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斤半
“解开。”
沈立山把粮本往验粮台上一搁，拿粉笔在麻袋口划了一道。麻袋是站上新印的，红漆“城关粮站”四个字还没磨开，扛粮的汉子已经把袋口绳咬在嘴里，两手一扯，黄澄澄的麦子哗地涌出来，落进验粮台的铁皮斗里。
“好麦。”汉子说，唾沫星子喷在麦堆上，“晒了三个太阳，牙咬得响。”
沈立山没接话，从兜里抽出探子，一尺二寸长的铁槽，往麻袋深处一捅，再抽出来，槽里全是麦粒，倒在手心看。成色不赖，颗粒也匀，就是潮气大些，他捏了几粒在指间搓，微微发涩，不像晒过三个太阳的样子。
“粮本。”
汉子从怀里掏出个塑料皮本子，边角磨得起毛。沈立山翻开，第一页是户主姓名：刘满仓。底下几行是交售记录，麦季、秋粮，一笔一笔，蓝黑钢笔水洇得模糊。今年这一页还空着。他把粮本搁在算盘旁边，从验粮台下摸出搪瓷缸，缸底沉着半寸茶叶末子，拎起暖壶续了水，喝一口，苦得发涩，搁下。
“过磅。”
磅秤是老式的，五百公斤的台面，铸铁秤砣上铸着“1968年制”，漆皮剥了大半。刘满仓和帮手把麻袋抬上磅秤，沈立山拨游砣，秤杆翘起来，又落下去，他拿手背在秤杆上磕了一下，稳住了。秤砣垂下来，游砣线压在两百斤的槽口上。
“二百……？”刘满仓探着脖子。
沈立山把游砣往外又拨了一格，秤杆低了，往回退，定住了。他低头看读数，又抬头看秤砣吊绳。
“一百七十八斤半。”
“啥？”刘满仓嗓门大起来，“俺在家用抬秤约过，一百八十二斤还多！”
“你那是毛重，连麻袋一块儿称的。”沈立山指了指磅秤旁边的铁牌，上头用红漆写着几个字，漆水流下来，凝成疙瘩，“站上规定，扣皮三斤，扣杂一斤，一百七十八斤半，斤两不差。”
“麻袋哪有五斤重！”刘满仓把麻袋从磅秤上拽下来，拎着袋口抖，“新袋子，我自个儿拿来的，站上发的旧袋子也才三斤半——”
“新袋子统一扣五斤。”沈立山拿笔在验粮单上写，头都没抬，“你要不乐意，下回带旧袋子来，扣三斤半。”
刘满仓嘴张了张，回头看他的帮手。帮手是个四十来岁的瘦子，正蹲在墙根底下抽烟，见刘满仓望过来，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摁，走过来拽他袖子：“满仓，别犟了，人家都这么收。你瞅后头排队的，哪个不是一百七十八？”
刘满仓顺着看过去，院里排队的大车小辆，麻袋码得齐齐整整，几个验粮员在不同磅秤前忙活，报数的声音隔一阵响一声，全是“一百七十八”“一百七十七半”“一百七十八斤二两”，没一个报一百八的。他把粮本捡起来翻了翻，又合上，往沈立山面前一推。
“记吧。”
沈立山在验粮单上填了数，又往粮本交售栏里抄，钢笔在纸面上走得慢，蓝黑墨水挨着去年秋天那行“玉米三百二十斤”的印子，洇开一点毛边。刘满仓拿手指头点着本子上的数，嘴里念叨：“一百七十八斤半，一百七十八斤半……”念了两遍，把粮本揣回兜里，和帮手一人拎一个麻袋角，往过风机的方向拖。
下一户是个老太太，粮本用蓝布手绢包了三层，解开的时候手绢角上还别着针。麻袋小一圈，瘪瘪的，过磅读数一百四十二斤一两，扣完皮杂一百三十八斤六两。老太太不识字，让沈立山念一遍，他念了，老太太拍着粮本说：“去年这块地打了二百来斤，今年雨水少，穗子没灌满。”沈立山没接茬，把单子递给她，喊下一户。
到日头偏西，验粮台上过了四十七袋。每袋都扣皮三斤、扣杂一斤，有的还多扣半斤，理由五花八门：水分大、杂质多、麻袋破了个口子、麦粒发黑。沈立山头一回正经干这差事，去年一整年都在扛包、扫仓、给正式工打下手，转正考试刚过，站长贺长顺把他搁在验粮台上，说“先看着学”。他学得快，称、扣、记、报数，一下午下来没出岔子，就是手还没全顺——拨游砣的时候总使半分劲儿，生怕秤杆翘多了对不住谁。
贺长顺从东头仓房踱过来。他背着手，白衬衫扎进蓝裤子里，脚上一双黑条绒布鞋，鞋帮沾着麦芒。走到沈立山背后站住，看他把一袋粮称完、化验、报数、记账，整套走完，才开口：“立山，你先停停。”
沈立山搁下笔。贺长顺往验粮台上扫了一眼，搪瓷缸、算盘、验粮单、粮本摞成一排。他伸手把搪瓷缸端起来，晃了晃，喝了一口沈立山那缸苦茶，眉头拧了一下，咽了，把缸子放回去，缸底磕在铁台面上，当一声响。
“这批麦子，水分大的多不多？”
“多。十袋里得有六七袋，搓起来黏手。”
“你扣杂怎么扣的？”
“按牌子上写的，水分超标的扣一斤，杂质多的扣半斤到一斤。”
“那这一百七十八斤半，扣完了？”贺长顺下巴点着刚过磅的那家粮本。
“扣完了。他实际拉来的一百八十二斤，皮五斤、杂一斤，再扣水分一斤，剩一百七十五，我按一百七十八记的，没多扣。”
贺长顺不说话了，从兜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烟是“大前门”，没滤嘴那款，他抽了一口，把烟夹在指缝里，另一只手在验粮台上敲，指关节一下一下磕铁皮。
“后头还排着多少？”
“三十来户。”
“你这一下午，过了多少一百七十八？”
“差不多都是。”
“去年呢？”
沈立山翻了翻验粮台底下的旧账本，去年夏收第一天的记录，也是这个数。他抬起头，贺长顺正看着他，烟灰攒了半寸长，没弹。
“手松一寸。”
贺长顺把烟叼回嘴里，两手往裤兜一揣，转身走了。背影在过道里晃了两晃，拐进西头仓房，门帘子一落，人就没了。
沈立山站那儿，把这句话在心里头过了一遍。手松一寸——秤杆上的一寸，游砣往外挪一格，一百七十八就成了一百八十。他低头看自己的右手，大拇指和食指中间还沾着麦粒，搓了搓，皮上硌出一道白印子。
后头排队的汉子已经把麻袋推过来了：“同志，到俺了。”
沈立山把验粮单翻到新一页，打算盘压住纸角，笔帽拔开，套在笔尾上。麻袋上磅，游砣拨过去，秤杆稳稳当当地翘起来，他瞄了一眼读数，一百七十八斤半。汉子盯着他的笔，等他报数。
沈立山把笔尖落在验粮单第一行，写了个“1”，顿了一下，笔尖在“8”字头上停住。后头排队的又往前挪了一截，麻袋擦着水泥地，窸窸窣窣响。
他偏过头，西头仓房门帘子动了一下，又不动了。
他把这一袋粮记成一百八十斤，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
2 七号仓
沈立山把最后一张验粮单压在算盘底下，拿搪瓷缸子压住纸角。缸子里还剩半缸子凉茶，茶梗浮在上头。他端起缸子灌了一口，把缸子往桌上一墩，站起来。
“立山，后院七号仓的钥匙呢？”隔壁管器材的老周探进半个脑袋，手里拎着一串铜钥匙，提溜哗啦响。
“我哪管钥匙。”沈立山把汗衫下摆从裤腰里抻出来，兜了兜风。
“站长让你去瞅瞅，说是新换的锁，让你验验。我这儿腾不开手，磅秤上还压着两袋子。”老周把钥匙串往桌上一搁，转身走了，走两步又回头，“七号仓，最里头那间。”
沈立山没吭声，把验粮单收进抽屉，上了锁。抽屉锁是那种老铜锁，钥匙就一把，系在他裤腰绳上。他摸出粮本翻了一下，今天的收购数已经记到第三页了，一页二十行，六十笔，他心里有数。后面排队的人少了，剩下三五个，都是本镇的，不着急。他跟旁边记账的小郑说了一声，小郑头也没抬，嗯了一声，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划。
后院的门是铁皮的，下头锈了一圈，上头的绿漆起了皮。他推开的时候，铰链吱呀一声，门板蹭着地面，蹭出一截白印子。
后院空着，晾着几条麻袋，搭在铁丝上，风一吹，干硬的布梆梆响。七号仓在最里头，跟其他几间隔着一道矮墙。矮墙是红砖垒的，没抹灰，砖缝里长了几棵草，旱得打蔫。
沈立山走到七号仓跟前，站住了。
门是两扇对开的木门，门板上钉着铁皮，铁皮上刷了字——“七号仓”，白漆，漆皮已经卷起来了，底下一层黑漆露出来，原先怕是写的别的。门上挂着一把锁，铜的，亮锃锃的，跟旁边那几把锈成铁疙瘩的老锁不一样。他蹲下来看了一眼锁眼，锁眼里干净，一点灰没有，锁鼻子上也没有锈迹。新锁。老周刚才说新换的，没说谁换的，也没说为什么换。
他拿钥匙试了一下，头一把不对，锁眼进不去，换第二把，进去了，拧了半圈，锁簧弹开，锁没动。他拽了一下锁鼻，锁是开了，但挂锁的鼻子还卡在扣环里。他又拧了半圈钥匙，锁头才脱开。他站起身，把锁托在手里，看了看，锁的底部刻着个“永”字，永固五金厂出的，县里供销社就有卖。这锁不便宜，一把顶三把老锁的价。
他推开一扇门，门轴叫了一声，干涩涩的。
仓里头暗。窗户在北墙，玻璃上糊着报纸，报纸黄了，边角翘着，透进来几条光。他眯着眼站了一会儿，才看清里头的格局。七号仓比前头几个仓小，原来大概是放种子的，靠墙一排木架子，架子上的格子里还粘着碎麦壳。地上是水泥地，比外头院子里高出一拳，防潮的。中间空着，连个麻袋影儿都没有。
他往前走了两步，脚底下水泥地干干净净。不是那种没人走过的干净，是扫过的干净。扫帚印子还在，一道一道的，从门口往里扫，扫到墙角，灰堆不见了，地上留着一圈浅浅的弧形印，是扫帚苗子划出来的。他把手伸到架子底下摸了一把，指头蹭上一层薄灰，有，但不多，也就是这三两天的事。
仓房里一股子潮气，混着点石灰味儿。墙角撒过石灰，防潮的，白粉子还没扫净，薄薄一层铺在水泥缝里。靠北墙根下头，扔着几根麻袋绳，棕绳，一截一截的，绕成个圈，搁在石灰粉上。绳头编得齐整，打了结，结扣朝上，摆得板板正正。
沈立山蹲下来，拿手拨了拨那圈绳子。绳子上没灰，比架子上还干净。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立山——”外头院里有人喊，是站长老贺。老贺五十来岁，走路慢，说话也慢，手里总捧着个茶缸子，也是搪瓷的，白的，上头印了个“奖”字，红漆掉了一半，剩个“大”字头。
“来了。”沈立山没动，还盯着那圈绳子看。
老贺走到门口，往仓里探了探头。“看完了？”
“看完了。”沈立山把钥匙从锁眼里拔出来，攥在手里。
“新锁咋样？”
“锁好使。”他停了一下，“仓里空的。”
“空了好。”老贺把茶缸子盖拧开，吹了吹浮沫，没喝，“空的就对了。麦子收完了，仓腾出来，等秋粮。”
“这仓原先装的啥？”
“种子。去年留的种子，开春的时候县里调走了，剩点底子，前阵子也处理了。”
“处理给谁了？”
老贺看了他一眼，茶缸子盖拧回去，也没拧紧，松松地扣着。“你问这个干啥？”
“新锁，新扫的地。我以为是刚腾出来的。”
“就是刚腾出来的。”老贺把茶缸子往胳肢窝里一夹，腾出手来指那圈绳子，“那绳子别动，收种子的时候要捆麻袋口，老周搁那儿的。”
沈立山没说话。他记得老周今天说的是“我这儿腾不开手”，钥匙是站长让送的。老周管器材，麻袋绳归他管，搁仓里也说得过去。可绳绕成个圈，搁在扫得干干净净的地中间，不像搁，像……他找了个词，像每天有人来数一遍。
“立山，”老贺已经转身往外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没回头，“你把锁头捎给老周，就说——就说锁没问题。”
“我还没试锁舌头，光试了钥匙。”
老贺摆摆手，没回头。“差不多就行了。秋粮下来之前，这仓不开了，锁上就行。”
沈立山把两扇门合上，锁挂回去，锁鼻子扣进扣环，钥匙拧到底，拔出来。锁头托在手里，沉甸甸的。他没急着走，退后两步，看了看门板上的铁皮。铁皮右下角有一块新焊的疤，焊渣子还在，手摸上去拉手。像是有人撬过门，撬坏了锁鼻那一块，所以换了新锁。撬的印子不深，铁皮上就一道口子，约莫一指长，宽窄跟螺丝刀头差不多。他从兜里摸出验粮单的副页，拿铅笔头在上头描了一下那道口子的长短，又描了描锁鼻扣环的磨损。
他往兜里揣铅笔的时候，指尖碰到粮本。粮本硬壳的，边角磨圆了，里头夹着几张票证，布票、油票，还有一张去年秋天的化肥票，过期了，没扔，当书签使。他把粮本掏出来，翻到最后头，那页空着，他拿铅笔在空白处记了一笔——“七号仓，锁一把，永固产，换锁，撬痕”，字写得小，挤在页边。写完了，把粮本合上，揣回去。
回到前头营业室，小郑正给最后一个排队的人称粮。磅秤上搁着一袋，小郑拨游砣，秤杆翘起来，他报：“一百六十三。”那人把粮本递过来，小郑翻到新页，填数，盖章，粮本递回去。那人揣好粮本，扛起麻袋走了。
“老周呢？”沈立山问。
“后头厕所。”小郑把磅秤的游砣推回零位，拿抹布擦秤盘，麦粒刮下来，拢在手心，倒进旁边一个铁皮簸箕里。簸箕里攒了半下子落底麦，都是从麻袋缝里漏出来的，扫起来归公，月底折价处理，内部人分。
沈立山把锁搁在桌上。“老周回来你跟他说，七号仓的锁我试过了，好使。让他别配钥匙了。”
“配钥匙？谁说要配？”
“我寻思的。”沈立山把算盘归位，珠子推上去，清清爽爽一横排。他拿起搪瓷缸子，茶底子凉透了，一口闷了。缸子底沉着两片茶叶，他拈了一片搁嘴里嚼。
小郑低头看他描的那张副页。“你这画的啥？”
“没啥。铁皮上的锈。”他把副页折起来，夹进粮本里。
小郑没再问，把簸箕里的落底麦倒进一个扎了口的塑料袋，搁到墙角。墙角还堆着几条空麻袋，叠得方方正正。沈立山看了一眼那叠麻袋，又看了一眼手里粮本。他没再说话，把本子揣好，拎起搪瓷缸子往外走。
走到门口，他停了一步。
“小郑，你上回进七号仓是什么时候？”
“七号仓？我没进去过。那仓锁了有俩月了吧。”
“俩月。”沈立山重复了一遍。
“锁了俩月，地上灰得有一指厚吧？”小郑把磅秤推到墙根底下去，插着腰歇气。
沈立山没接话。他把搪瓷缸子往窗台上一搁，缸子底儿磕在水泥窗台上，脆响一声。窗外头，老贺正站在院子里跟人说话，手里那个“奖”字缸子举着，胳膊一抬一抬的。后院的铁门开着，能看见七号仓那两扇门板，门板上头一把新锁，亮晃晃的。
他转回身，从抽屉里摸出那张记了“撬痕”的副页，对着光又看了一遍。铅笔道子细，得凑近才看得清。他拿橡皮蹭了两下，蹭淡了，没全擦掉，剩个灰印子。他把纸叠好，夹进粮本最后一页。
“立山，老贺问你锁送过去没有——”老周从后头进来，裤腰带还没系利索。
“送过去了。锁搁桌上了，你收好。”
老周把锁拿起来，掂了掂。“新的就是沉。”
“永固的，供销社卖四块八一把。”
“嚯。”老周把锁揣兜里，“站长批的条子，要不谁舍得。”
沈立山把算盘珠子归零，拿抹布搭上。中午的太阳从西窗户照进来，照在磅秤的铜盘子上，明晃晃一片。他坐下来，把粮本摊开，翻到新的一页，笔帽拔开，套在笔尾上。想了一下，笔尖落下去，写了个“沈”字，又停住了。后头排队吃午饭的人已经端着饭盒进来了，铝饭盒盖子磕着桌子，叮叮当当。
墙角的麻袋绳绕成一圈，像有人天天在那里清点——他没写这句，也没跟任何人说。
3 谁在签字
沈立山把粮本合上，插进裤兜，起身去了后头档案室。
档案室在西墙根，原来是个种籽库，后来种籽归了农技站，腾出来堆报表。门没锁，搭着个铁搭扣，一拉就开。里头一股陈纸味儿，混着耗子药。靠墙两溜木架子，上头的牛皮纸捆从地上码到房梁，一捆一摞，拿麻绳十字花的绑着，绳结上坠个硬纸牌，写年份。他伸手够八六年的，够不着，搬了个杌子踩上去。
“立山，你翻啥？”老周在外头喊。
“去年的报表。”
“哪个月的？”
“全年的。”
老周进来，手里端个搪瓷缸，缸子外头印的红字掉得剩个“先”字，里头泡的茶叶梗子浮一层。“你翻那玩意儿干啥？站长又没要。”
“我核核损耗。”
“核那干啥。”老周喝口水，吸溜一声，“损耗栏年年那么填，你核了也变不出粮来。”
“我看看数。”
老周不言语了，靠着门框看他搬。杌子矮，沈立山踮脚，手指头够着那捆的麻绳，往怀里一带，整捆下来，沉得他晃了一下。牛皮纸捆搁在地上，解绳的时候勒手，他拿钥匙串上的小刀把绳挑开。里头是十二本，一个月一本，封面写“收购报表”四个字，蓝黑墨水，字迹发洇。八六年一月的搁最上头。
他先翻十二月的。月度汇总，收购数、付出数、库存数，一格一格填，圆珠笔写的，笔道细。翻到损耗栏，一格填的“87”。他心里记下，再翻十一月的——“79”。十月“68”。九月“54”。八月“61”。
老周蹲旁边看，搪瓷缸搁在脚边地上，缸底一圈水印子。“你看出啥了？”
“八月比九月少。”
“夏天收得多，损耗就多，这有啥。”
“七月呢。”沈立山翻七月。“七月四十二。”
“那不结了，夏收那阵子忙，粮过手多，撒的漏的也多。”
沈立山没接话，接着往前翻。六月三十一，五月二十六，四月十九，三月十五，二月十一，一月八。他把十二个数在心里排了一遍，从年头到年尾，月月往上涨，涨得不快，可没一个月回头。到十二月，八十七。
“老周，前年的呢？”
“前年？”老周把缸子端起来，“你还要翻前年的？”
“核核。”
老周站起来，走到架子跟前，仰头找。“八五年的在顶里头那摞，绳子拴着牌子的。”他指了一下。沈立山又踩杌子，这捆更靠里，拽出来的时候蹭了一脸灰。老周拿袖子给他掸了掸，“你图啥呢。”
八五年的也解开了。他专翻损耗栏。十二月的填“六十三”。往前，四月“九”，一月“三”。一年下来，涨到六十三。
“前年涨得还快些。”老周说，端起缸子喝了一口，茶叶梗子沾在嘴唇上，他拿手背抹了。“你瞧，八五年六十三，八六年八十七，一年添二十四。今年这才过半，我瞅着五月的数就上七十了。”
“你咋知道五月的数？”
“我天天过磅，我能不知道？”老周把缸子搁下，“立山，我跟你说，这损耗不是一个人填的。你翻翻后头签字。”
沈立山翻到报表最末一页，底下一行：制表、复核、站长。制表栏签的是“贺长顺”——老贺。复核栏……他看了两眼，愣住了。
复核栏那个签字，头一个字写得潦草，可收笔往里头一带，带出个小钩，再连下一个字。他往前翻，八六年十二月的复核栏，一样的钩。十一月的，一样。一直翻到八六年正月，还是那个钩。他抽八五年的，复核栏，同一个钩，收笔带进去，十几年不带变的写法。
“这谁签的？”
老周凑过来看了一眼。“站长呗。复核历来站长签。”
“站长换过没有？”
“换过。八三年老孙头退的，老贺八四年接的手。”
“那八三年的复核是谁签的？”
老周想了想。“老孙头啊。”
沈立山把八五年的摞一边，去找八三年的。架子最里头，绳子都发脆了，一拽断两截。他抽出八三年十二月那本，翻到最末一页。复核栏的签字——头一个字不同，是“孙”字，可收笔那个钩，往里头一带，跟后头那个“陈”字签的钩，一模一样。
他把两本并排放地上，蹲着看。老周也蹲下来，搪瓷缸搁在膝盖上，缸子里的水晃了晃。“你看啥呢？”
“你看这俩字，收笔。”
老周眯眼瞅了半天。“像。”
“像一个人写的。”
老周不说话了。档案室里静下来，外头磅秤那边有人喊：“老周——老周——粮车到了，你过不过磅——”老周应了一声“来了”，站起来，脚底下踢着搪瓷缸，弯腰捡起来，又看了沈立山一眼。
“立山，这事儿……”
“你先去。”
老周走了。沈立山一个人蹲在报表堆里。他把八三年到八六年的损耗栏数抄在粮本后头的空白页上，一格一格抄，抄完了对着看。四年，四十八个数，月月涨，没一个月落。涨得也不猛，三五斤的添，可添到年底，八三年全年损耗六十一，八六年八十七，多出来二十六斤。二十六斤。他拿算盘打了一下——按八六年的收购价，一斤一角八分四，二十六斤是四块七毛八。四块七毛八，比一把永固锁还便宜两分钱。
他又翻八七年的。今年的报表还没装订，散着搁在架子最下一层，拿麻绳松垮垮一捆。他抽出来，从一月翻到五月。损耗栏：一月十一，二月十四，三月二十二，四月三十一，五月七十三。
五月七十三。夏收刚开始，数就蹿上去了。
他翻到五月报表最末一页。制表栏还是“贺长顺”，复核栏那个钩，还是那个钩。底下站长签字栏——“陈”。他盯着那个“陈”字看了半天，把报表翻到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不是报表。是张信纸，裁了一半，上头拿圆珠笔写了两行字，字迹跟报表上的不一样，歪歪扭扭：
“老贺：损耗按老规矩填，别叫人看出来。陈。”
沈立山把这张纸翻过来，背面空白。他又翻回去，看那两行字。老规矩。他想起老周说的，“损耗栏年年那么填”。他把报表合上，把信纸夹回原处，又把整捆报表照原样捆好，搁回架子最下层。
他蹲在那儿没动。外头磅秤的铜盘子响了一声，有人把粮袋撂上去了，老周报数的嗓门传进来：“一百八十二——”接着是算盘珠子噼里啪啦。
沈立山把八三年那本又抽出来，翻到最后一页。复核栏那个“孙”字，收笔往里带，带出钩。他拿手指头顺着那个钩描了一遍。然后他把八三年的合上，八四年的抽出来，翻到同一页。一样的钩。八五年的，一样的钩。八六年的，一样的钩。
他把这四本摞一块儿，拿麻绳重新捆上，绳结照原来的打法系了个十字花。搁回架子的时候，他够着最里头那摞八二年的，抽出来看了一眼。复核栏——“孙”，那个钩。
他蹲下来，把八二年的也搁进捆里。五本。他盯着这五本看了会儿，站起来，把杌子搬回原处。走到门口，他又折回来，把最上头那本八六年的抽出来，翻到最后一张。
他以为还是报表最后一页。翻过去，后头还粘着半张信纸，跟今年那张一样裁了一半，圆珠笔字，歪歪扭扭：
“老贺：损耗照去年添，别添太狠。陈。”
日期是去年十二月三十一号。
沈立山把这张也翻过来，背面空白。他把信纸夹回去，合上，搁回捆里。然后他把五本报表重新码了一遍，码齐了，绳子系紧。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声。
他掏出粮本，把刚才抄的数又看了一遍。八三年六十一，八四年六十三，八五年六十三，八六年八十七。今年五月已经七十三。
他把粮本合上，插回裤兜。档案室的门没关，外头太阳偏西了，磅秤那边老周还在喊数。沈立山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走到架子最里头，把那捆今年的散报表也抽出来，翻到最后一张。信纸还在，他没再看，把报表翻过去，底下还压着一张。
他把报表翻到最后一张，日期是前天。
他把那两行字看了三遍，才想起“陈”是谁。
县粮食局业务股的陈万山。去年秋后下来查过一次账，穿蓝中山装，袜子上有个洞，坐在站里喝了半缸子水，什么也没说，走的时候拍了一下贺长顺的肩膀。
报表上“站长签字栏”那一格，本来是站长签的。可这站的报表，从八四年起，那一格一直是“陈”。
沈立山把信纸夹回去，把两本报表摞好，起身的时候膝盖响了一声。
复核是陈，签字是陈，出主意的是陈。
扣粮的是老贺，分粮的也是老贺。
他忽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这不是一个人干的。
4 抱孩子的女人
女人是晌午头进来的，抱着孩子，胳膊上挎一个蓝布包袱，包袱皮上印着“为人民服务”，字都洗白了。
沈立山正给西王庄的老韩开票，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老韩一车麦子，三等，一千二百四十斤，扣水杂百分之三。老韩趴在磅秤跟前看秤星，脖子伸得老长。
“一千二百四。”老周在磅秤那头喊。
沈立山在收购票上写数，算盘再拨一遍，一千二百四乘八成七，千零七十八块八。他在票上写：壹仟零柒拾捌元捌角正。递给老韩。
“点一下。”
老韩不点，往兜里一揣，回头瞅了一眼门口的女人，低声说：“这号人你也敢接？”
“咋？”
“南边过来的，前天就在集上转，没粮本。”
老韩走了。女人挪到窗口跟前，孩子歪在她肩膀上睡着了，嘴角有干了的奶渍。她穿一件灰的确良褂子，袖口磨出毛边，头发用一根黑皮筋扎着。
“同志，收粮不？”
“粮本。”沈立山把搪瓷缸往边上挪了挪，缸子底下压着一沓空白收购票。
女人把包袱搁在窗台上，解开，里头是一个塑料袋，袋里装着麦子，抓出来一小把，摊在掌心。
“你看，干净的，没土。”
沈立山看了一眼，麦粒确实饱满，没瘪的。他说：“我问你粮本。”
“没有。”
“没粮本不收。”
“我从南边来的，路上把本子丢了。”
沈立山把算盘归了位，珠子靠梁。“丢了去补，补了再来。”
“补了。”女人从包袱里翻出一张纸，折了四折，边上已经起毛，“大队开的，证明。”
沈立山接过来看，上头写着某某大队某某生产队，某某某，因灾外出，特此证明。红戳子盖得模糊，认不清是哪个县。他把纸递回去。
“光有证明不行，得有粮本，不然我没法入账。”
“那我这粮——”
“不收。”
女人把孩子往上颠了颠，孩子哼了一声，又睡过去。她没走，站在窗口，手在包袱里摸，摸出一张五块的票子，票子软塌塌的，中间快断了。
“同志，你行个方便。”
沈立山把票子推回去。“这不管用。”
“那啥管用？”
“粮本管用。”
后头又进来两个交粮的，推着板车，车轱辘在门口铁门槛上磕了一下，哐当一声。老周在磅秤那边喊：“老沈，先给我这边开三张，后头车排上了。”
沈立山站起来，把搪瓷缸的盖子揭了，喝一口水，水是上午晾的，温吞了。他提着票据夹子往外走，经过女人身边，女人没让路，侧了侧身，孩子的手搭拉下来，指甲缝里全是黑泥。
“同志。”她又叫了一声。
沈立山站住了。
“我不要钱。”她说，“你给换点粮票也行，孩子两天没吃干的了。”
“粮票也是按本发的，没本子，粮票也领不出来。”
女人不说话了。她把孩子换个肩膀抱，原先那个肩膀上的褂子湿了一块，奶洇的。沈立山看清了孩子的脸，瘦，腮帮子往里凹，但眼睛睁开了，黑眼珠子直愣愣地盯着他手里的票据夹。
老周在外头又喊：“老沈！你倒是快点！”
沈立山出去了，给三辆车过了磅，开了票。回屋的时候，女人还在。这回她坐在门槛上了，包袱搁在脚边，孩子放下来，站在地上扶着她的膝盖。小孩看见沈立山进来，往他妈腿后头缩。
“咋还没走？”
“走。”女人站起来，“就走。”
她弯腰捡包袱，动作慢，捡起来又放下，给孩子擦了把鼻涕，用自己袖口。
沈立山坐到椅子上，把算盘拨了两颗珠子，又拨回去。他拉开抽屉，里头有一沓周转粮票，是上个月给人兑的，还没交上去。他看了一眼，把抽屉推上了。
这时候站长从后院进来了。站长姓贺，五十来岁，端着一个搪瓷缸，缸子上“先进工作者”的红字掉了一半，只剩“先”和“者”。他走到沈立山桌边，看了一眼窗口的女人。
“咋回事？”
“没粮本，要卖粮。”
“南边的？”
“嗯，大队开了证明。”
贺站长喝了一口水，把缸子搁在沈立山的算盘旁边，缸底在桌面上转了小半圈。他朝女人那边抬了抬下巴：“孩子多大了？”
女人转过身，说：“一岁半。”
“男的。”
“嗯。”
贺站长没再问，进了里间。沈立山听见里头拉抽屉的声音，然后是算盘响，噼里啪啦打了一阵，停了。过一会儿又是抽屉声。
女人等了一会儿，见没动静，把包袱重新挎上胳膊，抱起孩子。孩子在她怀里扭了一下，她拍了拍屁股：“走，妈带你找地去。”
刚迈下台阶，贺站长从里间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张收购票和一支圆珠笔。他走到沈立山跟前，把票放在桌上。
“给她记一袋。”
“记哪？”
“损耗。”
沈立山看着那张票。损耗栏平时填的是麻袋破漏、麻雀啄食、磅秤误差，一个月报一回，最多的时候记过四十来斤。他拿起笔，在损耗栏里写了“一百五十斤”，又在品名栏写了“小麦”。数量写完了，他停了一下。
“等级呢？”
“三等。”
“单价照三等算？”
“照三等。”贺站长说，“钱不走现金，走周转粮票。你从抽屉里给她兑。”
“周转粮票得月底对账。”
“我知道。”贺站长把缸子里剩的水一口喝了，抹了下嘴，“对不上我签字。”
沈立山拉开抽屉，把那沓周转粮票拿出来，数。一斤的、五斤的、十斤的，凑了一百五十斤。又数了一遍。他用皮筋扎上，搁在窗口。
“来，签字。”
女人走回来，把孩子搁在地上，弯腰趴在窗口，拿笔的手是抖的，画了一个名，看不太清是什么字。沈立山把粮票递出去，女人接了，没往兜里装，先数。数了两遍，把票贴在孩子脸上蹭了一下。
沈立山把收购票的存根联撕下来，和证明纸夹在一起，归到损耗那个夹子里。算盘拨了一遍，一百五十斤乘三等价，钱数出来，填在备注栏：周转粮票一百五十斤整。他把笔帽盖上，圆珠笔在手里转了一圈。
女人把粮票揣进包袱最里层，系上疙瘩。她把孩子又抱起来，往门口走。走到门槛那儿，停住了。
她回头，看着贺站长，也看着沈立山。
“明年还有吗？”
贺站长正往缸子里续水，暖壶嘴对着缸沿，水柱细得像线。他没抬头。
沈立山把印章在印泥盒里按了一下，拿起来，在存根联上盖了个红戳。
5 名单
夏收第七天，贺站长把沈立山叫到里屋，说抽屉钥匙挂在墙上钉子那儿，他去县里开三天会，站里的事你盯着，发票在第二个抽屉，损耗单在第三个，别弄混了。沈立山说好。贺站长又说，磅秤那个增砣别让人动，昨天老周嫌麻烦挪了二十斤，我看见了没吭声，你再看见就吭一声。沈立山说知道了。贺站长把搪瓷缸里的茶根泼在门槛外头，涮了涮，搁进帆布包里，说三天，就三天，走了。
第一天没事。第二天也没事。第三天上午收了四车麦子，都是底下村里的，粮本翻得卷了边，公章那一页糊了一半，沈立山拿印泥盒跟粮本对了一下，给办了。下午没人来，老周靠在麻袋垛上打盹，脚边搁着半块西瓜，苍蝇绕着转。沈立山把算盘拨了几遍，账对上了，就差损耗栏里那两笔没填完。笔是圆珠笔，芯快没了，写出来的字发白，得使劲按着。他写了一行，按了按，又写一行。
中间那个抽屉卡住了。他拽了两下没拽开，蹲下去看，是里头一摞纸拱起来了，把抽屉顶住了。他拿手进去按了按，按不动。这时候老周在外头喊了一声，说有车进来了。沈立山应了一声，先把抽屉使劲一推，推进去了，又拉，这回开的。里头是一摞表格，最上头是上个月的收购汇总，底下压着个牛皮纸信封，没封口，敞着。他本来是想找一本空白的损耗单，手伸进去把那摞表格挪开，信封就倒出来了，倒出来一张名单。
纸薄，有横格，是那种一块二一本的横格本撕下来的，边上有毛茬。钢笔写的，字歪，分两栏。左边名字，右边空着，再右边歪歪扭扭写着年份，跟着一个数字，像是袋数。名字有几十个，一个挨一个，没有空行。沈立山先扫了一眼最上头，没认出来是谁，看到第三行认得了一个，是公社西头姓赵的，外号赵瘸子，去年还来卖过一车簸箕。再往下看，有十几个是这一片的人。名字后头的年份不齐，有 1982，有 1984，也有 1979。有一笔写着 1976，后面跟了个数，看不清是 3 还是 5。
他把名单翻过来，背面是空的，又把名单举起来对着窗户照了一下，纸背面没透出别的字。他重新看正面，从上往下数，几十行，一行一个名字，有的名字后头空着，没年份，光一个数。没有粮本号。一个也没有。粮站所有的存根都要写粮本号，没粮本号，这名单上的东西就对不上账。沈立山把名单搁在桌上，拿手摁着，摁了一会儿，又拿起来，顺着名字往下找。
他找见第二个认得的人，是粮站前头的孙会计，退休了，他老伴儿还在卖豆腐。孙会计后头写着 1980，后面跟着 2。沈立山把这两个人记了记，一个是西头赵瘸子，1983，4；一个是孙会计，1980，2。他往下又看了几行，名字都不太认得，有两个姓沈的，一个是“沈德茂”，一个是“沈立本”。沈立本是他堂弟，今年开春刚来过粮站，卖了一车麦子，粮本上写的是自己家的。沈立本后头什么也没写，就一个数，6，年份那儿空着。沈立山拿手指头在“沈立本”这三个字上蹭了一下，钢笔水洇开了一点。
老周又在外头喊，说磅秤那个增砣让人碰了，你看看是不是丢了。沈立山把名单塞回信封，信封塞回抽屉，抽屉推上，出去看磅秤。增砣在磅秤底下的木板上搁着呢，没丢，是老周自己拿出来忘了放回去。老周说，哎呀，我这脑子。沈立山说，搁回去，别搁底板上，搁匣子里。老周搁回去了。
晚饭沈立山没去伙房，在营业室吃的，从家带了两个饼子，就着搪瓷缸里的白开水。吃完他把门插上，又开抽屉，把信封拿出来，这回倒在桌面上，拿算盘当镇纸压着一头，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总共四十一个名字。右边年份从 1976 排到 1985，1986 一个也没有，1987 也没有。袋数加起来，他拿算盘拨了，一百二十多。一百二十多袋麦子，每袋按一百五十斤算，一万八千多斤。他把算盘珠子归了位，又拨了一遍，数对上了。
再看年份，1976 那笔在最末，倒数第二行，名字是“沈德茂”。沈德茂是他爹。他爹是 1976 年 7 月没的，走之前两年就不下地了，腿不行。沈立山看着他爹的名字，后面写着 1976，再后面是个 5。他又看了一遍，是 5，不是 3。5 袋，1976。
他把名单翻了个个儿，又翻回来。1976 年，他爹在生产队里喂牲口，那年他没记错的话，队里麦子收成不好，牲口吃的都不够。5 袋麦子，1976 年。他爹那年往粮站送过 5 袋麦子？粮站的账上他没查过，但 1976 年粮站收的是公粮，公粮是队里统一交的，没有按户收一说。按户收是包产到户以后的事，1981 年以后才慢慢有。1976 年的 5 袋，记在他爹名字后头。
沈立山把名单对折，又对折，折成一个小方块，搁在手心里看了看。然后他展开，展平，搁回信封里。信封搁回抽屉，抽屉推上。他拿锁头把抽屉锁了，钥匙搁进自己上衣兜里。
外头天还没黑干净，老周在院子里拴水管子，哼着个调，听不出是什么。沈立山坐在桌子后头，把算盘拉过来，空拨了一下，珠子响了一声。他把账本翻到损耗栏那一页，圆珠笔摁了摁，在空格里写“暂空”，写完拿笔头在那两个字上点了两下。
老周推门进来，说明天早上有雨没雨，收音机里说没说。沈立山说没说，就说明天晒不了麦子。老周说那就再捂一天，反正仓库还空着两间。说完老周出去了，沈立山把本子合上，搪瓷缸里剩一口水，他喝了，把缸子搁在算盘旁边。
第二天上午贺站长回来，帆布包往桌上一搁，先问账对没对上。沈立山说对上了，损耗栏两笔记好了，周转粮票也核了。贺站长把包拉开，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说我看看。沈立山把钥匙摘下来递过去。贺站长开了抽屉，把损耗单和汇总表抽出来翻了翻，又搁回去，把那个牛皮纸信封往里推了推，抽屉推上，锁了。
“行。”贺站长说。
他把钥匙挂回墙上钉子，端起搪瓷缸往伙房那边走，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中午老周说你给他记了个增砣的事，那不算事，下回别记了，记了还得往上报。
沈立山说没往上报，就在本上写了个备注。
贺站长看了他一眼，把缸子换了只手端着，走了。
沈立山把桌上东西归拢好，算盘挂回墙上，拿抹布擦了擦桌面。擦到桌角，他停了一下，把抹布翻了个面，又擦。
老周在院子里喊，说磅秤那个匣子钥匙呢，你锁抽屉里了没有？沈立山说锁了。老周说那拿什么称，一会儿车就来了。沈立山说钥匙在站长那儿。老周说那我去找站长要。沈立山说不用，你等会儿，我把这页账抄完。老周说等会儿是多大个会儿。沈立山没接话，把笔帽拔了，按在损耗栏那一页上头。
老周凑到窗口往里看，说那行吧，你快点。
沈立山把“沈德茂”三个字在损耗单的草稿纸边上写了一遍，看了一眼，拿笔尖在“茂”字最后一撇上拖长了。
名单最后一行写完，沈立山把本子合上，忽然想起七号仓。
“七号仓为啥是空的。”
贺长顺把烟按在烟灰缸里，没抬头：“扣下的粮，当天就分完了。”
“分给谁。”
“名单上的人。一家一袋，多的一家两袋。”贺长顺说，“当天分不完的，第二天一早也分完了。仓不能留东西，留东西就是账。”
“那麻袋绳绕那一圈是干啥的。”
“点数。”贺长顺说，“每天点一遍剩几袋，绳子绕几圈，第二天一看就知道少没少。”
沈立山没说话。
他想起七号仓那把新锁——锁是新的，因为那把锁锁的不是粮，是那本名单。
6 回娘家
沈立山把钥匙从抽屉里拿出来，交给老周时顺嘴问了一句：“嫂子最近没来站上？”
老周接钥匙的手停了一下。“哪个嫂子？”
“贺站长家的。”
“回娘家了。”老周把钥匙揣兜里，转身往外走，“你问这干啥？”
“不干啥，上回听人提了一嘴。”
“回娘家了。”老周又说一遍，跟头一句一个字不差，步子没停，人已经出了门。
磅秤抬出来之后，夏收的车就一车接一车往里进。沈立山管过磅、开票、记数，磅秤的游砣在标尺上滑来滑去，滑一天下来手指头都是黑的。中午吃馒头就咸菜，他把搪瓷缸搁在磅秤台子边上，缸子底下压了张当天的收购价单子，风一吹就扑棱棱响。
老周坐他对面扒拉算盘珠子，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你上午问那个事，别到处瞎打听。”
“我就问了一句。”
“一句也是问。”老周把一颗算盘珠子拨上去，又拨下来，“贺站长的事，站上没人问。”
沈立山没再接话，把缸子端起来喝了口水。水是早上灌的，这会儿已经温了。
下午来卖粮的是东街的李拐子，开着手扶拖拉机，后斗里码了八麻袋麦子。沈立山拿扦子往麻袋里一插，抽出来看看成色，又抓了一把搁手心里搓。李拐子递烟过来，沈立山摆摆手说不抽。过磅的时候李拐子凑过来看秤，沈立山把游砣卡住，念了数，李拐子说：“你这秤准不准？”
“准不准的，站上的秤。”
“上回我卖给北关粮所，八袋子给我少算了六斤。”
“那你去找北关，我这秤就这数。”
李拐子嘟囔了两句，让沈立山开了票，去财务那儿领钱。临走又回过头来，拿手罩着嘴说：“哎，小沈，你跟贺站长熟不熟？”
“不熟。我才转正几天。”
“那你帮我带个话，就说我那个超购加价的事……”
“你自己找他说去。”
李拐子啧了一声，爬上拖拉机突突突走了。
沈立山把过磅单收好，拿算盘加了加数，跟老周报的数碰上了。老周把账本推过来让他签字，沈立山签了，把笔帽扣好。
“老周，贺站长家嫂子，我咋一来就听说回娘家了？”
“你听谁说的？”
“食堂孙婶说的。”
老周把账本合上，拿手抹了一把封面上的灰。“孙婶嘴碎。可人家说的也是实话，是回娘家了。”
“回多长时间了？”
“你打听这个干啥？”
“我看站上家属院那边，站长那间屋老锁着，窗户上糊的纸都破了。”
老周没抬头，拿指头在算盘的边框上慢慢捋。“回娘家了。回了……”他想了想，“有个十来年了吧。”
“十来年？”
“你问这些没用。”老周站起来，把账本往铁皮柜子里一锁，“贺站长一个人过，也过得好好的。你把今天的单子按磅码排好，明天县城关镇粮所来对账。”
晚上沈立山在站上值夜，睡的值班室那张板床，铺的是站上的旧棉褥子。他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那个“十来年”。他去年秋天才到站上当临时工，今年夏天转正，贺站长这个人他摸不透。平时话不多，开会念文件念得磕磕巴巴，讲两句就喝水，喝完水就把缸子换只手端着，好像那只左手比右手金贵。站上人都说站长人老实，前年县里表彰先进，粮站就推了他一个，去县里开了三天会，回来也没见多高兴。
第二天上午城关镇粮所的会计来对账，是个四十来岁的女的，姓方。对完账坐着喝水，老周介绍沈立山，说这是今年新转正的。方会计打量了他一眼，说：“小年轻，好好干。”
沈立山给她续了水，问了句：“方会计跟俺们站长熟吧？”
“一块儿开过几回会。”
“他家里那个……”
方会计把缸子放下了。“你问这干啥？”
“不干啥，食堂孙婶说站长家嫂子回娘家好些年了，我寻思是不是该去看望看望，好歹是个站上的人情。”
方会计看了老周一眼，老周正低着头打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方会计拿手绢擦了擦嘴：“小沈，你新来的，有些事不知道。站长家那个，是回娘家了，你别去问。问了不好看。”
“咋不好看？”
“你这孩子——”方会计把缸子往桌上一墩，“行了行了，账对完了我就走了，下午还得去城关粮所。”她拎包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小沈，你人实在，我才多一嘴。那个事，十一年了，站上谁都知道，谁都不提。你也别提。”
十一年。沈立山把这个数记下了。
方会计走了以后老周把算盘一摔：“我跟你说别问别问，你还问！”
“我就问了一句。”
“一句！你问的是方会计，方会计是县里派下来对账的，她回去要是跟谁学一嘴，说粮站新来的打听站长的家务事——你说我脸上好不好看？”
“我就是想……”
“你想啥？你把你自己那摊子想明白就行。明天城关粮所送麻袋过来，你数清楚了，别少一个。”
沈立山没再说什么，把磅秤的游砣归零，拿油布把秤台盖好。老周从柜子里摸出一包烟，抖了一根出来叼上，又抽出一根扔给沈立山。沈立山说不会。老周自己拿火柴点了，坐在门槛上抽，抽了半根才说：“你实在要知道，去问孙婶。就她嘴碎。我可啥也没说。”
孙婶是食堂的，在粮站后头那排平房里给职工做晌午饭。沈立山下午收了磅，趁没人，溜达到食堂，帮孙婶抬了一筐土豆进去。孙婶说你这孩子倒勤快。沈立山把土豆倒在地上，蹲下来帮着削皮，削了两个才开口：“孙婶，站长家嫂子，到底咋回事？”
孙婶拿胳膊肘捅了他一下：“老周让你来问的？”
“我自己问的。”
“你自己问的，行，那我就跟你说说。”孙婶把菜刀往案板上一拍，“回娘家了。她娘家在柳树屯，你认得柳树屯吧，往北走二十里地，搭班车到马家沟再走五里——远的很。”
“咋回去就不回来了呢？”
“那我哪知道。两口子的事，外人说不着。”
“你见过她？”
孙婶想了想：“见过。早先来过站上，瘦高个儿，说话细声细气的，在食堂吃过几顿饭。后来就不来了。”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压低声音，“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往外传。”
“嗯。”
“她走了以后，她的粮本还在。我上回帮会计室整理旧柜子，翻出来一本，户主名就是她。我以为作废了呢，结果一问，人家说没作废，还在用。”
“还在用？”
“每个月都有人去领她的定量。我思摸着……算了我不说了。你知道了也帮不上忙。”
沈立山削完土豆，把皮扫到筐里倒出去。回来洗了手要走，孙婶又叫住他：“小沈，那粮本你看见别吭声，跟谁也别提，我也就是那么一说。”
沈立山点头，出了食堂。
晚上关了站上的大门，值班室里就他一个人。他坐到会计室那张三屉桌前，把台灯拧亮了。抽屉没锁——管钥匙的是老周，但老周有个毛病，锁了以后总要再拽一下，拽不开才走，今天下午他拽的时候门没关严，沈立山看见他把钥匙搁在算盘底下了。
他把钥匙拿出来，开了柜子。基层粮站的档案不复杂，粮本、底册、收购单、调运单，按年份捆着。他翻到“七六”那一捆，解开绳子，一本一本过。粮本都是硬纸壳面，蓝的，褪了色了。翻到中间一本，户主栏写是“田秀兰”，籍贯柳树屯，发证单位盖的是县粮食局的戳，不过那个戳已经花了，只能看个大概。
他翻开里头。定量栏每个月都是二十八斤，领粮记录从七六年一直记到今年，一个月没落，每个月都是同一个人去领。签名那栏写的……沈立山把台灯往跟前拽了拽，凑上去看。粮本最后一页，签字是站长的笔迹。
他认得那个笔迹。站上所有报表都是贺站长签的字，别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唯独“贺”字那个“贝”的最后一撇往左下甩出去，跟个钩子似的。粮本上每回签名，那钩子一模一样。
沈立山把粮本合上，搁回那一捆里，绳子照原样系好，柜子锁上，钥匙放回算盘底下。
他回到值班室，搪瓷缸里的水早凉了，他端起来喝了一口。外头路上有人骑着自行车过去，车铃铛响了两声。他坐在床沿上，没脱衣裳，两只手搁在膝盖上。
第二天上午，他把粮本拿到办公室，放在贺长顺桌上，翻到最后一页。
贺长顺看了一眼，没伸手。
“她人呢。”
贺长顺没答，从抽屉里摸出烟盒，抽了一根，没点，叼在嘴里。
“八〇年没的。”他说，“病。”
“粮本为啥不销。”
“销了就没人记着她了。”贺长顺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我说的是实话，你别当我绕。”
沈立山没说话。
“头两年是我领的，领回来给我闺女。”贺长顺说，“后来闺女嫁出去了，用不着了。我就把这些粮跟损耗兑到一处，谁家没粮本，给谁家。”
“你领了十一年。”
“十一年。”贺长顺说，“我把她名字留在这本子上，也把她那份粮留在这条街上。”
他把烟塞回烟盒，盒子捏得扁了。
“你要觉得这叫贪，你就去告。”
7 我父亲的粮本
沈立山把算盘底下的钥匙摸出来，又开了一回柜子。
这回他没翻那一捆，直接把手伸到最里头，拽出自家那个粮本。蓝皮儿，边角磨得发白，跟站上收来的旧本子搁在一块儿，他打眼一过准能认出来。本子皮上拿圆珠笔写了个“沈”字，是他爹的笔迹，最后一笔往上一挑，他从小看惯了。
他把柜子重新锁好，钥匙塞回算盘底下，粮本揣进裤兜。出门时保管员老周正蹲在台阶上啃馍，见他出来，腮帮子鼓着问了一句：“立山，这么晚还走？”
“回趟家。”
“夜里还回来不？”
“看情况。”
老周把最后一口馍塞完，拍拍手上的渣：“你那搪瓷缸我搁值班室窗台上了，水别隔夜。”
沈立山应了一声，推车子出了粮站大院。土路两边的麦茬还没翻，车轱辘碾过去一颠一颠的。到家他娘正坐在院里就着煤油灯剥蒜，见他推车进院，手没停：“吃了没？”
“没。”
“锅里有疙瘩汤，自己舀。”
他没急着舀，把车子支好，蹲到他娘跟前，从兜里掏出粮本搁在蒜瓣堆边上。他娘低头看了一眼，剥蒜的手没停，只是把那个蓝本子往旁边推了推，腾出地方搁蒜皮。
“你翻咱家粮本干啥？”
“站上整理旧账，顺带手看看。”
“看就问呗，还费劲翻柜子。”他娘把一瓣剥好的蒜扔进搪瓷盆，盆底当啷响，“一个月二十八斤，你爹那份从七六年到现在没动过。”
“没动过是啥意思？”
“就是没销。”
沈立山把粮本翻开，定量栏底下那行“沈德茂”三个字印得清清楚楚。他爹七六年夏天没的，那会儿他还小，光记着家里来了好多人，他娘把白布往门框上挂。粮站那边他爹的定量一直没销，月月照领。
“不销不领，粮站没意见？”
“谁说不领？”他娘拿过粮本，翻到领粮记录那几页，往前一递，“月月领，一回没落。”
沈立山接过来看。七六年八月，领粮人签名处写着他娘的名字，歪歪扭扭，一看就是记工分练出来的那几个字。往后翻，九月、十月，一直到今年七月，每个月的签名都是他娘。字越写越顺溜，到八几年那几个月的，横平竖直，跟会计写的差不多。
“这钱从哪儿出的？”
“啥钱？”
“粮钱。领粮不掏钱？”
他娘把剥完的蒜往盆里一倒，端起盆站起来，往灶屋走：“你爹走那年，粮站贺站长来家里坐了一回，说老沈的定量先留着，别销。我问那领不领，他说领，月月领，钱的事站上想办法。”
“站上想办法？咋想？”
“那我哪知道。反正每月初我去站上，报你爹的名，管粮的老刘就给划本子，一斤半的损耗栏也照划，钱不收，粮食给我。”他娘在灶屋喊，“你要问细的，问贺站长去。汤在锅里头，自己舀。”
沈立山没去舀汤。他把粮本一页一页翻完，停在他爹名字那一页。定量二十八斤，工种栏填的是“粮站职工”，发证日期七四年三月。本子最后一页夹着一张折了两折的纸条，他抽出来看，是站上便笺，上头写着“沈德茂同志七六年七月因公去世，定量暂留，待后处理”，底下盖了粮站的章，签字正是贺站长那个带钩子的“贺”字。
他把纸条夹回去，本子合上，搁在膝盖上拿手按着。
他娘端了碗汤出来，搁在他跟前：“想啥呢？”
“想这粮。”
“粮有啥好想的，不都这么过来的。”他娘又坐回蒜堆跟前，蒲扇拿起来扇了两下，“你爹那份粮，我月月领回来掺着吃，你跟你妹这些年没缺过嘴，全靠这个。你以为你那二十八斤定量够吃？你半大小子时候一顿能干三碗。”
“站上给补了十年？”
“十一年了，今年七月刚领过。”
“贺站长就没说过啥？”
“说过一回。八一年还是八二年，我去领粮，老刘跟我说，贺站长交代了，让把损耗栏照划，别露破绽。我说啥破绽，老刘说你别问，划了就是。我就没问。”
沈立山端起碗喝汤，疙瘩汤有点凉了，面疙瘩沉在碗底，厚厚一层。他拿筷子拨拉着吃，吃了一半把碗放下。
“我今儿在站上看见咱家粮本，签名是贺站长的。”
“那可不，他给办的嘛。”
“我是说他签我娘的名。”
他娘手里的蒲扇停了停，又扇起来：“签就签了，咋？”
“娘，你头几年去领粮，是你自己签的不？”
“头几年……”他娘想了想，“头几回我去，老刘把本子递出来，上头已经签好了，让我按个手印。后来我认字了，老刘说你自己签，我就自己签。再后来老刘调走了，新来的小年轻不认识我，我把本子递进去，人家翻到后头一看有签名，照着划本子就完了。”
“那前头那些签名是谁签的？”
“贺站长呗。你爹在的时候跟他一个屋待过，你爹没了，他给办的这事。”他娘把蒜盆往边上一搁，“你问这么细干啥？站上要查？”
“不查。我自己看看。”
“看完了把本子搁回去。下月初我还得去领呢。”
沈立山把粮本揣回兜里，站起来。院里蚊子起来了，围着他小腿转。他娘拿蒲扇往他腿上拍了一下：“打死了，进屋里说。”
他没进屋。走到院门口，又折回来。
“娘，下月领粮我跟你一块儿去。”
“你去干啥？你站上的人，去了不像话。”
“我就远远看看。”
他娘看了他一眼，把蒲扇往膝盖上一拍：“随你。”
沈立山推车子出了院门，骑上去往站里走。经过粮站大门口他没停，直接骑过去，骑到东头老周家敲门。老周披着褂子出来开门，见是他：“咋又回来了？”
“周叔，站上损耗栏，一斤半那个，是咋定的？”
老周打了个哈欠：“损耗嘛，粮食搬来搬去撒的漏的，按斤扣。咋了？”
“咱站上一年损耗多少？”
“那没准，看季节。夏收这一季，光麻袋缝里抖搂出来的就不少。”
“这损耗扣谁的？”
“扣站上的账呗，还能扣谁的。”老周瞪眼看他，“你大晚上敲我门就问这个？”
沈立山没答，掉转车头往回骑。骑出去十几米，老周在后头喊：“明儿还上不上班？”
“上。”
他骑回自家院门口，没进院，在墙根底下蹲了一会儿。粮本在裤兜里硌着大腿，他掏出来又翻了一遍。领粮记录最后一页，本月那行空着，下月初填。他数了数那上头他娘签名的次数：从七六年八月到今年七月，一百三十二回。每月二十八斤，加上损耗栏一斤半，一百三十二个月，他心算了一下，没算完就把本子合上了。
他推门进院，他娘还在剥蒜，见他回来也没抬头：“又咋了？”
“没咋。汤凉了，我热热。”
他进灶屋把汤倒回锅里，点着火，坐灶口小板凳上等。他娘在院里喊：“粮本搁桌上。”
“知道。”
汤热了，他舀出来坐门槛上吃。他娘剥完蒜端盆进屋，经过他身边说了句：“你爹那会儿在站上，也是管收粮的。”
沈立山嗯了一声，拿筷子把碗底最后一块疙瘩拨进嘴里。他娘进屋放下盆又出来，站在门槛里头看他：“你问这么多，到底咋了？”
“没咋。下月领粮，我跟你去。”
“说了随你。”他娘转身进屋，拉了一下灯绳，灶屋暗了。
沈立山把碗搁在门槛上，从兜里掏出粮本，就着院里那盏煤油灯又翻到最后一页。他爹的名字在上头，定量二十八斤，工种栏“粮站职工”四个字印得端端正正。他把本子合上，拿袖口擦了擦封皮上的灰，揣回兜里。
他娘在屋里头说了句话，他没听清，问了一声：“啥？”
“我说——碗别搁门槛上，绊脚。”
他把粮本放下，脑子里过了一遍数。
一麻袋标准一百八十斤。验质的时候，扣皮、扣杂、扣水，最后一律按一百七十八斤半过秤。差的那一斤半，写在损耗栏里。
一车粮三十袋，一斤半一袋，四十五斤。
一个夏收，粮站收两万袋，按这个扣法，是三万斤。
三万斤粮，按名单分下去，一家四十斤——不是整袋，是装在小袋里的四十斤——能分七百多家。
而他娘每个月领的二十八斤定量，也是从这里出的。
一斤半，是同一个一斤半。收的时候从农民手里扣，发的时候往没粮本的人手里送。中间这一道手续，写的是“损耗”。
8 手松一寸
夏收第十天。
沈立山进院门的时候，验粮台前头已经排了四辆架子车。老周正低头拨算盘，听见脚步没抬眼：“你还知道回来。”
“喝口水。”沈立山把搪瓷缸搁在台子角上，缸子外头磕掉一块漆，露出底下黑铁。
“站长等你。”老周朝办公室那边努了努嘴，“来了两趟。”
沈立山没动，拿手背抹了把嘴，把缸子往老周那边推了推：“刚泡的，茶叶末子沉底了。”
老周停住手，看他一眼：“你爹那本粮本，找着了？”
“翻箱子翻出来的。”
“二十八斤定量。”老周又拨了一下算盘珠子，“你爹那会儿，验粮最严。湿的不要，瘪的不要，掺沙子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有回李庄的老李想蒙他——”，老周手指头点了点台面，“你爹把粮扦子往麻袋里一插，抽出来一看，皱眉头，说‘老李你这是拿泔水泡过吧’。老李脸都绿了。”
沈立山笑了一下：“你记性倒好。”
“我跟着你爹干了六年。”老周低下头接着算他的账，“你赶紧过去，别让站长满院找你。”
办公室门半开着，站长坐在桌子后头抽烟，面前摊一张收购进度表。沈立山站在门口没进去，拿指头敲了两下门板。
“进来。”站长把烟摁灭在搪瓷烟灰缸里，那缸子上印着“先进工作者”，红字掉了一半，“你这十天有七天不在台上，人跑哪去了？”
“查点事儿。”
“啥事儿能比夏收急？”站长把进度表一转，推过来，“你瞅瞅，第三粮库已经收了四十万斤，咱站才二十八万。后头还有六个村的粮没进场。你倒好，一上午不见人。”
沈立山看了一眼表上的红铅笔标记，没说话。
“你爹在这个站干了十八年，五八年进的站，七六年没的。”站长站起来，走到窗根底下，拿手背蹭了蹭窗台上的灰，“他验粮，我放心。你——”
“我也放心。”沈立山说。
站长回头看他，嘴张了一下，又合上，从裤兜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在盒面上顿了顿：“你爹出事那年，把粮站的规矩给我交代了三条。头一条，验粮不能光看干湿，得看人。他说有些庄稼人，粮晒得干透，就是不会拾掇，瘪壳多。有些人心眼多，面上光，底下掺东西。你得拿眼拿手拿扦子去分。”
“我知道。”
“你知道个屁。”站长把烟点上，“你爹那三条，第二条你记不记得？”
沈立山没接话。
“第二条是，秤上不能动手脚。”站长吸了一口，把烟拿在手里，“秤松一寸，站里亏一斤。秤紧一寸，庄稼人骂你八辈祖宗。他说他在站上这些年，秤砣从来不动。”
“我没动秤砣。”
“你动了手。”站长拿烟点了点他，“你早上把一袋潮粮从不合格栏里划到合格栏里去了，老周跟我说了。”
沈立山喉咙动了一下：“那袋粮，晒得干，就是表面沾了潮气，底下都是好的。陈庄的老贺头，七十了，拿架子车推了二十里地来的。你这会儿让他推回去，他今天回不了家。”
“规矩是规矩。”
“我用手摸过，粮温不高，摊开晾半个钟头就能过。”
站长盯着他看了十来秒，把烟叼回嘴里：“你要放，行。拿手摸，手伸进去，插到底，摸三把。三把都干，你放。一把潮，你退。”
“行。”
“还有。”站长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收购台账，蓝皮，边角卷着，“你今天每一笔都得记清楚，斤两、等级、损耗，一个字不许马虎。晚上我查。”
“知道了。”
站长摆摆手，像赶苍蝇：“去吧。”
验粮台前头排了七辆架子车了。老周把算盘往边上一搁，看了他一眼：“站长没削你？”
“削了。”
“那你手还松不松？”
沈立山拍了拍手上的灰：“松一寸。”
老周啧了一声，没再问，把磅秤的游砣推回零位。
第一辆是陈庄老贺头的。老贺头把麻袋口解开，粮倒进验粮台的铁簸箕里。沈立山抓了一把，摊在掌心看了看，又拿手插进麻袋深处，插到底，摸了一把，抽出来看手上的感觉，又摸第二把、第三把。老周在旁边看着，拿磅秤上的挡板拨了一下。
“干。”沈立山说，“过秤。”
老贺头把麻袋搬上磅秤，老周把游砣推到一百八十斤的刻度上，磅秤杆平了，老周报了数：“一百八十斤整。”
沈立山拿起圆珠笔在收购联单上写：陈庄，小麦，一级，180斤，损耗栏划了一道。
老贺头站在磅秤边上没动，嘴张了张：“往年我这一车，顶多一百七十八。”
“今年晒得好。”沈立山把联单撕下来递给他，“拿好，去那边领钱。”
老贺头接了单子，没走，又回头看了他一眼：“你爹……不在了？”
“嗯。”
“好人。”老贺头把联单叠好揣进褂子口袋里，拉起空架子车往东边走了。
第二辆是赵庄的赵三。粮倒出来，沈立山抓一把，闻了闻，没说话，手往麻袋深处插下去，抽出来，捏了捏指头。
“潮。”他把手往搪瓷缸边上的抹布上蹭了蹭，“退回去晒一天。”
赵三急了：“同志，我打场晚了两天，就表面一层，你手再往里摸摸。”
“摸过了。”沈立山把粮倒回他的麻袋里，“明天一早来，我第一个给你过。”
赵三嘴撇了撇，把麻袋口扎上，搬上车，推着走了，走了几步回头喊：“你比老沈还严！”
“老沈是我爹。”
赵三愣了一下，嘟囔了一句什么，推车走了。
老周在边上拨了个算盘珠子，低着嗓子说：“你爹那会儿，赵三从来不敢往他跟前推潮粮。”
沈立山没接话，把磅秤挡板拨回去，喊了句：“下一个。”
日头偏西的时候，台前头只剩三辆车了。沈立山弯腰搬麻袋上磅秤，听见身后有脚步，回头看了一眼，站长站在验粮台旁边，没说话，拿手翻了翻台账。沈立山把麻袋码正，老周报了数：“一百七十二。”
他在联单上写，站长在旁边看。他写完损耗栏，站长伸手把台账翻到前一页，看了看老贺头那笔，又翻回来，把台账合上，背着手往办公室走了。
老周拿胳膊肘碰了碰他：“站长没吭声。”
“嗯。”
“没吭声就是认了。”
最后一车过完，天擦黑。老周把算盘归位，把磅秤砣摘下来搁进抽屉里锁好。沈立山把散在地上的麻袋抖了抖灰，一条一条叠起来，往库房墙上靠。老周拎起搪瓷缸，晃了晃，剩一口底子，仰头喝了。
“你还不走？”
“我把账理理。”
老周把手电筒搁桌上：“门别锁，我一会儿回来拿手电。”
“嗯。”
验粮台上就剩沈立山一个人。他把收购台账翻开，一页一页从头对，陈庄老贺头一百八十斤，赵庄赵三退了，李庄李旺一百六十五，大刘庄刘长顺一百七十三……对到最后一页，笔停在半空。
他把粮本摊在台账旁边，两本并排。
一本是国家的，一本是他家的。
最后一页上都写着他爹的名字。
他拿起笔，在验收人那一栏写下自己的名字。
沈立山。
三个字，写得比平时慢。
写完他把笔搁下，抬头看磅秤。秤杆还平着，秤砣挂在那儿，一动不动。
后头排队的又往前挪了一截。
“下一个。”他说。
声音不大，队里那几个人都听见了，麻袋往前挪的声音乱了半拍，又齐了。
第二天一早，站门口蹲了七八个人。
都不说话，蹲在墙根底下，脚边放着麻袋、布袋、还有两个竹篮子。头一天来领粮的那几个人也在里面。
贺长顺从办公室出来，看见这阵势，站住了。
“今天不发。”他说。
“为啥不发。”一个老太太问。
“损耗停了。”
蹲着的人没动，也没吵。有人把竹篮子往怀里搂了搂。
沈立山从验粮台那边走过来，把一本粮本放在台阶上。
那是他自己的粮本。最后一页写着他爹的名字。
“我家的定量，从这个月起不领了。”他说，“这一个月缺口，从我家的粮里补。”
贺长顺看着他，看了很久。
“一个月你补不了。”
“我知道。”沈立山说，“先补一个月。”
墙根底下没人说话。
太阳从东边仓房的屋脊上升起来半尺，照在秤杆上，秤杆亮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