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在书房养了一只兰花螳螂。粉的，伏在玻璃罐里的假花上，一年到头不动，像一朵开出来的花。
他说是朋友寄养的。养了三年。
那天我在他外套里摸到一张回单，备注两个字：兰花。收款人姓黎。
我去看了罐底。那儿刻着一个很小的七。
1
标本室在三楼最里头，朝北，一年见不着太阳。
我做昆虫标本十一年。
螳螂这一类最难整。翅膀薄，一碰就卷，得先焐两天还软盒，等关节松了才敢动针。
「这只翅根折了。」老聂在我背后说。
「折了也能整。」
「整出来是歪的。」
他五十九，做了一辈子，手开始抖。抖了还做。做一只，废半只。
「歪也比扔了强。」
「我说个事你听听。」老聂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前年有个人送一只螳螂来，说是他闺女养的，闺女走了，他想做成标本留着。我给他做，做了四天。做完他抱着盒子哭。我说你别哭，东西在这儿。他说他哭的不是这个东西，他哭的是他闺女临走那天，忘了给虫换水。」
「后来呢。」
「后来他把盒子抱走了，再没来过。」老聂把眼镜戴回去，「我这活儿，做的就是别人不要了的东西。」
「那是你说的。」老聂把手在裤子上蹭了两下，「馆里的东西，歪了就得写报告。」
「报告我来写。」
「你写。」他往窗台上看了一眼，「昨天那只凤蝶呢。」
「借走了。」
「谁借的。」
「馆里批的。你签的字。」
老聂站住了。
「我签的？」
「条子上是你的名字。」
他想了一会儿，哦了一声。
「那个开花艺班的。说要办展，摆一个月。」他伸手比了一下，「这么小一只，摆一个月，能看什么。」
「她说让人看看。」
「看什么，看翅膀？」他把袖子往上捋，「这年头，什么东西都能摆出来看。」
小郑从门口探头，手里端着一盒针。
「聂师傅，二号柜的还软盒漏水了。」
「漏了换。」
「换哪个。」
「换底下那个，蓝盖的。别拿新盒，新的太干。」
小郑跑了。老聂回过头看我手上的针。
「你这两天不说话。」
「忙。」
「忙也不是这么个忙法。」他拉过一张凳子坐下，「我说话你听着，手别停。东西坏了能修，人不行。」
「我没事。」
「你说没事就是有事。」他指了指我压住的那片翅，「你这针往下扎，扎了三回都扎在同一个点上。做十年的人不这么扎。」
我把针拔出来，换了个位置。
翅面上起了一小道白痕。
「看见没有。」老聂说，「手上一忙，脑子就搁着事。」
「聂师傅。」
「嗯。」
「螳螂一年蜕几回皮。」
「六七回。」他愣了一下，「你问这个干什么。」
「随便问。」
「成虫就不蜕了。蜕完那一回，翅膀硬了，能飞了，也就活到头了。」他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人跟它一样，长成了就没什么可长的地方了。」
五点四十，小郑在门口喊收工。我把泡沫板盖上，标了一张签：螳螂目，待整。
六点下班。风从楼道里灌上来，带着楼下食堂的油烟。
到家六点二十。周牧在书房。
他把罐子从架子上端下来，搁在桌上，抽开纱网，往里丢蟋蟀。
两只。一天两只。
那只粉的伏在一枝假兰花上，前腿收在胸前，像在合手。
蟋蟀落在罐底，转了个圈，往角落爬。
它不动。
「它不吃。」我说。
「等没人了才吃。」
「饿了三天了。」
「它自己有数。」他把纱网扣回去，指腹在罐口蹭了一圈，蹭掉水汽，「你别老盯着它。」
「看一眼也不行。」
「看它干什么。」他擦了擦手，「你手洗了没有。」
「洗了。」
我们结婚七年。他在事务所做合伙人，一年有大半年在工地上，回家就进书房。
我不进他的书房。我只在门口站着。
七点，婆婆来电话。
「宁宁，吃了没有。」
「吃了。」
「牧川呢。」
「在书房。」
「他又在书房。」婆婆顿了一下，「我跟你说个事，你别恼。你三婶今天抱孙子了，满月酒，让我去。我没去。」
「为什么不去。」
锅里水开了，我把火关小，盖子留了一条缝。
「我去了人家问我，我怎么答。」她叹了口气，「你们七年了。我不催，我就问一句，医院去过没有。」
「去过。」
「去过几回。」
「三回。」
「三回。」她重复了一遍，「行。我不说了。我明天给你送点排骨过去。」
「不用。」
「不用也是送。」电话挂了。
周牧从书房出来倒水。
「我妈打的。」
「听见了。」他把杯子放下，「她那人就那样，你别多想。」
「我没多想。」
「你要是想去看，我陪你去。」他喝了一口水，「不过我觉得没必要。孩子这事，急不来。」
「她说明天送排骨。」
「让她送。」他把水杯放在水池边，「我明天不在家，事务所那边审计，得盯两天。」
「审计什么。」
「项目上的事。材料、人工，对一遍。」他擦干手，「跟你说你也不爱听。」
「你说。」
「说完了你又问我为什么不对。」他笑了一下，「一摊子烂事。」
他回书房了，门带上。
那天他的外套搭在餐椅上。米的，袖口有一块干了的白灰。
我给他挂起来，手伸进口袋，摸到一张纸。
银行回单。
打款八千。收款人姓黎。备注两个字，兰花。
日期上个月十四号。
我把回单对折，又对折，塞回口袋，把外套挂进柜子。
面在锅里，我下了两把，自己吃了一碗，另一碗放在灶上盖着。
十一点，他出来洗了个澡，水声响了很久。
十二点，他睡了。
我开书房的门，没开灯，把罐子端到走廊的夜灯底下。
玻璃很厚，凉。罐底不光滑，釉上有一道细划痕。
我把它翻过来对着光。
刻着一个七。
很小。横短，竖长，横的收尾往上挑了一点。
我认得这个挑。
他签字就是这个毛病，最后一笔总往上带。去年他给书架分层，在侧板上刻一二三，我在旁边递尺子。刻完他在底下刻我的名字，那个尾也是往上挑的。
他说手习惯了，改不了。
我把罐子放回去，摆正，把架子上的灰印对齐，退出来，带上门。
第二天上午他没去工地，回来得早，手里拎着一个透明塑料盒。
「买了只公的。」
「什么公的。」
「螳螂。公的。」他把盒子放桌上，「它一个太久了。」
盒子里那只小得多，绿的，瘦，两条后腿细得像草茎。
「放一块儿会打起来。」
「打什么。」他笑了一下，「一个槽里吃饭的。」
「母的会吃公的。」
「你那书上写的。」他把盒子掀开，「书上的事，跟家里不一样。」
「你哪本书上看过。」
「我不用看书。」他把公的倒进罐子，「我看人。人也是这样，一个太久了，就想找个伴。找着了也就那样。」
公的落在假花上，停了两秒，顺着枝子往上爬，爬到母的背面，停住。
母的没动。
我想起老聂说的那句。母的要吃公的，得饿了才吃。喂饱的母螳螂，多半懒得动。
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
公的还活着。前腿一下一下点着花瓣，像在数。
2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去银行打流水。
我们有一张共同的卡，还房贷用的。我自己的工资卡在另一个本子上。
大堂里排了十三个人。取号机吐出一张纸：A零四七。
柜员是个小姑娘，问我要打几年。
「五年。」
「五年有点多，得等。」
「我等。」
「你要打到哪一年。」
「五年。」
「五年有六十笔。」她敲了几下键盘，「打这么多，你怎么现在才来。」
「我今天才知道。」
她停下手，看了我一眼。
「姐，我这儿一天来七八个人，有查流水的，有查工资的。」她说，「像你这样的，一个月能碰上一个。我不该多嘴，我就说一句，你先别急着跟人吵。你先把这个拿回去，从头到尾看一遍。看完你还想吵，你再来，我给你盖章。」
她打印的时候，纸一页一页往外吐，声音像有人在撕布。
我坐在椅子上数。
第一年不多。第二年不多。第三年开始，每月一笔，八千，一笔不落。
五年，六十笔。
我拿笔在纸上算。八千乘六十。
四十八万。
零头没有。一笔不落，一天不差，全是十四号。
柜员把单子推过来。
「姐，这卡上余额不多了。」
「多少。」
「三千二。」
我们那张卡上原本有五十多万。是准备换房的，城南一套，去年看的，今年没敢再看。
「能查对方开户行吗。」
「对方的信息我们看不到。」她看了我一眼，「除非报警。」
「报警要什么。」
「要本人来，要理由。」她压低了声音，「姐，这钱是家里的？」
「家里的。」
「那你就先问清楚。」她把单子叠好递给我，「问清楚了再来，别到时候说不清。」
后面有人敲玻璃。
「同志，快点。孩子发烧。」
「马上。」小姑娘抬头，「姐，你还要办别的吗。」
「不办。」
我把流水塞进包里，出了银行。
风大，梧桐叶子贴着地滚。
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把那张纸又拿出来，从头看。
十四号。
他每月十四号给她打钱，写了五年。
十四号是我妈的生日。
我坐公交回单位。车上挤，一个抱孩子的女人踩了我的脚，我说没事。
她怀里那孩子一直伸手抓我包上的拉链。
「多大了。」我问。
「一岁半。」
「好带吗。」
「夜里闹。」她把孩子往上托了托，「你家的多大了。」
「没有。」
「哦。」她转过头去，看窗外。
回到三楼，老聂在窗台上晒还软盒，一层一层摊开，像晒咸菜。
「你脸色不对。」
「没睡好。」
「你昨天那只凤蝶，人家上午来取了。」他递给我一张单子，「签个字，你也留一份。」
借展单。借展单位那栏手写一行字：棠间花艺工作室。
经办人：黎棠。
两个字写得很软，最后一笔拖出去，像一根线。
「她借了多久。」
「一个月。」老聂说，「她说摆在店里，让人看看。你说这有什么好看的，一只蝴蝶。」
「她还借了别的吗。」
「没。就一只。」他停了停，「她说她那儿也养东西，养螳螂。问我怎么整姿，我说我不会养那玩意儿。」
「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只会弄死的，不会弄活的。」他笑了一声，「她还要我给你带句话，说谢谢你把罐子养得那么好。」
我抬头。
「她说的？」
「上午来的，你没在。」老聂把还软盒翻了个面，「她说她认识你爱人。我说那可真巧。」
我把单子折起来，放进上衣口袋。
「这单子你留一份。」
「留了。」
小郑在旁边整理针盒，插了一句：「聂师傅，这姐姐长得挺好看的。」
「好看不好看跟你有关系？」
「我就说说。」
我把凤蝶那一格空出来的抽屉拉开，看了看，又推回去。
空的。
下班我没坐车，走了两站。
单位对面那条街，我一直没进去过。街口卖糖炒栗子的，队伍排到电线杆。
再往里，一家门脸很窄的店。玻璃门，门上没写字，门边挂一块木牌，刻着两个字：棠间。
我把手插在口袋里站着。
橱窗后头有一排架子，一层一层，摆着玻璃罐。
我数了数，六个。
每个罐子里都有一枝假花。每枝花上都伏着一只粉色的螳螂。
天暗下来，店里开了灯。玻璃上映出我的脸，也映出那些罐子。
门开了，一个女人出来，四十来岁，身上一股栀子花味。
她手里拎着一束包好的洋桔梗，看见我站在门口，停了停。
「你也是来上课的？」
「不是。」
「那你看什么。」
「看看罐子。」
「好看吧。」她笑，「黎老师养的。她那儿还有一只更大的，快有手指头长。」
「她人在吗。」
「出去了。」她往街口看了一眼，「说是去医院。她身体不好，一年得去好几趟。」
「什么病。」
「不知道。」她把花往上提了提，「反正她那个人，看着软，其实扛得住。」
她走了，鞋跟敲在水泥地上。
我往回走。栗子摊的老板喊，说最后两斤了。
「一斤。」
「一斤不够吃。」他抖了抖铲子，「刚出锅的。」
「就一斤。」
「给你多抓一把。」他抓了一把塞进纸袋，袋口折了两折，「烫，拿着底下。」
我揣在怀里，热，烫着肋骨。
到家七点。天已经黑透了。周牧不在。
罐子在书架上，那只公的还活着，趴在母的旁边。
我把罐子端下来，翻过来。
七。
我把它翻回去，摆正，去厨房，把栗子倒进盘子，一个一个剥。
剥到第七个，壳硬，指甲劈了。
九点他回来，身上有油漆味。
「你吃什么。」
「栗子。」
「哪儿买的。」
「单位对面。」
他把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坐下来剥了一个。
「这家不错。」
「嗯。」
「今天怎么想起买栗子。」
「路上饿了。」
他剥了三个，放在我面前的盘子里，起身去了书房。
「周牧。」
「嗯。」他站住。
「你们审计，审几天。」
「两三天。」
「审完了呢。」
「审完了就过年。」他手搭在门框上，「你今年想怎么过。回你家还是在我家。」
「我妈那边吧。」
「也行。」他把门推开一半，「我妈要送排骨，你让她送。她那个人，你要是不让她做点什么，她难受。」
「知道了。」
他进了书房，门带上。
我看着那三个栗子，没动。
桌角有一张他的名片，我拿起来看。事务所的名字下面印着一行小字：装饰材料乙供。
十点半，书房的门开了一条缝。灯灭了。
3
黎棠是自己找上门的。
那天是周六上午，我在家洗窗帘。
门铃响，我把手上的水在裤子上擦干去开。
门外站着一个女人，穿一件灰白的羊绒衫，头发挽着，手里抱着一只玻璃罐。
罐子里是一只粉色的螳螂。
「你是舒宁吧。」她说，「我叫黎棠。」
她的声音很轻，说话的时候下巴往里收一点，像在听自己讲话。
「周牧跟我说过你，说你在博物馆做标本。」她把罐子往上托了托，「我那儿也养着几只，一直想找个懂的人问问。」
「问什么。」
「它最近不吃东西。」她把罐子递过来，「你帮我看看，好吗。」
我没接。
「它多大了。」
「快一年了。」
「那快了。」我说，「成虫活得短，三到八周。活过一年的少。」
「哦。」她笑了一下，「那它是不是快死了。」
「是。」
她把手收回去，抱着罐子，指节压得发白。
「那我更得好好喂它。」
她站在门口，没有要走的意思。风从楼道里进来，把她额前的头发吹起来一点。
「你不请我进去坐坐。」
「家里乱。」
「那我就在这儿说。」她把罐子抱得更紧了些，「周牧那只，是我寄养的。三年前我那儿养不下，他接手了。」
「他跟我说过。」
「他没跟你说的是，」她抬眼看我，「养这个有规矩。给满两年，才有资格喂她的虫。」
我看着她。
「你是第三年才知道她在家吧。」
我没接话。
「我不是来跟你抢人的。」她说，「人到这个岁数，抢这个字太难看了。我是来接它回家的。」
「它在我家过得挺好。」
「我知道。」她往门里看了一眼，越过我的肩膀，「它那个罐子，是我这儿出去的。罐底有号。」
我把门带上了一半。
「号是刻的。」她说，「刻的人手上有准头。」
她走了。走的时候把那罐子抱在怀里，一步一停，像抱着个什么活物。
我关上门，靠着门站了一会儿，回去继续洗窗帘。
洗衣机转完，我去书房，把罐子端下来。
架子空了一块，灰在木头上留了个圆印。
我把罐子翻过来对着窗。
七。横短，竖长，收尾往上挑。
我拿手机拍了一张，放大。刀口不深，一刀刻完，中间没停。
刻这种号不用刻刀，用美工刀就够。刀片薄，一刀下去带一点斜，收的时候手上要提。
他刻书架号就是这样。去年他给书架做分层，在侧板上刻一二三，我在旁边递尺子。
我把罐子放回去。
十一点，我给周牧打电话。
「喂。」
「你那个朋友来了。」
「哪个朋友。」
「姓黎的。」
电话那头有电钻响，响了两下停了。
「她去找你了？」
「来了。坐了没坐，站门口说了几句话。」我把手机换了个手，「她说她来接罐子。」
「你别理她。」
「她说罐底有号。」
「什么号。」
「七。」
那边有人喊他，他应了一声，才回来。
「她那个人脑子有点问题。」他说，「你别当真。」
「罐子她要拿走。」
「拿不走。」他把声音压低，「我这里还有个会。晚上回去说。」
电话断了。
下午三点，婆婆来送排骨。
她拎着两个袋子，一个装排骨，一个装橘子，进门就往厨房去。
「你这窗帘洗了没晒干就挂上，一股味。」
「烘干的。」
「烘干的不好。」她把排骨倒进盆里，加水泡上，「我跟你说，肉要泡，泡出血水才不腥。」
「妈，你坐。」
「我不坐。我坐不住。」她拧开水龙头，「牧川呢。」
「加班。」
「他哪天不加班。」她把水关小，「你们这房子，一年到头就你一个人。」
我没接。
她从盆里捞出一块排骨看了看，又扔回去。
「我今天来，还有件事。」她把手在围裙上擦干，「你三婶那个满月酒，我后来还是去了。」
「去了好。」
「我去了，坐了一个钟头，回来了。」她转过身，「人家问我，我说我儿媳妇身体不好，在调理。」
「妈。」
「你别怪我说这个。」她盯着我，「我这辈子没求过人。你公公走那年我一个人把牧川拉扯大，谁来劝我改嫁，我都骂回去了。现在我求你们一件事，就一件。你们去医院，好好查。查出来是我的问题我认，是你们的问题你们治。行不行。」
「行。」
「你别光说行。」她把手在围裙上按了按，「你说了行，就得去。」
我点了点头。
她从袋子里摸出橘子，剥了一个，掰了一半给我。
「吃。」
我接了。
她自己吃了一瓣，坐在餐椅上。
「牧川从前有个同学，你还记得不。」
「哪个。」
「姓黎的。有一年过年，他带回来过一个女同学，就是那一年。」她把橘子皮摆在桌上，摆成一条，「那姑娘家里穷，父亲早没了。我给了她二百块钱，让她走。」
我看着她摆的橘子皮。
「走的时候她给我鞠了个躬。」婆婆说，「鞠得很深。我这辈子就见过那一个躬。」
「后来呢。」
「后来就没后来了。」她把橘皮收进手心，攥成一团，「牧川那阵子瘦了二十斤。男人瘦成那样，不是为了考试。」
她站起来，去水池边洗手。
「我说这个干什么。」她把水关了，「我老了，话多。排骨泡到晚上，你换两回水。」
「好。」
她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停。
「宁宁。」
「嗯。」
「你手里有钱吗。」
「有。」
「自己的钱，攒着。」她说完就下楼了，鞋底在楼道里蹭出很长的一声。
我把排骨换了水，坐在桌边，把那半瓣橘子吃了。
橘子有点凉。
傍晚天黑了。我进书房，把罐子端下来，放在台灯下。
母的动了。
它转过来，前腿张开，慢慢地，往前挪了半寸。
公的也动了，往下退，退到枝子背面，不见了。
我把灯关了。
4
那个周六以后，我又去了两回。
第一回是周三下班，店门锁着，橱窗里亮着一盏小灯。我站了十分钟，走了。
第二回是周日下午。店门还是锁着，门口站着一个人。
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短头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手里拎着个不锈钢保温桶。
她看见我，上下打量了一眼。
「你找黎老师？」
「她在吗。」
「她今天不在。」她把保温桶换了个手，「我给她送卤味，一周送一回。她胃不好，吃不了硬的。」
「你跟她熟。」
「熟。」她想了想，「也不算熟。她帮过我。」
她说完这句，看了我一眼。
「你也是她学生？」
「不是。」
「那你找她干什么。」
「问点事。」
她把保温桶放在台阶上，蹲下去，两只手在膝盖上搓了搓。
「你丈夫是不是也养着她送的虫。」
我没答。
「我猜的。」她笑了一下，笑得不好看，「来这门口站着不进去的，都是这个事。」
「你丈夫养过。」
「养过。」她站起来，「三号。」
风把她的短头发吹起来，她用手按了按。
「我姓姜，姜妍。你要是不急，跟我走两步。我那儿还有一锅没卖完的。」
她的摊子在两站路外的菜市场口，一张折叠桌，一口铝锅，一块写着"姜记卤味"的纸板。
她切了半个猪蹄。
用塑料袋一套，塞到我手里。
「拿着。」
「我给钱。」
「不要钱。」她把刀在围裙上抹了两下，「你要是过意不去，帮我看着摊，我去趟厕所。」
她去了五分钟。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个塑料袋，袋子里是土。
「走，上我家。」
她家在三楼，两室，阳台上摆着七八个花盆，种着小葱和辣椒。
她把塑料袋放在地上，蹲下去，把最里头那个花盆搬出来。
花盆很沉，她搬的时候腰弯得很低。
「你帮我扶着。」
我扶着盆沿。她伸手进去，把土一把一把往外掏。
掏到一半，手指碰到硬的东西。
她把土拨开，抱出来一只玻璃罐。
罐子里没有花，也没有虫。罐底压着一张折了两折的纸，纸上是一枚戒指。
「他死前一个礼拜埋的。」姜妍把罐子放在地上，用袖子擦了擦罐身，「我那阵子不明白他埋这个干什么。后来想明白了，他是想让我找着。」
罐子底朝上，我对着窗台的光看。
罐底刻着一个三。
「谁刻的。」
「不知道。」她说，「他那人手笨，刻不出这个。」
「你丈夫做什么的。」
「开印刷厂。」她坐在小凳子上，「不大，二十来个人。2019 年那阵子还能撑，后来就不行了。他天天出去找人，找钱，回来一句话不说。」
「哪一年的事。」
「前年冬天。」她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腊月十九。从厂里那栋楼上去的，十七层。」
阳台外面有小孩在放炮，一声一声。
「我后来翻他的东西，翻出一本记事本。」她说，「记着给一个人打钱。每月一回，从三千到八千，写了两年。」
「姓黎。」
「姓黎。」她点头，「我去找过她一回。她给我倒了杯水，说这钱是我丈夫自愿给的，说她从来没开口要过。」
「要过没有。」
「没要过。」姜妍说，「她那个人，从来不开口要钱。她只要人天天喂她的虫。」
我抬头看她。
「你不懂。」她把罐子抱起来，放在膝盖上，「我丈夫那两年，回家第一件事是喂虫。喂完了才吃饭。有一回虫死了，他坐在阳台上抽了半包烟，第二天又去买了一只。」
「虫是哪儿来的。」
「她给的。」姜妍说，「给虫的时候说，这虫子只吃活的，你得天天喂。你要是不喂，它就饿死了。」
「后来呢。」
「后来他要钱。」她说，「一开始是几千，后来是几万。我问他给谁，他说做生意。我就不问了。」
「为什么后来不问了。」
「问了他也不说。」她把罐子放下，「再说那阵子厂里还有口气，我想着，男人的事。」
她站起来，去厨房倒了两杯水，一杯给我。
「你家的号是几。」
「七。」
她端着杯子的手停在半空。
「七号还活着？」
「活着。」
她把杯子放在桌上，坐回小凳子，两只手撑着膝盖。
「我找过六号。」
「六号是谁。」
「一个开厂的，姓赵，跑了。」她说，「他老婆还在，孩子上初中。我去过她家，她不肯说。」
「你怎么知道他是六号。」
「他老婆的柜子里有一只罐子。」姜妍说，「我看见了，罐底刻着六。」
我把那半个猪蹄从袋子里拿出来，放在桌上。
「你吃。」
「我不吃。」
「吃吧。」她把袋子往我这边推了推，「我一天卖不完，倒了也是倒。」
我掰了一块，放在嘴里。凉的，有点咸。
「你想怎么办。」她问。
「不知道。」
「我劝你别查。」她说，「我查了一年，查出这一罐土。」
「你不想让她还点什么。」
「想。」姜妍看着地上那盆辣椒，「我天天想。」
她把辣椒盆往阳光底下挪了挪，回过头。
「我跟你说句实话。我男人走那年，我恨她恨得睡不着。后来我把这罐子挖出来，我就不恨了。他自己要是有个窟窿，谁都能钻。她不过是站在那儿，等他自己走过来。你要恨，就恨他，别恨她。恨她你恨不完，她那种人，你打她一拳，她流眼泪，你倒成了恶人。」
她把我送到楼下。
天快黑了，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有件事我得跟你说。」她站在楼门口，「她那个号，不是随便刻的。」
「什么意思。」
「我数过。」她说，「她店里那排罐子，我数过两回，一回六个，一回八个。她还在往上添。」
「她在攒。」
「我不知道她攒什么。」姜妍把棉袄的领子拢了拢，「我只知道，她给号的时候有个规矩。给满了，才给虫。」
我看着她。
「你丈夫是七号。」她说，「八号是谁，你得问出来。」
5
花艺班周三晚上上课。
一节课两个钟头，三百八。
我报了名，用我自己的卡付的。
报名之前，我在馆里问过老聂借展的规矩。
「外单位借，得有函。」他坐在窗台上，脚悬着，「要写用途、时间、保管条件。还得主任签。」
「签了就能借？」
「签了也不一定。」他说，「标本不是书，不能复印。借出去坏了，赔不起。」
「她借那只凤蝶，走了几道。」
「一道。」老聂说，「函是她自己写的，一张纸，复印的，连章都没盖。我签了个字，主任看了一眼，就过了。」
「为什么这么松。」
「因为是个展。」他把脚放下来，「办展是好事。馆里一年也没几个人来借。」
小郑在旁边插了一句：「聂师傅，上回那个拍照的，你不也没让进。」
「那不一样。」老聂说，「拍照的是要挣钱。办展的是要脸。」
「都是要东西。」
「你少说两句。」老聂把小郑的针盒推开，「你问这个干什么。你也想借？」
「随便问问。」
「你要借，我给你签。」他说，「你别学人家，借了不还。」
我把这话记住了。
教室在后屋，一张长桌，六把椅子，桌上摆着花剪、麻绳、湿花泥。
我进去的时候，人已经坐了一半。
「新来的？」一个女的抬眼看我，指甲做得亮，「坐这儿，这儿离空调近。」
我把包放下。
「你做什么的。」她问。
「做标本。」
「标本？」她把身子转过来，「动物的那种？」
「昆虫。」
「哎哟。」她往椅背上一靠，「那你不怕虫。」
「不怕。」
「我怕。」对面那个戴眼镜的把眼镜往上推，「我是被逼的。我们班家长送我一盆兰，我养死了，家长又送一盆。」
「你是老师。」
「教初中语文。」她说，「你呢，你怎么来的。」
「路过。」
靠门那把椅子上坐着个孕妇，肚子六个月。
她在拆一包饼干，拆了半天没拆开。
「我这是胎教。」她把饼干递过来，「吃吗。」
「不吃，谢谢。」
最里头坐着一个年轻女孩，穿黑色卫衣，一直低头看手机，谁进来她都不抬。
黎棠最后一个进来，穿一件藏青的围裙，站到桌子一头。
「今天做兰。」
她把一束白色的蝴蝶兰放在桌上。
「兰花不好养。浇多了烂根，浇少了干。它不像别的花，它不催你。它就那么撑着，撑到你觉得它不需要人管了，它就死了。」
「黎老师。」那个退休的问，「我那盆叶子发黄。」
「黄了几片。」
「三片。」
「剪了。」黎棠说，「剪的时候别心疼。它自己不要的，你留着也是耗。」
她说话很慢，每句话后面留一个空，等别人接。
课上到一半，她走到我旁边，看我怎么下剪。
「你下手很准。」
「做惯了。」
「你们做标本的，是不是都这样。」她把手指搭在桌沿上，「我这儿有几只，翅膀折了，我一直不敢动。」
「折了也能整。」
「那你帮我整，好吗。」
她把话说得很轻，像怕碰着什么。
课到一半，那个退休的把花剪放下。
「黎老师，我问个事。」
「你问。」
「我家那只，能活多久。」
「一年。」
「一年。」她重复了一遍，「那它死了我还得再买一只。」
「不用买。」黎棠说，「你要是想养，我给你。」
「你给的我不好意思。」
「我给的不收钱。」
「那我更不好意思。」退休的把花剪往桌里推了推，「我这辈子最怕白拿人家东西。拿了人家的，后头就有话等着你。」
「没有话。」
「现在没有。」她说，「以后有。」
黎棠没接，低头继续剪花。
下课以后，其他人都走了。那个穿黑卫衣的女孩没走。
她把剪坏的花一根一根摆整齐，摆成一条。
「你是新来的。」她说。
「嗯。」
「你别跟她学太多。」
「为什么。」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睛下面有一片青。
「她送人东西。」她说，「送了，你就得养。」
「你养过什么。」
「一只虫。粉的。」她把花推到桌角，「死了。」
「怎么死的。」
「我忘了喂。」她站起来，把包背上，「三天。就三天。」
她走到门口，回过头。
「她跟我说，忘了喂也是一种喂。」她说，「你说这话吓不吓人。」
门在她身后合上。
我留下来帮她搬花架。
架子靠墙，四层，上头摆着几只空罐。
墙上有一张照片，玻璃框，边角磨白了。
照片上是六七个人，站在一个校门口，背后一排梧桐。
我拿手电照了一下。
周牧在最右边，比现在瘦，头发长，穿一件很旧的外套。
黎棠蹲在前排，两只手抱着膝盖，笑得露了牙。
「那年我们二十。」她在背后说。
我转过身。
「你也在这个学校。」
「我跟他是同班。」她把花剪一把一把收进抽屉，「他念建筑，我念园艺。他家里不同意，说学这个没饭吃。」
「后来呢。」
「后来他转了专业。」她把抽屉推上，「我毕业就走了。」
「走了去哪儿。」
「南方。」她拿起抹布擦桌子，「待了六年。」
「他找过你吗。」
「找过。」她擦得很慢，「我没见。」
她把抹布叠好，搭在水池边上。
「我这个月月底在馆里办个展。」她说，「就在你们那条街的文化馆。我想借你们馆里的标本，三只就够，摆一摆，让人看看。」
「借展要批。」
「我知道要批。」她看着我，「批不下来，我也办。就是少点东西。」
她关了教室的灯，只留橱窗那一盏。
「你丈夫那天也来。」她拉开玻璃门，「他说他请假。」
我站在门口。
「你请他了。」
「我没请。」她说，「他自己要来。」
外头下起小雨，落在梧桐叶子上，一片一片响。
我撑开伞，走了两步，回头看了一眼。
她站在橱窗后头，把一只罐子从架子上端下来，抱在怀里。
罐子里有一只粉色的螳螂。
架子那一格空了，留下一个圆印。
6
周三以后，家里的东西开始少。
先是铁盒里那两张存单。十二万，三年前存的，两张，用皮筋捆着，压在最底下。
我找了两回没找着，第三回把整个铁盒倒出来数。房产证、结婚证、儿子的出生医学证明（空白的，医院给的样板），还有一枚我妈给我的银锁。
存单没了。
我坐在床沿上，把铁盒抱在膝盖上，坐了很久。
八点半，我妈来电话。
「宁宁，你上回拿的那袋米吃完没有。」
「还有半袋。」
「半袋够吃几天。」她那边有电视声，「我今天去早市，米涨了两毛。我买了两袋，你抽空来拿。」
「好。」
「你怎么了。」她问。
「没怎么。」
「你说话有回声。」她说，「你在厕所里？」
「在卧室。」
窗帘没拉，对面楼有一户还亮着灯。
「卧室有回声，是屋里空。」她把电视关了，「他人呢。」
「加班。」
「天天加班。」我妈停了一下，「我跟你说个事，你别嫌我啰嗦。女人手里要有一笔钱，不用多，够自己活半年。这个钱别告诉他。」
「妈。」
「你听我说完。」她说，「我跟你爸过了二十六年，他走的时候我翻遍全屋，就翻出三千块。那三千还是我卖鸡蛋攒的。男人不是坏，男人是觉得钱在他手里才叫钱。」
「我知道了。」
「你知道个什么。」她叹了口气，「你从小就是这个样，什么都往肚子里咽。你咽得下去，我咽不下去。」
挂了电话，我把铁盒放回柜子最里头，把柜门推严。
下楼扔垃圾的时候，碰见对门的老太太。
「小舒。」
「阿姨。」
「你家车呢。」她指着车位，「我看空了两天了。」
「借人了。」
「借人好。」她把手里的垃圾袋换了个手，「我跟你说，车不能老借。我侄子那车借出去，还回来前头撞了个坑，人家不认。」
「嗯。」
「你婆婆今天来了吧。」她又问，「我看见她拎着东西上楼。」
「来了。」
「她那个人嘴巴厉害，心不坏。」老太太往楼道里看了一眼，「她就盼个孙子。你别跟她计较。」
「不计较。」
「你们年轻人有你们的想法。」她把垃圾袋扔进桶里，「我们那会儿，哪有什么想法。嫁过来第二年就生，生不出来就抱一个。」
我没接话。
桶盖落下来，响了一声。
接着是车。那辆车登记在他名下，我平时坐公交。第二天早上我下楼，车位上空的，只留一摊不知道谁漏的水。
我给他打电话。
「车呢。」
「借出去了。」
「借给谁。」
「一个朋友。用两天。」
「哪个朋友。」
「你不认识。」他那边有风声，「我开会呢。」
电话断了。
周四他没回来。周五上午回来一趟，换了衣服就走。
我站在门口。
「车什么时候还。」
「过两天。」
「存单呢。」
他扣扣子的手停了一下。
「什么存单。」
「铁盒里那两张。十二万。」
「我拿了。」他把外套穿上，「项目上垫一笔，月底回来。」
「垫多少。」
「十二万。」
「垫给谁。」
「材料商。」他弯腰系鞋带，「你问这么细干什么。」
「那是我们的钱。」
「我们的钱我不能动？」他直起腰，「我在外头跑，你在家数钱，你数得挺清楚。」
「我只想知道钱去哪儿了。」
「钱去该去的地方。」他把公文包拿起来，「你别翻我东西。翻东西这个习惯不好。」
门关上了。
我站在玄关，看着地上那双拖鞋。他的，摆得很正。
我给事务所打了电话。
「陈工吗，我舒宁。」
「哦，嫂子。」陈工是合伙人，五十多，声音粗，「牧川不在，他去工地了。」
「他这两天在审计？」
「审计？」陈工停了一下，「审什么计。所里没审。」
「他跟我说审计，要盯两天。」
「哦，那个。」他咳了一声，「材料那边对一遍数，算不上审计。怎么了，家里有事？」
「没事。他拿了家里十二万，说垫材料。」
电话那边静了两秒。
「嫂子。」陈工的声音低下去，「材料款不走个人钱。这个规矩你不知道，他也知道。」
「那他的钱去哪儿了。」
「这个我不该说。」他停了停，「你问他自己。我只能告诉你，他这半年从所里支过三回，加起来二十八万，都说是家里用。」
「我们家没用过这钱。」
「我知道。」陈工说，「上个月他还找我借了五万。我给了。他那人，从来不开口。」
我握着手机，站在客厅中间。
「陈工。」
「嗯。」
「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一个人。」
「姓黎的？」
我没说话。
「提过。」陈工说，「好几年前了。他说他这辈子做错一件事，欠一个人。我问他欠什么，他不说。」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去了车库，把车位上的水擦干净，蹲在那儿擦了很久。
车库管理员从岗亭里出来，手里端着一个大茶缸。
「你擦它干什么。」
「有印子。」
「地面哪能没印子。」他蹲下来看了看，「这是空调水。楼上一家空调漏，一天滴这么一摊。」
「哦。」
「你是三单元的吧。」
「五单元。」
「五单元那辆黑车，是你家的？」他把茶缸放在地上，「那车这两天开得勤。前天晚上十一点多出去，昨天早上六点回来。」
「他忙。」
「忙是好事。」他喝了口水，「不过我跟你说，那车右前头有一道划痕，我看见了。停车的时候蹭的，蹭在柱子上了。他回来那晚我值夜，听得一声响。」
「他没说。」
「男人不说过这个。」他把茶缸端起来，「你要修就早点修，划痕放久了生锈。」
他回岗亭去了。
地上有一张停车小票，被水泡软了。
我把它捡起来，抹平。
市二院，地下车库，进场时间晚上九点四十，出场凌晨一点十分。
日期是上个礼拜三。
上个礼拜三，他说在工地通宵。
7
征信是在人民银行那个点打的，机器在二楼，排队。
前面七个人，一个穿工装的在填表，填错了三回，笔一直不出水。
「你这笔不行。」窗口里的姑娘说。
「你们的笔。」
「我们笔都这样。」她推过来一支，「用这支。」
那人填完走了。轮到我。
「打个人的？」
「个人的。」
「身份证。」
我递过去。机器嗡了两声，纸从底下出来，三页。
我在旁边的台子上看。
第一页正常。房贷、信用卡，都按期。
第二页最后一行，一笔三十万的担保，去年十二月。
被担保人：周牧。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
我看了三遍。
「同志。」我回到窗口，「这笔担保，我要查原件。」
「担保合同在银行。」姑娘说，「我们这儿只有记录。」
「哪个银行。」
「上面有。」她指了一下，「城东支行。」
城东支行在马路对面，走过去五分钟。
门口两个保安，一个在给人量体温，一个在拦电动车。
「办业务？」
「找客户经理。」
「哪个。」
「姓吴。」
「三楼。」他往电梯那边指了指，「电梯坏了，走楼梯。三楼不高，你走两步。」
楼梯间的窗玻璃上贴着一张纸：本行不办理信用卡套现。
客户经理是个年轻男的，姓吴，把我带进小屋子，倒了一杯水。
「这笔业务是我们办的。」他把复印件摊在桌上，「您看，这是担保合同，这是您的身份证复印件，这是签字页。」
签字页上有三个名字。周牧的，我的，还有一个见证人。
我的名字签得很工整。
一笔一划的，像我上小学时候写的。
我自己的签名不是这样。我签字最后一笔往上带，跟他一个毛病，两个人写多了会写成一个样子。
这个签名没有那一下。
「这是我签的？」
「是您签的。」小吴说，「当时是您本人来的。」
「什么时候。」
「去年十二月十九号，下午三点。」他指了指监控登记表，「我们这儿有登记，身份证号也是您的。」
「那天我在上班。」
「这个我们核对不了。」他把水杯往我这边推，「您要是认为不是本人签的，可以申请笔迹鉴定。鉴定结果出来，走异议流程。」
「要多久。」
「一个月，快的三周。」
「这三十万，现在什么状态。」
门外有人推车过去，轮子卡在门框上，卡了一下才过去。
「已经放款了。」他翻了一下，「去年十二月二十三号打进卡里，被担保人的卡。」
「还了多少。」
「还了三期，一共四万二。从这个月起就断了。」他抬头看我，「逾期两期，我们已经打过电话。」
「打给谁。」
「先打给他。他不接，就打给您。」
「我没接到。」
「那可能是号码错了。」他在电脑上敲了两下，「您这个号码，尾号是七七八二吗。」
「不是。」
「那我们就打不到了。」他说，「不过合同上写的是连带责任。您这边，是要承担还款义务的。」
我把那杯水喝了。
水是温的，杯壁上一层雾。
「我问一句。」我说，「办这个，需要夫妻双方到场吗。」
「需要。」
「我一个人没到场，能办成吗。」
小吴看了我一眼。
「理论上是不能的。」他把复印件收起来，「实际操作上，如果材料齐，签字像，我们这边就过了。这个我有责任，我不推。」
「材料是谁送来的。」
「他本人。」小吴说，「还有一位女士，说是您姐姐。」
「什么样的女士。」
「三十多，穿得挺素净。」他想了想，「她一直没说话，就在旁边坐着。签完字她先走的。」
门被敲了两下。一个老太太探进头来。
「小吴，我那个存单到期了，你帮我看看转不转。」
「阿姨，您在外头等一会儿，我这有人。」
「我不急。」老太太看了我一眼，「你们说你们的。我就问一句，我这个三年期的，现在转合适不合适。」
「合适。」
「那我转。」她退出去，又把头探回来，「姑娘，你脸色不好。这屋里闷，你出来透透气。」
「谢谢。」
门带上了。
小吴把纸叠起来。
「姐，我跟你说句实话。」他压低了声音，「办这种业务，我们只看两样，签字像不像，材料齐不齐。真要查下去，只能走鉴定。走了鉴定就撕破脸，你想好。」
「想好了。」
「那我就把复印件都给你。」他把一叠纸推过来，「监控我们只存三个月，去年十二月的，已经没了。这个我得说清楚，别到时候你问我为什么拿不出来。」
我把复印件要了一份，装进包里。
出了银行，风比上午硬。
我在台阶上查了一家司法鉴定所的电话，打过去。
「笔迹鉴定。」
「有委托书吗。」
「没有。」
「没有委托书我们不受理。」那边的女声很平，「要法院委托，或者律师委托。个人来的，我们只做咨询。」
「咨询什么。」
「咨询就是告诉你流程。」她说，「你得提供比对样本。同期签名，三份以上，最好是银行、单位、机关留的。要原件，要能证明是你本人签的。」
「多久出结果。」
「二十个工作日。」
那头有人在打字，敲得很急，停了一下又敲。
「多少钱。」
「三千二。」
「我先记一下。」
「你记吧。」她顿了一下，「我多说一句。笔迹鉴定看的是运笔习惯，不是长得像不像。一个人签快了签慢了，骨架都在。你要真觉得不是自己签的，就别怕麻烦。」
「我不怕麻烦。」
「那就行。」
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妈。」
「哎。」
「我小时候，你教过我写名字没有。」
「教过。」我妈说，「你写得丑，我拿尺子压着你的手。怎么了。」
「没事。」
「你有事。」她说，「你声音不对。」
「我晚上回去吃饭。」
「回来吧。」她说，「我炖了汤。」
我挂了电话，没回去。
那天晚上，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
「请问是舒宁女士吗。」
「是。」
「我这边是城东支行信贷部。关于您担保的那笔三十万，已经逾期两期了。」
「我知道。」
「您这边打算怎么处理。」
「不是我签的字。」
对方停了两秒。
「舒女士，合同上是您的名字。您要是有异议，得走书面流程。」
「我在走。」
「那在流程走完之前，我们还是要按合同催。」她说，「这是规定，我也没办法。」
「你催吧。」
「我明天还会打。」她说，「后天也会。您别嫌烦。」
我在楼下坐到天黑，看见家里的灯亮起来。
他的车停在车位上。
8
下午我去了打印店，把流水和担保合同各复印两份。
「彩印还是黑白。」
「黑白。」
「两份？」
「两份。」
老板娘把纸塞进去，机器热了半天，吐出来一半卡住了。
「你这纸太薄。」
「换厚的。」
「厚的五毛一张。」
「行。」
她把纸抽出来，吹了吹。
「复印这些干什么。」她随口问。
「办事。」
「办事要复印的东西，都不是好事。」她把复印件递给我，「六块。」
我把东西摊在餐桌上。
流水一份，三页。担保复印件一份，两页。停车小票一张，压在杯垫底下。
九点二十，门开了。
他换鞋的时候看见了桌上的纸。
「你翻我东西。」
「我打的是我们那张卡的流水。」我说，「不用翻。」
他把公文包放在椅子上，没坐下。
「你想干什么。」
「这三十万，谁签的。」
「我签的。」
「担保人是我。」
「你是家属。」他说，「银行要个担保人，我就填了你。」
「签字是我签的？」
「你说呢。」
我把复印件推过去，指着那三个字。
「这个不是我写的。」
他低头看了一眼。
「像你的。」
「我签名最后一笔往上带。」我说，「你看这个，平的。」
「谁签字还带讲究。」他把纸推回来，「你写字什么样，自己不清楚？」
「去年十二月十九号下午三点，我在馆里做标本。小郑在，老聂在，签到本上有时间。」
「那你去跟他们说。」
「我在跟你说。」
他一屁股坐下来，把领带松了。
「舒宁。」他抬起头，「我自己的钱这三个字，你听清楚了。我做项目一年挣多少，你一年挣多少，这个房是谁供的，你自己算。她那边我给了五年，五年我一个字没跟你提过，为什么，你想过没有。我要是想跟她怎么样，我早就跟你离了。我就是没想跟她怎么样。」
「五年四十八万，叫没怎么样。」
「四十八万我挣得回来。」
「你挣得回来，我信。」我说，「那你现在为什么还不上三期。」
他不说话了。
「车呢。」
「押了。」
「押了多少。」
「十五万。」
「钱呢。」
「给了她。」
我站起来，把水杯拿去厨房，倒掉，重新接了一杯。
回来的时候他还坐着，两只手撑着额头。
「她病了。」他说。
「什么病。」
「妇科的病，具体的我说不清。」他抬起头，「去年查出来的。医生说要做手术，她不做。」
「为什么不做。」
「没钱。」
「你给了四十八万。」
「那钱早花完了。」他把手放下，「她那个店，一年赔十几万。她养那些虫，虫要吃活的，一只一天两只蟋蟀，一个月饲料钱就两千多。她还要给人上课，一节课三百八，来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你是她的钱袋子。」
「我是她唯一还肯见的人。」他说。
门铃响了。
我们都没动。
门铃又响了两下，接着是钥匙开门的声音。
婆婆拎着一个保温桶进来，看见我们两个站在客厅里，愣了一下。
「你们这是……」
「妈。」周牧站起来。
「我汤忘拿了。」婆婆把保温桶放在鞋柜上，「早上炖的，我说给你送过来。」
她看看桌上的纸，又看看我们。
「出什么事了。」
「没事。」他说。
「没事你脸拉这么长。」婆婆走过来，把桌上的纸拿起来一张，举远看。
「这什么。」
「银行的单子。」
「我看不懂。」她放下，「宁宁，你说。」
「妈，你别掺和。」周牧说。
「我掺和什么了。」婆婆的声音高了一点，「这屋里就三个人，你们俩坐着不说话，我站在这儿像个外人。你让宁宁说。」
我看着那张流水。
「他每月给一个女的打八千，打了五年。」
婆婆的手停在半空。
「哪个女的。」
「姓黎。」
「姓黎的。」她重复了一遍，慢慢坐到椅子上，「哪个姓黎的。」
周牧没说话。
「是不是那个。」婆婆抬起头，「那个来家里吃过饭的。」
「妈。」
「你回答我。」
「是。」
婆婆把保温桶的盖子拧开，又拧上，拧了两回。
「我给了她二百块钱。」她说，「我让她走，她给我鞠了个躬。我以为她走了就不回来了。」
「她回来了。」我说。
「我知道她回来了。」婆婆把保温桶往桌上一放，汤晃出来一点，「我早该知道。他这几年，一到十四号就不对劲。」
「妈。」
「你闭嘴。」婆婆指着他，「我给人家二百块，你给人家四十八万。你出息。」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过头。
「这事你别管。」她对我说的。
「妈。」
「我说你别管。」她把门拉开，「男人外头有事，你闹开了，最后难看的是你。你要闹，等我这把骨头埋了再闹。」
门关上了。
楼道的声控灯亮了一下，又灭了。
对门的老太太开门，端着一个碗。
「你们吵什么。」
「没事。」
「我听见摔东西。」
「没摔。」
「没摔就好。」她把碗递过来，「我蒸了南瓜，给你们一块。」
「阿姨，不用。」
「拿着。」她把碗往我手里一塞，「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不管。我就说一句，吵架别在楼道里吵。这楼隔音不好，孩子听见学。」
她关上门。碗是热的。
周牧坐回椅子上。
「你看。」他说，「连我妈都这么说。」
「你妈是替你想。」
「她是替这个家想。」他把桌上的纸一张一张收起来，叠整齐，推到我面前，「你要离，我不拦。房子归你，贷款我还。存款没有，都花了。」
「三十万担保呢。」
「我还。」
「你还不上。」
他没接话。
手机在他口袋里响了。
他拿出来看了一眼，按掉了。
过了十几秒，又响。
「接吧。」我说。
他站起来，走到阳台上，把推拉门拉上。
隔着一层玻璃，我听不见他说什么。我只看见他一只手扶着栏杆，另一只手把手机贴在耳朵上，头低着。
他讲了大概两分钟。
转身的时候，他看见我在看。
他把门拉开一条缝，说了一句，声音不大。
「我马上来。」
他换了鞋，拿了外套，出门。
我跟着出去，站在楼梯拐角。
楼道里的声控灯一层一层亮下去。他走到三楼，停了一下。
我听见他说：「我看过了。八号我昨天看过了。」
9
第三天下午，我按地址去了她家。
老小区，六楼，没电梯。楼道里堆着纸箱和自行车，墙上贴着一张停电通知。
四楼拐角坐着一个老太太，腿上盖着毯子。
「找谁。」
「六楼。」
「六楼两家。找东头还是西头。」
「姓黎的。」
「西头。」她伸手往上指，「你走慢点，这楼的台阶高低不齐。上礼拜有个送水的摔了，膝盖磕破了。」
「谢谢。」
「你是她什么人。」
楼道里有股煤气味，她把鼻子按了按。
「学生。」
「学生。」老太太把毯子往上拉了拉，「她学生多。都是女的。男的一个没来过。」
「她一个人住？」
「一个人。」她说，「住了六年。刚来那阵子天天哭，夜里哭，我听得见。这两年不哭了。」
「为什么不哭了。」
「不知道。」老太太想了想，「大概是哭够了。」
门开的时候，她穿着一件棉的家居服，头发散着，脸上没化妆。
「你来了。」她说，像早知道我要来。
屋里很暖，一股药味。
客厅不大。靠墙一排架子，摆着七只罐。窗台上放着三只，书架上两只。每个罐子里都有一枝假花。
茶几上摊着药盒，四种，摆得很整齐。
「坐。」她把沙发上的毛毯叠起来，「我现在一天吃四回药，吃完就困。」
「什么病。」
「女人的病。」她坐下，「说了你也不懂。」
「医生怎么说。」
「说做手术，不做就三年。」她把药盒一个一个盖上，「我不做。」
「为什么不做。」
「做了就没了。」她笑了一下，「我这个岁数，没了就不是女人了。」
她的手机在茶几上响了。
屏幕上跳着一个名字：牧川。
她看了一眼，按掉了。
「你不接。」
「他一天打三个。」她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我接了，他就问我在哪儿，吃了没有。我说吃了，他不信。」
「他为什么不信。」
「因为我老骗他。」她说，「我不吃，我说吃了。我不疼，我说不疼。他后来就不信了，一天打三个。」
手机又响了。她按掉，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
窗外有人在收废品，喇叭喊得很慢。
「周牧跟我说了，你查了银行。」她说，「你查得挺细。」
「我不查，你打算给到什么时候。」
「不是我给，是他给。」她把水杯推到我面前，「我从来没开口要过。他第一次给我钱，是他自己塞在我抽屉里的。三千。我第二天要退回去，他说退了他就不来了。」
「所以你收了。」
「我收了。」她说，「我不收，他难受。」
她起身去厨房，端出一个玻璃壶，壶里泡着几朵干花。
「我自己配的。安神的。」她倒了一杯，「你尝尝。」
「我不喝。」
「怕我下毒？」她把杯子端起来，自己喝了一口，「我这个人，还不至于。」
我看着那杯水。花瓣在水里慢慢舒开，颜色发黄。
「你别急着恨我。」她把杯子放下，「我三十六。我妈三十六的时候已经埋了。我这病，医生跟我说过，最多三年。三年里我没跟谁要过一分钱，是他们自己要给的。你现在坐在这儿，是觉得我把你男人拿走了。你回去问问他，是谁先来的。」
「他什么时候来的。」
「六年前。」她说，「他来找我的时候，我刚从南方回来，租的房子漏雨。他站在门口，鞋上全是泥。」
「六年前我们刚结婚。」
「我知道。」她看着我，「我让他回去。他回去了。第二年他又来，带了一只虫。」
「为什么是虫。」
「虫好。」她把手指伸进最近那只罐子里，螳螂顺着她的指节往上爬，「虫不会说话，不会走，你喂它，它就在。人不行，人喂饱了就走。」
她把螳螂放回去，扣上网罩。
「你要不要也养一只。」
「不要。」
「你养过就不会这么说了。」她把网罩按了按，「养一样活的东西，天天喂，喂到它认得你的手。那种感觉，你没试过。」
「我做过十一年标本。」
「标本是死的。」她说，「死的不用喂。」
我把那杯花茶喝了。
不苦，有点甜，后头带着一股草味。
喝完我就后悔了。我把杯子放下，站起来。
「我走了。」
「你脸红了。」她说。
「屋里热。」
「是热。」她把毛毯搭在沙发背上，「下回你来，我带你看看后头。」
「后头有什么。」
「有号。」她送我到门口，「你不是想知道八号是谁吗。」
我在楼梯口停住。
「八号是谁。」
「你猜。」她把门关了一半，只留一条缝，「猜不着下回我告诉你。」
下到三楼，我腿有点软，扶着扶手站了一会儿。
一楼门口，一个人拎着不锈钢保温桶往里走。
姜妍。
她看见我，站住了。
「你来了。」
「你也来。」
「一周一趟。」她把保温桶换了个手，「她不下来，我送上去。顺路。」
「她病得重。」
「重。」姜妍说，「去年还能下楼买花，今年不行了。」
她把保温桶放在台阶上，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了一根出来，又塞回去。
「她跟你说什么了。」
「说了不少。」
「她那个人，一说话就让人替她难受。」姜妍说，「我头一回来也这样。回去哭了半宿。」
「你后来怎么不难受了。」
「后来我算了一笔。」她把烟盒捏扁，「我男人给她两年，一共十九万。十九万换一条命。我算完就不难受了，我就是不明白。」
「不明白什么。」
「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她拎起保温桶，「十九万，我要是不给他，他也不用去死。他宁可死也不跟我说。你说这算什么事。」
她上楼去了，脚步声一层一层往上。
回到家，我吐了。
吐出来的东西是黄的，一股草味。
夜里我睡不着，躺到三点，起来把今天穿的衣服全洗了。
洗到一半，我在口袋里摸到一样东西。
一张名片。他的，事务所的。名片背面用铅笔写了一个数：8。
那个 8 是两笔画的。上面一个小圈，下面一个圈，收尾往上带了一下。
我坐在卫生间的地上，把名片对着灯看了很久。
10
周三下午我跟单位请了两个小时假。
课是七点。我五点半到。
天已经黑了，街上的店都亮了灯。棠间的门虚掩着，里头没开大灯，只亮着后屋那一盏。
我推门进去。
「黎老师在吗。」
没人应。
教室里的桌子擦过了，花剪摆成一排。地上有一摊水，拖把靠在墙角。
后屋的门开着一条缝，里头有响动，像有人在搬东西。
「黎老师。」
还是没人应。
我把包放在椅子上，走过去。
后屋比教室小，没有窗。靠墙一排铁架子，四层。
第一层摆着十一只玻璃罐。
每只罐子里都有一枝假花，每枝花上都伏着一只粉色的螳螂。
罐身上没有标签。我把最近的一只端起来，翻过来。
罐底刻着一个一。
我把它放回去，端第二只。二。
三。四。五。
六号那只罐子里，假花倒了，螳螂趴在罐底，前腿收着，已经干了。罐子里还有一样东西，卷起来的，塞在花枝底下。
我伸手进去，把它勾出来。
一张名片。
七号罐里有一把钥匙。我认得那把钥匙，是我们家的，铜的，齿上磨圆了一个角。
八号是空的。
空罐里什么也没有，连假花都没有。罐底刻着一个八，刀口很新，边上还有一点玻璃屑。
九号罐里是一枚戒指，女的戴的，圈里刻着一行小字。十号罐里是一张火车票。十一号罐里是一张照片，背面朝外。
我把照片翻过来。
照片上是一个男人，四十多岁，站在一个厂门口。
我把照片放回去，一只一只把罐子摆正，摆成原来那样。
铁架子最下层放着一个铁盒，饼干盒改的，上头印着花。
我把盒子端出来，放在地上，打开。
最上面是一叠照片。
我的。
我在楼下等公交的，我在菜市场挑鱼的，我从单位出来抱着一个纸箱的。
有一张是我在阳台上晒被子，头发乱着，脸没洗。
照片下面是一份病历。
市二院，睡眠门诊。姓名那一栏写的是我。日期是上个月十七号。
上个月十七号，他陪我去看过一次门诊。
他说我夜里翻来覆去，让我去看看。医生问了十来分钟，开了药，让我下回带家属来。
我当时还想，他怎么突然这么上心。
病历下面压着一张处方单，还有一张纸，是手写的。
上面写着几行字：
睡眠障碍，情绪不稳，有被害观念，建议家属陪同复诊。
字是他的。
我认得那个挑。
纸的右下角有一行更小的字，用铅笔写的：八号备。
我把那张纸对折，塞进外套内袋。
身后有脚步声。
我回过头。
她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个塑料盆，盆里泡着花泥。
「你找到八号了。」她说。
我站起来。
「八号是空的。」
「空着才好。」她把盆放在地上，「空着才好填。」
「你要填什么。」
「你说呢。」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我这里有十一个号，一号到十一号，每一个号我都记着日子。一号是七年前，十一号是今年春天。」
「八号为什么空着。」
「因为八号我想留得久一点。」她走过来，蹲下去，把铁盒盖上，「你数到八了。八号是我留的。这个号我刻了半年，一直没填。你猜我要往里头放什么。」
「放我。」
她笑了一下。
「你比我想的聪明。」
她把铁盒抱起来，放回架子上。
「你别害怕。」她说，「我这个号不是害人的号。我从来不害人。我这些人，都是自己走进来的。一号中风了，他儿子到现在还给我寄茶叶。三号走了，他老婆上礼拜还给我送卤味。五号跑去了外地，过年给我发消息。」
「你要的是什么。」
「我要他们想着我。」她把铁盒摆正，「一天想两回，喂虫的时候想，不喂的时候也想。这个不难吧。」
「一号到十一号，为什么只有男的。」
「女的不一样。」她说，「女的自会来。我给她们上课，她们就来了，不用号。」
「你收他们什么。」
「我不收。」她站起来，靠着架子，「我从来不开口。开了口就成买卖了。买卖有价钱，价钱有贵贱。我这个没有价钱。」
「周牧给了你什么。」
她停下手里的活。
「他给我熬过三个月的粥。」她说，「六年前我做第一次手术，没人签字。他签的。签完在走廊上坐了一夜，我出来的时候，他手里端着一碗粥，凉了，他自己喝了，又去买了一碗。」
「他跟我说他一直在工地。」
「他是在工地。」她说，「工地在医院对面。他每天中午过来一趟，坐二十分钟，回去。」
「你让他来的。」
「我没让他来。」她把抹布搭在架子上，「他第一次来，我让他走。他走了。第二天他又来，站在病房门口，没进来。第三天他带了粥。」
我看着那只空着的八号罐。
「你现在还要收他什么。」
「我不收他了。」她说，「他没什么可给的了。房押了，车押了，所里的钱也支空了。他这个人，就剩一个壳。」
「那你还留着他。」
「留着。」她把八号罐端起来，用袖子擦了擦，「壳也有壳的用处。」
门口有响动。
有人推门进来。
「黎老师，我来了。」
是那个穿黑卫衣的女孩。她站在教室门口，看见我在后屋，愣了一下。
「你们……」
「进来。」黎棠说，「今天做兰，你晚了。」
女孩走进来，眼睛在我和她之间来回。
「老师，我那个罐子。」
「带来了吗。」
「带来了。」女孩从包里掏出一只小玻璃罐，里头是空的，「它死了。」
黎棠接过去。
她翻过来看罐底。
「你这只没号。」她把罐子放在架子上，跟别的摆成一排，「号是给男的留的。」
「为什么。」
「你养着就是了，问这个干什么。」
「我不要了。」
「为什么不要。」
「我养不起。」女孩说，「我一个月挣四千，饲料钱两百，我交得起。可是它一死我就难受。我不想再难受了。」
黎棠看着她。
看了很久。
「你走吧。」她说。
女孩站着没动。
「我说你走吧。」黎棠把那只空罐子拿下来，塞回她手里，「学费退你。以后别来了。」
女孩抱着罐子，退了两步，转身跑了。
门被风吹得晃了一下。
黎棠转过身来，脸上什么也没有。
「你看。」她对我说，「这就是我不喜欢年轻人的地方。」
11
律师姓范，四十岁，办公室在一栋老写字楼的七层，门口连个牌子都没有。
我是通过姜妍找到她的。
「她给我打过官司。」姜妍说，「不贵，话少。」
范律师把我的材料摊在桌上，一张一张看，看完了把眼镜摘下来。
「三件事，得分着办。」
「哪三件。」
「第一，三十万担保。这个能撤，但得先做笔迹鉴定。鉴定出来不是你签的，走异议，最慢半年。」
「第二件。」
「离婚和财产。你要离，现在离对你最不利。他名下没东西了，房有贷款，车押了，存款没有。你现在离，分到的是债。」
「那第三件。」
「第三件是那四十八万。」她把流水翻到第一页，「婚后共同财产，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赠与第三者，你可以主张全部返还。这个有判例，能打。」
窗外过去一辆三轮车。
车上的塑料瓶响了一路。
「要什么。」
「要证明确实给了她，要给到具体的人。」她拿笔点了点，「你这张流水只有户头，没有名字。得补。」
「诉讼费多少。」
「按标的算，四十八万，一万出头。」她说，「可以申请缓交。你一个月挣多少。」
「六千二。」
「那就能缓。」她在纸上写了一行，「写这个理由：收入低，无其他财产。」
「怎么补。」
「法院可以调。你立案，我们申请调查令。」
我把那张写字的纸拿出来，放在桌上。
「这个呢。」
她看了两分钟。
「这个有意思。」她把纸对着窗，「手写的，没签名没日期，连医院的抬头都没有。这种东西在法庭上什么都不是。」
「那在实际里呢。」
「在实际里，能毁掉一个人。」她把纸放下，「你丈夫拿这个去申请宣告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拿去跟人说他老婆精神有问题，都够用。你注意点。」
「注意什么。」
「注意别一个人去医院。」她看着我，「也注意别喝别人给的东西。」
「范律师。」
「嗯。」
「你打这种官司，赢过吗。」
「赢过。」
「赢完呢。」
「赢完他们就搬走了。」她把笔帽扣上，「我打了十九年，见过最狠的一个当事人，赢了以后在法院门口把判决书撕了。」
她桌上的台灯闪了一下，她伸手把插头按了按。
「为什么撕。」
「她说她要的不是这个。」范律师把材料摞齐，「你要什么是你自己的事。我只负责把能拿回来的拿回来。拿不回来的，我不承诺。」
从律所出来，天已经黑了。
手机上有两个未接来电，一个是单位的，一个是陌生号。
我回给单位。主任说，明天上午九点，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什么事。」
「来了再说。」
我站在路边，把手机放回口袋。
陌生号又打过来了。
「舒宁？」
「你哪位。」
「我黎棠。」她说，「你上回喝了我那个茶，回去没事吧。」
「有事。」
「什么事。」
「吐了。」
「那是正常的。」她说，「头一回喝都这样。你再来一趟，我给你换一种。」
「不去了。」
「你来一趟。」她说，「我给你看一样东西。看完你要走，我不拦。」
「什么东西。」
「你来了就知道。」她停了一下，「跟你丈夫有关，也跟你有关。」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
她坐在教室的长桌边上，桌上摊着一本本子。
牛皮纸的封面，边角卷起来了，用一根橡皮筋捆着。
「坐。」
我坐下。
她解开橡皮筋。
把本子推到我手边。
「你看。别翻太快，一页一页看。」
我翻开第一页。
上面是画好的表格。横格，竖格，一格一格，像小学生的作业本。
最上面一行写着：一号。
下面一行一行的字：
「十一月初三，虫两只，未吃。初四，虫两只，吃一只。初六，钱三千。」
再往下是一行一行的记录，一直写到页底。
我翻第二页。
二号。
「二月初七，虫两只。初八，虫一只，另一只跑了。二月十一，钱五千，说厂里发了奖金。」
我一页一页往后翻。
三号。四号。五号。
每一页都是这样。虫，钱，日子。
有的页上还画着圈，圈里写一个数。
她去里屋倒水的时候，我把手机放在大腿上，拍了四页。
翻到第七页，我的手停住了。
七号。
「三月十四，虫两只。三月二十，虫一只，说买不到。四月二号，钱八千。四月十四，钱八千。」
一页一页，写到今年。
最后一行：「腊月初九，钱未到。虫两只。」
我抬起头。
「这个本子你记了七年。」
「我记了七年。」
「为什么记。」
「我得知道我养了几个。」她把本子拿回去，合上，「人老了记性不好。我要是忘了谁给过钱，谁没给过，我就欠了人家。」
「你怕欠人。」
「我怕。」她说，「我这辈子最怕欠人。欠了就得还，还不上就得拿别的顶。」
她把本子翻到最后一页，推到我面前。
最后一页只写了一行字。
「七号：本钱已回。」
我看着那五个字。
「什么叫本钱已回。」
「他给我的，我都还他了。」她说，「这五年他给的，我一样一样还回去。他生病我陪，他缺钱我借，他妈住院我托人。算下来，两清。」
「两清你还留着他。」
「两清是钱。」她把本子收进抽屉，「人不是钱。」
我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去。
「你让我看这个，是想让我知道什么。」
「想让你知道，我不是骗子。」她说，「骗子不留本子。」
「你比他诚实。」
「我比他诚实。」她点头，「而且我比你诚实。你今天来，是想找一样能告我的东西。你找着了，就是这个本子。可这个本子告不了我，因为上面一个我的名字都没有。」
她把抽屉锁上，钥匙挂在手腕上。
「你再看一眼这个本子。」
「看什么。」
「看字。」她把本子又拿出来，翻到第七页，指着那行「四月十四，钱八千」，「你看这个字，写得像不像他。」
我低头看。
八百千三个字，横短，竖长。
那个千的最后一竖，往上挑了一点。
12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去了主任办公室。
小郑在走廊里等我。
「姐。」
「你怎么在这儿。」
「主任叫我来问话。」她把针盒抱在怀里，「他问我上个月十九号晚上在不在。」
「你怎么说。」
「我说我在。我在整蛾子，整到七点半。」
「他信吗。」
「他说他记下了。」小郑压低声音，「姐，是不是出事了。」
「出了。」
「大不大。」
「大。」我说，「你照实说，别替我兜。」
「我知道。」她说，「我不会说假话。我说假话，你更说不清。」
马主任五十多，头发染过，鬓角是黑的，头顶是白的。
桌上放着一张纸，A4，打印的。
「坐。」他把纸推过来，「你先看。」
纸是一封举报信，没有署名，打印的，一百多个字。
大意是：标本室职工舒宁，利用职务便利，私自将馆藏标本借给社会机构牟利，经手标本数量不明，请核查。
我看完，把纸放回去。
「谁写的。」
「匿名。」
「匿名的也查。」
「匿名的更要查。」马主任把手搭在桌上，「不查，传出去就是馆里包庇。」
「我借过标本。走的是借展流程，有单子，有签字。」
「流程我看过了。」他说，「借展单上有老聂的签字，经办人写的是你。」
「经办人写我，是因为标本是我经手的。整姿、装盒、交付，都是我做的。」
「那三只标本，现在在哪儿。」
「在她店里。」
「她是谁。」
「棠间花艺工作室，黎棠。」
「登记表上写的是借一个月。现在是第二个月。」马主任把另一张纸推过来，「这是出入库本子。你自己看，出库三只，回库零只。」
我拿起那个本子。
凤蝶一只，出库日期上个月三号，回库空白。
另外两只，一只蜻蜓，一只天牛，出库日期上个月十九号，回库空白。
「这两只我没借。」
「单子上有你的名字。」
「名字可以写。」
「字是不是你签的。」
「不是。」
马主任往后靠了靠。
「舒宁，你在馆里十一年。你的活我知道，做得比谁都好。」他说，「所以我才叫你来办公室说，没叫你去纪检。」
「谢谢。」
「不用谢我。」他摆了摆手，「下周一开始，你停职。工资照发，人不用来。等查清了你再回来。」
「停多久。」
「不知道。」
「我能不能说两句。」
「你说。」
「第一，那三只标本是怎么出去的，本子上有时间，进出库房的监控能查到人。第二，借展单上的签字，谁签的谁认。第三，我要求当面跟举报人对质。」
「没有举报人。」
「那就查监控。」
马主任看着我。
看了一会儿。
「监控我调了。」他说，「上个月十九号晚上七点，库房的门开了四十分钟。进去的人，是拿你的卡刷的。」
「我的卡一直在柜子里。」
「柜子锁了没有。」
「锁了。」
「钥匙在谁手里。」
我没说话。
「钥匙有两把。一把在你身上，一把在标本室的公用抽屉里。」他把本子合上，「这个你不用回答我。你自己想清楚。」
我在办公室门口站了一会儿，回头看那张借展单。
经办人一栏是我的名字，字是打印的。
签名那一栏是手写的。
老聂的名字，写得潦草。
「马主任。」
「嗯。」
「这张单子上，谁填的经办人。」
「谁经办谁填。」
「这张不是我填的。」
「字是打印的。」他说，「打印的字，谁都能填。」
「那这张单子能不能验笔迹。」
「验不了。」他把单子收进抽屉，「机器打的字没有笔迹。」
出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里站着老聂。
他穿着工作服，袖子上有一块酒精的印子。
「谈完了？」
「谈完了。」
「说什么。」
「停职。」
他点了点头，像是早就知道。
「我的错。」他说，「那三只我不该签。」
「你签的是凤蝶。」
「凤蝶是我签的。」他说，「另外两只，单子上也是我的字。我记不清了。我这个岁数，谁来让我签个字，我看一眼就签。」
「聂师傅。」
「你别替我说话。」他抬手拦了一下，「我干了三十九年，最后这几年，签的字比做的标本多。这就是毛病。」
我们一起下楼。
走到二楼，他停下来。
「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他说，「上个月十九号那天下午，有个人来过标本室。」
「谁。」
「一个女的，四十来岁，说话挺客气。她说她是你的朋友，来替你拿东西。」
「你让她进了。」
「我让她在门口等，我进去拿。她说不用麻烦，她自己进去就行，说你知道。」他低下头，「我那会儿正在整一只蛾子，翅膀刚展平，一松手就废。我就指了指柜子，让她自己拿。」
「她拿了什么。」
「我没看。」他说，「我听见抽屉开了两回。」
走廊尽头有人在喊他。
「老聂，主任叫你。」
「来了。」他应了一声，回过头，「舒宁。」
「嗯。」
「我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他说，「这一件，算我的。」
他上了楼。
那四天我在家，把屋子擦了一遍。
柜子擦了，窗擦了，油烟机拆下来泡了一夜。
第三天，小郑发消息来，说主任找了三个人问话，问了两个钟头。
第四天上午，婆婆来了，提着一袋苹果。
「你怎么不上班。」
「歇几天。」
「歇几天是几天。」她把苹果放在桌上，「你是不是跟牧川闹了。」
「闹了。」
「闹到什么份上。」
「妈，你别问。」
「我不问，我等你们自己说。」她坐下来，「我这一辈子，什么事都是最后一个知道。」
第二周的周一，我没去单位。
周二，小郑给我发消息，说聂师傅调去库房了，管出入库登记。
库房在地下二层，没有窗。
门是铁的，推开的时候有一股纸和樟脑的味道。
里面一排一排的铁柜，柜子上贴着标签，写着年份。
老聂的桌子在门口，桌上摊着出入库登记本。
本子是新的，第一页写着他的名字和日期。
13
我在家待了四天。
第四天下午，我把书房的罐子装进包里。
罐子有点大，装不进去，我拿了一件旧毛衣裹上，抱在怀里。
出门的时候撞见周牧。
他站在玄关，手里拿着钥匙。
「你抱的什么。」
「罐子。」
「放下。」
「这是我的。」
「这是我养的。」
「虫是你养的。」我说，「罐子不是。」
他往前走了一步。
「舒宁，你别逼我。」
「我逼你什么了。」
「你把这个放下，咱们坐下来谈。」
「谈什么。」
「谈怎么过。」他把钥匙放在鞋柜上，「我知道你查了。你查得对，我不怪你。可这个家不能散。你要是散了，你什么也拿不到。」
「我什么也不要。」
「你不要，你妈要。」他说，「你妈那房子是老破小，冬天漏风。你要是离了，你连租房的钱都不够。」
「那是我的事。」
「这也是我的事。」他伸手来拿罐子，「放下。」
我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抵住门。
他抓着毛衣的一角，往外扯。
毛衣滑了，罐子从我怀里掉下去，砸在地上。
玻璃厚，没碎，滚了半圈，撞在鞋柜底下，纱网盖开了。
粉色的那只螳螂掉在瓷砖上，腿还在动。
我们两个都低头看。
它爬了两步，停下来，前腿收在胸前。
周牧伸手去捡，我抢先把碎玻璃推开，把它捧起来。
「你别碰。」
「给我。」
「不给。」
他推了我一把。
不重。我后背撞在门上，后脑磕了一下，眼前黑了一片。
他自己也站住了，手还举着。
我坐在地上，把螳螂放进手心，撑着地站起来。
「你打我了。」
「我没打你。」他说，「我就是推了一下。」
「推也是打。」
我抱着那只虫，拉开门，下楼。
那只螳螂在我手里，腿一下一下地蹬。
到楼下我把它放在花坛的冬青上。
它不动，我也不动。
过了大概两分钟，它往前爬了半步。
走到二楼我才发现脚上没穿鞋。
三楼的张姐正在晾衣服，看见我。
「小舒，你鞋呢。」
「忘了。」
「忘了？」她把衣架放下，「你脚上都是灰。」
「我出去一趟。」
「你这样出去，人家当你疯了。」她回屋，拿了一双拖鞋出来，「穿我的。三十七码，你试试。」
「谢谢。」
「你们家是不是又吵了。」
她手里的衣架还举着，一滴水掉在我脚背上。
「吵了。」
「我听见了。」她说，「我在阳台上，听见一声响，像什么东西掉了。」
「罐子掉了。」
「罐子？」她皱起眉，「一个罐子，值当这么吵。」
「不值当。」
「不值当你哭什么。」她递给我一张纸。
我接过来，才知道自己在哭。
派出所离家两站路。我穿着袜子走过去的。
值班的民警三十来岁，让我坐下，倒了一杯水。
旁边椅子上坐着一个男的，穿一件工装，手背上缠着纱布。
他看了我一眼。
「你也是来报案的？」
「嗯。」
「什么事。」
「家里的事。」
「家里的事最难办。」他把纱布往上按了按，「我这是工地的事。包工头欠我三个月工钱，两万四。我找了他八回。」
「找着了吗。」
「找着了。他说没钱。」他笑了一下，「他开着车来的，车是新的。」
「那你怎么办。」
「报案。」他说，「民警说这不算刑事，让我去劳动监察。我明天去。」
「能要回来吗。」
「要不回来也得去。」他站起来，「我不去，那两万四就当我送他了。我去了，至少他知道我还活着。」
他走了。
「谁先动的手。」
「他推的我。」
「有伤吗。」
「后脑磕了一下。」
「要不要验伤。」
「要。」
「验伤得去医院，开具验伤单，明天上午九点前来所里。」他把一张表推过来，「你先填这个。」
我填到一半，笔没水了。
民警从抽屉里摸出一支给我。
「你这情况，我们一般先调解。」他说，「夫妻之间，先劝。你要是不接受调解，我们就立案。」
「我跟你说句实话。」他把笔放下，「夫妻的事，我们一年接几百起。你要立案，我立。立了以后走程序，做笔录，出警记录，最后到法院，法院还是先调解。你这一趟走下来，快的三个月，慢的半年。」
「我知道。」
「你知道还要立？」
「要立。」
「为什么。」
「因为我要留一张纸。」我说，「我不指望他受罚。我要一张纸，上头写着某年某月某日，他推了我。」
民警看了我一会儿，把笔拿起来。
「行。」
「我要立案。」
「想好了？」
「想好了。」
他点点头，开始录入。
录到一半，他停下来，看着屏幕。
「你丈夫叫什么。」
「周牧。」
「哪个牧。」
「牧场的牧。」
他敲了几下，停住。
「你们这个地址，是兴安里五单元三零二？」
「是。」
他又敲了几下，抬起头。
「你丈夫，以前被人报过。」
「报什么。」
「去年五月，同一个地址，报警人不是你。」他看着屏幕念，「报警内容：家庭纠纷，一方情绪激动，有自伤倾向。处理结果：调解。」
「谁报的。」
「一个女的。」他把屏幕转过来一点，又转回去，「登记的名字是黎棠。她说她是当事人的朋友。」
我把表填完，交上去。
民警看了一遍，把表夹进一个蓝色文件夹。
「我这个能立案吗。」我又问了一句。
「能。」他说，「立了案，我们会去核实。核实的结论会写在笔录里。」
「要是他不承认呢。」
「那就看证据。」他看了我一眼，「你有没有照片。」
「没有。」
「下回有伤，先拍照。」他说，「拍的时候放个能看出大小的东西在旁边，比如硬币。」
「回执要吗。」
「要。」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单子，撕了一张给我。
「这个你收好。上面有编号，有日期，有接警人。」他指了指下头，「以后要用，就凭这个来调记录。」
「要是我不用呢。」
「不用也留着。」他说，「我这儿有人来补开回执，隔了三年的。补不出来。」
我把回执对折，放进外套内袋，跟那张借展单放在一起。
我握着那支笔，笔尖在纸上戳出一个小洞。
「她报的警。」
「她报的。」民警把表拿过去，「你先填完。这个我记上。」
14
第二天上午我先去医院开了验伤单。
急诊人多，走廊里排着三排椅子，坐满了。
挂号窗口那个女的说，验伤要挂外科。
「多少钱。」
「挂号十五，验伤另收。」
「验伤多少。」
「看部位。头部要拍片，一百八。」
「拍。」
拍片等了四十分钟。拍完等报告，又等了一个钟头。
医生看片子的时候，我把后脑的头发撩起来给他看。
「这儿有个包。」
「皮下血肿。」他在单子上写字，「不大。有没有恶心、呕吐。」
「有。」
「那再扫一层。」
「要多少钱。」
「三百二。」
「做。」
加急的排到下午两点。我坐在走廊里，把一个面包吃了。
报告出来，写着：颅骨未见明显骨折，头皮软组织肿胀。
医生把验伤单填好，盖了章，递给我。
「这个拿去派出所。伤情轻微，够不上轻伤。」
「够不上会怎么样。」
「拘留不了。」他说，「但是有这张纸，以后打官司有用。」
「谢谢。」
「你下次别来了。」他把手套脱了，「我这个月接了十一个这样的。」
二号姓周，退休前是区里的局长。
他儿子在电话里听我说完，沉了一会儿。
「我爸去年冬天中风，现在在养老院。」他说，「你来吧，我在。」
养老院在城北，坐公交要换一趟。
他儿子四十多，穿一件夹克，在门口等我。
「你有话就问。」他领我往里走，「我爸说不了话，但是他听得见。」
一楼大厅有个前台，一个穿蓝马甲的护工在登记。
「找谁。」
「三零六，周德海。」
「家属？」
「我不是。」
「不是家属不能进。」她把登记本合上，「我们这儿有规定。」
「他儿子在楼上等我。」
「那你让他下来接。」她拿起电话，「三零六的儿子在不在。」
电话里说了两句，她放下听筒。
「上去吧。三楼左拐第二间。」她把一支笔递给我，「登记一下，写名字、时间、关系。」
我在关系那一栏停了停。
「写朋友。」她说，「朋友也能进。」
房间在三楼，两张床，另一张空着。
老人坐在轮椅上，头歪着，一只手搭在扶手上，手指蜷着。
他儿子把轮椅转过来，让他面对我。
「爸，这位是舒宁。她找你问点事。」
老人的眼睛动了一下。
「我爸是六年前认识那个人的。」他儿子说，「那会儿我妈还在。我爸退休以后没事干，天天去公园下棋。有一回他回来说，认识了一个开花店的姑娘，说人家不容易，一个人。」
「你妈知道吗。」
「知道。」他说，「我妈不管。我妈那会儿身体不好，家里的事都我爸管。她说老头子有钱，爱给谁给谁。」
「给了多少。」
「不知道。」他儿子说，「我爸的卡我从没管过。他走了以后我去查，一共转出去三十七万。我妈那时候已经糊涂了，问不出来。」
「你恨她吗。」
「我恨我爸。」他说得很平，「三十七万，够我妈在养老院住六年。我妈现在住的这个，一个月四千二，四人间。我爸住单间，一个月八千。」
「谁付的。」
「我付。」他说，「我一个月挣一万二。」
老人抬了抬手。
他儿子过去，把他的手按下去。
「爸，你别急。」
老人的嘴动了动，发不出声。
「他要说什么。」我问。
「他说罐子。」他儿子说，「他每天都比划那个，比划半年了。」
他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个纸箱，打开，抱出一只玻璃罐。
罐子里没有花，也没有虫，只有一层干了的土。
「他从家里带过来的，谁也不让动。」他儿子把罐子递给我，「你拿走吧。我不想再看见这个。」
我把罐子翻过来。
罐底刻着一个二。
我把罐子抱在怀里，老人看着我，眼睛一直没动。
「爸。」他儿子弯腰，「她拿走了。」
老人的手抬起来一点，又落下去。
出了养老院，我在路边坐了很久。
第二天我去了五号家。
五号姓赵，跑了。他老婆在小区门口开一个小卖部。
「我不认识你。」
「我不是来要东西的。」
「那你来干什么。」她站在柜台后头，手搭在一个纸箱上。
「我来问一句话。」
「问。」
「他走之前，有没有说过一个姓黎的。」
她把纸箱往里推了推。
「说过。」她说，「他说他对不起一个人。我问他哪个，他不说。」
「他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留下了什么。」她笑了一下，「留了一屁股债。房子拍了，车卖了，还欠二十多万。他现在在外地，不知道干什么，一年打两个电话。」
「他有没有留一个罐子。」
她的手停了。
「你怎么知道罐子。」
「我有一只。」
她看了我很久，弯腰从柜台底下把纸箱拖出来。
箱子里是一只玻璃罐，用报纸裹着。
「这个我不给你。」她把罐子抱在怀里，「我留着。他要是回来，我还给他。」
「你为什么留着。」
「我不知道。」她说，「我恨他。我恨了两年。这个东西我也想砸，砸了两回，捡回来两回。」
我没再要。
从五号家出来，我给姜妍打了电话。
「三号那只，你愿意给我吗。」
那边静了一会儿。
「你要干什么。」
「我要摆出来。」
「摆哪儿。」
「摆到她展上去。」
姜妍没有说话。过了大概半分钟。
「你晚上来拿。」她说，「我给你包好。」
晚上八点，我去了她摊子。
她把罐子用一条毛巾裹着，塞进袋子里。
「三号这个人，活着的时候爱面子。」她说，「他要是知道我把他的东西拿去给人看，能气活过来。」
「你要是不愿意。」
「我愿意。」她把袋子往我手里一塞，「我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我自己。」
我把三只罐子抱回家，摆在桌上。
二号的，三号的，七号的。
三只罐子里都有土。
假花也在。
罐底都有号。
我把它们排在桌上，从左到右，二号，三号，七号。
空的那一格，是八号。
15
腊月初九，我在单位楼下晕倒了。
醒过来的时候，鼻子里插着管子，手背上扎着针。
床边站着小郑。
「姐，你醒了。」
「几点了。」
「下午四点。」她把一杯水递过来，「你在楼下花坛边上倒的。保安看见的。」
「谁送我来的。」
「保安叫的车。」她说，「后来你丈夫来了。」
我转头看。床边有一把椅子，椅子上放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是我的外套。
「他人呢。」
「走了。他说去交费。」
我坐起来，头很沉。
「医生说什么。」
「说要做检查。」小郑压低声音，「姐，你血里查出东西了。」
「什么东西。」
「两种药。一种是安神的，一种是助眠的。医生说，这两种一起吃，不能吃这么久。」
「多久。」
「医生说看指标，至少两个月。」
我看着手背上的针。
「我丈夫知道吗。」
「医生跟他说了。」小郑说，「我听见医生问他，家里有没有人吃这个药。他说没有。」
隔壁床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胆结石，住了六天。
她一直在看手机，看到我醒，把手机放下。
「你多大了。」
「三十四。」
「三十四就住进来了。」她啧了一声，「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一天干十四个钟头，也没躺过。」
「我是累的。」
「累不是病。」她说，「累是命。病是另外一回事。」
「你明天手术？」
「明天。」她指了指床头的小柜子，「我这儿有一袋红糖，你要是喝不上水，含一块。」
「谢谢。」
「你别客气。」她躺下去，「我这是第三回住院了。头两回我男人还来，这回来了一趟，坐十分钟就走了。他说家里没人做饭。」
「那你怎么办。」
「我自己做。」她说，「我出院第一件事，是把他的碗收起来，让他自己洗。」
下午五点，护士来抽血，抽了三管。
六点，我妈来了。
她一进门就哭，哭了两声，自己抹了。
「你怎么弄成这样。」
「累的。」
「累能累成这样。」她坐在床边，把包抱在腿上，「小郑都跟我说了。」
「她说什么了。」
「说你血里有药。」她看着我，「宁宁，你跟我说实话，你自己吃不吃药。」
「不吃。」
「那谁给你吃。」
我没说话。
我妈把手伸过来，摸了摸我的额头。
「我跟你说个事。」她说，「你爸走那年，我也想过一了百了。我把药攒起来，攒了一把。后来没吃。」
「为什么没吃。」
「因为你还小。」她说，「你要是没了，你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我想到这个就吃不下去了。」
「妈。」
「你现在没有小的。」她握着我的手，「你得替自己活。你别指望男人。男人要是靠得住，你爸当年就不会把家里的钱输光。」
「我知道。」
「你不知道。」她说，「你要是知道，你就不会喝别人给的水。」
护士进来换瓶。
我妈站起来让开，回过头又说了一句。
「出院以后回家住。你那房子别回去了。」
晚上九点，我睡着了。
半夜醒过来，觉得床边有人。
我睁开眼，看见周牧坐在椅子上。
「你醒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
「十点。」他把手电筒关了，「医生说你明天还要做两个检查。」
「我的包呢。」
「在柜子里。」
「拿给我。」
他站起来，把柜子打开，把包递给我。
包很轻。
我拉开拉链，里头有钱包，有钥匙，有纸巾。
电脑不在了。
「我电脑呢。」
「我拿回去了。」他坐回椅子上，「你手机也在家。医生说你不能老看手机。」
「我包里还有一个硬盘。」
「硬盘我也拿回去了。」他说，「你先养病。」
我把包放在腿上，看着他。
「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你。」
「你来看我有没有死。」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往外看。
「舒宁。」他说，「你出院以后，我们好好谈一次。」
「谈什么。」
「谈以后。」他说，「我这边的事，我会了。她那边，我也会了。你把身体养好，咱们重新过。」
「你拿我的电脑做什么。」
「我怕你乱。」他说，「你最近不像你自己。你半夜起来洗衣服，你一个人跑到人家家里去，你跟单位的人吵架。这些事你自己不觉得，我看着怕。」
「我半夜洗衣服，是因为我吐了。」
「我知道。」他说，「所以我才让你去看医生。」
他把窗帘合上。
「你睡吧。我在外头。」
他出去了。
病房的门关上，走廊的灯从门缝底下进来一条。
第二天上午，护士送来一张单子。
会诊单。科室那一栏写的是精神科。
我在单子最下面一行看到一行手写的字：
「患者情绪不稳，有被害观念，建议家属全程陪同，必要时转精神科病房。」
字是他的。
我把那张单子折起来，塞进枕头底下。
下午三点，我妈来换班。
她进门看见我在收拾东西。
「你干什么。」
「出院。」
「医生说还要住两天。」
「我不住了。」我把外套穿上，把枕头底下的纸拿出来，塞进内衣口袋，「妈，你帮我个忙。」
「什么忙。」
「你回家，把我那屋的窗户打开。」我说，「我今天晚上回去。」
我妈看着我。
看了很久。
「行。」她说，「我给你煮面。」
我是从医院后门走的。
打了一辆车，司机五十来岁，车上挂着一个小佛像，一晃一晃。
「去哪儿。」
「兴安里。」
「兴安里那片老楼？」他把表按下，「那片要拆了吧。」
「不知道。」
「我听说明年拆。」他打了个方向，「拆了给多少钱一平。」
「不知道。」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你脸色不好，刚从医院出来？」
「嗯。」
「我拉过一个，跟你一样。」他说，「从三院出来，一句话不说。到地方了，他给我一百，说不用找。我说这不行。他说他今天查出来是癌。」
「后来呢。」
「后来我把他送回去了。」司机说，「钱我没要。我这人看不得这个。」
他把车停在楼下。
「到了。二十八。」
我给了他三十。
「找两块。」
「不用。」
「那不行。」他从兜里摸出两个硬币，放在我手上，「该多少是多少。」
回到家，天已经黑了。
门锁着，我有钥匙。
我开门，开灯。
书房的门开着。
我走过去，站在门口。
书架空了。
整个架子空着，灰在木头上留下一个圆印。
那只罐子不在了。
16
姜妍是腊月十四来的。
她提着一个塑料袋，里头是两斤猪头肉。
「给你。」
「你留着卖。」
「卖不动了。」她把袋子放在桌上，「市场那头新开一家，人家有证。我这个摊，市管所昨天来人了，说我没证，让我收。」
「什么时候的事。」
「前天。」她坐下来，把棉袄的扣子解开一颗，「我跟你说个事，你别多想。」
「你说。」
「我不能再帮你了。」
我看着她。
「我儿子今年中考。」她说，「他成绩好，年级前十。他爸的事，他一直不知道。我跟他说他爸出车祸走的。他信了。」
「我知道。」
「上礼拜有人给我打电话。」她把手放在膝盖上，「一个女的，说话很客气。她说她认识我儿子，说她在他们学校附近开个店，让我别把事闹大。她说闹大了对孩子不好。」
「黎棠。」
「我没问她是谁。」姜妍说，「她挂了以后，我在摊子上坐了一下午。我卖了三十七块钱。」
「所以你退了。」
「我退。」她说，「我不是不要脸。我是要不起。你骂我，我认。」
「我不骂你。」
「你骂我，我听着好受点。」她抬起头，眼睛红着，「你说句话。」
「你儿子考完，你再来找我。」
她愣了一下。
「考完是六月。」
「那就六月。」
「六月来得及吗。」
「来不及也得来得及。」我说，「你现在退回去，我这边还少一个人担心你。」
她把猪头肉往我这边推。
「这个你收着。」
「收着。」
她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舒宁。」
「嗯。」
「三号那只罐子，你别弄丢了。」她说，「我要是六月来找你，我要看见它。」
上午我去了文具店，买了一个放大镜。
「多大的。」
「最普通的那种。」
「这个十块。」老板从柜台底下摸出来，「带灯的要三十五。」
「要带灯的。」
「看什么的。」
「看字。」
「看字不用带灯。」他说，「看字用眼睛。」
「我要看刻的痕。」
「刻痕。」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你搞鉴定的？」
「做标本的。」
「那你要这个。」他换了一个，「十倍，能看清纸的纤维。三十五。」
我付了钱，在店里试了一下。
镜片贴在一张旧报纸上，字大了一圈，墨的边缘是毛的。
那天下午我去了他的事务所。
前台认识我，让我进去了。
「嫂子，周工不在。」
「我知道。」
「他那间屋锁了。」她把一串钥匙往上提了提，「钥匙在我这儿，他走的时候没交。」
「我能进去看看吗。」
「这个……」她犹豫了一下，「我得问陈工。」
她打了个内线，说了两句。
「陈工说行。」她把钥匙递给我，「你自己开。看完把门带上。」
「谢谢。」
「嫂子。」她叫住我，「周工是不是不回来了。」
「不知道。」
「他桌上那盆绿萝，我给他浇了半个月了。」她说，「他要是不回来，我搬回家。」
「你搬吧。」
「那我搬了。」她把钥匙收起来，「嫂子，我跟你说一句，你别不爱听。周工这个人，对谁都客气。客气的人最难办，你摸不到他的底。」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她低头看电脑，「我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发了我就不干了。」
他不在。他的办公室在里头第二间，门开着。
桌上摊着图纸，一个笔筒，一个杯子，杯子里还有半杯茶。
茶已经馊了，面上浮着一层膜。
图纸压着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三个字：别催了。
我把便条翻过来。背面印着事务所的抬头。
笔筒里插着六支笔。
三支黑，三支红。
最里头那支红的，笔帽上有牙印。
桌角压着一张快递单，收件人是事务所，寄件地址是城北一个建材市场。
我把它记下来，放回原处。
陈工站在门口。
「嫂子，你找牧川？」
「我拿点东西。」
「你拿。」他往里让了让，「他这两天没来。所里在查材料，我让他先歇着。」
「查什么材料。」
「一个项目的支出对不上。」陈工把门带上一点，「嫂子，我不瞒你。他这三年，从几个项目里支的钱，加起来一百多万。名目都是材料。」
「材料会有人查吗。」
「会。」他说，「下个月请外面的审计进场。」
我在他桌边站着。
纸篓在桌角，里头有几张揉成团的纸。
我蹲下去，把它捡起来。
「那个别捡。」陈工说，「都是废的。」
我把纸团一张一张摊开。
第一张是打印的材料表，被撕成两半。表头上印着一行字：装饰材料进场验收单。
第二张也是。第三张是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
纸篓底下还有一张快递单，被茶渍泡了一半。
收件人：黎棠。
地址：棠间花艺工作室，后巷十七号。
寄件人那一栏写着一个公司的名字，我不认识。
我把快递单也叠起来，放进内袋。
第四张揉得最紧。我摊了三回才摊平。
一张表格，中间有一段被红笔圈出来。
货名那一栏写着两个字：兰花白。
规格：六百乘六百。
数量：一百。
单价那一栏空着。金额那一栏写着：一万。
底下有一行备注，是手写的：按八折结算，差额走现金。
字是他的。那个差的最后一笔，往上挑。
我把那张纸叠起来，放进外套内袋。
「陈工。」
「嗯。」
「兰花白是什么。」
「一种石材，白底带灰纹，做背景墙用的。」他说，「便宜，一平方一百多。」
「一百方，多少钱。」
「一万。」他算得很快，「打八折八千。怎么了？」
「没什么。」
我出了写字楼，站在街边。
风大，我把外套的领子立起来。
一万，八折，差额走现金。
一万打八折，八千。
他每月给她的数，也是八千。
一分不差。
我在街边站了大概十分钟，把这几个数从头过了一遍。
然后我打了一辆车回家。
17
腊月十四晚上，我妈打电话来。
「你今年回不回来过年。」
「回。」
「牧川回不回。」
「不知道。」
「什么叫不知道。」她那边有水声，像在洗碗，「你们俩是不是有事。」
「有事。」
水声停了。
「什么事。」
「他有别人。」
电话那头静了很久。
「几年了。」
「五年。」
「五年你才知道。」
「五年我才查。」
她把碗放下，碗底磕在池子上，响了一声。
「我不问你了。」她说，「你自己拿主意。你拿完了告诉我一声。」
腊月十五，我在家里把东西摊开。
桌上四样。
第一样，手机里的照片。那天在她客厅拍的，四页记录本。我把图放大，「四月十四，钱八千」那一行，「千」的最后一竖，往上挑。
第二样，手机里另一张照片。九月，我家的罐子，罐底翻过来对着窗，那个七。横短，竖长，收尾往上挑。
第三样，那张材料单。备注那一行：按八折结算，差额走现金。那个差字，往上挑。
第四样，医院那张会诊单。患者情绪不稳，有被害观念。那个患字的最后一笔，往上挑。
四样东西，四种纸，四种笔。
但写的是同一个人。
我坐在桌前，从下午坐到天黑。
天黑以后我开了灯，把四张纸并排摆好。
我先给黎棠打了一个。
「喂。」
「本子是谁写的。」
那边静了一会儿，有电视的声音。
「你问这个干什么。」
「本子上的字，是他的。」
电视的声音没了。
「他写的。」她说，「我不会写那么多字。我念，他记。」
「号呢。」
「号也是他刻的。」她说，「我手抖，刻不了。他说他来。」
「你让他刻的。」
「我没让他刻。」她说，「他自己刻的。第一只刻完了给我看，我说好。他就一只一只刻下去。」
「你知道他在拿什么钱给你。」
「我知道。」她说，「他说是材料上出来的。我说那你别给了。他说已经给了，停不下来。」
「为什么停不下来。」
「因为本子已经写了。」她说，「他说本子写上了号，就不能空着。」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你在哪儿。」
「在所里。」
「我去找你。」
「你别来。」
「我已经在楼下了。」
他在楼下等我。
我们站在写字楼后头的一条小巷里，旁边是垃圾房，味道很冲。
「你要说什么。」他问。
「本子是你写的。」
他没说话。
「罐底的号也是你刻的。」
他从口袋里摸出烟，抽了一根，打火机打了三下才着。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今天下午。」
「你怎么知道的。」
「四张纸。」我说，「一张材料单，一张会诊单，一页本子，一张罐底的照片。」
「你拿放大镜看的。」
「我拿放大镜看的。」
「看出什么了。」
「看出是一个人写的。」
「刚才。」我说，「你告诉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吸了一口，把烟拿下来，看着烟头。
「第一年。」
「第一年你就给她记数。」
「她记不住。」他说，「她那个人，脑子是乱的。她给谁送过虫，收过多少钱，她自己都说不清。我要是不记，她第二年就得罪人。」
「所以你就给她做了个本子。」
「我给她做了个本子。」他说，「一号到十一号，一笔一笔。她拿着那个本子，就觉得自己是个有规矩的人。」
「八号呢。」
他把烟摁在墙上。
「八号是我留的。」
「留给谁。」
「留给你。」
我看着他。
「她跟我说，一个人要有个号。」他说，「她说你也是个空罐子。她说你白天在单位，晚上回家，一年到头没有一个人真正看着你。她说你要是进了号，你就不会再问我钱去哪儿了。」
「所以你答应了。」
「我没答应。」他说，「我说再等等。」
「你等什么。」
「等你先病。」他说，「你病了，我就能顺顺当当把你送进去。你要是不病，我就得一直等。我等到上个月，等不下去了。」
风把垃圾房的门吹得响了一声。
「你以为她养我。」他把烟头捡起来，扔进垃圾桶，「她连数都记不清，她记的那个本子，是我写的。七年，十一个号，每一笔都是我记的。她只管一件事，让她那些人觉得她在等他们。剩下的我办。她要手术，我签字。她要钱，我从材料里出。我给她养了七年，我养的是她这个人。」
「你要什么。」他问。
「我要三样。」
「哪三样。」
「我的名字从那张担保上拿下来。」我说，「四十八万拿回来。还有，八号那个号，不许写。」
「写不了。」他说，「本子在她手里。」
「你写不了了。」我说，「你连她那儿都去不了了。」
巷子口的卷帘门拉下来，铁皮响了一声。
「你为什么。」
「因为她只有我了。」他说，「你不一样。你什么都有。你有单位，有手艺，有你妈，你一个人也能活。她不行。她一个人连药都吃不下去。」
「你算过没有。」我说，「这七年你给她多少时间。」
「算过。」
「多少。」
「一天两个小时，一年七百三十个小时。」他说得很快，像早就算好了，「七年，五千一百一十个小时。」
「跟我呢。」
他不说话了。
「你跟我一年说多少句话。」
「舒宁。」
「你算得那么清。」我说，「你怎么不算这个。」
「所以你选了她。」
「我没选。」他说，「我就是没走。」
我靠在墙上，看着巷子口那盏路灯。
「你打我的那一把，是因为这个。」
「不是因为那个。」他说，「是因为你把罐子抱走了。你把罐子抱走，她那天晚上就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她哪里做错了。她哭了两个钟头。」
「所以你打我是为了她不哭。」
「我推了你。」他说，「我没想推那么重。」
我把外套的拉链拉上。
「周牧。」
「嗯。」
「你回去告诉她。」我说，「八号我进了。」
他抬头看我。
「你说什么。」
「你告诉她，八号我自己走进去了。」我说，「她想看的，我给她看。」
18
腊月二十，审计进场。
来了三个人，两男一女，在事务所的会议室里摆开，桌上放了六台笔记本电脑。
陈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声音发闷。
「嫂子，你上回拿走的那些废纸，还在吗。」
「在。」
「你能不能给我一份。」
「你要干什么。」
「自保。」他说，「所里要罚，先罚合伙人。我不想陪着他一起沉。」
「我给你。」
「还有一件事。」他停了停，「他不来了。他自己提的，退出合伙人。股份折价，抵他支的那些钱。这事我们内部先了。」
「他知道你们要审计。」
「知道。」陈工说，「他昨天把办公室清了。清得很干净，连笔筒都拿走了。」
腊月二十四，笔迹鉴定所来了电话。
「结果出来了。」那边的女声还是那么平，「三份比对样本，运笔习惯不一致。结论：倾向非同一人所写。」
「倾向。」
「对。」她说，「我们不出绝对结论。但这份报告拿去法院，够用了。」
我把报告拿给范律师。
她翻了两遍。
「够了。」她说，「明天我去银行递异议。三十万先停催，等法院。」
「多久。」
「三个月。」她把报告合上，「舒宁，我跟你说清楚。这三件事，一件都不会快。银行三个月，法院半年，审计一年。你要是想快，只有一条路。」
「哪条。」
「不走法律。」
「那走什么。」
「走人情。」她说，「把东西递到该看见的人手里，让他们自己家里炸。这个快，一天就够。但是有风险，出了事没人替你兜。」
「什么风险。」
「名誉侵权、侵犯隐私、寻衅滋事。」她数了三样，「你寄的是复印件，走的是平信，一对一，不公开发布。这三样都不容易构成。但你得清楚，你是在赌。」
「我赌。」
她把笔在手里转了两下。
「行。」她把笔递给我，「那你写。写清楚，别多一个字，别加一句话。你加一句话，性质就变了。」
腊月二十五，陈工又打了一次。
「审计要的东西，我们凑不齐。」
「缺什么。」
「缺签字。」他说，「三年的材料验收单，有二十几张没有监理签字。没有签字，就是他自己写的。」
「那会怎么样。」
「那就是虚列。」他停了停，「嫂子，我不多说了。你自己有数就行。」
「我有数。」
腊月二十六，单位来电话，让我回去上班。
马主任把一份说明放在我面前。
「查清了。」他说，「库房监控调出来了。上个月十九号晚上七点，进库房的是个女的，用的是你的卡。你的卡是怎么到她手里的，这个我们不管。本子上那两只，经手人一栏是别人代填的。」
「谁代填的。」
「借展单上是她的名字。」他把说明推过来，「签字那一栏，是她自己签的。老聂认了，说那天他让你朋友自己进去拿的。」
「老聂回来了吗。」
「回来了。」马主任说，「他自己提的，说库房干惯了，不想上来。我让他再想想。」
我拿着那份说明，站在走廊里。
小郑从标本室门口探出头。
「姐。」
「嗯。」
「聂师傅在库房。」她说，「你要不要去看看他。」
库房在地下二层，没有窗，一排一排的铁柜。
老聂坐在一张桌子后头，桌上摊着出入库登记本，一支笔，一副老花镜。
「你来了。」他把眼镜摘了。
「你怎么不上去。」
「上去干什么。」他把本子合上，「我干了三十九年，最后一段日子，我想清清静静。这里好，没人来，一天开两回门。」
「你还在生气。」
「我生什么气。」他说，「我气我自己。干了半辈子，让人一句话就骗进柜子里去了。」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个小盒子，推给我。
「这个给你。」
我打开。里头是一只干了的螳螂，整过姿，插在泡沫板上，前翅展开，后翅压在底下。
「上回那只？」我问。
「上回那只。」他说，「它死了以后我整的。整了三天，翅膀太薄，一碰就卷。」
「整得好。」
「歪了。」他指了指左边那只翅，「差半毫米。你看不出来，我看得出来。」
我把盒子盖上。
「聂师傅。」
「嗯。」
「下个月我要办一件事。」我说，「办完了我可能就不在馆里了。」
他抬起头。
「你要走。」
「不知道。」我说，「我先把这件事办完。」
「办吧。」他把眼镜戴回去，「东西坏了能修。人不行。」
腊月二十八，我把记录本复印了七份。
七份，七个信封。
一号的家里，二号的儿子，三号的姜妍，四号的单位，五号的老婆，六号的老婆，九号的妻子。
十号、十一号我没寄。十号那个是一张火车票，我查了，人去年就不在了。十一号那张照片，背后没写名字。
每个信封里放两页：一页是那人自己那一页，一页是最后那页「七号：本钱已回」。
我没有写一个字。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邮局。
「寄平信。」
「几封。」
「七封。」
窗口里的男的把七张邮票撕下来，一张一张数。
「一块二一封。八块四。」
「挂号呢。」
「挂号四块二一封。」他抬头，「寄什么。」
「几页纸。」
「纸寄挂号不划算。」他说，「平信丢了也没人管。你要紧的，就用挂号，有回执。」
「要回执。」
「那二十九块四。」
我付了钱，把七个信封摞在柜台上。
他在每个信封上盖了一个章，章是红的，盖得歪。
贴邮票的时候，我妈在旁边看着。
「你寄这个，人家看得懂吗。」
「看得懂。」
「人家要是不看呢。」
「那就当我没寄。」
「寄了就有用？」她把浆糊盖子拧上，「你爸当年也干过这种事。他把人家欠他钱的单子复印了一摞，挨家塞。塞完一分钱没要回来。」
「妈。」
「我不是拦你。」她把信封摞整齐，「我是告诉你，别指望。」
「我不指望。」
「你指望了。」她看着我，「你眼睛里有那个意思。我认得。」
19
展在正月初八，文化馆二楼。
门口立着一块牌子，白底黑字，两个字：养。
文化馆门口有个保安，五十来岁，正在扫地。
「今天不开馆。」
「我来布展。」
「布展的从后门进。」他往旁边指了指，「前门九点开，开了你就进不去了。」
「为什么。」
「人多。」他把扫帚靠在墙上，「这个展发了三百张请柬。昨天有人来问，能不能多带人。」
「多带了怎么样。」
「多带就站外头。」他说，「我们这儿消防通道窄，超员要罚。」
我早上七点到的。
布展的人还在挂灯，她在里头指挥，穿一件黑色的长外套，头发盘着。
「你来干什么。」
「我来帮忙。」
「不用。」
「我会整姿。」我说，「你那几只翅膀折了，摆出来不好看。」
她看了我一会儿。
「进来吧。」她说，「别碰一号。」
展台是三张长桌拼的，铺着灰布。十一只玻璃罐，摆成一排，每只罐子前面立着一张小卡片。
卡片上写的是编号，加一句话。
一号那张：「他给我打过三个电话，我没接。」
二号那张：「他中风那天早上，还给我发了消息。」
我一张一张看过去。
七号那张写着：「他给我熬过三个月的粥。」
我把外套脱了，搭在椅子上。
「卡片是你写的。」
「我写的。」她把花剪塞进围裙口袋，「我小时候练过字，练了六年。我妈说字是脸面，练不好将来嫁不出去。」
「她嫁出去了吗。」
「嫁了。」她说，「嫁了个喝酒的，四十二岁走的。」
我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
「我这儿也有十一张。」
她转过身。
「你什么意思。」
「你摆你的罐子。」我说，「我摆我的卡片。」
「你敢。」
「我敢。」我把信封打开，抽出第一张，「这张是一号的。上面写的是：七年前，第一次给钱，三千。中风以后，儿子替他给了两年。」
她的脸没有动。
「你从哪儿弄来的。」
「本子。」我说，「你让我看的那本。」
「你拍了。」
「我拍了四页。」
她往前走了一步。
「舒宁。」
「你先听我说完。」我把卡片一张一张摆在桌上，「这张是二号的。三十七万。他儿子一个月挣一万二，他妈住四人间，一个月四千二。这张是三号的。十九万。腊月十九，十七层。这张是五号的。二十三万。人跑了，欠二十多万，他老婆守着小卖部。」
「你住手。」
「这张是七号的。」我把最后一张放在她面前，「五年，四十八万。这些钱的来路，是一张材料单。货名兰花白，一百方，一万，打八折，八千。每月一张。我丈夫写的。」
展厅里安静下来。
挂灯的两个工人站在梯子上，没动。
她伸手来抢，我把手按在卡片上。
「你把手拿开。」
「你把手拿开。」我说。
她抓起最近那只罐子，朝我砸过来。
我躲了一下，罐子砸在桌角，碎了。
玻璃碎片飞到灰布上，那只粉色的螳螂掉出来，在布上爬。
门口有人进来。
姜妍。她穿着一件新棉袄，头发梳得很齐。
她走到三号那只罐子跟前，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
一枚戒指。她把它放进罐子里，盖上纱网。
「你干什么。」黎棠说。
「这是他的。」姜妍说，「他死前埋在花盆里，让我找着。我今天给他送回来。」
「你出去。」
「我不出去。」姜妍把手放在罐子上，「我男人给你十九万，我一句话没说。今天我就放一个戒指。」
灰布上落了一层灰，走过的人用鞋底蹭出印子。
一个穿西装的男人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他走到二号那只罐子前，蹲下去，看卡片。
「这个是我爸。」他说。
没人应他。
「我爸给她钱的时候，我妈还在。」他站起来，「我那时候以为他就是闲的。」
他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
「这个展还开几天。」
「今天最后一天。」保安说。
「那我把这个拿走。」他把二号那只罐子抱起来，「这是我爸的。」
人越来越多。
穿灰羊绒衫的、指甲做得亮的、戴眼镜的，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男的，站在门口不进来。
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走到十号那只罐子前，看了看卡片，又看了看罐子里的火车票。
「这是我丈夫的。」她说。
没人接话。
「我丈夫去年走的。」她的声音开始抖，「他一直说他在外头有个朋友，身体不好，他要照顾。我信了。我信了三年。」
黎棠往后退了一步。
后背撞在展台上。
「你们都听她说的。」她抬手指着我，「她男人在我这儿给了七年钱，她今天来砸我的场子。你们信她？」
「我信卡片。」那个女人说，「卡片上写着日子，写着钱数。你要说不是，你把你的本子拿出来。」
「我没有本子。」
「你有。」那个女人说，「我丈夫临死前跟我说，她有一个本子，记着谁给了多少。他说那个本子她天天看。」
「你们听她说的。」她抬手指着我，「她连自己男人都看不住，她今天来砸我的场子。」
「我看不住他。」我说，「我看了七年，没看清。今天看清了。」
黎棠没有动。
「本子呢。」那个女人往前走了一步，「你不是有个本子吗。你拿出来。」
展厅后头有人推门。
周牧站在门口。
他穿一件深灰的大衣，头发很短，脸瘦了一圈。
「号是我刻的。」他说。
所有人都转过头。
「罐底的号，是我刻的。」他走进来，站在展台前，「本子也是我写的。七年，十一个号，一笔一笔，都是我记的。」
黎棠看着他。
「周牧。」
「你别说了。」他说，「到这儿了。」
她抓起展台上的一只罐子，砸在地上。
然后是第二只，第三只。
玻璃碎了一地，粉色的螳螂在灰布上爬，一只，两只，三只。
她跪下去，用手去捡碎片。
第一片捡起来，她翻过来看。
是七号。
20
正月初十，展撤了。
文化馆门口贴了一张通知，说因故闭展，已发的票可以退。
我去退票的时候，窗口里的姑娘说，这个展本来就没卖票，是邀请的。
「那怎么退。」
「不用退。」她说，「你回去吧。」
展厅里在拆灯。灰布卷起来了，靠墙立着。
地上还有碎玻璃，扫过一遍，没扫干净。
我在展台角上站着，看见桌腿后头有一只罐子，没碎。
七号。
我把它抱起来。罐子里的假花掉了，玻璃上有一道裂，从口一直裂到底。
我用外套裹上，抱回家。
正月十五，我妈搬过来住。
她带了两个编织袋，一个装衣服，一个装米。
「这米是新米。」她把袋子放在厨房地上，「东北的，五块八一斤。你别买超市那种三块多的，吃着不香。」
「妈，你搬过来，那边房子怎么办。」
「空着。」她把袖子挽起来，「空着就空着。我一个人住那屋，夜里听见楼道响就醒。你这儿有电梯，我踏实。」
「我这儿没电梯。」
「六楼。我知道。」她说，「六楼我爬得动。我一天下一趟，买菜。」
她进厨房看了看，把锅盖掀开，又盖上。
「你这锅几年没刷过底了。」
「刷过。」
「刷过也是糊的。」她拧开水龙头，「我跟你说，锅要养。用完擦干，抹一层油。你爸在的时候，我那口锅用了十六年。」
洗完了她坐下，把手在围裙上擦干。
「我跟你说个事。」她说，「我二十三岁嫁给你爸，二十五岁生你。那六年，我没上过桌吃饭。你奶奶说，媳妇不上桌。我就端着碗在灶台边上吃。」
「你没跟我说过。」
「说这个干什么。」她把手放在膝盖上，「我告诉你这个，是想说，我忍了六年，不是因为我笨。我是想，忍过去了就好了。后来我才知道，忍不过去。你爸那个人，你越忍，他越觉得你能忍。」
「妈。」
「你别学我。」她抬起头，「我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你学我。你从小就听话，我说什么你都说好。你现在还是这样。你要是再这样，我就白活了。」
「我不学了。」
「你说不学，就得做出来。」
正月二十，范律师打电话来。
「银行那边松了。」她说，「担保撤了。他们也知道理亏，走的是内部纠错，没等法院。」
「三十万不用还了。」
「不用你还。」她说，「但你丈夫那边还有一笔，是他自己的借款。那笔跟你不相干，你别管。」
「所里呢。」
「所里在跟他谈。」她说，「退股折价，抵他支的钱。谈成了，不追究。谈不成，报案。」
「他选哪个。」
「他选了退股。」范律师停了一下，「他让我转告你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房子归你，贷款他还。他说他只有一个要求，让你别把那本子给审计。」
「我没给。」
「我知道你没给。」她说，「我跟他说了，你没给。他沉默了很久。」
二月，协议签了。
房子归我，贷款他还，签字那天他来了，穿一件旧外套，人瘦了很多。
窗口里的办事员把两份协议推过来。
「双方确认一下，没问题签字。」
我签了。
他签了。
办事员盖章，盖了两下，第二下没盖正。
出门的时候他叫住我。
「舒宁。」
我站住。
「我妈那边，你替我说一句。」
「说什么。」
「说我出差了。」他说，「她这个岁数，听不得。」
「你自己说。」
「她不接我电话。」
我看着他。
「你打三回。」
「打了。」
「那就打第四回。」
我走了。
三月，姜妍来了。
她提着一个塑料袋，里头是卤味。
「考完了。」
「考得怎么样。」
「年级第九。」她把袋子放在桌上，笑得眼睛都没了，「数学满分。」
「厉害。」
「他爸要是在，得乐死。」她说完这句，脸上的笑收了一半，「我来拿罐子。」
「三号那只碎了。」
「碎了？」
「展上砸的。」我说，「碎片我收了一些，在纸箱里。」
她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坐了一会儿。
「那算了。」
「你要不要看看碎片。」
「不看。」她站起来，「碎了就碎了。他那人一辈子要面子，碎了也好，省得我天天擦。」
她在门口站住。
「舒宁。」
「嗯。」
「我儿子问我，他爸是怎么死的。」她说，「我跟他说了实话。」
「他怎么说。」
「他说妈你别哭。」姜妍把手在眼睛上按了一下，「他说他以后一个月给我三千。」
四月，我把那只罐子洗了。
裂口那道缝，我用胶粘了一遍，还是漏。
洗了三遍，晾在窗台上，晾了两天。
罐底那个七，我拿指甲刮了两下，没刮掉。刻得深。
我妈从厨房出来，看见我拿着罐子。
「你洗它干什么。」
「装米。」
「装米用这个？」她走过来看了看，「裂的，漏。」
「外面套个袋子。」
「那不如买个新的。」她说，「菜市场五块钱一个，带盖。」
「就这个。」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
我把米倒进去。五块八一斤的新米，倒了大半罐。
米从裂缝里漏出来一点，我把罐子转了半圈，让裂缝朝里。
灶台边上原来放着一个塑料米桶，我把它挪到阳台去了。
罐子放在那个位置，靠着墙。
罐底朝外。
那个七，正对着门口。
五月，我回馆里上班。
标本室还是那样，朝北，一年见不着太阳。
小郑升了，能独立整蛾子了。她整的第一只，翅膀歪了。
「姐，你看这个。」
「歪了。」
「哪儿歪了。」
「左边那只，比右边低半毫米。」
她凑近了看。
看不出来。
「半毫米也算歪？」
「算。」我把针递给她，「你重来。别怕费时间，反正这东西不会跑。」
她重来的时候，我在窗台上摆还软盒。
老聂从库房上来了一趟，取两盒针。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就好。」他把针盒夹在腋下，「我下个月退休。」
「这么快。」
「不快了。」他说，「三十九年，早该退了。」
他走到门口，停下来。
「舒宁。」
「嗯。」
「那只螳螂，我给你整的那只，你还留着吗。」
「留着。」
「留着就好。」他说，「那是我这几年整得最好的。就差半毫米。」
他下楼去了。
六月的一个傍晚，我下班回家，走到楼下，看见花坛边上坐着一个人。
黎棠。
她穿一件灰的薄外套，头发剪短了，人瘦得厉害，坐在那儿晒太阳。
她看见我，抬了抬手。
我走过去。
「你住这附近？」
「我搬到后头那条街了。」她说，「租的房子，一楼，有个小院。」
「身体怎么样。」
「还在吃药。」她把手放在膝盖上，「不做手术了。医生说做不做都一样。」
我们两个都没说话。
花坛里有人在浇花。
水管子漏水，滴在地上。
「那个展。」她说，「你把我的号全写出来了。」
「写了。」
「我这辈子就攒了那么点东西。」她看着地上，「十一个。一个一个来的，一个一个走的。」
「他们不是你攒的。」
「我知道。」她说，「我现在知道了。」
她站起来，把外套的扣子扣上。
「我走了。」
「黎棠。」
她回过头。
「八号。」我说，「我自己走进去了。你看清楚了吗。」
她站着，看了我很久。
「看清楚了。」她说。
她往街那头走，走得很慢。
我上楼，开门，洗手，做饭。
米在罐子里。
我拿碗去舀。
勺子碰到罐底，响了一声。
罐底那个七埋在米底下，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