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水库边的旧村做最后一次地形测绘，祖母却递给我半张手绘地图，叫我去找河对岸的人。图上没有地名，只有一条被剪断的线；我后来才知道，另一半并不在地图上，而在两家人各自记住的路里。
我在市里的测绘队工作，平常把道路、地界和水位画进不同图层。图纸最怕模糊，线要闭合，点要有坐标，空白处得写明没有数据。回乡那年，县里正为水库岸线更新资料，委托我们测量几处旧村遗址。我的老家在青潭村，几年前水位上涨后，村民全搬到山上的新居住点，旧屋只在枯水期露出屋脊和院墙。
我回村的第一天，祖母把一只饼干盒放到桌上。盒里有半张发黄的方格纸，边缘被剪得很直，纸上画着河道、田埂和三条小路，唯独最右侧的线到纸边就断了。我问她这是什么。她说是爷爷留下的地图，另一半在对岸谢家手里。我以为她在说地契，问她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她说我以前只爱画标准图，不会在意这种东西。
我把半张图带到测绘现场，发现上面没有比例尺，也没有北向标记。河道画得像弯曲的绳子，几处屋子用小方框表示，最靠近纸边的地方标了一个“渡”字。我问祖母那是旧渡口吗。她说不是正式渡口，是爷爷和谢爷爷两家人搭的小木船，谁要去对岸就招呼一声。我问对岸的人家为什么会保留另一半。她说年轻时两家因为一段田埂争吵，地图分开以后，她再没问过。
我带着图去找谢爷爷的女儿谢兰。她住在新村最靠近水库的那排房子，院子里种着豆角和几盆薄荷。她听到我说半张地图，先问祖母现在身体怎么样。我说还好。她没有立刻拿出另一半，只说她父亲临终前把地图交给她，要求她别丢，也别拿去证明田地属于谁。我说我不是来争地界，只是想核对旧路线。她把我带进屋，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用透明胶补过的纸。
两半拼起来后，河道和田埂接上了，画上的线却没有对齐。祖父画的渡船停在一处石阶边，谢爷爷画的船则更靠上游，中间留着一段空白。纸边被剪得很平，像有人故意把路线截断。谢兰说两位老人年轻时为土地界线争过，后来谁也不肯承认先动过田埂。她父亲把地图分成两半时说，一家留一半，谁也不能拿它证明自己有理。
我仔细看了看，发现图上的线并不是地界。每个小方框旁都有一个名字，有的写人，有的写牲口，有的只写“赶集”“看病”“送米”。那条跨河的线连着两家院门，却没有标出归属。我问谢兰，她父亲有没有说过空白是什么意思。她说他只说“水会把路盖住，人不能把话也盖住”。我听完没有把这句写进测绘记录，只记在私人笔记里，怕自己把一句家常话变成太像格言的东西。
正式测绘要求我把旧村地形叠在水位图上。我们用无人机拍摄、测量控制点和水深资料，尽量标出枯水期露出的屋基。系统里没有“木船往返”这一项，能选的类别只有道路、桥梁、渡口和遗迹。我问项目负责人要不要把旧渡船线单独记录。负责人说如果没有正式渡口登记，最好标成历史口述，不要当作现存交通线。我同意，但希望能把它放在补充图层里，注明来源和不确定处。
祖母知道两半地图拼起来后，没有露出惊讶的样子。她问我有没有把爷爷那边的线画在谢家那边上。我说我没有改原件，只拍照叠图，等两位老人确认。她说谢爷爷以前会在雨夜划船送她父亲去卫生所，后来两家争田的时候，却因为一条竹篱吵了几年。我问既然记得这些，为什么不先把地图拿回来。她说那不是拿回来的东西，得两家都愿意继续留着。
我约谢兰和祖母在村委会见面，带上拼接后的复印件。谢兰先说她父亲一直认为爷爷把船靠在自己家的石阶，祖母说船常系在两家中间的木桩上。两个人争了几句，又都停下来。她们不记得木桩究竟偏哪一边，只记得下雨时谁家先把绳子松开，谁家先让老人上船。我没有在图上替她们选一个位置，只画了一段宽一些的水面，旁边写“靠岸位置有不同记忆”。
村委会的人问我为什么不把图画得更精确。有人说旧地图不精确就没有保存价值。我解释它记录的不是施工边界，而是两家人如何共享一条路。精确的坐标可以由现代测量补上，但旧图上那些“送米”“看病”“赶集”的字，一旦改成标准符号，反而会丢掉来路。我提出将原件分别交给两家保存，数字副本由村里存档；任何人若要引用，必须同时展示两半和说明两家的分歧。
谢兰起初不愿意交数字副本。她担心地图被拿去做旅游宣传，或者被人当成土地证据。我把使用说明写进授权书：不能单独剪裁任何一半，不得用于产权证明，公开图片要标明两位持有人及其说明。谢兰看过后说她愿意让村里保存低分辨率副本，原件仍由她保管。祖母也签了字。两个人的签名一上一下，像地图上那两段没有完全接上的线。
我那天回到旧村，水位刚好退到石阶以下。爷爷画的渡口位置被泥沙盖住，只露出一块方石。我拿测杆探了探，发现方石离岸边比地图画的位置偏下游几米。谢兰说也许那是后来挪过的。我没法确认，就把新测点和地图位置分别标开。水库的管理人员告诉我，水位每天都可能变化，旧村遗址不会长期露出。我问能不能在下一次低水位时再测，他说可以申请，但要提前协调巡查。
之后几周，我每次出现场都带着两半地图的复印件。新村里的孩子对旧村没什么印象，只有一位老人能指出旧学校操场的位置。我让他在复印图上做标记，自己不替他描线。他把学校画在爷爷那一侧，又说谢家孩子经常从河对岸游过来借球。我问当时谁家的球。他说记不清，只记得球总是湿的。我把这段口述单独登记，没有并进测绘底图。
水库管理处很快给我回信，表示可以把旧渡路列为“已消失的生活路线”，但不建议标成“渡口”。我觉得这个名称不够准确，却也不想为了一个词耽误记录。我约谢兰和祖母看了一遍新图，祖母说“消失”听起来像再也没有人走过。谢兰则觉得路线确实已经不存在。我把图例改成“历史往返路线，现已淹没”，在备注里同时写明两家的不同记忆。
图稿审核会上，有位同事问我是不是因为亲属关系才把这段路线放进项目。他担心私人故事会影响公共地图。我没有回避，说明我与祖母的关系，也附上谢兰独立确认的资料和她的授权。我们把它放在历史补充图层，主地图仍只显示现存岸线、道路和水位数据。审核组最后通过了方案，还建议今后遇到类似材料时统一设置“口述路线”栏目。我觉得这比争论地图该不该记一条船有用。
我把初版图打印出来带回家。祖母盯着两条旧线看了一会儿，说爷爷那半边的田埂方向画错了。我问她怎么现在才发现。她说不是错，是那几年河岸往里塌了，爷爷画的是塌之前。谢兰听见后也拿出自己的纸，说她父亲那边画的是修过以后。我把年代补在两条线旁边，第一次看到它们不必对齐的原因。地图的断口不是两人谁画错了，而是河岸和时间都移动过。
我请档案室把旧地图和新测图并排展示，旁边放上两位老人确认过的说明。祖母写“船停在中间的木桩边”，谢兰写“我父亲记得船靠近谢家石阶”。我没有合并成一句折中说法，也没有把谁的字放得更大。来看图的人会看到一条路线有两种描述，知道两家都保留了自己的记忆。地图并没有裁决谁说得更准确，它只让两种记忆能够同时被看到。
展板安装后，县里有人提出给旧渡口立一个复原模型。模型公司问我木船应该朝哪边、桅杆有多高、船绳系在哪块石头。我没有凭想象提供答案，只把能确认的地方交给他们：木船为平底小船，没有桅杆，具体尺寸未知；系缆木桩可能已被水库淹没，位置不确定。最终方案没有做船的雕塑，而是用一段木栏杆表示路线方向，旁边放两半地图的复制图。我觉得少一个模型，反而少了一层冒充的确定。
祖母第一次来看展板时，带了她年轻时用过的篮子。她说以前从河这边赶集，篮子里装鸡蛋、豆子和一小袋盐，回程会帮谢家带药。谢兰也来了，她记得父亲有次把一篮青梅送到对岸，祖母给了他一把补渔网的针。两个人开始互相补充，却仍然对船靠在哪边有不同说法。我没有拿出录音机，只帮她们把日期的大概范围写在便笺上。她们说这次愿意录音，但要先听完整段再决定是否公开。
我把口述录下来后，逐句转写给她们核对。祖母删掉一段有关邻居的闲话，谢兰要求不公开她父亲当年生病的具体情况。我按她们的要求删去，再把最终文本打印出来。两个人分别签字，同意展板引用各自同意的部分。她们的记忆没有因为删去隐私而变得不完整，反而更像她们愿意留给后来人的内容。我学会了公开一段故事之前，先给讲述者保留最后一次选择。
第二次低水位测量时，水面比第一次退得更远。我们沿着旧村的屋基设置临时标记，发现爷爷画的渡路穿过一处旧水渠，谢家那边的线则绕过一块高地。两条线路都能到对岸，只是适用的水位不同。祖母说木船在浅水时走高地外侧，涨水后才沿水渠直穿。我问她有没有把这写在地图上。她说当时每天都走，不觉得需要记。我把她刚才的话记进观察记录，并标明是她的回忆。
测绘队的同事根据现地地形画出两个可能的航行区间，给出各自的水深估计。我没有把它们叠成一条确定路线，而是画成两条半透明的带状区域。图例说明它们来自两位持图人的不同记忆，并受季节水位影响。新图看起来比原先复杂，审核人问读者会不会看不懂。我建议在主图上只标一个历史路线范围，细节放在附图。他同意了。地图不是把所有信息挤在一页，而是让读者能找到自己需要的那一层。
一位搬到新村的老人看图后，问我能不能把他家旧屋也标进去。我查过航拍和旧地籍图，确认屋基位置，但他记得院门朝向与图上不一致。我没有擅自改地籍资料，而是在历史补充图层上增加一个“住户记忆标注”，注明他口述的方向和日期。他说自己不想证明房屋属于谁，只想让孙子知道旧屋在哪。我把用途写进授权说明里，避免有人日后把那张图拿去当产权凭证。
祖母看见越来越多的旧屋被标在图上，有点担心展板会让人想回到旧村。她说水库已经蓄水，旧地基常年潮湿，不适合住人。我告诉她我们只是在记录，不是在鼓励搬回去。谢兰说旧村的记忆可以留下，房子不一定要重建。她们商量后，请我在展板上加一句“旧址已处于水库管理范围，禁止擅自下水或登岸”。我把警示放在显眼的位置，没有让怀旧遮住现实风险。
县里后来做水库安全宣传，问我能不能用这张地图说明枯水期遗址露出的危险。我同意使用主图和警示图例，但要求不单独放大那条渡路线，免得有人循线下水寻找石阶。宣传册里写明旧村遗址可能在低水位时出现，未开放参观。我把宣传页送给祖母和谢兰各一份，她们都说好。谢兰还提醒我，地图上的旧路不适合现在走，若有人问，就告诉他去新村档案室看复制件。
过了一个夏天，祖母搬到新村靠诊所的房子，旧屋棚要清理。她把半张地图装进透明夹，准备交给档案室长期保存。我问她是不是想留在自己手里。她说她已经看了很多年，现在可以让大家一起看，但谢家那半张不能替她决定。谢兰也说愿意把原件交存，不过希望两家仍各保留一份高质量复制件。档案室按她们的条件做了交接单，注明所有权仍属两家，保管和展示另行授权。
交接那天，我把两张原件并排放在桌上，没有用胶带粘合。档案员建议用透明支撑板把边缘靠近，视觉上就像一整张地图。我问两位持有人愿不愿意。祖母说可以靠近，但不能把剪口遮住；谢兰说那道缝是两家当年分开时留下的，不该藏起来。最后我们让两张纸之间留出一条细缝，缝宽正好能看见底板的白色。我看着它，觉得它比拼得天衣无缝更诚实。
展览开幕时，很多人站在地图前，问那条船究竟在哪边靠岸。我没有给唯一答案，只把两位老人已确认的说法念给他们听。有人觉得这样不够清楚，有人觉得两种版本正好说明河岸会变。我发现自己不再急着满足每个问题，尤其是不确定的问题。我可以说明测量结果、口述来源和资料限制，剩下的交给看图的人思考。地图不需要替所有人画出一条确定的路，才能有用。
祖母和谢兰在展柜旁坐了一会儿，谈起现在的生活。谢兰说她父亲要是还在，看到这地图可能会先找出画错的地方。祖母说爷爷会先问船还牢不牢。我笑着问她们两家如果现在能一起划一次船，会走哪条线。她们都说不下水，年纪大了。我没再追问，只把她们的照片拍下来，先给她们看，等她们同意后才存进档案。她们坐得很近，但中间仍隔着一点距离。
图展结束后，我把数字图层交给县里的资料系统，主图只显示现存的道路和水岸，口述路线需要点开附层才能看到。系统要求每个图层有维护人，我把自己列为联系人，又写明若我调离岗位，应由档案室接手。祖母问我为什么还要写这些交接信息。我说没有人永远负责一张图，下一班得知道资料在哪里、能不能公开、谁有权修改。她说这比把路线画直更重要。
新系统上线后，一位镇上的中学生给我发邮件，问地图上的空白是不是表示那里没有人住。我回复她，空白只说明现存资料里没有可确认的信息，不代表当年无人经过。我建议她去看旧村航拍、问祖父母，也可以把新找到的资料交给档案室核对。她后来回信说，奶奶记得一棵歪脖子枣树的位置，爷爷记得的是洗衣石。我把两条信息都加进待核目录，没有立即标进正式地图。她说这让我知道地图还可以继续画。
我带她去看一次低水位时露出的岸线，站在安全区域外，用远焦镜头拍摄。枣树已经不存在，洗衣石也没露出来，但旧村的道路痕迹在航拍上还隐约可辨。她把照片和家里两种记忆放在一起，发现两人说的可能不是同一个地点。我没有替他们合并，只标注“位置待核，存在两种回忆”。她说第一次觉得不同的记忆不一定要互相打败。我没有把这句话写在展板上，只把邮件放进项目往来记录。
某年秋天，水库管理处调整了蓄水计划，预计低水位持续时间缩短。旧村遗址可能更少露出，档案室问我是否要趁最后一次低水位做全景拍摄。我组织了安全评估，确认可以从岸上观测点拍摄，不安排人员下到遗址。那天我和谢兰、祖母的孙辈一起看照片，年轻人第一次看见旧屋基的完整轮廓。我没有给他们指哪一块属于谁，先把影像和测绘坐标存好，之后才听他们逐一辨认。
有人把一处大石头认成老井，有人说那里原来是猪圈边的压水石。我无法确认，便把两个说法都放进照片注释里。测绘图上它仍然是“未确认构筑物”。几个月后，一位搬迁老人看了照片，认出那不是井，而是晒网石。他送来一张旧照片，石头旁边有一张网和一个孩子。我们比对位置后，发现照片里的山脊线与拍摄方向吻合。我把名称更新成“居民辨认为晒网石，仍待更多资料确认”，保留了修改日期。
我以前以为一张地图完成后，只要有人使用就行。现在我看到它也会随着新证据改变，改变并不意味着之前的版本毫无价值。我们把旧版本归档，注明何时、根据什么资料更新。祖母看见自己的标注被调整后，没有生气，只问我有没有保留原来的写法。我给她看变更记录，她说这样很好，别让后来的地图把她当成从来没说过那句话。我把她的原话保留在历史注记里，旁边再写新的测量结果。
后来我把这张地图教给新来的测绘员看，讲怎样分辨测量线、口述线和未知线。有人问为什么要把争议也画进去，直接不标不是更简单吗。我说不标也可以，但需要说明为什么不标；若两种记忆都重要，画出来并标明来源有时更清楚。地图不是法庭判决，不必为了给出唯一结论而删掉所有不一致。新人把三种线型分别记下来，后来在另一处村落测绘时也用上了这个方法。
祖母去世前一年，把自己的复制件送给了我。她说档案室保管原件，她不想让这半张纸在家里受潮。我问她是否后悔把原件交出去。她说地图可以给别人看，但家里还留着那条河的记忆，不靠纸也能讲。我把复制件夹进自己的工作本，没把它挂在墙上。谢兰后来也把复制件交给孙女，两家各自留着一份，不再需要把它们拼成一张完整的纸。
我回青潭村的次数渐渐少了，工作调动后，维护地图的联系人换成档案室的年轻职员。我每年仍会收到一次更新邮件，告诉我图层访问次数、收到的补充资料和修改记录。我不再决定每一处标注，只在有人提出疑问时帮忙找来源。那条被剪开的线仍在地图上，中间有一小段空白，旁边写着“旧渡路，起止范围据两户口述推定”。它没有指向某一边的院门，却让后来的人知道曾经有人在两边之间来回。
有一次我带自己的孩子去看展板。孩子指着那条空白问，地图为什么不把路画完。我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船到底停在哪个木桩旁，而且两家都记得不一样。孩子说那可以画一条虚线。我说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她又问虚线是不是不真实。我说虚线表示它来自口述，不是今天测出来的。她看了看那条线，说这样就像看见它又不完全看见。我觉得这解释比我准备的要好。
我带她去新村看祖母以前住过的屋子，房门换过，门口有一棵新栽的桂花树。孩子问爷爷的旧村在哪里。我指给她看水面远处的方向，但没有带她到危险岸边。她说地图上那条路看起来很短。我告诉她人走起来会很长，因为以前要等潮、划船、再沿田埂走。她问现在还会有人走吗。我说不会按原来的方式走，但这条路已经在档案里、在家人的记忆里，也在这张图上留下了线。
她问为什么两家人曾经争吵。我说他们对田埂和船的位置有不同记忆，也可能各自觉得自己被误解。孩子问后来和好了吗。我说他们愿意一起保存地图，但不一定每件事都谈妥。她说那算不算和好。我说我不知道，也许他们不需要用一个词概括一辈子的关系。孩子点点头，又问能不能把地图打印一份带回家。我说可以，记得保留来源说明，别把它当成地契。
我把那份打印图放在家里的书架上，和工作地图分开。工作图有坐标、版本号和修改记录；家里的图是复印件，边角有孩子贴的彩色标签。她在那条虚线上画了一个很小的船，没有加方向。我问她船要去哪里。她说不知道，只觉得它应该在中间。我没有改掉那个船，也没有让它变成正式标记。它属于孩子的想象，旁边用便签写明了作者和日期。
我现在偶尔会梦见那条河。梦里两边的村子都还在，石阶从各自院门通到水边，木船系在一根没人争的木桩上。我醒来后知道这不是地图，也不是证词，只是我对过去的愿望。我把梦记在私人笔记里，没有交给档案室。我们保存公共资料时仍要分清事实和想象，但每个人也可以在心里留一张不需要核实的图。我不再要求那张图替现实作证。
祖母留下的半张地图和谢家那半张纸，现在隔着展柜玻璃摆放。中间那条窄缝没有被填平，展牌上写清楚它们如何分开、为何不能强行拼成一条确定的路。有人看完后会觉得遗憾，有人说这种缝隙反而让地图更诚实。我不替他们决定该怎么看。对我来说，那条缝保存了两家人当年没有解决的争执，也保存了他们后来愿意继续共同保管的选择。
我把最后一次项目总结写完时，没有用“还原旧村全貌”，而写“补充旧村生活路线资料”。我在附件里列出可确认的地形、口述来源、争议点、未知部分和授权范围。报告结束后，县里把这套方法用于另外两处搬迁村落：测量图上保留现状，口述路线单独注明，不把家族记忆当作产权依据。有人说这样做会让项目变复杂。我说是复杂，但以后的人能看见这张图是怎样画出来的。
我最后一次去青潭村，是给档案室交一份旧照片。照片里木船停在水中央，岸上站着两个孩子，脸都被阳光照得看不清。我不知道其中一个是不是我，也无法确认拍摄年份。照片背面写“赶集回来”，没有日期。我按规定登记来源为谢家提供，拍摄者未知，内容为口述说明。我把它放进资料盒，旁边就是那两半地图的扫描件。没有哪件材料单独讲完这条路，但它们并排之后，能让后来的人知道路曾经存在过。
我回去时母亲已经睡了，门口留着一盏灯。我把地图复制件放到书架上，关上窗，听见远处水库的水拍在岸边。祖母曾说那条路不是拿回来的东西，得两家都愿意继续留着。现在两家都把它交给了档案室，也都保留了自己的记忆。我不再试图把半张图变成完整的所有权证明，只让它保持原来的裂口，让人看见另一边不是空白，而是另一个人曾经走过的路。
地图展出一年后，档案室收到一位新村居民的补充资料。他送来一张旧照片，照片里有一条木船、一捆竹篱和两个孩子，背面写着“雨前送药”。他不知道照片上的孩子是谁，只记得自己的母亲说过，那天船从对岸谢家出发。我先把照片扫描，询问他是否愿意公开。他同意保留影像，但不公开家人姓名。我把它加入补充资料，没有立刻把船的位置画进地图，因为照片没有足够的地形参照。
后来谢兰看见照片，认出船尾挂的篮子是她父亲编的。她说这让她更相信船曾停在自家那边。我把她的辨认登记为新的口述线索，并请她说明依据。她指着篮口的一处缺损，说她小时候见过同样的篮子。我没有因此把旧渡路改成确定线，只把可能的位置范围往上游延了一段。祖母那一半的记忆仍然保留，新的证据只是让我们多一个可核对的方向。
这次修改引来一位年轻村民的反对。他说地图越加越多，读者会看不懂，也可能以为所有推测都是真的。我问他希望怎么处理。他建议把经过现场测量的线画实线，把来自照片和口述的线画虚线，再用不同深浅表示证据情况。我觉得这个方案比我原来的图例更直观，便邀请他和档案员一起试画。我们没有删掉材料，只调整了呈现方式，让读者更容易分辨哪条线是测量结果，哪条线仍在查证。
我发现这位年轻人正是以前写信问旧村的中学生。他已经上了大学，假期回家帮村里整理照片。他告诉我，小时候他以为地图上的虚线代表画图的人不会画，后来才知道虚线也能表示谨慎。我说图例写得清楚，虚线就不是缺陷。他说他想把这套画法教给村里的孩子。我没有把方法独占为测绘队的标准，和他一起做了一张简化版，放在学校的地方史课上。
孩子们用简化图画新村到学校、诊所和公交站的路线。他们标了哪段路有台阶，哪处雨天积水，哪条巷子有邻居会帮忙开门。老师让我帮忙判断地图是否准确，我说可以先验证道路和设施，至于“哪位邻居会帮忙”属于居民观察，需要本人同意再放进去。孩子们很认真地去问，发现有些人不愿被写成固定的“求助点”，怕大家有事都找他们。我让他们把那一项删掉，改成社区服务电话和几个公共集合点。
我把这张新村地图和旧渡路图放在同一面墙上。有人问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我说一张记录搬迁前人们如何往来，一张记录搬迁后大家如何找到公共服务。它们不必共用一条线，却都要说明路线的适用条件。新村图上也有虚线，表示居民提出但尚未核实的近路；旧图的虚线则来自两家人的不同记忆。孩子们看完说，原来不同的虚线也有不同理由。我觉得他们已经在学着看图例，而不是只看图形。
新村地图发布后，县里打算把旧渡路做成徒步打卡线路。一位旅游公司的人联系我，想把河对岸的旧石阶标成拍照点。我告诉他石阶不稳定，水位变化时可能被淹，档案图也不是通行图。他说可以安排工作人员看护。我仍不同意在图上标成可步行路线，建议只在档案展板上展示，不向游客提供下水坐标。县里最后取消了打卡线，改为在新村文化室放一张复制图和安全说明。
谢兰听说打卡计划取消后，问我是不是觉得可惜。我说不觉得。她说有人愿意看那条路，总比没人记得好。我说看可以，但不能为了让人看见就把危险地方变成目的地。她想了想，说父亲以前也不喜欢别人随便去石阶，他怕有人划伤手。我把这段话记为她对父亲习惯的回忆，没有把它当成工程证据。安全决定有测量和巡查支撑，家庭记忆则让我们知道有人曾经担心过什么。
祖母后来问我，地图上的另一边是不是终于找到了。我说找到了谢家那半张纸，也找到更多人的回忆，但“另一边”不只是那张纸。她说这话听起来像我在写文章。我说我只是想说两家人的记忆仍有不同。她说那就让它们不同，别为了完整把纸边粘起来。我答应了。她把手伸进饼干盒，拿出一张更小的纸片，上面画着一条短短的弯线。我问那是不是地图的一部分。她说不是，是她年轻时记下去集市的近路，可能和旧渡路无关。
我没有把这张小纸片并入地图。祖母同意我拍照保存，但不公开原件。她说那条近路她已经记不清从哪户人家院后经过，也不希望有人拿着图去找别人家的门。我把它放进私人资料夹，标注“家庭持有，路线未核，暂不公开”。谢兰知道后没有问我要看照片，我也没有主动给她看。两家人的档案可以相邻，但不必全部互相开放。地图的缝隙也可以是一种边界。
后来我把项目资料交给新来的档案管理员。交接时，我逐项说明哪些内容可以公开、哪些需要二次授权、哪些仍待核实。她问如果将来有人拿出新的照片，能不能直接改图。我说可以补资料，但必须保留旧版本、来源和修改日期，还要让原持有人确认授权。她把这几条写进工作流程。我看着那份流程，觉得终于有人接过了地图的维护，不必每次都等我回乡。
新管理员后来收到一张外地寄来的明信片。寄信人说自己是谢家远亲，小时候常听长辈讲两家摆渡的事。他记得渡船会在洪水时送人去高处，却不确定具体哪一年。管理员没有把它并进主图，而是联系寄信人补问来源。对方说这只是家中口述，愿意匿名保存。我们把明信片扫描进“未核实口述”目录，旧渡路线保持原样，没有因为新材料来得热闹就立刻改线。
我看到这份新材料时，想起外公的水尺记录。它们曾让我觉得只要找到够多的线索，就能把旧村完整地拼回来。现在我知道，拼图也许永远缺几块，甚至有些块来自不同年代，无法真正拼在一起。我们能做的是说明每一块从哪里来，避免用一片看起来相似的纸填空。地图不完整并不等于失败，假装完整才会让后来的人走错路。
新村的孩子长大后，有人会回来看旧村展板，有人可能完全不感兴趣。一次学校毕业展上，学生们把旧渡路和新村路线画在两张透明纸上，叠起来时，两条路并没有对齐。孩子解释说，搬迁改变的不只是房子位置，还有人们怎么去学校、看病和赶集。我站在展板前，听她把这段话说完，没有替她加上“因此我们要珍惜过去”。她自己已经把该讲的内容讲清楚。
展示结束后，学校把两张透明纸交给档案室，允许复制，不允许单独改绘。我和新管理员把它们收进同一个资料夹，注明作者、日期、采访来源和使用范围。她问我是不是要给这套地图加一个总标题。我说可以暂时叫“青潭村往来路线”，但这只是目录名，不是最终解释。她把“暂定”两个字也写进去。我觉得这个词很好，提醒下一班的人仍有修改空间。
我后来收到谢兰的电话，她说孙女要结婚，想在仪式上把祖父那半张地图放在桌上展示。我问她是否要联系祖母家。她说祖母已经不在了，但会问我的家人是否同意。我说地图由两家共同保存，展示前应该通知所有持有人。她没有觉得麻烦，反而说这正是她打电话的原因。最后两家人各自同意展示复制件，原件留在档案室。婚礼那天，两张复制图分别放在桌子两侧，中间没有粘合，旁边写着“路线有不同记忆，请一起阅读”。
婚礼结束后，谢兰给我发来一张照片。照片里年轻人围着地图看，有人指着一条虚线，有人指着两半纸之间的空隙。我没有认出每个人，也没有要求她把名字写给我。我把照片存进私人相册，没有存进公共档案，因为她只同意发给家人。地图在那里被看见了一天，又被收回盒子里。我觉得它不用永远摆在桌上，才能证明两家人愿意把它放在一起。
我有时会想，如果当初祖母没有把地图交给我，旧渡路会不会被我完全忽略。也许有别的人会发现它，也许不会。我的工作是测量水位和岸线，地图却让我记住那些不能用仪器直接测出的东西：谁愿意借船，谁会先松开绳子，谁能在夜里把药送到对岸。我无法把这些都变成坐标，但可以让它们以口述的方式留在资料里，并清楚写明证据边界。
如果有人问这半张地图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我不会只指那条跨河的线。我会说重要的是纸边没有被遮住，两家人保留了各自的说明，后来的人能看见它们如何并列。我曾想把半张图拼成一张完整的地图，后来明白完整不等于没有缝隙。那条缝让人看见曾经的争执，也让人看见两家人仍愿意共同保管一段路。
我最近一次回青潭村，是陪测绘队检查水位标尺。旧渡口早已不再露出，岸边只看见一排新树和观测台。我没有带地图原件，只把复印件放进工作包。队员问我是否还记得木船停在哪里。我说有两个可能位置，分别来自两家的口述，现有地形无法确认。他说那我们先在图上保留范围。我说好。我们在测量记录里画出一段虚线，没有把它缩成一个点。
离开时，我把复印图重新折好。纸上那条虚线穿过旧河面，线的两端分别靠近两家人的旧院落，却没有完全碰到任何一边。我想起祖母说的“得两家都愿意继续留着”。现在这条路已不能走，木船也不在，地图却不必替它们假装仍然可用。它提醒我，在一张地图的另一边，可能还有人记得同一条路，也可能记得不一样。我只要把这些差异诚实地留住，就已经把路画到了能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