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妈这辈子只有一样东西是她的，那台蝴蝶牌缝纫机。
它是墨绿色的，机身上的漆掉了几块，露出底下的铁，踏板是黑的，踩起来有咯噔咯噔的声音，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一扇门。我小时候最爱干的事就是蹲在踏板旁边，看那根针上下跳，看线从针眼里穿过去，在地上写出一圈一圈的小圈。
那台缝纫机是二手买来的，一九九三年，花了四百五十块。我妈说那笔钱是她攒了三年的私房钱，藏在一个铁皮饼干盒里，盒子放在柜子最上层，用一件旧棉袄包着。
买回来的那天下午，我爸用三轮车把它从县城拉回来，抱进屋的时候喘得很厉害。他说这东西铁疙瘩一个，比猪还沉。我妈没说话，拿抹布把机身擦了一遍，又擦了一遍，然后坐下来，踩了两下，那声音一响，她笑了。
我那年六岁，还不懂一台机器对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从那天起，我们家的灯亮得更晚了。晚上十点，我躺在床上，能听见堂屋里咯噔咯噔的声音，一下一下，很有规律。我数着数着就睡着了，那声音在我梦里变成了一条河。
2
我们家在县城边上，一条叫后街的小巷子里，三间瓦房，院子里有一棵枣树。
我爸跑运输，开一辆旧解放牌，往临县拉砖拉水泥，一年里有半年不在家。我妈在县服装厂上班，做流水线上的车工，一个月工资一百八十块。厂里效益不好，三天两头放假，她就接私活。
私活都是邻居介绍的。改裤脚五块，做一条棉裤十五，做一件罩衫二十，缝一床被子八块。活多的时候，她一个月能挣一百多。那些钱她不要我爸知道，装在一个蓝布袋里，塞在缝纫机下面的抽屉。
我记得有一次，她从抽屉里拿出那个布袋，把钱倒在桌上数，一张一张抚平。我趴在桌边看，她说别碰，这是你的学费。
我说我还没上学。
她说早晚要上。
那时候我不知道，一个女人藏私房钱意味着什么。后来我知道了，那意味着她心里有一件事没有跟别人说过。
3
我七岁上学，穿的裤子都是我妈做的。
她做裤子的手艺很好，用的是厂里带回来的零头布，一米两米，颜色不一样，她就配着做。左腿深蓝，右腿浅灰，或者膝盖上拼一块绿的，像补丁又不是补丁。她觉得这样好看，我也觉得好看。
但班里的孩子不这么想。有一个姓张的男生，指着我的裤子说，你穿的是百家衣。
我不知道百家衣是什么意思，回家问我妈。她正在缝纫机前踩，头也没抬，说百家衣是福气，穿百家衣的孩子好养活。
第二天她又给我做了一条新裤子，用的是同一块布裁下来的两条腿，一色深蓝。她把裤脚翻出来，比了比我的腿，说这样齐。
我说妈，你怎么不拼色的了。
她说你不喜欢就算了。
我说我喜欢。
她停了一下，说那就换着穿。
那条深蓝的裤子我穿了两年，膝盖磨薄了，她给我在膝盖上打了一块补丁，补丁是圆的，用的是同色布，缝得很整齐，像一朵花。
4
我妈的手艺是跟她师父学的。
她十六岁进服装厂，跟一个姓孙的老师傅。孙师傅是上海下放来的，会做旗袍，会做中山装，会做那种没有一根多余的线的裤子。我妈说孙师傅脾气很坏，骂人骂得难听，但是手把手教她，一寸一寸地教。
她说孙师傅教她第一件事不是踩机子，是熨。他说一件衣服好不好，三分做七分熨。领子要熨出弧度，袖子要熨出垂感，前襟要熨得直。
我妈后来熨衣服的样子，我记了一辈子。她把衣服铺在案板上，用喷壶喷一点水，把烙铁按上去，慢慢推。她的手很稳，呼吸很轻，像在做一件很严肃的事。
厂里裁人的时候，孙师傅已经退休了。我妈说孙师傅走的那天，把自己的一把裁缝剪给了她，说这东西跟了我三十年，你拿着。
那把剪刀是德国产的，很沉，剪布的时候声音很脆。我妈用到二〇一九年，刀刃磨薄了一半，她还是不舍得换。
5
一九九五年冬天，我爸开始不常回家了。
他以前也常不在，但每次回来会带东西，一袋苹果，一条鱼，或者一个塑料玩具。那年冬天他空着手回来，进门就往床上一躺，说累。
我妈问他跑了几趟。
他说三趟。
我妈说三趟能挣这么多？
他不说话，翻了个身。
那天晚上他们在堂屋里说话，声音不大，我在被窝里听着。我妈说钱呢，他说没结。我妈说人家欠你多少，他说记不清。我妈说记不清怎么行，你得记账。他说你烦不烦。
后来就没有声音了。我听见缝纫机响起来，咯噔咯噔，比平时快。
第二天早上我看见我妈在灶台前烧水，眼睛肿着。我问她怎么了。她说烟熏的。
那时候我八岁，我知道那是哭的。我没有说出来。
6
一九九六年，家里卖了摩托车。
那辆摩托车是我爸最宝贝的东西，红色的，嘉陵牌，他每天擦一遍。卖掉那天他没在家，是我妈找人来推走的，卖了两千一，钱直接还了账。
我爸回来发现车没了，站在院子里骂了半个钟头。我妈坐在缝纫机前踩，一句话不接。他骂到最后，一脚踹在缝纫机的架子上，机身晃了一下，针断了。
我妈停下来，把断针取下来，从抽屉里拿了一根新的，装上，继续踩。
我爸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转身出去了。
那天晚上我妈踩到十二点。我做作业做不下去，趴在桌上看她。她的侧脸在灯下很硬，颧骨高，嘴唇抿着。
我说妈，针为什么会断。
她说针扎到硬东西就断。
我说那要小心。
她说小心不管用，有些东西你防不住，断了换一根就行。
7
一九九七年春天，我爸走了。
走之前没有什么预兆。那天他穿了一件干净的衬衫，说去临县接一趟活，三天回来。
三天以后他没回来。一个星期以后也没有。我妈去他常去的车场问，人家说他把车抵给了别人。
半个月以后，有人从南边带话回来，说他在那边跟一个女人在一起。
我妈那天没有哭。她把屋里的东西收拾了一遍，把我爸的衣服、鞋、烟灰缸、用过的剃须刀，全部装进两个编织袋，放在门口。
第二天她把缝纫机从西屋搬到了堂屋正中间，正对着门。
我帮她抬，机身很沉，我们两个抬到一半歇了两次。摆好以后，她擦了擦额头，说以后这里就是铺子。
我说那我们的屋呢。
她说屋还是屋，铺子是铺子，一进门就看得见，人家才愿意来。
那天下午她坐在缝纫机前，踩了很长时间。没有布，就是空踩。咯噔咯噔，咯噔咯噔。
我坐在门槛上，看着我妈的背影。她的背很直，头低着，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髻。夕阳从门口斜进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拉到我脚边。
我那时候十岁，我第一次知道，一个女人可以在一天里把丈夫的所有东西装进两个袋子，然后把一台缝纫机搬到堂屋正中。
8
我妈的铺子开在堂屋里，五平米，一台缝纫机，一张案板，一把剪刀，一个熨斗。
门口挂了一块木板，上面用红漆写着两个字：裁缝。木板是我妈自己刷的漆，字是她自己写的，写得不算好看，横平竖直，很用力。
开业头一个月，生意很差。街坊都认识她，知道她男人跑了，来照顾的不少，但都是小活，改个裤脚，缝个被子。挣的钱不够买线。
第二个月来了一单大活。隔壁巷子的赵家嫁女儿，要做四床被子、两身嫁衣、一套新窗帘。我妈接了，做了半个月。
那半个月她每天从早做到黑。嫁衣是红的，缎面，要滚边，要盘扣，要绣一对鸳鸯。我妈不会绣鸳鸯，她跑去县城另一头找一个姓姚的老太太学了半天，回来自己在一张废布上练了两天，练好了才敢动那件缎子。
嫁衣做好的那天，赵家来取。赵家婶子把衣服抖开，看了半天，说了两个字，体面。
我妈站在旁边，没有说话，两只手垂在身侧，指尖上全是针眼。
那单活挣了三百二。她把钱数好，装进蓝布袋，然后把布袋放进缝纫机下面的抽屉，拍了拍抽屉，像拍一个孩子的头。
9
一九九九年，我上初中，学费一百八十六块。
开学前一晚，我妈把蓝布袋拿出来，钱倒在桌上数。数到一半，她停下来，说还差六十。
我说我跟老师说晚交半个月。
她说不用，你明天去上学，钱我有。
那天晚上她踩缝纫机踩到凌晨两点。我起来上厕所，看见堂屋还亮着灯，她的背在灯下像一个弓。
第二天早上她把六十块钱放进我书包，说这是昨晚给李家做的两条裤子，你先拿着。
我拿着钱去上学，一路上手心里全是汗。我在心里算了一笔账：两条裤子，三十块一条，我妈要踩多少针。
那天放学回家，我跟她说，妈，我以后也要学裁缝。
她正在描粉线，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不学这个。
我说为什么。
她说这个挣钱少，辛苦，你念书去。
我说那你为什么做。
她低下头继续描线，说我不做，我们吃什么。
那天以后我再没说过要学裁缝。但我每天放学都会在案板边站一会儿，看她把一块布画上线，剪开，拼起来，缝起来，变成一件衣服。那个过程很安静，像在变一个小小的魔术。
10
我妈的手上有很多伤。
最明显的是左手食指，指腹上有一道很深的口子，是剪布的时候剪刀滑了，剪到了肉。那道口子长好以后留了一条白线，摸上去是硬的。
还有冬天。冬天她的手指会裂，裂在指节上，一道一道，像干了的河床。她晚上用凡士林抹，抹完了戴上棉手套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着干。
有一次我半夜起来喝水，看见她坐在灯下，把手指含在嘴里，一个一个地含。我问她疼不疼，她说疼。
我说那别做了。
她说不做更疼。
我那时候不懂这句话。后来我长大，做过很多份工作，加过很多班，才慢慢明白她的意思。一个人手里的活，是她在这个世上的位置。不做，位置就没了。
11
二〇〇〇年春天，我十四岁，第一次偷穿我妈做的衣服。
是一件连衣裙，白底蓝花，方领，收腰，裙摆到膝盖下面一点。那是我妈给县中学一个老师做的，做好放在案板上等人家来取。
那天下午她出去买线，我一个人在家。我把裙子从纸袋里拿出来，穿上，站在穿衣镜前。
镜子是旧的，边上有一块水银掉了，照出来的人有一条模糊的边。我站在那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觉得我长得像我妈。
我把裙摆提起来一点，转了个圈。裙子很轻，转起来像开了一朵花。
我妈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脱下来了，叠好放回纸袋。她进门看了我一眼，说脸怎么这么红。
我说天热。
她把线放下，走过来，看了纸袋一眼，说你穿了。
我没说话。
她伸手摸了摸裙子的领子，说领子有点大，我给你改小一点。
我说那是人家要的。
她说我再给她做一件，这件给你。
我说不要，我穿不了。
她说怎么穿不了，你比那个老师瘦，我给你收一收腰。
那条裙子后来成了我的。我第一次穿它是在学校的文艺汇演上，我上台朗诵。台下有几百个人，我站在灯下，手心出汗，但我一直想着那条裙子的裙摆，想着它转起来像开了一朵花，我就不怕了。
12
二〇〇二年，我上高中。
高一那年我跟她说，我想学美术。
她正在给人家缝被面，手上不停，说学美术干什么。
我说我想考美院。
她说美院是什么。
我说是学画画的学校，出来可以做设计。
她把针停下来，说画画能吃饭吗。
我说能。我说我们学校有一个学姐考上了，现在在广告公司上班，一个月挣三千。
她沉默了很久。那台缝纫机在她手边空转，咯噔咯噔。
最后她说，学美术要多少钱。
我说画材一年大概一千五，考前班要两千。
她点点头，说我知道了，你去学。
那年冬天她接了一个大活，给县里的宾馆做二十套床单被套。她一个人做了一个月，每天做到后半夜。做好了以后，宾馆的经理压价，说布有瑕疵，扣了四百。
她拿回来的钱只有一千六。
她把钱放在我桌上，说够你上半年了。
我看着那沓钱，忽然哭了。她站在那里，手上有洗不掉的粉笔灰，说哭什么，钱挣到了。
我说妈，我不学了。
她说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学美术了，我念普通高考，以后考个师范，当老师。
她走过来，在我床边坐下，说你想好了。
我说想好了。
她说那你把这句话记着，以后别后悔。
我说不后悔。
后来我还是报了美术。是第二年春天改的主意，因为学校的美术老师跟我说，你有天分，不学可惜。我回家跟我妈说的时候，她正在熨一件衬衫，听完把熨斗放下，说了三个字，那就学。
13
二〇〇四年，我高三，她病倒了。
医生说是贫血，加上胃溃疡，还有长期的颈椎问题。她在医院住了九天，出院的时候脸是白的，走路要扶墙。
那九天我一个人在家，白天上学，晚上回来做饭，做完饭端到医院去。医院在县城东边，骑自行车要二十分钟。
第四天晚上下大雨，我骑车到医院，裤腿全湿了。她躺在病床上，看见我，说你明天别来了。
我说不来你吃什么。
她说医院有饭。
我说医院的饭不好吃。
她说不吃也得吃。
那天晚上我坐在病床边，看她睡着了。她的手放在被子外面，手指上的裂口涂了药，白白的。我忽然发现她的手很小，比我的手还小。
我一直以为我妈的手很大。小时候她打我，那手掌落下来很有力。现在我知道了，那双手一直很小，是我记错了。
第九天她出院，回家第一件事是走到缝纫机前，坐下，踩了两下。
我说医生让你休息。
她说我试试手还灵不灵。
她踩了几下，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条半成的裤子，接着做。
14
二〇〇五年六月，我高考。
考完那天下午我从考场出来，太阳很大，校门口全是家长。我在人群里找了一圈，没有看见我妈。
我骑车回家，进门看见她在堂屋里踩缝纫机，做一件小孩子的罩衫。
我说妈，我考完了。
她抬起头，说考得怎么样。
我说还行。
她说那吃饭。
桌上摆着四个菜，一个汤，还有一瓶汽水。菜是热的，说明她刚做完。她一定是算好了我回来的时间。
那顿饭我们吃了很久。她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了一遍；她问作文题是什么，我说了一遍；她问我有没有不会的题，我说了一遍。她一个问题问了三遍，我知道她是紧张。
七月底，录取通知书来了。
是省城一所大学的艺术设计专业。
我拿着那封薄薄的信跑回家，她正在给人家改一件西装。我把信递给她，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接过去，看了很久。
她识字不多，那封信她读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读到最后她把信放下，说了一句，省城啊。
我说嗯。
她说省城远。
我说四个小时的车。
她点点头，转身继续改那件西装。改了两针，她停下来，用手背擦了一下脸。
15
二〇〇五年九月，我去省城上学。
走的那天是个晴天。我妈把我的行李捆在一个编织袋外面，又用绳子缠了两圈，说这样不会散。我带的东西不多：两床被子，一床是新的，一床是我从小盖到大的；四件换洗衣服；一个搪瓷缸；一个装着针线的小盒子；一本《基础素描》。
那个针线盒是她塞给我的。她说你在外面衣服破了没人给你缝，自己学着缝。打开盒子，里面有三根针、两轴线、一把小剪子，还有一块白布。白布上她用铅笔写了一行字，写着慢慢缝，别扎手。
车是早上六点二十的。她送我到汽车站，站在候车厅外面，隔着一块玻璃。玻璃上有一层灰，她的脸在灰后面，看不太清。
车开的时候我回头看，她还站在那里，手在身侧，没有举起来。我知道她不会举手，她这个人，从来不做那种动作。
到了省城已经是中午。学校很大，人很多，我背着编织袋站在校门口，找不着北。有一个学长帮我把袋子扛到宿舍，扛完他喘着气说，你这里头装的什么，砖头吗。
宿舍六个人，四个是省内的，两个是外省的。晚上熄灯以后大家聊天，聊家乡，聊高考，聊以后想干什么。轮到我，我说我想做服装设计。
有人问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妈是裁缝。
他们说那你妈手很巧吧。
我说是。
那天夜里我躺在陌生的床上，听着窗外完全陌生的声音，忽然想我妈的缝纫机。我想那个咯噔咯噔的声音，想那盏灯，想堂屋正中那个背影。
我在被子里哭了一会儿，哭完就睡了。
16
大学的第一个月，我给她打电话，一周一次，每次三分钟，说学校的事，说食堂的菜，说宿舍的人。她在电话那头嗯嗯地应着，说完就问一句，钱够不够。
我说够。
她说不够就说。
我说够。
十月底，我收到她的第一封信。信纸是从记账本上撕下来的，格子的，边上还有毛茬。她的字写得很大，一行写不了几个字，写了满满两页。
信上写着：禾禾，家里都好。前两天给李家做了两床被子，挣了六十。你的学费我给你存着了，在信用社，折子放在我枕头底下。天冷了，被子够不够。你小时候怕冷。
信的最后一句话写着：妈。
我看到那个字，笑了很久。她不知道该在最后写什么，就写了一个妈。
后来我每个月都收到一封。她的信里写的都是小事：枣树今年结果少，隔壁赵家的儿子结婚了，她新买了一个熨斗，比旧的省电。她从来不说自己累，不说自己病，不说铺子生意不好。
我大二那年寒假回家，才知道她那年冬天一直在给人做棉袄，一天做三件，做了一个月。她的手指裂得比我走的时候更厉害，裂到关节，抹了药也不见好。
我说妈，你别做了。
她说做完了这一批就不做。
我说你去年也这么说。
她笑了笑，说去年说的是去年的话。
17
大二下学期，我在学校旁边的一家画室打工，教小孩画画，一节课三十块，一周上四节。挣的钱我寄回家一半。
第一次寄钱，是二百块，装在信封里，附了一张纸条，说妈，这是我教课挣的，你收着。
半个月以后我收到她寄回来的信，里面夹着那二百块，纸条上写着：你的钱你自己留着，买书买画材。家里不缺。
我又寄了一次，她又退回来。
第三次我没有寄钱，买了一件羊毛衫寄回去，深灰色的，圆领，商场打折一百八。
她收到以后打电话来，说这件衣服太贵了，你退了吧。
我说退不了，剪了吊牌。
她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下，说那以后别买了。
我说好。
过年回家，我看见那件羊毛衫挂在她的衣柜里，还带着吊牌。我说你怎么不穿。
她说放着过年穿。
那年过年她穿了，穿了三天，初四就换下来了，说怕磨坏。
18
二〇〇八年，我大四，在省城一家服装公司实习，做设计助理，一个月一千二。
那年夏天，家里来电话，说后街要拆了，整条巷子都在拆迁范围里，我们家那三间瓦房也在内。
我请了假回去。回去那天正下着雨，巷子里的墙上用白漆写了一个大大的拆字，圈了一个圈。我们家的墙上也写了一个，正好圈在门框上。
我妈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个字，说这个字写得真难看。
我说妈，拆了给多少钱。
她说还没谈，大概能给十万。
十万。我心里算了一下，那三间房是我们的全部。
谈了一个月，最后定了十二万八，加一套安置房的名额。我妈没有要安置房，她要了钱。
我说你不要房子你住哪。
她说我想在县城租个门面，正正经经开个铺子。
我说开铺子要本钱。
她说我有。
她带我去信用社，把折子取出来。我看见了那本存折，从二〇〇〇年开始，一笔一笔往里存，三百、五百、两百、一千，每一笔后面都有日期。到二〇〇八年，本金加利息，四万一千六。
她说这些年攒的，本来想给你结婚用。
我说那你现在用。
她说我先用，以后挣了再给你。
那天下午我们去看了门面。在县城一条比较热闹的街上，十四平米，年租金四千五。房东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问我们做什么生意。
我妈说裁缝铺。
房东说现在谁还做衣服，都买现成的。
我妈说改衣服的人多。
房东笑了笑，说行吧，先签一年。
签合同那天我妈用她自己的名字签的，一笔一画，写得很慢。写完她抬头看了一眼，说我这辈子第一次签这么大的字。
19
铺子是二〇〇八年十月开张的。
十四平米，一间半的宽度，门口我帮她做了一个木招牌，刷白漆，用红漆写了三个字，禾禾裁缝铺。
禾禾是我的小名。我说妈，你怎么用我的名字。
她说你的名字好，叫得响。
开张那天没有放鞭炮，也没有请客。她一大早去买了六尺红布，挂在门楣上，然后把缝纫机从老家搬过来，摆在铺子靠里的位置，正对着门。
那台缝纫机搬过来的时候，我在旁边扶着。它的漆比十年前掉得更多了，踏板上的黑漆磨出一块亮，露出里面的铁。我妈用抹布擦了一遍，踩了两下，那声音还是咯噔咯噔，跟十年前一样。
第一天的生意是三个改裤脚，一个换拉链。挣了二十三块。
她在小本子上记下来，日期、活计、钱数，一笔一笔。那个本子是她从老家带来的，封皮上写着两个字，账本。
从那天起，她每天关门前都要算一遍，算完把本子合上，放在缝纫机抽屉里。
她在铺子后面支了一张小床，中午在上面躺一会儿。有时候活多，她就不躺，坐在缝纫机前吃一个馒头，喝一杯白开水，接着做。
铺子开了三个月，生意慢慢起来了。县城里那些买现成衣服不合身的人开始来找她：腰粗的、肩宽的、个子太矮的、驼背的。她量尺寸的时候很仔细，量肩、量胸、量腰、量臀、量袖长、量领围，一边量一边报数，我帮她记。
她说人和人不一样，机器做的衣服是一个尺寸，人是活的。
20
二〇〇九年六月，我毕业。
省城那家公司给了我一个正式岗位，做服装设计助理，一个月三千二。我打电话告诉她，她在电话那头说了一句，三千二啊。
我说是。
她说那你租房子够不够。
我说够，我跟人合租。
她说那行，你干着。
我在省城租了一个十二平米的房间，跟一个女孩合租，房租八百。房间里有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我把桌子摆在窗边，因为窗边有光。
那年冬天，我第一次做了一件完整的衣服，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件棉麻的衬衫，很简单的款式，方领，前襟四颗扣子。样衣做出来的时候我拍了照片发给她看。
她回了一条短信，只有六个字：领子可以再收。
我盯着这条短信笑了一晚上。她一辈子做衣服，看一眼照片就知道哪里不对。
第二天我照她说的改了领子，改完确实好看。我把改好的样衣照片发给她，她回了一个字：行。
这个字是她最高的评价。她从来不说好看，只说行。
21
二〇一〇年，她的铺子在县里出了名。
起因是县中学的校长来找她做一套中山装。校长五十多岁，身材不高，肚子大，买来的成衣都穿不进去。我妈给他量了尺寸，做了一个星期，做出来他穿上正合适。
校长很高兴，在学校里说了几句，后来学校的老师都来找她做衣服。
她一年做了三十多套中山装。中山装难做，四个口袋要对齐，领子要立得住，前襟要平，扣子要盘得匀。她做一套要五天，收费一百八。
有人劝她提价，说你这手艺在省城能卖五百。她说我在这儿卖五百，谁还做。
二〇一一年，她开始收徒弟。
第一个徒弟是隔壁理发店老板娘的女儿，十九岁，初中毕业，没事干。她来学的时候什么都不会，连线都穿不进针眼。
我妈教她的第一件事也是熨。她说衣服好不好，三分做七分熨。徒弟不信，说现在有挂烫机。我妈说挂烫机熨不出形来，形是压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
徒弟学了半年，能独立改裤脚了。学了一年，能做棉裤。第二年她嫁了人，去了外地，没再做裁缝。
我妈说起这事的时候没生气，只说了一句，学手艺的人多，守手艺的人少。
22
二〇一三年，我二十六岁，谈过一次恋爱。
对方是公司的同事，做版师的，比我大三岁，人很安静，画图很细。我们在一起一年半，中间他跟我提过一次结婚，我说再等等。
后来分手是因为一件小事。他母亲来省城，我请了半天假陪她逛商场，逛到一半她说了一句，你们做设计的女孩子，是不是都不太会过日子。
我当时笑了笑，没有接话。
晚上回去我跟他说了这件事，他说他妈就是随口一说，你别多想。
我说我没有多想，我只是想知道你怎么想。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妈那个年纪的人，说话就是那样。
我说那你觉得我会过日子吗。
他说当然会。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跟她解释。
他说解释什么，没必要。
那天以后我们就慢慢冷了。半年以后和平分手，他去了南方，我留在省城。
那年过年回家，我妈问我怎么一个人回来。我说分了。
她正在给一件棉袄锁扣眼，听完手上没停，说分了就分了。
我说你不问我为什么。
她说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说了一句，找男人别找他妈不喜欢你的。
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他会一辈子站在他妈那边。
我把这句话记了很多年。后来我遇见过几个人，每次犹豫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句话。
23
二〇一四年，我在公司升了一级，从设计助理变成设计师，工资涨到七千八，开始独立负责一个小系列。
那个系列叫冬日拾光，一共十二款，都是厚外套，羊毛呢的，长款，收腰。我做了四个月，从画稿到选面料到跟版师对版，最后出来的样衣挂在会议室里，一排十二件。
总监看完，说了两个字，可以。
这两个字在我的行业里已经算高分。我在会议室里站着，忽然想起我妈说的那个字，行。
那天晚上我给她打电话，说妈，我做了一个系列，十二件衣服。
她说做完了吗。
我说做完了，挂在会议室里。
她说好看吗。
我说我觉得好看。
她说那就行。
我说妈，我想给你寄点钱，把铺子翻一下，换个新缝纫机。
她说不换。
我说那台都用了二十年了。
她说用得惯。新的吃线不一样，我踩了二十年这台，闭着眼都知道用多大劲。
我说那我给你寄钱，你把铺子的门面弄一弄，做个雨棚。
她说不用，我这里挺好的。
我知道她不会要。她这辈子最不会的事就是接受别人的东西，包括她女儿的。
24
二〇一五年，铺子的生意开始下滑。
先是县里开了两家成衣店，卖的都是从省城批来的货，款式新，价格便宜，一条裤子六十块。我妈改一条裤子收十块，人家觉得贵。
然后是网购。县城里的年轻人开始在手机上买衣服，买回来不合身就退，也不来改。
她那一年做了十二套中山装，比前一年少了二十套。改裤脚的活也少了，从一个月六十条降到二十条。
她开始接别的活：换拉链、换纽扣、补羽绒服的洞、把旧棉袄改成马甲、把大人的衣服改成小孩的。
有一段时间她给一家婚纱影楼改婚纱。婚纱的腰要收得很紧，她改一件要拆三次，缝三次。影楼的老板跟她压价，一件给八十，她答应了。
她跟我说的时候，我说妈，八十太低了。
她说有活就行。
我说你这样下去不行。
她说我行。她说我这把年纪，还能动针，就不算差。
那年冬天我回去看她，铺子里堆着一摞婚纱，白的，粉的，香槟色的，都套在塑料袋里。她坐在缝纫机前，脚下踩着，手里捏着一条纱，眼睛离得很近。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忽然发现她的眼睛不如以前好了。她看东西的时候会眯起来，头往后仰一点。
我说妈，你的眼睛。
她说有点花，没事。
25
二〇一六年春天，她的手开始抖。
先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抖，抖一会儿就好了。后来变成全天都抖，尤其是右手，拿剪刀要握两次才能握住。
她自己去县医院看了一下，医生说是年纪大了，让她少干点活。她没跟我说。
我是那年八月才知道的。回去看她，她在给一件衬衫锁扣眼，针几次没对准。她把衬衫放下，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又拿起来，还是对不准。
我走过去，说我来。
她说你会吗。
我说我试。
我坐下来，踩了两下踏板，针一下去就偏了。我妈在旁边看着，说别急，慢一点，眼睛看着针，手跟着针走，不是针跟着手走。
我照她说的做，第二遍勉强锁了一个扣眼，歪歪扭扭。
她把衬衫拿过去看了看，说这个不行，拆了重做。
我说妈，我们去做个检查吧。
她说不去。
我说为什么。
她说去了也没用，这病治不好。
我愣住了。我说你知道是什么病。
她沉默了一会儿，从缝纫机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是县医院的门诊病历，上面写着几行字，最后一行我看清了：考虑帕金森综合征，建议上级医院就诊。
我看完抬起头，她坐在那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在抖。
她说我知道这是什么病，我在电视上看过。人慢慢不能动了。
我说那你怎么不去看。
她说看了要花钱，看了也是这个结果。
我说妈。
她说你别说了。她站起来，走到案板边，把那件衬衫重新铺开，说这个扣眼我还能做，你别管。
26
那年九月，我请了半个月假，把她带到省城看病。
她一路上没说话。坐高铁的时候她一直看着窗外，说这个车怎么这么快。
到了医院，挂号、排队、做检查，折腾了三天。医生说是帕金森综合征，早中期，可以药物控制，建议规律服药，适当锻炼，避免精细操作。
我问医生，精细操作是指什么。
医生说比如长时间做针线活，长时间用剪刀，这类需要手指精度的事。
我看了一眼我妈。她坐在旁边，听完这句话，表情没有变，只是把手往袖子里收了收。
从医院出来，我们在医院门口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她点了最便宜的青菜面，我说点个肉。她说不用。
吃完她放下筷子，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这个病我知道了。
第二句，药我吃。
第三句，铺子我还开。
我说妈，医生说你不能做精细活。
她说医生说的是不能长时间，我做短一点。
我说你怎么短。
她说我把活分开做，做半小时歇十分钟。
我说那挣钱少一半。
她说少一半就少一半，我总不能坐着等死。
那天下午我们在省城的街上走。她走得很慢，一只手微微抖着，另一只手插在口袋里。走到一个路口，她停下来，看着对面商场的橱窗，橱窗里挂着一件大衣，米白色的，收腰。
她看了一会儿，说你做的衣服，能不能做成那样。
我说能。
她说那你给我做一件。
我说好。
她说要收腰，要能遮住肚子。
我说好。
她说要耐脏。
我笑了，说米白色不耐脏。
她说那就深灰。
我说好，深灰。
那是她这辈子第一次让我给她做衣服。
27
二〇一六年十月，我给她做那件深灰大衣。
我带了皮尺回家，让她站在堂屋正中。她站得很直，两只手垂着，我量她的肩，发现两边不一样，右边比左边低了一点，驼了。我量她的背，从颈后到腰，比三年前我记的数多了四厘米。我量她的手臂，短了两厘米，因为肩塌下来了。
我记尺寸的时候手有点抖。她站在那儿，问我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你的肩有点低。
她说人老了都这样。
我没说话，把尺寸一项一项记在本子上。
回省城以后我做了三个版。第一个版太挺，穿上像套了个壳。第二个版太软，撑不起来。第三个版我把肩线往下放了一厘米，腰收了两厘米，前襟改成了斜襟，扣子用布包扣，暗的。
大衣做出来是深灰的，羊毛混纺，里面加了一层薄棉。我在下摆内侧缝了一块小小的布，上面用同色线绣了三个字，禾禾做。
十一月底我寄回去。她收到以后打电话来，说太重了。
我说羊毛呢就是重。
她说太重了穿不动。
我说你试试。
过了半个月她打来电话，说穿了，暖。
我说合身吗。
她说合身。
然后她停了一下，说了一句，你做得比我好。
那是她第一次说这样的话。我在办公室的工位上，拿着手机，鼻子一下就酸了。我说妈，是你教得好。
她在电话那头笑了两声，说你这孩子会说话。
28
二〇一七年，我离开了那家公司，跟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一间小工作室，做定制服装。
工作室开在省城一条老街的二层楼上，四十平米，一台工业缝纫机，一台锁边机，一张大案板，一面墙挂满了布料小样。
开业第一年，我们只接了十七单。有婚纱，有西装，有一件给一个老太太做的旗袍。
那件旗袍我做了两个月。老太太八十二岁，要穿去参加她孙女的婚礼。她的背驼得很厉害，腰围比胸围还大。我打了五个版，最后做出来是直身的，只在腰侧收了一点点。
她试穿那天，在镜子前站了很久，然后转过头来说了一句话，我以为我这辈子穿不上旗袍了。
我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我那时忽然明白，我妈做的那些衣服，改的那些裤脚，缝的那些扣子，不是一个一个的活，是一个一个人的体面。
那年过年我回家，我妈把我做的那件大衣穿在身上，去了一趟街上的集市。
她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今天有三个人问这件衣服哪儿买的。
我说你怎么说。
她说我说我女儿做的。
我说那她们信吗。
她说信，她们摸了一下料子就信了。
29
二〇一八年春天，她的手抖得拿不住剪刀了。
那年三月，她给一个老太太改一条裤子，剪裤脚的时候剪歪了。她拆了重做，第二次又歪了。第三次她把剪刀放下，坐在缝纫机前，坐了很久。
晚上她给我打电话，说禾禾，我可能做不了了。
我在电话这头沉默了几秒，说妈，你歇一歇。
她说我不是歇一歇的问题，我这个手，它不听我了。
我说那我们就不做了。
她说不做我干什么。
我说你可以教人。
她说教谁，现在没人学这个。
我说那你来省城，我给你找点事做。
她说不去，我走了铺子怎么办。
我说铺子关了。
她在电话那头没说话，过了很久说了一句，关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说你有我。
她说那不一样。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我想她那句话。关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对她来说，那间十四平米的铺子不是一个生意，是她这二十年在世上的一个位置。她丈夫走了，房子拆了，女儿走了，就剩那台缝纫机和那间铺子。
30
二〇一八年五月，铺子关门。
关门前一个月，她把所有没取的活都做完，一件一件打电话让人来拿。有几件人家不要了，她也没扔，洗干净叠好，放在架子上。
最后一天，她把铺子打扫了一遍。地扫了三遍，案板擦了两遍，缝纫机上了油，用一块布盖起来。
她把门口那块禾禾裁缝铺的木牌取下来，靠在墙边。那块牌子是我刷的白漆，红字，用了十年，边角有点翘。
她把账本收进包里，一共十一本。她说这些她留着。
关门那天只有我们两个人。她站在铺子中间，看了一圈，说这地方真好。
我说哪里好。
她说十四平米，我一个人，够用。
然后她走到缝纫机前，把布掀开，坐下，踩了两下。
咯噔咯噔。
她踩完站起来，说走吧。
那天下午她把钥匙交给房东，房东问她还开不开。她说年纪大了，不开了。
房东说可惜，你这手艺。
她笑了笑，说手艺不值钱了。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把缝纫机抬上三轮车。那台机器二十年了，还是那么沉。我们两个人抬，抬到一半歇了两次，和二十年前一样。
31
二〇一八年秋天，我把她接到省城。
她住在我的小房子里，一间卧室，一间客厅，一个厨房。我的房子不大，五十平米，她来了以后我把卧室让给她，自己睡客厅的沙发床。
她住不惯。第一件事是嫌吵，说楼上走路的声音太大。第二件事是嫌贵，说我买菜买得太随便，一把青菜五块，在县里只要两块。第三件事是嫌闲，她在家里坐了两天，坐不住了，说她要找活干。
我说你歇着。
她说我歇不了。
后来我给她找了一件事：帮我钉扣子。我工作室里的样衣有些要用布包扣，机器做不了，得手工钉。她坐在窗边，戴着老花镜，一针一针地钉，一天钉二十颗。
她钉得比我好。她钉的扣子，正面看不出线，反面整齐。
她钉了一个月，钉了两百多颗。有一天她忽然说，禾禾，我这样是不是在给你添麻烦。
我说不是，你是在帮我干活。
她说我干活慢。
我说慢不要紧，要紧的是钉得好。
她笑了，说这句话我年轻时候也跟人说过。
32
二〇一九年，她的手抖得更厉害了，药加了量，副作用是恶心。
她一天吃三次药，吃完药要坐半小时，说头晕。她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抖得很明显。有时候她把手压在腿下面，好像这样就不抖了。
那年冬天，她教我踩缝纫机。
是那台蝴蝶牌，从县里运过来的，放在我客厅的角落。她说这东西放在这儿，你以后要用。
我说我不会。
她说我教你。
她坐在缝纫机前，让我坐在她旁边。她说先学穿线，线从这儿进去，绕这儿一圈，再往下，再穿过针眼。她穿了一次给我看，手抖着，穿了三次才穿进去。
她穿好了以后，把机器让给我，说你试。
我坐下来，脚放在踏板上。她说别用力，慢慢来，脚跟先下，脚尖再下。
我踩了一下，机器咯噔一声，针下去了，布没动。
她说你手要跟着，布要往前推，但是不能推太快。
我试了五次，第六次才走出一条比较直的线。
她在旁边看着，说行。
我说妈，我这条线歪的。
她说歪的不是线，是你的手。手稳了，线就直了。
那天下午我踩了一个小时，踩出一条歪歪扭扭的直线。她一直坐在旁边，看着，没有说话。
最后她说了一句，以后你要是想我了，就踩两下。
我说为什么。
她说你听这个声音，就当我还在。
33
二〇二〇年春节，我们没有回县城，留在省城。
那年腊月二十九，新闻里开始说一种肺炎。我妈不懂，说肺炎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小时候谁没得过。我说这次不一样。她说有什么不一样。我说传染。
她没再说，第二天自己去楼下超市买了两袋米、一桶油、五斤挂面、两包盐，回来摞在厨房门口。她说这样能吃一个月。
那年春节过得最安静。楼下没有人放炮，小区门口的保安戴着口罩，进出要量体温。我们两个人在五十平米的房子里，一天三顿，吃了二十天。
我在客厅的桌子上办公，她在厨房里做饭。她做饭很慢，切菜的时候手抖，但她不肯让我帮忙。她说你别管，你去干你的活。
她一天做两顿，早上十点，下午五点。菜不多，一个荤的一个素的，米饭蒸得软，因为她牙不好。
吃饭的时候她坐在我对面，一边吃一边看我。有时候她忽然说一句，你吃这么少。我说我吃饱了。她说你从小饭量就小。
那段时间我们说了很多话，比过去十年加起来都多。
有一天她说，我年轻的时候想当老师。
我说你怎么没当。
她说家里不让。她说她念书念到初中，成绩很好，语文老师说她能考上师范。她回家跟家里说，家里说女孩子念那么多书干什么，早点学个手艺，能挣钱。
她说她那时候哭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去服装厂报名了。
我说你后悔吗。
她想了想，说不后悔。她说她这辈子要是当了老师，可能就教一辈子一二年级的算术。她做了裁缝，一辈子摸布，摸针，摸剪刀，也挺好。
又有一天她说，她嫁给我爸是因为他老实。
我说他后来不老实了。
她说人是会变的。她说她当年看他，下雨天先给别人家收麦子，收完了才回来收自己的。她觉得这个人靠得住。
她说她跟他过了十七年，头十年还算好。她说他其实不坏，就是管不住自己，看见钱就想赌，看见女人就走不动。
我说你恨他吗。
她说不恨了。她说恨一个人太费力气，她那些年的力气都得留着干活，留着养你。
她说这话的时候在剥蒜，剥完一颗放到小碗里，手抖了一下，蒜掉在桌上，她捡起来，吹了吹，又放进碗里。
有一天晚上她坐在沙发上，忽然说了一句，我这辈子藏过钱。
我说我知道，那个铁皮饼干盒。
她说后来不止那个盒子。她说她在我爸赌钱那几年，把钱藏在米缸里，藏在旧棉袄的夹层里，藏在缝纫机的底座下面，藏在灶台后面的一块活动的砖里面。她说她一共藏过七个地方，每一个地方的钱都不多，但是加起来够她带我走。
我说你为什么不走。
她说她算过，走不了。她说她一个人带我，去哪里都是从头开始，她没有手艺证，没有熟人，没有住的地方。
她说她那时候就知道了，一个女人要走，得先有地方能去。
我说那后来你有了。
她说后来我有了这间铺子。
那天我们说到很晚。她说完这些，站起来去洗漱，走到卫生间门口回过头来说了一句，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把日子过下来了。
我说妈，把日子过下来就是大本事。
她笑了笑，说你会说话。
34
二〇二〇年九月，她在卫生间摔了一跤。
那天早上我在工作室，她一个人在家。她洗完脸转身的时候脚下一滑，整个人往后坐，后脑勺磕在洗手台的边上。
她躺在地上，缓了两分钟才爬起来，爬起来以后自己摸了一下后脑，没有血，就扶着墙回到卧室躺下了。
她没打电话给我。
中午我回家，看见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问她怎么了。她说摔了一下。我把她的头转过来看，后脑有一个鸡蛋大的包。
我送她去医院，拍了片，医生说没有骨折，有轻微脑震荡，观察两天。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陪她。病房里六张床，五张有人。她躺在靠窗的那张，头发散在枕头上，很白。
她半夜醒了，说禾禾，我要是瘫了怎么办。
我说你不会瘫。
她说万一。
我说万一我就伺候你。
她说你伺候不了，你要上班。
我说那我就不上班。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别。她说你别为了我把工作丢了。她说她这辈子最怕的就是拖累人。
第二天出院，我在网上找了护工，一天两百，白班。她一听价钱就摇头，说太贵。我说我出。她说你出也贵。
我说那你想怎么办。
她说我自己能行。
我没听她的，请了三天。三天里那个护工阿姨来了两次，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妈跟她说，你别来了，钱我给你结，我自己能走。
护工走了以后，我在卫生间装了扶手，在马桶旁边加了架子，在她的床边放了一把椅子，让她夜里起来能扶着。
她看着我装，说这些钱花了多少。
我说两百多。
她说两百多够买一百斤面。
我说妈。
她说不说了。
那天以后她很少出门了。她说外面的地不平，她怕再摔。她每天的活动范围就是从卧室到客厅，从客厅到厨房，走的时候扶着墙，一步一步。
她让我把缝纫机搬到她床边。
我说搬那个干什么，你又不做活。
她说我看看它。
我把缝纫机抬到卧室，放在窗边，靠着墙。她躺在床上，侧过身，看着那台机器。
她说这个声音我听了一辈子。
我说什么声音。
她说踩起来那个声音，咯噔咯噔。她说她年轻的时候，晚上踩到十二点，听着这个声音就觉得自己还活着。
35
二〇二一年春天，她做完了这辈子最后一件衣服。
是隔壁邻居家小孩的一件校服。孩子上初一，个子长得快，校服短了一截，袖子吊在手腕上面。孩子妈妈知道我妈是裁缝，来问能不能改。
我妈说能。
那天她把缝纫机从卧室推到客厅，让我把案板也搬出来。她说改袖口要把袖子拆开，接一截布，接得要看不出来。
她坐在缝纫机前，手抖得厉害。穿线穿了六次才穿进去。我在旁边说我来。她说不用，我自己来。
她把袖子拆开，量了要接的长度，从一块旧布上裁下两条。那块旧布是她从县里带来的，一直留着，说以后有用。
她缝的时候很慢，每缝三针就停一下，把手在裤子上按一按，再继续。一条袖子她缝了一个半小时。
两条袖子缝完，是那天下午四点。她把校服抖开，看了一遍，说这里还差一点。
我说哪里。
她指给我看，接缝的地方有一点点鼓。她说这里要熨。
她把熨斗插上电，等了三分钟。然后左手按住衣服，右手拿熨斗，慢慢推。
推第一下的时候，衣服滑了。她重新按住，推第二下，又滑了。她停下来，把手放在膝盖上，坐了一会儿。
然后她把熨斗递给我。
她说你来。
我说我不会。
她说你学。她说熨衣服有三件事：一是手要压住，二是熨斗要走得匀，三是别在一个地方停太久。她说一件衣服好不好，三分做七分熨。
我照着做。第一次把接缝熨出了一道亮痕，她说不合格，重来。第二次我熨得慢，她把我的手往下按了按，说用力。第三次我把那道接缝熨平了。
她把校服举起来，对着光看了一遍，说行。
那天晚上邻居来取衣服，看见是新的接缝，说一点都看不出来。她坐在沙发上，说这是禾禾熨的。
邻居看了我一眼，说你会这个。
我说我妈教的。
邻居走了以后，她坐在沙发上，忽然说了一句，我这辈子教会了三个人熨衣服。
我说哪三个。
她说一个是厂里的小李，一个是那个学了一年的徒弟，还有一个是你。
她说这三个人里，你学得最快。
我说我只学了一次。
她说一次就够了。她说手艺这个东西，教不会笨人，也不用教聪明人。
那天晚上她把账本拿给我看。
十一本，最早的一本是一九九三年，封皮是蓝的，上面写着两个字，家用。她翻开给我看，第一页写着：九月十二，买缝纫机，四百五十元。
她说这本子你留着。
我说我留着干什么。
她说你留着看看，我一辈子干了多少活。
我翻了几页。上面记着日期、活计、钱数，字迹从很工整到后来有点歪，因为手开始抖了。有些行后面还写了别的东西，比如：李家嫁女，四床被，两身衣，收了三百二，赵家婶子说体面。
比如：张家孩子校服短了，改了，没收钱，孩子爹去年帮我们修过屋顶。
我翻到最后一本，上面记的是二〇一八年，最后一行写着：五月十八，改裤一条，收十元。
再往后就空了。
36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她住院。
是肺炎。她本来就肺不好，加上吞咽功能退化了，吃东西的时候呛了一次，呛进去的东西进了肺里。
住院第三天，她开始糊涂。她不认得病房的护士，有时候也不认得我。有一晚她抓着我的手，叫我姐。
我说妈，我是禾禾。
她看了一会儿，说禾禾在省城上班。
我说我就是禾禾，我回来了。
她说不，禾禾在省城，她做衣服。
那天我在病床边坐了一整夜。她的手在被子里，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很凉，抖得轻了一点，因为没力气了。
第五天她清醒过来，说她想回家。
医生说情况不稳定，最好留院。她说她要回家。
我问医生，回家会不会有危险。医生说会有，但是家属可以签个知情同意。
我签了。
回家的第二天，她的精神好了一点。她让我把缝纫机搬到床边，让我踩两下给她听。
我坐下来，脚放上踏板，踩了两下。
咯噔，咯噔。
她闭着眼睛听，听完说了一句，声音不对。
我说哪里不对。
她说你踩得太轻。她说这个机器要踩得实一点，才走得顺。
我又踩了两下，重一点。
她说对了。
那天下午她跟我说了很多话。她说她这辈子有两件事没做成：一件是当老师，一件是去一次海边。
她说她年轻的时候在画报上看过海，蓝色的，浪很大。她说她那时候想，等有钱了去看看。
后来有钱了，她说她舍不得花那个钱。
我说妈，等你好一点，我带你去。
她说好。
她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往上提了一下，眼睛看着窗户那边。窗外是一堵墙，看不到天。
那天晚上她吃了半碗粥，说困了。我给她擦了脸，擦了手，把被子掖好。她闭上眼睛，说了一句，禾禾，你也睡。
我说我睡沙发上。
她说你睡吧。
那是她最后一句话。
凌晨四点二十，我听见她的呼吸声变了，很轻，很长。我起来看，她的脸很白，胸口起伏得很慢。
我握着她的手，坐在床边。她的手在我手里，一点一点变凉。
四点五十，她走了。
我坐在那里，没有哭。我把她的手放在被子里，把她的头发理了理，然后去客厅打电话。
我打给我舅舅，打给我表姐，打给殡仪馆。
打完电话，我回到卧室，坐在她床边，看着那台缝纫机。
天快亮的时候，我踩了两下。
咯噔，咯噔。
声音很响，在空房子里。
37
她走后的头三天，家里一直有人。
我舅舅、我表姐、我妈的妹妹，还有几个街坊。有人做饭，有人收拾，有人坐在客厅里不说话。县城的老规矩，人走了要有人守着，不能让屋子空。
第四天，她服装厂的两个老同事来了。
一个姓王，六十八岁，一个姓李，七十一岁。两个人拎着一袋水果，进门先鞠了三个躬，然后坐在沙发上。
王姨说了一句，你妈当年在厂里是最快的。
李姨说是，她踩机子一天能踩八个小时不带停，我们那时候都比不过她。
王姨说有一年厂里赶货，她连着上了十七天班，最后一天晕在机子上。
李姨说那时候年轻，扛得住。
她们说了一会儿，王姨忽然哭了。她说你妈这个人，一辈子不肯麻烦人，病了也不说，摔了也不说。
我给她倒了水，她接了，没喝，放在茶几上。
那天她们走的时候，王姨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你妈这辈子最不容易的是心气。她说你妈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做衣服是挣钱，你妈做衣服是给自己挣一个脸面。
我送她们到楼下，回来的时候在楼梯上站了一会儿。
那天下午我整理她的衣柜，发现一件没做完的衣服。
是一件小孩子的罩衫，粉色的，布很软，领子已经上好了，袖子缝了一半。袖口的地方用粉笔画了一条线，线还没缝上。
我拿着那件衣服，坐在床边。
我不知道这是给谁做的。她的账本上二〇一八年以后就没有记了，这件衣服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开始做的。也许是给邻居的孩子，也许是给某个她认识的孕妇，也许只是她自己想做一件小东西，练练手。
我把那件衣服摊在桌上，看着那条粉笔线。
那条线画得很直。手抖成那样，画出来的线还是直的。
38
头七那天晚上，家里人都走了。
我一个人留在她的房间里。房间很小，一张床，一个衣柜，一把椅子，窗边是那台缝纫机。
我把她的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摊在床上。
三件外套：一件藏青的，一件深灰的，一件暗红的。四条裤子：两条黑的，一条灰的，一条蓝的。两件毛衣，一件是她自己织的，针脚不匀。
那件深灰的大衣也在，是我给她做的那件。她穿了五年，袖口磨薄了一点，前襟的一颗扣子换过，是她自己换的，用同色线缝的。
我把大衣抱起来，贴在脸上。
布料是凉的，上面有一点她身上的味道，很淡，像是肥皂和药的味道混在一起。
衣柜最下面有一个纸袋。
我把纸袋拿出来，里面是一件衣服，用白纸包着，纸上写了三个字：给禾禾。
我打开。
是一件旗袍。深红色的，缎面，滚边，盘扣，开衩到膝。做工极细，领子是立起来的，前襟的盘扣一共九颗，每一颗都是一针一针盘的。
我把旗袍抖开，看见下摆内侧缝着一块小布，上面用同色线绣了两个字，慢慢。
那是她的字。
我抱着那件旗袍，坐在地上，终于哭了。
我哭了很久，哭到喘不上气。我一边哭一边想，她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件衣服。是她手还能动的时候，是她还能穿线的时候，是她还能踩机子的时候。
她做了，包好，写上我的名字，放在衣柜最下面，然后没有跟我说。
她大概是想等我结婚的时候拿出来。
她等了十年，我没有结婚。
所以她把它留在了衣柜最下面，等我哪一天自己找到。
那天夜里我抱着那件旗袍睡在地上。地板很凉，我没有盖被子。
半夜我醒了，房间里很静。我坐起来，看见窗边那台缝纫机，黑色的，铁的，在月光下面像一头睡着的兽。
我走过去，坐下来，把脚放在踏板上。
我踩了两下。
咯噔，咯噔。
声音在空房子里回了一声，很轻。
我说妈，你的线画得很直。
39
头七过完，我去了铺子的旧址。
那条街拆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在等拆。十四平米的门面现在已经空了，卷帘门拉下来，门上贴着一张纸，写着旺铺出租，电话是房东的。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卷帘门上有一道划痕，是很早以前留下的，我记得那是我搬缝纫机的时候，机器的角划的。
房东从隔壁出来，看见我，说得了吧。
我说是。
她说你妈走了，我听说了。
我说嗯。
她说这铺子空了三年，一直有人来问，我都没租。
我说为什么。
她说这位置是老裁缝的，租给别人做别的，人家会说我不厚道。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站在那里，看着那扇卷帘门。
房东又说了一句，你妈这个人，不欠人钱，不占人便宜，一年四季铺子门口扫得干干净净。
她说这话的时候，风吹过来，把那张出租的纸掀起来一角。
我说这铺子您还是租出去吧。
她说行，我也不能一直等。
离开那条街，我绕到后街。老家那片已经拆完了，盖了楼，楼下有一排小店，卖水果的，卖早点的，修电动车的。
我在那个路口站了很久，找不到我们家的位置。
后来我凭着记忆算了一下，大概是现在那个修电动车的店面，往左偏一点。
我在那里买了一个肉夹馍，站在路边吃。馍很干，肉很少。
吃完我把纸袋扔进垃圾桶，往回走。
回到她的房子，我把缝纫机擦了一遍，上了油，找了一块新布盖上。
那台机器我一共擦了四次。第一次是运回来那天，第二次是头七那天，第三次是看见那件旗袍那天，第四次是这天。
我擦完坐在椅子上，看着它。
我想它跟了她二十八年。从后街的堂屋，到十四平米的铺子，到我的客厅，到她的卧室，又到我的客厅。
它一直在被人搬来搬去。
可是它从来没有坏过。
那天下午我把她的工具箱也擦了。
工具箱是一个铁皮的月饼盒，里面放着顶针、粉笔、划粉、皮尺、锥子、锥子用的小木柄，还有三把剪刀。
最大的一把是孙师傅给的那把德国剪，沉，刃薄，剪布的时候声音很脆。
我把那把剪刀拿出来，在手里握了一下。它的握柄上有一块被磨得发亮的地方，是她的大拇指按出来的。
我把剪刀放回去，把盒子盖好。
盖子上有一层锈。我用砂纸磨了一下，磨出一小块亮，露出上面的图案，是两只喜鹊。
我把它放在缝纫机的抽屉里。
抽屉里还有半盒粉笔，一卷线，一包针。
针有粗有细，插在一小块棉花上，一根一根排着，像一排很小的兵。
我把抽屉推回去，听见木头合上的声音，很轻。
那天我在她的房子里坐到天黑，没有开灯。
窗外的路灯亮了，光从窗帘的缝里进来，把缝纫机的轮廓照出来。
那是一台很老的机器，二十八年了，还在。
40
葬礼在县里办的。
来了四十多个人。有她的老同事，有邻居，有她做过衣服的那些客人。有几个人我根本不认识，站在灵堂外面，进来鞠了三个躬，说一句她给我做过一件棉袄，就走了。
赵家婶子来了，就是一九九七年找她做嫁衣的那个。她站在灵前，说了一句，你妈做的嫁衣，我女儿穿了十年。
孙师傅早就过世了。他的儿子从上海寄了一个花圈，挽联上写着四个字，手艺长存。
我舅舅来了，我表姐来了，我妈的妹妹从邻县赶过来。她们在灵堂里哭，我在旁边站着，一直没哭。有人说我坚强，我知道我不是坚强，我是还没有反应过来。
第三天早上，有一个男人来了。
他穿一件旧的深蓝夹克，头发花白，背有点塌。站在灵堂门口，没有进来。
我认了他一下才认出来。他是我爸。
他站在门口，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最后贴在裤缝上。
他说我听说你妈走了。
我说是。
他说我从南边回来的，坐了十九个小时的车。
我说你进来吧。
他进来，走到灵前，站了一会儿，然后跪下去，磕了三个头。
磕完他站起来，眼睛红的。
他说你妈这辈子苦。
我没接这句话。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说这里有点钱，你拿去办事。
我说不用，我有。
他把信封塞到我手里，说拿着，是我欠她的。
我把信封收下了。我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我没有数。后来我把它放进了她的账本里，夹在最后一页。
他站在灵堂外面抽了一根烟，抽完把烟头踩灭，说了一句，我对不起你们娘俩，然后就走了。
他没有留电话，也没有说以后会不会来。
我看着他走出巷子，走到路口，上了一辆三轮车。
那天下午我想起我妈那句话，他其实不坏，就是管不住自己。我想她这辈子大概是把这个人看透了，看透了以后也没有恨，只是把他从自己的日子里划出去了。
41
她走了以后，我在县城待了一个月，办完后事，收拾东西。
她的东西很少。三件外套，四条裤子，一双布鞋，一个搪瓷缸，一把德国剪刀，一副老花镜，十一本账本，还有一个铁皮饼干盒。
饼干盒里是空的，只有一张纸条，写着一行字：这个盒子装过我的私房钱，一共四十三块，一九九三年。
我把那张纸条看了很久。四十三块，是她攒了三年的全部。
那台缝纫机我运回了省城。运的时候我才知道它有多重。抬下楼，抬上车，抬上楼，一共四个人帮忙，每个人都说这东西比看起来沉。
我把它放在客厅靠窗的位置，正对着阳光。我给它上油，擦了机身，把那块盖在上面的布换成了一块新的。
二〇二二年春天，我接了一个活，给一个老客户做一件衬衫。她的肩很窄，买不到合适的。我做了两个版，第二个版可以了。
做的过程中我用了那台蝴蝶牌。第一次踩它的时候，脚落下去有点重，我调了一下，才找到感觉。针上去，下来，布往前走，一条线出来，是直的。
我坐在那里，看着那条线，忽然想起我妈说的那句话。她说歪的不是线，是你的手。
那天下午我一直做到天黑。做完那件衬衫，我把它挂在衣架上，站在旁边看。
我想起她做的最后一件衣服，是邻居孩子的一件校服。她把袖子拆开，接了一截布，接得看不出来。
我把手放在那台机器上，摸了一下它的机身。漆掉了，露出铁，铁是冷的。
二〇二二年七月，我带我表姐的女儿去了一趟海边。
那孩子十四岁，放暑假，我表姐忙，让我带出去玩几天。我说去海边吧。
我们坐了六个小时的车。到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多，太阳还很高，沙滩上人不多。
她跑下去，跑进水里，回头冲我喊，水好凉。
我说你小心点。
我在沙滩上坐下来，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我妈的一张照片。照片是她五十岁那年拍的，站在铺子门口，穿着深灰的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我把照片立在沙子上，让海在她背后。
我说妈，海是这个样子的。
我说浪很大，水是咸的，风一直吹。
我说你要是早来二十年，可能会想在这里做一间铺子。
那天傍晚我一直坐在沙滩上，直到太阳落到海里。表姐的女儿在我旁边堆沙子，堆了一个小小的房子。
她说姨，这是什么。
我说这是一个铺子。
她说卖什么的。
我说卖体面的。
她没有听懂，继续堆。
我把照片收起来，放回信封，装进包里。
回程的车上，我靠着窗户睡觉。半睡半醒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声音，很轻，咯噔咯噔。
我睁开眼，是车底盘在过一段烂路。
我闭上眼睛，又听见了一遍。
我知道那不是缝纫机。但我也知道，从那天起，我每次听见类似的声音，都会想起我妈坐在灯下的那个背影。
她低着头，脚踩着踏板，手跟着针走。
她这一辈子，就是用那台机器，一针一针，把我们的日子缝起来的。
现在我坐在同样的机器前面，脚踩上去，针下去，布往前走。
线是直的。
我现在还留着那台机器。
它放在我客厅的窗边，上面盖着一块深灰的布。每个星期六下午，我会把它掀开，擦一遍，上一遍油，然后踩几下。
我踩的时候很慢。脚跟先下，脚尖再下，一步一步，像我妈教我的那样。
有时候我会把一件旧衣服铺上去，改一改。邻居家孩子的裤子长了，我改；同事的衬衫肩宽了，我收；我自己的一件外套袖口磨破了，我把袖口翻过来重新缝。
我做得不快，也不如她做得好。但每次把线踩直，我都会听见一个声音。
咯噔，咯噔。
那是我妈这辈子说得最久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