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旬，北方太阳已经毒了。
上午九点半，省二监侧门的小铁门哗啦响了一声，从里头走出个人来。
李建斌拎着个蓝白条纹的塑料编织袋，站在门口的水泥台阶上眯了眯眼。里头待了三年零四个月，车间里常年点着日光灯，乍一见大太阳，眼珠子刺得生疼。他身上穿件进监前穿的深蓝色运动衫，袖口松紧带早没劲了，松松垮垮耷拉在手腕上，脚上是一双刚发的黑布鞋，塑料底，踩在柏油路上发飘。
门口没人接。路边槐树底下停着两辆拉黑活的夏利，司机摇下车窗看了他一眼，见他拎着编织袋、剃着青皮头，连招呼都没打，又把头缩回去了。
李建斌顺着省道往西走了二里地，才看见104路公交车的站牌。他从裤兜里摸出监狱结算给他的二百三十块钱，挑了张一块的纸币攥在手心里。车来了，他上去投了币，走到最后排靠窗的位置坐下。
车厢里头开着空调，有一股浓重的皮革味和女人身上的香水味。前排坐着两个穿短裙的年轻姑娘，一人耳朵里塞着个白耳机，手指头在巴掌大的手机屏幕上划拉得飞快。李建斌把编织袋夹在两条腿中间，扭头看窗外。
三年前他出事那会儿，南三环还在修高架，到处是泥坑和围挡。现在高架桥全通了，桥底下种着一排排冬青，两边以前的城中村平房推得干干净净，立起了一栋接一栋的灰白色高层住宅，楼顶上架着红色的塔吊。
他在红旗路口下了车。原本这儿是一片老家属院，他和母亲刘桂兰租在一楼带小院的偏房里，一个月房租三百五。现在家属院没了，变成了一个带喷泉的小广场，几个老太太正拎着塑料剑在树荫底下比划。
李建斌站在马路牙子上看了一会儿，掉头往东走，拐进了一条农贸市场。
市场里头湿漉漉的，地上全是烂菜叶和鱼鳞水。走到中段第三家水果摊跟前，李建斌停下了脚步。摊子后头坐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女人，正拿着把小刀削烂苹果上的黑斑，那是他大舅妈。大舅陆国富正弯腰往三轮车上搬香蕉箱子。
李建斌没立刻过去。他记得两年前冬天，刘桂兰在市一院没挺过去，大舅去监狱会见室看过他一回。那时候隔着厚玻璃，大舅拿着电话筒，头一直往旁边偏，说丧事办完了，骨灰存进了西郊公墓，交了三年管理费。快结束的时候，大舅搓着脸说，你表弟今年刚进街道办当临时工，谈了个对象，女方家里是退休教师，最忌讳家里有坐过牢的亲戚，等你出来，要是没啥天大的急事，就先别往家里跑了。
“看啥呢？买苹果啊？处理的一块五一斤。”大舅妈抬起头，起先没认出他来，等看清他眉毛上那道小时候摔出来的疤，手里的水果刀停住了，脸上的笑也收了回去。
大舅听见动静直起腰，回头看见李建斌，愣了两秒，把手里的纸箱往地上一放，走过来拉住他的胳膊往市场外头僻静的墙根底下带。
“啥时候出来的？”大舅掏出烟盒，抽出一根递给他。
“今天早上。”李建斌没接烟，他在里头戒了，“我回来看看，原先租的房子拆了，我妈屋里那些旧东西还在不在？”
“早没了。”大舅自己点上烟，猛吸了两口，“前天拆迁办清场，那些旧家具不值钱，你妈穿过的衣服我按老规矩全给烧了。就留了个装照片的饼干盒，搁我摊子底下呢，你等着，我去给你拿。”
大舅转身回摊位上，跟大舅妈低声嘀咕了两句。大舅妈脸色不太好看，但还是弯腰从柜台底下摸出个生锈的蓝罐曲奇铁盒，又从腰包里数出三张一百的红票子拍在大舅手里。
大舅走回来，把铁盒和三百块钱一块儿塞进李建斌的编织袋里：“大斌，不是大舅心狠，你表弟下个月初八订婚，女方爸妈这几天老往家里串门。这三百块钱你先拿着找个地方落脚，你妈在西郊公墓三区四排，你要是去看看，坐108路到底就是。”
李建斌把铁盒抱紧了，把那三百块钱抽出来往大舅兜里塞：“舅，我有钱，里头给了二百多呢。我妈之前住院，我已经欠你一万多了，这钱我不能要。”
“让你拿着就拿着！”大舅把眼一瞪，按住他的手，“一个大老爷们刚出来，浑身上下二百块钱够干啥的？去吧，找个正经活干，以后别再跟人动手了。”
说完，大舅转身回了水果摊，没再回头。
李建斌拎着袋子出了农贸市场，去路边坐108路公交车。
西郊公墓建在半山腰上，李建斌没钱买墓地，刘桂兰的骨灰寄存在公墓办公楼后头的安息堂里。安息堂是一排红砖平房，里头常年不见阳光，一股子劣质檀香和墙皮返潮的霉味。一排排铁架子从地面一直顶到天花板，跟中药铺的药柜似的，每个小格子里塞着一个巴掌大的木头匣子。
李建斌找管理员查了号，顺着铁梯子爬到最顶上一层，把三区四排十八号的骨灰盒抱了下来。
木头匣子是公墓最便宜的那种，复合板做的，刷了一层暗红色的假漆，边角已经有点起皮了。正面贴着刘桂兰的一寸黑白照，还是十年前办二代身份证那会儿拍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个髻，穿件立领的花衬衫。
李建斌从编织袋里翻出自己的一件旧秋衣，沾着走廊水龙头里的凉水拧干，把匣子里里外外擦了三遍。擦完也没供品可摆，他在裤兜里摸了摸，掏出早上大舅塞给他的那三百块钱，在匣子前头压了压，小声说：“妈，我出来了。大舅刚才给了三百块钱，等我找着活，年底先把大舅的账还上，明年开春再来给你续寄存费。”
他在铁梯子底下站了半个多钟头，直到管理员过来锁门催他，才把匣子重新推回格子里。
从公墓出来，天擦黑了。
李建斌在公墓门口的凉皮摊上花六块钱吃了个肉夹馍，坐末班车回了南三环。他想去火车站后街找个三十块钱一晚的小旅馆，结果连跑了四家，老板一听他身份证在里头过期了、手里只有一张释放证明，都直摇手，说派出所三天两头来查房，留无证人员过夜要罚两千。
走到半夜十一点多，李建斌两条腿走得发木，脚底板磨出了两个水泡。最后他在高架桥底下的绿化带边上找了个背风的水泥变压器底座，把编织袋垫在屁股底下，后背靠着水泥墙坐下了。
五月的夜里还有点凉风，头顶上拉渣土的翻斗车一辆接一辆开过去，震得桥墩子嗡嗡直响。李建斌把蓝罐曲奇的铁盒抱在怀里，低着头迷迷糊糊打了个盹。
天刚蒙蒙亮，他就醒了，去街角公共厕所洗了把脸，打听着找到了东三环的零工市场。
零工市场就在马路边的辅道上，不到六点钟已经聚了两三百号人。有背着帆布工具包的木工、提着灰桶的瓦工，更多的是跟他一样两手空空等着干杂活的力工。
李建斌蹲在马路牙子上等了两天。
现在外头招工的规矩全变了。三年前只要有力气，包工头开着面包车过来，指着人头数够五个就能拉走卸水泥。现在面包车停下来，包工头先拿出一张印着二维码的硬纸板，喊一声：“日结一百六，管中午一顿盒饭，都掏手机扫码进群，身份证掏出来拍张照买当日意外险，没手机没身份证的别往上凑！”
李建斌既没手机，兜里那张身份证早在两年前就过了有效期。他试着凑上去给一个招搬家工的老板看自己的释放证明，老板扫了一眼上头鲜红的公章，跟避瘟神似的往后退了一步，挥着手说：“去去去，我们这是进人家家里搬钢琴的，丢了东西谁担得起？”
到了第四天中午，李建斌兜里算上大舅给的那三百，还剩二百八十块钱。他没敢动那三百块整钱，那是他留着办新身份证和紧要关头救命用的，只拿剩下的零钱去馒头房买了两个五毛钱的死面馒头，蹲在墙根底下干啃。
下午三点多，太阳晒得人头昏脑涨。李建斌顺着南三环辅路往南走，拐进了一片还没拆迁的城中村，叫南门村。
这地方跟外头的大马路像是隔着十几年。村里的主干道也就四米来宽，两边全是村民自己接出来的五层、六层高的红砖握手楼，一楼清一色租给外地人做小买卖。头顶上黑压压的网线、电线缠成一团，挂着不少被风吹上去的塑料袋。地上到处是坑，积着发黑的潲水，苍蝇哄哄乱飞。
李建斌琢磨着，这种地方管理松，小作坊多，兴许能找个不用登记身份证的杂活。
走到巷子中段，前头的路被一辆蓝牌单排小货车给堵死了。
货车屁股对着一家叫“老马电动车维修”的铺子，车斗挡板放下来，地上乱七八糟码着二十几箱超威铅酸蓄电池。一个穿跨栏背心的年轻司机正站在驾驶室门边跟个老头吵架。
“马老头，你少跟我扯这套！公司规定只管卸到车下，谁管你往屋里搬？这一箱六十斤，二十五箱就是一千五百斤，你不加三十块钱搬运费，我今儿个就给你扔马路中间！”
铺子门口站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个子不高，头发花白了一半，穿着条洗得发硬的旧牛仔裤。他左腿明显受过重伤，脚掌往里撇着，站立的时候整个身子都斜靠在旁边一根铁管柱子上。
“你这是强买强卖！”老头脖子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了，手里捏着张送货单直抖，“我跟你们批发部拿了八年货，以前刘师傅送货都帮我码到屋里墙根底下，怎么换了你就要加钱？这大马路中间过三轮车的，压坏了算谁的？”
“刘师傅是刘师傅，我是我！爱签不签，不签我拉回去！”司机把签字笔往引擎盖上一摔，拉开车门就要往上爬。
后头两辆等着过路的电动三轮车按起了喇叭，催得震天响。
老头急得满头大汗，咬着牙把送货单签了，弯下腰想去搬最边上那箱60伏20安的电瓶。他刚把纸箱抱离地面两寸，左腿膝盖往下一软，整个人晃了一下，箱子“啪”地掉在泥水地上，溅了他一裤腿黑泥。
李建斌就站在三米外的电线杆子底下。他把编织袋往墙角一放，走过去弯下腰，双手掐住纸箱底部的抠手，一使劲抱了起来，转头问那老头：“老师傅，搁哪儿？”
老头喘着粗气抬头看了他一眼，伸手往黑漆漆的铺子里指了指：“里头，靠右墙根，底下有两块垫底的木托盘。”
李建斌没吭声，抱着六十斤的箱子大步流星进了屋。
铺子小得可怜，宽窄也就三米多，纵深五六米，里头连扇窗户都没有，大白天也得开着一盏四十瓦的节能灯。地上到处是剪断的刹车线、废轴承、黑乎乎的机油坨子。李建斌看准墙角的木托盘，把箱子放平，转身又出去搬第二箱。
二十五箱电瓶，李建斌来回跑了二十五趟，连气都没大喘一口，不到一刻钟全给码成了整整齐齐的三摞，把外头的巷子彻底腾了出来。
干完活，他后背的运动衫湿了一大片，站在门口拿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老头这时候气也顺过来了，一瘸一拐地走到工具箱跟前，拿起一个装冰红茶的大塑料瓶子递过来，里头装着自己泡的浓茶：“喝口水吧，小伙子。”
李建斌接过来拧开盖子，仰脖灌了大半瓶，苦涩的凉茶水顺着嗓子眼下去，胃里头倒更觉得空了。
老头坐在门口的矮木凳上，掏出一包五块钱的红旗渠，点上一根，眯着眼上下打量李建斌：“外地来的？在这村里找老乡？”
“本地人，家里拆迁了。”李建斌把茶瓶子放回工具箱上，看着满地的修车家什，直接开口问，“老师傅，您这店里招小工不？我不要工钱，管我一天两顿饭，晚上让我在屋里搭个地铺就行。”
老头夹着烟的手停了一下，吐出一口青烟，没接这话，反倒指了指李建斌脚上的黑布鞋和头顶的板寸：“刚从里头放出来的吧？”
李建斌也没瞒着，点了点头：“省二监，今天刚出来第四天。身份证在里头过期了，外头工地都要扫码登记，找不着活。”
“犯啥事进去的？要是偷鸡摸狗、手脚不干净的，我这小庙可容不下，屋里那堆电瓶是我全部本钱。”老头说话挺直，眼珠子盯着李建斌的脸。
“以前在五金厂干活，老板拖欠四个月工资，我妈当时在医院等钱做透析，我去要账起了冲突，拿钢管把老板锁骨打断了，判了三年半。”李建斌从裤兜里掏出那张折成方块的新华纸释放证明，递到老头跟前。
老头接过去，眯着花眼看了看上头的字和红章，又递了回来：“李建斌，二十七了。那你妈呢？”
“我进去第二年就没了。”
老头没再说话，低头抽完了剩下的半根烟，把烟头扔在地上，拿那只完好的右脚碾灭了。
正好这时候，巷子外头推进来一辆拉潲水的大号电动三轮车。推车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山东汉子，满身油腻，车斗里摆着四个蓝塑料大桶，里头装满了附近小饭馆刚倒出来的剩菜汤，少说也有六七百斤。三轮车左后轮彻底瘪了，轮胎橡胶被轮毂压得变了形。
“老马，快给瞅瞅，刚过沟的时候扎了个玻璃碴子，赶着拉回猪场喂猪呢。”山东汉子擦着汗喊。
老马站起身，走过去看了看那辆沉得要命的潲水车，眉头皱成了疙瘩：“老刘，你先把那四个潲水桶卸下来俩，不然千斤顶顶不起来。我这腿这两天犯风湿，蹲不下，也没力气给你扒这种加厚钢丝胎。”
老刘犯了难：“这一桶二百来斤，咱俩谁抬得动啊？洒一地这街坊邻居不得骂死我？”
李建斌走过去，把袖子往上一挽：“老师傅，千斤顶在哪儿？我来弄。”
老马往墙根指了指。李建斌拎过那个十吨位的液压千斤顶，又找了块两寸厚的硬杂木板垫在泥地上，钻进三轮车后桥底下，摇动铁杆，咔咔十几下，硬是连车带四桶潲水一块儿顶离了地面。
他以前在五金厂干过机修，手上有准头。拿起十字套筒扳手，三两下卸掉后轮轴螺母，抄起两根大扁头撬棍插进轮毂边缘。加厚钢丝胎硬得像铁圈，李建斌用右膝盖死死顶住一根撬棍，两只手青筋暴起，猛地往下一压另一根，只听“嘭”的一声闷响，外胎皮顺顺当当地翻了出来。
老马站在旁边看着，嘴角动了动，把地上盛满黑水的大塑料盆往李建斌手边踢了踢。
抽出内胎、打气、按进水盆里找气泡、拿电动打磨机磨毛破口、刷冷补胶水、贴胶片用滚轮砸实，再把内外胎重新装回轮毂上紧螺丝。全套活干完，一共用了不到十二分钟。
老刘掏出十块钱递给老马，骑上三轮车突突突地走了。
老马捏着那张十块钱的纸币，回过头看了看正拿脏抹布擦扳手的李建斌，指了指屋里头：“里头用三合板隔了个小单间，我睡里头。外头靠电瓶架子那块空地，墙上挂着张旧行军床，你晚上放下来就能睡。一个月给你开一千二，管两顿饭，干满一个月要是没啥毛病，下个月给你涨到一千五。干不干？”
“干。”李建斌把扳手放回工具箱里，“谢谢您了，马师傅。”
“别叫师傅，街坊都叫我老马。”老马把那十块钱扔进挂在腰间的黑色皮革腰包里，一瘸一拐地往巷子口走，“你在店里盯会儿，有人来打气收五毛，补胎五块，我去前头菜市场割块肉去。”
那天傍晚，南门村的修车铺里多了一双筷子。
老马做饭实在不讲究，一口掉了瓷的电饭锅，底下焖米饭，上头架个铝篦子蒸了半碗咸鱼干，又拿电磁炉炒了一盘大白菜炖豆腐，放了半勺猪油。李建斌饿了四天，端着个大海碗，连吃了三大碗米饭，最后把盘子底下的白菜汤都倒进碗里晃了晃，喝得一干二净。
晚上九点拉下卷帘门，铺子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快没了。李建斌把墙上挂着的帆布行军床摘下来，支在两摞新电瓶中间的过道上。行军床窄，他一米七八的个头躺在上面，两只脚丫子直接悬在床架子外头。屋里全是轮胎橡胶味和电瓶硫酸味，李建斌枕着自己的编织袋，听着三合板隔间里老马此起彼伏的呼噜声，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
老马全名叫马德禄，今年五十八了，老家是豫东农村的。二十年前来省城建筑工地上开搅拌机，有一回工地赶工期连轴转，后半夜倒水泥的时候，开翻斗车的司机犯迷糊，一屁股把老马挤在了搅拌机料斗和车尾中间。左边骨盆碎了，大腿股骨头也裂了，在医院躺了半年，包工头赔了四万块钱私了。从那以后老马就成了瘸子，干不了重体力活，在南门村租了这间门脸房修自行车，后来电动车兴起来，又跟着学了修电机和换电瓶。
李建斌留下的第四天，老马锁了半天铺门，骑着辆自己拼装的旧电摩，拉着李建斌去了趟红旗路派出所。
因为以前租的平房拆了，李建斌的户口被划进了街道办的社区公共户。户籍警查了他的释放证明，给他拍了照，采了指纹，先开了一张三个月有效的临时身份证，说正式卡得等二十天。
从派出所出来，老马把电摩停在路边一家修手机的小柜台前，花一百八十块钱给李建斌淘换了一个二手的红米手机，屏幕右上角裂了道蜘蛛网纹，但打电话、用微信都没毛病。老马又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去营业厅办了张月租十九块钱的副卡，插进手机里递给李建斌。
“一百八十块手机钱，十九块话费，一共小二百，月底从你工钱里扣。”老马跨上电摩，拧动电门，“把你微信弄好，收款码打印一张贴门口墙上。有时候我上茅房不在，别人修完车扫码，我听不见响儿心里没底。”
有了李建斌这个壮劳力，修车铺的生意比以前多揽了不少。
以前那种拉货的重载三轮车、送桶装水的改装车，换后桥、换钢板弹簧的活儿，老马蹲不下身子，全得往外推。现在李建斌一个人就能把三轮车掀翻在地上，拿着大锤和氧焊枪叮叮当当地干。
老马这人抠门是出了名的。早上洗脸就接浅浅一盆底水，洗完脸不许倒，留着中午洗手上的黑机油，到了晚上拿这盆水泼在铺子门口压灰。平时有人来换下来的废电瓶、破内胎、断辐条，他一根都不扔，全分类攒在床底下，连喝完的矿泉水瓶子都要踩扁了塞进麻袋里，攒够一麻袋就叫收废品的河南老刘过来称斤。
但他对李建斌吃饭上不抠。看李建斌干活实在，每天中午他都让李建斌去隔壁烧饼摊买四个刚出炉的吊炉烧饼，再去斜对面一楼的“胖子卤肉店”切五块钱的猪头肉或者猪耳朵夹在里头吃。
晚上收了摊，两人就把小方桌支在铺子当间。老马每晚必喝二两散装高粱酒，五块钱一斤打来的，装在一个洗干净的黄桃罐头瓶里。
喝上两口酒，老马的话就密了起来。他从来不提自己死去的婆娘，翻来覆去就念叨他在广东东莞的独生子马晓东。
“大斌，你是没见过我们家晓东，那孩子随他妈，长得白净，脑瓜子灵。”老马拿筷子头沾着酒水在桌面上画，“中专毕业就去了东莞，在一家好几千人的大台资厂里头干技术员，管着一条流水线呢。听说那边的厂妹都排着队给他介绍对象，他眼光高，硬是挑了个城里姑娘结的婚。前阵子给我打电话，说准备在东莞买小轿车了，让我别在这破村里受罪，等他过两年换了大房子，就接我过去看孙子。”
李建斌一边剥着水煮花生，一边顺着他的话点头：“那晓东哥挺有出息，马叔你后半辈子有指望了。”
老马听得舒坦，端起酒杯滋溜抿了一大口，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可到了六月底发工资那天，李建斌才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天晚上八点半刚拉下卷帘门，老马正戴着老花镜，坐在灯底下拿计算器算这个月的流水账。他把扣掉手机钱之后的一千块钱工钱数给李建斌，李建斌抽了二百块零花，把剩下的八百块加上大舅之前给的三百块凑成一千一，全交给了大舅去还当年的住院借款。
就在李建斌刚从大舅的水果摊回来的时候，老马放在桌子上的老年机响了。
老马一看屏幕上的名字，赶紧把嘴里的烟头掐了，拿袖子擦了擦手才按下接听键，还特意按了免提，想让旁边的李建斌也听听他儿子的动静。
“喂，晓东啊，还没睡呢？”老马笑得满脸褶子都挤在了一块儿。
电话那头嘈杂得很，有电动车按喇叭的声音，还有炒菜颠勺的动静，像是在路边大排档。一个年轻男人粗着嗓子说：“爸，你微信里还有多少钱？赶紧给我转两千五过来，我这月车贷明天扣款，卡里钱不够。”
老马脸上的笑一下子收住了，看了一眼站在旁边正准备去洗脸的李建斌，伸手想去关免提，手指头抖了两下没按准。
“上个月二十号不是刚给你转了三千吗？”老马把声音压低了些，“你那车贷一个月到底还多少啊？你在厂里当线长，一个月工资不都得七八千吗？”
“什么线长不线长的，早就不在那个厂干了！”马晓东在电话那头显得很不耐烦，“现在厂里不景气，天天不加班，拿两千多块钱底薪喝西北风啊？我现在出来跑滴滴呢，上个月刚让人追了尾，修车搭进去两千多。你就说有没有吧，没有我去找高利贷借了啊！”
“别别别，你可别碰那玩意儿！”老马急了，“我这儿刚进了一批新电瓶，手头现钱就剩一千八了……”
“一千八哪够啊？你跟街坊邻居先借七百凑齐了转我，下个月我跑车挣了钱就还你。快点啊，我这儿跟几个哥们儿正吃饭呢，挂了！”
电话嘟嘟地断了。
屋里安静得只剩下头顶节能灯发出的轻微电流声。李建斌端着洗脸盆，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干脆转过身掀起卷帘门一条缝，钻出去倒洗脸水了。
等他在门外站了十来分钟再进来，老马已经把那张旧铁盒锁回里屋了，正坐在小方桌前，端着那个黄桃罐头瓶子，一口接一口地干喝闷酒。
从那往后，老马再也没在酒桌上提过东莞的台资厂。有时候巷子里跑过几辆网约车，老马就会坐在小马扎上盯着人家的车牌看上半天，一言不发。
七月一进伏，南门村就变成了一个大蒸笼。
白天气温直奔三十八九度，巷子里水泥路面晒得滚烫，泼盆水上去刺啦一声就干了。李建斌天天光着膀子干活，肩膀和后背晒得脱了一层皮，变成黑亮黑亮的古铜色。
也是在这时候，李建斌开始留意到斜对面二楼那个叫燕子的小丫头。
斜对面一楼是胖子卤肉店，二楼靠街的窗户挂着一面脏兮兮的粉色窗帘，住着个叫孙彩霞的女人。这女人三十四五岁，老家是皖北的，早些年在城郊洗浴中心干过，后来洗浴中心被端了，她就搬到南门村租了这间单间，平时也没个正经工作，天天下午浓妆艳抹地去村尾的麻将馆打五十块钱一底的麻将，有时候半夜还会带些跑长途的货车司机或者包工头回屋过夜。
燕子就是孙彩霞带过来的闺女，今年七岁了，连户口都没上过。
只要孙彩霞出门打麻将，或者带了男人回屋，二楼的防盗门就会“哐”的一声关上，把燕子关在门外头。
这丫头长得比一般五岁的孩子还瘦小，脖子和胳膊细得跟麻秆似的，顶着一颗大脑袋，头发又黄又枯，在脑后乱糟糟地扎成个小揪。她身上常年穿着她妈不穿了的旧吊带背心或者大T恤，下摆在腰间打个死结，脚上是一双断了半根带子的泡沫人字拖。
大中午最热的时候，巷子里没人，燕子就一个人坐在卤肉店旁边的楼梯道台阶上。她也不哭，也不到处乱跑，就从地上捡几个啤酒瓶盖，在台阶上摆来摆去，一坐就是一下午。
有时候李建斌在门口换轮胎，剪下来的废铜线、换下来的旧轴承滚珠掉在地上，等李建斌转回屋里拿扳手的工夫，燕子就会迈着两条细腿飞快地跑过来，蹲在地上把滚珠捡起来攥进手心里，再一溜烟跑回阴凉的楼梯道里。
有一回下午四点多，李建斌买了半个冰镇西瓜，跟老马一人拿个铁勺挖着吃。李建斌看燕子蹲在对面墙根底下，眼珠子直勾勾地盯着他手里的西瓜皮，咽了好几口唾沫，就拿刀切了一牙西瓜，起身想给她送过去。
“坐下！”老马把铁勺往桌上一磕，瞪了李建斌一眼，“你别去招惹她。你当我是心狠啊？前两年刚搬来那会儿，对门卤肉店的胖子看这丫头可怜，给了她半根猪尾巴吃。结果那丫头肠胃弱，夜里吃坏肚子拉了一床。第二天孙彩霞端着带屎的床单直接泼在了胖子的卤肉摊上，骂胖子拿变质死猪肉毒害她闺女，躺在地上撒泼打滚，硬是逼着胖子赔了八百块钱才消停。这巷子里谁敢给她东西吃？沾上就是一身腥！”
李建斌听得手一顿，看看手里的西瓜，又看看对面墙根底下那双黑漆漆的大眼睛，到底还是坐了回来。他是个有前科的人，真要被这种泼妇赖上，报了警他连理都讲不清。
不过到了晚上收摊倒垃圾的时候，李建斌还是留了个心眼。他把吃剩的半个干净馒头或者没动过的烧饼用干净塑料袋包好，不直接给燕子，就挂在楼梯道口那个装电表的铁箱子挂钩上。第二天早上开门的时候，那个塑料袋准保不见了。
七月二十三号，大暑。
那几天孙彩霞似乎是手气不顺，连着三天三夜泡在村外头的地下赌场里没露面。二楼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连电扇都没开。
第一天早上，李建斌照旧在电表箱上挂了个烧饼；到了第二天，下起了瓢泼大雨，巷子里的积水漫到了脚脖子，李建斌没找着燕子的人影，挂在电表箱上的馒头让野猫给抓破了袋子，掉在泥水里。
第三天雨停了，太阳一出来，地面上的积水全化成了闷热的水蒸气，人喘口气都觉得胸口发闷。
下午两点来钟，老马在里屋睡午觉，李建斌坐在门口拿砂纸打磨一根生锈的电动车前叉。斜对面卤肉店的胖子正在屋里吹着风扇剁骨头，整条巷子静悄悄的。
突然，斜对面楼梯道口传来“哗啦”一声响，像是有人把一摞空酒瓶子给撞翻了。
李建斌抬起头往那边看了一眼。只见燕子趴在楼梯道口的水泥斜坡上，半个身子露在太阳底下，身上那件肥大的T恤被汗水和泥水浸透了，紧贴在后背的排骨印子上。她两只手死死抠着地面砖缝，肩膀一阵阵猛烈地耸动，嘴里往外吐着黄绿色的酸水，吐着吐着就没了动静，两条细腿开始打摆子。
李建斌扔下砂纸就跑了过去。
离得近了，一股刺鼻的酸臭味扑面而来。这丫头裤兜子里全拉湿了，黄水顺着脚腕子往下流。李建斌蹲下身把她翻过来，只见她两眼往上翻着，露出一大片白眼仁，嘴唇干得起了一层白皮，伸手一摸额头，烫得跟火炭一样。
他在楼梯道墙根底下看见了半个发绿的长毛馒头，还有接空调冷凝水用的一个破塑料碗。这丫头三天没进屋，肯定是在外头捡了馊东西吃，又喝了不干净的生水。
“老马！老马快出来！”李建斌抱起燕子就往修车铺冲。
老马提着裤子从里屋一瘸一拐地跑出来，一看李建斌怀里人事不省的燕子，脸也白了：“这是咋弄的？中暑还是吃耗子药了？”
“急性肠胃炎加高烧，人都抽过去了！”李建斌以前在医院陪床照顾母亲大半年，见过这种脱水休克的架势，“得赶紧送医院输液！”
老马回头看了一眼二楼紧锁的窗户，骂了一句娘，转身从挂在墙上的黑腰包里抓出三张一百的塞进李建斌裤兜里：“别去大医院，太远来不及，顺着巷子往东跑，出了村口右拐就是红星社区卫生服务站！快去，我把门锁了随后就到！”
李建斌抱着燕子，迈开大步顺着泥泞的巷子狂奔。
七岁的孩子，抱在怀里轻得让人心里发慌，胳膊肘和膝盖骨全是硬邦邦的骨头，连二十五斤都不到。李建斌一口气跑出二里地，冲进卫生服务站的时候，嗓子眼都冒出了血腥味。
值班的是个姓周的老大夫，拿体温计往燕子腋下一夹，三十九度九。
“严重脱水，电解质紊乱，再晚来一个钟头就得惊厥伤脑子。”周大夫一边开单子一边让护士配药，“小孩血管瘪了，头皮针不好扎，按住她的手，别让她乱动。”
护士在燕子手背上找了半天，拍了好几下才勉强看清一条细得像青丝一样的血管，一针扎进去，贴上胶布，挂上了氯化钠和头孢。
李建斌坐在输液室的蓝塑料连椅上，把燕子平放在自己腿上，一只手举着冰袋敷在她脑门上，另一只手按着她打针的右手。
过了二十来分钟，老马拄着根平时不怎么用的木头拐棍，一瘸一拐地进了输液室，手里还拎着个红塑料袋。他走到李建斌跟前，喘着粗气坐下，从塑料袋里掏出一条在路边地摊上花十块钱买的儿童花短裤，还有一包湿纸巾。
“去，抱到里头观察室的空床上，把她裤子换了，臭烘烘的招苍蝇。”老马把东西递给李建斌。
爷俩配合着，在观察室最里头的病床上把燕子身上那身脏衣服扒了下来，拿湿纸巾擦干净大腿和屁股上的秽物，换上了那条肥大的花短裤，上身则套上了李建斌刚脱下来的那件洗干净的旧背心。
一直挂到第三瓶葡萄糖盐水见底，外头天已经黑透了。燕子的体温降到了三十七度五，眼皮动了动，慢慢睁开了眼睛。
她看着头顶惨白的天花板，又转过头看了看坐在床边的李建斌，干裂的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老马去外头小饭馆端了一碗不放盐的白米粥进来，放在床头柜上晾温了，拿塑料小勺舀了一勺递到她嘴边：“张嘴，慢点喝，刚洗了肠子不能吃硬的。”
燕子看着那勺白米粥，眼珠子一下子亮了，张开嘴一口吞了下去，连嚼都没嚼就咽进了肚子里，紧接着又眼巴巴地看着老马手里的碗。
一碗白米粥见了底，燕子身上总算有了点活气，她靠在枕头上，小声说：“马爷爷，大斌叔，我肚子不绞着疼了。”
老马把空碗往桌上一放，哼了一声：“算你命大，今儿个要是大斌没看见你，你明早就被野狗叼走了。你那个妈呢？死哪儿去了？”
燕子低下头，两只手抠着身上的大背心下摆，不吭声。
医药费加挂号费一共花了一百六十四块钱。晚上九点多，李建斌背着燕子，老马拄着拐棍在后头跟着，三个人回了南门村。二楼的窗户还是黑漆漆的，李建斌上楼看了一眼，防盗门把手上积了一层灰，显然这几天根本没人回来过。
“先搁咱屋里将就一宿吧，刚退了烧，扔楼梯道里后半夜吹了穿堂风还得进医院。”李建斌站在修车铺门口看着老马。
老马翻了个白眼：“我能说扔外头吗？一百六十多块钱都花了，再冻死岂不是全打了水漂！把里头那几个装轮胎的硬纸壳箱子拆开铺地上，再拿床旧棉絮垫着，让她睡你行军床脚头那块空地上。”
这一住就是四天。
直到第五天上午十点多，一辆红色的摩的停在了卤肉店门口。孙彩霞从摩的后座上下来，头发乱蓬蓬的，眼圈发青，走路都打飘，显然是输光了钱熬了几个通宵。
老马一直盯着对面呢，一见孙彩霞露面，立马从抽屉里拿出卫生站的收费发票，一瘸一拐地冲过去堵在了楼梯口。
“孙彩霞，你先别忙着上楼睡觉！”老马把发票拍在她眼皮子底下，“你闺女前几天在门口吃馊馒头喝生水，上吐下泻烧到四十度，差点没命了！我跟大斌把她背到卫生站挂了三瓶水，医药费一百六十四，加上这两天在我这儿吃喝，你给二百块钱整数就行！”
孙彩霞正一肚子邪火没处发，斜着眼睨了老马一眼，一把抢过那张发票撕了个粉碎，往老马脸上扬了过去：“老不死的，谁让你多管闲事了？她就是死在楼梯道里也是老娘身上掉下来的肉，跟你姓马的有一毛钱关系？还敢管我要二百块钱，你怎么不去抢？你是不是看上我闺女了，想把她拐进你那黑铺子里干啥见不得人的勾当？”
老马活了快六十岁，头一回让人指着鼻子骂这种脏话，气得浑身发抖，举起手里的木头拐棍就要往下砸：“你个没良心的烂货，我打死你！”
李建斌赶紧从铺子里跑过来，一把拉住老马的胳膊，冷冷地盯着孙彩霞：“卫生站的周大夫和护士都能作证，人送去的时候已经休克了。你要是不给医药费，我们现在就去村委会和派出所评理，看看警察怎么处理你遗弃孩子。”
孙彩霞一听派出所三个字，气焰稍微矮了半截，她自己在村尾堵伯的事经不起查。她骂骂咧咧地拉开自己那个掉了漆的皮包，把里头翻了个底朝天，抓出一把十块、二十块的零钱，数都没数就砸在老马脚底下：“就这八十块钱！爱要不要，再敢来敲老娘的门，老娘拿菜刀劈了你那破修车摊！”
说完，她蹬着高跟鞋跑上二楼，把防盗门摔得震天响。
李建斌弯腰把地上那八十三块钱捡起来，拍了拍灰递给老马。老马气得胸口剧烈起伏，接过钱塞进腰包，指着二楼窗口骂了足足一刻钟。
那天中午，燕子从二楼下来了。她脸上多了两道红印子，显然刚进屋又挨了孙彩霞的拧打。她不敢进修车铺，就站在遮阳棚外头的太阳地里，低着头看自己的脚尖。
老马正在屋里吃面条，从碗里抬起头看了一眼外头的燕子，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冲李建斌吼：“看啥看？把她叫进来！盛半碗面条给她，吃完了让她赶紧滚蛋，看见她我就来气！”
嘴上这么骂着，可到了下午，老马去配件城进货回来的时候，车把上却多挂了一个塑料袋，里头装着两套地摊上十块钱一套的儿童纯棉短袖短裤，还有一双十五块钱的塑料凉鞋。
老马把塑料袋往行军床上一扔，对李建斌说：“给她换上，天天穿你那件破背心在门口晃悠，街坊邻居还以为我老马虐待童工呢。”
从那以后，孙彩霞似乎彻底摸准了老马和李建斌不会看着这丫头不管，跑出去打牌过夜的次数越来越勤，有时候一个礼拜都见不着人影。燕子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修车铺里的第三口人。
八月初的一天中午，外头热得没活儿，燕子坐在小马扎上低着头，两只手不停地往头发里抓，抓得头皮一道道血印子。
李建斌走过去拨开她的头发一看，发根底下密密麻麻全是白花花的虮子，还有几只黑褐色的活虱子顺着发丝往里钻。
“怪不得天天抓脑袋，这得生了多少虱子！”李建斌喊老马过来看。
老马看了一眼，头皮一阵发麻，赶紧往后退了两步：“赶紧弄走！这玩意儿蹦到咱爷俩铺盖上，晚上还睡不睡了？去药店买包百部草，再买块硫磺皂，今天下午就给她剃了！”
李建斌去药店没买着百部草，买了一瓶除虱喷剂和一块两块钱的上海硫磺皂。回到铺子里，他把试轮胎用的大黑塑料盆拿洗衣粉刷了三遍，烧了一壶滚水兑成温水。
燕子趴在塑料盆沿上，李建斌把她的头发打湿，抹上厚厚一层硫磺皂沫子，拿手指肚一点点揉搓。肥皂水辣眼睛，燕子死死闭着眼，小手抓着自己的裤腿，一声不吭。洗完两遍，李建斌找出一把平时剪橡胶皮子的大铁剪刀，磨快了，咔嚓咔嚓几下，把燕子那头枯黄打结的头发剪成了齐耳短发。
剪完头发，老马戴上老花镜，搬个椅子坐在遮阳棚底下，拿一把密齿塑料篦子，沾着除虱药水，一缕一缕地给燕子往下刮死虮子。刮一下，在旁边的废报纸上抹一下，折腾了足足一个多钟头，才算把她那颗脑袋彻底清理干净。
洗干净、剪了短发、换上合身短袖的燕子，看着完全变了个模样。虽然还是瘦，但眉眼露出来了，一双大眼睛黑白分明，皮肤底下也透出了一点血色。
这丫头在苦水里泡大，比一般十几岁的孩子还会看人脸色。
她知道老马嘴凶心软，知道李建斌出力挣钱不容易，在铺子里从来不乱翻一样东西，也不张嘴要过一分钱零食。
每天早上六点李建斌起床开门，燕子准保已经醒了，自己把睡觉垫的硬纸板收起来立在墙角，拿把掉毛的扫帚把铺子里的水泥地扫得干干净净，再去外头水龙头接半盆水，把老马喝茶的搪瓷缸子和装酒的罐头瓶擦得锃亮。
白天修车忙的时候，她就搬个小木块坐在李建斌脚边。李建斌拆轮胎需要啥工具，根本不用回头找——手刚往后一伸，14号的梅花扳手、十字改锥、或者是刚剪好的一块冷补胶片，就已经稳稳当当地递到了他手心里。
来修车的熟客见了都觉得稀奇。收废品的河南老刘有一回看着燕子麻利地帮李建斌摇千斤顶，笑着跟老马打趣：“老马，你这是打哪儿捡了个这么机灵的小孙女？比你东莞那个光知道要钱的儿子强多了！”
老马当时正拿着电烙铁焊控制器，听见这话也没生气，嘴角往上翘了翘，嘴里还是硬邦喝的：“强个屁，吃起饭来一顿能造俩大馒头，纯粹是个赔钱货。”
转眼到了九月一号，学校开学的日子。
南门村里住了不少在附近做小买卖、跑外卖的夫妻，早上七点多，巷子里全是由大人骑着电动车送去上学的孩子，一个个背着花花绿绿的新书包，脖子上系着红领巾。
那天早上，燕子扫完地没回屋，一直站在遮阳棚的铁柱子后面，两只手背在身后，看着那些同龄的孩子从巷子里说说笑笑地过去。等巷子里走空了，她才默默走回工具箱边上，拿起一块砂纸帮李建斌磨补胎的铁锉。
中午吃饭的时候，老马看了燕子两眼，突然放下碗问李建斌：“大斌，这丫头今年足岁有七岁了吧？按理该上一年级了。”
李建斌咽下嘴里的烧饼：“孙彩霞连出生证明都没给她办过，就是个黑户，村外的民工子弟小学也得要户口本和暂住证才能报名，进不去的。”
老马吧嗒了两下嘴，没吭声。
到了下午三点多，收废品的老刘推着三轮车过来打气。老马叫住他，走到车斗跟前翻了翻里头收来的旧书本，挑出两本刚换下来、封皮掉了一半的人教版一年级语文和数学课本，又从老刘车上顺了两个还没写完的练习本。
“算你两块钱的，抵这次打气和紧链条的钱了啊。”老马把书拍在李建斌怀里，“你不是上过高中吗？晚上收了摊也没啥事，教这丫头认几个字，省得以后长大了连公母厕所都分不清，出去让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李建斌去村口小卖部花了三块钱，买了一盒十二支装的中华铅笔、两块塑料橡皮和一个铁皮转笔刀。
从那天晚上起，每天九点拉下卷帘门、吃完晚饭，修车铺的小方桌就成了课桌。
李建斌文化水平也就停留在十年前的初中到高一阶段，拼音早就忘得差不多了，他就用最笨的法子教：指着语文书上的看图识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完了在练习本背面写个大大的字样，让燕子照着描。
燕子以前连笔杆子都没摸过，手指头僵硬，攥着铅笔跟攥烧火棍一样，使出的力气大得吓人，写一笔就把纸划破一道口子，铅笔芯咔咔直断。
李建斌也不急，断了就拿转笔刀重新削好，握着她那只长满薄茧的小手，一笔一划地带着她走：“横要平，竖要直，手腕子放松点，别跟拔轮胎似的使死劲。”
老马就坐在旁边的竹椅上喝茶听收音机，时不时凑过来瞅一眼，嫌弃地指指点点：“大斌，你那字写得跟狗爬似的，别把孩子教歪了。你看那个‘马’字，底下那一横得长一点，不然马腿都站不稳！”
燕子学得慢，但记性死。教过一遍的字，她白天坐在工具箱边上，就拿根废铁丝在满是机油的水泥地上反复划拉。不出一个半月，一本一年级上册的生字表让她全给啃下来了，连加减法都能算到五十以内。
十月中旬，天凉了下来，早晚得穿厚外套了。
李建斌算了算日子，自己正式的身份证早该下来了，手里也攒下了一千六百块钱。他跟老马请了半天假，准备先去派出所领身份证，再去西郊公墓把母亲刘桂兰明年的寄存费给提前续上。
临出门前，老马从里屋摸出两张一百块钱递给他：“到了公墓，给你妈买束菊花，再买点点心果子摆摆。顺便把燕子也带去，这丫头打生下来还没坐过公交车呢，带她出去见见世面。”
李建斌先带着燕子去派出所领了新身份证，然后坐上108路公交车去了西郊公墓。
安息堂里头比五月份来的时候更冷清。李建斌爬上铁梯子，把三区四排十八号的木头匣子抱下来，放在下头的供桌上。他在公墓门口买了十块钱的黄菊花和一盒桃酥，拆开包装摆在匣子前头。
燕子还是头一回进这种地方，但她一点都不怵，规规矩矩地站在李建斌右手边，仰着小脸看匣子上的黑白照片。
李建斌把交完费的新收据折好，塞进木头匣子底下的缝隙里，退后半步，对着照片结结实实地鞠了三个躬。他直起腰的时候，发现旁边的燕子也学着他的样子，两只手贴着裤缝，脑袋垂得低低的，一声不吭地鞠了三个躬。
下山的路上，李建斌花三块钱在路边摊上给燕子买了个刚出炉的烤红薯。
燕子两只手捧着滚烫的红薯，一边倒手一边吹气，剥开焦黑的皮咬了一大口，突然抬头问李建斌：“大斌叔，刚才那个照片上的奶奶，是你妈吗？”
“嗯，是我妈。”
“那你爸呢？”
“我爸在我十五岁那年，在工地上开拖拉机翻沟里，没了。”李建斌踢开路面上的一颗小石子，平淡地说。
燕子哦了一声，低下头又咬了一口红薯，把最甜的红薯心递到李建斌嘴边：“大斌叔，你吃一口，甜得很。”
李建斌低头就着她的手咬了一小口，摸了摸她刺扎扎的短发：“你自己吃吧，叔不爱吃甜的。”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往深秋里走。修车铺的生意随着天冷淡了一点，但换新电瓶的人多了起来——铅酸电瓶一到冬天就存不住电，外卖小哥和上班族跑不远就得来换新的。老马盘算着，等干过双十一这波高峰，年底怎么着也能落下一万块钱。
可这世上的事，往往就是刚看着有点起色，迎头就是一闷棍。
十一月十九号，立冬刚过十来天。前一天夜里下了场雨夹雪，白天虽然放了晴，但北风刮得跟刀子割脸一样，背阴处的水洼子全结了冰。
孙彩霞已经有二十多天没在南门村露过面了。村里传言说她在外头放局的赌场里借了五万块钱的“印子钱”（高利贷），利滚利翻到了八万，被看场子的混混扣在宾馆里打了一顿，正在四处找路子填窟窿呢。
那天下午四点来钟，太阳快落山了，巷子里冷冷清清的。
李建斌正在屋里给一辆拉快递的三轮车焊车厢合页，电焊机嗡嗡作响，蓝白色的焊花噼里啪啦往外溅。老马穿着件厚棉袄，坐在屋里靠门的位置，守着个小太阳电暖器烤那条犯风湿的左腿。燕子坐在小方桌前，正拿着铅笔写李建斌给她留的二十道算术题。
突然，一辆挂着外地牌照的银灰色五菱宏光面包车，顺着窄巷子一路按着喇叭开了进来，直接停在了修车铺和卤肉店中间的空地上。
车门哗啦一声拉开，先跳下来一个穿黑色皮夹克、留着小平头的壮汉，紧接着，二十多天没见的孙彩霞从后座钻了出来。
孙彩霞今天穿了一件崭新的羽绒服，头发也重新拢过了，就是左脸颊上还有一块没消退干净的青紫印子。她下了车，一眼就看见了坐在修车铺里的燕子，踩着皮靴三步并作两步就跨进了铺门。
“燕子，别写了，快跟妈走！”孙彩霞脸上挤出一副难得一见的笑模样，从手里拎着的塑料袋里掏出一件大红色的儿童棉袄，伸手就要往燕子身上套，“妈给你找了个好人家，是你远房老表叔，人家在宿州老家开养鸡场的，家里盖了三层小洋楼，就是两口子一直没生出孩子，说接你过去当亲闺女养，还能送你上镇上的小学！”
燕子手里的铅笔啪嗒一声掉在桌子上。她没接那件红棉袄，猛地从凳子上滑下来，一头钻进正在焊车厢的李建斌身后，两只手死死抓住李建斌满是油污的工装裤腿。
李建斌关掉电焊机，掀开脸上的防护面罩，站起身把燕子挡在身后，抬头往门外的面包车看了一眼。
面包车副驾驶的车窗摇下来一半，里头坐着个五十来岁、满脸麻子的男人，脖子上挂着根粗金链子，正叼着烟往铺子里瞅；车门边那个穿皮夹克的壮汉双手插在兜里，脚尖在地上不耐烦地抖着，一看就是赌场里看场子收账的打手。
李建斌在监狱里跟各路犯人睡在一个号子里三年多，什么脏事烂事没听过？宿州那边早些年就有买外地小姑娘回去当童养媳、或者给傻儿子配亲的，也有些专门买没户口的孩子过去干杂活。孙彩霞这是让高利贷逼上绝路了，把亲闺女当货物卖给债主抵账来了！
老马也看出了不对劲，关掉小太阳电暖器，撑着膝盖站起来，挡在铺子门口：“孙彩霞，你少在这儿扯谎！什么远房表叔，你是不是欠了赌债，把燕子卖给放贷的了？”
孙彩霞脸上的假笑瞬间挂不住了，眼珠子一瞪，尖声骂道：“马瘸子你放屁！老娘是她亲妈，我想把她送哪儿养就送哪儿养，轮得到你一个外人管？燕子，赶紧给我出来，人家车还在外头等着上高速呢！”
说着，孙彩霞绕过老马就要往屋里冲，伸出涂着红指甲油的手去拽燕子的胳膊。
李建斌左手往上一格，像铁钳一样掐住了孙彩霞的手腕子，往外一推：“她不去。你要真带她走，把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叫来，查清楚外头那几个人的身份，签了正规领养手续再领人。”
孙彩霞被推得往后退了两步，撞在门框上，彻底撒起泼来，冲着门外大喊：“刀疤哥！你们快进来啊！这两个修车的强扣着我闺女不给，还要打人！”
外头那个穿皮夹克的壮汉把烟头往地上一吐，迈步就跨上了修车铺的水泥台子，指着李建斌的鼻子骂：“小子，别给脸不要脸啊！人家亲妈带亲闺女走，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算哪根葱？滚一边去！”
壮汉伸手就要来推李建斌的肩膀。李建斌眼神一冷，右手顺势抄起脚边那根两尺多长、足有小儿胳膊粗的实心扒胎大撬棍，“当”的一声重重顿在水泥地上，铁棍头砸得地砖火星子直冒。
“我刚从省二监出来半年，打断过人三根骨头。”李建斌盯着壮汉的眼睛，声音不高，但字字咬得死紧，“今天谁敢进这扇门半步，我就让谁躺着出去，大不了我回里头接着踩缝纫机。”
那壮汉也是在道上混的，一看李建斌那双毫无惧色、甚至带着股狠劲的眼睛，还有他手里那根分量吓人的大铁棍，脚步一下子停住了，没敢硬往上凑。
可就在李建斌盯住那个壮汉的时候，旁边的孙彩霞趁机从侧边钻了过去，一把揪住燕子的后衣领，像拎小鸡一样把她从屋里拽了出来，拖着就往面包车那边跑。
“大斌叔！马爷爷！我不走，救命啊！”燕子吓得拼命挣扎，两只脚在地上乱踢，回过头一口咬在了孙彩霞的手腕子上。
“小畜生，松口！”孙彩霞疼得惨叫一声，抬起巴掌狠狠抽在燕子脸上，把燕子打得鼻血一下子流了出来。
“你个畜生不如的东西！”
站在门口的老马急红了眼，也顾不上自己那条残废的左腿了，扔掉拐棍就扑了出去，从后头一把抱住孙彩霞的胳膊，想把燕子夺回来。
李建斌刚要提着撬棍冲出去，门外那个皮夹克壮汉猛地从背后抱住了李建斌的腰，嘴里喊着：“快把丫头弄上车！”
李建斌一肘子往后猛捣在壮汉的肋骨上，壮汉疼得闷哼一声松了手。可等李建斌冲出门槛的时候，已经晚了一步。
卤肉店门口的地面上，早上泼的洗肉水结了一层滑溜溜的油冰。孙彩霞被老马拽得脱不开身，急眼之下，回过身双手合拢，照着老马的胸口用尽全力猛推了一把：“给老娘滚开，死瘸子！”
老马左腿本来就吃不住劲，脚底下一踩上那层油冰，整个人瞬间失去了平衡，两条腿往前一滑，一百三十多斤的身子仰面朝天重重摔了下去。
“咚”的一声闷响，像是个大冬瓜砸在了石头上。
老马的后脑勺不偏不倚，正好磕在了卤肉店门口那级青石台阶的直角棱子上。
他连叫都没叫出来一声，整个人直挺挺地躺在冰面上，眼睛瞪得老大，嘴角一下子歪到了耳根子底下，紧接着鼻孔和耳朵眼儿里慢慢渗出暗红色的血，右手和右腿在地上无意识地蹬了两下，就不动了。
“老马！”李建斌魂儿都吓飞了，抡起手里的撬棍照着旁边的面包车前挡风玻璃就是一棍子，“哗啦”一声，整块玻璃全碎成了蜘蛛网。
车里那个满脸麻子的老男人一看躺在地上的老马出了血、没了动静，吓得脸色惨白，一把推开刚要把燕子塞进车里的孙彩霞，冲皮夹克壮汉吼道：“弄出人命了！人不要了，快开车走！”
皮夹克壮汉也慌了神，连滚带爬地钻进驾驶室，连车门都没关严，挂上倒挡猛踩油门，面包车在窄巷子里刮倒了两个垃圾桶，一溜烟倒出了南门村。
孙彩霞瘫坐在地上的冰水里，看着旁边后脑勺底下慢慢积起一滩血水的老马，浑身筛糠一样抖个不停。周围几个听见动静的街坊邻居和卤肉店胖子全跑了出来，指着孙彩霞喊：“杀人了！快报警抓她！”
孙彩霞吓得尖叫一声，连楼上的行李都没敢回去拿，爬起来踢掉脚上的高跟鞋，光着脚顺着巷子东头疯了一样跑没影了。
李建斌根本顾不上去追孙彩霞。他跪在冰凉的泥地上，不敢乱搬动老马的脑袋，脱下自己的外套垫在老马脖子底下，掏出那个旧红米手机，手抖了好几次才拨通了120。
燕子满脸是鼻血和眼泪，跪在老马另一边，两只小手抓着老马冰凉的右手，哭得连气都喘不上来。
救护车是二十分钟后进村的。因为巷子太窄，救护车开不进来，李建斌和卤肉店胖子抬着担架，一路小跑把老马抬上了车。
到了市三院急诊科，绿色通道直接推去做头部CT。
片子出来不到五分钟，神经外科的值班主任就把李建斌叫到了医生办公室，把片子插在灯箱上。
“你看这儿，右侧颞顶叶大面积脑挫裂伤伴硬膜下血肿，外力撞击加上他本身血管硬化，出血量已经超过六十毫升了，中线结构明显移位，脑疝已经形成了。”主任拿着笔杆点着片子上那一大团白影，语速极快，“必须马上推进手术室做去骨瓣减压和血肿清除术，晚半个钟头神仙也救不回来。去住院处交三万块钱押金，家属签字。”
李建斌喉咙发干：“大夫，我是他店里的伙计，不是直系亲属，我现在就给他儿子打电话！”
他从老马沾满血迹的棉袄兜里掏出那个老年机，翻出“晓东”的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那头传来马晓东睡意惺忪的声音：“喂，爸，这大下午的干啥啊？我昨晚跑车跑到后半夜才睡。”
“晓东哥，我是大斌，在马叔修车铺干活的。”李建斌声音发颤，尽量把话说清楚，“刚才有人来闹事，马叔摔在台阶上磕了后脑勺，现在在市三院急诊，大夫说脑出血量特别大，马上得做开颅手术！医院要交三万块钱押金，还要直系亲属签字，你快想想办法转钱过来，买最快的车票回来！”
电话那头一下子没声了，只有粗重的呼吸声。
过了足足有半分钟，马晓东才开口，睡意全没了，声音绷得紧紧的：“摔了？谁推他摔的？肇事的人抓着没有？让肇事的人出钱啊！”
“推他的是对门租房的孙彩霞，已经跑了，警察刚来做过笔录，那女人欠了一屁股高利贷，就算抓着了也没一分钱！”李建斌急得直跺脚，“哥，现在是救命要紧，大夫在旁边等着签字呢！”
马晓东在那边沉默了一会儿：“你把电话给大夫，我跟大夫说两句。”
李建斌赶紧把手机递给值班主任。主任接过电话，把病情和手术风险原原本本说了一遍，末了实话实说：“这手术是救命的，但因为脑干受压时间不短，就算手术成功保住命，后期大概率也会留下严重的左侧偏瘫和失语，生活很难自理，后期康复和护理费用不是个小数目，你们家属要有心理准备。”
主任把手机还给李建斌。
李建斌贴在耳朵上，听见马晓东在电话那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大斌兄弟，大夫的话你也听见了。我不瞒你，我上个月跑网约车刚出了事故，车还在修理厂押着，信用卡全套空了，老婆肚子里还怀着老二，家里连两千块钱都拿不出来。这三万块钱手术费我是真没辙，而且就算倾家荡产把命救回来，瘫在床上一辈子，谁伺候？我总不能把老婆孩子扔在广东，回老家陪他一块儿饿死吧？”
李建斌脑子里嗡的一声，握着手机的指节捏得发白：“马晓东！那是你亲爹！他这半年每个月把挣的血汗钱全转给你还车贷，自己连五块钱的卤肉都舍不得多买一两，你现在说你不救了？”
“我拿命救啊？我有钱能不救吗！”马晓东在电话里也拔高了嗓门，带着一股子破罐子破摔的狠劲，“他都五十八了，摊上这事就是他的命！我现在把微信里仅剩的一千二百块钱转到他手机上，你们跟医院商量商量，别做开颅了，就在急诊挂点止血消肿的药水保守治疗，能挺过去就挺，挺不过去……我明天借钱买张硬座票回去给他发丧！”
啪的一声，电话挂断了。李建斌再拨过去，直接提示正在通话中——他把老马的手机号拉黑了。
值班主任看着李建斌铁青的脸，叹了口气，低头看了看手表：“小伙子，这种事我们在急诊见得多了。现在他儿子不管，人已经瞳孔一边大一边小了，你拿个主意吧，做还是不做？不做的话，现在就推去抢救室维持，熬不过今天后半夜。”
李建斌转过头，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往走廊上看了一眼。
抢救室的平车上，老马躺在上面一动不动，胸口微弱地起伏着；平车底下，燕子还光着一只脚（跑出来的时候掉了一只凉鞋），小脸脏得像个泥猴，正死死抓着平车的铁栏杆，仰着脖子往医生办公室这边看。
李建斌想起五月份那个下午，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老马递过来的那半瓶浓茶，和那碗加了猪油的大白菜炖豆腐；想起老马骑着破电摩带他去派出所办身份证时，那个往左边歪斜的瘦小后背。
他回过头，看着主任：“大夫，做！字我来签！他儿子不管，我给他养老送终！钱我现在就回去凑，医院先救人行不行？”
主任深深地看了李建斌一眼，从抽屉里抽出一份《高危患者紧急手术审批表》和手术同意书推过来：“你先把你现在手头能拿出来的钱全交上，把你的身份证押在住院处，我找院总值班签字，先开绿色通道推手术室！”
李建斌在“患者家属签名”那一栏，一笔一划写下了“李建斌”，后面括号里写上“徒弟”，咬破大拇指按了个血手印。
老马的腰包里有一千四百块钱现金，微信里有马晓东刚转来的一千二，加上李建斌自己攒下的一千四，一共四千块钱，全交进了住院处，连同他那张刚领回来不到半个月的新身份证一块儿押在了窗口。
把老马推进四楼手术室后，李建斌拉着燕子一路小跑回了南门村。
晚上七点多，巷子里家家户户都在吃晚饭。李建斌先把修车铺的卷帘门拉到最顶上，把里屋老马床底下那个藏钱的铁皮盒子翻了出来——里头只有准备年底交房租的三千块钱。
还差两万三。
李建斌没耽搁，挨家挨户去敲门。他把村头另一家修电动车的王老板、收废品的河南老刘、还有对门卤肉店的胖子全叫到了铺子门口。
“各位叔，老马的事你们刚才都看见了，现在人在三院手术室里开颅呢，他那个畜生儿子把电话拉黑不管了，手术费还差两万多。”李建斌指着屋里码得整整齐齐的二十来组新电瓶，还有扒胎机、打气泵、电焊机、满墙的内胎和电机配件，“这些家当进价差不多两万块钱，王叔，刘叔，你们看看能给多少，全搬走，给我现钱就行，我得赶回去救命！”
修电动车的王老板平时跟老马是同行，偶尔还因为抢客拌两句嘴，但这会儿也没落井下石。他进屋清点了一下那二十二组天能和超威的新电瓶，又看了看那台八成新的扒胎机和空压机，转头对李建斌说：“大斌，你是个仁义孩子。这批新电瓶我按批发价九折收，给你一万一；那几台机器和满屋的零碎配件，我再给你算四千，一共一万五。以后老马要是好利索了还想干，这些机器原价给他退回来！”
收废品的河南老刘也走过来，把老马攒在床底下的七八十块废旧铅酸电瓶全拉了出来，连秤都没过，直接从怀里掏出一沓油腻腻的百元大钞，数出三千五百块塞进李建斌手里：“废电瓶我全包了，多退少补不计较，救人要紧！”
卤肉店胖子叹了口气，回屋从收银抽屉里拿出一千块钱递过来：“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不用还。老马那人就是嘴臭，这十几年街坊邻居的电动车谁没让他白紧过螺丝？都是让孙彩霞那个毒妇给害的。”
不到一个钟头，修车铺被搬得只剩下四面光秃秃的黑墙和一张木板床。李建斌怀里揣着凑出来的两万两千五百块钱现金，连夜跑回市三院，把手术押金全补齐了。
手术一直做到夜里一点半。
手术室大门打开的时候，老马头上包着厚厚的白色网状纱布，左侧头骨取下了一大块，插着气管插管和两根引流管，直接被推去了ICU（重症监护室）。
ICU不让家属陪床，一天只让下午三点进去探视十分钟。李建斌和燕子没钱去住旅馆，爷俩就天天晚上在ICU外头的家属等候区打地铺，拿医院发的病号服被子裹在身上。
在ICU住了四天，每天下午护士送出来的日清单都像催命符一样——第一天六千二，第二天四千八，第三天四千一。到了第五天早上，账上的钱又见了底，还倒欠了一千多。
老马总算在第四天下午拔掉了气管插管，脱离了呼吸机。第五天一早，神经外科主任查房，看李建斌熬得两眼全是红血丝，身边还带着个七岁的小姑娘天天啃冷馒头，就主动开了转科医嘱，把老马从ICU转到了普通病房的加床，把贵重的进口营养神经药全停了，只留最基本的甘露醇降颅压和预防感染的盐水。
转到普通病房那天下午，老马醒了。
他的右眼能睁开，左眼皮半耷拉着，左边半边脸的肌肉彻底垮了下来，口水顺着歪斜的嘴角不停地往外流。他左胳膊和左腿完全没了知觉，软绵绵地搭在床单上，只有右手还能微微抬起来一点，喉咙里发出“嗬、嗬”的粗重喘息声，想说话，但舌头根本不听使唤，只能吐出几个含糊不清的“啊、啊”音。
李建斌正端着温水盆，拿毛巾给他擦胸口和腋窝，一抬头见老马睁开了眼，手里的毛巾差点掉进盆里。
“老马！你醒了！”李建斌赶紧凑到床头，放低声音说，“别乱动，你脑袋刚动完刀子，左边的骨头取下来一块，千万别往左边侧身压着！”
老马浑浊的右眼珠子慢慢转动着，看了看李建斌，又看了看正踮着脚尖趴在床沿上、拿纸巾给他擦口水的燕子。接着，他的眼珠子越过李建斌的肩膀，死死地盯住了病房那扇半开的木门。
每当走廊外头有皮鞋走动的声音，或者有年轻男人推门进来，老马的右手手指头就会在床单上使劲抓一下，脖子费力地往上仰。
李建斌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他在等谁。
他没敢跟老马说实话——大夫千叮咛万嘱咐，脑出血术后最怕血压再次飙升，一激动血管再爆了，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
李建斌拿过床头柜上那个老年机，握在手里晃了晃，低着头对老马撒谎：“晓东哥昨天打过电话了。他说他们东莞那个大厂年底赶外贸订单，全厂封闭管理，请不下假来。手术费是他给打过来的，一共打了两万五呢，让你在医院安心养着，等腊月二十五厂里放了假，他直接开车回来接你。”
老马听着李建斌的话，眼珠子从病房门口收了回来，落在了李建斌的脸上。
他在江湖上混了大半辈子，什么人没见过？他看了看李建斌身上那件穿了一个礼拜、袖口还沾着电焊渣子的旧外套，看了看床头柜上摆着的半个冷烧饼和一袋五毛钱的榨菜，最后目光落在了自己空荡荡的裤腰上——那个平时装钱的黑皮腰包早就不见了。
老马没再发出“啊啊”的声音。他抬起那只还能动的右手，哆哆嗦嗦地伸过来，在李建斌的手背上轻轻拍了两下，然后慢慢闭上了眼睛。一颗浑浊的眼泪从他塌陷的左眼角挤了出来，顺着耳根子滑进了白色的枕头套里。
在医院普通病房住了十八天，老马头上的缝线拆了，肺部感染也控制住了，但左侧偏瘫彻底定了型，连坐都坐不稳，大小便也经常失禁。
到了十二月中旬，住院处已经催了三次欠费，账面上倒欠了医院四千三百块钱。
李建斌去找主任商量出院。医院医务科看他们确实拿不出钱，老马也过了急性危险期，就让李建斌写了一张四千三百块钱的个人欠条，按了手印，留了南门村的地址，把李建斌的身份证复印件存档，总算把原件还给了他，办了出院手续。
出院那天刮着五级西北风。李建斌借了收废品老刘的电动三轮车，在车斗里铺了两床厚棉絮，跟胖子两个人把老马从病房抬上车，上头再盖上一床军大衣，一路顶着寒风拉回了南门村。
回到修车铺，老马躺在车斗里，歪着脖子看了一眼空空如也的铺面——干了十五年的家什一件没剩，只有墙角堆着几条没人要的破轮胎，风从卷帘门底下的缝隙里灌进来，吹得地上的废报纸哗哗乱转。
老马喉咙里“嗬嗬”响着，右手抓着军大衣的领子，脸涨得通红。
李建斌把他从车上背下来，安顿在里屋的木板床上，给他盖好被子：“老马，你别急。机器都在王叔那儿存着呢，人只要活着，啥都能挣回来。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吃饭，把身子骨养硬朗了。”
当天晚上，房东老太太就找上门来了。
房东老太太住在三楼，看着躺在床上插着鼻饲管（老马刚出院那阵子吞咽困难，喝水容易呛进肺里，还留着胃管）的老马，脸上直犯难：“大斌啊，不是大娘心狠。老马租我这房子十几年了，平时为人不错，但这半死不活地躺在屋里，万一哪天夜里一口气没上来死在屋里，我这整栋楼的租客还不得全吓跑了？要不……你给他儿子打个电话，让他回豫东老家养着去？”
李建斌把房东老太太拉到外屋，把兜里剩下的最后三百块钱塞进老太太手里：“大娘，老马老家早就没房没地了，他儿子也不管他，这时候往外撵他就是让他去死。这三百块钱您先拿着顶这个月的水电费，下个季度的房租三千块钱，我年底前准保一分不少地给您交齐！我二十七岁大小伙子，有的是力气，他要是真有个好歹，我提前送医院，绝不脏了您的房子。”
老太太捏着那三百块钱，看了一眼屋里正踩在凳子上给老马掖被角的燕子，叹了口气：“造孽哦……行吧，那就先住着，年底房租可不能拖啊。”
送走房东，屋里彻底断了粮。米缸里就剩两碗散装大米，兜里只剩三十几块钱钢镚儿。
李建斌必须得出去挣快钱，而且白天还不能走远——老马瘫在床上不会自己翻身，医院护士交代过，必须每隔两个钟头给他翻一次身、拍一次背，不然三天就能在尾骨和后背上烂出见骨头的褥疮来。
第二天一早，李建斌去了村口那家黑煤气站。
城中村和周边几个九十年代的老家属院都没通天然气，家家户户做饭取暖全靠扛液化气罐。冬天正是用气高峰，煤气站那两个送气工忙得脚打后脑勺。李建斌跟老板商量，他不要底薪，专门负责南门村和隔壁两个步梯小区的送气活，按件计费：平房一罐给两块，上三楼以下给三块，四楼到六楼一罐给五块。
这种活全是靠骨头架子硬扛。一个装满气的钢瓶连皮带气重六十多斤，遇到一次要两罐的小饭馆或者大户人家，李建斌就一手拎一罐，或者肩膀上扛一罐、手里提一罐，顺着黑漆漆、窄得只能容一个人侧身过的老式水泥楼梯一步一步往上爬。
每送完两三趟，他就得跑回修车铺一趟，进屋帮老马翻个身，把屁股底下尿湿的旧布片换下来，再去扛下一单。一天下来，光六层高的楼梯他就得爬上二三十个来回，两条小腿肚子肿得发硬，膝盖骨里头咔咔直响，一天能挣个百十来块钱。
但这点钱只够三口人吃饭和给老马买降压药、注射器、尿垫，离还医院的四千三百块欠款和三千块房租还差得远。
到了夜里十点，老马喝过药睡熟了，李建斌就把煤炉子封好，留个通风口，嘱咐燕子把门从里头插上，他自己则揣上两个冷馒头，骑着老马那辆破自行车，顶着零下七八度的寒风，赶往五里地外的南郊蔬菜水果批发大市场。
后半夜十二点到早上五点，是外地大挂车进场卸货的集中时间。李建斌跟在那些装卸队后头干“搬家子”——把一袋袋一百斤重的土豆、洋葱、大白菜，或者一箱箱五十斤的苹果从高高的大挂车上扛下来，码进批发商的档口里。
卸一挂三十吨的半挂车，四个人分，一个人能分到一百五十块钱现金，天亮前得卸完两车。
三九寒天，滴水成冰，批发市场的大棚底下冷得人鼻子耳朵生疼。可干起活来不到二十分钟，李建斌就得把外头的棉袄脱了，只穿一件单秋衣，一袋袋百十斤的土豆压在肩膀上，汗水顺着脊梁沟往下淌，把秋衣湿透，一阵冷风吹过来，头顶上腾腾地直冒白气。肩膀上的皮磨破了，血水和汗水把秋衣和肉粘在一块儿，早上回去脱衣服的时候，一撕就是一道血口子。
李建斌在外头拼命的时候，家里全靠七岁的燕子撑着。
那场变故之后，燕子像是把这辈子的话都省下来了，整天一声不吭，但手脚比大人还利索。
老马到了十二月底，拔掉了鼻饲管，能自己吃点流食了，但左边身子还是跟木头一样，吞咽也慢。李建斌早上出门前，会熬好一大锅烂糊的小米粥，或者把青菜和豆腐剁得粉碎煮成糊糊温在锅里。
到了中午十二点，燕子就搬个小木凳踩在上面，把热好的菜糊糊端到老马床头。她力气小，抱不动老马，就先钻到老马后背底下，用自己的小肩膀一点一点顶着老马的右肩，帮他把枕头垫高，然后再端起碗，拿小铁勺舀起半勺糊糊，放在嘴边吹得温热了，才小心翼翼地送进老马那张歪斜的嘴里。
老马左半边嘴唇合不拢，吃一口漏半口。燕子左手拿着块干净的旧毛巾垫在他下巴底下，右手一勺一勺地喂，一碗饭往往要喂上四十多分钟，直到老马全咽下去了，她才端起碗，把碗底剩下的锅巴泡点热水自己吃掉。
医院卖的成人纸尿裤太贵，一包十片就要二十多块钱。李建斌去劳保店买了一块大塑料布铺在老马身底下，又去旧货市场花十块钱买了一大捆淘汰下来的医院旧床单，回来裁成二尺见方的布片子，叠成厚厚一摞垫在塑料布上。
白天李建斌出去送煤气不在家，只要老马尿了或者拉了，燕子就闻着味儿掀开被子。她推不动老马，就等老马自己用那只完好的右手死死抓住床头铁栏杆、费力地把半边屁股撅起来一点的时候，飞快地把脏布片子抽出来，再拿温水毛巾一点点把老马屁股和腿根擦干净，换上干爽的布片，把脏的扔进门外的水桶里泡着。
有一回下午三点多，外头飘着雪花，李建斌刚给一家餐馆扛完四罐煤气，顺道跑回来看看。
他推开虚掩的卷帘门，还没进里屋，就听见里头传来老马粗重的喘息声。掀开三合板门帘一看，屋里没开那个费电的小太阳，冷得人哈气成霜。燕子正跪在木板床尾，身上穿着那件拖到脚后跟的二手军大衣，两只手因为常年沾凉水，手背冻得像两个发紫的胡萝卜，裂了好几道血口子。她正抓着老马那条毫无知觉、已经有点肌肉萎缩的左腿，从脚脖子到大腿根，一下一下使劲地捏着，脑门上沁出一层细汗。
老马靠在被垛上，歪着嘴，右手哆哆嗦嗦地伸在半空中，想把燕子推开，喉咙里急得直叫：“不……不用……冷……”
燕子头也不抬，拿手背在鼻子上抹了一把清鼻涕，声音脆生生的：“马爷爷你别动，医院那个护士姨说了，瘫了的腿天天得捏三百下，不捏肉就死掉了，等开春你就站不起来了。我刚数到一百八十下，捏够三百下我就去烧水。”
李建斌站在门帘子后头，看着床上一老一小两个身影，肩膀上刚被煤气罐压出来的血印子也不觉得疼了。他走过去，一把将燕子从床上抱下来，拉开自己热乎乎的棉袄怀，把她那两只冰凉粗糙的小手塞进自己腋窝底下捂着。
“手都冻烂了，晚上叔回来按就行，听话。”李建斌低头看着她。
燕子缩着脖子笑了一下，靠在李建斌怀里没动。
到了腊月二十六，年根底下了。
蔬菜批发市场的货运量大减，李建斌算了算这一个多月白加黑攒下来的钱，除去平时买米买面买药，手里整整齐齐攒下了七千八百块钱。
他先拿出三千块钱，上三楼交给了房东老太太，把开春头一个季度的房租结清了；下午又顶着风雪去了趟市三院，在住院结算处把那四千三百块钱的欠款一分不少地拍在了窗口上，拿回了那张写着自己名字的欠条，当着收费员的面撕成了碎片，塞进了垃圾桶里。
手里还剩下五百块钱。
腊月二十八那天，李建斌去了一趟前头王老板的修车铺。
王老板正在店里盘账准备回老家过年，见李建斌进来，二话不说，指了指角落里那台当初收过来的旧空气压缩机和一箱子扳手、撬棍：“大斌，我知道你肯定得来赎家伙什。那台扒胎机我卖给别人了，这台打气泵和这一箱子工具我一直给你留着呢。当初算你五百块钱收的，你现在困难，先拉回去使，钱等过了年开春挣了再给！”
李建斌没白拿，从兜里掏出三百块钱放在王老板柜台上：“王叔，一码归一码，这三百我先给您，剩下的二百开春补上，我还得从您这儿赊两盒冷补胶片和十条电动车内胎。”
王老板也没跟他客气，收了钱，又额外送了他两瓶补胎胶水和一把新锉刀。
李建斌借了辆手推车，把打气泵和工具箱拉回自己的铺子。他打了一盆热水，把黑乎乎的卷帘门擦了一遍，把打气泵重新接上电源，试了试开关，“突突突”的充气声一下子在空旷了两个月的小屋里响了起来。
里屋床上的老马听见外头这声熟悉的“突突”响，浑身猛地一震，右手撑着床板，硬是自己把上半身坐直了一半，冲着门帘外头大声“啊啊”地叫了两声。
燕子跑进里屋，扶着老马的胳膊乐：“马爷爷，大斌叔把打气筒拉回来了！咱又能修车挣钱了！”
老马歪着嘴，看着门外摆开的扳手和撬棍，笑得口水都流到了下巴上。经过这两个月燕子和李建斌没日没夜的揉捏和擦洗，他身上连一块红斑都没长，右手已经能稳稳地端起搪瓷缸子喝水了，左腿也能在床上稍微屈伸一下，嘴里虽然还说不出利索的长句子，但简单的“吃”、“水”、“好”已经能听得懂了。
除夕那天，南门村下起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
村里租房子的外地人走空了十之八九，平时吵吵嚷嚷的窄巷子安静得能听见雪花落在遮阳棚上的沙沙声，只有没回老家的几户人家窗户里飘出炸丸子和炖肉的香味。
李建斌还剩二百块钱。他去菜市场割了两斤五花肉，买了两棵大白菜、五块钱的水饺皮，又给燕子买了一盒五毛钱的小擦炮，给老马打了一塑料瓶散装的五粮醇（大夫说脑出血不能喝酒，李建斌只打算拿筷子头沾一点给他尝个年味儿）。
下午四点，卷帘门拉下来，只留了一条两寸宽的缝隙透气。
屋里头的小太阳电暖器难得地打开了，红彤彤的灯管把十几平米的小屋烤得暖洋洋的。李建斌把小方桌搬到老马的木板床跟前，他在案板上剁猪肉白菜馅，燕子就坐在旁边，拿手指头沾着水，一个一个地捏饺子边。她捏出来的饺子奇形怪状，有的像老鼠，有的露着馅，但排在盖帘上白花花的，看着就喜庆。
天擦黑的时候，外头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成了一片。
电磁炉上的水滚开了，李建斌把饺子下进锅里，拿勺子背顺着锅沿轻轻推着。热腾腾的白气直往上冒，混合着猪肉和大葱的香味，把屋里那股子陈年橡胶味全给盖了过去。
头一锅饺子捞出来，李建斌盛了半碗，拿筷子夹成两半，吹凉了端给老马。老马现在不用人喂了，自己右手抓着铁勺，虽然手还有点抖，但能一勺一勺往嘴里送。李建斌又拿起筷子头，在酒瓶子里沾了一滴酒，点在老马的嘴唇上。老马吧嗒了两下嘴，冲李建斌竖了竖右手的大拇指。
燕子端着她那个专属的小碗，吃得鼻尖上全是汗，吃完六个饺子，就揣着那盒小擦炮跑到门口，透过卷帘门底下的缝隙，在门板后头擦着一个往门外雪地里一扔，“啪”的一声脆响，她就缩回脖子咯咯直笑。
就在李建斌准备下第二锅饺子的时候，放在床头柜最里头、已经快两个月没响过的那个旧老年机，屏幕突然亮了起来，唱起了响亮的彩铃声。
屋里的说笑声一下子停了。燕子攥着擦炮从门口走了回来，李建斌也放下了手里的漏勺。
李建斌走过去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既不是“晓东”，也不是陌生号码，而是广东东莞的一个固话座机（或许是马晓东换了号，也或许是用别人手机打来的）。
李建斌拿着手机走到床边，递到老马眼皮底下：“老马，广东那边的电话，接不接？”
窗外不知道哪家放起了礼花弹，“嗖——啪”一声在半空中炸开，红绿相间的亮光顺着门缝漏进来，照在老马那张半边歪斜、布满老年斑的脸上。
老马低头看着那个亮着的屏幕，浑浊的右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盯了足足有十来秒钟。他的呼吸很稳，胸口没有像以前那样剧烈起伏，那只抓着铁勺的右手也没有发抖。
他把铁勺放回碗里，抬起右手，用粗糙的大拇指指肚，找准了键盘上那个红色的挂断键，不轻不重地按了下去。
铃声戛然而止。
老马甚至没让李建斌关机，只是指了指床头柜底下的抽屉，含糊但清楚地吐出两个字：“收……起来。”
李建斌把老年机扔进了抽屉最里头，哗啦一声推上了抽屉。
老马重新拿起碗里的铁勺，舀起半个猪肉白菜饺子塞进嘴里，一边慢吞吞地嚼着，一边拿勺子把敲了敲李建斌的碗沿，歪着嘴角说：“大斌……吃……凉了。”
“哎，吃！”
李建斌重新坐回小木凳上，往电磁炉的滚水里下进了第二盘饺子。燕子也凑到桌子边，把自己碗里挑出来的一块纯瘦肉馅夹进老马碗里。
外头的风雪还在刮，顺着城中村坑洼不平的窄巷子呼啸而过，把屋顶和破遮阳棚全染成了白色。而在那扇拉下的旧卷帘门里头，四十瓦的节能灯亮堂堂的，锅里的饺子在沸水里翻着跟头，墙角的打气泵安安静静地立在阴影里，等着年初五一过，迎接着新一年头一拨来补胎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