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邮局干了三十一年。
一九八三年进去的时候，我二十二岁，梳两条辫子，穿一件的确良衬衫。邮局在镇子东头，三间土坯房，门口一个绿色的铁皮邮筒，掉漆掉得厉害。
邮局的活儿不多，但是杂：寄信、寄包裹、汇款、取款、打电报、订报纸。全公社一万多人，都到我们这儿来。
我管的是包裹和电报。
包裹要称，要缝布袋，要写单子。电报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数，一个字七分钱，标点不算钱。
我算得快，手也快。老所长说，玉兰这丫头，天生吃这碗饭。
二
赵卫国是我姑介绍的。
我姑在县医院做护工，他嫂子在医院生孩子，我姑伺候的月子。
我姑回来说，那家有个弟弟，当兵的，开汽车的，人老实。
我说，当兵的常年不在家。
我姑说，不在家好啊，不在家省得吵架。
那年头，姑娘找对象，最看重两样：一是吃商品粮，二是不在本地。
当兵的两样都占。
三
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姑家。
他穿一身军装，绿的，领子上有红牌牌。个子不高，肩膀很宽，脸黑，手很粗。
他坐在板凳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直没动。
我姑让他喝水，他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又把手放回膝盖上。
我问他：“你开车跑哪儿？”
“跑昆仑山。”
“远吗？”
“远。”他说，“一趟十二天。”
“路好走吗？”
他停了一下。
“不好走。”
四
那天他没说几句话。走的时候，他站起来，冲我敬了个礼。
我姑笑得不行。
“这孩子，实心眼。”
后来他回部队了。走了二十天，来了一封信。
信写得很短：
“沈玉兰同志：我已安全返回。山上冷，山下热，你注意身体。赵卫国。”
我看了三遍。
那天晚上，我趴在桌上给他回信。写了撕，撕了写，写了四张纸，最后只寄出去一页。
我写：赵卫国同志，我一切都好。你开车注意安全。
五
我们通了一年信。
一年里，他寄了十七封，我寄了二十一封。
他的信永远是那个格式：先问好，再说自己，最后说注意身体。一页纸，从来不写第二页。
我的信越写越长。写到后来，我开始跟他说邮局的事：谁家的儿子考上大学了，谁家的老太太来取汇款取不着，急得哭。
他不回这些。他还是那句“注意身体”。
但是他开始寄东西。
第一回寄的是一块石头。
六
那块石头是白颜色的，有拳头那么大，表面坑坑洼洼。
包裹单上写着：石头一块，重量零点六公斤。备注：昆仑山上的。
我把它放在我床头的小柜子上。
我妈看见了，说：“这啥玩意儿？”
“石头。”
“寄石头干啥？”
“山上捡的。”
我妈看了半天。
“这兵娃子，”她说，“脑子是不是有点问题？”
七
一九八三年十月，我们结婚了。
他请了七天假。从山上下来，坐了三天车，到家的时候脸上一层土。
婚礼在公社食堂办的，摆了六桌。菜是四个：红烧肉、炖鸡、炒鸡蛋、白菜粉条。
他喝了两杯酒，脸就红了。有人起哄让他说两句，他站起来，站了半天。
“我，”他说，“我以后好好待玉兰。”
就这一句。
那天晚上，他坐在床边，把军装的扣子一颗一颗解开，又一颗一颗扣上。
“玉兰。”
“嗯。”
“我后天就得走。”
“我知道。”
他低下头。
“我对不住你。”
八
他走的那天早上，天没亮。
我给他煮了六个鸡蛋，用报纸包好，塞进他包里。
他背着包站在门口，看了我一会儿。
“玉兰。”
“嗯。”
“你要是有事，就打电报。打到兵站，他们会转。”
“我知道。”
“你别自己扛着。”
“我知道。”
他转身走了。走到巷子口，回头看了一眼。
我站在门口，一直站到看不见他。
九
婚后的日子，跟婚前没什么两样。
我还是住在我妈家，还是每天去邮局上班。
区别是，我成了一个“军属”。
军属有优待。过年的时候，公社送一张年画，还有两斤肉票。门框上贴一块红牌子，写着“光荣军属”。
我婆婆家在隔壁公社，我一个月去看她一次。
她身体不好，腿有风湿，一到阴天就疼。
我去的时候给她洗衣服，剪指甲，把院子扫一遍。
她总说：“玉兰，你受累了。”
我说：“不累。”
十
一九八四年三月，我收到一封电报。
电报是从兵站发来的，只有八个字：卫国翻车，人无大碍，勿念。
我拿着那张电报，站在柜台后面，手一直在抖。
同事小刘看见了，问我怎么了。
我说没事。
那天下午我请了假，骑车回了家。我坐在屋里，把那张电报看了十几遍。
“人无大碍”。
这四个字，我看不出他是伤了还是没伤。
十一
半个月后，信来了。
他说，车在麻扎达坂翻了，从路上翻下去三米多，卡在一块石头后面。他胳膊骨折，头上缝了七针。
“不严重。”他写，“医生说养两个月就好。”
“你别来。路太远，你来了我不放心。”
我把信看了三遍，然后回了一封。
我写：赵卫国，你要是不让我去，我就自己去。我认路。
十二
我还是去了。
一九八四年六月，我请了二十天假，坐班车到地区，再坐两天到县城，最后搭了一辆拉货的车，走了十一个小时。
路是土路，一边是山，一边是沟。车颠得人骨头疼。
到兵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下车，腿是软的。
有人喊：“赵卫国，你媳妇来了！”
他从屋里出来。
胳膊上还吊着绷带，头上有一道疤，头发剃得很短。
他站在那儿，看着我，一句话没说出来。
我走过去。
“赵卫国。”
“嗯。”
“你头还疼不疼？”
他忽然就哭了。
十三
兵站在一个山坳里，四周是石头，看不到一棵树。
有几排平房，一间伙房，一个修车棚。房顶上插着一面旗，被风吹得哗哗响。
家属院在最里头，三间土房，住着四户人家。
我住的那间有八平米，一张床，一个炉子，一个木箱。窗户很小，玻璃上结着一层白霜。
那天晚上，我头疼得厉害，喘不上气。
他给我倒水。
“高原反应。”他说，“明天就好了。”
“你天天这样？”
“习惯了。”
“怎么习惯？”
他没答。他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我的肩膀。
“睡吧。”
十四
我在山上住了十五天。
十五天里，我学会了几件事。
第一件，水要省着用。山上的水是从十几里外拉来的，一桶水，先洗脸，再洗脚，最后浇地。
第二件，饭煮不熟。水到八十度就开了，米煮出来是硬的。
第三件，风大。晒衣服要用石头压住，不然吹跑。
第四件，这里的男人都不爱说话。
他们一天到晚在车底下钻，满手油。晚上回来，坐在门口抽烟，一坐一个小时。
我问过一个军嫂：“他们怎么都不说话？”
她说：“累的。说一句话要喘三口气。”
十五
十六
家属院里有个军嫂，姓包，比我大五岁。
她男人是修理连的，一九八二年出车，车翻在沟里，人没了。
那年她二十九，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
部队给她安排了工作，在服务社卖东西。她没走，一直住在山上。
我在山上的那十五天，她给我送过两次饭。
有一回我问她：“你怎么不下山？”
她说：“下山干什么？”
“回老家。”
“回老家，人家问我男人呢，我怎么说？”
她把手里的针线放下。
“在这儿，没人问。”
走的那天早上，他送我到路口。
“玉兰。”
“嗯。”
“你别老想着来看我。”他说，“路上太险。”
“我一年来一次。”
“一年一次也险。”
“那我就两年一次。”我说，“你自己算，哪个划算。”
他愣了一下，然后就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出声。
十七
一九八五年春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先是早上恶心，闻不得油味。后来是困，坐在柜台后面就想睡。
我妈看出来了。
“你是不是有了？”
“不知道。”
“去卫生院看看。”
去了。大夫说，两个多月了。
那天下午我坐在邮局的台阶上，坐了很久。
我该怎么告诉他？
写信？太慢。
打电报？电报一个一个字算钱，我说什么？“我怀孕了”四个字，两毛八分。
我最后还是打了电报。
十八
电报是这么写的：家有喜事，你当爹了。
八个字，五毛六分。
三天后，回电来了。
回电更短：知道了，注意身体。
我看着那六个字，气得笑了。
小刘说：“嫂子，你哭啥？”
“我没哭。”我说，“我是气的。”
半个月后，包裹到了。
一个木盒子，很沉。打开，里头是一块红布，包着一样东西。
是一个木头做的小马。巴掌大，四条腿，鬃毛刻得很粗。
木头上有一股酥油味。
盒子里还有一张纸条：山上没有好东西。这个我刻了一个月。
十九
二十
我给山上寄过很多包裹。
第一个包裹，寄的是辣酱。
我妈做的，用的是红线椒，晒干，剁碎，拿油泼。装在一个玻璃罐里，外面裹了三层报纸，再套一个布袋。
邮局规定，液体不能寄。我把它写成“咸菜”。
小刘在旁边看着，笑。
“嫂子，你这是何苦。”
“他在山上吃不上这个。”
“值得吗？邮费八毛，东西值五毛。”
“值得。”
那个包裹走了十二天。
他回信说，辣酱到了，罐子碎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他和老马分了。
“老马说，这酱够味。”
“他说，比家里媳妇做的强。”
孩子是一九八六年三月生的，是个儿子。
生的时候疼了一天一夜。我妈在产房外头守着，我婆婆也从公社赶来了。
孩子落地的时候，接生的大夫说：“是个小子，哭声挺响。”
我躺在产床上，浑身是汗，第一句话问的是：“能不能打电报？”
大夫愣了。
“你先歇歇。”
“我怕来不及。”
二十一
电报是第二天打的。
打到兵站，转给他。
他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三个月了。
那天我正在院子里晒尿布，听见有人推门。
回头，看见他站在门口，背着包，脸上一层土。
他放下包，走过来，站在摇篮边上。
孩子睡着了，脸皱皱的，拳头攥着。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想摸，又缩回去了。
“太小了。”他说。
“你抱抱。”
“我不敢。”
二十二
孩子叫赵念。
是我起的名。
他问为什么叫这个字。
“念想的念。”我说。
“念啥？”
“念你。”我说，“你一年回来一次，孩子得有个字记着你。”
他没说话。他在炕沿上坐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
“这名字好。”
二十三
一九八八年，他调回山下了。
不是他自己要调的，是身体不行了。那年在山上，他吐过一次血。医生说是肺上的问题，高原待不住。
调回来以后，在县里的汽车连，还是开车，跑短途。
他一个星期回来一次。
孩子那时候两岁多，会走了，不会叫爹。
他回来，孩子躲在门后头，看他。
他就蹲下来，从包里掏东西。有时候是糖，有时候是一个小汽车。
“念儿，过来。”
孩子不过来。
他就把东西放在地上，退后两步。
孩子才慢慢走过去，捡起来。
二十四
一九九〇年，他转业了。
分配在县运输公司，开货车。一个月工资一百八十块。
那年我们搬进了县城，单位分了一间半房，二十平米，一个厨房，一个卧室。
房子是砖的，有暖气，有自来水。
我第一次用上自来水的时候，在厨房站了十分钟，看着水龙头。
他站在门口，笑。
“你看啥？”
“我看水。”
“水有啥好看的。”
“你不懂。”我说，“我在山上，一桶水洗脸洗脚浇地。”
他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玉兰，你受苦了。”
二十五
他不适应城里的日子。
在部队，他是老兵，是班长，说话有人听。
在运输公司，他是新来的，四十岁，腿上有伤，开车慢，被人嫌。
有一回他回来，脸上有一道抓痕。
“怎么了？”
“跟人吵了一架。”
“为什么？”
“装货的时候，他插队。”
“你打人了？”
“没打。”他说，“他打我了。”
我给他上药。他不吭声。
“赵卫国。”
“嗯。”
“你别跟人打架。”
“我知道。”
“你要是再伤了腿，将来怎么干活？”
他把脸转过去。
“我知道了。”
二十六
一九九二年，邮局变了。
邮电分营，邮政和电信分开。我们归邮政，管的还是那些活儿，但是多了任务：要卖邮票册，要拉储蓄，要订报纸。
每个月有指标。完不成，扣奖金。
我那时候三十一岁，是营业班的班长。
白天在柜台后头坐着，晚上带着两个人去街上拉储户。
有一回，我去一个卖猪肉的摊子。
“王师傅，存点钱吧。”
“存啥？我这钱天天要转。”
“存活期，随取。”
“麻烦。”
“不麻烦。”我说，“你存一百，我给你贴一张邮票。”
他笑了。
“行，看你这么实诚，我存二百。”
二十七
一九九八年，我下岗了。
邮政搞承包，营业所裁人。我四十七岁，年龄超了。
所长跟我谈的时候，一直在抽烟。
“玉兰，不是你干得不好。”
“我知道。”
“是政策。”
“我知道。”
“你要是有困难，所里能帮就帮。”
“不用。”我说，“我男人还在开车，孩子上初中。”
那天我收拾柜子，收拾了两个钟头。
柜子里有一把剪刀、一个胶水瓶、一沓包裹单、还有一枚我自己的名章。
名章是木头的，刻着“沈玉兰”三个字。用了十五年，边角磨圆了。
我把名章装进口袋。
二十八
下岗以后，我在菜市场门口摆了个摊，卖早点。
卖的是包子、豆浆、油条。凌晨三点起，五点出摊，九点收。
一个月能挣四百多，比在邮局多。
就是累。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我在摊子上站了一上午，脚冻得没知觉。回家脱鞋，袜子跟皮粘在一起。
他看见我的脚，蹲下来，用手捂着。
“别干了。”
“不干喝西北风？”
“我挣钱。”
“你一个月二百八。”我说，“孩子学费一学期三百六。”
他不说话了。
他捂着我的脚，捂了很久。
二十九
他那条腿，一到阴天就疼。
是翻车那年落下的，骨头接得不好，走路有点拖。
疼起来的时候，他不吭声，就坐在床边，用手捶。
我给他弄了个热水袋，用毛巾包着，敷在膝盖上。
“你别捶。”
“捶一捶好受。”
“越捶越坏。”
他不听。
后来他自己找了个法子：把腿架在凳子上，一动不动，坐一个小时。
坐完了，站起来，走两步。
“行了。”
他每次都这样说。
行了。
其实没行。
三十
三十一
一九八九年，他有两个战友来过家里。
一个是老马，就是后来在葬礼上敬礼的那个。另一个姓韩，瘦，说话快。
他们从新疆来，坐了两天两夜火车。
我杀了家里唯一一只鸡。
三个人在桌上喝酒，说的都是山上的事：哪年雪大，哪辆车陷在冰里，谁在半路上冻掉了耳朵。
我给他们添酒，听他们说。
老马忽然说：“嫂子，你不知道，老赵在山上是有名的。”
“有名？”
“他车开得稳。”老马说，“跑昆仑山，最怕的不是路，是人。有人开快车，有人开赌气车。老赵不快不慢，一趟一趟，十几年没出过大事。”
他停了一下。
“除了那回翻车。”
他爸低下头，端起酒杯，一口喝完。
三十二
我在邮局的时候，也送过邮包。
每个月两次，骑自行车，把包裹送到下面的几个村。
一个绿帆布包，装满能有三四十斤。车后座上绑着，上坡要推。
最远的那个村，叫红旗村，八里地，中间有一段土路，下雨就烂。
有一回下大雨，我推着车走了两个钟头，浑身是泥。
到村口的时候，一个老太太在那儿等着。
“是不是有我儿的信？”
我从包里翻。翻了半天，翻出来一封。
她接过去，不识字，让我念。
我站在雨里，给她念。信上写：妈，我在这边挺好，厂里管饭，一个月一百二，我给你寄了五十。
老太太听完，抹了把脸。
“我儿有出息。”
三十三
一九九〇年冬天，停电。
停电在我们那儿是常事。一停就是一晚上，有时候两天。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坐在屋里，点了一根蜡烛。
赵念五岁，趴在桌上，看蜡烛的火苗。
“妈，为什么没电？”
“电厂坏了。”
“什么时候好？”
“不知道。”
他爸在一边，用一根铁丝在蜡烛上烧，烧红了，弯成一个小圈。
“念儿，过来。”
赵念过去。
“这是啥？”
“铁圈。”
“干啥用的？”
“套手指头上。”他爸说，“我在山上，闲着就烧这个。”
那天晚上他一共弯了七个，套在赵念的手指头上，一个指头一个。
赵念举着手，在蜡烛光里看。
“爸，你手真巧。”
他爸笑了一下。
那是我记得的，他笑得最松的一次。
三十四
婆婆是一九九一年走的。
中风，倒在院子里。
我们赶回去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躺在炕上，眼睛睁着，不说话。
他跪在炕前，握着她的手。
“妈。”
“妈，我回来了。”
婆婆的眼睛动了动。
他一直在那儿跪着，跪到天黑。
守灵三天，他一句话没说。
出殡那天，抬棺的人说，孝子要摔盆。
他接过瓦盆，举起来，狠狠地摔在地上。
盆碎了。
他站在那儿，肩膀一直在抖。
赵念上学，成绩不好。
不是笨，是不用心。老师说他上课坐着，眼睛看着窗外，问他什么都答不上来。
一年级期末考试，语文五十八，数学六十二。
我拿着成绩单回家，气得手抖。
他看了一眼。
“五十八。”他说，“比我强。我小时候考四十一。”
“你还笑？”
“我没笑。”
“你这不叫笑叫什么？”
他把成绩单放下。
“玉兰，他才一年级。”
“一年级就考五十八，将来怎么办？”
“将来再说。”
三十五
二年级，赵念跟人打架。
他把人家孩子的鼻子打出血了。
老师叫家长，我去学校，给人赔了不是，赔了八块钱医药费。
回家我问他为什么打。
“他说我爸是瘸子。”
我愣在那儿。
那天晚上，他爸回来，我把这事说了。
他坐在床边，把袜子脱了，看了半天自己那条腿。
然后他站起来，走进里屋。
我听见里屋有巴掌声，还有孩子的哭声。
我冲进去，看见赵念站在墙角，脸上一片红。他爸站在他面前，手还在半空。
“你干什么！”我一把推开他。
“他学会跟人打架了。”
“他为什么打人你不知道？”
“知道。”
“知道你还打？”
“因为他打错了。”他说，“人家说他爸是瘸子，他该回来告诉我。他打人，就是认了。”
三十六
他后来在楼下摆了个修车摊。
修自行车，补胎、调闸、换链条。工具是他从部队带回来的，一个铁盒子，里头钳子、扳手、撬棍，都磨得发亮。
摊子支在楼门口，一块木板，两个板凳。
一天能挣三五块，好的时候十块。
有人问他：“老赵，你一个当过兵的，摆这个摊，不嫌掉价？”
他说：“我这条腿，能干的就这个。”
三十七
我的早点摊被收过两次。
第一次是创建卫生城市，街边摊一律清。我推着车跑，跑丢了一屉包子。
第二次是市场改造，摊位要抽签。我抽到最里头那个，人流少一半。
那段时间我晚上睡不着，躺在床上算账。算来算去，一个月差一百多。
他有一天说：“玉兰，你把摊子并到修车摊那儿。”
“怎么并？”
“我修车，你卖早点。人家修车等着，就买你的包子。”
我看了他一眼。
“你这脑子，”我说，“转得挺快。”
“我在部队学的。”他说，“车坏了要等人，人等久了要吃饭。”
第二天我就把车推过去了。
那个月挣了六百八。
三十八
二〇〇〇年，老所长死了。
是脑溢血，晚上睡下去，早上没醒。
我去送他。灵堂设在邮局院子里，来的人很多。
老所长的儿子给我们递烟，一边递一边说：“我爸临走前还念叨，说玉兰那丫头的名章还在不在。”
我掏出口袋里那枚木章，给他看。
他拿过去，看了一会儿。
“还在。”
“还在。”
他把章还给我，眼睛红了。
三十九
二〇〇一年，赵念考高中，差了十一分。
要交择校费，三千。
三千块钱，是我们全家半年的收入。
他爸那天晚上在阳台上坐到半夜。
第二天早上，他说：“交。”
“钱呢？”
“我跟战友借。”
“借了怎么还？”
“我一个月还一百，还两年半。”
那天下午，他去邮局汇了一笔钱。
是还给别人的。他说他先跟三个战友借了，一人一千。
四十
赵念上高中以后，懂事了一点。
不是突然懂事，是被逼的。
他看见他爸修车修到手上全是黑油，看见我三点起来和面。
有一天他放学回来，站在摊子边上，看了很久。
“妈。”
“嗯。”
“我以后不打架了。”
“你说这个没用。”我说，“你考上大学，比什么都强。”
他低下头。
“我尽量。”
四十一
二〇〇四年，他考上了。
不是什么好学校，是省城的一个大专，学汽车修理。
分数出来那天，他自己不高兴。
“妈，我想复读。”
“复读一年，还得花钱。”
“我明年能考本科。”
他爸在旁边听着，忽然说了一句。
“不复读。”
“爸——”
“修车怎么了？”他说，“我修了十四年车。你要是把车修明白了，到哪儿都饿不死。”
四十二
送他上学，是在火车站。
绿皮车，硬座，二十六个小时。
他爸给他买了一床被子，用绳子捆成一个方块，背在身上。还给他买了一个铝饭盒，两个搪瓷缸子。
站台上人很多。
赵念上车，从窗户里探出头。
“妈，爸，你们回去吧。”
他爸站在站台上，一直没说话。车开了，他忽然跟着走了两步。
“念儿！”
“到了写信！”
车走远了。
他站在那儿，手还举着。
四十三
他退休是二〇〇六年，五十五。
运输公司改制，老职工一刀切。一个月退休金六百二。
他不干活了，反而不自在。
每天早上五点起，下楼，把修车摊支起来。不是为挣钱，是为人。
有人来修车，他修。没人来，他就坐着，看街。
有一回我下去给他送饭，看见他在教一个小孩补胎。
“这个撬棍，插进去，顺着边，别硬掰。”
小孩十五六岁，蹲在旁边看。
“赵爷爷，你怎么什么都会？”
“我会的多了。”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在昆仑山上开车。”
四十四
四十五
小刘，就是以前跟我一个柜台的那个，后来去了电信。
邮电分营那年，他选了电信。他说，邮政是夕阳，电信是朝阳。
他选对了。
二〇〇〇年，他已经是县电信局的副经理，开一辆桑塔纳。
有一回他来找我，站在我的早点摊前面。
“玉兰姐。”
“小刘。”
“你怎么干这个？”
“挣钱。”
他看着我那个油乎乎的篷子，看了一会儿。
“姐，”他说，“要不你到我们那儿去？搞后勤，一个月八百。”
“我不会。”
“不用会，就是管管仓库。”
我想了想，摇头。
“小刘，我在邮政干了十五年，柜台后头那个位置，我坐得踏实。现在不让我坐了，我也不想去别的地方站着。”
他叹了口气。
“姐，你这人，太死。”
“我不是死。”我说，“我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四十六
赵念初二那年，偷过家里的钱。
五十块，从我包里拿的。
我发现了，问是不是他拿的。他说不是。
第二天，我在他书包里翻出了一个游戏机。
那天晚上，他爸把游戏机拿出来，放在桌上。
“多少钱？”
“四十五。”
“哪儿来的钱？”
他不说话。
他爸站起来，把游戏机往地上一摔。
塑料壳碎了，电池滚出来，在地上转了两圈。
“赵念。”他说，“你听清楚。你妈三点起来和面，一个包子挣一毛五。五十块钱，是三百三十个包子。”
赵念哭了。
他爸没打他。他就站在那儿，看着地上的碎片。
“捡起来。”他说，“扫干净。”
四十七
下岗以后，我在一家私营快递点干过半年。
老板姓胡，三十来岁，租了一间门面，收件、派件，一天几十个。
他让我管账。我会算，算得快。
干了三个月，我发现他在账上做了手脚：收的钱不进账，进他自己的微信。
我问他。
他说：“姐，别管这个。工资照给你。”
“这不是工资的事。”
“那是什么事？”
“是账。”
他笑了一下。
“姐，你以前在国企干的吧。”
“是。”
“那你不适合干这个。”
第二天我就没去。
工资他给了一半。另一半，他没提，我也没要。
四十八
赵念结婚，是二〇〇九年。
媳妇姓周，是他在省城认识的，做会计。
婚礼上，他爸穿了一身新衣服，是我拉着他去买的。深蓝色的夹克，一百八。
他坐在主桌，一句话没说。
新人敬酒敬到他那儿，他站起来，端起杯子。
“我不会说话。”他说，“我就一句：你们好好过。”
说完他坐下了。
后来周家的一个亲戚说：“这老爷子，真沉得住。”
我在旁边听见了，笑了一下。
他哪是沉得住。
他是不知道说什么。
二〇一〇年，我们回了一趟山上。
是赵念提出来的。他那时候在省城开了个修车铺，挣了点钱，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
“妈，爸，我带你们去一趟。”
他爸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去干啥？”
“看看。”
“有什么好看的。”他说，“都是石头。”
“那你还去不去？”
他把手里的扳手放下。
“去。”
四十九
路修好了。
以前走一天的路，现在四个小时。
柏油路，双车道，中间有护栏。过了几个隧道，最长的一个七公里。
车进隧道的时候，他爸一直看着窗外。
“这底下，”他说，“以前是山。”
“哪座山？”
“麻扎达坂。”
我没说话。
那年他翻车，就在那个达坂下面。
五十
兵站还在，但是变了。
平房换成了楼房，有暖气，有自来水，有卫星电视。
门口立了一块碑，写着“昆仑山某部旧址”。
我们下车，站在碑前面。
他爸看着那栋楼，看了很久。
“家属院呢？”
“拆了。”一个战士说，“前年拆的，盖了新的。”
“原来那几间土房，在哪儿？”
战士指了指后面。
“那儿，现在是车库。”
他爸走过去，站在车库门口。
地上是水泥，很平。
他蹲下去，用手摸了摸地面。
五十一
回来的路上，他一直没说话。
到了家，他从柜子里翻出一个盒子。
盒子里是那块石头。
白的，拳头大，坑坑洼洼。
他把石头放在桌上。
“玉兰。”
“嗯。”
“那年我在山上，一天到晚想，我这辈子图什么。”
“图什么？”
“图个念想。”他说，“我在山上，想着你在山下。你在山下，想着我在山上。这么想着，日子就过去了。”
五十二
二〇一二年，他开始咳嗽。
先是早上咳，后来是晚上也咳。
我让他去医院，他不去。
“老毛病。”
“什么老毛病？”
“山上落下的。”
“山上落下的是腿。”
“肺也是。”
“那更得去。”
他被我说得没法，去了。
拍了片子，医生让我单独进去。
五十三
医生说，肺上有个东西，四点几公分。
“要做进一步检查。”
“什么东西？”
“不好说。”他说，“但是看形状，不太好。”
我站在那儿，手里攥着那张片子。
“大夫，他抽了三十年烟。”
“跟抽烟有关系。”医生说，“也跟高原待过有关系。”
五十四
他知道了。
不是我说漏的，是他自己看出来的。
那天晚上，他坐在床边，把片子拿过去，对着灯看。
“玉兰。”
“嗯。”
“我爷是咳死的。”
“别胡说。”
“我爷咳了三年。”他说，“最后那半年，坐着睡。”
他把片子放下。
“我不治。”
五十五
那一次我跟他吵了。
三十年来第一次真吵。
“你不治，你就等着。”
“我等着。”
“你等，孩子怎么办？”
“孩子成家了。”
“那我呢？”
他不说话了。
“赵卫国，你听我说。”我说，“你在山上翻车那年，我坐十一个小时的车去看你。你那时候怎么不说不治？”
“那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那时候我还能开车。”他说。
五十六
最后是赵念把他劝去的。
赵念从省城赶回来，进门就跪下。
“爸，你治。”
“起来。”
“你不治我不起来。”
他爸坐在椅子上，看着跪在地上的儿子。
过了很久，他说：“起来吧。”
“你治？”
“治。”
五十七
化疗做了四个疗程。
第一个疗程，他吐了七天。第二个疗程，头发掉了。第三个疗程，人瘦了二十斤。
第四个疗程，医生说，效果不好，建议换方案。
他坐在病床上，看着窗外。
“玉兰。”
“嗯。”
“我想回家。”
“医生说还要观察。”
“我想回家。”他说，“我不想在这儿死。”
五十八
我们回了家。
五十九
化疗的病房里，隔壁床是个老头，七十多，也是肺癌。
他每天都跟他老伴吵架。
吵的是吃饭。老头不吃，老伴非让他吃。
“你吃一口。”
“不吃。”
“你不吃怎么有力气。”
“有力气干什么？”
老伴就不说话了，坐在床边，一勺一勺地喂。
老头最后还是吃了。
有一回我跟他老伴在走廊上碰见。她说：“我家这个，一辈子不听话。”
“我家这个也是。”
她笑了一下。
“咱们这些当媳妇的，”她说，“就是给他们收尾的。”
六十
赵念跟他爸最后一次长谈，是在家里。
那天他不疼，精神也好。他让赵念把凳子搬到床边。
“念儿。”
“爸。”
“你那个铺子，一个月挣多少？”
“一万多。”
“存钱吗？”
“存一点。”
“存着。”他说，“别学我。我这辈子，没给你妈存下钱。”
赵念低下头。
“爸，你别说了。”
“我要说。”他说，“你妈跟了我三十年。三十年里，我一年在家不到两个月。她一个人，把我妈送走了，把你养大了，把房子守住了。”
他停了一下。
“我这辈子，最对不住的是她。”
“你替我记着。”
在家里住了四十一天。
那四十一天，我什么都干不了，就守着他。
他吃不下东西，我就熬粥，一勺一勺喂。
他疼，我就给他揉背。
他睡不着，我就跟他说话。
说以前的事。说邮局，说电报，说那块石头，说他第一次来我姑家，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有一天他忽然说：“玉兰，你当年为什么嫁给我？”
“我姑介绍的。”
“我是说，你为什么同意。”
我想了想。
“因为你寄了一块石头。”
他笑了。
“那石头，”他说，“我捡了半天，挑了个最白的。”
六十一
第四十一天早上，他走了。
走的时候很安静。我在厨房熬粥，听见屋里没声音，进去看。
他的手放在被子外面，是凉的。
我把他的手放回被子里。
然后我坐在床边，坐了很久。
没有哭。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哭。可能是那四十一天，已经哭完了。
六十二
葬礼办得很简单。
来了十几个人，一半是他的战友。
有一个是从新疆赶来的，姓马，六十多岁，走路要人扶。
他站在灵前，敬了个礼，站得很直。
“老赵。”
“当年在山上，我车坏在半路，零下二十度。他把自己的大衣给我，自己裹着毯子坐了一夜。”
他说完，抹了把脸。
“这个人，”他说，“一辈子没说过一句软话。”
六十三
六十四
他走了以后，我整理他的东西。
东西不多。
一个铁盒子，里头是他的退伍证、党员证、几张照片、一枚三等功的奖章。
照片是黑白的，他在车前面站着，穿着军大衣，戴着皮帽子，脸冻得通红。
还有那件军大衣。
袖子上的洞还在。我把手伸进去，摸到了那个洞的边缘，硬硬的，是烫焦的。
大衣的内衬上，有一块用线缝的补丁，是他自己缝的，针脚很大。
我把大衣挂在柜子里。
每年冬天拿出来晒一次。
他走了以后，我一个人住了三年。
赵念要接我去省城，我不去。
“我在这儿住惯了。”
“妈，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过了三十年。”我说，“你爸一年回来一次的时候，我也是一个人。”
他不说话了。
六十五
六十六
他走了以后，我一直没动他的军装。
那身军装挂在柜子最里头，绿的，领子上有红牌牌。肩章已经旧了，边角起了毛。
二〇一七年，社区来人，说要搞一个“老兵之家”，征集老物件。
我把军装拿下来，抖了抖。
抖完，我又挂回去了。
后来我给他战友老马打电话。
“老马，你说我该不该捐？”
老马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嫂子，”他说，“那身衣服，他穿了十几年。”
“我知道。”
“你自己拿主意。”
我把军装留下了。
现在它还在柜子里。每年冬天，我拿出来晒一次。
晒的时候，我会把袖子上的那个洞翻出来看。
是烟烫的。
二〇一五年，邮局拆了。
那三间土坯房早就不在了，后来的楼房也拆了，盖成了超市。
只有那个绿色的邮筒还在。
是新的，刷了漆，比我当年那个好看。上面写着“中国邮政”，下面一个投信口。
我每天早上买菜，都要从它旁边过。
有一回我停下来，摸了摸它。
是凉的。
六十七
二〇一六年，我开始给他写信。
不是天天写。是想起来就写。
第一封我写：赵卫国，家里暖气坏了，我找人来修，花了一百二。
第二封我写：赵念生了个闺女，叫赵小禾。小禾长得像你，眉毛粗。
第三封我写：我今天翻柜子，翻出你那件军大衣。袖子上有个洞，是你抽烟烫的。我没补。
写完了，我装在信封里，贴上邮票，投进那个绿邮筒。
我知道没人收。
但是邮筒在那儿。
六十八
六十九
每年清明，我去给他上坟。
墓碑是黑的，上面刻着：赵卫国，一九五一年至二〇一三年。
下面一行小字：妻沈玉兰立。
我带三样东西：一瓶酒，一包烟，一罐辣酱。
酒倒一半在碑前，一半我自己喝一口。
烟点一根，插在土里。
辣酱打开，放在碑前。
“你尝尝。”我说，“今年的辣椒好。”
有一年下雨，我坐在碑前，坐了一个钟头。
雨不大，细细的。
我说了很多话。说赵念的铺子又招了两个人，说小禾考上了重点中学，说楼下的邮筒刷了新漆。
说完了，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我走了。”
“明年再来。”
去年冬天，我病了一场。
不重，就是感冒，咳了半个月。
赵念回来，非要带我去省城。
我去了，住了两个月。
省城的房子大，有电梯，有暖气，什么都方便。
我住不惯。
有一天早上，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车。
赵念过来，给我披了件衣服。
“妈，你想什么呢？”
“我想邮筒。”
“什么邮筒？”
“咱家楼下那个绿的。”
他愣了一下，然后就笑了。
“妈，你要是想回去，我送你。”
“我不回去。”我说，“我就是想想。”
七十
七十一
去年暑假，赵小禾来我这儿住了一个月。
她十一岁，扎两个小辫，话多。
她翻我的柜子，翻出了那个木盒子。
“奶奶，这是什么？”
“石头。”
“石头为什么放在盒子里？”
“你爷爷寄的。”
“他从哪儿寄的？”
“昆仑山上。”
她把石头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
“这上面有纹。”
“什么纹？”
“像水。”她说，“奶奶，山上不是没水吗？”
“有雪。”我说，“雪化了就是水。”
她想了想。
“那这个纹，是雪化的。”
“对。”我说，“是雪化的。”
七十二
他的信，我一封都没扔。
装在一个饼干盒里，铁皮的，印着“上海梅林”。盒子上有一层锈，我用布擦过，擦不掉。
信一共四十三封。我按年份排好，用橡皮筋捆成四捆。
最早的那封是一九八三年，他从部队寄回来的：
“沈玉兰同志：见字如面。我在这里一切都好，请勿挂念。山上天气变化大，你也要注意身体。此致敬礼。赵卫国。”
最晚的那封是一九九七年，他去外地拉货，在外头住了半个月：
“玉兰：明天回。念儿的学费我带着，你别动存折。腿有点疼，不碍事。卫国。”
四十三封信，没有一个“爱”字。
但是每一封的末尾，他都写“注意身体”。
今年春天，我回去了。
楼下的修车摊早没了。摊子的位置现在停着三辆电动车。
邮筒还在。
我站在它前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
信上写：赵卫国，我回来了。家里挺好的。你别惦记。
我把信投进去。
投完了，我站在那儿，听见信落到底下的声音。
“咚”的一声。
不大，很闷。
我站了一会儿，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那只手是凉的。风从街那头吹过来，也是凉的。
街上有人在卖烤红薯，一股甜味飘过来。
他以前爱吃这个，一次能吃两个，烫得直哈气，一边哈气一边说好吃，眼睛眯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