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他睁开了眼睛
第十一具尸体睁开眼睛的时候，我正在给他画眉毛。
粉扑从我手里掉下去，滚到推车底下。
那张脸转过来，看着我。
“别烧我。”
他抓住我的手腕。
力气大得不像一个“死人”。
“别烧我。”
他又说了一遍。
我张嘴，没有叫出声音。
推车被我撞得一晃，台子上的镊子、棉花、梳子全掉在地上。
门被推开了。
老周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半个馒头。
“怎么了。”
“他、他活着。”
老周看了一眼推车上的人。
那个人已经松开我的手腕，两只手撑着推车边，想坐起来。
他脖子上有一道很深的紫印，像是被什么东西勒过。
“救命。”他说，“我知道你们是谁，我要报案。”
老周把馒头放进兜里。
他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
一支注射器。
“小陈，你出去一下。”
我没有动。
“出去。”
我退到门口。
我看见老周走过去，一只手按住那人的肩膀，一只手把针扎进他脖子侧面。
那人的脚在推车上蹬了两下，就不动了。
“麻药打少了。”老周说，“这活儿催得紧。”
我站在门口，两只手都在抖。
“他是活的。”
“嗯。”
“送来的是活人。”
“都是活的。”
老周把注射器收起来，用一块布擦了擦手。
“小陈。”
“嗯。”
“今天这事，你就当没看见。”
“周叔，这是杀人。”
“不是杀人。”老周说，“是送人走。”
他看着我。
“你要是想多管，你就想想你妈那个药，一个月多少钱。”
我没有说话。
他推着车走了。
门在他身后合上。
我站在那儿，排风扇在响，一下一下。
地上有一只镊子在滚，滚到墙角，停了。
我走过去，蹲下来，把它捡起来。
捡的时候，我看见推车底下压着一张纸。
是刚才那个人从兜里掉出来的。
我把它抽出来。
纸是折过的，折了三道，边角很软，被揣了很久。
我展开。
上面是一行用手写的字。
“第十九个。”
我看着这三个字，看了很久。
我不明白。
为什么是“第十九个”。
那第十八个是谁。
那第一个是谁。
我把纸折起来，放进口袋。
然后我听见走廊里有轮子响。
老周又推了一辆车回来。
“小陈。”
“嗯。”
“这个你也一起弄。”
白布盖着。
他掀开一角。
又是那张脸。
眉毛淡，左眉尾断了一截，鼻梁高，鼻头红。
我盯着那张脸。
“周叔。”
“嗯。”
“这个也是他。”
“什么他。”
“刚才那个。”我说，“刚才那个人，也是这张脸。”
老周松了一口气似的。
“一样就好。”他说，“一样才好办。”
“什么意思。”
“意思是省妆。”老周说，“不用重新调，用你上次那个底色，补两笔眉毛就行。”
我看着他。
“你早就知道会送来一样的脸。”
“知道。”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的就是一样。”老周说，“不一样，那才麻烦。”
他走了。
门关上以后，我把那块白布掀开。
这个人躺在推车上，两只手放在腹部。
他的指甲缝里有泥。
他的鞋底是新的。
我摸了一下他的手背。
温的。
不是尸体的那种凉。
是那种冰冷的皮肤底下还有一点温度的温。
我退了一步。
我又看了一眼他的脖子。
脖子右侧有一块淤青，不像是被打的，倒像是被什么东西压过。
压得很久。
我把他的领口拉开。
领口下面有一圈印子，红的，边缘清楚。
像是被人用手肘压住过。
我明白了。
他们不是给他打了麻药。
他们是把他按在车上，一直按着，按到他不动。
我站在那儿，胃里翻上来，扶着台子干呕了两下。
什么都没有吐出来。
我擦了擦嘴，直起身。
台子上那盏灯照着那张脸。
眉毛淡，左眉尾断了一截。
我拿起眉笔，又放下。
我不知道我该给他化妆，还是该报警。
我看见他的左手。
左手手腕内侧，有一道浅浅的旧疤。
我父亲也有。
我父亲是三年前四月走失的。
五月，派出所通知我们去认尸。
那具尸体在水里泡了七天，脸已经泡得看不出来了。
我妈说不像。
我说不像。
可警察说，身上的衣服是他。
我们就认了。
火化那天，我在炉子前面站了两个小时。
我一直觉得那个人不是我爸。
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
现在我想起来了。
那具“尸体”的手腕上，也有一道疤。
一模一样的位置。
我当时摸过。
是凉的。
我那时候以为，是因为他在水里泡了七天。
我站在化妆间里。
排风扇转着，灯管闪了一下，又稳住了。
我掏出那张纸，又看了一遍。
“第十九个。”
我抬起头。
台子上那具“尸体”的眼皮动了。
很轻。
像是有一个人在眼睛里面，用力地想要睁开眼睛。
第2节 十九个抽屉
我先打的是110。
拨出去，听筒里没有声音。
我看了一眼屏幕，信号栏是空的。
这栋楼在地下，平时信号就不好，要走到院子里才有两格。
我往门口走。
门是铁的，从外面锁上了。
我拍门，拍了七八下。
“周叔。”
没有人应。
“周叔！”
走廊里很静。
我掏出手机，打开相机，翻相册。
我有一个习惯，给每一具化过妆的遗体拍一张照，记编号，怕弄错。
相册往下翻。
前天那张，编号十八。
上个月，编号十六。
再往前，编号十三，编号十一，编号六。
一张，两张，三张。
我数到第十九张的时候，手停住了。
十九张，同一张脸。
眉毛淡，左眉尾断了一截，鼻梁高，鼻头红。
只是每一张都有点不一样。
第六张的鼻梁上有一颗很淡的痣。
第十一张的下颌瘦了一点。
第十三张的耳朵后面有一道新伤。
十九个人。
我坐在台子边，看着手机屏幕。
屏幕的光映在墙上的瓷砖上，白得发蓝。
有人在外面开锁。
门开了，老周进来，手里端着一碗面。
“吃点东西。”
“周叔，我要出去。”
“出去干什么。”
“报警。”
老周把面放在台子上。
“你先坐下。”
“我不坐。”
“你坐下。”他说，“有些事，你得知道。”
我没有坐。
他也没勉强。
“你干这行四年了。”他说，“四年里，你送走过多少？”
“不知道。”
“一百七十六个。”他说，“我记得清楚。”
我看着他。
“咱们这儿，做两样生意。”老周说，“一样是正常的，家属送来的，哭哭啼啼，烧完了领骨灰。”
“另一样呢。”
“另一样，是送人上路。”
“什么叫送人上路。”
“有人想死。”老周说，“不是真想死，是想让别人以为他死了。”
我盯着他。
“骗保。”
“骗保，逃债，换身份，什么都有。”老周说，“他们出钱，我们出一具尸体，出一张死亡证明，出一份火化记录。烧完了，骨灰给家属。”
“那尸体从哪儿来。”
老周没有立刻回答。
他拿起那碗面，用筷子挑了一下。
“你想清楚了再问。”
“我问你，尸体从哪儿来。”
“从他们自己身上来。”老周说，“找你这么一张脸的人，不好找。所以我们就做一张。”
“做一张。”
“找个人，长得差不多的。”老周说，“男的，无亲无故，路上捡的，工地上下来的，喝多了睡在桥洞里的。”
“然后呢。”
“然后给他做脸。”他说，“调底色，补眉毛，垫鼻梁。”
“垫鼻梁要动刀。”
“不动刀。”他说，“用蜡。热了以后捏，捏完了凉，就硬了。”
我盯着他的嘴。
“你们把蜡捏在活人脸上。”
“先用麻药。”老周说，“捏的时候不能动。”
“那烧的时候呢。”
“烧的时候他已经不动了。”
“怎么不动的。”
老周没有回答。
他把筷子放下。
“小陈。”
“你回答我。”
“打多了，就多了。”他说，“这东西没有标准，一个人一个量。”
我的胃往上翻了一下。
“你们把人……”
“不是我们。”老周说，“是他们的老板。”
“赵戈。”
老周抬眼看我。
“你知道赵戈。”
“登记簿上有。”
“那你还问。”
我退了一步，撞到台子上。
“这是第十九个。”
“对。”
“前面十八个呢。”
“走了。”
“去哪儿了。”
“该去的地方。”
我望着他。
“周叔，你在跟我说，我四年里给十九个活人化过妆。”
“不是十九个。”老周说，“是一百七十六个里，有十九个。”
“其余的。”
“其余的是真的。”他说，“不然你早就看出来了。”
我在那儿站着，两条腿发软。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手稳。”老周说，“你补眉毛补得好。别人补完一看就假。”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我入职那年，是谁介绍的。”
“你妈托的人。”老周说，“托的是赵总。”
我愣住了。
“我妈……”
“你妈那时候缺钱。”老周说，“赵总说，让她闺女来上班，活儿轻，钱不少。”
我站在那儿。
我母亲是三年前查出病的。
我父亲走失，是四月。
我妈查出病，是五月。
我入职，是六月。
我一直以为，是运气好。
“小陈。”
“别叫我。”
“你想报警也可以。”老周说，“你报了，第一个进去的是你。尸体是你化的，手印是你按的，每一张火化单上都有你的签名。”
“我没签过。”
“你签过。”老周说，“在第三栏，写着‘整容确认’。”
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我签过太多单子。
“我给你留了一条路。”老周说，“你现在走出去，回家，睡一觉，明天照常来上班。”
“那要是我走不出去呢。”
“那也有一条路。”
他把面推过来。
“先吃。”
我没有动。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
“赵总想见你。”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
门关上了。
我坐在地上，背靠着台子。
那碗面在台子上，热气一点一点散掉。
我掏出那张纸。
“第十九个。”
我把它翻过来。
背面还有一行字，很淡，是用铅笔写的。
“他们在数人。”
我盯着这五个字。
我站起来，走到走廊尽头。
走廊尽头是冷库。
冷库的门没有锁，一推就开。
冷气扑到脸上。
里面一排抽屉，不锈钢的，编号从一到二十。
每个抽屉上都有一个小牌子。
牌子上是名字。
我走过去，一个一个看。
第一个抽屉，空的。
第二个，空的。
第三个，空的。
我一路拉过去。
前十九个，全是空的。
空抽屉里有一股很淡的味道，是消毒水混着别的东西。
我走到第二十个抽屉前面。
那个抽屉的牌子上，写着一个名字。
我认得那个名字。
是我的名字。
我站在那儿，手放在把手上，没有拉。
冷气从脚底往上走，我的手指僵了。
我拉着把手，慢慢把它拉开。
抽屉滑出来。
里面是空的。
只有一个塑料夹子，夹着一张纸。
我把纸抽出来。
是一张申请表。
“遗体整容师入职申请表”。
照片那一栏贴着我的一寸照，是入职那天照的。
姓名，陈晚。
年龄，二十九。
下面有一栏，是手写的。
“备注：第二十具，预留。”
表格的右下角有一个圆章。
章上的字是：城南殡仪服务站。
我盯着那个章。
这个章我天天见。
每一张化装单上都有。
我把表翻过来。
背面有一行铅笔字。
“三年后启用。”
我入职是二〇二二年六月。
三年后，是明年六月。
第3节 文件夹
我把手放在抽屉的把手上。
金属很凉。
我拉开的是第十九个抽屉。
里面是空的。
不是完全空。
抽屉底部放着一个文件夹，牛皮纸的，很旧，边角卷起来。
我把文件夹拿出来，坐在冷库的地上。
文件夹里是一叠照片。
我把第一张翻过来。
照片上是一个女人，三十多岁，穿着工作服，站在化妆间里。
她的身后是台子，台子上盖着白布。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李，二〇一六年六月，已送走。
我翻第二张。
一个女人，四十多岁，短发。
背面：王，二〇一七年一月，已送走。
第三张，第四张，第五张。
我一张一张翻。
十九张。
十九个女人。
有的穿着和我一样的工作服，有的穿便装，都是在同一个化妆间里拍的。
有一张，背景里能看见那台排风扇。
我翻到最后一张。
那张照片是彩色的，比前面几张都新。
照片上的女人，二十九岁，扎着马尾，穿着深蓝色的工作服，站在化妆间的门口。
她手里拿着一支眉笔，正在笑。
那是我入职那天拍的。
同事说，新来的，留个纪念。
我把照片翻过来。
背面的字是另外一个人写的，笔迹比前面的都工整。
“陈晚，二〇二二年六月，第二个。”
我盯着最后那三个字。
第二个。
不是第二十个。
我把前面十九张重新摆开，一张一张看背面的日期。
二〇一六年，二〇一六年，二〇一七年，二〇一七年。
二〇一八年，二〇一九年，二〇一九年。
每一年有两三个。
最后一张是二〇二二年。
我入职是二〇二二年六月。
那前面那些“已送走”的，是送去了哪儿。
我坐在地上，冷气从脚底下往上走。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我把照片重新排了一遍，按时间排。
排完我发现，中间缺了一年。
二〇二〇年，一张都没有。
我正想着，冷库门口有声音。
很轻的拖步声。
我抬头。
门口站着一个人。
那个人穿着病号服，光着脚，脚背上有一道很长的伤。
他扶着门框，喘气。
是第十九个。
他还活着。
“别怕。”他说，“我不害人。”
“你怎么下来的。”
“楼梯。”他说，“还没轮到烧我。”
他想往前走一步，腿一软，跪在地上。
我过去扶他。
他的手很凉，但是有劲。
“你是谁。”
“被他们抓的。”他说，“我叫周建民，跑运输的。”
“你为什么被抓。”
“我不知道。”他说，“我在服务区睡了一觉，醒过来就躺在那张车上了。”
他看了看四周。
“这是哪儿。”
“殡仪馆。”
他沉默了一会儿。
“他们要把我烧了。”
“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他重复了一遍，声音干得像纸。
“我在车上听见他们说话。”他说，“他们说，这一批只做十九个，做完就收手。”
“只做十九个。”
“对，他们说，第十九个做完，就剩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谁。”
他抬起头。
“你是说，你知道最后一个是谁。”
他没回答。
他伸手去摸口袋，摸出一个塑料卡片。
“我从前面的车里偷的。”
我接过来。
是一张胸牌。
胸牌上有一个名字。
赵守义。
“这是谁。”
“他们的老板。”
我愣了一下。
“老板不是赵戈吗。”
“赵戈是他儿子。”周建民说，“赵守义是老的。”
“老的？”
“三年前死的。”他说，“这牌子是旧的，从厂里拿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三年前。
“三年前”，这三个字最近在我脑子里出现了太多次。
“你认识这个赵守义吗。”
“不认识。”他说，“但是我听见他们提起一个人，说是他儿子。”
“赵戈。”
“不是。”周建民说，“他们说，老赵死了，他儿子在替他把事办完。”
“什么事。”
“我不知道。”他说，“他们说要办十九次，办完了，就烧最后一具。”
“最后一具是谁。”
他看着我。
“他们没说是谁。”他说，“他们只说，第二十具，得用那个化妆师。”
我站着，没有动。
“他们说了多久了。”
“一路上说的。”他说，“他们以为我麻药打多了，听不见。”
我低下头，看着手里的文件夹。
十九张照片。
十九个女人。
每一年两三个，一直到我。
中间缺了二〇二〇年。
二〇二〇年，那年发生了什么。
我努力想。
那年是……疫情。
那年殡仪馆进了很多人。
我忽然明白过来。
二〇二〇年那一年，没有人需要“被送去”。
因为那一年，死的太多了。
不缺尸体。
我站起来。
“你能走吗。”
“能。”
“跟我走。”
“去哪儿。”
“先出去。”
我把文件夹塞进怀里。
我们顺着走廊往回走。
走廊很长，尽头有一道门。
门后面是院子。
院子的铁门锁着，但旁边有一个小门，是运送物资的。
我推了一下。
开着。
我们出去了。
外面在下雨。
雨不大，落在脸上是凉的。
我拦了一辆车。
司机看了我们一眼，没说话。
“城北工业区。”
车开出去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殡仪馆的楼是黑的，只有一楼的一扇窗亮着。
那扇窗是化妆间。
灯光是白的。
我忽然觉得，那灯不是给人用的。
是给人看的。
第4节 第二十具
宏达塑料厂在工业区最里面。
铁门锁着，门房里没有人。
我们从侧面翻进去。
厂区里一片黑，只有最里面那排厂房亮着灯。
我和周建民贴着墙走过去。
厂房的门是卷帘门，拉下来一半。
我从底下钻进去。
里面很亮。
白炽灯吊在顶上，一排六个，照得眼睛疼。
地上摆着二十张铁床。
不是病床，是那种工厂里临时铺的折叠床。
床上躺着人。
有的盖着毯子，有的没有。
我一张床一张床看过去。
都是男人，年纪不等，有的很老，有的才二十出头。
手腕上都有一根针，连着输液管，管子挂在床边的架子上。
架子上的袋子是透明的。
滴得很慢。
我走到第七张床。
床上的人很瘦，头发白了一半，脸上有一道旧疤，从左耳一直延到下巴。
我认得那道疤。
我小时候，他抱着我去买冰棍，摔在马路牙子上，磕的。
“爸。”
他没有动。
我又叫了一声。
“爸。”
他的手动了一下。
眼睛慢慢睁开。
看了我很久。
“小晚。”
“爸。”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接你。”
他看着我，眼睛里没有高兴。
“你不该来。”
“爸，我们走。”
“走不了。”他说，“我欠他们的。”
“欠什么。”
“钱。”
我抓着床边的铁架子。
“欠多少。”
“三十七万。”他说，“还不上，就把身子押给他们。”
“押身子做什么。”
“他们拿我，做别人的脸。”
我没有说话。
“小晚。”
“嗯。”
“你妈那个药，还在吃吗。”
“在吃。”
“那就好。”他说，“那就好。”
他的手从毯子下面伸出来。
手上全是针眼。
“爸，那年……”
我停了一下。
“那年他们说你在河里，让我们去认尸。”
“是他们让我那么说的。”
“什么意思。”
“那天他们把我拉到河边。”他说，“给我一个手机，让我录一段话。录完了，就把我关在这儿。”
“你录了什么。”
“我说，我走了，别找我。”
我父亲看着我。
“小晚，你信了吗。”
“我妈信了。”
“她不信。”他说，“她是没办法。”
我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很稳，一步一步。
我转过身。
卷帘门下面站着一个人。
三十多岁，穿一件灰色的羊绒大衣，头发梳得很整齐。
“陈晚。”
“赵戈。”
“你比照片上瘦。”他说。
他把手插在口袋里，走到厂房中间。
“我记得你入职那天，还哭了一场。”
“你想干什么。”
“我想跟你把话说清楚。”他说，“说清楚了，你就明白了，明白了我就不用动手。”
“说。”
“你爸欠我三十七万。”赵戈说，“我给他两条路，一条是还钱，一条是把身子借我十年。”
“借十年做什么。”
“做脸。”他说，“有些人想消失，得有一张脸替他们消失。你爸的脸，好用。”
“这十九个人。”
“这十九个人，是十九张脸。”赵戈说，“每一张都做成了同一个人的样子。”
“谁。”
“不知道。”他说，“客户不说，我们也不问。”
我盯着他。
“第二十具是谁。”
赵戈看着我。
“你猜不到吗。”
“我。”
“不是你。”他说，“是你妈。”
我的脑子空了一下。
“你说什么。”
“你妈那个病。”他说，“一个月两万多。你拿什么付。”
“不是厂里……”
“厂里？”他笑了一下，“厂里给你一个月四千。四千怎么付两万。”
我站在那儿。
“那钱是谁付的。”
“我。”赵戈说，“我付了三年。”
“为什么。”
“因为你爸除了把身子借我，还押了一样东西。”
“什么。”
“你。”
我看着他。
“三年前你入职的时候，签过一份东西。”赵戈说，“你大概不记得了，那天有一堆表。”
“我签了什么。”
“一份‘遗体整容师劳务协议’。”他说，“第九条写着，乙方自愿在合同期满后，将自己交予甲方处置。”
“那是什么东西。”
“是合法文件。”他说，“你签了字，按了手印。三年。”
“三年到了会怎么样。”
“会有人来接你。”赵戈说，“接你去该去的地方。”
“我妈知道吗。”
“她知道。”赵戈说，“她签的是同意书。”
厂房里很静。
只有输液管里的水，一滴一滴。
我回过头，看我父亲。
他闭着眼睛。
“爸。”
“小晚。”他说，“爸对不起你。”
“你早就知道。”
他没有说话。
“你早就知道，他们要用我。”
“我知道。”他说，“我不是人。”
我松开铁架子。
我把手伸进怀里，摸到那个文件夹。
“赵戈。”
“嗯。”
“你知道二〇二〇年为什么空了一年吗。”
“知道。”他说，“那年不缺尸体。”
“那你知道，为什么最后只剩一具了吗。”
“因为客户只有十九个。”
“不对。”
我把文件夹拿出来，扔在他脚边。
“因为前面十九个化妆师，都在这十九张照片里。”
赵戈低头看了一眼。
“你在冷库里看到的。”
“每一个都是‘已送走’。”我说，“你送走她们，然后又找一个新的。”
“对。”
“那你为什么现在不用等我合同期满。”
赵戈抬起头。
“因为你要跑。”
“对。”
“所以我在考虑一件事。”他说，“今天夜里就把你做了。”
他从大衣里掏出一支注射器。
跟老周那支一样。
我往后退了一步。
退到底，撞到了输液架。
“赵戈。”
“嗯。”
“你有没有想过，”我说，“这里有多少人。”
他愣了一下。
我伸手，抓住最近的一个输液架，用尽全力往地上一拽。
架子倒了。
管子里那袋液体，砸在地上。
我弯腰，捡起一块碎玻璃，走到床前。
“陈晚。”
赵戈往前一步。
“你要是敢动一下，我第一个扎的不是你。”
我蹲下来，把我父亲手腕上的针拔了。
“爸，你能走吗。”
“能。”
“站起来。”
他坐起来，腿在抖。
赵戈冲过来。
我把手里的注射器甩出去。
不是冲着他。
是冲着墙角那排电闸。
注射器砸在闸箱上，玻璃碎了，里面的药水溅开。
我没有打到。
但是电闸的盖子被我砸歪了。
我跑过去，把闸往下一拉。
厂房里的灯全灭了。
黑暗里，我听见很多人同时坐起来的声音。
赵戈在喊什么。
“走！”
我拉着我父亲，往卷帘门那边跑。
卷帘门下面那道缝，有外面的光。
我把他塞出去，然后自己爬出去。
雨还在下。
我们跑了很久。
跑到路边，我停下来，掏出手机。
信号有两格。
我拨了110。
“喂，报警。”
“您说。”
“城北工业区宏达塑料厂，里面关着二十个人，他们被……”
我说到一半，对方打断了。
“请报您的姓名。”
“陈晚。”
那边安静了三秒。
“陈女士。”接线员说，“系统里显示，您三年前已经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