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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1-14 21:30:51

相亲坐错桌,我雇了个假夫君

得月楼六号的桌上摆着两副碗筷。

我进去,把庚帖推到对面。

男人穿灰长衫,袖口磨了边,翻开帖子看了一眼。

「苏三小姐?」

「你五十三?」

他手停在半页上。门帘外有人咳了一声,是大伯。

「我姓沈。」他把帖子推回来,「五号在隔壁。」

隔壁五号的门半开着,里头坐着陆家老爷,还有一副碗筷,摆在我这一边。

1

得月楼在衙门口往东,二层,楼梯窄,木板被鞋底磨得发亮。

楼下门口蹲着陈阿婆,脚边一只竹篮,篮里是半篮茧,白的,有几颗发黄。

她见了我就站起来,膝盖响了一下。

「三小姐,今年的茧,你们还收不收。」

「收。」

「去年的斤两,」她说,「我回去自己称过,少了。」

「少多少。」

「一篮少四斤。」

「我记着。」我说,「阿婆,你先回去,把篮子搁阴凉地方,别焐着。」

她提起篮子,走了两步又回头。

「他们说你今天来看人家。」

「看。」

「看好不看好的,」她说,「茧子不等人。」

我上楼时,跑堂端着一盘蟹粉狮子头往三号去,油从盘沿滴下来,落在他鞋面上,他没管。

六号的门帘是蓝布,掀起来有股樟脑味。

桌上两副碗筷,一副在我这边,一副在对面。中间一碟瓜子,一碟酱姜。

我把庚帖推到对面那副碗筷前。

帖子是红的,边上有我的八字,墨是新的。

父亲死后第三年,三房剩我、一个吴妈、一间半旧的茧行。大伯说,女子守不住业,得寻个人。

寻的这家姓陆,陆敬斋,五十三,开丝厂,也放款。

三婶今早给我梳头,梳子在发根上扯了一下,她说:「见了人,少说话。人家问你识字不识字,你说识一点。」

我说:「识一点是多少。」

她说:「你别顶。」

门帘一响,进来一个男人。

灰长衫,洗得发白,袖口磨了边。手里拎一只藤箱,箱角包着铁皮,掉了半块。

他在对面坐下,把藤箱搁在脚边,先看桌上那碟瓜子。

「苏三小姐?」

「你五十三?」

他抬眼。手停在庚帖半页上,指甲缝里有黑灰。

「这帖子,」他说,「上头写着癸丑年生。」

「我二十三。」

「我二十八。」

门外有人咳了一声。

我听得出是大伯。他咳完不进来,就站在帘子外头。

男人把庚帖翻过来,背面是三婶的字:苏氏念之,癸丑年生,父敬川,三房。

「不是我。」他把帖子推回来,「我坐五号。」

我把帖子拿回来,看了看门框上钉的铜牌。

六十三号。不是六号。

「跑堂的说六号,」三婶的声音从帘子外头挤进来,「六号,六十三号,我听岔了。」

帘子掀开。大伯进来,青绸马褂,手里两只核桃,转得不快。

他先看那个姓沈的,再看我,最后看桌上那副没动过的碗筷。

「陆老爷在五号等。」

「那就让他在那边等。」

大伯把核桃收进手心。

「念之。」

「大伯,」我说,「八百块,是给我的,还是给公中的。」

三婶在后头抽了一口气。

「聘礼八百,陆家出了。」我说,「公中去年欠陆家三千,今年还不上。这八百进了公中,我进陆家门。是这么个章程吧。」

大伯没答。他把核桃又转起来,一颗撞一颗。

「你父亲在的时候,」他说,「三房一年出多少茧。」

「四百二十担。」

「一担多少斤。」

「一百斤。」

「一斤多少。」

「春茧一角三。一季五千四百六十块。烘成干茧一百六十八担,缫丝二十一担八十四斤,锦记收,一担九百,一季一万九千六百五十六。」

我说完,把庚帖对折。

「这些数,大伯比我熟。」

五号的门开了。陆敬斋站在门口,湖绸长衫,手上绕着一串沉香珠。

他身后跟着个管事的,腋下夹一只蓝布包。

「苏三小姐。」陆敬斋拱了拱手,「我五十三,不瞒你。」

管事的把蓝布包打开,里头一张红纸。

「聘单。」管事的把纸摊在桌上,「现洋四百,余四百折陆家丝厂股票二十股,年终分红。」

「股票我不要。」

「折股是为你。」大伯说,「现洋拿在手里,两年就花完了。」

「股票跌了算谁的。」

管事的笑了一下:「苏小姐懂股票。」

「我不懂股票。」我说,「我只懂茧价。去年秋茧一角一,今年春茧一角三,涨了两成,陆家丝厂的股票涨了几成。」

管事的把纸收了一半,没再往下摊。

「这亲我不结。」我说。

沉香珠停了。

「我父亲死的时候,欠了公中一笔药钱,四十七块。」我说,「三婶记着。我拿茧行的份子还,一个月还四块,还到明年秋天。这亲,谁应下的谁去结。」

大伯往前走了一步,核桃在手里响了一下。

「族里的规矩,女子的婚事,长辈做主。」

「规矩里还有一条,」我说,「三房绝了男丁,房产归公中,女不入祠。这条大伯记得比我熟。既然女不入祠,我的事就不归祠里做主。」

三婶在后头小声说:「念之,你少说两句。」

楼梯口有人上来,脚步很重。

跑堂的端着一壶茶,不知往哪桌送,站在中间看。

光从门帘那边照进来。

姓沈的还坐着,藤箱在脚边,手放在膝盖上。

「你一个月多少钱。」我问他。

「什么。」

「工钱。」我说,「我雇你。」

三婶在后头拍了一下大腿。

她跟到楼梯口,压着嗓子:「你哪来的三十块。」

「茧行里还有两担干茧。」

「那是明年的种茧。」

「种茧也能卖。」

「你父亲要是活着,」她说,「看见你这样,得气死。」

「我父亲要是活着,」我说,「这八百块进不了公中。」

她张了张嘴,没接上。

「雇我做什么。」

「站着。」我说,「别让人把我抬走。」

他看了我一会,抬手把藤箱往桌子底下踢了踢。

「三十。」他说。

「二十五。」

「三十。管饭。」

「二十六,管饭,不管住。」

「三十,管饭,我住茧行。」他说,「你那边夜里没人。」

大伯的核桃掉了一颗,滚到门边,撞在门槛上,停住了。

没人去捡。

2

大伯先下的楼,核桃在手里转,一颗也没再掉。

三婶跟在后面,走了两级台阶又回头看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陆敬斋走得慢,到楼梯口停住。

「苏三小姐,」他说,「我那个丝厂,一年用干茧六百担。」

「陆老爷,」我说,「我一年出得了一百六十八担。」

「一百六十八担,」他点了一下头,「我记着。」

他下楼了。沉香珠的声音一级一级往下,到门口就听不见了。

楼下是茶食铺,卖薄荷糕、寸金糖、五香豆。

铺子里两张桌。靠里那张坐一个老头,面前一碗阳春面,他挑面,挑起来抖三下,再往嘴里送,汤溅在桌面上,他用袖子抹了。

跑堂的端一碟花生从后头出来,走到半路碟子歪了,花生掉两颗在地上。

他弯腰捡,吹了吹,放回碟里。

老头看了一眼,没说话,把碗往自己那边挪了挪。

我在靠门的一张条凳上坐下,腿有点软。

跑堂的过来问要什么,我说一壶茶。

姓沈的把藤箱放在条凳另一头,坐下。

「你刚才说三十。」

「现在说二十六。」

「三十。」他说,「你雇的是一个人,不是一杆秤。」

「二十六,管饭,管住。」

「三十,管饭,我住门房。」

「二十七。」

「三十。」

「你凭什么三十。」

「凭我会看秤。」他说。

他的鞋上全是泥。

他坐在条凳上,两条腿并着,藤箱夹在脚中间。

鞋是布鞋,鞋面上有一道白印,像走过水路,干了。

他把手放在膝盖上,十根指头长短不齐,右手食指的关节比别的都粗。

条凳有一条腿短,他坐上去,凳子晃了一下。他往边上挪了半寸,凳子不晃了。

跑堂的端来茶,壶嘴磕在碗沿上,缺了一小块瓷。

「两位吃点什么。」他问。

「两碗茶。」

「点心要不要。薄荷糕今早做的,寸金糖是昨天的。」

「薄荷糕。」

「薄荷糕剩八块,」他说,「卖了一上午,剩的都是碎的。」

「碎的也要。」

他应了一声,转身走两步,又回头。

「碎的按半价。」

「纸。」我说。

他从藤箱里摸出一张纸,是包点心的,油透了两处。

「翻过来。」我说,「写字。」

他把纸翻过来,从怀里摸出一支铅笔,铅笔头咬过,木茬露在外头。

「一,」我说,「人前我叫你什么,你应什么。」

他写。

「二,三房的事,你不问。」

他写。

「三,不动手。动了手,工钱扣光。」

「有人抬你,也不动手。」

「你挡,」我说,「不还手。」

他停了一下,写。

「四,住茧行门房,夜里门闩你自己上。」

「上几道。」

「两道。」

「五,」我说,「不许吹牛。」

铅笔停在纸上。

「什么叫吹牛。」

「你说的话,我信不了,就是吹牛。」

他看了我一会,低头写。

「六,工钱月底结。做不满一个月,按天算,一天一块。」

「一天一块,」他说,「一个月三十,你写二十六。」

「做满给三十,做不满一天一块。」

他写完,把纸转过来给我看。

字小,横平,一笔一笔像刻的。

底下签了名:沈临风。

三个字在砣底,扁扁的。

不是看他的字好不好,是这三个字我像在哪见过。印出来的那种,扁扁的,排在纸上。

「怎么了。」

「没什么。」我把纸折起来,折成四折,塞进袖子里。

「你不问我从哪来。」

「不问。」

「你不怕我是骗子。」

「骗子不要三十块。」我说,「骗子要八百。」

他把铅笔别回衣襟上,笑了一下,笑得很短。

「你这支笔,」我说,「哪里买的。」

「德国带的。」

「多少钱。」

「两马克。」

「两马克是多少。」

「一块二。」

「一块二能买四十个烧饼。」我说,「你拿四十个烧饼换一支铅笔。」

「铅笔能写字。」他说,「烧饼吃完就没了。」

「苏三小姐,」他说,「你父亲那杆秤,还在不在。」

茶壶里的水开了,壶盖在响。

「在。」

「明天我看看。」

「你看秤做什么。」

「看秤,」他说,「比看人准。」

我把茶钱放在桌上,四个铜板,压在那块缺了口的壶嘴底下。

出门时天还亮着,街上有人在收晾了一天的笋干,竹匾一张一张往店里搬。

三婶在街对面站着,手里拎着那包没送出去的酱姜。

她站的地方是布店门口。布店的伙计在门板上钉铁皮,钉一下,锤子偏一下。

三婶挪了半步,让开飞起来的木屑,又挪回来。

她没过来。

街当中隔着一辆粪车。

街当中过了一辆粪车,赶车的把铃铛摇得急,摇到巷口才慢下来。

布店的伙计把最后一颗钉敲进去,铁皮响了一声,不响了。

她没过来。

回到茧行,吴妈在灶间烧水,见我进来,把火钳放下。

「小姐,吃饭没有。」

「吃了。」

「吃的什么。」

「一碗茶。」

她把火钳靠在灶边,从锅里舀了半碗热水,兑了点凉的,端给我。

「茶不算饭。」她说,「我给你下碗面。」

「不用。」

「面已经下锅了。」她说,「你不吃,我吃。」

她真下了一碗,端上来,碗里卧了一个蛋。

面条下得软,一夹就断。

她站在旁边看我吃,看了一会,去把灶门关小。

我把蛋吃了,面剩了小半碗。

碗沿有个缺口,我转到另一边喝汤。

「小姐,祠堂那边来人了。」

「说什么。」

「说十五那天,叫你过去一趟。」

「十五是什么日子。」

「祠堂挂艾草,」吴妈说,「去年挂的还在门上,干成一把柴了。」

「今年谁挂。」

「公中挂。三房的不给挂。」

她把水壶提起来,壶底在灶台上磕了一下,磕掉一块搪瓷。

搪瓷片掉在地上,她用脚扫到墙角。

「端午。」

我把袖子里的纸摸出来,压在枕头底下。

纸上有油,隔着枕头布,手上留了一点。

3

第二天他来得早,我还在灶间漱口。

吴妈把他拦在门口,问他找谁。他说找苏三小姐,做工的。

吴妈回头看我,我把嘴里的水吐在沟里,点了下头。

茧行三间,前头一间收茧,一条长柜,柜上搁着算盘、剪子、一沓包茧的桑皮纸。

柜面上有一层浮灰,是桑皮纸上掉下来的。

我把灰抹到地上,抹布推过去,推出一道印。

墙角有一只簸箕,簸箕里堆着去年的茧壳,壳上落了蛾子,翅膀透明,一碰就碎。

我把簸箕端到门口倒了,倒的时候风把碎壳吹回来一片,粘在门框上。

抠下来,扔回簸箕里。

中间一间堆干货,靠墙两口缸。

后头一间是烘茧的灶,去年秋天停的,灶膛里还有半截没烧完的柴,黑着。

秤挂在收茧那间的梁上,钩子朝下,秤杆上包着一层旧布。

我搬了条凳,站上去把秤取下来。

秤杆是乌木的,两头包铜。秤星是一颗一颗嵌进去的铜点,摸上去有高有低。

秤砣在布兜里,铜的,拳头大,提手磨得发亮。

砣翻过来,底下刻着字。

底下刻着三个字,扁扁的:敬堂校。

「这秤谁校的。」他站在门口。

「大伯。十年前。」

「十年。」

「这秤用了十年。」

他没说话,把藤箱放在柜上,走过来接了秤。

他先看秤杆,从这头看到那头,看得慢。

再把砣搁在掌上掂,掂了两回。

「拿一包干茧来。」他说。

干货间里有一包去年的秋茧,桑皮纸包着,上头用墨写了「一百斤」。

我抱出来,挂在秤钩上。

秤杆往上翘,翘到顶,砣推到最外头才平。

「九十二。」

「秤钩挂反了。」

我把钩子取下来,翻个面,重挂。

秤杆压下去。

压到底,起不来。

「砣轻了。」他说。

「一百斤的东西,压不住,是砣轻。」

「差多少。」

「差八斤上下。」他说,「一百斤差八斤,一担差八斤,四百二十担,差三千三百六十斤。」

手按在秤杆上,木头是凉的。

三千三百六十斤,一斤一角三,四百三十六块八角。

一季。

三年九季,三千九百三十一块。

「你别算了。」他说。

「我没算。」

「你嘴在动。」

我把秤挂回梁上,布包好。

他在茧行里转了一圈,转到后头的灶间,蹲下去看灶膛。

「这灶能烧。」

「去年停的。」

「停了多久。」

「九个月。」

「为什么不烧。」

「柴贵。」我说,「公中说,三房自己烘,费柴。」

他从灶膛里抽出一根没烧完的柴,看了看,放回去。

灶门口堆着柴,柴是桑枝,去年修的桑园砍下来的,捆成四捆,捆绳是稻草。

最上头那捆发了霉,绿毛一层。

他把那捆拖出来,抽出一根,折了一下,折不断,又用膝盖顶了一下,才断。

断口是白的,中间有一圈湿。

「这柴烧不着。」他说。

「晒两天。」

「晒两天也不着。桑枝要陈一年。」

「那今年冬天怎么办。」

「冬天不烧灶,」他说,「烧火盆。火盆省柴。」

「火盆烤茧。」

「火盆不烤茧,」他把那根断柴丢进灶膛,「火盆烤人。」

「晒两天。」

「晒两天也不着。桑枝要陈一年。」他把那根断柴搁在灶台上,「你这四捆,今年冬天烧火盆可以,烧灶不行。」

「不烧灶,茧就得当天送到公中的大灶去。」他说,「送过去,称是他们的秤,价是他们的价。」

这话我没接。

这话我自己过过一百遍,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听着不顺。

陈阿婆是晌午来的,提着那只竹篮,篮上盖一块蓝布。

她把篮子放在柜上,掀开布。

「三小姐,你看看,今年的茧子厚。」

我抓了一把,摊在手心。

茧壳上有细毛,扎手。

我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毛还在。

「阿婆,这茧你自己缫不缫。」

「不缫了,眼睛花。」她说,「去年缫了半斤,丝断了七回头。」

茧层厚,缩皱细,是好茧。有几颗发黄,是上山的迟了。

「阿婆,你这篮多少。」

「出门称的,二十三斤。」

「我这秤称称。」

篮子挂上钩,秤杆晃了。

秤杆平在二十一斤上。

「二十一。」

「不对。」阿婆说,「我家里那杆秤,二十三。」

「你这篮子,」我说,「路上有没有沾水。」

「没有。」

「篮子本身多重。」

「二斤。」

「你家里称的是连篮子二十三。」

阿婆不说话了。

我把篮子取下来,把茧倒进柜上的大匾里。

「阿婆,」我说,「我今天不算你的。」

「怎么不算。」

「秤不准。」我说,「等我把秤弄明白了,再算。」

她走的时候,把蓝布叠好,塞回篮子里。

「三小姐,」她说,「去年你父亲还在,我这一篮,他称二十三斤半。」

门关上,屋里暗了一层。

对门是染坊,晾布的高架子从院里伸出来,蓝布一匹一匹挂着,风一来就鼓。

布挡住了半扇窗,屋里的光就变成蓝的。

染坊的伙计在院里搅缸,木棍拄下去,提起来,水顺着棍子往下淌。

他搅了十几下,停下来擦汗,把毛巾搭在缸沿上,毛巾掉进去半截,他捞起来拧了拧,接着搅。

我上阁楼,从床底下拖出父亲的藤箱。

箱子里是手记,蓝布封面,一共四本。

第一本记的是收茧的户头。

一页一户,姓名、斤两、价钱、日期。

第二本记的是烘茧,鲜茧多少,干茧多少,折了几成。

第三本记的是丝,车台几部,一日出多少,条份几等。

第四本薄。

只写了半本。

最后一页没有字。

最后一页没有字,夹着一张纸。

当票。

「白素银镯一副,重二两七钱,当洋三十元整,月息一分二,期三年。」

底下是当铺的红印,日期是父亲死的那个月。

赎期,去年的腊月就到了。

4

大伯是吃过晚饭来的,带了老韩。

老韩在苏记做了二十六年,收茧、看灶、押船,都干过。他进门先看梁上的秤,再看我。

大伯不坐,站在柜台前,把一本册子摊在柜上。

册子从袖子里抽出来的时候,带出一张纸片,飘在地上。

老韩弯腰捡起来,看了一眼,递回去。

大伯接过,塞进袖子,没看。

册子的封皮上有一道折痕,折得很深,纸都要断了,用一条窄布条粘过。

粘布条的人手不干净,布条边上留了一个黑指印。

「族产登记册,光绪三十二年造的。」

册子纸发黄,边角卷起来,上头的字是馆阁体,一笔不苟。

「三房这间茧行,地基一亩二分,原系公中拨给,」他念,「三房有使用权,无出售权。」

「地基是公中拨的,」我说,「房子是我父亲起的。光绪三十四年,砖、木、瓦、人工,记在他手记第二本上,一共一千一百二十块。」

「手记是你父亲的私记。」

「族产册是公中的公记。」我说,「公记里写地基,没写房子。」

大伯把册子合上。

「念之,你读过书,会说话。族里不是跟你辩这个。」

「那辩什么。」

「三条。」他伸出三根手指,又收回去,只留一根,「月例,从这个月起,十二块改八块。三房吃公中的饭,不能白吃。」

「三房一年往公中交多少。」

「交多少是公中的规矩。」

「那规矩谁定的。」

「族老会定的。」

「族老会七个人,」我说,「去年分公中的米,七个人家分了四成。」

大伯的手指从册子上抬起来。

「你听谁说的。」

「分米的单子贴在祠堂门口,」我说,「贴了三天,我看得见。」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手指头在册子上敲了两下。

册子的纸很脆,敲一下,边角掉了一点纸屑。

纸屑落在柜面上,他没管。

老韩在旁边站着,两只手垂在身前,手指头绞在一起,绞了一会,又放开。

「四百二十担茧,公中抽两成,八十四担。」我说,「八十四担鲜茧,烘成干茧三十三担,缫丝四担三,值三千八百多块。我一个月吃八块钱的饭。」

老韩在门口动了一下脚。

「老韩,」我说,「今年的茧价,你晓得不。」

「晓得,一角一。」

「去年呢。」

「一角三。」

「前年一角二,」我说,「三年跌了两分。公中的茧,一担少卖两块,四百二十担,九百四十块。这九百四十块,进谁的口袋。」

「第二条,」大伯说,「茧行的钥匙,交出来。收茧由公中统管,你住后头两间。」

「钥匙交了,我住哪儿。」

「后头两间够你住。」

「我父亲死在东厢,」我说,「我住东厢。」

「东厢归公中。」

「那第三条呢。」

大伯停了一下。

「陆家应了,」他说,「五月二十过门。聘礼八百,昨日已收。」

我把柜上的算盘往旁边推了推。

「收了。」我说,「收在谁手里。」

「公中。」

大伯的手从册子上抬起来,又按回去。

「公中去年欠陆家三千,」我说,「这八百是还债,还是聘礼。」

「两样都是。」

「那我问一句,」我说,「这八百块,是聘礼,还是还债。」

「念之。」

「还债是公中的事,聘礼是我的事,」我说,「两样混在一处,将来怎么分。」

「族里的事,不用你分。」他说,「族里分得清。」

「分得清,」我说,「那就写下来。八百块,多少算聘,多少算还,写在纸上,我认。」

「陆老爷五十三,」我说,「他要的是人,还是三房的茧。」

「念之。」大伯的声音沉下去,「你父亲欠公中四十七块药钱,记在公中流水的杂支里,三年没清。这钱不清,三房的名字就一直在那一页上。」

「四十七块,我还。」

「你拿什么还。」

「一个月四块,还到明年秋天。」

大伯笑了一声,很短。

「你一个月八块,吃饭穿衣,还四块。你打算怎么活。」

「我有手。」

「女人有手,」他说,「族里有规矩。」

门房那边有响动。竹榻吱了一声。

大伯转头。

「谁在那边。」

「我雇的人。」

「雇的什么人。」

「看门的。」

大伯往门房走了两步,站住。

门房的布帘掀开,沈临风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只碗,碗里是半碗凉水。

「你是哪家的。」

「姓沈。」

「哪里人。」

「县西,双河。」

「做什么的。」

「做工的。」

大伯看了他一会,回头看我。

「族里不许三房留外男。」

「他住门房,」我说,「我住东厢,中间隔一间干货间。」

「隔一间也不行。」

「大伯,」我说,「族规里有一条,孤寡门户,可雇人守门。三房没有男丁,门房空着,夜里进来人谁管。」

大伯的手指在裤缝上敲了两下。

「明日我请七叔公来。」

「请。」我说,「七叔公来了,我把这三年的事一件一件说给他听。」

「你说什么。」

「说秤,说茧价,说八百块。」

大伯把手里的核桃转了一圈。

「你说给七叔公听,」他说,「他听不听。」

「他听不听是他的事,」我说,「我说不说是我的事。」

「请。」

他往门口走,走到门槛那儿停住。

「念之,八百块,」他说,「买你一个人,不贵。」

「大伯,」门房那边有人开口,声音不高,「八百块买一个人,便宜。」

大伯回头。

沈临风把碗里的水泼在门槛外头,泼成一条线。

「我是说,」他把碗放在门墩上,「族里这买卖做得亏。一个人一年出的茧,值五千四百六。买断她一辈子,八百。」

老韩在门口把头低下去。

街上有推水车的,车轮是木头的,包着铁圈,碾在石板路上,一格一格地响。

推到门口,车停了。有人喊,问要不要水。

吴妈在灶间应了一声,提着桶出去。

水从桶口荡出来一点,洒在门槛上,门槛是石头的,一会儿就干了,只留下一道深色的印。

大伯看了他很久,久到街上的更夫敲了第一遍梆子。

「你叫什么。」

「沈临风。」

「双河姓沈的,我认得几家。」

「那不巧。」沈临风说,「我家不在那几家。」

5

七叔公来得比日头早。

他拄一根竹杖,杖头磨得圆,走进茧行先找了张矮凳坐下。

他不坐高的,说高的坐着腿麻。

「念之。」他把竹杖靠在柜边。

「七叔公。」

「你大伯昨日来说了三条。」

「三条我听着了。」

「你听着了,」他重复一遍,「我就省得说。」

他摸出烟袋,装了一锅,点了两回才着。

火镰打第一下,火星溅在烟锅外头,没进。

第二下,火绒烧着了,他低头凑过去,吸了一口,烟从嘴角漏出来。

烟袋杆是竹的,用得久了,颜色发红,中间有一道裂纹,缠着铜丝。

他把烟袋横在膝上,铜丝那一头朝着门口。

「月例八块,钥匙交出来,五月二十过门。」

「七叔公,」我说,「一句一句来。」

「嗯。」

「月例八块,我认。钥匙交,我也认。过门,我不认。」

七叔公吸了一口烟,烟从鼻子里出来,散在柜上的桑皮纸上。

「不认,」他说,「你说个章程。」

「三房欠公中四十七块药钱,这个月先还八块。剩下的,我一季还十六块,三季还清。」

「钱还没有来路呢,你就许人家。」

「茧行的份子还在。」

「茧行的钥匙要交。」

「钥匙交,份子也是三房的。」

七叔公把烟袋往鞋底上磕了一下。

「念之,」他说,「你父亲当年,也是这么跟我说话。」

「我父亲说得对不对。」

「对,」他说,「对有什么用。」

「你父亲那年在祠堂,也是这么一句一句跟我辩。」

「他辩赢了没有。」

「赢了。」他把烟袋在鞋底磕了磕,「赢了三年,第四年死的。」

七叔公走的时候,把烟灰磕在门槛外头。

灰里有一截没烧透的烟丝,他用竹杖头拨了拨,拨到沟里。

沟里的水不流,灰浮在上头,一会儿散了。

他往街东走,竹杖点一下,走一步。

巷口卖菜的把一担青菜挪开让他过去,菜叶上有露水,滴在石板上,滴了两滴。

他走过以后,卖菜的把担子挪回原处,挪的时候扁担一头滑了,菜撒了三棵。

老韩是巳时来的,带了两个伙计。

七叔公把烟袋收进袖子,站起来。

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下,他扶了扶柜台。

「念之,」他说,「钥匙交了,你还有什么。」

「我父亲的四本手记。」

「手记归你。」他说,「手记不是公中的东西。」

「秤呢。」

他没答,把竹杖从柜边拿起来。

钥匙一串三把,铜的,挂在柜边钉子上。

我把钥匙取下来,放在柜面上。

老韩拿起来,一把一把对,对完揣进怀里。

「梁上那杆秤。」他抬头。

「秤也要搬。」

「秤是公中的。」

「秤是我父亲置的。」

「秤杆上的铜星,」七叔公在旁边说,「是公中出的铜。秤砣上刻着敬堂的名。念之,你要辩,先把这个辩过去。」

梁上那杆秤挂着,钩子朝下。

那杆秤挂在那里,钩子朝下,布包着,跟父亲在的时候一个样。

老韩搬了条凳,上去取,取下来递给他身后的伙计。

条凳的第四条腿比别的短一截,踩上去晃。

老韩在上头站了一会,等凳子稳了才伸手。

秤取下来的时候,秤钩刮了梁上一下,掉下来一小块木屑,落在他肩膀上。

他下来,把木屑拍掉,拍了两下,第三下才拍干净。

「秤钩呢。」

「在兜里。」

「秤砣呢。」

「也在。」

老韩把布兜提起来,铜砣在里面撞了一下。

「三小姐,」他说,「公中那边,也是这杆秤。」

「什么意思。」

「收茧用这杆,卖茧也用这杆。」他说,「一杆秤,两头称。」

「一杆秤两头称,」我说,「中间那个人,称自己。」

「公中叫它一杆平。」老韩说。

「一杆平,」我说,「平在谁那边。」

他把布兜的绳子绕了两圈,打了个结,没答。

老韩没答,抱着秤出门了。

梁上空了一块,露出钉子眼。

钉子眼旁边还有两个小孔,是早些年挂别的东西留下的。

一个孔里塞着一截断线。

线是麻的,扯了一下,扯不动。

梁上落了灰,灰里有一层细毛,是蛾子留下的。

风从门口进来,灰飘了一点下来,落在柜台上,落在桑皮纸上,看不出来。

沈临风站在干货间门口,手里拿着一块抹布。

「秤走了。」

「走了。」

「秤砣呢。」

「一起走的。」

「那不要紧。」他说,「秤能再打,砣能再铸。」

「刻了名的砣,铸不出来。」

「铸得出来。」他说,「刻什么名,是人定的。」

「刻一个假名,能顶什么用。」

「顶不了什么,」他说,「也丢不了什么。」

「你这话,」我说,「像在说人。」

他没接。

他把抹布叠了两折,搁在柜上。

「苏三小姐,」他说,「你收茧,怎么收。」

「看三样。」

「哪三样。」

「一看茧层,厚薄拿手一捏就知道,厚的一捏有弹,薄的软的塌下去。二摸干湿,手心贴上去,凉的、发滑的,是上过水的。三咬,咬开一个口子,听声,实的是好茧,空的是双宫茧,两粒蚕做一颗,丝粗。」

「双宫茧你怎么算。」

「单放。」我说,「双宫茧的丝粗,条份不匀,混进好茧里,一担丝全废。」

「一担丝多少钱。」

「九百。」

「一担茧多少钱。」

「十三。」

「一担茧出多少丝。」

「十斤上下。」

我算完,把手里的茧放下。

「你问这些做什么。」

「你雇我看门,」他说,「我看的是门,门里头的东西,我得认得。」

陈阿婆是晌午前跑来的。

跑得急,蓝布头巾歪在肩上。

「三小姐,公中开秤了。」

「今天开。」

「今天就开。价一角一。」

「市价一角三。」

「他们说,今年茧多,压两分。」

我把柜上的剪子拿起来,又放下。

「阿婆,你家的茧,出去了没有。」

「没出去。」她说,「我搁在屋里,焐着。」

「别卖。」我说,「再焐两天。」

「焐两天,出蛾了。」

「出蛾也比一角一强。」

阿婆走了以后,沈临风把门房的帘子挂起来。

「你要去看。」

「看。」

「我跟着。」

「跟着做什么。」

「你雇我看门,」他说,「今天门在那边。」

6

同业公所在城隍庙西边,一幢两层的青砖楼,门口挂着木牌,字漆过三回,还是掉了角。

楼下是过磅的地方,一杆大秤,秤台是铁板的,被茧包磨得发亮。

磅房里两个伙计抬茧包。

一包一百斤,抬上去,秤杆晃。

「一百零二。」一个报。

「一百。」另一个说。

「一百零二。」

「你把钩子上那块泥擦了。」

伙计用袖子擦了擦钩子,再称,一百。

包抬下去,他往手心吐了口唾沫,搓了搓,抬下一包。

楼上是公所,八张桌,两个人。

管事的姓何,五十来岁,穿一件半旧的竹布衫,桌上摊着七八份帖。

他见我进来,先把眼镜摘了。

「苏三小姐。」

「何先生。」

「你要办什么。」

「行帖。」

他把眼镜又戴上。

「茧行行帖,去年发了四十七张。」他说,「今年到这会儿,一张没发。」

「怎么不发。」

「县里要统一。」他说,「你在公中收茧,凭什么自己办帖。」

「我不在公中收。」我说,「三房另立。」

墙上挂着一排秤砣,四个,大小不一,用麻绳吊着。

最里头那个最小的,绳子断了半股,砣歪着。

桌子靠窗,窗台上搁着一只茶壶,壶盖缺了一角,用布塞着。

壶里的茶凉了,何先生端起来喝一口,放下,没再喝。

楼下的秤台响了一下,有人在喊,说茧包湿了,要扣秤。

何先生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纸,拿尺子比着裁下一半。

我前头站着一个人,四十来岁,手里捏着两张纸,来回换。

他把纸递上去,何先生看了一眼,推回来。

「章程不对。」

「哪一条不对。」

「第三条。你写的是代客烘茧,章程上代客烘茧要另加一道火险。」

「火险在哪里保。」

「县里的保险公司,或者商会的互助。」何先生说,「你两样都没有。」

那人把两张纸叠起来,走了。

「另立,三样东西。」他说,「一,族中具保。二,铺保两家。三,验资三百。」

「族中谁具保。」

「你这一支的尊长。你父亲没了,就是你大伯。」

「大伯不会保。」

「那我不管。」他把纸推过来,「表格在这儿,先填。填错了打回,重填要再交两角钱。」

桌子矮,我站着填。

姓名一栏我写「苏念之」。籍贯一栏写「吴县」。「营业种类」一栏,我写「茧行」。

何先生从旁边伸手,用指甲在「茧行」两个字上敲了一下。

「写细。是收鲜茧,还是收干茧,还是代客烘茧。」

「收鲜茧。」

「收鲜茧要写『鲜茧收购』。你写茧行,写了等于没写。」

那张纸揉成一团,搁在桌角。

「重填。」

「两角。」

我摸出两个铜板放在桌上。

第二张填完,他看了一遍,用手指头点着最后一行。

「这儿,具保人签章。」

「我大伯不保。」

「那这张帖,办不下来。」

笔搁在桌上,滚了半圈。

「何先生,办帖的人,今年有几个。」

「问的十七个,办成的零个。」

「为什么。」

「县里要统一。」他说,「统一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统一之前,吴县三十六家茧行,都照旧开着。」

「照旧开着的是老帖。」他把眼镜摘下来,「老帖能续,新帖不能办。」

「何先生,」我说,「光绪三十一年,我父亲办过一张帖。」

旁边桌上一个人开口:「何先生,我的帖,什么时候下来。」

「等县里核。」

「核了三个月了。」

「三个月不算久,」何先生说,「去年有一家,核了七个月。」

「七个月,茧季都过了。」

「茧季过了,明年还有。」何先生把尺子放下,「你要是急,把铺子盘出去。」

那人把纸收进怀里,下楼了。

「办过。」

「那张帖呢。」

「你父亲没了,帖跟着销。」

「帖是跟着人走的?」

「帖跟着行号走。」他说,「你父亲的行号叫苏记三房。行号还在,帖可以续。」

「续帖要什么。」

「一样三样。」他说,「族中具保,铺保两家,验资三百。」

楼下有茧包落地的声音,闷的一响。

「何先生,」我说,「昨天有人来找过你。」

他不答,把眼镜摘下来擦。

「我大伯。」

「苏敬堂是公中的管事,」他说,「他来问今年的帖怎么发,我照章程答他。」

「他答了什么。」

「他说三房今年不办帖。」

我把手按在桌上那张表上。

「铺保两家,」我说,「我找。」

「吴县做茧的,」何先生说,「三十六家。三十二家在公中收茧。剩下四家,两家是陆家的,两家是顾家的。」

「顾家。」

「顾会长。」他说,「商会会长,开钱庄。你要找保,我不拦你。」

我下楼的时候,沈临风在大秤旁边站着,看秤台上的一道刻痕。

「怎么样。」

「差两家保。」

「哪两家。」

「吴县没人敢保。」

他把手从秤台上收回来。

「铺保,」他说,「我行不行。」

「你一个做工的,拿什么保。」

他从藤箱里摸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头是一枚章。

石头章,方的一寸,印面磨得有些圆。

「我有个铺子。」他说。

「什么铺子。」

「县西,双河,一间杂货铺。我娘留下的。」

「有牌照吗。」

「有。」

「有底册吗。」

「有。」

「你那个铺子,一年做多少流水。」

「三百多块。」

何先生上楼的时候,我把章递过去。

他拿在手里看了看,又在纸上按了一下,红印落在「铺保人」那一栏。

「沈记杂货。」他念,「双河镇的。」

「是。」

「一个杂货铺,」何先生说,「保一家茧行。你知道茧行赔起来是多少。」

「知道。」

「你知道还保。」

沈临风没答。

何先生把表推回来。

「一家。」他说,「还差一家。」

表折起来,塞进袖子。

走到楼梯口,何先生在后面开口。

「苏三小姐。」

楼梯口有人上来。

「你大伯昨天来过,」他说,「今天你要是找着第二家保,明天我就得把这张表往上送。送上去,还要县里核。」

「核什么。」

「核你族里有没有人告。」

他低下头,继续看他的帖。

7

茶楼在临河那条街上,叫一壶春,楼下卖茶,楼上卖点心。

三婶说,是赔个不是,请我吃碗馄饨。

上楼看见一桌人。

桌上摆的是茶碗。馄饨碗没见着。

三姨夫、四表叔、还有两个我叫不出辈分的,一个穿酱色褂子,一个戴瓜皮帽。

三姨夫在盐公堂做事,说话带官腔。四表叔收旧货,手上戴着两个金戒指。

「念之来了。」三姨夫招手,「坐,坐这边。」

我坐下。沈临风站在楼梯口,没动。

「这位就是,」三姨夫看着他,「那个看门的。」

「姓沈。」我说。

「坐,一起坐。」三姨夫拍了拍凳子,「我们就是问问。」

他问得客气,一句一句往下压。

「哪儿的人。」

「县西,双河。」

「双河哪个村。」

「沈家湾。」

「沈家湾我熟,」四表叔接话,「那边姓沈的有七八户,做竹器的多。」

「我家不做竹器。」

「做什么。」

「我娘在世的时候,开一间杂货铺。」

「铺子多大。」

「一间门面,后头一间住人。」

「一年挣多少。」

「三百多。」

三姨夫点了一下头,像记了一笔。

「念之啊,」他转过来,「三房的事,族里怎么说的。」

「月例八块,五月二十过门。」

「陆家那门亲,」他压低声,「我听说你自己回掉了。」

「回了。」

「你回得好。」他说,「陆敬斋那个人,前头那个死得不明不白。」

三婶在旁边咳了一声。

「你父亲在的时候,」三姨夫说,「年年给族学捐两块。」

「今年没捐。」

「为什么不捐。」

「公中说,三房那份,公中代捐。」

「代捐了多少。」

「不知道。单子没给我看。」

「代捐了,也该有个回话。」他说,「回头我替你问。」

「不过,」三姨夫把茶碗盖揭开,又盖上,「你雇个男人看门,族里那些嘴,你堵不住。」

「我不堵。」

「你不堵,人家就说。」

「说什么。」

「说三房那个丫头,养了个小白脸。」

沈临风在楼梯口把藤箱放下,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

三姨夫往后靠了靠。

「小兄弟,」他说,「你别多心,我这是替念之想。」

「我知道。」沈临风说。

「你以前做什么的。」

「在德国,学缫丝。」

桌上有两个人笑了。

「德国,」四表叔说,「我表舅在怡和洋行,也去过德国,说那边的人吃生肉。」

「我在斯图加特。」沈临风说,「学机器。」

「什么机器。」

「缫丝机。一台三百锭,一日出丝二十斤,比手工车快七倍。」

「三百锭,」戴瓜皮帽的那个笑,「我们镇上的纺车,三锭。你这一台,抵一百架。」

「抵得上。」

「那你买一台回来。」

「运回来要过海关,一台连税四百八十块。」

三姨夫把茶碗放下。

碗底磕在桌面上。

「小兄弟,」他说,「你这些话,说得挺熟。」

「他背的。」四表叔说,「我听说上海那边有人专门教,背熟了去骗亲事。」

沈临风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没接。

「他一个月三十。」我说。

「三十块,」四表叔把茶碗放下,「我铺子里的伙计,一个月八块。」

「他值三十。」

「哪里值。」

「他会看秤。」

「看秤的人多的是。」

「吴县看秤的人多,」我说,「敢说秤不准的,少。」

四表叔把茶碗端起来,喝了一口,没接。

桌上静了一下。

「我给的。」我说,「他住门房,看夜。三十块一个月,比族里给老韩多五块。」

「你哪来的钱。」三姨夫说。

「茧行还有两担种茧。」

「种茧你也卖。」

「卖。」

三姨夫看了我一会,笑了一下。

「念之,你这个脾气,随你父亲。」

「我父亲什么脾气。」

「不肯低头。」他说,「不肯低头的人,命都不长。」

三婶在桌子底下碰了我一下。

邻桌有人在看报,一张《申报》,摊开了压在手肘底下。

跑堂的端上来两笼。

一笼烧卖。另一笼是蒸饺。

蒸饺的皮破了一个,汤流在笼底。

三姨夫把破了那个夹到自己碗里,说破了的好吃,入味。

四表叔伸筷子去夹,夹了两下没夹住,第三次才夹起来,蘸了醋,一口吃了。

报上有一张照片,黑糊糊的,说是德国来的丝机,在南京路展出。

照片里的人站成一排,穿西装的,穿长衫的,中间一个侧着脸。

他袖子磨了边。

把眼睛移开。

「你要办行帖,」三姨夫又说,「我听何先生说,还差一家保。」

「差一家。」

「吴县这些人,你求不动。」他往前凑了凑,「你去找顾会长。」

「顾会长给谁保。」

「顾会长不给保。」他说,「顾会长家三小姐,上个月定了亲,许的是上海沈家。」

我的手指在茶碗上停住。

「哪个沈家。」

「做丝的沈家。」三姨夫说,「上海三分之一的丝,从沈家的厂里出来。人家那是真有钱,一台丝机,说买就买,不用背。」

桌上笑起来。

笑完,四表叔招手叫跑堂的,说记在他名下。

三姨夫说不用,他掏钱。

两个人推了两回,钱掉在桌上,一个铜板滚到地上,滚到隔壁桌腿边。

谁也没去捡。

跑堂的收了钱,把铜板数了一遍,多出来一个,放回桌上。

沈临风站着,手里一只茶碗。

他把茶碗放下。

碗里还剩半碗。

「沈家,」他说,「行三的那个,是不是叫沈临风。」

三姨夫愣了一下。

「你也知道。」

「听说过。」他说。

「那你跟人家一个名。」

「一个名。」沈临风说,「巧。」

三姨夫摇头,笑。

窗外有人在洗菱角,木盆在水面上撞了一下岸。

洗菱角的是个妇人,蹲在石阶上,木盆里半盆水。

她把菱角倒进去,用手搅,搅起一层浮皮,浮皮顺着水漂走。

搅完,她把菱角一颗一颗捞进竹篮,捞到盆底,摸出一只螺蛳,扔回河里。

河面上过了一条船,船尾挂着两只鸭,鸭把头扎进水里,又抬起来。

她洗完,端起盆,水上漂着几粒菱角壳,慢慢往下游去了。

8

公中的大灶在祠堂西边。

一个院子,三口灶,一口大秤。

开秤第三天,院里堆了四十多担茧,白花花一片,茧包上写着户头,用炭条写的。

蚕农在墙根下蹲着,抽烟的,啃干粮的,有几个把扁担横在膝上打盹。

「今年这个价,」一个说,「一角一。」

「去年一角三。」

「去年这个时候,茧还没上山。」

「上山了,早三天。」

「早三天有什么用,价还不是人家说了算。」

「你少说两句。」旁边一个把烟头摁在鞋底上,「人家听得见。」

价牌挂在院门口,木板上写:鲜茧,每斤一角一分。

陈阿婆的茧在第三堆,两篮。

我进去的时候,老韩正把她的茧往秤台上倒。

「二十一斤。」他报。

「二十三。」阿婆说。

「二十一。」

「我家里称的二十三。」

「你家里的秤,拿去校过没有。」

阿婆把嘴合上。

我把手里的木匣放在秤台上。

匣子是商会的,榆木,铜锁,锁扣上挂着一张纸签,写着「库平砝码,民國十七年校准」。

钥匙插进去,转了两下,没开。

匣子是商会去年冬天校的。

校完贴了封条。条上盖着印。

封条一角翘起来,被谁撕过一半,又按回去。

按回去的那一半,指印很浅。

匣盖上有一道刀痕,横着,不深,像是开箱的时候用刀撬过。

第三下才开。

匣里是五个铜砝码,最大的一个上头铸着「壹百斤」。

「老韩,」我说,「把砝码挂上去。」

「三小姐,」老韩没动,「这是公中的秤。」

「公中的秤,称的是公中的茧。」我说,「今天这院里的茧,有一半是蚕农自己挑来的。」

墙根下有人站起来。

「挂上去。」我说。

老韩看了大伯的屋一眼。

我把最大的那个砝码提起来,铜的,沉,两只手抱。

秤钩挂上,砝码悬空。

秤杆往上翘,翘到顶。

「一百斤的砝码,」我说,「你的秤称出来九十二。」

「三小姐,」老韩说,「这个匣子,要商会的人在场才能开。」

「何先生在楼上。」

「我去请。」

「不用请,」我说,「封条上的印,是何先生的印。印在,人在。」

老韩看了一眼封条,没再说话。

院里静了一下。

「一斤差八斤,」我说,「一百斤差八斤。」

蹲在墙根的人一个个站起来,扁担碰着扁担。

「我这篮,」陈阿婆说,「差两斤。」

「我这筐差三斤半。」

「我上回卖的一百二十斤,那不是差十斤。」

大伯从屋里出来了,青绸马褂,手里没拿核桃。

「念之。」

「大伯。」

「你带外人的砝码,来砸公中的秤。」

「砝码是商会的,」我说,「不是外人的。商会每年校准,吴县三十六家茧行,都用这匣子对过秤。」

「洋货对不上中国的秤。」

「这匣子上铸的是汉字。」我说,「壹百斤,三个字,大伯认得。」

老韩在秤台边上往后退了半步。

「三小姐,」他说,「这个砝码,你从哪里借的。」

「商会。」

「商会谁批的。」

「何先生批的。」

「何先生,」老韩说,「昨天在你大伯屋里喝茶。」

「喝茶说什么。」

「我没进去,」他说,「我在院里站着,看见他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纸包。」

「一杆秤,」我说,「称进来九十二,称出去一百。中间那八斤,三年,九季,四千二百担,三万三千六百斤。」

我把砝码从钩上取下来,抱在怀里。

墙根下的人围过来,围成半个圈。

「三小姐,」一个老汉说,「你给我们称称。」

「你们的茧,公中收了的,称不了。」

「没收的呢。」

「没收的,」我说,「拿过来。」

第一个把筐提过来的是个瘦子,筐里半筐茧。

砝码挂上去,秤杆平在八十六。

「八十六。」

他蹲下去,把筐里的茧拨了拨。

「我家里称的九十三。」

「你这筐,」我说,「路上洒了。」

「没洒。」

我把筐提起来,底上有一个洞,茧从洞里漏,漏了一路。

「一斤一角三,」我说,「四千三百六十八块。」

院里有人喊了一声好。

大伯往院当中走了两步。

「苏念之,」他说,「族规第十九条,女子不得掌秤。」

「族规第十九条,」我说,「写的是女子不得入祠掌祭。秤不在祠里。」

「你翻族规。」

「我父亲教过我背。」

大伯的手抬起来,又放下。

「今日停秤。」他说。

老韩把秤台上的茧往筐里扫。

「都回去。」大伯对着墙根说,「明日开秤,价一角一,谁不愿意卖,挑回去。」

蚕农没动。

「挑回去。」大伯又说了一遍,「挑回去,焐出蛾来,一颗都不值。」

有人开始收扁担。

陈阿婆把两篮茧抱起来,抱了一下,又放下。

「阿婆,」我说,「挑回去,搁阴凉地方,我明天上门称。」

「你上门称,我卖给谁。」

「卖给我。」

「你有行帖吗。」

这句没答。

阿婆把篮子挑起来,走了。

那天下午我回茧行,把那匣砝码还给商会,何先生不在,一个小伙计收的。

到家天黑了。吴妈煮了粥,我吃了两碗。

上楼,从床底下把父亲的藤箱拖出来,把那本第四册翻开。

当票还在。

我把当票搁在膝上,抬头看见桌上摊着一张报纸。

是吴妈用来垫酱碟的,《申报》,三天前的。

照片还在,那一排人,中间那个侧着脸的。

我把报纸抽出来,凑到灯下。

侧脸的那个人,颧骨高,下巴窄,左边眉毛尾上有一道口子。

沈临风左边眉毛尾上,也有一道。

我把灯芯剪了一下,屋里亮了一层。

照片底下的字很小。

字印得虚,看得清。

「实业部丝业改良委员会专员沈临风,赴德考察丝机,日前归国。」

念了三遍。

把报纸折起来,折成四折,塞进枕头底下,跟那张包点心的纸压在一起。

9

第二天一早,老韩来了,手里拿着一张纸。

纸上二十几个字,墨还湿着。

「公中示:三房另立,公中不收其户下鲜茧。各户送茧,须持户帖。」

「什么叫户帖。」

「户头在公中的,才有帖。」老韩把纸贴在茧行门框上,用手抹平,「三房没帖。」

「三房户下十六户蚕农,」我说,「他们的茧,公中也不收。」

「收。」老韩说,「他们改投公中户头,就收。」

「改投。」

「改投不要钱。」他说,「签个字。」

「签了字,我这一户的茧就归公中了。」阿贵说。

「归公中,价一角一。」

「一角一我也卖。」他说,「不卖,一斤都不值。」

「你签了,明年还是这个价。」

「明年的事,」他说,「明年再说。」

我把那张纸从门框上揭下来。

「这个,谁写的。」

「公中议事写的。」

「议了几个人。」

「七个。」

纸对折,压在柜上。

「老韩,」我说,「你在我父亲手底下做过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我说,「你称过那杆秤多少回。」

他低头看自己的鞋。

「三小姐,」他说,「我家里有两个孙子。」

「我知道。」

他走了。

晌午,陈阿婆来了,茧篮空着。

「收了。」她站在门口,不进来。

「收了多少。」

「二十斤。」

「多少斤茧。」

「二十五斤。」

「差五斤。」

「他们说,我的茧潮。」

「你的茧不潮。」

「我知道不潮。」阿婆说,「我卖了。」

她从怀里摸出一张纸,是公中的收据,红印压着。

「阿婆。」

「三小姐,」她说,「我有孙子。焐出蛾来,一斤都不值。」

她把收据递给我,我接了。

「我记着。」我说,「五斤。」

「你记着也没用。」

「有用。」

她走的时候,把篮子也带走了。

篮子底上掉了一片菜叶,粘在门槛内侧。

她走了。

街上有人在看我。卖豆腐的靠在门框上,筛子搁在脚边,筛眼里漏下来的水在地上积了一小滩。

「苏三小姐。」他叫了一声。

「嗯。」

「豆腐要不要。今天做的,嫩。」

「不要。」

「你家里那个看门的,」他说,「昨天在我这儿买了半斤豆腐,赊的。」

「多少。」

「六个铜板。」

「我付。」

他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说不急。

我把六个铜板放在他的筛子上,他收了三个,说赊的是半斤,三个铜板够了。

我过去,他才把筛子端起来。

下午,族里的名帖送到。

晌午过后,公中的秤又在院里响了。

称一包,报一声,声音隔着两条巷子传过来。

我坐在柜后头,把父亲的第二本手记翻开,翻到十六年那一页。

那一页的下角,有一个指印,泥的,干了。

一张红纸,七行字。头一行是敬堂,末一行是敬斋。中间那几行,我一眼扫过去,认得,念不出来。

最后一个,苏敬斋。

七叔公。

名帖底下写:五月初五,祠堂议事,苏念之到。

吴妈把名帖翻过来看,背面是空的。

「小姐,」她说,「祠堂议事,是要跪的。」

「我知道。」

「跪了,就是认了。」

「不跪,」我说,「连说话的地方都没有。」

三婶是傍晚来的,眼睛红着。

她挎着一只篮子,篮子里是两把青菜,一把葱。

她把菜搁在灶台上。

「自家地里长的。」她说,「你一个人,别老吃咸菜。」

「三婶。」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她把葱理了理,理成一把,「我先把菜放下。」

葱根上还有泥。

她蹲下去,把葱根上的泥一根一根掐掉,掐得很干净。

她进门不说话,先在灶间坐了一会,把灶膛里的灰扒出来,扒得很干净。

「三婶。」

「念之,」她说,「我把你的庚帖送出去了。」

针停在布上。

「什么时候。」

「前天。」

「谁让你送的。」

「你大伯。」她说,「他说,庚帖不送,八百块就要退。退了八百,公中的窟窿补不上,全族分米,一户分不到两斗。」

「他拿全族压你。」

「他不用压。」三婶说,「我自己就怕。」

「你怕什么。」

「怕族里分不到米。」她说,「你大伯说,三房这一闹,公中的米就少了三成。」

「三成是多少。」

「一户两斗。」

「两斗米,」我说,「换我一条命。」

她从袖子里摸出一张纸。

婚书。

「陆家立了,」她说,「五月初六过门。」

婚书接过来,纸是新的。

纸是新的,墨是新的,底下陆敬斋的印,红得发亮。

「三婶,」我说,「我父亲死那年,你在不在。」

「在。」

「他最后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三婶把脸别过去。

「他说,」她的声音低下去,「秤,别让人拿走。」

「你听见了。」

「听见了。」

「你告诉过大伯没有。」

她不答。

窗外有人敲门,敲了三下。

沈临风去开的。

门口站着两个公中的伙计,抬着一只木箱。

「公中送的,」一个说,「三小姐过门用的。」

箱子上贴着红纸,写着「妆」。

「抬回去。」我说。

「公中说,抬来了就算收了。」

「抬回去,」我说,「抬到街上,谁要谁抬走。」

两个伙计对看了一眼,把箱子抬走了。

三婶在灶间哭。

「三婶,」我说,「庚帖送出去,你收了陆家什么。」

「什么都没收。」

「一尺布都没有。」

「没有。」她抬起头,「你大伯说,送庚帖是本分。本分不收钱。」

「那你哭什么。」

「我哭你父亲,」她说,「他要是知道庚帖从我手里送出去。」

我上楼,把名帖压在枕头底下,跟报纸、跟那张包点心的纸,三样压在一起。

吴妈把门闩上,闩了两道。

「小姐,」她说,「明天祠堂,我陪你去。」

「你去做什么。」

「我站在门口,」她说,「里头要是动手,我在外头喊。」

「喊什么。」

「喊火。」她说,「一喊火,街上的人都来。」

沈临风站在楼梯口。

「你要去。」

「去。」

「我跟你去。」

「你不能去。」我说,「你去了,他们说的就坐实了。」

「我去了,」他说,「坐实的不是他们说的那个。」

灯吹了,屋里黑下来。

楼下灶间还有哭声。

压着的,一声一声。

10

祠堂的门槛高,我一脚迈过去,鞋底在石头上蹭了一下。

堂上点了七盏灯,日头还高,灯是为议事点的。

供桌上摆着三牲,鸡是凉的,鱼是凉的,肉上落了两只苍蝇。

敬礼公拿扇子赶。

赶走一只。落下一只。

他把扇子往肉上一盖,不赶了。

香炉里的香烧到一半,香灰弯下来,没掉。

七叔公坐在最里头,竹杖横在膝上。

旁边几个,敬修公开油坊,敬和公管族学,敬之公在县里做过书办,敬安公腿不好,坐着,敬礼公一直在打扇。

大伯站在供桌右边,不坐。

他面前摆着一张矮几,几上是族规册、公中流水、一沓纸。

「苏念之。」他开口,「今日三问。」

「问。」

「一,私动公秤。你带商会砝码入公中秤房,当众校秤,扰乱收茧。」

「秤是公中的,」我说,「砝码是商会的,院里的茧是蚕农的。我扰乱的,是一杆称一百斤出九十二斤的秤。」

我把那匣砝码的凭单放在矮几上。

「凭单,商会校准,今年三月。」

「二,」大伯不看凭单,「私雇外男,留宿茧行。」

「雇了一个看门的,住门房,月钱三十,我出的。」

敬安公把茶碗端起来。

碗底在几上磨出一声。

「三十块,」敬修公开口,「你一个月月例八块。」

「卖了两担种茧。」

「种茧是公中的。」

「种茧是三房的,」我说,「族产册上写,三房有茧行的使用权。茧行里的东西,不是地基。」

「三,」大伯的声音高了一线,「私收蚕茧。五月初四,你上门收了陈门陈氏鲜茧二十五斤。」

「收了。行帖没有。」

「没有行帖收茧,」大伯把族规册翻开,手指压在一行上。

「我有话。」我说。

「说。」

「三房的茧,是三房的地里长的。地是公中拨的,桑树是我父亲栽的,蚕是三房户下的蚕农养的。」

「这三样,公中占几样。」

「地。」敬修公说。

「一样。」我说,「地占一样,茧占三样。公中要收三房的茧,只出了一样,却要分八成。」,手指压在一行上,「族规第二十三条,私贩公中物产者,逐出。」

堂上没人说话。

「大伯,」我说,「三房的茧,什么时候成了公中物产。」

「三房的茧,卖的是公中的价,走的是公中的船,出的是公中的行帖。」

「那就把行帖给我。」

「行帖不是族里发的。」

「那族里凭什么按行帖的规矩逐我。」

大伯把册子扣上。

「苏念之,」他说,「你父亲在的时候,三房老实。你父亲死了,三房不老实。」

「我父亲老实了二十年,」我说,「换来的是一张当票,四十七块药钱,和一根不许换的秤。」

我把手记拿出来,翻到最后一页,把当票摊在矮几上。

当票的纸很薄,摊开的时候,边上卷起来。

手按在纸上。纸边翘着。

「这张当票,」七叔公说,「你从哪里找的。」

「第四本手记,最后一页,夹着。」

「白素银镯一副,当洋三十元。父亲当的。当期三年,赎期去年腊月。」

七叔公把竹杖挪了一下。

「念之,」他说,「当票收起来。」

「七叔公,」我说,「我父亲死前说,秤别让人拿走。」

堂上静了一下。

敬安公咳了两声。

「念之,」他说,「你父亲那口棺材,是谁出的钱。」

「公中。」

「多少。」

「六十块。」

「六十块,」他说,「记在杂支上,我看过。」

「敬安公看过,」我说,「那就该知道,杂支上还有一笔四十七块的药钱,三年没付。」

门被推开了。

进来两个人,短打,布鞋,一前一后。

前头那个手里捏着一张纸,纸上有红印。

「哪个是沈临风。」

大伯转过身。

「你们什么人。」

「县公署的。」前头那个把纸举起来,「上头有电话来,请沈先生去一趟。」

沈临风从堂外走进来。

他今天穿了那件灰长衫,袖口还是磨的边。

「我就是。」

「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

「县公署。」

「什么事。」

「电话里没说。」那人把纸折起来,「只说请。」

大伯往前一步。

「二位,」他说,「这个人在我族里犯事。」

「什么事。」

「私通。」

「私通不归县公署管。」那人说。

两个人一左一右,站在沈临风两边,没碰他。

「走吧。」

沈临风看了我一眼。

「明天回来。」他说。

「你凭什么说明天。」

「凭我没做亏心事。」他说完,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走到陈阿婆跟前。

阿婆今天在堂外头站着,跟着几个蚕农,进不来。

他把东西塞在她手里。

「阿婆,」他说,「你收着。三天以后,交给三小姐。」

「什么东西。」

「一封信。」

两个人带着他出去了。

堂外的蚕农让开一条路。

陈阿婆攥着手里的东西,攥得指节发白。

她没敢看那两个短打的,眼睛盯着自己的鞋。

鞋上沾着茧毛,白的,一层。

她把那封信往怀里塞了塞。

塞进棉布褂子最里头那一层。

堂外的日头正毒,他走出去的时候,影子在门槛上断了一下。

大伯把族规册合上。

「苏念之,」他说,「族里判了。逐出。」

「房产呢。」我问。

「三房房产,归公中。限十天搬。」

「十天。」

「十天。」大伯说,「十天后你不再姓苏。」

我站在堂上,看着那七盏灯。

风从门口进来,灯焰歪了一下,又直了。

敬礼公的扇子掉在地上,他弯腰捡,捡了两次才捡起来。

敬礼公把扇子合上。

六个族老起身,椅子在砖地上拖出声音。

敬安公腿不好,站起来的时候扶了一下供桌。

敬礼公把扇子从肉上拿开,扇面上沾了一点油,他用袖子擦,擦出一小片亮。

敬和公把流水收回木箱,锁上。

锁是铜的,钥匙挂了两次才进。

他们一个一个出去,谁也不看我。

「散了吧。」他说。

11

十天,搬完。

吴妈要跟我走,她儿子来接她,站在门口不说话。

「你跟他回去。」我说。

她儿子站在门槛外,手里提着一只包袱。

「太太,」他说,「车在巷口。」

吴妈把围裙解下来,叠了两折,放在灶台上。

「小姐,」她说,「灶间的柴够烧十天。」

「我知道。」

「米缸里有半缸米,缸底垫着砖,别受潮。」

「我知道。」

「小姐一个人。」

「我一个人住了三年。」

她走的时候把灶间的火钳留下了,说新的地方要用。

公中派人来点数,桌子两张、床一张、柜一口、缸两口、凳四条。

老韩拿着册子念。

念一样,画一个圈。

来的人姓吴,仓上的,手里一本册子,一支短铅笔。

他进门先看梁,看完低下头,在册子上写一个字。

「梁上那个钩子,也算一样。」

「钩子是秤上的。」

「秤是公中的,」他说,「钩子也是。」

他把钩子摘下来,用纸包了,放进布袋。

念到梁上,他停了一下。

梁上是空的。

我租的屋在关帝庙西边,两间,一间住人,一间堆东西。月租两块,押一块。

房东是个寡妇,姓王,男人从前撑船,死在江里。

她领我看房,把窗推开,窗轴响了一声。

「潮。」她说,「潮天返潮,你搁东西要注意。」

「我搁茧。」

「搁茧要垫板,」她说,「地上返潮,茧搁三天就软。」

「我有匾。」

「匾也要垫。」

她说完,从墙角拖出两块砖,搁在屋当中。

「那更要注意。」

她把窗关上。窗轴响第二声的时候卡住了。

「这扇窗,」她说,「推的时候要抬一下。」

她抬手示范,抬一下,推,关上了。

「会了没有。」

「会了。」

屋里有张旧床,床板上有一道裂缝,夜里翻身会响。

我把父亲的藤箱放在床头。

四本手记摞好,上头压着当票。

藤箱的锁坏了,扣不上,用一根麻绳捆着。

绳子是吴妈捆的,三道,打了一个活结。

我解开活结,掀开箱盖,里头一股樟脑味。

隔壁住着一户,姓顾,男人在码头扛包,女人在家糊纸盒。

糊纸盒的浆糊是用面粉打的,熬糊了有股焦味。

她家门口摊着竹席,席上摆着一排一排没糊完的纸盒。

风把席子一角掀起来,她用砖压上。

她看见我搬进来,隔着矮墙问了一句:「租的?」

「租的。」

「房东姓王?」

「姓王。」

「她男人死在江里,」她说,「这个院子,你自己住要当心。」

第三天,周阿贵来了。

他挑着两筐茧,扁担压得弯,进门把筐放在地上,抹了一把脸。

「三小姐。」

「阿贵。」

「我这茧,你收不收。」

「我没有行帖。」

「我知道。」

「没有行帖收茧,是私贩。族里已经把我逐了,你卖给我,公中知道了,你的户头也保不住。」

周阿贵蹲下去,从筐里抓了一把茧。

「三小姐,」他说,「我这一季,三百二十斤。」

「公中收了你多少。」

「二百九。」

「差三十一斤。」

「三十一斤,四块钱。」他说,「我儿子下半年的学堂,一季一块八。」

他把茧放回筐里。

「你要是不收,」他说,「我挑回去。焐着。」

「焐着出蛾。」

「出蛾我自己吃。」

阿贵说完,把扁担从肩上卸下来,靠在门框上。

扁担一头有铁钩,钩子磨得亮。

他用手掌把钩子擦了一下,锈没擦掉。

门口又有人来。

陈阿婆,两个篮子。后头跟着一个老汉,姓孙,驼背。再后头是两个妇人,一老一少,是婆媳。

一共六户。

六个人站在屋里,谁也不坐。

孙老汉腰弯着,站着比别人坐着还矮。

婆媳两个挨着站,媳妇的手一直捏着婆婆的袖子。

茧堆在屋里,占了半间。

「多少斤。」我问。

「我的三百二十七。」阿贵说。

「我的一百八十六。」阿婆说。

「我一百四。」

「我们两家,二百九。」

「我七十三。」

我把数记在纸上,加了一遍,又加一遍。

一千零二十斤。

「六户,一千零二十斤。」我说,「一斤一角三,一百三十二块六角。」

我把数报了一遍,六户一家一家对。

「阿婆,一百八十六。」

「阿贵,三百二十七。」

「孙家,一百四。」

「你们两家,二百九。」

「我七十三。」

对到最后一户,少了一斤,是秤上的零头。

我又称了一遍,还是少一斤,把秤钩上的茧毛刮了,才平。

屋里没人说话。

「我没有一百三十二块。」我说。

「你有多少。」阿贵问。

「种茧卖了六十块,交了房租押金三块,剩五十六块四。」

「那你收多少算多少。」

「收一半,」我说,「你们六家平分。」

「不行。」阿婆说,「一家一半,剩下的又挑回去?」

「那怎么办。」

周阿贵站起来,把扁担靠在墙上。

「三小姐,」他说,「我们秤你的。」

「什么。」

「茧搁你这儿,」他说,「等你缫出丝来,卖了钱,再算我们的。」

「卖不出去呢。」

「卖不出去,茧算我们的,」他说,「不怨你。」

「万一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他说,「我们今年就白干。白干也比卖给公中强。」

阿婆把篮子往前推了推。

「我这一百八十六斤,」她说,「算我入伙。」

「入伙」两个字,是她孙子在学堂里学的。

我从旧货摊上买了一杆秤。

十六两的老秤,秤杆上有裂纹,用铜丝缠了两道。砣是铁的,不是铜的,锈了一半。

摊主说,这秤称过药材,准。

我拿回来,用阿贵筐里的茧试。

一百斤的茧挂在钩上,秤杆压下去,压到底。

砣推到最里头,还是压着。

「秤小了。」阿贵说。

「秤不小。」我说,「是砣重了。」

我把砣翻过来看,底下没字,锈得看不出有没有字。

「明天我去换一个砣。」

「换砣要钱。」

「三毛。」我说。

阿贵笑了一下。

笑完把嘴闭上。

那天夜里,我把六户的茧分了堆,用桑皮纸写上户头,一家一堆。

写完了,把纸压在茧上,纸上落了几个蛾子。

阿婆家那一堆上落了两只,翅膀还没干。

12

关帝庙在后街尽头,庙里只一个庙祝,姓丁,六十多,管香火,也管庙产。

后院有两间空房,从前堆香烛。

丁庙祝领我去看,房梁上吊着一挂旧幡,灰积了半寸。

「一个月一块五。」他说,「你要用灶,自己在院里砌。」

「砖哪里买。」

「城西窑上。」

「多少钱。」

「一块二一百块。」

「买两百块呢。」

「一块一。」

「城西窑上,一块二一百块。」

我买了一百二十块砖。

二十块青瓦,一担黄泥。

周阿贵来帮工,砌到一半,烟道歪了。

「歪了。」他说。

「歪多少。」

「半寸。」

「半寸要紧不要紧。」

「烟走不顺,火就闷。」

「那怎么弄。」

「把灶门再压。」

「往哪儿压。」

「往下,三指。」

他伸手比了一下,三根指头并着,往灶门上一按。

他把灶门压好,站起来,膝盖响了一声。

「拆。」

「拆了砖就废了。」

「废二十块砖,比一灶茧烘坏便宜。」

拆了重砌。第二回烟道直,火一烧,烟从灶门口往外倒,呛得人站不住。

第三回把灶门压低了两寸,烟才走。

庙里的香客不多,初一十五才有。

香案上的蜡烛烧得只剩半截。

烛泪流到案面上,凝成一块。

丁庙祝每天扫一遍院子,扫帚是竹的,扫到香灰那儿要轻一点。

他说香灰扫进沟里,菩萨要怪。

我问他,菩萨怪过没有。

他说没有,因为他扫得轻。

烧第一灶那天是六月初三。

茧铺在竹匾上,一层两指厚,底下炭火,上面盖纱布。

烘茧要守着,火大了茧焦,火小了干不透。

一夜守三次,翻两回。

第二夜下雨,庙里的瓦漏,水从梁上滴下来,滴在灶旁边的青砖上。

碗搁在梁下接水。

碗满了就倒。

接了四碗,雨小了。

阿贵在灶门口打盹,头一点一点。

我叫他,他坐直了,问,火大了没有。

「火没大。」我说,「你的鞋烧了。」

他低头看,鞋帮上有一块黑,是炭星子溅上去的。

阿贵守上半夜。

下半夜换了人。

上半夜他坐在灶门口,嘴里嚼着东西,嚼了很久。

「嚼的什么。」

他说是槟榔。

「嚼这个做什么。」

「不困。」

下半夜庙里静,只有炭响。我坐在灶门口,拿一根竹片翻茧,翻到第三匾,手上一凉。

茧是湿的。

不是潮气那样湿,是水。

我把匾端到灯下,匾底的报纸洇了,一按有水。

「阿贵。」

他睡着了,醒过来揉眼睛。

「这几匾,湿的。」

我们把匾一匾一匾端下来,摸了一遍。

靠墙那三匾湿。

靠门那几匾干。

墙根有一只洋铁皮喷壶,壶嘴朝墙,倒着。

壶里还有小半壶水。

阿贵把壶提起来,看壶嘴。

「堵了。」他说。

壶嘴里塞着一团湿泥。

壶搁在灶台上,壶嘴朝墙。

「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不知道。」阿贵说,「我上半夜没睡,后半夜眯了一会。」

「门呢。」

「门闩着。」

「窗呢。」

「窗轴响,一推就响。」

我走到窗下,窗台上有一道泥印,很浅。

「别动。」我说。

第二天,我把湿的那三匾挑出来,单独烘,烘到半干,茧层发黄,闻着有一股酸。

干茧称下来,四百零六斤。要是那三匾不湿,该是四百一十。

四百零六斤干茧,缫丝一成三,出丝五十二斤八两。

手摇车是旧货摊上买的,两台,一台十一块。

摇车费手,一天摇六个时辰,出丝四斤。

五十二斤丝。

摇了十三天。

丝绞好,用红纸腰封,一绞一绞码在木箱里。

红纸是从纸铺买的,一刀四十张,裁成条。

腰封是我写的。

写斤两,写日子。

写第一绞的时候,墨蘸多了,字糊了。

我把那条红纸撕了重写。

锦记在城东,门面三间,柜台高,柜台后头坐着邝先生。

我把木箱放在柜台上,打开。

邝先生捏起一绞,抖开,对着窗看。

他看了三绞,把丝放下。

「苏三小姐。」

「邝先生。」

「你这丝,」他说,「条份不匀。」

「匀。」

「你听我说完。」他把丝摊在柜台上,用手指分开,「这一段粗,这一段细。粗的地方,是双宫茧缫的。」

「我挑过双宫。」

「挑得不干净。」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单子,用钢笔填。

「斤两五十二斤八两,按合同,条份三等以下,退货。」

「退。」

「合同第七条,退货赔付,三百。」

柜台上有一架算盘,他拨了一下,又拨回去。

「三百。」

「我这箱丝值多少。」

「按三等,一担七百八。五十二斤八两,四百一十二块。」

「赔三百,我这箱丝还你。」

「丝你拿回去。」邝先生说,「三百,半个月内。」

我把丝绞收回木箱,一绞一绞码好。

「邝先生,」我说,「你验丝,用什么验。」

「手。」他说,「眼。」

「有没有器具。」

「有。」他从柜下拿出一个木盒,盒里是一排铜片,铜片上有细齿,「检尺器。德国货,一整套四百八十块。吴县只有两台,一台在县公署,一台在我这儿。」

盒子盖着,盖上一个铜扣。

「双宫茧,」我说,「一斤八分。」

「八分。」

「单宫一角三。」

「你省五分。」邝先生说,「一担赔三百。」

木箱盖上,扣搭上。

「三百,我赔。」

出门时,他在后头说了一句。

「苏三小姐。」

身后有脚步声。

「你这个丝,」他说,「粗的地方,匀得很齐。像是有人教过怎么混。」

「没人教。」

「那就是有人教过怎么挑双宫。」他说,「挑得不干净,不是手上的事,是眼睛的事。」

木箱很沉,我抱着走了两条街,胳膊发麻。

回到庙里,把箱子放在灶台上,坐下来。

灶膛里的炭还有一点红。

我把那只喷壶拿过来,壶嘴里的泥已经干了,用竹片一抠,掉出来。

泥里头有一小截麻线。

13

三百块,半个月。

我把手里的钱数了三遍。

五十六块四。买了砖、瓦、黄泥、竹匾、两只旧车,剩三十八块二。

先跑丝绵作。

观前街后头有一家,招牌写「沈万兴丝绵」,门口挂着两床丝绵被,白得晃眼。

老板姓沈,四十来岁,手上全是茧。

「上白丝,」他捏起一绞,抖开,「你这个,不是上白。」

「条份不匀。」

「你知道就好。」他把丝放下,「做经线不行,做纬线也不行。只能开绵。」

「开绵什么价。」

「两块五一斤。」

「两块五。」

「你这丝有霉点,」他指着绞上一处发暗的地方,「开出来绵发黄,我还要挑。」

「两块八。」

「两块五。」他说,「你要是不卖,收丝的还有两家,你去问。」

「两块六。」

「两块五。」

箱盖合上,一绞丝露在外头。

「五十二斤八两,」我说,「一百三十块。」

「一百三十一块。」

他从抽屉里数钱,数了两遍,把钱推过来,又把那箱丝抱走了。

一百三十一。

加上手里的三十八块二,一百六十九块二。

还差一百三十。

当铺门口挂着棉布帘,帘子很重,推进去的时候有一股旧棉花味。

柜台后头坐着两个人,一个朝奉,一个写票的。

写票的年轻,笔尖在纸上走得很慢,写错一个字,用刀刮掉,再写。

刮下来的纸屑堆在砚台边上,他用指头弹到地上。

弹了三下,地上有一小堆白。

他把刀搁回砚台上,刀尖朝里。

她的手指在柜台边上蹭了一下,蹭掉一点灰。

灰粘在指腹上,她捻了捻。

前头一个妇人当一只银锁,朝奉看了两眼,报了一个数。

妇人说少了。

朝奉把锁推回来。

妇人又推回去。

第二天去长泰当铺。

柜台高,我踮着脚才能把东西递上去。

一个小银锁片,我从小戴的,母亲留下的,正面刻「长命」,背面刻一个「念」字。

朝奉五十多岁,拿镊子把锁片夹起来,对着灯看。

灯是煤油的,罩子上有一道裂,用纸糊了。

他把锁片转到灯前。

又转过去,看背面。

「背面有字。」

「刻的。」

「刻的什么。」

「一个念。」

「一两二钱。」

「一两三。」

「一两二。」他把锁片放在小秤上,秤杆平了,「成色八成。」

「九成。」

「八成。」

他在纸上写了几笔。

「当多少。」

「四十五。」

「三十。」

「四十。」

「三十。」

「三十五。」

「三十。」

手收回来,锁片攥在掌里。

「不当了。」

他把锁片推回来,推到柜台边。

锁片边上有一道磕痕。

是我从小戴的时候磕的。

「这东西,」他说,「你娘留给你的。」

「你怎么知道。」

「背面有个念字,」他说,「当铺里这种锁片,一年见二十个。」

「不当拿走。」他把锁片推过来。

我把锁片攥在手里,站了一会。

锁片在手里捂热了。

背面那个念字,我用指甲刻过,刻痕很浅。

「当。」

他写当票,写得很慢,一笔一笔。

「当期一年,月息一分五。」

「一年以内赎,利息按天算。」

「一年以外呢。」

「一年以外就是死当。」

「死当怎么样。」

「死当的东西,」他说,「归柜上。」

「一年。」

「一年。」

我把三十块钱收进袖子里,当票折了两折。

一百九十九块二。

钱数了三遍。

第一遍数错,多出来十块,是我把两张五块叠在一处。

第二遍数对,一百九十九块二。

第三遍没数,把钱分成三叠,用纸包了,压在藤箱底下。

还差一百。

回到庙里,天已经黑了。

庙门口的灯没点。

丁庙祝说灯油贵。

我摸着墙走进去,脚下踩到一块松的砖,砖翘起来,磕了脚。

蹲下去把砖按回去,按了三下才平。

屋里黑,我摸到桌子,摸到灯,摸到火柴。

老韩坐在庙门口的石阶上,脚边放着一只布包。

「三小姐。」

「你怎么来了。」

「有人托我。」他把布包递过来,「他说,交到你手上。」

布包不重,解开,里头是一个信封。

信封没封口,里头两张票子,一张一百,一张一百。

二百块。

还有一张纸,纸上四个字:算我入伙。

「这钱,」我说,「他有没有说别的。」

「没有。」

「他走的时候,什么样子。」

「瘦了,」老韩说,「胡子长了,没刮。」

「他有没有问你什么。」

「问了,」老韩说,「问三小姐的茧,烧了没有。」

字小,横平,像刻的。

「他人呢。」

「还在县公署。」

「十二天了。」

「十二天。」老韩说,「我托人问过,说没吃苦,就是问话。」

「问什么。」

「不知道。」

我把两张票子摊在膝上。

「老韩,」我说,「这钱,算他入伙,还是算他借我。」

「他没说。」

「他说了四个字。」

「四个字我认得,」老韩说,「算不算借,我认不出来。」

我进屋,把砚台拿出来,磨墨。

墨磨得浓,笔蘸了两次。

「今借到沈临风名下洋二百元整,年息八厘,一年为期。到期不还,以茧行份子抵。」

写完,签名,按下手印。

又翻过纸,在背面添了一行。

「此款系三房自立之本,不入公中,不认族里那一份。」

写到「那一份」,我把笔停了。

第二天一早,我把三百块送到锦记。

邝先生数完,写了一张收据,红印压上。

「苏三小姐,」他把收据递过来,「半个月,你凑齐了。」

「凑齐了。」

「借的。」

「借的。」

「跟谁借的。」

「跟一个人。」

邝先生把钢笔帽扣上。

「你这个丝,」他说,「我收不了。不过有一样,你要是做出匀的丝,三等以上,我收。」

「三等以上,多少钱。」

「一担八百二。」

「九百是几等。」

「一等。」他说,「一等要条份匀,色白,无霉,无并丝。三年之内,吴县出过两担。」

我把收据折好,放进袖子里。

出门时,柜台上的算盘被伙计碰了一下,珠子响了两声。

14

他回来那天落雨。

梅雨,落落停停。

我蹲在灶门口看火,听见院里有人踩水。

进来的人瘦了一圈,长衫下摆湿到膝盖,鞋上全是泥。

「回来了。」

「回来了。」

我把灶上的锅端下来。

锅里是面,糊了一点。

「吃了没有。」

「没有。」

他把藤箱放在门后,坐下,把面吃了。

面是昨天剩的,我用开水泡了泡,卧了一个蛋。

他吃得很慢,筷子夹起来,吹一下,再吃。

吃到碗底,他把碗端起来喝汤,喝完了,碗放回桌上。

「还有没有。」

「有。」

我又下了一碗,这回锅里水开了才下,面没有糊。

他吃完,把碗放在桌上,碗底朝天。

「碗放着,我洗。」

「我洗。」我说。

「你坐着。」

他把碗端到院里,蹲在井边洗,洗了两个,水倒进沟里。

吃到一半,他抬头看灶台。

「你在煮茧。」

「煮。」

「水开了多久。」

「一滚就下。」

他把筷子放下。

「煮茧,水开了要压火,八十五六度,煮两刻。滚水下茧,丝胶煮老了,缫的时候断头。」

「我缫了十三天,断了多少头,我没数。」

「你数数就知道了。」

他从藤箱里拿出一只木盒,比邝先生那只小一圈。

盒里是一排铜片,带细齿。

「检尺器。」

「县公署那台。」

「借的。」他说,「借三天。」

我把新缫的一绞丝拿出来,放在他面前。

他捏住丝头,从铜片的齿缝里抽过去。

抽了三遍。

「条份不匀。」

「我挑过双宫。」

「你挑得不干净。」他把丝递给我,「你自己摸。」

我把丝从齿缝里抽了一遍。

粗的地方,手指头能摸出来,一粒一粒的。

「这是什么。」

「双宫茧的丝。」他说,「两粒蚕做一颗茧,两根丝绞在一起,抽出来就粗。你混进去两成,一绞丝里就有两成的粗段。」

「双宫茧一斤八分。」

「单宫一角三。」

「我省五分。」

「你省五分,一担赔三百。」他说,「上白丝要的是匀。匀了,一担九百。不匀,一担七百八。这中间的差,是你省的五分的二十倍。」

丝搁在膝上,一绞一绞的。

「你怎么知道是双宫茧。」

「咬。」

「我咬过。」

「咬开看蛹。」他说,「双宫茧咬开,里头两个蛹,或者一个蛹一层皮。单宫茧一个蛹,蛹身上没有伤。你把茧放在嘴里咬,牙上感觉不一样,双宫的茧层中间有一道缝。」

「我咬不出来。」

「我教你。」

他抓了十颗茧,摆在案上,一颗一颗指给我看。

「这颗,茧层中间有一道缝,摸得出来。」

「这颗,两头尖,一头的丝头断了。」

「这颗是单宫,你摸摸,滑。」

「滑的是单宫。」

「滑的是好茧。」他说,「粗的是双宫,涩的是黄斑。」

「涩的怎么处理。」

「涩的挑出来,一斤八分。」

他把手里的茧放下,手上有一层粉。

粉是白的,细。

我把十颗都摸了一遍,摸出七颗。

「三颗错了。」

「我再摸一遍。」

第二遍摸出八颗。

他从茧堆里抓了一把,挑了十颗,摆在案上。

「这十颗里头,有几颗双宫。」

我拿起来,一颗一颗咬。

咬了七颗。

挑出三颗。

「两颗。」他说。

「这颗不是。」

「这颗,」他把茧掰开,「你看,两个蛹,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小的死在里头了,茧层薄,你摸着以为是单宫。」

我把那颗茧拿过来,掰开看。

小的那个蛹,只有米粒大,黑的。

「双宫怎么办。」

「单放。」他说,「双宫茧缫出来的丝粗,做不了经线,能做纬线,能做丝绵,能织粗绸。一斤丝绵卖四块,比混进去赔三百强。」

「分开缫,我要两台车。」

他把掰开的那颗茧壳搁在案上,壳是湿的。

「一台就够。」他说,「双宫少,一天缫半斤。」

「煮茧呢。」

「水开了掀盖,晾一晾,手背贴水面,能停三下,就下茧。」

「三下是多少度。」

「八十五。你没有温度计,手背就是。」

「手背烫了,算多少度。」

「烫了就是过了。」

「过了怎么办。」

「掀盖,等。」

「等多久。」

「数二十下。」

他把手背贴在锅沿上,试了一下,缩回来。

「这样。」

「这样。」

我照着试了一遍,锅沿比水面烫。

「锅沿不算,」他说,「水面才算。」

手往下挪,挪到水面那一层。

「烫了怎么办。」

「掀盖,」他说,「掉两度不要紧,掉五度就加火。」

我把手背贴在锅沿上试了一下,烫。

「手背贴水面,不是锅沿。」

我把手伸进锅上头的热气里,停了三下,缩回来。

「就这么试。」

那天下午,我们把六户的茧重新分了一遍。

单宫一堆,双宫一堆,黄斑的挑出来。

一千零二十斤,挑出双宫二百一十斤,黄斑四十六斤。

「黄斑的怎么算。」

「黄斑的单独卖,做丝绵也不行,只能沤肥。」

「沤肥一斤值多少。」

「一分。」

单宫七百六十四斤。

「双宫二百一十斤,」我说,「缫粗丝,二十四斤,一斤四块,九十六。」

「单宫七百六十四斤,」他说,「烘干三百零五斤,缫丝三十九斤,一担九百,三百五十一。」

「加起来四百四十七。」

「这是茧的钱,不是你的钱。」

「我知道。」

他拿起检尺器,把新缫的那绞丝又抽了一遍。

「下一绞,」他说,「会匀。」

雨停了,庙院里积了水,一只麻雀在檐下抖翅膀。

水积在院当中,有个浅坑。

丁庙祝拿扫帚把水往沟里赶,赶了一半,扫帚头掉了。

他把扫帚头捡起来,往柄上按,按不进去。

「糟了。」他说。

「找根铁丝。」

他找来一根,捅了两下,捅进去了,扫帚头歪着,还能用。

「县公署问你什么。」

「问我在双河做什么。」

「你怎么答。」

「我说我在看一个人。」

「看谁。」

他把检尺器收进木盒,扣上。

「看一个把八斤说成四百三十六块八角的人。」

15

第二批茧是六月十五收的。

六户之外又来了九户。

都是小户,一家几十斤。

一共两千零六十斤,堆在庙里,占了整间空房。

我按单宫、双宫分开,单宫一千五百四十斤,双宫五百二十斤。

烘了三灶,出干茧八百一十六斤。

阿贵守夜,我守下半夜,两个人轮着。

六月二十一,夜里起了风。

我睡在东边那间,听见外头有响,像有人踢翻了竹匾。

起来推门,院里已经红了。

灶房的门开着,火从灶门口往外卷,卷到屋檐,屋檐是木的,一下就着。

「阿贵。」

他从前院跑过来,手里提着一只水桶。

「水。」

「井在庙后头。」

我们两个人提水,一桶一桶,泼在墙上。

火不管,火往上走。

丁庙祝也起来了,敲钟,钟声把半条街的人都叫起来了。

有人拿竹竿挑瓦,有人往里泼水,有人站在墙外头看。

火到天快亮才灭。

灶房烧塌了半边。

梁掉下来,压在灶上。

干茧在灶房隔壁那间,门是关的,门框烧穿了,火从门缝进去。

八百一十六斤干茧,烧了六百多,剩下一百多斤,外头焦了,里头是烟味。

阿贵蹲在灰里,一颗一颗捡。

「别捡了。」我说。

「这一颗还能用。」

「烟熏过的茧,缫出来丝发黄。」

他把手里的茧放下,手是黑的。

天亮的时候,街坊散了。

丁庙祝站在院里,看着塌了的灶房。

他在灰里走了两步,捡起一块瓦。

瓦是青的,断成两半。

「这块瓦,」他说,「是前年换的。」

「我赔。」

「不用赔瓦。」他把瓦片放下,「庙里的房,我给你用,是我应下的。烧了,是我的命。」

他去前殿点了三炷香,香插在炉里,插歪了,又扶正。

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只木凳。

「坐着。」他说,「站着说话,腿软。」

凳面凉。

凳子矮,坐着看不见灶房的墙。

「苏三小姐,」他说,「庙产烧了,我得报。」

「报。」

「报了,县里来人,你别挡。」

「报了,县里要来查。」

「查。」

他站了一会,回前殿去了。

太阳出来,照在湿墙上,冒白气。

我坐在台阶上,把手上的灰搓掉。

周阿贵坐在我旁边。

两只手夹在膝盖中间。

「三小姐,」他说,「茧没了。」

「没了。」

「我们六家,还有那九家。」

「我知道。」

「钱呢。」

「没有。」

他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他站起来。

「我去跟他们说。」

「说什么。」

「说茧烧了。」

「你怎么说。」

「我照实说。」

他走了。

街坊站在自家门口看。

有几个站到街当中。

卖水的把车停在巷口,人不下来。

包车夫把车帘掀开,等管事的下车,等的工夫,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干粮,咬了一口。

嚼了两下,又收起来。

上午,陆家的车来了。

一辆包车,两个伙计,一个穿长衫的管事。

「苏三小姐,」管事的下车,手里一张纸,「婚书立了,五月二十过门,你没过。」

「没过。」

「陆家老爷说,人不进陆家门,聘礼要退。」

「八百,」我说,「公中收了。」

「婚书上写的是你。」

「钱不是我收的。」

「陆家不管谁收的。」他把纸递过来,「聘礼八百,酒席二百,一共一千。十天之内。」

我接过纸,看了看。

「十天。」

「十天。」

他上车,车走了。

下午,族里来收房。

其实房早就收了,只剩后头两间里的东西。

老韩带人来搬缸,搬柜。

「三小姐,」他站在门口,「梁上那个钉子眼,公中说要补。」

「补。」

「补了,这屋就跟你没关系了。」

「我知道。」

他把缸搬出去。

搬到门口又停下。

「三小姐,」他说,「那天夜里的火,有人看见。」

「看见什么。」

「看见两个人从庙后头出去。」

「什么人。」

「没看清。」他说,「一高一矮,高的那个走路有点拐。」

我把手里的扫帚靠在墙上。

「老韩。」

「哎。」

「你在我父亲手底下做了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那杆秤,」我说,「你称过多少回。」

他把缸放下,两只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三小姐,」他说,「我称过多少回,我不敢说。」

「你说个大概。」

「我不敢说。」

他把缸抱起来,走了。

天黑的时候,沈临风从外头回来,身上有烟味。

「你去哪了。」

「庙后头。」

「看出什么。」

「两个人,一高一矮,」他说,「高的那个左脚落地轻。地上有印子,从庙后墙出去,往后街走,走到土地庙那儿没了。」

「土地庙后头是公中的仓。」

「我知道。」

他把手在井水里洗了洗。

井水凉,他洗了两把,甩了甩手上的水。

水甩在青砖上,砖上有一层灰,洇出几个点。

「苏念之。」

「嗯。」

「这一把火,」他说,「不是烧给你看的。」

「苏念之。」

「嗯。」

「我回上海一趟。」

我把手里的东西放下。

「回上海。」

「三天。」他说,「最多五天。」

「你去做什么。」

「找一个人。」

「找谁。」

他没答。

「沈临风,」我说,「你到底是谁。」

院里的灯没点,只有灶膛里最后一点炭。

「等我回来。」他说。

「你每次都说明天回来。」

「这次是五天。」

他进东屋,把藤箱提出来,箱子里没几件东西。

走到门口,他停下来。

「那杆秤,」他说,「砣呢。」

「丢了。」

「什么时候丢的。」

「不知道。」我说,「前天还在。」

他把藤箱换到另一只手。

「秤杆留着。」他说,「砣丢了,秤还在。」

他走了。

我进屋,把枕头底下的东西都摸出来。

一张包点心的纸。

一张报纸。一张名帖。

三样摊在桌上。

报纸上那张照片,中间那个侧着脸的人,左边眉毛尾上有一道口子。

我用手指头把照片上的字一行一行压过去。

报上的字我一行一行压过去。实业部,丝业改良委员会,调查员沈临风,赴德考察丝机,日前归国。

16

烧剩下的茧,我一颗一颗看过。

焦的七百多斤,没烧透的一百一十斤,都有烟味。

烟熏过的茧缫出来丝发黄,邝先生连看都不会看。

我把这一百一十斤摊在院里晒,晒了三天,烟味淡了些。

缫了四斤丝,丝色发暗,我留着,没往锦记送。

六户手里还有种茧。

阿婆留了四十斤,阿贵留了六十斤,孙老汉三十斤,婆媳两家八十斤,还有两户,一共凑了二百二十斤。

二百二十斤鲜茧,烘干八十八斤,缫丝十一斤。

摇车摇了四天。

摇到手腕肿。

丝绞好,用红纸腰封,一绞一绞码在木匣里。

十一斤丝,我拿了一斤做样,剩下的十斤留着。

去锦记那天是七月初二。

柜台后的伙计说,邝先生不在。

「他什么时候走的。」

「前天。」

「去上海做什么。」

「不知道,」伙计说,「他两个月去一趟。」

「什么时候在。」

「不知道。」

「我等他。」

我在锦记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天。

台阶是青石的,中间被人踩出一道浅坑。

第二天坐了半日,一个卖杨梅的路过,担子在我面前停了停。

「杨梅要不要,三个铜板一碗。」

「不要。」

「坐这儿做什么。」

「等人。」

「等谁。」

「邝先生。」

他把担子换了换肩,说:「邝先生从上海回来,都是下午的车。」

说完,挑着担子走了。

第二天又去,伙计说,邝先生去上海了。

「什么时候回来。」

「三四天。」

「我等他。」

第三天,我带了把伞,坐在台阶上。

伞是旧的,伞骨断了一根,撑开的时候,那边塌下去一块。

我把伞歪着撑,让塌的那边朝墙。

台阶上有一只蚂蚁,从砖缝里出来,走到我鞋边,绕了个弯,又走回去。

晌午落过一场雨,台阶淋湿了,我挪到门檐下。

伙计出来倒水,看见我,把水泼在墙根,没说话。

水泼在墙根,溅起来一点,落在我的鞋上。

他看了一眼,说了一句「对不住」,回去了。

鞋面上湿了一小块,一会儿干了,留下一个印。

第四天上午,邝先生回来了。

他从包车上下来,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

「苏三小姐。」

「邝先生。」

「你坐了几天。」

「三天。」

他看了我一会,把包递给伙计。

「上来。」

楼上有一张桌子。

桌上摊着单据。

单据压在一块玻璃底下,玻璃有一道裂。

裂口用胶布粘着,胶布黄了。

玻璃底下压着一张名片,角上烫金,金掉了一半。

他从我手里接过木匣,打开,捏起那一斤丝。

他把丝抖开,对着窗。

窗是新擦的,玻璃亮。

他把丝从检尺器的齿缝里抽过去,抽了两遍。

「匀。」

话没接。

「条份匀,色白,无霉。」他把丝放在桌上,「还有并丝,两处。」

「两处。」

「并丝是缫的时候两根丝粘在一起。」他说,「一斤里头两处,算二等。」

「二等多少钱。」

「八百八。」

「一等呢。」

「九百。一等要一处并丝都没有。」

「我下一绞能做一等。」

邝先生把丝绞收进木匣,扣上。

「苏三小姐,」他说,「你要多少茧。」

「我要出三百斤丝。」

笔是蘸水笔,笔尖上有一小滴墨,快掉下来了。

他把笔尖在瓶口刮了刮,墨掉回瓶里。

纸是一张毛边纸,边上毛着。

他写字的时候,左手按住纸角,右手写,写一行,纸就往上卷一点。

「三百斤丝,」他拿起桌上的笔,在纸上算,「一担干茧出十三斤丝,三百斤丝要二十三担干茧,折鲜茧五十七担半。」

「五千七百五十斤鲜茧。」

「吴县今年春茧,公中收了四千二百担。」他说,「你要五千七百斤,是公中的一成三。」

「我要得不多。」

「你要得不少。」他把笔放下,「你要的是公中手里的一成三。」

手放在桌沿上。桌沿有一道裂。

「邝先生,」我说,「锦记一年用多少丝。」

「一千二百担。」

「一千二百担里头,吴县出多少。」

「三百担。」

「三百担,」我说,「吴县三十六家茧行,公中占多少。」

「公中占两百二十担。」

「剩下的八十担,是三十六家分的。」

「是。」

「我要是能出三百斤,」我说,「占吴县的千分之七。」

邝先生笑了一下。

「你算得快。」

「我父亲教的。」

他把木匣推回来。

「你这斤样,我收下。三百斤丝的单子,我开给你。」

「什么价。」

「二等,八百八。三百斤,二千六百四十块。」

「什么时候要。」

「九月十五以前。」他说,「中秋前,洋庄的船要走。」

「误了船呢。」

「误了船,这单算黄。」

我把这句话记在纸上。

「还有一样。」邝先生说。

「什么。」

「单子我开给你,茧你自己找。」他把钢笔帽扣上,「不过有一件事,我得跟你说。」

「茧我自己找。」

「找得到,是你的本事。」

「说。」

「前天上海来了个电话,」他说,「问我吴县有没有一家三房自立的小行。」

「谁打的。」

「没说名字。」

「你怎么答。」

「我说有一家,」邝先生看着我,「出了一斤好丝,人坐在我门口三天。」

我把纸折起来,放进袖子里。

纸是毛边纸,折起来有一点毛边扎手。

袖子里还有一张,是赔款的收据,边角磨软了。

「邝先生,」我说,「那个电话,是沈家打的吗。」

他把桌上的单据收起来,一份一份摞好。

「苏三小姐,」他说,「上海姓沈的,做丝的有三家。做机器的一家,做金融的一家,做实业的一家。」

「做实业的那家。」

「那家不打电话,」他说,「那家发电报。」

我把木匣抱起来,匣子底有一块木刺,扎了手。

刺很短,掐不出来。

我把手在长衫上按了一下,血没出来。

17

砣是老韩送来的。

七月初五早上,门口放着一只布兜,兜里是铜砣,底下压一张纸条。

纸条上六个字:这东西不该在我手里。

我把砣拿进屋,放在桌上。

铜砣,拳头大,提手磨得亮,翻过来,底下三个字:敬堂校。

拿在手里掂了掂。

铜的分量不对,比该有的轻。

我把它放在桌角,桌角不平,砣歪了一下,滚了半圈,停住。

七月初七早上,我把砣擦了一遍。

布是旧的,擦两下就黑。

铜锈擦不掉,用了一点醋,擦出黄来。

醋是灶上那瓶。

瓶口缺了一块。

醋倒多了,流到桌上,我用袖子擦了。

擦到提手那儿,布上沾了一层黑。

我把布洗了,晾在门口。

晾的时候,隔壁的顾家女人问:「今天祠堂?」

「今天。」

「你一个人去?」

「一个人。」

她把手里糊了一半的纸盒放下。

「你大伯那个人,」她说,「我男人在他仓上扛过包。」

「扛了多久。」

「半年。半年以后不扛了。」

「为什么不扛。」

「他说,仓上的包,越扛越轻。」

七月初七,族里议事。

这一回议的不是我,是三房除名。

除名要开祠堂,要七位族老到,要把名字从族谱上划掉。

我到的时候,堂上已经坐齐了。

七盏灯,白天也点着。

大伯站在供桌右边,面前那张矮几上摆着族谱,翻到三房那一页。

「苏念之,」他说,「今日除名。」

「大伯,」我说,「我来送一样东西。」

我把布兜放在矮几上,解开。

铜砣滚出来,停在族谱边上。

堂上有人往前探了探身。

「这是公中的秤砣。」大伯说。

「是。」

「你偷的。」

「老韩送来的。」我说,「他说这东西不该在他手里。」

大伯看了老韩一眼。

老韩站在门边,低着头。

「一口秤,」我说,「称进来九十二,称出去一百。三年,九季,差三千九百三十一块。」

「这话你说过。」敬修公说。

「说过。」我说,「今天说第二样。」

我从袖子里摸出一把锯条。

细锯,木匠用的,一尺长,齿小。

「念之。」七叔公把竹杖往地上顿了一下。

「七叔公,」我说,「我锯开它,你就知道我父亲为什么死。」

我把砣夹在两膝中间,锯条压在砣底。

铜软,锯起来涩。

锯到第七下,砣底开了一道口。

里头是白的。

不是铜的白。

是锡的白。

锯条抽出来,上头一层铜屑。

把砣往矮几上一磕。

一块锡掉出来,落在族谱上,滚了半圈。

堂上没有人说话。

锡块有小指头大,切口发亮。

「铜砣灌锡,」我说,「一斤少八斤,就是这里头少出来的。」

「谁灌的。」敬安公问。

「砣底刻着字。」我把砣翻过来,推到他面前,「敬堂校。」

大伯的手往矮几上按了一下。

「校秤,」他说,「是我校的。校秤不等于灌锡。」

「校秤是校秤,」我说,「灌锡是灌锡。两件事。」

「两件事,」他说,「你不能拿一件,说另一件。」

「我不说另一件,」我说,「我说的是,校过秤的人,砣上有他的名。砣里灌了锡,他脱不了干系。」

「脱不了干系,」大伯说,「不等于就是我。」

「不等于,」我说,「可也不等于不是。」

「不等于。」

「十年了,」他说,「这砣经过多少人的手,谁知道谁灌的。」

「大伯说得对。」我说,「所以我带了第二样。」

我把父亲的手记第三册拿出来。

蓝布封面,边角磨破,里头一页一页是丝。

「我父亲记丝,记了二十年。」我说,「车台几部,一日出多少,条份几等,都记。第三册封底,还有一行字。」

封底内页有一行字。

那一行字在纸的右下角。

墨很淡,像写的时候手在抖。

「敬堂嘱:秤不可换,换则三房绝。」

我念完,把册子放在矮几上。

堂上静得能听见灯芯响。

「这行字,」敬修公往前凑,「是你父亲写的。」

「我父亲的笔。」

「他为什么写这个。」

「因为有人不让他换秤。」

大伯开口。

「那是他自己签的。」

堂上七个人一起看他。

敬安公的手在膝盖上按了一下。

敬礼公的扇子停在半空。

七盏灯里,靠门那一盏的灯芯结了花,没人剪。

大伯的嘴还张着,手指按在族谱上,指节发白。

「签什么。」七叔公问。

大伯没答。

「敬堂,」七叔公把竹杖立起来,「他签了什么。」

「三房退出公中,」大伯说,「他签了字。字在我这儿。」

「哪一年。」

「十六年。」大伯说。

七叔公把竹杖换到另一只手。

「十六年冬天,下了三场雪。」

「三场。」敬修公说。

「第三场最大,压塌了族学的一间屋。」

「修屋花了四十块。」

「四十二。」敬礼公说,「我经的手。」

「他死前一年。」

「他死前一年,」我说,「已经不能下床。他那年的药,公中断了三个月。」

「药是他自己不吃的。」

「药是公中不送的。」我说,「大伯,四十七块药钱,记在杂支里。杂支那一页,你翻给我看。」

大伯的手从族谱上收回去。

七叔公把竹杖在地上顿了三下。

「敬和,」他说,「去把公中的流水抬来。」

敬和公站起来,理了理长衫。

「抬几年的。」

「三年的。」七叔公说,「一本不少。」

敬和公出去了。

堂上七盏灯,有一盏被风吹得歪了,敬礼公伸手扶了一下灯罩。

大伯站在原地。

两只手垂在身侧。

「苏念之,」他说,「你以为一本流水就能翻过来。」

「不能。」我说,「流水是死的,人是活的。」

「那你来做什么。」

「我来把这杆秤,」我说,「从我父亲背上卸下来。」

大伯看了我一眼。

他把手在长衫上擦了擦,转身走了。

族老们坐着没动。

供桌上的香烧到了底。

香灰断了,掉在炉里。

18

流水是下午抬来的,两只木箱,箱上落着锁。

锁是老的,锁梁上有一层锈。

敬和公把钥匙插进去,转了一下,没开。

第二下,锁梁弹起来,掉了一点锈粉在箱盖上。

他把锈粉吹掉。

箱盖掀开,里头是一层油纸,油纸下面才是本子。

油纸抽出来的时候,粘住了一页,他用手一揭,页角撕了。

敬和公把锁打开,抱出三本,纸是黄的,一本比一本厚。

族谱那一页还翻在三房,没人动。

「念之,」七叔公说,「你来看。」

三本流水摊在矮几上,我一本一本翻。

第一本,民国十五年。第二本,十六年。第三本,十七年,写到六月。

「收茧一栏,」我说,「三年九季,公中收鲜茧四千二百担。」

「四千二百担。」

「四千二百担,」敬修公说,「这个数,我认得。」

「你认得的数,」我说,「是纸上的。实际收的,是四千五百三十六担。」

「多出来的三百三十六担呢。」

「没入流水。」

「没入流水的茧,怎么走的。」

「走陆家的灶,」我说,「不记公中,记在陆家的进料簿上。」

「四千二百担,」我说,「公中自己的灶,一季能烘多少。」

「一季八百担。」敬修公说,「三口灶,日夜烧。」

「九季,七千二百担。」我说,「公中自己烘的只有七千二百担的份,多出来的三千担,走的是哪家的灶。」

敬修公不说话了。

「走的是陆家的灶。」我说,「陆家丝厂,一年用干茧六百担。公中九季,三千担鲜茧送到陆家,烘成干茧一千二百担。」

「一千二百担,」七叔公说,「陆家的干茧,一斤多少钱。」

「四角。」

「公中送给陆家,一斤多少钱。」

「两角八。」我说,「流水上写的。」

我把第三本翻到中间一页。

「这一页,六月,损耗一栏。」

「损耗多少。」

「三百三十六斤。」

「一季三百三十六斤。」

「九季,三千零二十四斤。」我说,「鲜茧损耗,一斤八分?不,损耗一栏写的是一斤一角三,按鲜茧价折。三千零二十四斤,三百九十三块。」

「三百九十三,」敬安公说,「不多。」

「三千零二十四斤,是记在纸上的。」我说,「实际差的是三千三百六十斤。这两个数差三百三十六斤,正好是一季的数。」

堂上有人动了一下。

「差的那一季,」七叔公说,「记在哪儿。」

「没记。」我说,「没记的,才是钱。」

我把三本流水的杂支页翻出来,一页一页对着念。

「十五年七月,杂支四十七块,药。」

「十六年三月,杂支二百二十块,修灶。」

「十六年九月,杂支八百块,」我停了一下,「聘礼。」

「聘礼怎么进杂支。」敬和公问。

「流水上写的是,还陆家借款利息。」我说,「八百。」

「陆家的借款,」七叔公说,「三千。」

「三千。」我说,「陆家的放款簿,我托人抄了一份。」

我从袖子里摸出一张纸。

「陆家放款簿,十六年三月,借出两款。一款一千二,一款八百。一千二的,借款人是公中。八百的,借款人写的是苏敬堂。」

堂上没人出声。

「一千二加八百,两千。」我说,「公中说欠三千。多出来的一千,在哪儿。」

大伯把手按在矮几上。

「苏念之,」他说,「你抄的放款簿,谁能作证。」

「陆家的管事,」我说,「姓何,今天在门外。」

七叔公看了一眼门边。

老韩出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身后跟着一个人,灰布长衫,手里一只布包。

那人把布包打开,取出一本簿子,翻到一页,摊在矮几上。

「陆家放款簿,」他说,「抄本在这儿。原本在柜上,随时可对。」

七叔公看了很久。

「多出来的一千,」他说,「进了哪儿。」

我把最后一页翻出来。

「十七年二月,杂支一千零四十块,写的是购地。」

「购什么地。」

「城西桑园十二亩。」我说,「地契上的名字,不是公中。」

「是谁。」

「苏念祖。」

堂上有人咳了一声。

苏念祖是大伯的儿子,在上海做事。

「十二亩桑园,一千零四十块,」我说,「买在苏念祖名下。他一个在上海做事的人,买吴县的桑园做什么。」

「他要回来。」大伯说。

「他回不来。」我说,「他上海的标金,亏了三千六。」

大伯往矮几那边挪了半步。

「你怎么知道。」

「上海的行情,报纸上有。」我说,「标金四百二十条,七月十四交割,他一个人在里头。亏空三千六,八月要补。」

大伯的手抬起来,又落下。

门外有人进来,是陈阿婆,后头跟着周阿贵、孙老汉,还有几个我不认得的。

阿婆手里捧着一张纸,纸上密密麻麻按着红手印。

「七叔公,」她说,「我们十五户,按了手印。」

「按什么。」

「按斤两。」阿婆把纸递上去,「三年,我们十五户,被压的秤,一共四千八百二十斤。」

「四千八百二十斤。」七叔公念。

「一斤一角三,」我说,「六百二十六块六角。」

七叔公把那张纸摊平,一个手印一个手印看过去。

「敬堂。」他开口。

大伯没应。

「敬堂。」

「七叔。」

「公中的流水,你看过了。」七叔公说,「你自己说。」

大伯站着,两只手垂在身侧。

「我没什么说的。」他说。

「公中管事,」七叔公说,「从这个月起,不用你管了。十二亩桑园,退回来,地契交族里。你这一支,出族。」

敬修公把册子推过来。

「七叔,」他说,「出族要七个人画押。」

「画。」

七个人一个一个过来,在册子上按手印。

按到第七个,七叔公把册子合上。

「三房,」他说,「复名。」

我把手记收进袖子,把那块锡从族谱上拿起来,攥在手里。

锡是凉的。

大伯走到门口,站住。

「七叔,」他说,「你们查我,怎么不查她雇的那个男人。」

19

县府来文是第二天到的。

送文的是个杂役,穿灰布褂子,脚上一双草鞋。

他把文递给我,让我签个字。

签字的簿子上有一层油,笔在上面打滑。

「签在哪里。」

「这儿。」他指着一个空行,「写名字,写日子。」

我写完,他看了一眼,把簿子合上。

「苏小姐,」他说,「县府的人下午来,你把屋里收拾收拾。」

「收拾什么。」

「茶碗。」他说,「来人要喝水。」

一张纸,红印,写的是「查苏氏三房所雇沈姓男子,冒充部员,着即传询」。

来的是第三科的一个科员,姓吴,戴眼镜,说话轻。

「苏小姐,」他把纸摊在柜上,「这个人,现在在哪。」

「上海。」

「什么时候回来。」

「他说五天。」

「第几天了。」

数了一下日子。

「第七天。」

吴科员把纸收起来。

「他回来,你叫他到县府来一趟。」

「他犯了什么事。」

「冒充部员。」吴科员说,「有人写信到部里问,部里回电说,查无此人。」

「查无此人。」

「电报上是这么写的。」

他走了以后,我坐在柜后头,把那张纸看了两遍。

纸上的字是印的,油墨有一处重了,「冒充」两个字糊在一起。

纸对着窗,糊的地方还是看不清。

糊的地方还是看不清。

柜台上的算盘被风吹得响了一下,一颗珠子滑到边上。

第五天他没回来。第六天也没。

第七天下午,他回来了。

包车停在巷口,他下车,手里提着一只皮包,长衫换了新的,鞋也是新的。

新鞋的底硬,走在石板路上响。

他走了几步,脚步慢下来,像是不习惯。

「回来了。」

「回来了。」他把皮包放在柜上,「县府来人了。」

「来了几个。」

「一个,戴眼镜。」

「说什么。」

「问你在不在。」

「你怎么说。」

「我说在,」我说,「在等她算数。」

吴科员把笔帽扣上,笔帽是铜的。

他把笔搁在簿子上。

「我说在。」

「来了。」

「说什么。」

「说你冒充部员。」

他把皮包打开,取出一张硬纸。

硬纸是白的,上头有照片,有钢印,有一行字。

「实业部丝业改良委员会调查员,沈临风。编号一一七。」

「县府说,部里回电,查无此人。」

「部里回的电,」他说,「是给县府的。给我的这一份,是部里的令。」

他又取出一张纸。

「实业部令,第三四七号。吴县茧行压秤,影响出口丝价,着调查员沈临风查明具报。」

吴科员是傍晚来的,带了两个人。

「沈先生。」

「吴科员。」

「县府请你过去一趟。」

「不用去。」沈临风把两张纸推过去,「这个给你。」

吴科员接过去,看了很久。

「这个钢印,」他说,「我要对一对。」

「对。」

「部里的令,我也要打个电报去问。」

「问。」沈临风说,「问实业部第三科,找周科长。电报费我出。」

吴科员把两张纸还回来。

「沈先生,」他说,「你要是真的,为什么不早说。」

「早说了,」沈临风说,「我查不到东西。」

「查什么。」

「查茧行压秤。」他说,「吴县三十六家茧行,三十四家用同一杆秤。秤是公中打的,砣是公中灌的锡。蚕农一斤少八斤,公中一斤多赚八分,洋庄一斤压两分。三层压下来,出口的丝价一年跌一成。」

「这跟你住在苏家茧行有什么关系。」

「苏家三房,」他说,「是唯一一家把八斤算出来的。」

吴科员看了我一眼。

「苏小姐,」他说,「你知道他是谁。」

「知道。」

「什么时候知道的。」

「六月里。」

「六月里。」沈临风转过头。

「报纸上登过你的照片,」我说,「德国丝机展,在南京路。」

「你看出来了。」

「你左边眉毛尾上有一道口子。」

他把手抬起来,摸了一下眉毛。

「那你还雇我。」

「你三十块,」我说,「便宜。」

吴科员在旁边咳了一声。

「沈先生,」他说,「既然是公务,县府这边要备一份文。」

「备。」

「还有一样,」吴科员说,「写信到部里问的那个人,我们要查。」

「不用查。」沈临风说,「信是苏敬堂写的。」

「你怎么知道。」

「他写的字,」沈临风说,「我在公中的告示上见过。『查无此人』四个字,是他想要的回电。」

吴科员走了以后,天已经黑了。

族里没有人送。

老韩站在祠堂门口,站了很久。

敬修公从里头出来,把门锁上,钥匙揣进袖子。

「七叔说,」他对着门说,「祠堂的门,先锁三个月。」

老韩问:「三个月以后呢。」

「三个月以后,」敬修公说,「看谁回来。」

大伯是第二天被带走的。

带走的时候他站在祠堂门口,穿的还是那件青绸马褂。

他没说话。

也没回头看。

七叔公还站在门里头。

「敬堂,」他说,「你儿子的三千六,族里不管。」

大伯上了车。

车走了以后,七叔公把祠堂的门关上,门轴响了一声。

门关上,院子里暗了一层。

七叔公站在门里。

竹杖拄在地上。

「念之,」他说,「你父亲那口棺材,是薄的。」

「多薄。」

「一寸二。」他说,「我那时候说,加两分。」

沈临风在院里站着,皮包提在手里。

「部里调我回南京。」他说。

「什么时候。」

「月底。」

「月底还有十二天。」

「十二天。」他把皮包换到另一只手,「苏念之。」

「嗯。」

「跟我走吗。」

我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柜上。

「我的行刚开。」

「行可以开到南京。」

「行开在吴县,」我说,「茧在吴县,人在吴县。」

他看了我一会。

「那我月底走。」

「走。」

那天夜里,庙里的灯点上了。

丁庙祝说,灯油他出。

「什么事。」我问他。

「喜事。」他说,「躲过一劫,就是喜事。」

灯点在香案上,火苗很小,被风一吹就歪。

他用一只手护着,护了半夜。

「十二天,」他说,「我把这十二天的事做完。」

20

行帖是八月十九下来的。

何先生把帖递给我,帖上写「鲜茧收购,苏记三房,吴县第三十七号」。

「第三十七号。」他说,「前三十六家,你都认得。」

「认得。」

「具保人是苏敬斋,铺保两家,一家沈记杂货,一家陆记丝厂。」

「陆家肯保。」

「陆敬斋昨天来的。」何先生说,「他说,他那六百担干茧,今年想换个来路。」

门面租在后街,一间,前头收茧,后头住人,月租三块。

房东还是王寡妇,她把钥匙给我,说这一间空了两年,梁上有老鼠。

我上去看,梁上确实有老鼠,一堆谷壳。

周阿贵来帮工,把梁上的谷壳扫了,扫出三只死老鼠,一只还没死透,他拎着尾巴扔到街对面。

匾是七叔公写的。

他写字手抖,写「念记」两个字,写坏了三张纸。

「七叔公,」我说,「写苏记三房就行。」

「念记。」他说,「你父亲叫敬川,你叫念之。念记,念着记着。」

他把最后一张纸递给我,墨还没干。

新秤是城西周记秤店打的。

秤杆乌木,两头包铜,秤星是铜丝嵌的,一颗一颗,我用指甲按过,都平。

砣是新铸的铜砣,比旧的那个小一圈。

「砣上刻什么字。」周师傅问。

「念之校。」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刻这三个字,」他说,「秤就是你的了。」

「秤本来就是我的。」

「刻了字,」他把刻刀在皮子上蹭了蹭,「别人也认。」

他刻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看。

刻到第三个字,刀滑了一下。

「重刻。」我说。

「重刻要再铸一个。」

「铸。」

第二个砣刻好了,三个字,扁扁的,跟旧砣上一个体。

他把砣放进水里浸了一下,拿出来擦干。

「新砣要养。」他说。

「怎么养。」

「称三个月,称准了,就养出来了。」

「三个月。」

「三个月。」他把砣递给我,「头一个月,一天称三回,称一样的东西。」

我把砣翻过来,看了很久。

头一天夜里,我把柜面擦了三遍。

第一遍用湿布,第二遍用干布,第三遍用一块旧绸。

旧绸是母亲留下的,裁剩的一小块,蓝的,边上抽了丝。

擦完,柜面上能照见灯。

我把算盘摆在左手边,剪子摆在右手边,中间留出来称茧的地方。

摆完,退后两步看了看,又把剪子挪近了一寸。

开行那天是八月二十六。

门口挂了一挂小鞭炮,一百响,响到一半哑了几个。

阿贵拿竹竿把哑的挑下来,扔在沟里。

门楣上钉钉子挂秤,第一颗钉歪了,拔出来重钉,木头掉了一小块。

秤挂上去,钩子朝下,布包着。

陈阿婆第一个来。

她挑着两筐茧,扁担压得弯,走到门口放下。

「三小姐。」

「阿婆。」

「我这茧,你称称。」

筐挂上钩,秤杆抬起来。

秤杆抬起来,平在中间。

「一百零二斤。」

「一百零二。」阿婆说,「我家里称的一百零二。」

她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头是两块糕。

「供一供。」她说,「开行要供。」

糕摆在柜台上,摆了两块。

后头陆陆续续来人,孙老汉、婆媳两家、那九户小户,挑担的,推车的,门口排到了巷子里。

一上午收了八百六十斤。

沈临风在柜后头记数。

笔是那支咬过头的铅笔。

他记一笔,报一声。

「陈门陈氏,一百零二斤。」

「孙门孙氏,七十三斤。」

晌午,他把笔放下。

「部里来了信。」

「说什么。」

「调令撤了。」他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纸,「部里说,吴县的案子还没结,调查员留任。」

「留多久。」

「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呢。」

他把纸收进皮包。

「三个月以后,」他说,「部里问我,我就说案子没结。」

「案子什么时候结。」

「你说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

我把手里的算盘往旁边推了推。

门外有人喊,是阿贵。

「三小姐,洋庄的车来了。」

两辆板车停在巷口,车上装的是空麻袋,锦记的印。

邝先生从车上下来,手里一张单子。

「苏三小姐,」他说,「三百斤丝,九月十五,我来提。」

「九月十五。」

「干茧备齐了没有。」

「备了两千三百斤。」

「差得远。」他说,「三百斤丝要两千三百斤干茧,两千三百斤干茧要五千七百五十斤鲜茧。你今天收八百六十斤。」

「我还有十九天。」

邝先生把单子折起来。

「十九天,五千斤。」他说,「吴县今年春茧四千二百担,你一家收五千斤,占一成二。」

「一成二,」我说,「不多。」

「不多。」他把单子递给我,「你要的是一成二,公中剩下的是八成八。八成八的人看着你。」

他上车走了。

下午的日头斜过来,照在门楣上那杆秤上。

沈临风把皮包放在柜台上,没提走。

「南京不去了。」他说。

「为什么。」

「部里让我留。」

「留三个月。」

「三个月。」他说,「三个月以后再说。」

茧搁在柜上,滚了两颗。

「工钱。」

「三十。」

「二十五。」

「三十,管饭。」

「二十六,管饭,管住。」

「三十。」他说,「我住门房。」

「二十七。」

「三十。」

「你凭什么三十。」

「凭我会看秤。」

我把算盘上的珠子拨回去。

「二十八。」我说,「管饭,管住,年底加两块。」

他伸出手。

我跟他握了一下,他的手心是干的。

门外阿贵又喊了一声。

「三小姐,阿婆的筐倒了,茧撒了一地。」

门帘一掀,出去了。

茧撒在巷子里,白的,滚得到处都是。

阿婆蹲下去捡,捡一颗,茧从指缝里漏一颗。

「阿婆,」我说,「别捡了,扫。」

阿贵拿了把竹扫帚来。

一下一下往墙角扫。

沈临风在门里把秤杆抬起来,砣挂在钩上。

「下一筐。」他说。

秤杆抬起来,砣还没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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