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的夜里只有蛙鸣与狗吠，全盲的江千寻，命运早被八万八的彩礼标价。母亲打算将她嫁给酗酒暴戾、打死过前妻的五十岁老光棍，用女儿的一生，换弟弟的学费。
没有盲杖，她攥住家里那根晾衣竹竿，借着夜色偷偷推开锈迹斑斑的后门，口袋里零零散散，全部身家不到五十块。
“一个瞎子丫头，读什么书，迟早是别人家的人。”这是从小到大，母亲挂在嘴边的话。
“人家不嫌弃你就不错了，八万八，这条件哪里还找？”堂屋里母亲打电话商议婚事的声音，像冰锥扎进江千寻心底。
一路颠沛流离，她孤身闯到魔都。喧嚣的车鸣与人潮将她裹挟，竹竿在光滑地砖上不停打滑，她茫然立在街头，不知道前路在哪。就在走投无路时，轮椅的吱呀声停在她身旁，少年的声音响起：“需要帮忙吗？我不是坏人。”
在残障公益活动的场地，她见识到另一种活法。可原生家庭不肯放过她，报警谎称她遭到拐卖。面对上门的警察，江千寻手心死死攥着竹竿：“回去，他们就会逼我嫁人。”
年长警察一声叹息：“程序上，得带你回去和家人对质。”
被迫返乡，打骂、道德绑架轮番袭来。母亲一巴掌掴在她后脑勺：“你逞什么能！得罪了那家人，你想惹祸上身？”
“妈，别拿我的命，去填家里的坑。”江千寻咬着牙反驳。
她在家中步步周旋，咬牙考下按摩师证书，终于挣出属于自己的人生。
曾经约定好“等你毕业，咱们一起去东方明珠”的少年，却永远失约。
旧竹竿静静靠在墙角，新盲杖握在掌心。当风声掠过东方明珠的观景台，那些伤痛，真的可以被释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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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竹竿
竹竿敲在水泥地上，声音是脆的。敲在泥路上，声音是闷的。敲在落叶上，几乎没声，得靠脚底板去感觉底下是土还是石头。
江千寻把竹竿往左前方探出去，手腕一抖，竹竿头点地，声音回来，她就知道前面三步之内没有坑。这根竹竿是她刚从厨房墙角抽出来的，家里晾衣服用的。太长了，进门框的时候得斜着拿。
她没有盲杖。盲校倒是教过怎么用，但她家里没人给她买，她自己也没钱买。竹竿就竹竿吧，能敲出声音就行。
她能读盲校，说起来纯属运气。八岁那年，城里的特教老师来村里做筛查，挨家挨户敲门问有没有适龄的残障孩子。她妈不想让她去，说“一个丫头片子，眼睛又看不见，读什么书，浪费钱”。特教老师在村委会磨了一下午，说话声音细细的，带点城里口音，每个字都咬得清楚，像怕人听不明白似的。最后是村支书拍了桌子，嗓子粗得跟砂纸磨铁一样：“人家老师大老远来的，路费都没让你出，你让娃去试一个学期，不行再说。”她妈这才松了口。
她背着个编织袋就去了，袋子里装了两件换洗衣服和她妈腌的一罐咸菜。在盲校一待就是十年，从小学读到中专，学按摩，也学怎么用盲杖、怎么认路、怎么跟人打交道。学校里有低视力的同学，平时帮着全盲的同学看个路、认个门。她眼睛一点光感都没有，但手巧，能帮低视力同学摸针脚、穿鞋带。同学之间互相搭把手，日子就这么过来了。
那天下午，她听见母亲在堂屋里打电话。母亲嗓门大，隔着两道墙都清清楚楚：“……八万八，不少了，她一个瞎子，人家不嫌弃就不错了……对，就那个，前头那个老婆没了，人老实，就是喝点酒……行行行，那过两天让两个孩子见一面……”
她站在灶房门口，手里攥着一把刚洗好的筷子，攥得指节发白。村东头杀猪的老光棍，五十多了，前头那个老婆说是病死的，但村里人都传是被他打跑的，跑出去没两年就死了。那男人隔三差五喝得醉醺醺在村口骂街，没人敢惹。
回到屋里她躺床上，没脱衣服。隔壁屋母亲还在打电话，声音时高时低，偶尔笑一声，大概跟对方聊得挺顺。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有股霉味，晒过好几回也没晒掉。她想起那个老光棍在村口骂街的样子，手里拎着酒瓶子，骂一句灌一口，骂到兴头上把瓶子往地上一摔，玻璃碴子碎一地，第二天早上扫街的人边扫边骂。她又想起盲校老师说过的话——“遇到危险就跑，别回头，跑出去再想办法”。她那时候当耳旁风，觉得危险离自己远着呢。现在不远了。她翻回来，盯着天花板，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但眼睛睁着。
终于，她从床上爬了起来，摸到厨房墙角那根晾衣竿，抽出来试了试。太长，但顾不上。
那天晚上她等家里人都睡了，从后门走的。身上穿的是白天那件洗得发白的短袖，口袋里揣着一张十块、两张五块和一堆一块的，总共不到五十。门闩是铁的，有点锈，她一点一点拨开，没弄出声。
村路两边是稻田和菜地，晚上有蛤蟆叫，有虫子叫，远处有狗叫。她靠这些声音判断方向。出门前问过邻居小琴，小琴说话脆生生的：“往东走，东就是村委会那边，你听狗叫，村委会后面那家养了条大狼狗，叫得最凶。”她听了半天，果然右边偏前有狗叫，又低又凶。她往那边走。
走了几十步，竹竿头戳到一块松动的石头，往旁边一滑，整个人跟着歪过去，膝盖磕在路沿上。疼倒不算什么，就是火辣辣的。她蹲下来摸了一把，没摸到多少湿的，没出多少血。手心全是汗，竹竿本来就不光溜，这一出汗更滑了。她把短袖下摆揪起来裹住竹竿握的那一截，重新站起来。
走了大概三里地，闻到前面有柴油味和轮胎碾土路的闷响。公路到了。她站在路边，竹竿竖着靠在肩膀上，侧头听。有货车从左边过来，声音大，带起一阵风，她没敢动。等了一会儿，后面有辆三轮车，突突突地响。她抬手挥了挥，喊了一声“师傅”。三轮车慢下来，司机探出头问“去哪”，声音粗粗的，带点镇上口音，尾音往上扬。她说“前面镇上汽车站”。司机说“上来吧，我正好去镇上拉货”。
她爬上三轮车斗，里面堆着编织袋，一股化肥味。司机从驾驶座回头看了一眼说“你这竹竿够长的”，她说“家里晾衣服的”。司机没再问，车突突突开起来。
到镇上汽车站天还没亮透。售票窗口里传出一个女声，懒懒的，像没睡醒：“最早六点二十，你先买票。”她买了一张到市里的，十二块。掏钱的时候她数了数，一张十块、两张五块，还有一堆一块的。她数出十二块递进去，手心有点潮。
车上人不多，她找了靠窗的座。竹竿横着挡过道，竖着又顶到前面椅背，她最后把竹竿靠在窗户和椅背的夹角里，一头杵地，一头卡窗框，手一直扶着。车开起来，旁边有人吃包子，韭菜馅的，味儿冲。她没吃。
到市里火车站快中午了。车站广场上人声、车声、喇叭声全混在一起，她分不出东南西北。竹竿在光滑的大块地砖上直打滑，走得歪歪斜斜。她停下来，把竹竿夹在胳膊底下，侧头听。左边有广播声，好像说售票厅。她往那边走，走了几步竹竿又滑了一下。
有个女的从旁边过，看到她拿竹竿，停了一下问“妹妹你去哪”。声音温温的，带点南方口音，说话慢。她说“买火车票，去魔都”。那女的说“你一个人？”她点头。女的没多问，说“你跟我走，我也去售票厅”。路上那女的说“我女儿也看不见，但她没你胆子大，她都不敢一个人坐公交”。江千寻不知道接什么，就“嗯”了一声。到门口，女的说“到了，你进去问就行”，说完就走了，脚步声不急不慢地远了。
她买了最便宜的硬座，晚上七点多开。掏钱的时候她把口袋里那堆零钱全掏出来了，一张一张摸，一块的、五块的，数了半天。售票员没催，等她数完。买完票她捏了捏口袋，还剩不到十块了。
候车厅里她坐在椅子上，竹竿靠在扶手上，太长，伸到旁边座位底下去了。旁边有人坐过来，脚踢到竹竿，她把竹竿往回拽了拽，说了句“不好意思”。那人没吭声，挪了个座。
上了火车，竹竿横着挡过道，乘务员过来说“这个收一下”。声音公事公办，像在念通知。她不知道往哪收，座位底下塞不进去，行李架上够不着，最后竖着抱在怀里。旁边座的大姐问“你这是去哪”，声音厚厚的，带点北方口音，嗓门大。她说“魔都”。大姐说“一个人啊”，她说“嗯”。大姐没再问，给她抓了把瓜子，她没吃，揣口袋里了。
她不敢睡。竹竿抱在怀里硌得慌，但她不敢松手。盲校老师说过，出门在外东西不能离手，离手就没了。
到魔都是第二天早上。出站的时候人推着人走，竹竿横着竖着都碍事，后面有人不耐烦地说“走快点”，声音尖，像刀子划了一下。她只能侧着身子把竹竿顺到身体一侧，跟着人流往外挪。出了站，声音一下子炸开了。地铁在地下轰隆隆响，头顶上有高架，汽车一辆接一辆，喇叭声、刹车声、轮子碾过什么的声音。还有人群，密密麻麻的脚步声，皮鞋声、高跟鞋声、运动鞋声，从四面八方过来。她竹竿探出去，戳到一个人的箱子，那人“啧”了一声，带着不耐烦。她不敢再动。
她靠着一棵树站住了，树皮粗粝，有纵裂纹，摸出来是梧桐。梧桐叶子在头顶哗哗响，风从右边来，带着一股地铁口吹上来的热烘烘的味。她站了快半小时，手心全是汗，竹竿又滑了，她把短袖下摆重新裹了一遍。她头一回觉得，逃出来也不知道要去哪。口袋里还有不到十块钱，够吃一顿饭，不够住一晚。
轮椅声是从右边过来的。先听到链条吱呀吱呀响，不紧不慢，然后轮胎碾过地上的梧桐叶，叶子碎的时候有细微的咔嚓声。轮椅在她旁边停下来，有人问“需要帮忙吗”。
声音年轻，男的，说话轻快，不沉，但有分量。
她往后退了一步，竹竿横在身前。
那人又说：“我不是坏人，我是来参加活动的，就在前面那条街，公益组织搞的残障者活动。你要是不急，跟我走一段，前面便利店我请你喝瓶水。”
她没说话。那人又说：“我腿不方便，你要是不放心，我走前面，你听着我轮椅声跟，保持几步远也行。”
她想了想，问“你叫什么”。
“陆明，陆地的陆，明天的明。我是同济的学生，学城规的，在做无障碍设计调研。”
“我叫江千寻。”
“千寻，好名字。那你跟我走吗？”
她“嗯”了一声。轮椅链条又吱呀响起来，她竹竿敲着地跟在后面。路上陆明偶尔提醒一句“前面有个小台阶，不高，三厘米左右”或者“左边有自行车，靠右点走”。到便利店门口，他停下来，说“你喝什么，矿泉水还是饮料”。她说“水就行”。他进去买了瓶水递给她，瓶盖是拧松过的，她摸出来了。
“你今晚有地方住吗？”陆明问。
她摇头。
“那你跟我去活动场地看看？条件一般，有折叠床，有被子，就是得帮忙干点活。”
她问“干什么活”。
“摆椅子，搬材料，发传单，看你能干什么。对了，你手巧不巧？”
“学过按摩。”
“那太好了，我们那儿有个阿姨肩膀疼好几天了，你帮她按按，她肯定高兴。”
她跟着轮椅声继续走。拐了两个弯，进了一条窄一点的街，声音安静了些。到一个门口，轮椅停下来，陆明说“到了，里面有人。”。
她侧着头听。里面有轮椅刹车的声音，咔嗒一下，利落。有拐杖点地的声音，笃笃笃，节奏不一样，有快有慢。还有助听器那种轻微的啸叫，细细的，像蚊子叫。她愣了一下——以前只在盲校和医院里听到过这些声音，从来没在一个地方同时听到这么多。
“进来吧，”陆明说，“我带你认认人。”
晚上大家围坐一圈聊天。有人问江千寻“你怎么来的”，声音粗粗的，带点沙哑，像喉咙里卡着什么东西。她说“跑出来的”。那人问“跑出来打算去哪”，她说“不知道，先来魔都看看”。有人笑了，声音脆响，问“魔都看什么”。她想了想，说“我想去东方明珠”。那人问“你看得见吗就去”，她说“看不见，但我听收音机说站上面能看见整个魔都，我想站上去听听”。一圈人静了两三秒。陆明接了一句“跑得好，东方明珠我也没上去过，回头一起”。江千寻笑了，到魔都之后第一次笑。
2 第三种样子
活动场地是个旧厂房改的，层高很高，说话有回音。活动一共四天，江千寻第二天早上醒过来才摸清楚——折叠床靠墙一排，左边是坐轮椅的阿姨，右边空着，再过去是戴助听器女孩的床。厂房里有水泥地和旧木头混在一起的味道。早上有人用电磁炉烧水，咕嘟咕嘟响，水开了有人喊一嗓子“谁泡面赶紧来”，声音亮堂堂的，带着笑。
她起来叠好被子，摸着墙走到水房。水龙头是拧的那种，她拧了半天才摸到方向。旁边有人说“往左拧三圈，水就大了”。是戴助听器女孩的声音，细细的，每个字咬得紧，像怕漏掉似的，助听器啸叫在早晨安静的环境里格外明显。
“我叫李珍，”女孩说，“你叫江千寻是吧？”
江千寻点点头。
上午的活是摆椅子。陆明推着轮椅过来说“椅子在墙角堆着，一排一排拉开，间距差不多就行，别太挤，轮椅要能过”。她摸着椅子背一把一把拉。摆到一半，坐轮椅的阿姨推过来，用手推了推两把椅子之间的空档，说“小江，这边稍微窄了点，我轮椅过不去”。阿姨声音厚厚的，说话不紧不慢，像在跟自家孩子说话。她蹲下去用手掌量了量两把椅子腿之间的距离，把椅子往旁边挪了半臂宽。阿姨又推过去试了试，说“这下行了”。
阿姨姓陈，大家叫她陈姐，五十出头，腰以下没知觉，开了个小网店卖手工皂。她看江千寻手稳，问“你手怎么这么稳”。她说“我以前学按摩的”。陈姐说“那太好了，我肩膀疼好几天了，你帮我看看”。陈姐趴好，她上手一摸，肩膀硬得像块板子，斜方肌一按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她用了十五分钟，揉、拨、滚，最后拍了两下说“陈姐您这个得连着按几天，光按一次不管用”。陈姐活动了两下胳膊说“轻快多了，你比我家楼下那个按摩店的小伙子强”。后来陈姐逢人就说“小江手艺好”，声音里带着得意，像在夸自家闺女。
摆完椅子后是手工环节，用热熔胶枪和砂纸做小木架。江千寻没使过胶枪，第一下挤多了，胶淌到手上，烫得她“嘶”了一声，把手指头放嘴里嘬了一下。陈姐说“别使劲捏，轻轻一按就出胶”，手把手教她怎么握枪柄、怎么点胶。她学得快，点出来的胶线又细又匀。李珍在旁边做木架，助听器突然啸叫了一声，她自己吓了一跳，手一抖砂纸掉地上。江千寻弯腰帮她捡起来，李珍说“谢谢，我这助听器一靠近金属桌子就叫，烦死了”。坐对面的拄拐大哥说“你那个叫轻的，我这条假肢走路嘎吱嘎吱响，跟踩了个尖叫鸡似的”。大哥姓赵，大家都叫他老赵，腿是车祸没的，说话声音洪亮，每个字都像从胸腔里砸出来的，说完自己先笑了。全场跟着笑。
江千寻也笑，笑完愣了一下——她以前在盲校，同学之间比的是“谁更惨”，谁家里更穷、谁眼睛剩的光感更少，比完了互相借个肩膀哭一场，哭完还是各回各的铺位。这儿的人好像不这么比，他们拿自己的毛病开玩笑，说完就过去了。
临近中午的时候，大家轮流说自己怎么来的。李珍先说。她调理清晰，助听器偶尔啸叫一下也不影响她的节奏：“我妈到现在还觉得我嫁不出去是因为听不见。我说妈，是我看不上他们好吗？我一个月挣六千，自己租房自己吃饭，我嫁不出去？我是懒得嫁。”有人问“那你妈现在还说吗”。李珍说“说啊，上礼拜还打电话说隔壁村有个聋哑小伙子人老实。我说妈你打住，我找对象不挑听不听得见，我挑人好不好”。全场笑。
江千寻也笑了，笑完心里动了一下——她以前只听过两种说法，一种是“你是累赘，只会拖累别人”，另一种是“你要自强，你要证明你不比正常人差”。李珍这种“我挺好，是你们想多了”的说法，她头一回听。
轮到江千寻的时候她没说太多，就说“我从家里跑出来的，家里让我嫁人”。有人问“嫁谁”，声音轻轻的，怕戳到什么似的。她说“一个五十多的”。有人问“你爸妈怎么想的”，她说“我弟要上学”。大家没再追问。陆明在旁边说了一句“行了，到饭点了，谁去帮我抬一下电饭锅”，把话头岔开了。江千寻后来回想，当时桌上没人再提嫁人的事。后来她才知道，活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说到不想说的地方，主持人会主动岔开。陆明后来跟她说“分享是为了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不是为了让你把底裤都脱了给人看”。
下午去附近商圈发传单。传单上印着“坡道不是施舍，是路”“盲道不是停车场”“电梯按钮低十厘米，少一个人被关在门外”。陆明先做示范，推着轮椅到地铁口，跟一个拎购物袋的大姐说“姐，耽误您半分钟，您看看这个，商场门口那个坡道坡度太陡，我轮椅推不上去，得绕到后门货梯走，多走二百米”。大姐接了传单说“我还真没注意过这事”。陆明说“您注意了就是帮我们大忙了”。
江千寻抱着自己那摞传单站到地铁口旁边，把传单抱在胸前，站得笔直，不敢开口。有个路人停下来问“你看不见怎么发传单”，声音里带着好奇。她愣了一下，说“我看不见但您看得见啊，您看看这个”。那人接了。
一开始没人接，她就举着传单站着，后来有人主动伸手要，她才慢慢找到节奏。她站了俩小时，发出去一半。中间有个大爷问“你们这是搞推销还是搞募捐”，声音粗，嗓门大，像在菜市场砍价。她说“不推销不募捐，就是让您知道盲道别停车，轮椅坡道别堆货”。大爷说“那行，我回去跟我老伴说，她老把电动车停盲道上”。
收工的时候她数了数手里剩下的传单，算了算，比预想的发出去的多。陆明在旁边说“你看，你能行”。就五个字，却说的十分肯定。
第三天下午，她手机响了。旧手机是盲校发的，按键有凸点。她摸出来接。是村支书打来的，声音和稀泥，每个字都拖着一截尾巴，像怕得罪人：“千寻啊，你爸妈到处找你，你妈都急哭了。别闹了，回来吧，叔知道你委屈，但一家人哪有隔夜仇，你爸妈也是为你好，别让叔难做。”电话那头有鸡叫，咯咯咯的，还有铁锹铲地的声音，村支书大概在院子里。
她说“叔我知道了”，挂了电话。手在抖，手机差点掉地上。陆明轮椅停在旁边，没问怎么了，等了一会儿问“村支书？”
“嗯。”
“说什么了？”
“让我回去。说我妈哭了。”
陆明没马上接话。过了几秒他说“你先想想。回去最坏是什么，不回去最坏是什么。”
她想了一会儿说“回去最坏是嫁人。不回去最坏是饿死。”
“那中间有没有不嫁人也不饿死的路？”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陆明说，“但咱们可以找找。”
“怎么找？”
“你身份证在哪？”
“家里。”
“户口本呢？”
“也在家里。”
“中专还有几年？”
“最后一年。”
“那就是说，你回去把身份证拿到手，把最后一年读完，拿到毕业证，再出来。他们要是不给，你就闹。找村支书、找残联、找妇联，天天去，闹到他们烦了给你为止。你不需要他们同意，你只需要他们不拦着。”他手指头在轮椅扶手上敲了两下，像在打拍子。
江千寻攥着竹竿，没说话。陆明也没催她，推着轮椅去收拾活动场地了。
活动最后一天下午，警察出现在场地门口。年轻的那个问“谁是江千寻”，声音公事公办，每个字都硬邦邦的。陆明推轮椅过去说了几句，回来说“你家人报警了，说你是被拐的”。
江千寻脸白了。
年纪大的警察走过来，说话客气些，声音沉，语速慢，像在耐心处理一件麻烦事：“江千寻是吧，你家里人报失踪，说你可能被拐卖了。我们得跟你核实一下情况，做个笔录。你别紧张，就是问几个问题。”
她坐在折叠椅上，竹竿横在膝盖上，把情况说了。家里让她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对方给了八万八彩礼，她不愿意，跑出来了。说完之后，场子里安静了几秒。远处有人搬椅子，铁腿刮水泥地，刺啦一声。
年轻警察记笔记，笔在纸上沙沙响。年纪大的那个耐心的听着。听完沉默了一下，说“你成年了，按理说婚姻自由，我们管不着你嫁不嫁。但你家里人报了失踪，程序上我们得把你带回去，跟当地派出所和你家里人见个面，把情况说清楚。之后你可以再出来。”
“那我回去之后他们不让我出来呢？”
年纪大的警察又沉默了一下，说“你可以再报警。”
江千寻听出来了，这个“沉默”跟刚才那个是一个意思——刚才沉默是因为“程序上得把你带回去”这件事没得商量，现在沉默是因为“再报警”这条路实际走不通。她没再问。
陆明在旁边说“警官，她回去收拾一下东西行吗，明天走”。
警察说行，明天早上来接人。
晚上场地里人走得差不多了，就剩陆明和江千寻。他从兜里掏出一个手机壳，3D打印的，背面有星星图案，凸起来的。她摸了摸，一颗大星星五颗小星星。
“这个给你。你那个旧手机套上，大小应该差不多。这上面的星星是我们这次活动的标志，给你留个纪念。”
她从兜里摸出旧手机递过去，他接过去把壳套上，又递回来。大小刚好，星星图案硌着掌心。
“号码我存好了，我的号在第一个。你每周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还活着’，我回你一个‘好’。”他把“好”字说得短，像敲了一下桌子。
“要是我不发呢？”
“那我就打过来，烦死你。”
她没再说话，把手机揣兜里了。过了一会儿她问“你以后还会在魔都吗”。
“不一定，我明年毕业，可能去外地也可能留魔都，但我肯定会在。”
“那东方明珠呢？”
“等你毕业了，你来找我，咱们一起去，我请你上去。”
她“嗯”了一声。
那天晚上她没睡踏实。厂房外面每过一辆车她就竖一下耳朵，听见轮胎碾过门口那段碎石路的声音，心就提一下。有一回一辆面包车在门口停了半分钟，她坐起来，手摸到竹竿，听了半天，是旁边仓库卸货的，她才躺回去。李珍睡在旁边床上，翻了个身问“千寻你还没睡”，她说“睡了睡了”。李珍嘟囔了一句“你翻来翻去的我这儿没带助听器都能听见”，说完自己先笑了。她也笑了一下，把竹竿往床边靠了靠，手搭在上面，迷迷糊糊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警察来接她。李珍塞给她一包饼干，声音还是细细的：“路上吃。”饼干袋子是塑料的，捏着哗啦响，她摸出来是那种圆形的消化饼。陈姐塞了张纸条，说“到省城了给我打电话，我有个姐妹在那边开按摩店，我帮你问问要不要人”，声音厚厚的，带着嘱咐。老赵说“回去别怂，该闹就闹，闹不过就打电话报警”，嗓门洪亮，像在给她壮胆。江千寻把东西收好，竹竿斜着拿，进门框还得侧身。陆明说“竹竿太长了，回头买根盲杖”。她说“没钱”。陆明说“等你挣了钱再买，先凑合着”。她笑了一下，把竹竿换到左手，右手空出来跟陆明摆了摆，跟着警察走了。
火车上她把手机贴在胸口，手指头一直摸着星星图案。竹竿靠在座位边上，还是太长，她只能斜着放。她摸了一会儿星星，又去摸竹竿——家里拿的这根晾衣竿，光溜溜的，连个毛刺都没有。
她第一次意识到，这根竹竿不是她的。
3 家里的仗
火车到站是第二天下午。警车在站外等着。一个警察帮她拉开后座车门，说“坐后面，我坐你旁边，包你抱着”。车门把手是凉的，铁皮晒了一下午也没热透。竹竿塞不进车里，另一个警察接过去横放在副驾驶脚下，竿头从车窗缝里戳出去一小截，车一颠就晃。
她坐在后座，膝盖并拢，手放在膝盖上。警车过减速带时底盘刮了一下，咯噔一声，开车的警察抱怨了句“这破路”，声音里带着烦躁。
快到村口的时候，坐她旁边的警察忽然开口，声音比之前软了些：“千寻，我闺女比你小两岁，在上大专。她要是说不想嫁人，我最多骂她两句，不会逼她。”停了一下又说，“不是所有当爹的都这样。”
她没接话，手指头抠着裤子缝线。
警车停在家门口。母亲从屋里冲出来，拖鞋底蹭着水泥地啪嗒啪嗒响，嘴里已经骂上了：“你个死丫头你跑啊你往哪跑——”被坐她旁边的警察拦住了，“大姐，先把孩子领进屋，有话好好说”。母亲的手抓住她胳膊，劲很大，指甲掐进肉里，手心全是汗，潮的。她没挣，跟着进了屋。开车的警察把竹竿递过来，她摸到竿子，靠在门框边上。
父亲坐在门槛上抽烟，没起来，也没说话，但她听出他抽烟的节奏不对——平时深吸一口慢慢吐，这会儿吸半口就掐了，隔几秒又点一根，打火机咔嗒咔嗒一直响。弟弟不在家，应该在学校补课，屋里少了个人，空气都松快些。
警察把情况说了。母亲冲着警察的方向说话，声音又尖又急，像在跟人吵架：“谁强迫了，就是介绍对象，她不愿意就算了嘛，跑什么跑，丢不丢人。”说“丢不丢人”的时候嗓子劈了一下。警察说“那行，人送到了，你们自己商量，别再报警了”。走的时候年纪大的警察回头看了她一眼，说“有事打电话”，她点头。
回到家头几天，家里安静得不正常。母亲不跟她说话，但也不骂了。饭照做，碗照洗，就是端碗的时候往桌上墩得重些，筷子往她面前一搁，不喊她名字。父亲照样坐门槛上抽烟，但节奏变了——抽一口停半天，烟灰积了老长一截才弹。
她心里有数，先找熟人，熟人带了头，后面才有人跟。第二天一早摸到王婶家。王婶腰椎间盘突出好几年了，疼起来下不了床，去镇上按摩店按一次六十，舍不得，六十够买好几斤肉了。江千寻说“王婶我给你按，不要钱”。王婶说“那怎么好意思”，声音里带着为难。她说“我在家也没事”。
王婶趴床上，她顺着腰往下摸，腰肌硬得像绷紧的弓弦，按到环跳穴王婶“哎哟”一声。她说“婶你忍忍，这儿堵得厉害”。揉了二十分钟，又用肘尖沿着脊柱两侧往下推了几遍，最后拍了两下说“行了，你起来走走”。王婶下床走了两步，愣了半天说“千寻，你这手比镇上那个师傅强”，声音里带着惊喜。
第二天王婶拎了一兜鸡蛋来，鸡蛋用红塑料袋装着，拎得哗啦响，身后还跟着个邻居。“老李肩膀抬不起来，你给看看。”老李是隔壁村的木匠，右胳膊疼了半年。她让他抬胳膊给她看，他抬到一半就“嘶”了一声，胳膊直抖，抬不过肩。她顺着肩膀往下摸，摸到肩关节周围硬邦邦的，肌肉都缩成一团了，判断是肩周炎，黏连得厉害。她说“叔你这个得慢慢来，我天天给你按，你别嫌烦”。老李说“不嫌不嫌，你按，我天天来”。按了五天，老李胳膊能抬到耳朵边了，高兴得把胳膊举过头顶转了一圈，关节咔吧咔吧响，非要给她钱。她不要，老李就隔三差五送点菜过来。过了几天又来了一个膝盖疼的老太太。她来者不拒，按完不收钱，人家塞鸡蛋塞青菜她推不掉就收着。东西搁在灶房，母亲嘴上不说，但做饭的时候把鸡蛋用了。母亲看见她给人按完不收钱，哼一声，没吭声。
村里开始有人念叨“江家那闺女手真巧，可惜看不见”。话是当着她妈面说的，说完还补一句“你家千寻有福气，手上有活”。话传到母亲耳朵里，母亲嘴上说“巧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但江千寻听出来，母亲说这话的时候底气没那么足了。
正面冲突还是来了。
那天晚饭吃到一半，母亲把碗往她面前一墩，碗底磕在桌上，里面的米汤晃出来一圈。“人家那边又托人来问了，说你要是不愿意嫁，彩礼退就退了，但你得亲自去给人道个歉。”声音又尖又急，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江千寻扒了口饭，嚼了两下咽了，说“我不去”。她把嘴里的饭咽干净了才说话，。
“为什么不去？你跑了这一趟，人家脸面往哪搁？”
“妈，我去说‘是我看不上你’，你觉得我还能全须全尾地回来？”
母亲说“人家就是喝点酒，你道个歉就完了”。
“‘喝点酒’？妈，他喝多了在村口骂街，全村都绕着走，这叫‘喝点酒’？他前头那个老婆怎么没的？”
“那是她命不好。”
江千寻把筷子放下了。“妈，他打跑一个老婆，全村都知道，你非说命不好。那我要真嫁过去，哪天被打死了，你是不是也说我命不好？”
母亲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嗓门高了：“我养你这么大，你就这么跟我说话？白眼狼！人家八万八，你弟四年学费就够了！”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手指头戳着桌面，笃笃笃的。
“那八万八花完了呢？我弟毕业了呢？我被打死了呢？”
“哪有那么夸张——”
“妈！”江千寻声音也大了，她自己都吓了一跳。她攥着筷子，手指头发抖，筷子头在碗沿上磕得哒哒响，“我知道你难。我弟要上学，家里没钱，我爸腰不好，你一个人操持这个家。可你不能拿我去填这个坑。你填了这个坑，下一个坑呢？”
母亲没接话。屋里安静了好几秒，父亲抽烟的咂嘴声比刚才响，像在清嗓子，但最终什么也没说。然后母亲把碗一推，起身进了里屋，门摔得哐当响。里屋传来拉柜门的声音，哗啦一下，又砰地关上。
父亲始终没说话。但那天晚上他在堂屋里坐到快十一点，打火机响了几次又灭了。江千寻躺在屋里听着，忽然想起来，父亲以前说过一句话——“女儿早晚是别人家的人”。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叹着气说的。她那时候小，不懂，现在想想，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大概也不好受，只是他不知道还能怎么想。
弟弟是晚上偷偷摸进她屋的。弟弟比她小两岁，还在变声期，说话尾音有时候控制不住往上飘：“姐，妈今天又骂你了？”
“嗯。”
弟弟坐在床沿上，床板吱呀响了一声。他的手是凉的，刚从外面进来，手背上还有蚊子咬的包，鼓鼓的。沉默了一会儿说“姐，我不想要那个钱上大学”。
“我知道。”
“妈说我不懂事，说我不该跟你站一边。”
“那你别跟我站一边。你别说话就行。”
弟弟听出她话里的意思，以为她觉得自己胆小，急了，声音一下拔高了，又想起来这是晚上，赶紧压下去：“那怎么行！你是我姐！”他说完自己先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自己能喊这么大声。
江千寻摸到他胳膊拍了拍：“你听我说。你还小，你跟她吵没用。你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毕了业找份工作，那时候你说话才有分量。现在你说话，她只当你小孩不懂事。”
弟弟闷了半天，说“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你不用她的钱的时候。”
弟弟没再说话，坐了一会儿，站起来的时候床板又吱呀一声。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说“姐，那你早点睡”。
弟弟走了之后，她给陆明发消息。她打字慢，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戳，戳完检查了一遍有没有错字：“今天跟我妈吵了一架。她说我是白眼狼。”
陆明回：“吵赢了吗？”
“没有。她摔门走了。”
“那不算输。你把你该说的说了，她听没听进去是她的事。你以前敢跟她这么吵吗？”
“不敢。”
“那你赢了。”
她盯着手机屏幕，虽然看不见，但把屏幕往胸口贴了贴。
4 摩托车
又过了大概半个月，有天傍晚她正在院子里帮王婶按腰，听见门口摩托车声，停在她家门口，下来两个人。一个中年男人声音，粗嗓子，像砂纸刮铁：“江家嫂子，这事不能这么办吧，说好的亲事，钱退了就完了？”
母亲从屋里迎出来，声音赔着笑，比平时软了三分：“他叔，孩子不愿意，我也没法子……”
“不愿意？当初收钱的时候怎么不说？我那边酒席都定了，亲戚都通知了！”粗嗓子往院里走了两步，看见江千寻在院子里，脚步顿了一下，“就这丫头？眼睛看不见的那个？”
江千寻手停了，坐在小板凳上没动。王婶在旁边小声说“千寻你先进屋”，声音发紧。她没动，手还搭在王婶腰上，耳朵竖着听。
粗嗓子又说：“看不见就更该早点嫁人，留在家里吃白饭啊？”
母亲说：“他叔你消消气，钱不是退了吗……”
“钱退了事没完！我那边酒席钱谁出？”粗嗓子越说越响，另一个人在旁边帮腔，声音细一点，像跟班的：“要不就加两万，要不就把人领走，你选一个。”
江千寻把头抬起来了。她手里还攥着按摩用的毛巾，攥得紧紧的。她说：“叔，你前头那个老婆怎么没的，你心里清楚。我瞎，但我不是傻子。你今天把人领走，明天镇上派出所就得来你家。”
院子里安静了一下。粗嗓子冷笑一声：“你个小丫头片子吓唬谁呢？”
“我没吓唬你。我报警报过一回了，警察怎么说的你知道不？婚姻自由，强迫就是犯法。你要不信，你现在动手试试，我马上打110。”
粗嗓子沉默了几秒，最后骂骂咧咧地说了句“行，你们江家行”，摩托车突突突开走了。
母亲等摩托车声远了，冲过来就给了她后脑勺一巴掌：“你逞什么能！他那人混起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声音又尖又抖，带着后怕。
江千寻后脑勺火辣辣的，没还嘴，蹲下去捡掉在地上的毛巾。王婶在旁边打圆场，声音小心翼翼的：“嫂子，千寻说得在理，那家人确实不地道……”母亲没好气地说“你们一个个都向着她”，摔帘子进屋了。
晚上她跟陆明发消息，把这事说了。陆明回：“你做得对。但你妈说得也对，那种人混起来确实麻烦。这几天你别一个人出门，出门叫上你弟或者你爸。”
“我妈打了我一巴掌。”
陆明那边隔了一会儿才回：“疼不疼？”
“还行。没使劲。”
“你妈打你，是因为她怕。她怕那家人来闹，怕村里人说闲话，怕你出事。她打你这一下，是打给那家人看的——你看，我管了孩子了，你别来找我麻烦。她不是真想打你。”
陆明紧接着又发了一条：“我不是替你妈说话。她收钱不对，藏你身份证不对，打你更不对。但你得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知道了你才知道怎么对付她。”
过了几天她去找村支书。
村支书正在院子里喂鸡，听她说完来意，手里那把玉米粒撒了一半在地上。他说话慢，每个字都像在嘴里转了一圈才吐出来：“你妈那人，轴得很。”
“我知道她轴。所以我来找你。你要是不管，我就去镇上找妇联，找残联。我天天去，我坐在门口不走。到时候上面来问，说你们村有个盲人姑娘被家里扣了身份证上不了学，你脸上也不好看。”
村支书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无奈：“你这丫头，看着软，里头硬得很。行，我去跟你妈说。”
她不知道村支书怎么跟母亲说的。反正过了两天，母亲把身份证扔在她床上，说“拿去，读你的书，读完了别回来跟我要钱”，声音硬邦邦的，但没再骂。她摸到身份证，上面有一个小缺口。她给陆明发消息：“拿到了。”
陆明回：“你看，我说了吧，他们不是铁板一块。”
但母亲没打算让她好过。那段时间家里的活全压在她身上——做饭、洗衣、喂鸡、扫院子。母亲嘴上说“你在家白吃白喝，干点活怎么了”，声音里带着赌气。她没抱怨，该干的干。做饭摸着灶台切菜，切得慢，但切得匀。洗衣裳蹲在井边搓，搓得手发白。喂鸡摸到鸡食盆，拌好了撒出去，鸡扑棱棱围过来啄。她一边干活一边听村里广播，听到“残疾人保障法”几个字就格外留心。
晚上她给陆明发消息：“今天干了四件事：做饭、洗衣、喂鸡、给我妈按了半小时肩膀。她没拒绝。”
陆明回：“按肩膀这招好。你妈嘴上骂你，身上不拒绝，说明她心里在松动。你就天天按，按到她不好意思骂为止。”
她真天天按。头两天母亲还绷着脸，第三天按到一半，母亲忽然说“你轻点，那块疼”，声音比平时低，带着点不自在。她说“疼就对了，堵着呢”。母亲没再说话，但也没让她停。后来有一天按完，母亲嘟囔了一句“你这手艺倒真能混口饭吃”，说完就走了，脚步声比平时快。江千寻坐在那儿，心想这话从母亲嘴里说出来，跟夸她差不多。
弟弟那边也没闲着。有天放学回来脸上挂了彩，校服袖子扯了个口子。母亲问怎么回事，弟弟开始不说，被问急了，吼了一嗓子，声音又尖又哑，像嗓子劈了：“同学说我姐要嫁老头！我跟他们打了一架！”母亲说“你打什么架，你姐的事你少掺和”，弟弟站在堂屋中间，声音比平时大得多：“我姐要是被卖了，我拿那个钱上大学，我算什么东西！”
屋里静了。母亲第一次愣住了，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江千寻坐在灶台后面，没出声，听着弟弟喘粗气，听着母亲把到嘴边的话咽回去。第二天早上她把攒的鸡蛋全煮了，塞给弟弟，说“带着路上吃”。弟弟接过去，走的时候在她门口停了一下，说“姐，以后谁再说你，我还揍他”，声音闷闷的，带着鼻音。
又过了些天，有天晚上她回屋睡觉，手往枕头底下一摸，摸到个硬卡片。她拿出来摸——塑料的，边角有个小缺口，是她身份证。她愣了很久，坐在床沿上，手指头反复摸那个缺口。之前母亲把身份证扔给她的时候她收在包里了，但过了两天发现包里没了，她没吭声，知道是妈又拿回去了。这会儿怎么在枕头底下？她想了想，明白了——父亲趁她不在屋又拿回来放她枕头底下了。父亲大概觉得，放枕头底下比放包里稳妥。
第二天早上父亲在院子里劈柴，她在旁边站了一会儿，说“爸，我身份证拿到了”。
父亲没抬头，斧头劈下去，木头咔嚓裂开。过了一会儿说“你那个中专，还有一年是吧”。声音低，闷闷的，像从胸腔里直接出来的。
“嗯。”
“读完再说。”
母亲从屋里出来，听见了，刚要开口，父亲说了一句“让她读，又不花家里钱”。声音不大，但坚定。母亲嘴张着，半天没合上，最后嘟囔了一句什么，转身进屋了。
她给陆明发消息：“我爸把身份证给我了，放枕头底下的。我妈收走过一回，我爸又给我放回来了。”
陆明回：“你爸这人，闷声干大事。他不敢跟你妈正面顶，但他用行动表态。这种爹，嘴上不认，心里认。”
“但我妈还在骂。”
“骂就骂，她骂你你又不会少块肉。你不需要他们同意，你只需要他们不拦着。等你真的走出去了，他们慢慢会跟上的，因为你是他们女儿，他们不跟上来就真没女儿了。”
走的那天是八月底。父亲骑摩托送她到镇上坐车。母亲没出来送，但头天晚上她收拾包的时候，母亲往包里塞了一罐咸菜，什么话也没说。她摸到罐子，知道是妈塞的。她没说破，把罐子搁在包最里头，用衣服裹着。
到镇上车站，父亲把摩托停好，从兜里掏出个塑料袋，里面是两张一百的，塞到她手里。她说“爸我有钱”。父亲说“拿着，别跟你妈说”，声音低低的，向害怕被别人听见。
班车来了。她背着包，竹竿夹在胳膊底下上车。父亲在车下站着，她摸到车窗边朝外面摆了摆手。父亲没说话，但她听到摩托发动的声音一直没走，直到班车开出站，那个声音才远下去。
火车上她给陆明发消息：“出发了。我爸给了我两百块钱，没让我妈知道。”
陆明回：“你爸这人，闷声干大事。”
她笑了一下，把手机揣好。竹竿靠在座位边上，还是太长，她只能斜着放。但这回她在竹竿握手的地方缠了一圈布条——从家里带出来的旧布条，缠得紧实，手攥上去不打滑了。
她摸了摸缠布的那一截，心想：这根竹竿现在是我的了。
5 省城
中专最后一年过得快。江千寻住在学校宿舍，白天上课，晚上在实操教室多练一个小时。理论课她靠听——低视力的同学帮她念课本，她用盲文记笔记，记了厚厚一摞。考试学校安排了口试，老师问“足三里在什么位置，主治什么”，她摸着自己的腿说“膝盖骨外侧下三寸，胫骨前缘一横指，主治胃痛、腹胀、消化不良”，手上跟着比划。老师点头，说“过了”。
毕业前她考了中级按摩师证。考理论的时候用盲文试卷，考实操的时候考官在她手上摸手法，一个穴位一个穴位地过。成绩出来那天给陆明发消息：“过了。”陆明回：“恭喜。你现在是持证上岗的人了。”她说：“证是拿到了，工作还没影。”陆明回：“省城推拿店多，你挨家问，总有要人的。你手上有活，怕什么。”
学校推荐了几家店，她挑了一家盲人推拿店。老板姓周，也是盲人，年轻时在省城打拼了二十年。面试那天周老板让她上手按了十分钟，按完活动了两下肩膀说“你手法稳，不花哨，实在”，声音沉沉的，不紧不慢，当场定了，底薪一千八加提成，包住不包吃。
宿舍是店里隔出来的小间，一张床一张桌子，窗户朝北。但她挺满意——有张床能睡觉，有个门能关上，就是自己的地方了。
店里连她一共四个按摩师。周老板不常上手，主要管账和进货。一个全盲师傅姓刘，四十多岁，手法重，专做腰背，说话瓮声瓮气的，像从坛子里发出来的。一个低视力师傅叫阿强，能看见模糊的影子，负责前台接电话、记预约、找零钱，声音亮堂，带点笑，说话快：“姐，三号床客人点你，腰不舒服，你准备一下。”出门买菜、去银行存钱都是阿强跑。江千寻跟他搭班，一个按背一个按肩，配合得挺顺。
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一千八。她数了两遍，给陆明发消息：“我请得起你喝奶茶了。”陆明回：“我记着，你欠我一杯奶茶。”她说：“你什么时候来省城？”他说：“下个月有个无障碍调研要跑几个点，路过省城，到时候找你。我姑在省城，我住她那儿。”
推拿店的活不轻松。一天按七八个客人，每个六十分钟，手酸得晚上端不住碗。但客人各式各样。有个开出租的大哥每周来两回，肩颈硬得像石头，一边按一边骂堵车，声音粗粗的，带点沙哑，骂完说“小江你这手比4S店保养还管用”。有个大姐来了不按摩，坐那儿跟她聊天，说家里婆婆难伺候，说着说着自己哭了。她递纸巾，等大姐哭完说“大姐你趴下，我给你松松肩，你这肩膀硬得跟心一样”。大姐噗嗤笑了，声音里还带着鼻涕。还有个客人进门看见她，说“你们店怎么还雇小姑娘”，声音尖，带着嫌弃。周老板在旁边说“她手艺比我好，你试试再说”，那人试完不吭声了，后来成了常客。
她慢慢琢磨出来，按摩不只是按身体，也是按人心。有个老太太来按腰，嘴上说“我没事，就是腰有点酸”，声音轻轻的。按到一半忽然说“我老头走了三个月了，我晚上睡不着”，声音哑了。她手上劲道就轻了，老太太趴着没再说话，走的时候多给了十块钱小费。她把钱塞回去，说“阿姨你下次来我还给你按”。
攒了两个月钱，她拖人帮她从网上买了一根正式的盲杖。可折叠，四节，带滚轮头，手柄有防滑套。她摸了一遍又一遍，滚轮头转起来顺滑，手柄握着不打滑。回家把晾衣竹竿收起来，靠在宿舍墙角。晚上她摸着新盲杖的滚轮头给陆明发消息：“我有盲杖了，不用再斜着拿竹竿进门框了。”陆明回：“恭喜，你现在走路像个人了。”她笑着骂了一句“你才像个人”。
陆明是九月底来的。那天她刚下钟，手机响，他说“我在你店门口”。她出去，听见轮椅链条吱呀响，还是那个声。他说“走，吃火锅去，我请”。她说“我请你，我发工资了”。他说“行，那你请，我吃穷你”。
火锅店不远，他推着轮椅在前面带路，她盲杖敲着地跟着。到店里服务员问几位，声音甜甜的，带着职业性的热情。陆明说两位，服务员看了看他俩，问“需要帮忙吗”。陆明说“不用，给个靠里的桌就行，过道宽点我轮椅好进”。坐下点菜，陆明念菜单，她听，点了毛肚、鸭肠、黄喉、藕片。锅开了，陆明涮毛肚，七上八下，夹到她碗里。她吃了一口，嚼了两下，嚼着嚼着不动了。
“怎么了？”陆明问。
“这东西在嘴里响。”
“响？”
“咯吱咯吱的，脆的。”她又嚼了两下，“我以前没吃过这个。”
陆明笑到呛住，咳了半天说“你吃个毛肚吃出交响乐了”。她也笑，说“我家从来不带我出来吃火锅，说烫到了麻烦”。陆明说“那你以后自己来，烫着了就烫着了，多大点事”。
吃完火锅他送她回住处。走到店门口她问“你下次什么时候来”。他说“看你什么时候想让我来”。她说“那我想让你天天来”。他没马上接话，沉默了几秒，说“我……可能做不到天天，但我尽量常来”。她说“行”。他轮椅刹车捏了一下，手指头在把手上收紧又松开。她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怕自己哪天出点什么事，让她空等。
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摸着新盲杖的滚轮头，心想：他说“尽量常来”，没说“天天来”，也没说“不来”。那就行。
陆明那次来省城是跑无障碍调研的。他说最近在测几个商场和地铁站，问题一堆，声音里带着疲惫，但还是快节奏：“装了坡道但坡度不对，推不上去。改了这里那里又坏了。有的商场无障碍电梯按钮高得够不着，有的地铁站盲道被自行车占满了，打电话投诉，人家说‘我们尽快处理’，处理了三天又停满了。”
江千寻说：“你做一点是一点。我做按摩也是一个一个按，总不能因为按不完就不按了。”
陆明那边安静了一下，说：“你这话比我导师说的都好使。”
后来他调研报告的扉页上写了一句话：“一个一个来。”底下用小字注明：“江千寻同志语录。”她后来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手指头摸到那行字，笑了半天。
日子就这么过着。他隔一两个月来一趟省城，来了就吃顿饭，有时候吃火锅，有时候吃路边摊。她攒钱买了新手机，旧的那个星星壳手机还留着，放在床头。他们每周发消息，有时候说工作，有时候说客人，有时候什么都不说，就发个“还活着”，他回个“好”。有一回她连着三天没发，他打电话过来，她接起来说“忙忘了”。他说“你再忘我就天天打”，声音里带着笑。她说“你打呗，反正我接”。他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说“行，你等着”。
6 出事
第二年夏天，陆明出事了。
那天下午她正在给客人按肩，手机在兜里震，她没接。按完客人她摸出手机，三个未接，都是陌生号。她回拨过去，那边说是魔都某医院急诊科，问她是不是江千寻，声音急促，公事公办。她说“是”。那边说“陆明你认识吧，他出了事故，现在在抢救，他手机里最近联系人第一个是你”。
她手停了。客人问“怎么了”，她说“没事，您稍等”。她走到厕所蹲下来，没有哭，手在抖。她给那个号回拨过去问情况，那边说“测试无障碍坡道的时候轮椅侧翻，头部撞到台阶，正在抢救，你方便过来吗”。
她买了最近一班高铁票，三个小时到魔都。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没了。陆明的姑姑在走廊里坐着，看到她来，站起来拉住她的手，声音哑得不成样子：“千寻，明明走了。”她站了一会儿，蹲下去，手撑着地，没出声。
陆明的姑姑后来给她一个盒子，说是陆明放在她那儿的，写着“给千寻”。他之前说过，万一自己出点什么事，把这个盒子给你。她打开摸，里面有一份文件，半份无障碍调研报告，扉页上写着“一个一个来”；一张手绘的东方明珠，旁边有盲文，她摸出来是“带你上去”；一个3D打印的新手机大小的星星手机壳；还有一张字条。
字条上的字是陆明的姑姑念给她听的：
“你要是看到这个，说明我没来得及烦死你。别哭，你哭起来肯定不好看。继续走，别停，但累了可以歇会儿。哥批准了。”
她把字条摸了一遍，折好，塞进手机壳里，跟那个星星图案贴在一起。
陆明的姑姑问她“调研报告怎么办”，声音里还带着哭腔。她说“阿姨，他的报告我帮他做完”。陆明的姑姑问“你看不见怎么做”，她说“我找人念给我听，我记着，我再找人写”。
她花了三个月。找志愿者念报告，她用盲文记要点，记了满满一本。
有一回有个地方没听懂，她手习惯性地去摸手机，想给陆明发消息问一句。手指头摸到手机壳上的星星，才想起来。她把手机放下，让志愿者把那句再念一遍。志愿者念了两遍，她理顺了。
晚上回宿舍，她把手机壳拆下来摸了一遍，又装了回去。
之后她找人帮她把报告整理成了文字，她一句一句核对。公益组织的人拿到报告的时候说“这报告比陆明自己写的还细”，她说“他写了一半，我接着写，两个人写当然细”。
报告交上去之后，她在省城开了自己的推拿工作室。小门面，两张床，墙上挂着她考的中级按摩师证。除了推拿，她还兼做残障者心理支持热线。有盲人打电话来问“我该不该出去打工”，她说“你先出来试试，不行再回去，出来了至少你知道外面什么样”。有人问“你看不见怎么开店”，她说“客人来了我按，钱我自己收，收多了收少了摸得出来”。
之后每年夏天她都会去一趟魔都，去那条梧桐掩映的街道站一会儿。头一年她听到树叶响、车流响、人走路声，没有轮椅声。第二年也没有。
奶茶的事她记着。陆明忌日那天她买了一杯奶茶放在梧桐树下，跟他说“我请的，你喝不着了，我替你喝”。然后自己把那杯奶茶喝了，珍珠嚼了半天，心想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喝的，他当年还当个事记着。
火锅她也常吃，必点毛肚，每次都说“没他涮的好吃”。店里服务员都认识她了，知道这个拿盲杖的姑娘一个人来吃火锅，毛肚要双份。
竹竿她没扔。收在宿舍墙角，跟新盲杖靠在一起。有时候摸到竹竿上那截旧布条，还会想起来逃出来那天晚上，手心出汗把竹竿攥滑了，她蹲在路边拿衣服下摆裹竿子。那时候她连魔都在哪个方向都不知道。
五年后，弟弟大学毕业了，在省城找了份工作。拿到第一个月工资那天，他请江千寻吃饭，说“姐，我请你吃火锅”，声音里带着刚工作的兴奋。她说“你请我吃火锅，我要点毛肚”。弟弟说“你点什么都行”。
火锅吃到一半，她说“弟，我想去趟魔都，上东方明珠”。弟弟筷子停了停，说“我陪你去”。她说“你不忙？”他说“我攒了几天调休，够用”。
出发那天又是夏天。弟弟拉着行李箱，她拿着盲杖，姐弟俩坐高铁到魔都。出了站，她站在广场上听了一会儿——地铁还是轰隆隆响，高架还是车一辆接一辆，但跟当年不一样了。当年她站在这儿什么都分不清，现在她听得出哪边是地铁口、哪边是出租车上客点、哪边是公交站。弟弟说“姐，往这边走，地铁站在右边”，声音里带着小心翼翼的照顾。她说“你走我旁边就行，不用拽我”。弟弟松了手，走在她左侧半步远的地方。她的盲杖敲着地，滚轮头咕噜咕噜滚过广场地砖，走得稳当。
上东方明珠那天是个大晴天。弟弟提前买了票，排队进去，坐电梯上去。电梯里她感觉到耳朵嗡了一下，气压变了，她咽了口唾沫。弟弟问“难受不”，她说“没事，就是耳朵堵了一下”。
观景台上风大，从四面八方灌过来。她走到栏杆边上，盲杖靠在栏杆上，手扶着栏杆。风从左边来，带着一股黄浦江的水腥味；从右边来，是城市里的热烘烘的尾气味；从前面来，是空的，什么都没有，那就是江面。
弟弟站在旁边，说“姐，我跟你讲讲下面有什么”。她说“你先别说，我自己听”。她侧着头听了一会儿，说“风从前面来是空的，说明前面是江。左边风声大一点，像是有高楼挡着。右边风声散，可能是低一点的楼。我站的位置比旁边的楼都高”。
弟弟愣了半天，说“姐，你说得跟看得到似的”，声音里带着惊讶。她笑了一下，说“看不见，但我听得出来”。
站了一会儿，她从口袋里摸出那张手绘的东方明珠。陆明画的那张，纸都磨毛了边。她摸了摸上面凸起的线条，摸着摸着摸到旁边那行盲文，手指头一个字一个字划过去：“带你上去。”她把纸折好，放回口袋。
她侧过头，对着风来的方向小声说了一句：“上面有风，有江水的味儿，还有车尾气的味儿。你闻到了吗？”
弟弟没听清，问“姐你说什么”。
她说“没什么”。
弟弟沉默了一会儿，说“姐，当年那个事……要是我死命拦着不去上学，也许妈就……对不起”，声音低下去，尾音有点颤。她说“不怪你，你那时候还小”。弟弟说“我现在大了，我支持你”。她拍了拍栏杆，说“我知道，所以我才带你来”。
从魔都回来后，她回了一趟老家。母亲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些。进门母亲正在灶台前忙活，看见她进来，嘴上还是那句话：“你那个推拿店能挣几个钱？”声音还是尖的，但底气没以前足了。她说“够花”。母亲说“你弟说你在帮什么残疾人”，她说“嗯，接个热线”。母亲哼了一声，说“你自己都顾不过来还顾别人”。
过了半晌，母亲忽然说“你……自己注意身体”。声音比平时低，像是在嗓子眼里含了半天才吐出来的。她说“知道了”。
走的时候母亲往她包里塞了一罐咸菜。她摸到罐子，手停了一下，说“谢谢妈”。母亲“嗯”了一声，转身进屋了。她站在门口，听着母亲的脚步声走远了，才哭出来。
回到省城是晚上。她在工作室收拾东西，手机响了，读屏软件念出一个陌生号码，她接起来：“千寻姐，我是残联介绍来的，我……看不见了，刚瞎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声音年轻，带着哭腔，每个字都在抖。
“你在哪？我去找你。”
挂了电话，她站起来，拿起盲杖，推开门。下雨了，雨点打在盲杖的滚轮头上，噼噼啪啪响。她说了一句“走了，干活去”。
那根旧竹竿还静静地靠在墙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