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二号上午九点，我在县百货公司保卫科醒过来。桌上摊着一张纸，写着"本人苏红梅，因一时糊涂，私拿营业款三百八十元、布票二十尺，自愿赔偿，请求从宽处理"。纸角有一支钢笔，笔帽已经拔了。钱主任说，签吧，签了这事就过去了。我把那张纸拿起来，当着他们三个人的面，撕成四条，塞进嘴里，一口一口嚼，嚼到纸浆发软，咽了。然后我说：轧账。
一
纸是那种黄的，糙，带一点草梗，嚼起来发涩，像小时候吃过的榆树皮。
我嚼了很久。屋里三个人都不动。
钱德贵的手还保持着递笔的姿势，笔尖朝着我，悬在半空。何秀英张着嘴，嘴里的假牙没戴，牙床是瘪的。钱小军站在门边，手里捏着一顶解放帽，帽子捏得变了形。
我咽完最后一口，把舌头在牙齿上刮了一遍，把粘在上颚的那点纸屑也刮下来。
然后我说：轧账。
钱德贵把笔往桌上一放，说：苏红梅，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说：轧账。
二
我先说清楚，我是怎么知道后面三十年的。
我死在一九九七年冬天，四十七岁，死在县城西关一间出租屋里。煤气中毒，房东三天后才发现。那时候我离了婚，儿子跟着他爸，我在街上摆了个摊卖袜子。
我死之前一直在想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二号这一天。我想了二十九年，想到最后，连那天窗户上的玻璃有几道裂纹我都记得——三道，最上面那道斜着下来，像一道闪电。
我签了字。
那天我也犹豫了。钱德贵说，签吧，签了从宽，不签就送公安局。何秀英在旁边说，红梅，你别犯傻。钱小军说，苏姐，你就认了吧，认了顶多开除。
我签了。我用那支钢笔写下"苏红梅"三个字，写到"梅"字的最后一笔，手抖了一下，那一横拖得很长。
签完第二天，百货公司门口贴出告示：苏红梅，贪污营业款，开除公职。
第三天，我妈去公司门口把告示撕了，被人拦住，坐在地上哭。
第五天，我爸咳血。
三
我爸叫苏明远，原来是县中学的语文老师。
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场喂猪，一喂十九年。一九七八年平反，回学校教书，头发白了一半，说话变得很轻，轻到你要凑近才听得见。
一九八三年那年他五十八岁，刚从学校退下来，在家养鸡，养了十四只，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喂。
我签字以后，他没骂我。他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抽了一根烟，抽完说了一句：红梅，人这一辈子，有些字不能签。
我说爸，我不签就要被抓。
他说：抓了还能说清楚，签了就说不清了。
一九八五年春天他走的。肺上的病，走之前一直咳嗽，咳得整个人弓起来。他走那天我在医院走廊上，手里攥着两块钱，准备去买两个肉包子。
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不是被开除，是那天我没在他床边。
四
所以这一回，我睁眼第一件事，是看窗户。
三道裂纹，最上面那道斜着下来，像闪电。
我又低头看自己的手。手背光滑，指甲是粉的，虎口没有老年斑，左手食指上那个被缝纫机针扎出来的疤还没有。我死的时候，那只手上全是褶子，指甲发黄，指关节肿得像小疙瘩。
我活过来了。二十二岁，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二号，上午九点。
桌上那张纸，钢笔，笔帽拔了。钱德贵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一个搪瓷缸，缸上印着"为人民服务"，缸里的茶垢一圈一圈。
何秀英坐在旁边，手里拿着算盘，算盘珠子有一粒是裂的。
钱小军在门边，十九岁，头发抹了油，解放鞋刷得很白。
我用了大概三秒钟确认这不是做梦。然后我做了一件二十九年来我一直想做的事。
我吃了那张纸。
五
钱德贵五十一，门市部主任，管着二十三个人。
他有一件灰的中山装，四个兜，上面那个兜里永远插着两支钢笔，一支蓝的，一支红的。他说话爱用手指点人，指到谁，谁就得站起来。
他还有个习惯，开会前先喝一口浓茶，喝的时候要把茶叶沫子吹三下，吹完才喝。那天在保卫科，他吹了两下就放下了，我一看就知道他心里有事。
何秀英四十二，会计，算盘打得飞快，一只手拨珠子，另一只手在本子上记。她男人在粮站，家里三个孩子，日子过得紧。
钱小军是钱德贵的外甥，去年冬天招进来的临时工，负责送货、卸货、看仓库。他一个月十八块，抽的烟是"大前门"，一毛八一包。
他头发抹油，用的是他姐从上海带回来的发油，一股香味，隔着柜台能闻见。他管我叫苏姐，叫我叫得很甜，去年冬天还给我送过一次烤红薯，说苏姐你手凉。
三月十号下午，布料柜台的营业款少了一笔：三百八十块现金，二十尺布票。
柜台三把钥匙：我一把，何秀英一把，仓库那边钱小军一把。
三月十一号，钱德贵找我谈话，说红梅，你先别上班了，把事说清楚。
三月十二号上午，就是今天，他们把我叫到保卫科，桌上摊着那张纸。
三月十一号那一整天，我在家里坐着。我妈以为我病了，给我熬了姜汤，端到床边，说红梅你喝点，别硬撑。我端着碗，碗是豁了口的，热气糊了我一脸。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把前世的三十年从头过了一遍。我记得我签完字以后，柜台上的活是谁接的，记得我被开除那天穿的是什么衣服，记得我爸咳血是第几天。
六
"账上少了三百八。"钱德贵用手指点着我，"还有二十尺布票。柜台就你一个人守着，钥匙就你有。"
"钥匙三把。"我说，"何会计有一把，钱小军有一把。"
"何会计的钥匙在抽屉里锁着。"
"抽屉的钥匙谁有。"
钱德贵不说话了。
何秀英这时候抬头，说：红梅，你别绕，那二十尺布票是三月十号下午出的，那天下午就你一个人值班。
"那天下午何会计也在。"我说，"她来对账，对到四点半。"
何秀英的算盘停了一下，珠子响了一声。
钱小军在门边说：苏姐，我那天下午在仓库卸货，卸了三车肥皂。
我说：三车肥皂，卸到几点。
他说：卸到天黑。
我说：仓库门口那盏灯是坏的，天黑了你怎么卸。
他不说话了。
七
钱德贵拍了一下桌子，搪瓷缸跳了一下，茶水晃出来一点。
"苏红梅，你今天态度很成问题。"他说，"我告诉你，这事要是报上去，就是贪污，要判刑的。你自己想清楚。"
"我想得很清楚。"我说，"我要轧账。"
"账有什么好轧的，账是平的。"
"账是平的，钱没了，那就说明有人做了手脚。"我说，"轧一遍，把三月一号到三月十号的流水全部轧一遍，当着全店的人轧。"
何秀英把算盘往桌上一放，说：轧就轧，我干了十九年会计，不怕轧。
我看着她。她眼睛底下有两团青，昨天晚上肯定没睡好。
我知道她为什么没睡好。前世我一直不知道，直到一九八三年五月，县里来了工作组，把账本翻了个底朝天，我才从别人嘴里听见一句话：那张三月十号的内部调拨单，是何秀英事后补的。
八
轧账定在下午两点，在门市部后面的会议室。
会议室有一张长条桌，桌面上铺着绿绒布，绒布上有一圈一圈的茶渍。墙上挂着"先进门市部"的奖状，玻璃框里还有一张全店合影，我站在第二排最右边，穿一件蓝的确良，头发扎成两个辫子。
来了十四个人。柜台上的、仓库的、卖五金的、卖副食的，还有两个送货的。
卖副食的老孙坐在最后一排，五十多岁，牙掉了两颗，说话漏风。他冲我点了点头。他在这个门市部干了二十七年，前世我签完字以后，只有他一个人在门口跟我说了一句话：小苏，你冤。
卖五金的小周二十四，跟我一块进的店，他低着头，一直在抠桌子边。
钱德贵坐在长条桌一头，何秀英坐另一头，算盘摆在她手边。我被安排在侧面，像个被告。
钱德贵先说了一通，说公司出了点问题，说今天把大家叫来是要把事情弄清楚，说大家都要讲原则。
然后何秀英开始报账。
她报得很快。三月一号，布票收进四十六尺，出三十一尺，余十五尺。三月二号，收二十二尺，出二十九尺，超了七尺，从库存调。三月三号……
她报到三月十号下午那笔的时候，停了一下，说：三月十号下午，内部调拨，出布票二十尺，调入方是县供销社门市部。
"调拨单呢。"我说。
何秀英从本子里抽出一张纸，摊在桌上。
那是一张单子，油印的表格，蓝黑钢笔填的。字是何秀英的字，圆，一板一眼。日期写着三月十号。经办人一栏，签的是钱小军的名字。
老孙这时候举手，说他有个事想问。
钱德贵说，老孙你说。
老孙说：三月十号下午我在副食柜台上，我看见何会计来对账，对到四点半。他说，我当时还跟她说，天要黑了，你早点回。他说完，看了我一眼。
九
"这张单子不对。"我说。
十四个人都看我。
钱德贵说：哪里不对。
"调拨单是一式两联，第一联留底，第二联随货走。"我说，"第二联呢。"
何秀英说：第二联在供销社那边。
"那我们去供销社调。"我说，"现在就去，骑车十分钟。"
何秀英的手在算盘上放着，没动。
"还有。"我说，"这张单子上的墨水是新的。"
"你懂什么墨水。"
"我爸教了三十年语文，我从小给他磨墨。"我说，"蓝黑墨水放久了会发灰，边上一圈晕。这张单子上的字，蓝得发亮，边上不晕。这不是三月十号写的。"
会议室里有人咳嗽了一声。
我又说：三月十三号上午，我自己去了一趟县供销社门市部。我问他们的营业员，三月十号有没有收到过我们这边调过去的二十尺布票。
钱德贵说：谁让你去的。
我说：没人让我去。我自己去的。人家说没有，说三月整月没收到过一分一尺。人家还给我看了他们的进销存本子，我抄了日期。
我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放在绿绒布上。那是我手抄的，一格一格，抄得整整齐齐。
钱德贵盯着那张纸，喉结动了一下。
钱德贵站起来，说：苏红梅，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你一个卖布的，你懂什么。
我说：我懂账。
十
那天下午，账轧到五点半，轧出来是平的。
何秀英把最后一颗算盘珠子拨上去，抬起头，说：三千七百四十二块六毛，一分不差。
钱德贵松了一口气，坐回椅子上，说：看见没有，账是平的。
他又说：苏红梅，你今天在会上说的话，我可以当没听见。你年轻，不懂事，写个检讨，这事就算了。
十四个人都看着我。
我说：检讨我不写。
钱德贵的脸一点一点沉下去。
"账是平的，钱没了。"我说，"这说明做账的人比拿钱的人厉害。"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我说，"我只想请公司把三月十号那张调拨单的第二联调出来，再请人验一下这张单子上的墨水。"
钱德贵说：这事我做主，不用验。
"那我去问商业局。"
他笑了，笑得下巴上的肉抖了一下。"你去啊。你一个临时工转正的，你去商业局，谁搭理你。"
我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去，说：钱主任，三月十号晚上，钱小军在红星饭店请了三桌客。
屋里一下静了。
钱小军的帽子掉在地上。
十一
红星饭店在十字街口，是县里唯一一家有雅间的饭店。
前世我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是钱小军自己说漏的。一九八三年五月工作组进店以后，钱小军被叫去谈话，谈完出来脸是白的，蹲在墙根抽烟，跟旁边人嘟囔了一句：不就是吃了顿饭吗。
后来我才知道，三月十号晚上他在红星饭店请了三桌，八个人，吃了十二块七。他一个月工资十八块。
"你胡说什么。"钱小军从门口冲过来，脸红得像刚出锅的猪肝，"我什么时候请客了。"
"三月十号晚上六点半，雅间，八个人。"我说，"你点了一个红烧肘子，一个糖醋鱼，两瓶'古井'，还点了一盘炒鸡蛋。"
"你——"
"服务员姓刘，左脸有颗痣，短头发。"我说，"你要是不认，我们现在就去问。"
钱小军张着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钱德贵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够了！
十二
那天的会就这么散了。
散会的时候何秀英从我身边过去，走得很急，她的鞋跟磕在水泥地上，"哒哒哒"的。走到门口她停了一下，回头看我，看了一秒，走了。
我站在会议室里，看着绿绒布上的茶渍，手在抖。
我知道我赢了第一步，我也知道这一步不够。何秀英把账做平了，钱小军不认，钱德贵压着不报——前世这些事都发生过，只是那时候我在签完字的第二天就被开除了，什么都看不见。
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我还在店里。
我回到柜台，把蓝布围裙系上，把柜台擦了一遍。来买布的是个老太太，要一尺半白布做鞋里子，我给她量，剪，叠，包好，收钱，找零。她走的时候说：小苏，你脸色不好。
我说没事，昨晚没睡好。
十三
第二天我去了何秀英家。
我说何会计，我来还你的算盘。昨天开会我借她的算盘用了。
她家在粮站后面的家属院，两间平房，门口晒着一床被子。她男人在院子里修自行车，看见我，点了下头。
我进屋，一眼就看见了。
靠墙摆着一台缝纫机，"蝴蝶"牌，机头上的金漆还没掉，台板上有一层油纸没撕干净。脚踏板上还带着出厂的那种红漆印。
这种缝纫机，一百五十八块，还要一张工业券。
何秀英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她男人四十块，三个孩子，两个上学。
"新买的？"我说。
她的脸一下白了，说：我娘家给的。
"你娘家在柳河公社，去年水淹了。"我说，"我听你上个月还在说，要给你娘家寄钱。"
她站在那儿，两只手在围裙上擦。
我接着说：何会计，这台机子一百五十八块，还要一张工业券。你一个月四十二，你男人四十，三个孩子，两个上学，老二还老咳嗽。
她的眼圈一下红了。
我说：何会计，我不是来抓你的。我是来告诉你，钱小军那三桌客，一顿吃掉十二块七，他一个月十八块，这钱不是他自己的。
她的嘴唇动了一下。
"我知道你补了那张单子。"我说，"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补。你补了，账就是平的，账是平的，钱就是苏红梅拿的。"
她突然坐下，坐在缝纫机前面的小凳上，两只手捂着脸。
她捂了很久，抬起头说了一句：红梅，我有三个孩子。
十四
我没逼她。我知道逼不出来。
前世工作组进店是五月，查了两个月，最后给钱德贵的处分是"撤销职务、留党察看"。何秀英调去了副食仓库。钱小军拘留十五天。
这一世我不想等两个月。
三月十四号，我去了县商业局。
商业局在县政府大院东边一排平房，门口有棵老槐树。我早上七点半到，站在门口等，等到八点，第一个进去。
接待我的是个三十来岁的男同志，姓陆，戴一副眼镜，镜片很厚。他让我坐，给我倒了一杯水，杯子是搪瓷的，缺了一块口。
我说：我要反映县百货公司第二门市部的账目问题。
他说：有材料吗。
我从挎包里掏出一个本子。那是我这两天抄的：三月一号到三月十号的流水，一笔一笔，我自己重新算的，算盘是我爸的那把，十三档，珠子磨得发亮。
他翻了翻，抬头看我：你是营业员？
"是。"
"你算得比会计还细。"
"我爸是教书的，我从小跟着算。"
十五
陆同志问了我三个问题。
第一个：你为什么不先在公司内部反映。
我说：我反映了，主任说不用验。
第二个：你和钱德贵有私人矛盾吗。
我说：没有。他去年还给我介绍过对象。
第三个：你知道反映不实要负责任吗。
我说：我知道。我今年二十二，我要是说假话，我这辈子就完了。
他把本子合上，说：你回去等消息，不要跟任何人说你来过。
我说好。
他又说：小苏，我再问你一句，你怕不怕。
我说：怕。
他说：怕你还来。
我说：我怕丢人，可我这回更怕签那个字。
走出商业局大门，我在槐树底下站了一会儿。三月的风还凉，我把外套的扣子扣上，扣到最上面那颗。
前世我等了两个月。这一世，我等了十一天。
十六
三月二十五号，县商业局和县供销社联合的工作组进店了，三个人，领头的是个姓方的科长，五十来岁，脸黑，说话很慢。
他们进店第一件事，是把三月一号到三月十号的全部单据封了。
第二件事，是去县供销社门市部调三月十号那张调拨单的第二联。
没有。
供销社那边翻了三天，翻出一句话：三月十号没有收到过二十尺布票。
第三件事，是把那张调拨单送到县里做笔迹和墨水鉴定。
鉴定结果出来：单子上的墨水是三月十一号以后写的，同批墨水在公司仓库领用登记上有记录——何秀英三月十一号上午领了一瓶蓝黑墨水。
工作组还查了一件事：三月十号那天仓库的出库单上没有二十尺布票，只有三车肥皂，卸货时间是下午两点到五点。钱小军说他在仓库卸货卸到天黑，可卸完货他去了哪儿，没人给他作证。
方科长把那张调拨单拿在手里，对着窗户照了半天，然后说了句：这张纸，是新写的。
十七
钱德贵开始反咬。
他在工作组面前说：苏红梅这个人，家庭有问题。她父亲是右派，一九五七年定性过的。
方科长问他：平反了没有。
钱德贵说：平反是平反了，可根子上……
方科长打断他：平反了就是好同志。钱德贵同志，我们现在谈的是三百八十块钱和二十尺布票，不是谈人家父亲。
钱德贵不说话了。
后来方科长在店里当着十几个人说了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一个人家里什么成分，跟他有没有偷钱，是两码事。谁再拿这个说事，我记他一笔。
那天晚上钱德贵来找过我。
他在我家院门口等着，站在枣树底下，手里拎着两瓶酒，用报纸包着。
他说：红梅，你爸身体不好，你别让他操心。
我说：钱主任，你有话直说。
他把酒往我手里塞，说：这事闹大了，对谁都不好。你年轻，我给你写个条子，就说你是一时糊涂，钱我替你还上，你还能上班。
我把酒推回去，说：那三百八十块，你替我还？
他说：我替你还。
我说：钱主任，你一个月五十六块，你儿子五月结婚要三转一响，你哪来的钱替我还。
他站在枣树底下，脸上的肉抽了一下。
他说：苏红梅，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说：钱主任，你走吧，我妈要睡了。
他走的时候，把两瓶酒放在我家门槛上。第二天早上我妈看见了，问是谁的，我说不知道。我妈把酒拎到供销社退了，退回来一块八毛钱。
十八
钱小军是三月二十九号交代的。
他交代得很快，因为他兜不住。三月十号晚上那顿饭，工作组找了红星饭店的服务员刘某，刘某一见穿制服的，全说了：八个人，三桌，一个红烧肘子，一个糖醋鱼，两瓶古井，一盘炒鸡蛋，结账十二块七，是钱小军付的钱。
钱小军说：那钱是我舅给我的。
钱德贵说：我没给过。
钱小军说：三月十号下午你叫我去仓库，让我把柜台上那笔钱先拿走，说月底补上。
钱德贵说：放屁。
两个人当着工作组的面吵了一个小时。吵到最后钱小军哭了，说：舅，你说过出了事你担着。
工作组把钱小军单独叫到小屋谈了三个小时。出来的时候他眼睛肿着，嗓子哑了，手一直在抖。
他交代的第二句话是：那八十块钱，我输在县医院后面的小平房里，一晚上输光。
方科长问他：一晚上输八十，你哪来的胆子。
钱小军说：我想着月底我舅会补上。
十九
最后查出来的是三笔。
钱小军拿走八十，赌输了，赌的是打扑克，"争上游"，在县医院后面的小平房。
何秀英补账，把二十尺布票做成调拨，把八十块钱挂在"待核销"里。
剩下三百块，是钱德贵自己拿的。他儿子五月结婚，要"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一样都少不了。他拿了三百，买了台"红灯"牌收音机，四十八块，剩下的压在自家炕洞的砖头底下。
工作组去他家，把钱从炕洞里起出来的时候，票子还是新的，一沓，用报纸包着。
报纸是三月十一号的《人民日报》。
二十
四月十二号，全店大会。
开会前一天，我妈从邻居嘴里听说了。她回来问我：红梅，人家说你偷钱。
我说：我没偷。
她说：那你咋被人叫去开会。
我说：明天就有结果。
她站在灶台边上，手里拿着一把青菜，站了很久，说：你爸要是听见了，不知道要气成什么样。
我说：妈，这回不会。
她说：上回你也这么说。
还是在那个会议室，还是那张长条桌，绿绒布上的茶渍又多了几个圈。这次坐在长条桌一头的是方科长。
钱德贵站在中间，中山装还是那件灰的，兜里的两支钢笔没了。
方科长念处理决定：钱德贵，撤销门市部主任职务，开除党籍，退赔三百元。何秀英，调离会计岗位，退赔八十元，记大过一次。钱小军，解除劳动合同，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念完他抬头，说：还有一件事。
他说：苏红梅同志，三月十二号被要求签署不实材料，公司予以纠正。经研究，恢复其工作，补发三月至四月工资，并推荐参加县商业系统先进工作者评选。
屋里有人鼓掌。我没鼓掌。我坐在那儿，手放在膝盖上，指甲掐着掌心。
老孙鼓得最响，两只手拍得发红。小周也拍了，拍了两下，看了钱德贵一眼，把手放下去了。
钱德贵站在中间，脸是灰的，一直低着头。他退到墙角的时候，背在墙上蹭了一下，蹭掉了一层白灰。
二十一
散会以后，何秀英在门口等我。
她手里拎着一个布包，说：红梅。
我站住。
她说：我不该补那张单子。
我说：我知道。
她说：我三个孩子，老大今年考高中。
我说：我知道。
她把布包往我手里塞，说里面是八十块钱，你先拿着。
我把包推回去，说：何会计，钱你退给公司。你欠我的不是钱。
她站在那儿，眼睛红了，说了一句：你以后别学我。
我说：我学不了你，我没你那么会算。
二十二
我骑车回家，骑了四十分钟。
家在城郊，一个院子，三间土房，院子里种了两棵枣树。我到门口的时候，听见里面有劈柴的声音。
我爸在劈柴。
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子卷到手肘，斧头举起来，落下去，"咔"一声，木头裂开。他劈了十几根，码在墙根，码得很齐。
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前世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咳了。
他抬头看见我，说：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我说：今天事办完了。
他说：办完了好。
他把斧头放下，拍了拍手上的木屑，说：锅里给你留了饭。
我说：爸，我升了。
他愣了一下，说什么升了。
我说：我评上先进了，下个月加工资。
他站在那儿，脸上的皱纹动了一下，说：那得买肉。
二十三
锅里有四个荷包蛋，卧在糖水里，糖水上面浮着一层薄薄的膜。
我坐在灶台边的小板凳上吃。蛋是我妈煮的，她煮荷包蛋有个习惯，火关了以后焖三分钟，蛋黄是溏心的。
四个蛋，我一个一个吃。第一个咬开的时候，溏心流出来，烫了上颚。我吃得很慢，慢到我妈在门口看了我两次，问我是不是不舒服。
我妈从屋里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说：红梅，你爸今天早上五点就起来了，说要去买鸡蛋。
我说：买鸡蛋干什么。
她说：他说你最近瘦了。
我说：妈，我以后不瘦了。
她愣了一下，说：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
我低头吃蛋，眼泪掉进碗里。我怕他们看见，把头埋得更低。
我爸在院子里喊：红梅，吃完把那捆柴抱进屋，晚上要下雨。
我说：知道了。
二十四
后来那些年，是这样的。
一九八四年，我承包了布料柜台，第一年挣了两千一百块。那时候一个二级工一个月三十八块五。
一九八七年，我在县城最热闹的十字街租了一间门面，开了县里第一家私营服装店，招牌是我爸写的，"红梅服装"，四个字，用的是他当年写教案的那支笔。
开店头一年，进的都是广州货。我坐绿皮火车去，二十六个小时，硬座，腿上放一个装钱的布包，包带子缠在手腕上，睡觉都不敢松。
一九九〇年，我把院子翻修了，盖了五间砖房。我爸在新房的堂屋里挂了一幅字，写的是"人这一辈子，有些字不能签"。
他一九九六年走的，走的时候七十一岁，睡着走的，没受罪。
我妈活到八十九。
二十五
钱德贵一九八五年在街上摆了个修鞋摊，我路过见过他一次。他蹲在小马扎上，给人钉鞋掌，锤子敲得"梆梆"响。他看见我，把头低下去了。
我站了一会儿，走过去，让他给我钉一双鞋。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接过鞋，翻过来看鞋底，找钉子眼。
钉完他说：两毛。
我给他五毛，说不用找。
他把那三毛钱追出来，塞到我车筐里，说：该多少是多少。
我说：钱师傅，你手艺不错。
他没抬头。
何秀英后来在副食仓库干到退休，她老大考上了中专，后来在粮站。有一年过年她给我送过一袋面粉，我收下了。
钱小军从里面出来以后去了南方，听说在东莞。再没消息。
二十六
我把那张纸吃下去的时候，其实没想那么多。
我只是知道，那支笔递过来的时候，我这辈子就完了。二十九年，我一直在想那一秒钟——我为什么要把笔接过来。笔是塑料杆的，很轻，我接过来的时候手是抖的。
一九九七年冬天，我在出租屋里想这件事，想到半夜，煤气还开着。我想明白了：我那时候不是怕坐牢，我是怕丢人。我们那条街上，谁家孩子要是进了公安局，他妈买菜都抬不起头。
我怕的是这个。我怕了二十九年。
这一次我没接。
我把纸吃了。
纸不好吃。它糙，发涩，嚼到后面有一点甜，是草浆的那种甜。
二十七
四月十二号那天晚上，我躺在自己屋里，听见院子里下雨了。
雨打在枣树叶子上，"沙沙"的。我翻身的时候，摸到枕头底下有个东西，硬硬的。
是我爸那把算盘。他白天偷偷塞进来的。
我把算盘抱在怀里，珠子硌着胸口，一颗一颗，十三档，九十一颗。
我数了一遍。数完，睡了。
第二天早上我五点起来，把院子里那堆柴抱进屋，码在灶台边上。雨下了一夜，柴面上是湿的，抱的时候蹭了我一袖子黑水。
我爸在堂屋里咳嗽了一声，说：红梅，柴湿了，烧的时候先烘一下。
我说：知道了。
灶膛里的火苗舔上来的时候，柴"噼啪"响了一声。我把锅坐上，等水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