。
第三次是晚自习，他趴在椅背上问我“怎么了”。
“没事。”
话到嘴边就退回去了。因为一说出来，他脸上的那种笃定就会碎。
我舍不得。
我居然舍不得。
第六章 五月
五月八号，柯望没来上课。
上午第二节，他座位空着。第三节还空着。
中午费扬在走廊上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打了很久，回头看我一眼，又转开。
我在教室里改错题，改到一半，抬头看了一眼后面那张空桌子。
桌肚里露出半截校服袖子，是他走的时候没拿走的外套。
那天上午我写了三道题，一道都没写对。
中午我问费扬：“他怎么了。”
费扬看了我一眼：“家里的事。”
“什么事。”
“你别问了。”
他把手机塞回兜里，走了两步又回头：“你要是能去，就去看看。”
“我去了也没用。”
“有用。”他说，“他一个人在家。”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才发现他平时那股吊儿郎当的劲儿没了。
下午郝老师在讲台上说：“柯望家里有事，请假十天。你们笔记做得好的，给他留一份。”
“苗小满。”她点我，“你抄一份。”
那天晚上我把笔记抄了两份。
一份是课堂笔记，一份是我自己整理的错题，从三月到五月，一页一页抄。
抄到十一点，手腕疼。我妈敲了门，问我在干什么。
“给同学抄笔记。”
“哪个同学。”
“就是那个。”
她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去厨房给我煮了个蛋。
我把蛋吃了，接着抄。
那天放学，费扬叫住我。
“你要去看看他吗。”
“他家在哪儿。”
他给了我一个地址，是学校后面那个新小区，楼号写在一张作业纸上。
“你去了别说是我给的。”
第二天我去了。
去之前我换了件衣服，换了两回，最后还是穿了校服。
我妈问我出门干什么。我说给同学送笔记。
“就是那个男生？”
“是。”
她“哦”了一声，把伞递给我：“今天有雨。”
我没接：“不下。”
“拿着。”
我拿了。
小区门口的保安拦下我，问我找谁。我报了名字，他打了个电话，才放我进去。
楼是新楼，电梯里有装修的味道，墙上贴着“禁止堆放装修垃圾”。
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数字一格一格跳，到十一楼停了很久才开门。
楼道里堆着两个纸箱，箱子上写着“账本”，字是用马克笔写的，写得很急。
我上到十一楼，门开着一条缝，屋里没开灯。
柯望坐在沙发上，头发乱着，茶几上堆着烟盒——他爸抽的那种。
“你怎么来了。”
“给你送笔记。”
“放那儿吧。”
我把笔记放在茶几上，站着。
“坐。”他说。
我坐下。
客厅窗户外是桐川的楼顶，一片灰色。窗帘没拉，光很白，照得人眼睛酸。
“我爸出事了。”他说。
“什么时候。”
“前天夜里。”他说，“工地塌了一段脚手架，死了一个人。”
我没说话。
“责任我们这边占大头。”他说，“公司账被查了，我爸被带走了。”
“死的那个人多大。”
“四十二。”他说，“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
我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
“他老婆来过我们家。”柯望说，“昨天来的，站在门口，没进来，也没哭。她问我妈，钱怎么办。”
“你妈怎么说。”
“我妈说，砸锅卖铁也给。”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看着窗外。
“要多久。”
“不知道。律师说，可能判。”
他低着头，手指在膝盖上敲，敲得很轻。
“我妈这几天天天哭。”他说，“哭完就打电话，找这个找那个。”
“你吃饭了吗。”
他抬头看我，笑了一下，笑得很勉强。
“吃了。泡面。”
我站起来，去厨房。
他家厨房是新的，橱柜是亮面的那种，灶台上还有一层没撕的膜。
冰箱里只有鸡蛋、两盒泡面和半瓶醋。
没有葱，没有菜。
我翻了两个抽屉，找到一包挂面，一袋盐。
锅在最上面那个柜子里，够不着，我搬了凳子。
凳子腿不平，站上去晃。我一只手扶着柜门，一只手把锅拿下来。
我煮了面，打了两个蛋，蛋煮得老了，蛋黄是硬的。
端出来的时候，他盯着碗看了两秒。
“我妈从来没煮过这个。”
“那就吃。”
他吃到一半，忽然放下筷子。
“苗小满。”
“嗯。”
“北京还去吗。”
我看着他。
“去。”我说，“更得去。”
“为什么。”
“因为不去，我家这事就白出了。”他说，“我爸说过，读书是唯一能翻身的。”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平静，平静得让我害怕。
“那你妈呢。”
“我妈有我。”他说。
我把碗推近一点。
“吃。”
他吃完了，连汤都喝完。
那天下午我陪他从三点坐到六点。他没怎么说话，我也没有。
四点多，他妈从外面回来，眼睛肿着，看见我，愣了一下。
“阿姨。”
“你来了。”她说，“吃饭了吗。”
“吃了。”
她点点头，进厨房，看到灶台上有用过的锅，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
“是你煮的？”
“是。”
她转过身，去水池边洗手，洗了很久。
走的时候她送到门口。
“小满。”她叫我的名字，第一次叫。
“阿姨。”
“你别嫌我们家。”她说。
“我不嫌。”
“他妈现在这样，”她指了指自己，“什么都不能给你。”
“我没想要什么。”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眼睛又红了。
“你好好考。”
“嗯。”
“别学他爸。”她说，“也别学我们家。”
那天我陪他到六点，天还没黑。
他送我到公交站。
天开始热了，站台的铁栏杆烫手。
“六月八号考完。”他说，“我在校门口等你。”
“等我干什么。”
“有事跟你说。”
“什么事。”
“考完再说。”他说，“考完什么都好说。”
公交车来了，我上车。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回头看，他还站在站台上，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校服，一只手插在兜里。
车开出两站，我才想起来，我今天一句话没说。
就是那句“我改填了南京”。
车过了江，江面很宽，太阳落下去，水上一片金。
我把书包抱在怀里，里面有那本词典，词典里夹着两张纸。
一张写着北京。
一张写着同一座城。
第七章 六月
六月五号，学校放假。
那天上午最后一节课，郝老师在讲台上讲了四十分钟的注意事项：准考证、身份证、两支黑笔、一块橡皮、不准带手机。
讲完她停了一下，说：“你们都十八了。”
教室里没人说话。
下课后柯望把一个信封塞进我抽屉。
“什么。”
“考完再看。”
我摸了摸，里面是硬的，像一张卡片。
“你不许现在看。”他说。
“行。”
“苗小满。”
“嗯。”
“考完。”
“考完。”
六月六号下午看考场。
我在桐川三中，他在二中。
两个考点隔着一条江，坐车四十分钟。
“怎么分的。”他站在校门口，皱着眉。
“按片区。”
“那考完我怎么找你。”
“校门口等。”我说。
“哪个校门口。”
“我的。”
“行。”他说，“六月八号，五点半。”
“五点半我出不来。”
“那我等到你出来。”
六月五号下午，我去文具店买笔。
店主是个老头，戴着老花镜，一支一支给我试：“这支出水快，那支笔芯硬。”
我买了三支黑的，两支2B的，一块橡皮。
结账的时候他问：“高考？”
“嗯。”
“考得上。”
我把零钱收好，说了声谢谢。
出门的时候碰上费扬，他也来买笔。
“你俩一个考点？”
“不是。”
“那可惜。”他说，“我还想着你们能一块儿。”
“一块儿干什么。”
“一块儿考完了好庆祝。”他说，“他这阵子，除了考试什么都不想。”
“他家的事怎么样了。”
费扬把手插进兜里：“判了半年，缓的。”
“什么时候的事。”
“上个礼拜。”他说，“他妈不让说，怕影响他考试。”
我站在文具店门口，太阳晒得眼睛疼。
六月七号，语文。
早上我妈四点半就起来了，煮了粥，煎了一个蛋，把蛋放在粥上，用碗盖着。
“你别紧张。”她说。
“我不紧张。”
“你爸今天不出车，就在外面等。”
“让他回去。”
“他不回。”
考场在三中二楼，窗户朝南，太阳照进来，桌子是热的。
作文题我给忘了。只记得我写了很长，写到最后一格。
出来的时候我爸在校门口的树底下，手里拿着一瓶水，瓶子上全是水珠。
“考得怎么样。”
“还行。”
“行就行。”
六月七号下午，数学。
最后两道大题我都没做完。
第三问写了一半，铃就响了。我放下笔的时候，手心全是汗，笔杆上留了一圈印。
出来的时候，我看见有人在哭。
我没哭。我心里空了一块，像考试之前就把力气全使完了。
我给柯望发短信：数学完了。
他回得很快：没事，我也完了。
六月七号晚上我睡不着。
那三个小时我一直在算分。
语文一百一，数学九十，英语一百二，理综两百。
加起来五百二。
北京那边前一年的线，五百八十七。
我把数字写在纸上，写完划掉，划掉又写。
我在被子里翻来覆去，想到十二点，起来把词典翻开。
那张旧表还在。
“北京”两个字，铅笔写的，已经有点淡了。
我用手摸了摸。
六月八号，上午考完最后一门是英语，下午没有。
上午十一点二十，铃响。
我出来的时候，操场上全是人，家长挤在铁门外，举着伞、矿泉水、向日葵。
我在人群里站了五分钟。
我们从三中考场出来的都在正门走，正门外面堵死了。
手机在书包里，我开机，屏幕上只剩百分之一的电，弹出一条我妈的短信：我在侧门，正门堵。
我给她打电话，通了。
“妈。”
“考完了？”
“考完了。”
“你从侧门出来，我在侧门。”
“我等人。”
“等谁。”
“同学。”
“同学以后再见。”她说，“车在路边，停不了。”
“我五分钟。”
“小满。”
“五分钟。”
她在那头叹了一口气：“你外婆在家等着。”
我站在正门口，看了三圈。
人太多了，全是陌生的脸。有男生把书包扔到天上，有女生抱着她妈哭。
我没看见他。
我拨他的号码，打了两声就断了，屏幕黑了。
我又按了一次开机，开不动。
我又等了五分钟，我妈的电话又来了。
“你在哪儿。”
“正门。”
“你过来。”
“妈，再等一会儿。”
“车被贴条了。”她说，“你过来。”
我过去了。
侧门口停着一辆白色的车，是我爸的车。我妈站在车门边上，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
“上车。”
“我发个短信。”
“上车再说。”
我上了车。
车开出去的时候，我从后窗看了一眼正门。人还是那么多，绿校服，白校服，混在一片。
我想，他可能还没出来。
我把手机拿出来，屏幕是黑的，刚才那一通电话把电耗完了。
我想找充电线，我妈说：“包里没有，回家充。”
车往江那边开，我看窗外。
我妈在旁边说：“你外婆一个月前就说了，考完接你去住几天。”
“住几天。”
“住到你出成绩。”
“我要等成绩。”
“成绩单寄到家里，我给你打电话。”
我没说话。
“小满。”她说，“你别老一个人待着。”
“我没有。”
“你有。”她说，“从小到大，什么都往心里放。”
江上有一条货船，船尾拖着一条白色的水痕。
到外婆家是晚上七点。
外婆住的是老房子，四楼，没有电梯。她站在楼梯口等我们，手里拿着一把蒲扇。
“考完了？”
“考完了。”
“考得好不好。”
“不知道。”
她笑了，拉着我进屋，桌上有四个菜。
我坐下，吃了两口，说要去洗手。
我在卫生间把手机插上充电，等了五分钟，开机。
屏幕亮起来，弹出来三个未接来电。
两个是他的。
一个是我爸的。
时间分别是五点三十七、五点五十二、六点二十。
我坐在马桶盖上，看着那三个号码，看了很久。
我没有回拨。
我怕他说“我在正门”。
我也怕他说“我没来”。
我在心里排练了三遍要怎么开口。
第一遍：对不起，我手机没电了。
第二遍：我妈把我从侧门拉走了。
第三遍：我在正门等了十分钟。
三遍都不像话。十分钟，够一个人走三条街。
我在卫生间里坐到外婆敲门，说菜凉了。
出去的时候我把手机放在口袋里，屏幕贴着腿，一直是热的。
第八章 放榜
六月二十三号，出分。
那天桐川下雨，从早下到晚，巷子里的水漫过脚背。
查分的网站在十点开。我九点五十坐在电脑前，我妈站在我后面，我爸站在门口。
十点整，网页打不开。
刷新，再刷新，白屏，然后是“系统繁忙”。
我妈说：“要不歇一会儿。”
“不歇。”
十点二十，页面出来了。
语文一百一十二，数学八十九，英语一百二十六，理综两百零四。
总分五百三十一。
我妈没说话。我爸在门口点了一根烟。
“五百三十一。”我说。
“够吗。”我妈问。
“够南京。”
我把网页关掉，重新打开，又看了一眼。
数字没变。
我爸把烟掐了，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回房间去了。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在里面打电话，声音很大：“喂，老陈，我闺女考了五百三十一。”
那天下午我给柯望打电话。
“多少。”
“五百八十八。”他说。
“那够北京了。”
“够了。”他说，“你呢。”
“五百三十一。”
“也够了。”
“够南京。”
电话那头停了两秒。
“什么南京。”
“我报南京师范。”
“你不是报北京吗。”他说，“你跟我说了。”
“我说过很多话。”
“苗小满。”
“我十二月改了。”我说。
那边很久没有声音。
我听见他那边也有雨声。
“你改了？”
“我改了。”
“为什么。”
我张了张嘴。
我妈在厨房喊我吃饭，我爸在房间里咳嗽。
“你妈那边——”我说了一半，停了。
“我妈那边怎么了。”
“没什么。”我说，“你自己好好去。”
“苗小满，你等一下。”
我把电话挂了。
挂完手在抖，抖了很久。
六月二十六号，回学校填正式志愿。
机房在三楼，二十八台电脑，一台一台开。
我坐在第七台，输入考生号，页面弹出来。
第一志愿：南京师范。
第二志愿：省内一所师范。
第三志愿：服从调剂。
我把三个都填完，点了确认，页面上跳出“提交成功”。
我坐在那儿看了一会儿，然后关了页面。
出机房的时候，柏枝在门口等我。
“填完了？”
“填完了。”
“北京？”
“南京。”
她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问，把手搭在我肩上。
七月十号，学校在门口贴了红榜。
我骑车过去看。榜贴在传达室外面的墙上，一张红纸，字是打印的，从第一名排到最后一名。
我在第四十几行找到自己的名字。
再往上翻，第三行是柯望。
后面写着“北京”，学校名印得很小，我站在墙边看了很久。
看的时候太阳很大，红纸被晒得发白。
七月十五号，录取通知书到了。
是邮递员送到巷口的，牛皮纸信封，上面印着学校的名字。
我妈拿着信封，手有点抖，让我拆。
我拆开，里面有一张纸，写着录取两个字，还有一张新生手册。
我爸把那张纸看了三遍，然后去巷口买了一挂鞭炮。
那天巷子里很吵。
邻居都来了，问考的哪儿，问多少钱一年，问毕业能不能分配。
我妈一一答，答到“学费四千八”的时候，声音小了一点。
我在屋里坐着，看那张录取通知书。
看的时候我在想，他知道了吗。
八月二十六号，我在车站。
我要去南京报到，学校二十七号开始注册。
我爸开车送我到桐川站，我妈跟着，带了一个行李箱、一袋馒头、一包咸菜。
候车室里很挤，广播一直在念车次。
我在长椅上坐着，抬头看见了一个人。
柯望站在候车室门口，背着一个黑色的双肩包，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
他也看见我了。
“你怎么在这儿。”我站起来。
“我去省城。”他说，“今天下午的车。”
“去省城干什么。”
“我爸的案子还有些手续。”他说，“我妈一个人办不明白。”
他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
我妈在旁边看着我们，没说话。
“你去南京。”他说。
“嗯。”
“几点的车。”
“两点二十。”
“我四点。”
我们坐在那儿，谁都没说话。
候车室的广播又响了一遍，念到一班去往北方的车。
“苗小满。”
“嗯。”
“六月八号那天。”他说，“我在你们学校正门口。”
“我等你到七点半。”
我看着他。
“我从侧门走的。”我说，“我妈在侧门。”
“我知道。”他说，“我后来问了。”
“你怎么不早说。”
“我说什么。”他说，“我给你打了三个电话。”
“我手机没电了。”
“我猜到了。”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
“我以为你要去北京。”他说。
“我跟你说了我改。”
“我以为你说气话。”
我笑了。
那个笑很难看。
“柯望，我十二月三号改的。”我说，“我改完那天，还去会客室见了你妈。”
他抬起头。
“我妈？”
“她给我两千块钱。”我说，“让我别改你的志愿。”
他脸色变了。
“你为什么不说。”
“我说了你能怎么样。”我说，“你去跟你妈吵？你不考了？”
“那是我家的事。”
“我妈住院也是我家的事。”我说。
我们不说话了。
广播念到他那班车开始检票。
他站起来，把塑料袋放在我旁边。
“给你的。”
“什么。”
“两盒桂花糕。”他说，“南京那边不一定有。”
“你去过南京？”
“没去过。”他说，“我上网查的。”
我把塑料袋拿在手里。
“柯望。”
“嗯。”
“你到了省城，给我发个短信。”
“好。”
他背起包，走了两步，又回过头。
“苗小满。”
“嗯。”
“北京见。”
我站在原地。
我想说“我不去北京”。
我想说“我从来没有要去”。
我想说“你到现在还以为我骗你”。
我什么都没说。
他检票进去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被人群吞掉。
那天我在候车室坐到两点十分，才上的车。
上车以后我把塑料袋打开，里面两盒桂花糕，一盒已经压扁了。
我吃了一块。
甜得发苦。
我把那盒压扁的留着，一直带到南京，放在宿舍的书架上，放到长毛，才扔。
另一盒我在车上吃完了。
一块一块，吃到最后一格，盒子底上全是糖粉。
第九章 婚礼
柏枝结婚是十月。
我在南京已经住了十年。
教初中语文，带两个班，一三五要上晚自习。学校在城北，我租的房子在学校后门，一间半，房东是个退休的老师。
我二十八岁，没结婚，我妈每年催两次。
去年她给我安排过一次相亲，对方在银行做柜员，我们吃了饭，加了微信，之后再没说过话。
“你是不是心里有人。”我妈问。
“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结婚。”
“忙。”
她不信，但她不问了。
柏枝结婚是十月。
她给我发微信，一张请柬的照片，红色的，上面印着两个名字，一个是她的，一个我不认识。
“你必须来。”
“我在南京。”
“你坐高铁两个小时。”她说，“我不管。”
我请了两天假，买了十月三号的票。
买票的时候我犹豫了很久。
我知道他可能来。我想过不去，又想过去了要说什么。
最后我买了票，因为柏枝是我从初一就在一起的人。
高铁上我一直在改微信里的开场白。
改到第三遍，我把手机扣在腿上，看窗外。
窗外的田一块一块往后走，稻子已经割了，只剩茬。
从南京到桐川，高铁两个半小时。车过江的时候我看了窗外，江面很宽，太阳很低。
桐川站比我走的时候大了一倍。站前的广场铺了地砖，以前是水泥的。
柏枝派了车接我，司机是她表哥，一路跟我说她嫁得好，男方在县里做建材。
酒店在城东，叫“桐川国际”，二十层，门口摆着两排花篮。
我在酒店门口站了一会儿才进去。
我穿的是藏青色的连衣裙，去年买的，只穿过两次。头发是前一天在南京剪的，剪短了。
我在门口签到，写下名字。
签到本上已经有很多名字，我一个一个看，看到第三页，看见“柯望”两个字。
后面跟着一个名字：尤晴。
我把笔放回去，走进宴会厅。
宴会厅很大，摆了三十桌。柏枝给我留的位置在第七桌，靠边。
我坐下，先看见的是她。
她穿婚纱，头发盘起来，脸上妆很浓，走过来的时候裙摆扫着地。
“苗小满。”
“柏枝。”
“你怎么瘦成这样。”
“南京的饭不好吃。”
她笑了，眼睛有点湿。
“你等着。”她说，“我一会儿来敬酒。”
她走了，裙摆拖在地上。
我坐下，端起杯子喝水。
第七桌坐的都是以前的同学，有几个我认得脸，叫不出名字。
有人问我在哪儿，我说南京，教初中语文。
“你当年不是要考北京吗。”
“没考。”
“为什么。”
“分不够。”
“我听说你俩当年挺好的。”
“谁说的。”
“大家都这么说。”他说，“后来他去了北京，就没听说过你了。”
我笑了笑，没接。
那人“哦”了一声，转头跟别人说话。
婚礼开始，灯光暗下来，音乐响起来。
柏枝挽着她爸走进去，走到台前，她爸把她的手交给新郎。
我看见柏枝哭了。
她哭的时候还是跟小时候一样，眼睛红起来，鼻子先红。
仪式结束，上菜。
我吃了两口，抬头看见一个人站在宴会厅门口。
他穿着深色的西装，没打领带，头发比十年前短了。
他也在找位置。
他旁边站着一个女的，个子不高，穿一件米色的连衣裙，手里拎着一个小包。
我知道那是尤晴。
他们在第十二桌坐下。
我低下头，把碗里的汤喝完。
过了一会儿，有人在我背后说话。
“苗小满。”
我抬头。
是他。
“好久不见。”他说。
“好久不见。”
他站着，我坐着。
“我能坐这儿吗。”
“这是柏枝安排的位置。”
“我问她。”他说，“她让我坐这儿。”
我在旁边挪了一下凳子。
他坐下，把手放在桌上。
他的手比以前粗了，指节上有茧。
“你在南京。”
“嗯。”
“做什么。”
“教初中语文。”
“哦。”他点点头，“我在北京，做设计。”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红榜上有。”
他没说话。
“你结婚了吗。”他问。
“没有。”
“我也没有。”他说，“订婚了。”
“什么时候。”
“去年。”他说，“她家里做建材的，在北京有生意。”
“那挺好。”
“是挺好。”他说，“她人也不错，会照顾人。”
我点了点头。
我们坐在那儿，谁都没再说话。
台上有人在唱歌，是同学里嗓门最大的那个，唱得跑调。
“苗小满。”
“嗯。”
“我那年。”他说，“我在你们学校正门口，从五点半站到七点半。”
“我知道。”
“我后来去问了你妈。”
“我知道。”
“她跟我说，你从侧门走了。”
“嗯。”
“她还说，你那天在车上一直没说话。”
我抬起头。
“你什么时候问的。”
“第二天。”他说，“我第二天就去了。”
“你怎么不问到我手机。”
“我打了。”他说，“你关机了三天。”
我不说话了。
我记得那三天。
我在外婆家，手机放在抽屉里，一直没开。第三天我妈问我要不要开机，我说不用。
“我以为你不理我。”他说。
“我以为你不来了。”
他看着我。
“苗小满，我从来没有不来。”
“我知道。”我说，“我后来知道了。”
“什么时候。”
“十年了。”我说，“我一直在想，你为什么不问我一句。”
他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
那时候尤晴走过来。
“柯望。”她叫了一声。
她看见我，笑了一下。
“这是你同学？”
“是。”他站起来，“苗小满。”
“你好。”她伸出手。
我跟她握手。
她的手很软，指甲修得很整齐。
“你们聊。”她说，“我去那边。”
她走了。
他坐下，又站起来。
“你慢慢吃。”他说，“我先过去。”
“嗯。”
他走了两步，回头。
“苗小满。”
“嗯。”
“我一会儿再过来。”
他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看进人群里，看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喝了两杯酒。
酒是柏枝她爸那一桌剩下的，五十二度。我喝的时候呛了，眼泪流出来。
柏枝过来敬酒，看见我眼睛红。
“你哭什么。”
“酒辣。”
“你骗我。”
“我骗你。”
她坐下来，把头靠在我肩上。
“小满，你当年到底怎么想的。”
“我当年以为自己很懂事。”
“懂事什么。”
“我以为我替所有人省了麻烦。”我说，“其实我谁都没省。”
柏枝把头靠得更重了。
“你现在还喜欢他吗。”
“我不知道。”我说，“我看见他，就想问一句他过得好不好。”
“那你问。”
“我不问。”
“为什么。”
“因为他订婚了。”
第十章 一句话
婚礼那天晚上我没走，在柏枝订的酒店住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我六点就醒了。
桐川的十月的早晨已经凉了，窗户上有一层雾。我拉开窗帘，外面是停车场，几辆车停着，地上有落叶。
我洗了脸，换了衣服，下楼去吃早饭。
酒店的自助餐厅在一楼，我去的时候人不多。
我端了一碗粥，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手机里有一条柏枝的消息，凌晨两点发的：“你昨晚没哭，我真服你。”
我没回。
“苗小姐？”
我抬头。
尤晴站在桌边，手里端着一杯咖啡。
她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头发扎起来，脸上没化妆，看起来比昨天小几岁。
“我能坐这儿吗。”
“请坐。”
她坐下，把咖啡放在桌上。
“你起得早。”
“习惯了。”
“我也是。”她说，“柯望还在睡。”
我没接话。
“昨天人多，没来得及说话。”她说，“你是他同学，我想跟你聊聊。”
“聊什么。”
“你别紧张。”她笑了，“我不是来问罪的。”
她喝了一口咖啡。
“你们高中是一个班的？”
“是。”
“他说过你。”
我的手在桌下收紧。
“他说什么。”
“不多。”她说，“他这个人，什么都不多说。”
她放下杯子。
“我只知道，他每年六月八号都请假。”
我抬起头。
“请假干什么。”
“不知道。”她说，“他不说。我问他，他说有点私事。”
“你不好奇。”
“好奇。”她说，“我问过一次，他说他去见一个老朋友，那个朋友没来。”
“你信吗。”
“我信。”她说，“我不信也没别的办法。”
“我第一年以为是家里的事。”她说，“后来我发现不是。他那天早上出门，晚上回来，什么都不想说话，坐在沙发上，也不开电视。”
“几年了。”
“我在他身边五年。”她说，“五年，年年如此。”
我把粥搅了一下，勺子碰在碗壁上，响了一声。
“去年六月八号，我跟着他。”她说。
“你跟着他。”
“我知道这样不好。”她说，“但我需要一个答案。”
她看着窗外。
“他从北京坐高铁到桐川，早上七点半到，先去了一个学校，在校门口站着。”
“站了多久。”
“两个多小时。”她说，“就站在门口，什么也没干，看着进进出出的人。”
“然后呢。”
“然后他去了一个巷子。”她说，“巷子里有一棵很老的树，他在树下站了一会儿，走了。”
我没说话。
“他回来以后，我问他。”她说，“我说，你是不是有个忘不掉的人。”
“他说什么。”
“他说没有。”她说，“他说那是他欠的一笔账。”
我的眼睛有点热。
“我没跟他吵。”她说，“我跟他说，你要么去找她，要么把她放下。你这么过，对谁都不公平。”
“他怎么说。”
“他说他放下了。”
她喝了一口咖啡。
“他放不下。”她说，“我知道他放不下。”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因为你是他同学。”她说，“你们那届的人我都见过，只有你，他一次都没提过。”
“没提过，说明不重要。”
“不是。”她摇头，“不重要的人，会随口提一句。他从来不提的，只有一件事。”
餐厅里的人多起来了，有人在拿包子，有人在打电话。
“我昨天在签到本上看见你的名字，才知道你是他高中同学。”她说，“他连这个都没跟我说。”
“你想问什么。”
她把杯子放下。
“我想问一句，你们当年，是不是差了点什么。”
我看着她。
她很平静。她的平静让我觉得很冷。
“差了两个字。”我说。
“什么字。”
“对不起。”
她愣了一下。
“谁对不起谁。”
“都一样。”我说。
她看了我一会儿，然后点点头。
“我明白了。”
她站起来，把杯子端在手里。
“苗小姐，我不是来让你难过的。”
“我知道。”
“我跟他说过，如果有一天他想清楚，就告诉我。”她说，“我不会拦他。但我也不等他。”
她走了两步，又回来。
“还有一件事。”她说。
“你说。”
“他手机里存着一张照片。”她说，“是一张纸，上面写着四个字。”
“同一座城。”
她看着我。
“你怎么知道。”
“因为那四个字是我写的。”
她站在那儿，看了我很久。
然后她笑了，笑得有点苦。
“原来是这样。”她说。
“我昨天看见你们坐在那儿。”她说，“他坐得离你那么远，可他从头到尾没往别处看一眼。”
她走了。
我一个人坐在餐厅里，把粥喝完。
粥凉了，粘在碗底。
那天下午我退了房，打车去桐川站。
车过解放路，路两边的梧桐又长高了，叶子刚黄了一半。
司机在放广播，广播里在念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
我到站的时候是下午三点，买了一瓶水，坐在候车室里。
手机响了一声，是个陌生号码。
我接了。
“是我。”
是他。
“你怎么有我这个号。”
“柏枝给的。”
那边有风声。
“你在哪儿。”
“车站。”
“几点走。”
“四点十分。”
“我在路上了。”他说，“二十分钟到。”
“柯望。”
“你等我。”
我把电话挂了。
那天我在候车室门口站了二十分钟。
他跑过来的时候，衬衫的扣子系错了一颗。
“你跑什么。”
“怕你走了。”
我们站在那儿，谁都不知道说什么。
“尤晴跟我说了。”他说。
“她说得对。”我说，“你不该每年去。”
“我知道。”
“你为什么去。”
“因为那天我答应过你。”
“你答应的是在校门口等我。”
“我答应了。”他说，“我没做到。”
“你做到了。”我说，“是我没去。”
他看着我。
“苗小满。”
“嗯。”
“我有一句话，存了十年。”
广播开始念车次。
他张了张嘴。
我看着他，心跳得很快，快到我听得见。
第十一章 我以为你会来
广播念完，他还没开口。
“四点十分那趟。”我说，“再不说我要上车了。”
他看着我。
“我以为你会来。”
我站在原地，没有动。
“六月八号。”他说，“我在你们学校正门口，五点半到，站到七点半。中间我打了三个电话。”
“我知道。”
“我以为你会来。”他又说了一遍。
那句话说得很轻，像怕碰碎什么。
“我去了。”我说。
他抬起头。
“我从侧门走的。”我说，“我妈在侧门，她说正门堵死了，车停不下。我出来的时候正门口全是人，我在那儿站了五分钟。”
“你没看见我。”
“我没看见你。”我说，“人太多了，我看了三圈。”
他闭上眼睛，又睁开。
“我从侧门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正门。”我说，“我想你可能还没出来。”
“我出来了。”他说，“我十一点二十就出来了。”
“我十一点二十五出的校门。”
我们站在那儿。
候车室里有人在拖箱子，轮子在地上响。
“苗小满。”
“嗯。”
“我那天想跟你说什么，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这十年我一直以为你恨我。”他说。
“我不恨。”
“那你为什么一个电话都不打。”
“我怕你问我在哪儿上学。”
他笑了一下，很难看。
“我想跟你说，不管你去哪儿，我都去。”他说，“我爸那边的事我自己处理，我妈我自己劝。北京不去也行。”
我看着他。
“你那时候，会愿意吗。”
“会。”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因为我不知道你改了。”他说，“我以为你要去北京，我以为我们是一起的。我想着，等考完，把话说完，就行了。”
他停了一下。
“我以为我们有很多时间。”
我把手里的水放在长椅上。
“柯望，我那天在候车室等你到七点半。”我说，“我坐在那儿，看着门口，一直看。”
“我知道。”他说，“你妈跟我说了。”
“她怎么跟你说。”
“她说，那孩子在天黑的时候才肯走。”他说，“她说你在车上一直没说话。”
“我那天没电了。”
“我知道。”
“我不是不理你。”
“我知道。”
我们两个人都知道，可这句话晚了十年。
“苗小满。”
“嗯。”
“我现在说这些，不是要你怎么样。”他说，“我订婚了，这事我认。”
“我知道。”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那天不是你没来。”
“是我没找对门。”我说。
“是我没站在你能看见的地方。”他说。
“你在北京，累不累。”我问。
“累。”他说，“前五年在画图，一天十二个小时。现在好一点，带两个人。”
“你妈呢。”
“身体不好，血压高。”他说，“我爸前年出来了，在家，什么都不干，天天钓鱼。”
“你爸出来了。”
“出来了。”他说，“判了两年，减了。”
“那你家……”
“公司没了。”他说，“欠的钱还了六年，去年才还清。”
我看着他。
“我不知道。”
“我也没跟人说过。”他说。
“你呢。”他问，“十年都在南京。”
“嗯，毕业就留下来了。”
“教什么。”
“语文。”
“你作文写得好。”他说。
“我教的学生作文写得比我好。”
他笑了。
广播又念了一遍，念到了我那趟车。
“我该走了。”我说。
“嗯。”
我拿起水，站起来。
“柯望。”
“嗯。”
“你每年六月八号，别去了。”
他看着我。
“为什么。”
“因为我去过了。”我说，“你去，我等不到你；你去，我等的那个人也不在了。”
他没说话。
“尤晴知道。”我说，“她昨天跟我说的，她什么都懂。你别让她再跟着你坐一趟高铁。”
他低下头。
“她是个好人。”我说。
“我知道。”
“你要对她好。”
“我尽量。”
我拖着箱子往检票口走。
走了几步，他叫住我。
“苗小满。”
我回头。
“那张纸，你还留着吗。”
“哪张。”
“同一座城。”
“留着。”我说，“夹在词典里。”
“词典还在？”
“还在我家抽屉里。”我说，“我十年前就放进去了，没拿出来过。”
他站在那儿，手插在裤兜里，像十年前在校门口站着那样。
“我能看一眼吗。”他说。
“不能。”我说，“那是我家的东西。”
我检了票。
过闸机的时候，我听见他在后面喊了一句什么。
我没回头。
上车以后我坐在靠窗的位置。
车开出去的时候，我看见站台上还站着一个人，深色西装，一只手插在兜里。
车过了两站，我拿出手机。
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我到了南京给你报个平安。”
发出去以后我才发现，这个号码我存了十年，一次都没删。
过了一会儿他回了一条。
“好。”
就一个字。
我把手机放在腿上，看着窗外。
我在想我为什么不早点问一句。
十年里我有过很多次机会。
柏枝每次打电话都会说一句“你要不要回来一趟”。我说不回。
我妈每次说“你那个同学后来怎么样了”。我说不知道。
我一直以为是他不来。
其实是我把门关上了，然后站在门后等。
天开始下雨了，雨点打在玻璃上，一条一条往下走。
我闭上眼睛。
我想起十年前那趟车，也是这样的窗，也是这样的雨。
那天我从桐川去南京，车上一个人，包里一本词典，两盒桂花糕。
今天我回南京，车上还是一个人，包里没有词典。
词典还在我家的抽屉里。
我在车上坐了三个小时。
到南京的时候是晚上七点半，天黑了，站前的灯全亮着。
我打了一辆车回学校后门的房子，房东在楼下晒被子，看见我，问：“回来了？”
“回来了。”
“桐川好玩吗。”
“还行。”
我上楼，开门，屋里是凉的。
我把箱子放下，坐在床边，坐了很久。
然后我打开手机，翻到那条短信。
“好。”
一个字。
我想了想，又发了一条。
“柯望，你那年要是站在侧门，我就会看见你。”
发出去。
这一次他回得很慢。
四十分钟以后，手机响了一声。
“我知道。”
后面还有一句。
“我这十年，一直在想这件事。”
第十二章 寄回
十二月，我妈打电话来，说家里要收拾抽屉。
“你那些旧书还要不要。”
“要。”
“堆了一柜子，都发霉了。”
“我回去一趟。”
我请了一天假，坐高铁回桐川。
那天是十二月十二号，桐川下雨，巷子里的水又漫过脚背。
我妈把柜子里的东西都搬到桌上：初中的练习册、高中的卷子、一只旧文具盒、几本发霉的书。
她一边搬一边说，隔壁的老李搬走了，巷子对面开了个小超市。
“你外婆去年走了以后，这屋子就空。”她说，“我一个人住着，东西也没人收。”
我“嗯”了一声。
外婆是去年三月走的，我在南京，赶回去的时候已经火化了。
我站在桌边，看着那堆东西，有一瞬间觉得自己这十年过得很快，快得像没发生过。
那本词典在最底下。
书脊上的胶带已经断了，封面被水泡过，边角翘起来。
我把它拿出来，翻开。
词典的纸很脆，翻的时候有沙沙的声音。
我高中三年天天带它，做题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有一次柯望借走了一个下午，还回来的时候书里多了一股橘子味。
那时候我说他，借书还带水果。
他说，我给你带了橘子，你吃不吃。
我没吃。那时候我总是不吃。
那张旧表还在“现”字那一页后面。
我抽出来，纸已经黄了，铅笔写的“北京”两个字更淡了，但还看得清。
我把纸摊在桌上，看了很久。
我妈在旁边问：“这是什么。”
“高中的志愿表。”
“你留着干什么。”
“忘了扔。”
我把表折起来，放进口袋。
那天晚上我在房间里坐着，翻那本词典。
翻到中间，掉出另一张纸。
“同一座城。”
硬卡纸，边角还是不齐，字还是那么丑。
两张纸摊在桌上，一张写着北京，一张写着同一座城。
我看着它们，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十年里我一直以为，是他抄错了一张纸。
不是。
是我改了一张纸，然后什么都没说。
我在房间里坐到十一点。
外面巷子里有人在倒水，铁桶磕在地上，磕了三下。这个声音我听了十八年。
我在想，如果没有那张纸，我们会怎么样。
想不出来。十八岁的人，做什么都是往前冲的，只有我们两个，一直在等对方先说话。
第二天我去邮局，买了一个信封。
我把那张旧表装进去，又抽了一张便签，写了一行字：
“这张纸是你抄走的那张。它让你以为我要去北京。现在还你。”
没有落款。
我把信封封上，写上他的地址。
地址是柏枝给我的。
寄出去以后我在邮局门口站了一会儿。
雨小了，天是灰的。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寄。
也许是因为我不想再留着一张让我难过的纸。
也许是因为我想让他知道，这件事不全是他的错。
寄出去以后的那几天，我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是看有没有快递。
我知道他不会回。
他订婚了，北京有工作，我妈说，人到了那个份上，什么都不会回头。
可我还是每天看。
一个星期以后，我收到一个快递。
牛皮纸信封，寄件人写着“柯”。
我拆开。
里面是那张旧表。
还有一张新的便签，是他的字。
“这张表我留了十年。你看背面。”
我把表翻过来。
背面是空白的，只有右下角有一行很小的字，铅笔写的，已经很淡：
“第一志愿：北京师范”
底下还有一个字，被划掉了。
划得很轻，但能看出来。
那个字是“唯”。
原本那一行写的是“唯一志愿：北京师范”。
我盯着那个“唯”字看了很久。
他抄表的时候，把“第一志愿”抄成了“唯一志愿”。
抄错了一个字。
他抄的时候大概没在意。可我忽然知道，那一个字是他心里的意思。
对他来说，那不是第一志愿。
是唯一。
便签下面还有两行字：
“我不是抄错。我是当时就那么想的。”
“今年六月八号，我没去。”
我把两张纸放在桌上。
一张写着北京，一张写着同一座城。
窗外南京的天已经黑了，楼下有人在炒菜，油烟味飘上来。
我把那张旧表折起来，和“同一座城”一起，放进词典。
放进去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十年前我把那张纸塞进词典，是想撕掉又舍不得。
十年后我把它放回去，是因为我已经不需要靠一张纸来记住一个人。
我把词典合上，抹了一下封面。
封面上有水痕，是那年下大雨泡的。
我在心里说了一句：行了。
第二天我照常去上课。
第三节课讲《诗经》，讲到“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有个学生问：“老师，这句是不是说追不到。”
“是说找不到。”
“那为什么还写。”
“因为有人愿意一直找。”
下课以后我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
手机响了一声。
是他。
“收到就好。”
我回了两个字。
“收到。”
他没再发。
我把手机放下，继续改作业。
第二年六月八号，我在南京。
那天上午我在监考，下午在办公室改卷子。
一整天，手机没响。
晚上我下班，走过学校后门那条街，天很好，没有雨。
我在路边买了一份桂花糕。
老板问我要几块。
“两块。”
我提着桂花糕往回走。
走到楼下，我抬头看了一眼天。
天是蓝的，云很薄。
我想，今天他没去。
他大概在北京，在画图，或者在陪尤晴吃饭。
尤晴去年冬天给我发过一次微信。
她只发了一句：“我们结婚了，谢谢你。”
我回了四个字：“祝你们好。”
她没有再回。我把她删了。
删的时候我想，她其实什么都没做错。她只是爱上了一个人，那个人心里有一块地方，她进不去。
我也没去。
这一次，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站在门口。
回到家我把桂花糕放在桌上，打开盒子。
两块，一块上面撒着糖桂花，一块没有。
我吃了没有糖桂花的那块。
不甜。
我想起十年前那两盒桂花糕，一盒压扁了，一盒被我一块一块吃完。
那时候我觉得甜得发苦。
现在我觉得，苦的其实不是糕。
苦的是那个十八岁的人，站在校门口，看着一圈一圈的人，以为自己在等一个人。
其实那个人也在等。
我们只是在两个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