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通知
一九八四年腊月里那场雪下得没完没了，到八五年元旦过完，还没见停的意思。
西北大学七号楼二〇三宿舍朝北，窗户缝里塞着旧报纸，风还是往里钻。夜里暖气管子敲得跟放鞭炮似的，敲一阵,停一阵，屋里温度就在零度上下晃。六个人挤一间,上下铺三张铁架子床,中间一张长条桌,桌上永远摊着书、饭盒、搪瓷缸子和没洗的袜子。
那天晚自习回来，桌上多了一张纸。
是班里的生活委员老边从系里领回来的——按系、按年级、按籍贯分好的一大沓，每张纸上盖着学校的章，写着到站、车次、日期。老边把那沓纸往桌上一摔，哈了一口气搓手：
"汉东方向的，自己找。"
一屋子人围上去。纸上有股油墨味，还有点锅炉房的热气。我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的名字——"通城地区江湾县方向，一月十九日，西北至江南，四〇七次"。
老边在旁边敲桌子："都知道啊，票紧。今年上头说了，学生优先，学校去火车站请人来卖，就在大礼堂。明天上午八点，带学生证、带钱，一张票一个人，不许代买。买完当场打行李票。过时不候，丢了自己上车站堵去。"
有人喊："回通城的一趟车都没有?"
"一趟都没有。"老边把手一摊，"到江南市再倒汽车。你们通城、海启、临江的，全是这个路数。"
屋里就静了一下。
江南市。这三个字在我们那拨人嘴里，不是一座城市，是一道坎。从江南市到江湾县城，长途汽车一百二十公里，走的是老国道，翻两座山，冬天要过冰板路；从江湾县城回小兴乡，还有三十里。这三十里，通汽车的年份不多，多数时候靠两条腿，或者靠一辆二八式自行车。
那一年我十九岁，大一，上西北大学才五个月。
我还记得九月份报到那天，父亲挑着担子送我，一头是棉被一卷，一头是木箱子，箱子上刷着白漆写的名字。走到校门口，他把担子放下，用手背擦了一下脸，说：“你把地址记住，写信回来就行。”我“嗯”了一声，没敢回头。那时候我以为学期很长，寒假很远。
结果一转眼，就是春运了。
## 二、大礼堂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大礼堂门口已经排出去一百多米。
雪停了，地上结着一层壳，踩上去咯吱响。每个人都穿着棉袄，一个挨一个站着，白气从头顶上往上冒，像一排烧开的壶。队里有男有女，有人抱着搪瓷缸子喝热水，有人把书包抱在胸前护着，有人跺脚，跺得地面发闷。
我前面是个戴眼镜的，叫陈学军，物理系的，家在海启，跟我半个老乡。他一边跺脚一边跟我算账：
“西北到江南，硬座四块九。江南到江湾，汽车两块七。县城到小兴乡，搭拖拉机一毛，要是没搭上，走路。算下来一共七块多。你带了多少钱?”
我说十五块。
他“啧”了一声：“阔气。我带了九块，还得给我妈捎二斤糕点。你看吧，到江南市那顿饭，得省。”
八点整，礼堂的门开了。
里头摆了四张长条桌，铺着墨绿色的呢子,桌后坐的是车站来的人，穿铁路的制服，蓝的，袖口磨得发亮。桌上一摞票本，一沓印泥，一把算盘。算盘珠子响得脆，噼里啪啦，像下冰雹。
“学生证。”
“西北到江南，一月十九，四〇七次，一张。”
“四块九。”
我把五块钱递过去。那人的手冻得红里透紫，指甲缝里黑，找回来的一毛钱是软的，还带着汗。他把票撕下来，盖章，往我这边一推，又“啪”地盖了个行李票的戳。
我捏着那张票，纸很薄，硬座，无座号。票面上印着“限乘当日当次车”，底下一行小字：不办理退票。
我把它塞进内衣口袋，用别针别住。
老边在门口喊：“别挤！票拿好！丢了不补！”
出了礼堂，太阳出来了，白得晃眼。陈学军在台阶下面等我，脸冻得通红，问我：“买着了?”
我说买着了。
他把搪瓷缸子里的水喝了一口，说了句我记到现在的话：
“买着了就好。买着了，就能回家了。”
## 三、收拾
那几天宿舍里像过一个小小的节。
买着票的人开始收拾东西，没买着的人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三铺的老赵家在东北，票没买到，天天往火车站跑，后来听说他初二才走，走的时候是站票，站了三十多个钟头。六铺的广东人买了两条烟和一包水果糖，说要送人。
我们这些往南走的，开始一样一样的准备。
第一样是干粮。学校门口的副食品店，散装饼干八毛一斤，用黄草纸包成方方正正一包，绳子一勒。我买了两斤。陈学军买了两斤外加一包榨菜，说榨菜下饭，火车上喝水不要钱，泡点榨菜能顶一顿。
第二样是水。军绿色的水壶，铝的，盖上缠一圈布防烫。头天晚上灌满开水，用毛巾把壶裹上，说能保到第二天中午。
第三样是东西。给母亲扯了两尺灯芯绒，深蓝色，一块七。给弟弟买了一支钢笔，英雄牌，两块三。剩下的钱，我拿报纸包了，藏在棉袄的夹层里。
第四样是行李。这是最麻烦的。学生回家不带被褥——被子褥子是要留在铺上的，放假前后宿舍只封门不搬东西，一来火车上没地方搁，二来开春回来还得用。要带的是：学校发的尼龙丝网兜，装脸盆、饭盒、牙缸、毛巾；换洗的棉袄棉裤和两件毛衣，打成一个包袱，用一块旧床单包着，四角一系；木箱子装书和吃食，麻绳十字捆好，绳头留一截好提。包袱打了三遍，前两遍都被陈学军说“散”，第三遍他上手，膝盖顶着包袱，绳在手里“吱”地一勒，结打得像个秤砣。
“被窝留在这儿过年，”他说，“等开春回来，还得靠它过夜。”
“行了。”他拍拍手上的灰，“这回它散不了，除非绳子断。”
那几天晚上，宿舍里说话说到很晚。灯一熄，几个人在黑里躺着，说吃，说家里的年。
老赵说他妈包的酸菜馅饺子，一咬一嘴汤。陈学军说他家那边过年要蒸米糕，灶上一掀盖，整个巷子都是甜的。我说我们小兴乡腊月里杀年猪，猪一叫，半个村子都知道谁家杀猪了，晚饭就能吃上血旺和新鲜肉。
说到半夜，谁也不说话了。谁都知道，回家就是回家，年就是年，可火车只有一趟，票只有一张。
临走前一天晚上，我给家里写了封信，说十九号出发，二十一号到江南，二十二号到家。信投在校门口的绿筒子里，落下去“当”一声。我不知道信比人快还是慢。后来才知道，那封信到我手里弟弟手上，是二十六号——我到家第四天。
## 四、车站
一月十九日，早上五点，天还是黑的。
西北市火车站在城的北边，我们从学校走过去，四十分钟。路上全是人，推自行车的、拉板车的、挑担的，成群结队往同一个方向走，脚步踩在冰上，密得像下急雨。
站前广场那盏大灯底下,人已经铺满了。一眼望过去，全是一个人挨一个人的背、一个人挨一个人的头。广播喇叭在响，声音被风扯得七零八落：“……旅客同志们……请看好自己的行李……注意安全……”
候车室的门六点开。开门那一瞬间，门口的人群像被抽掉了挡板，一下子涌进去。我被挤在中间，脚离了地，是被人流托着走的。我的包袱在身后，木箱在前面，网兜挂在胳膊肘上，三样东西往三个方向拉我。
有人骂，有人喊孩子，有个老太太在人群边上哭，说票丢了。
我死死护着内衣口袋。别针扎着肉，有点疼，那点疼让我安心。
检票口在七点二十开。四〇七次，往南。铁栅栏一拉开，人海就往前压。铁路上的人站在台阶上，一只手挡着，一只手撕票，喊：“别挤！一个一个来！挤死人的！”
我被人流推着过了栅口，脚下一空，差点跪在站台上。等我喘过气来，看见那列绿皮火车——
它就在那儿，绿漆掉得一块一块，露出底下的红，车窗上全是水汽和手印，车门边上挤着人，人身上冒着白气。车头在冒烟，白汽一长条，横着飘。
我心里忽然一酸。
那是五个月来，离我们小兴乡最近的一样东西。
## 五、车厢
上了车才知道什么叫挤。
我那节是硬座车厢，定员一百一十八，我后来数过，站着的不算，坐着的都有一百四五十。行李架上堆满了，座位底下塞满了，过道里是人，连接处是人，厕所里也是人。有人坐在自己的箱子上，有人站在两排座之间的小桌上——不对，桌上坐不下，是有人拿麻袋铺在座位底下，钻进去睡。
我的位子在窗口。窗口那个位置有个内涵：能靠，能看外面，还能把味儿散一散。因为挤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抱鸡的大嫂。
两只公鸡，装在一个竹笼子里，笼子外头还蒙着一层麻袋。一路上那鸡时不时叫一声，叫得特别凄厉。大嫂说，是给她男人吃的，男人在南边工地上，腊月二十三回。
“回家了，”她说，“一年了。”
斜对面是一个穿军大衣的老头，耳朵上套着一副护耳，一路不说话，只看窗外。过道那边是一对年轻夫妻，男的把女的的脚放在自己的棉鞋上，一路托着。车厢连接处有几个半大孩子，蹲在地上打牌，用的是一副缺了三张的扑克。
八点整，车动了。
动的那一下，整车人都“哦”了一声。不是欢呼，是叹气——那种终于走了、终于离开、终于往家去的叹气。窗外的站台的灯一盏一盏往后退，然后就进了旷野。旷野上是白的，雪没化，田埂一道一道，像谁在白纸上划的格子。
太阳升起来以后，车厢里的味道开始发酵。烟味、汗味、鸡味、鞋味、方便面味、婴儿的奶味，混在一起，在暖气和体温里蒸着，蒸得人发晕。有人打开车窗一条缝，冷风“呼”地灌进来，靠窗的几个立刻骂：“关上！关上！”骂完又自己把领子往上拉。
水开了。车厢两头有茶炉，白铁皮的，烧煤。提着暖壶去接水的人排到车厢连接处。我也去了，排了四十分钟，接到半壶，壶口烫得手一抖。回来的时候过道里过不去，我说了七遍“借过”，最后是一个当兵的把腿一收，给我让了个缝。
“学生?”他问。
我说大一。
“回家?”
“回家。”
他点点头，不看我了，看窗外。过了一会儿，他从挎包里摸出两个橘子，塞给我一个。橘子是黄的，皮上有个疤。
“吃吧。”他说，“到家就有人给你剥了。”
那天中午我吃的是干粮。饼干压碎了，渣子掉了一身。榨菜就着凉开水，咸得发苦。抱鸡的大嫂给我一块她带的红薯，热的，用旧棉袄裹着。我接过来，手心暖得发麻。
“吃吧，”她说，“出门在外，都是互相的。”
## 六、夜车
天黑下来的时候，车过了江。
过江的那几分钟，全车厢都静了。桥很长，车轮在铁轨接头上“哐当、哐当”，底下是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得见水声在铁桥的架子里轰隆隆地响。有人把孩子举起来看，说：“看，江。”孩子看不清，哭了两声。过了江，就是汉东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眼泪差点下来。五个月前我离开这里的时候，天是热的，田里有稻子，一片黄。现在田是白的，河是灰的，树是黑的。可这就是家。人这辈子认地方，不是认它好不好看，是认它的味道。汉东的冬天风是湿的，往骨头里钻，跟西北那种干冷完全两样。我一闻到那股湿味，心就落下来了。
夜里最难熬。
灯关了一半，车厢里昏黄。有人趴在小桌上睡，有人靠着椅背睡，脑袋一点一点，像啄米。过道里的人靠着行李睡，站着睡，有人干脆在座位底下铺报纸，钻进去。抱鸡的大嫂把鸡笼子放在脚边，自己蜷着，一只手一直搭在笼子上。
我睡不着我数过：一节车厢里，能听见七八种呼噜，一个调子都不一样。还有一个婴儿在哭，哭一阵，被母亲哄住，过一阵又哭。
我醒着，就去看窗外。外头是黑的，什么都没有，只有路灯一盏一盏“唰”地从玻璃上划过去。偶尔能看见一个站，站牌是白的，站上没有人，或者有一个人，裹着军大衣，提着信号灯，站在那里。
我想起点什么。八岁那年父亲带我去通城赶集，坐的是手扶拖拉机，坐在拖斗里，一路颠，一路吹风，我吐了一路。那时候觉得到县城特别远。现在我知道，通城离小兴乡三十里，江南市离小兴乡一百五十里，而西北市，离小兴乡一千八百多里。
一千八百多里，就是一夜。
我忽然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乡下人，要走够一千八百里的路，得先花十八年。
## 七、江南市
二十一号早上六点四十，车进江南市。
广播里喊：“江南站到了，江南站到了，下车的旅客请拿好行李……”
一车厢人像醒过来一样，从座位底下、从行李架上、从过道里，一层一层地活过来。有人喊孩子，有人喊老婆，有人找不到鞋。抱鸡的大嫂弯腰提鸡笼子，公鸡又叫了一声，这回不凄厉了，像骂人。
“到了。”大嫂跟我说，“你也是江南下?”
“我也是。”
“倒汽车?”
“倒汽车。”
“那你快着点，”她把鸡笼子提起来，“出站往南走，汽车站在南边。别听那些拉客的，谁都别信。”
出站的时候又是挤。台阶上全是人，往下的和往上的撞在一起。我背着包袱，一手提箱子，一手挎网兜，被人挤得东倒西歪。网兜里的搪瓷缸子磕在门框上，“当”一声，凹了一块。
出了站门，冷风一激，人一下就醒了。
江南市的早上有雾，站前广场上全是白茫茫的汽。地上湿，踩上去黏鞋。卖早点的小摊冒着热气，蒸笼一掀，白汽“腾”地起来，把人的脸都遮住了。有个人举着牌子喊：“通城！通城！马上走马上走！”旁边还有人拉我：“坐车吗坐车吗，直接送你到江湾——”
我记着大嫂的话，一个没理，低着头往南走。
出站口往南，是一条不宽的街，路两边是梧桐，叶子掉光了，枝子上挂着霜。走了大概四百米，左边有一个门脸。
小饭店。
## 八、热毛巾
那饭店不大，门脸三间，砖墙刷的白灰，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青砖。门楣上横着一块木牌，字是红漆写的，“江南饭店”，最后一个字的漆掉了一半。窗户玻璃上贴着纸，写着“馄饨 面 饭 菜”，字歪歪扭扭，是用毛笔写的，笔锋还带着抖。
门口挂着一条棉帘子，帘子下面是个铁皮炉子，炉子上坐着一个大铝壶，壶嘴冒着白汽。
炉子边上，站着一个服务员。
她四十来岁，也许更年轻一点——冬天把人裹得看不出年纪。外面罩一件白大褂，大褂领口和袖口发黄，腰上系着围裙。头发在脑后挽着，用一支黑卡子别住。她两只手浸在一个塑料盆里，盆里泡着一摞毛巾，水是热的，冒气。
我进门的时候，她从盆里拎出一条，两手一拧，拧得极快，“啪”地一抖，摊开，热气“呼”地扑上来。
然后她走过来了，直接把那条热毛巾往我脸上一按。
我整个人僵了一下。
那一瞬间，是世界收拢的一瞬间。
火车上十三个小时的暖气、烟味、汗味、饼干渣子，一夜没洗脸的黏，睫毛上结的眼屎，鼻子里干硬的血痂——全被一块热毛巾盖住了。毛巾烫得有点疼，正好压在眼睛上，眼前一片红。热气顺着脸往下走，走到脖子里，走到胸口，走到我十九岁的骨头缝里。我在那块毛巾底下，闭了一下眼睛。
睁开的时候，她已经把毛巾收回去，说：“坐吧。”
我才反应过来，说了声“谢谢”。
屋里有八张桌子，长条凳，桌面是漆的，漆面上全是刀痕和碗底留下的白圈。屋里很暖，炉子在墙角，铁皮烟囱从墙上穿出去。空气里是面汤、猪油、酱油和煤灰的味道。
我挑了个靠墙的位子坐下，把东西堆在脚边。
“吃什么?”她走过来了，手里还拿着毛巾，给下一个刚进门的人擦。
“一碗面。”我说。
“清汤还是肉丝?”
我摸了一下口袋。我想了想，“清汤。”
“八分。肉丝一毛五。”
“那……肉丝。”
她“嗯”了一声，转身往里喊：“一碗肉丝——”
厨房里有个人“哎”了一声，接着是菜刀在案板上的声音，“笃笃笃”，很快。
我坐在那儿，脸还是烫的。我一直觉得，人的记忆是靠气味和温度存的。五个月前离家的时候，母亲蒸了一锅馒头让我带着，那天早上灶间的热气和麦香，我一直记着。现在，这块热毛巾，和那锅馒头是一路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给我一个人的。
从那天早上六点多到八点多，我在那儿坐了将近两个钟头。我看着每一个跨进那扇门的人——挑担的、背包的、抱孩子的、拎鸡的、推自行车的——每一个，她都上前一步，拧一条热毛巾，给他擦一把。有的老人站着让她擦，擦完点点头；有的小姑娘不好意思，自己接过去擦；有个小孩哭了，她给小孩擦完脸，又擦手。
有人问：“多少钱?”
“不要钱。”她说，“擦脸不要钱。吃了饭，给饭钱就行。”
我看见有个穿棉袄的男人，进门前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把帽子摘了，又戴上。他擦完脸，坐下，要了三个烧饼一碗汤，吃得很慢。走的时候，他把碗推过去，说：“再来一个馄饨。”他说，“我媳妇在车上，我没吃早饭，她也肯定没吃。”
那女人说：“行。端着走啊，别洒了。”
## 九、一碗面
面端上来的时候，我愣了一下。
不是一个碗，是两个。一个碗里是面，另一个小碗里是汤，汤上飘着葱花，还有一小撮肉丝，切得很细，真的只有一小撮。面上卧着一个荷包蛋，蛋黄是生的，一戳就流。
“加蛋?”我问。
“不要钱。”她说，“大清早的，一个蛋。”
我吃面吃了很久。不是舍不得，是烫。面汤是滚的，猪油在汤面上结了一层薄膜，用筷子一搅，那层膜就破了，香味一下散开。我一边吃一边出汗，汗从额头上下来，流到眉毛，又痒又舒服。
吃到一半，门口进来一个人，是陈学军。
他背着包，一头雾水地站着，看见我，眼睛一亮：“你也在这儿!”
“我六点就到了。”我说，“你要的什么车?”
“七点半那班到通城。”他说，“我刚出站，一个人跟我说汽车站在北边，我走了两百米发现不对，回头看见你那个方向过来的多。”
“南边。”我说，“往南走四百米，过了两棵大梧桐，左手。”
他坐下来，也点了肉丝面。擦脸的时候他躲了一下，那女人也不勉强，把毛巾递给他：“自己来。”
“谢谢阿姨。”
“擦完搭杆上。”
他擦完，把毛巾搭在门后的一根竹竿上。竹竿上已经搭了七八条湿毛巾，滴着水，底下接着一个盆。
我们就着面说话。他说他在车上站了四个小时，后来在一个空当里坐下，坐到一个胖子腿上，两个人挤成一个人。他说他兜里的钱数了三遍。我说我数了五遍。
“回家第一件事，”他说，“我要洗个澡。烧一大锅水，一锅。”
我说我要睡到自然醒。
他笑，说这算什么愿望。我说，你不知道我们家，过年的时候鸡叫三遍就得起来，我妈说“年三十不睡，年初一起早”。
外面天大亮了。雾散了，太阳从街东头照过来，照在门框上，一格一格的。街上有人推着车过去，车上是年货，红纸、鞭炮、冻鱼。有个孩子拖着一串小鞭炮跑过去，鞭炮在地上拖，留下一道灰。
我们吃完，把碗一推。
“多少钱?”
“三毛。”那女人说，“两碗面。”
我给了她五毛，说不用找了。她看了我一眼，把两毛钱塞回来：“挣的是清白的钱。找你两毛。”
她又把两条毛巾收起来，扔进盆里，手在水里一搅，热气又起来。
出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门口那条棉帘子被风掀起来，露出里头的一面墙，墙上用炭笔写着一行字，字很大：
**“吃过饭，好赶路。”**
我站了两秒钟。
陈学军在前面喊：“走了走了，赶汽车!”
我“哎”了一声，跟着他往南走。
那是我在江南市停留的两个小时。那两个小时里，我吃了一碗肉丝面，被一个不认识的女人用热毛巾擦了一次脸。这件事在我后来三十多年的日子里，出现过无数次。考试失利的时候出现过，第一次被领导骂的时候出现过，母亲住院的那一个月里出现过。它像一个锚，把我从很深的地方拽上来。
## 十、汽车
江南市汽车站在火车站南边三公里。我们没有钱坐公共汽车，是走过去的。
路上一共走了三十五分钟。路两边的梧桐树后头是些矮房子，有些人家的门口晾着腊肉、腊鱼、香肠，风一吹，一排一排地晃。有个孩子蹲在门口看我们，嘴里含着一块糖。
汽车站是一个大院子，墙是砖的，门口有个铁门，铁门边上有个小屋，屋里的高音喇叭一直在喊。院子里停着七八辆长途车，车身是蓝白两色，车头上有个很大的“解”字——解放牌。
售票窗口挤满了人。窗口上写着：江南—江湾，2.70元，每日三班，7:30、9:00、13:00。
我们赶到的时候，九点那班已经在检票了。买着票的时候，我手心上的汗把票浸软了一小块。
上车。车里比火车好一点，但也不空。座位是长条椅，皮革的，裂了口子，露出里头的黑海绵。我靠窗，把包袱放在腿上，箱子塞到座位底下的铁架子上。
九点十分，车开了。
从江南市到江湾县，一百二十公里，那天走了六个半小时。
一开始是国道，路面还行。走了两个钟头，开始进山。路窄了，一边是山，一边是崖。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一手扶方向盘，一手夹烟，烟灰弹在车门缝里。每到一个坡，他就换挡，换挡的时候车“哐”地一抖。到了山顶，他熄了火，让大家下车解手。我们站在山口上，风大得站不稳。往下看，云在底下的山谷里走，一动一动的。有个女人拿包袱包着头，站在边上哭。她男人问她，她说：“我晕车，我晕得厉害。”男人不说话，只是把她的包袱接过去。
我忽然想起抱鸡的大嫂。
过了山，路就不好了。有一段路是冰板，路面结着一层薄冰，车轮打滑，车往前走两米，往下滑一尺。乘客都不说话了，全看着前面。有人小声念叨着什么，也许是菩萨。我抓着前面的椅背，手心全是汗。
司机把车停下来，从驾驶座底下摸出一把铁锹，跳下去，在轮胎后头垫石头。垫了三回，车过去了。
那段路走了四十分钟，像走了四十年。
车过江湾县城的时候，天已经暗下来了。车站在城东，下车的人挤成一团。我在人群里找陈学军的帽子，找到了，跑过去。
“你家往哪边？”
“往北。”他说，“我得走十五里。”
“那咱们一程。”
“一程。”
我们就着暮色往城外走。
## 十一、三十里
江湾县城到小兴乡，三十里。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天上的云很厚，把星星都盖住了。路是土路，被车压过的车辙冻成两道硬沟，踩上去一脚高一脚低。路两边的田是空的，稻茬子露在雪外头，一截一截，像灰白的牙。远处有狗叫，一声，两声，然后是一片。
陈学军走到第十里的时候开始咳嗽。他把军大衣的领子往上拉，说：“没事，老毛病。”
到第十二里，岔路口。往东，去海启；往西，去小兴乡。
我们站在岔路口上，两个人都不说话。风从路口吹过去，吹得眼睛疼。
“那，”他说，“我往东。”
“嗯。”
“到家了写信。”
“写。”
他从兜里摸出一支烟，点着了，火苗一亮，照见他的脸，很瘦，眼睛很亮。他吸了一口，把烟递给我。我不会抽，摇头。他自己又吸了一口，把剩下的扔在雪里。
“一九八五年，”他说，“咱们大一。”
“嗯。”
他走了。我站在路口看他的背影，看了一会儿，看不见了。他走了大概二十步，回过头喊了一句什么，风太大，我没听清。我就喊：“——到家了写信！”他好像点了点头。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陈学军。
后来我给他写过两封信，一封寄到他家，一封寄到学校。都没有回音。第三年我从别人那里听说，他们家那一片发了大水，搬了。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有时候我在梦里还会回到那个岔路口。雪地，风，一根没抽完的烟在雪里冒着极小的一点烟。他回头的那一下，我总算听清了——他喊的是：“面钱我记着!”
我不知道他记的是什么。也许是一碗肉丝面，也许是一个十九岁的晚上，也许什么都不是。人年轻的时候，说的话多半是空的，可是那空话在几十年以后，变成了实心的东西，压在胸口，沉得很。
剩下的十八里，我一个人走。
走到第十六里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黑影。是乡口的那棵大柳树。柳树的皮是裂的，底下堆着雪。我小时候在这棵树下等过父亲赶集回来，等过母亲从外婆家回来，等过很多很多人。
过了柳树，就是小兴乡的田。
第二十里，我看见了我家的灯。
## 十二、家
我推门的时候，门是虚掩的。
屋里的油灯很暗，母亲坐在灶下烧火，背对着我。她一边往灶里塞柴，一边说话：“你先把门关上，风大。”
我说：“妈。”
她的手停了一下。
然后她转过身来，看了我很久。她的手上全是柴灰，脸被火烤得发红。她说：“是你?”
“是我。”
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伸手摸我的脸。她的手是粗的，热的，有茧子，刮得我的脸疼。她摸完我的脸，又摸我的耳朵，说：“冻成这样。”
我从棉袄夹层里把纸包摸出来，交给她。我说：“妈，钱。”
她没接，说：“先放着。”
弟弟从里屋出来，穿着棉袄，个子比我走的时候高了一截。他站在门槛上，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东西，说：“哥，你带钢笔了没有?”
“带了。”
“英雄的?”
“英雄的。”
他就不说话了，走过来，拽住我的袖子，一直没松。
父亲从外头进来，肩上放着一把铁锹。他站在门口，把铁锹靠在墙上，看了我一眼，说：“回来了?”
“回来了。”
“路上顺当?”
“顺当。”
他“嗯”了一声，去墙角的水缸边舀水洗手。水瓢碰到缸沿，“当”一声。
我在门槛上坐下来。包袱放在脚边，网兜里的搪瓷缸子凹了一块。灯芯“噼”地爆了一下，屋里亮了一亮。
母亲在灶上炒菜。油下锅的时候，“滋啦”一声，整个屋子都是香味。她说：“今天杀的猪，还有点血旺。锅里炖着肉。”
我“嗯”了一声。
我想起火车上抱鸡的大嫂，想起那个把她男人等的公鸡。想起那块热毛巾，想起门口棉帘子上掉下来的半边“店”字，想起墙上那行炭笔字——吃过饭，好赶路。
我想，这大概就是那一年的意思。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晚上七点多，我回到了家。从西北市到小兴乡，一千八百零四里，走了两天半，花了六块七毛钱，吃了一碗一毛五分钱的肉丝面，被人用一条热毛巾擦了一次脸。
那年我十九岁。我以为往后还有很长的路，很多的年，很多碗面。
我以为人都还在。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