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那天下午三点多，会议室空调开得太低。我把最后一页翻过去。附件七十二页，最后一页是我自己改的，违约条款从八个点压到五个点。笔在手里转了两圈，笔帽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
桌上六个人。对面四个：姓黄的做主，一个法务，一个财务，还有一个老头，一直没说话，面前那杯水一口没动。我这边两个，副总老吴，助理小高。
姓黄的法务翻附件翻到一半，抬头看我一眼，又低下去。他看的不是我，是我身后那面墙。墙上什么都没有。这个眼神我后来才想起来。
我准备落款。
笔尖刚压下去，脑子里响了一声。
不是耳朵响，是脑子里。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关了一扇铁门。
【实验结束，资产回收。】
我把笔抬起来，等了一下。没有第二声。
这半年睡得少，耳鸣是常事，有时候半夜响得跟蝉一样。我把它归到那一类里去。
手机在桌上震了一下。又一下。第三下的时候，那手机像被人从底下推了一把，一路震到桌沿，停在那儿嗡嗡地转。
对面姓黄的把合同又往前推了半寸。“林总，签这儿。”
我摸出手机。银行的短信，一条，两条，十几条。都是“冻结”，都是“支出”。最后一条写着余额。
余额那栏是一个零。
不是几个零。是一个零。
我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声。
“这单不签了。”
姓黄的笑还挂在脸上，没来得及收。“林总说笑。”
“不签了。”我把笔搁在合同上。笔滚了半圈，停在桌边，“合同你收好。”
屋里坐了六个人，四个是他们那边的。我这边两个，一个低头看手机，一个已经在收自己的电脑。我知道他们收到短信了。这种短信，一起发。
姓黄的还在劝，说林总你缓一缓，明天再谈。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已经往门口瞟。
我没接。我把西装袖子放下来，扣扣子。扣错了一颗，解开，重扣。
出门的时候没人送。
电梯里有三个人。一个是我们这层的会计，平时见我叫林总。这次他盯着楼层数字，一路盯到一楼。
大堂那面玻璃门，我进出了五年。门口的保安原先见我，都是先一步把门拉开。这次他伸手拦了一下。
“登记。”
我说我出去。
“登记。”他说，“出去也要登记。”
我在那张纸上写了名字。笔是坏的，写出来一半深一半浅。
外面在下雨。不大，落在台阶上，一层薄薄的水。
我打司机电话。通了，不接。第二个，还是不接。第三个，关机。
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雨往领子里滴。
助理把我办公室的东西装了两个纸箱，放在门口，上面压一张便签，写着“林总物品”，四个字，笔锋还湿着。她大概刚写完就走了。
台阶下站着一个人，撑一把黑伞，没打伞的那半边肩膀已经湿了。是老周。
他看见我抱着箱子，走过来，伸手接了一个。
“周叔。”
“嗯。”
他把箱子往怀里一抱，没问别的。
我抱着另一个箱子下台阶。那个箱子底漏了，里面的东西一路掉——一个杯子，两本书，一张合影。合影是去年年会照的，我站在中间。
老周弯腰去捡。我说不用。
他还是捡了，拍了拍上头的土，塞进箱子里。
那张照片上，我站在中间，两边是公司的人，后排有个空位。
打车。软件弹出一行字，说余额不足。老周把箱子放下，伸手拦了一辆车，从兜里掏钱给司机。
“周叔，不用。”
“上车。”他说。
我没动。他也没动。站了一会儿，我上了车。他把两个箱子塞进后座，关上门，站在雨里看着车走。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他还站在那儿，伞斜着。
车开到后河街口，司机说前头进不去，让我在这儿下。
我把两个箱子一样一样搬下车，一个抱在怀里，一个拖着。箱子在地上磨，沙沙地响。
巷子窄，两边是握手楼，电线在头顶拉成一张网，晾衣杆从这头伸到那头。地上永远是湿的，不知道是雨还是别的水。一家门口摆着煤炉，炉上坐一口锅，锅里咕嘟咕嘟。
我走到三楼，蹲下去，伸手摸门框外头的花盆。
钥匙还在。
五年前我搬走那天，钥匙忘在这儿了，一直没回来拿。现在它还在，压在半盆枯死的土里，上头一层灰。
我开门。
屋里空着。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窗户关不严，风从缝里进来。桌上落了灰，灰上有一个圆印子，是我当年那只碗留下的。
房东没租出去。或者说，他没来得及。
我把两个箱子放地上，坐在床边。掏出钱包，把剩下的钱数了一遍。三百多。
手机开始响。
第一个是材料商，问我那批款什么时候结。我说钱没了。他笑了两声，说林总你别开这种玩笑。我说不是玩笑。他把电话挂了。
第二个是银行。第三个是一个我只见过两次的人，问我那个项目还做不做。第四个是我表舅，他不问钱，他问我是不是出事了。我说是。
后来电话一个接一个。我一个个接，一个个说“钱没了”。说到第十几个，我把手机调成静音，扣在桌上。
静了没多久，它又亮了。屏幕上是个名字：赵小满。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几秒，接了。
那头先不说话，听得见呼吸。
“林川。”
“嗯。”
“我下学期的钱，学校说没到账。”她说，“我打去问，说那边机构撤了。”
“是我这边的事。”
“什么事。”
“钱没了。”我说，“全没了。”
那头静了一会儿。
“我不是来要钱的。”
“嗯。”
“我就是想问一句。”她停了一下，“当初那个钱，你是觉得我能成，还是随手填的。”
我没答。
“你别说好听的。”她说，“我听得出来。”
“随手填的。”
那头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挂了。
“行。”她说，“我知道了。”
“小满——”
“你别解释。”她说，“解释我更难受。”
她挂了。
我把手机放下，手心有点潮。窗外有人在收摊，铁皮卷帘门拉下来，哐的一声。
天黑了。我没开灯。
对面楼里有人在炒菜，油下锅那一声，隔着两层楼都听得见。有个小孩哭了两声，被大人哄住。楼下有人打牌，摔牌的声音很脆。
我坐在黑里，把钱又数了两遍。数第三遍的时候，少了一张十块的。我找了一遍，在床腿底下。
我把钱捋平，压在枕头底下。
隔壁有人在敲门，敲得很轻，敲了三下，停了。过了一会儿又敲三下。
我开门。门口站着一个老太太，穿一件碎花睡衣，手里端一个搪瓷盆。
“小伙子，”她说，“你家有水没有。”
“有。”
“借我半盆。”她说，“楼下的管子坏了，物业不来修。”
我给她盛了半盆水。她端着，站在门口没走。
“你是新搬来的？”
“以前住过。”
“哦。”她说，“以前住过。”
她端着盆下楼，拖鞋在楼道里啪嗒啪嗒。
然后我想起一个人。
五年前，我刚有点钱那阵，随手投过一家小厂。五万块。那会儿五万块对我来说，跟扔了差不多。签完字我就走了，后来一次没去过。
我掏出手机，翻记录。转账记录还在。
我把那条记录截了图，存下来。
第二天早上，有人来收房。
来的人姓陈，四十来岁，穿一件浅灰的薄外套，手里拎一个文件包。他原先是我们公司的合作方，年节来拜年，见我叫林总。这回他站在门口，先笑了一下。
“林总，起了。”
“起了。”
他把文件包放在桌上，拉开拉链，抽出一沓纸。
“手续都在这儿。”他说，“江边那套，抵出去了。昨天下午办的，今天我过来清点钥匙。”
“这么快。”
“人家等着呢。”他笑，“买方是现款。”
他掏出钥匙串，一把一把对。房门钥匙、单元门钥匙、地下室那把小钥匙。他数得很认真，数完，把一整串放在桌上。
他走进里屋，拉开抽屉，一格一格看。
“冰箱在。”他说，“空调两台，去年安的，发票我带着。洗衣机一台。”
“嗯。”
“沙发、餐桌，这些算你的。”他说，“三天内你说搬，我让人给你搬。你不说，就当不要了。”
我说好。
他站着没走，看了一眼这屋子。
“林总，”他说，“这种事，见多了。你也别往心里去。”
我看着他。
“我是说真的。”他说，“人这辈子，起起落落。”
他把文件包重新拉好，拎起来，走到门口，回头。
“林总，往后有事，还可以找我。”
门关上。楼道里脚步声下楼，一层，两层，三层，听不见了。
我把那串钥匙拿在手里，掂了掂。很轻。
中篇
中午我出了门，城南。
工业区那条路在修，半边挖开，半边通车。公交车绕了两圈。
那家厂还在。招牌换了，比原来那块大，红底黄字，“德海五金”。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铁门里有人在卸货，叉车来回。
门卫问我找谁。我说找孙老板。他说你哪儿的。我说我姓林，五年前投过他。
他打了个电话。过了会儿，让我进。
孙德海五十来岁，胖，穿一件短袖衬衫，袖口卷到胳膊肘，手上有油。他办公室不大，摆一套茶具，茶刚泡上，热气往上走。
墙上挂一张厂区的老照片，黑白的，门口站一排人。
他站起来，握手，握了半下就松了。
“林总。”他说，“好多年没见。”
“孙老板记性好。”
“哪能忘。”他给我倒茶，“当年那五万块，救了我一命。”
茶倒得满，溢出来一点，在杯底那一圈积着。
“那会儿我厂里发不出工资。”他说，“四十几个工人，两个月。我把车卖了，还差五万。你不认识我，是我一个表弟带你去看了半天厂，你回去就打钱了。”
“嗯。”
“你没来第二次。”他说，“我记了五年。”
“我今天来，就是说这五万。”
他把茶壶放下。
“林总，这个事……”他笑了笑，笑得有点为难，“当年那笔钱，是投在厂里，不是借。投进去的钱，得看厂子经营。这几年厂子是挣了点，可钱又投进去了，买机器、扩车间——”
“我不是来要股份。”我说。
他停了一下。
“我来要回那五万。”
“这个……”他往椅背上一靠，“林总，你现在这个情况，我也听说了。可生意归生意，当年白纸黑字，股份是股份。你现在要退，得按章程，还得开会，还得——”
我把手机放茶几上，屏幕朝上，是那张截图。
他低头看了一眼。
“这种截图，”他说，“谁都能做。”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喊了一声“老陈”。
进来两个保安。
“林总身体不舒服。”他说，“送林总出去。”
我没动。
我把茶几上的茶端起来，喝了一口。茶是好茶，有点苦。
“孙老板，”我说，“我不走。”
“那就请。”
“我说一句话，说完就走。”
我把茶杯放下。
“你这厂，第三道工序，明年三月会卡住。”
他没说话。
“第三道是打磨。你上个月换了台新机，机器换了，师傅没换。新机转速快，可你那批料是南边进的，含水高。打磨完放三天，面上就起细纹。你现在出的这批发到北边，路上走七天，到人家手里，正好开始裂。”
办公室里还有两个人，一个会计，一个车间主任。会计的笔停在纸上，笔尖抵着纸，没动。
孙德海站着，一只手还搭在门框上。
“你三个月后会来找我。”我说，“到时候别哭。”
我站起来，走了。保安跟到厂门口。
走出铁门的时候，我听见里头有人在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
回城坐了公交。王胖子在城西菜市场后头修电动车。
铺子是一间铁皮棚，门口摆着七八辆待修的车，地上摊着工具。他蹲在一辆车旁边，穿一件油渍的背心，裤腿卷到膝盖。
我站在棚子口。
他抬头，看了我三秒。
“你还有脸来。”
“嗯。”
他把手里的扳手往地上一放，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我给你打过电话。”他说，“去年。你记得不。”
我记得。那天我在谈一个项目，手机响了，我看了一眼，按掉了。后来忘了回。
“我闺女上学，差两万。”他说，“我不是要你给，我是想问，能不能先借着，我年底还。”
我没说话。
“你说忙。”他说，“你说改天。”
他从裤兜里摸出烟，点着，抽了两口，掐了。
“改天。”他重复了一遍，“我他妈的等到今天。”
棚子里没人说话。隔壁修鞋的老头往这边看了一眼，又低头钉鞋跟。
“你吃饭没有。”他问。
我说没有。
他转身进去，从锅里捞了碗面，端出来，往我面前的小桌上一放。汤溅出来一点，滴在桌上。
“吃。”
我坐下，吃。
面是挂面，煮得有点软，上面卧了一个蛋，蛋煎糊了一边。汤是清的，飘着一点葱。
他坐在对面看我吃，一句话不说。
吃到一半，他起身进屋。出来的时候手里捏着一个信封，往桌上一拍。
“三千。”
“我不要。”
“我这个月就三千。”他说，“房租、我闺女的伙食费，都在里头。你先拿着。”
“胖子。”
“你他妈拿着。”他声音低下去，“我老婆走了，房子还在还。我知道我这点钱不算什么。可当年你发了，我一分没找你借过。”
我把信封推回去。他又推过来。
“你现在身上有多少。”他问。
我说三百多。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眼睛都挤起来，笑了两声，又不笑了。
“三百多。”他说，“林总。”
他把信封塞进我兜里，塞得很用力。
“吃饭。”他说，“吃完我送你回去。”
饭吃到一半，他闺女回来了。
八九岁，背一个书包，站在棚子口，看见我，站住了。
“爸。”
“叫叔叔。”
她没叫。她把书包放在桌上，坐下来写字，一只手按着本子，一只手拿笔。
王胖子把她本子往边上挪了挪，给她腾地方。
“她妈走的时候，她五岁。”他说，声音很低，低到我不确定是不是说给我听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
他从兜里摸出二十块钱，让她去买两根冰棍。
她跑出去，回来的时候手里两根，一根递给他，一根递给我。
我接了。
冰棍在手里化得快，我吃了一半，棍上剩一点。
“你叫什么。”我问她。
“王悦。”
“读几年级。”
“三年级。”
她低头继续写字，写错了，用橡皮擦，擦得很用力，纸都擦皱了。
王胖子伸手，把她的橡皮拿过来，换了一头，说“用这头”。
吃完，他把他那辆旧电动车推出来，后座上绑一块木板。我坐上去，木板硌得慌。
一路没说话。到后河街口，他停下，没熄火。
“你打算怎么办。”他问。
“还没想好。”
“想好了跟我说一声。”他说，“我那个棚子，多一个人也挤得下。”
他顿了一下，又说：“我这儿有个事。”
“你说。”
“我这条街后头那块空地，我想搭个大点的棚，能接汽车美容。”他说，“要办个手续，我跑了两趟，人家不理我。”
“我看看。”
“你还有心思看这个？”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就有心思。”
他没说话，把车头调了个方向，走了。
那几天我把身上能翻的东西都翻了一遍。通讯录里存着几百个名字，能打的，一个也没有。
后来听说城东金鼎有个招商酒会。那个盘我以前熟。
那天我去了。
我没请柬。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跟着一拨人进去，中间隔着两个拎资料袋的。
厅里比我想的小，摆了二十来张圆桌，桌上的水是温的。空调出风口正对着主席台，那块背景板一侧被吹得微微鼓起来。
主持人讲这个盘怎么起死回生。讲得挺快，像赶时间。我站在最后一排，端着一杯没喝的水。
姓方的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瘦了点，头发往一边梳。原先在我那儿做招商主管，我把他辞了，理由是擅自改价——一个铺位的租金，他往下调了两万，为了签单。那张辞退单是我签的。
他也看见我了。隔了两张桌子，他先把头转开，跟旁边人说了句话，然后端着杯子过来。
“林总。”
“嗯。”
“你也来看这个。”
“看看。”
他笑了一下，笑得不难看。“我现在在这儿做招商。”他说，“这个月开了四家。”
“挺好。”
他大概没料到我说这个，愣了一下，杯子在手里转了半圈。
“你……”他往厅里看了一眼，“你现在还做那些？”
“不做了。”
“哦。”
他站着，好像还想说什么，最后说：“那我先过去，那边有客户。”
走了两步又回头：“林总，你要是……”
后半句没说出来，他摆了摆手，走了。
我在后排站了半个钟头。主持人讲完，换了一个人讲配套，讲得细，讲每一层做什么业态。我听着听着，觉得这盘改过，跟我记的不太一样。但那时候我没往深了想，只觉得是话术。
中场有人提问。前面一个人问租金有没有优惠，另一个人问停车位。轮到我，我举手。
“这个盘靠一家主力店撑着。”我说，“超市一撤，就塌。”
主持人朝我这边看，眯了下眼。“这位先生是——”
“路过的。”
厅里有人笑了，不是笑我，是那种听不清、跟着笑的笑。
台上旁边站起来一个人，接过话筒。他说话不急。
“超市三年前就拆了。”他说，“拆成三家，生鲜、餐饮、影院，都签了八年。您这个信息，是哪一年的？”
我没说话。
他也没追着问，把话筒递给主持人，坐下了。这事对他们来说已经结束了。
我站在那儿，手里那杯水还没喝。杯壁上有一层水汽，手一松就往下滑。我把它放在旁边的桌子上，桌上已经有一圈一圈的水印。
往外走的时候，有人跟我一个方向。三十来岁，穿工装外套，袖口有油。
“林总。”
我停了一下。
“我认得你。”他说，“你在城南那个项目上待过。我在那儿做工程，装电梯。”
“哦。”
“刚才那个数，我也算过。”
我看着他。
“我算过，没敢说。”他说，“说了也没人信，还容易得罪人。”
电梯来了。他按了下行，让我先上。
“我姓全。”他说，“你以后要有活儿，叫我。装电梯、爬楼、看现场，都行。”
他没给名片。电梯到一楼，他先出去，往另一个方向走了。
厅口有人在等车。一个女的，深色套装，手里拎着包，站得笔直。她旁边一个男的低声说“苏总，车在门口”。
她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不长，也没什么意思。就是看了看，像在算一件东西值多少，算完，没算出来。
然后她上车走了。
外面下雨。雨比前几天大，打在酒店的玻璃檐上，一片响。
我站在台阶上，没带伞。
台阶下面有个人，撑着一把黑伞，站在雨里。
是老周。
他穿着那件旧夹克，洗得发白，站在那儿，伞往我这边偏了偏。
“周叔。”我说，“你怎么在这儿。”
“我跟着。”
“跟着干什么。”
“没事。”他说，“你走哪，我跟着。”
我下了台阶，站到他伞底下。
他从怀里摸出一瓶水，递给我。水是温的，他大概一直揣在怀里。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
“车呢。”我问。
“交了。”他说，“那天就交了。”
“你没走。”
“我走哪儿去。”他说。
他顿了一下，像要说什么，没说。
过了一会儿，他说：“回吧。”
他把我送到后河街口，收了伞，甩了甩水。
“周叔，你回吧。”
“嗯。”他说。
我上了三楼，从窗口往下看。他没走，在楼下那家小卖部门口的台阶上坐下，从兜里摸出烟，点了一根。
那盏灯在他头顶，黄的。
后来我才知道，他儿子当年也在城南那片工地上干过。干了半年，走了。老周没跟我提过一个字。
那三个月，我在王胖子的棚子里帮忙。
补胎我不会，递工具会。他要扳手，我递扳手；他要气泵，我插电。一天他给我五十，我说不要，他塞进我兜里，塞完接着干活，不看我。
他那个汽车美容的手续，我去跑了两趟。第一趟没成，第二趟人家说少一张图。我照着自己画了一张，画得不像，但能用。第三趟批下来了。
王胖子拿着那张纸看了半天，说了句“行啊”，再没说别的。
有个做建材的老乡，让我去帮他看一批货。看了两天，量尺寸，记车号，看有没有掺料。他给我八百。给钱的时候他说，林老板，你这双眼，现在只能卖八百了。
我说八百也行。
剩下的时候我骑着老周那辆旧自行车，在城里转。看哪条街在拆，哪个厂门口的车少了，哪家店的卷帘门拉下来了。我不记，我就是看。
下午回后河街，把看到的写在台历背面。写完一页，撕下来，夹在书里。
那本书是五年前买的，没看完。
下篇
三个月后，三月十七号。那天下小雨，跟签合同那天一样。
电话响的时候，我正在后河街的屋里，坐在床边，脚边是一盆洗了没晾的衣服。
屏幕上是个陌生号码，本地号。
我接了。
“林……林老板。”
是孙德海。声音不对，像刚跑完步。
“嗯。”
“那个，那个打磨——”他喘了一下，“真裂了。三十几万的货，一箱一箱，全裂。北边那边要退，运费还得我们出。”
我没说话。
“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上回说的，一句都不差。”
我看着窗外。对面楼里有人在收衣服。
“孙老板。”
“你说，你说怎么办。”
“我明天来。”我说，“带上合同。”
那头停了几秒。
“带什么合同。”
“你欠我五万，五年。”我说，“利钱按银行的算。还有，你这批货要救，得换料，得改工序。这两样我能给你看，看完了，你付我钱。”
他又停了几秒。
“……你来。”
第二天我到厂里，雨还没停。
铁门开着，叉车停在墙边，车间里没人干活。三十几个托盘靠墙码着，一托盘一托盘，全裹着塑料膜。
孙德海站在车间中间，手里拿一把美工刀，见我进来，割开一箱，掏出一个件递给我。
我接过来，翻过来看断面。
裂是从棱上起的。一道细纹，从角往里走，走到一半停住。我用指甲刮了一下，纹里有一层粉。
“裂了多少。”
“四十来箱。”他说，“我拆了四十来箱，箱箱这样。”
“剩下的呢。”
“不敢拆。”
我把那个件放回托盘上，蹲下去，看料。
车间主任姓吴，四十来岁，站在后头。我问他，新机什么时候进的。他说上个月。转速快多少。他说快两成。
“料呢。”
“料还是南边那家。”
“进厂的时候含水多少。”
他愣了一下。
“没测。”
我站起来。
“没测，你换快机。”我说，“以前转速慢，料湿一点，磨得慢，水汽有时间走。现在快两成，热都堆在面上，磨完一放，里头还在往外吐水。放三天，面上就起细纹。这批发北边，路上七天，到人家手里正好开始裂。”
吴主任不说话。
孙德海蹲下去，也去看那个断面，看不太懂，又站起来。
“林老板，你说怎么办。”
“两条。”我说，“第一，南边这批料退回去，换北边的，含水低，贵一成半。第二，打磨完加一道回潮，静置四十八小时，再进下一道。”
“来得及吗。北边那边二十号要货。”
“来得及。”
“钱呢。”他说，“换料要垫。”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上。
“你欠我五万，五年。利钱按银行的算，两万三。”
他脸抽了一下。
“另外，这批货我帮你救。”我说，“救完了，按货值三个点收。”
“三个点……”
“三十几万的货，一万多。”我说，“救不回来，一分不要。”
他坐在那儿，手指在桌面上敲。
敲了一阵，他抬头。
“你凭什么。”
“凭我知道它为什么裂。”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叫人拿纸。
纸是我写的。写四条，字不多。他看了一遍，看不懂，递给吴主任。吴主任看完，说可以。
他签字，手还在抖。
签完，他从兜里摸烟，抽出一根递我。
我摆手。
他自己点上，抽两口，又掐了。
“林老板。”
“嗯。”
“上回你说三个月。”
“嗯。”
“你怎么算的。”
“料是十一月进的。”我说，“南边的料，十一月含水最高。你十一月换机，十二月出货，一月到北边，三月开裂。中间隔一层膜，看着是好的。”
他拿着那根掐灭的烟，半天没点。
二十天。
四月六号，第一批货装车。三十几万的货，救回来大半，剩下一点当废料卖了。车走那天，孙德海站在厂门口，一直站到车拐出厂区那条路。
第九天，北边那边回话：没裂。
四月十九号，北边来了两个人。一个姓马，四十来岁，另一个年轻，带一个本子。他们在车间抽了六箱，一箱一箱敲，侧着耳朵听。敲完，姓马的把本子合上，说“这批行”。
孙德海送他们上车，回来站在院里，点了根烟。
这回手不抖了。
“林老板。”
“嗯。”
“我做了十九年厂。”他说，“头一回货发出去，晚上睡得着。”
第十天，孙德海把一叠钱放在我那张桌上。牛皮纸信封，鼓的，用橡皮筋捆了两道。
我数。五万，两万三。数完，从里头抽出两万，推回去。
他愣住。
“换料的钱。”我说，“你先垫的。”
“这……”
“我不占你这个便宜。”
他把钱收回去，收得很慢。
“林老板。”他说，“剩下那点，我认。”
“嗯。”
“你要不要，占点股。”
“不要。”
“为什么。”
“我不占别人的厂。”我说，“我收服务费。”
他笑了两声，笑得比上回自然一点。
那间库房是我跟他要的。靠墙一张桌，一把椅子，一盏台灯。桌上放一个铁皮笔筒，一支笔，一本台历。
没有办公室，没有牌子。
王胖子把棚子挪过来了。就在厂门口左边，新搭的，比原来大一点，顶上压几块石棉瓦。他挂一块木板牌子，上头用红漆写“补胎 换电瓶 修电动车”，字是他自己写的，歪。
第一天开张，来了三辆车。他蹲在那儿补胎，一边补一边骂，说这条街的钉子太多。
老周的车交了，人就留在我这儿。他不坐办公室，骑一辆旧自行车，从这个厂到那个仓库，一天来回三趟。谁问他干什么，他说跑腿。
晚上收工，王胖子端一盆水出来，蹲在门口洗扳手。老周坐在台阶上抽烟，抽到一半，把烟摁灭，站起来，把院里的托盘一张一张码齐。
我坐在那间库房里，把台历往前翻。
翻到一页，停住。那页上原来写着一个数字，被我用笔划掉了。
陈敬之在城北一栋写字楼的十七层。小公司，做供应链咨询，三十来个人。
第一次去，前台问我有没有预约。我说没有。她说陈总在开会。我在大厅沙发上坐了四十分钟，看见他从走廊那头过去，走得很快，手里一叠文件。
他看见我，停了半步。
“林总。”
“敬之。”
“我在开会。”
说完他就走了。
第二次我去，带了一张纸，让前台转交。纸上就一行字：你上季度报的那个仓储成本，算错了。
没有回音。
第三次下雨。我在楼下等到六点半。楼里的人一波一波出来，撑伞，上车，走了。
他最后出来，一个人，没带伞。
我站在台阶下。
他看见我，站住。
“林总，你这样没意思。”
“我知道。”
我把手里那张纸递过去。是一份打印的报表，我用红笔圈了一行。
“第十七行。”我说，“你把仓储成本算成租金了。租金是固定的，仓储是周转的。混在一起，你这个项目永远算不平。”
他低头看。
雨落在纸上，红笔那道线晕开一点。
“你怎么有这个。”
“你上个月在行业协会讲过这个案子。”我说，“讲了一个钟头，没说这一行。”
他站在雨里，看了很久。
对面有家咖啡店。我们坐下，他要了一杯白水。
“你要我做什么。”
“做盘。”
“你付得起我多少。”
“付不起。”我说，“我现在一个月流水不到二十万。”
他笑了，笑得很短。
“那你来干什么。”
“我给你一样别人给不了的。”
“什么。”
“你说了算。”
他端着杯子，没喝。
“我在你那儿干过三年。”他说，“我说话，你点头，然后按你自己的来。”
“这回不。”
“凭什么。”
“凭我没人了。”
他把杯子放下，看着我。
“林川，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是从来不解释。以前是不屑，现在是不能。”
“嗯。”
“你连一句‘对不起’都不说。”
“说了有用吗。”
“没用。”他说，“但我想听。”
我坐在那儿，没说话。
他把那张报表折起来，折成四折，塞进上衣口袋。
“我考虑三天。”
三天后，他到我那间库房来。站在门口，看了一眼那张桌子和那盏台灯。
“什么时候上班。”
“明天。”
他没走。
“我那边要辞。”他说，“老板不放。手上三个项目。”
“他要什么。”
“他要我把项目留下。”
我想了想。
“你回去跟他说：这个你不要了？那我要。”
陈敬之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他笑了一下。这回比上回长。
“行。”
他第二天就来了，八点四十到，比我还早。进门先把库房里那堆乱纸按大小码好，然后跟我要了过去三个月所有的单据。
他要了一张大白纸，铺在地上，趴着画。画到中午，抬头说一句：“你这三个月，有六笔钱是白花的。”
“哪六笔。”
他一支一支点给我看。
下午，他跟我谈条件。
“三条。”他说，“第一，业务上的判断我说了算。第二，钱过五万，我报你，你签。第三，我不陪酒。”
“行。”
“你不问为什么。”
“不问。”
“为什么。”
“因为这三条，你在我那儿提过一次。”我说，“我没当回事。”
他看着我，看了几秒。
“你还记得。”
“记得。”
“记着有什么用。”他说，“你当时点了头。”
我没说话。
他把那张大白纸折起来，压在桌角，用台历压住。
“这张我留着。”他说，“哪天你觉得我不行了，就把它拿出来。”
六月初，有人约我。
电话是个女声，说顾总要见林先生，问哪天方便。我说后天。
地点在城中心一栋楼，二十八层。电梯上去，门开着，前台是个穿灰西装的男的，没问我名字，只说“这边”。
走廊很长，地毯厚，走过去没声音。墙上挂着几张照片，都是这个楼的，角度不一样。
会议室门开着。我进去，先看见墙上那张图。
那是我画的。五年前，一张 A4 纸，三个事业部，两条供应链，底下七个小公司，横着拉三条虚线，虚线旁边我写了四个字：可调动资源。我只画过一次，画完拍了照，原件扔在办公室。
现在它装了框，玻璃擦得很亮。框的右下角有个小标签，写着“2019”。
顾承渊坐在长桌那头，没起来。
“林川。”
“顾总。”
“坐。”
我坐下。桌上一杯白水，是给我倒的，杯底压着一张纸巾。
他三十出头，白衬衫，袖口没卷。他面前摊着一个文件夹，但没打开。
走廊那边有人走过。玻璃隔断，一层一层。我认出两个人，一个原先管仓储，一个做招标。他们走路还是那样快，从我窗外过去，没往里看。
“看见了。”他说。
“嗯。”
“工资比在你那儿高两成。”他说，“比我预想的高。”
我没接。
他把文件夹推开一点，又推回来。
“你现在做的事，我知道一些。”他说，“城南那个五金厂，技术服务，三个点。城西一个修车的棚子。还有个姓陈的，跟你干。”
“你打听得很细。”
“不是我打听。”他说，“这行就这么大。”
他站起来，走到那张图前面，背对着我。
“这七个。”他说，“现在剩四个。三个我拆了，一个并进事业部。”
他回头看了一眼。
“这些人，我比你熟。”
我没说话。
“你的方法我也知道。”他说，“先拿最小的东西站住，再拿人的信用做杠杆。你不砸钱，你砸判断。”
我心里动了一下。这句话是我自己写过的。
“你写过。”他说，“四页纸，标题叫‘小盘起手七条’。压在你办公室第三个抽屉最底下。”
我没说话。
“你走的时候东西都清了。”他说，“有些没人要，扔在杂物间。我让人收的。”
他回到桌边，坐下，把文件夹打开，抽出三页纸。
“签了这个，省事。”
我拿过来看。
第一条，不得以任何方式参与原体系内企业的股权、债权、经营。第二条，不得接触原体系内管理人员。第三条，不得直接或关联参与城市更新与旧改的投标、承接、投资。期限，永久。
我看得慢，一行一行看。看到第三条，停了一下。纸是好纸，有点厚，翻的时候有声音。
“笔。”我说。
他递过来。笔是黑的，有点沉。
我签了字，写了日期。日期写到一半，笔尖断了一下，我把那个“日”描了一遍。
他看着我签完，把合同拿回去，翻到末页看了一眼。
“签得挺快。”
“我记性好。”
他笑了一下，笑得不长。
我把桌上那支笔放回去，顺手把合同拉过来，一页一页拍。
“你拍什么。”
“习惯。”
“留这个有什么用。”
“不知道。”我说，“留着。”
三页。第三页拍糊了，指头压住了右下角，我重拍了一张。他在旁边看着，没催。
拍完，我把合同推回去。
他坐着没动，看了我一会儿。
“林川。”
“嗯。”
“你这人有个毛病。”
“你说。”
“你不问为什么。”
我没接。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手搭在门上，回头看了一眼墙上那张图。
“这图我挂了三年。”他说，“不是为了气你。”
“那是为了什么。”
他没答，把门拉开。
走廊很长。我一个人走回去。走到电梯口，发现那张纸巾还捏在手里，已经捏皱了。
尾篇
三年。
三年里，那间库房搬成了一间公司。城东，三层小楼，租的。一楼做业务，二楼做账，三楼堆货，空着大半。
陈敬之把盘做起来了。他不做大的，只做别人看不上的：二手设备、老厂改造前的评估、倒闭企业的库存盘。一样一样都小，加起来的流水一年一千来万。
赵小满回来了。她没提那通电话。来那天站在门口，说了句“我来管账”，然后坐下，把三年的账一页一页翻，翻了两天。
第三天她抬头。
“你这三年，有两笔钱去向不明。”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这么记。”
“我记的是账。”
她看了我一会儿，低头继续翻。
翻到下午，她拿出一张纸，画了七个格子，每个格子里填一个数。
“你有个毛病。”她说，“你做的每一笔，都要留一手。留一手是有余地，可余地也是钱。你这三年，压在余地里的钱，一百来万。”
陈敬之在旁边看那张纸，看完点头。
“她说得对。”他说，“我一直以为这钱是备着的。”
“是备着的。”我说。
“备着干什么。”赵小满说。
“备着你们哪天走。”
她把手里的笔放下。
“你这个人。”她说，“防人防到自己人头上。”
“嗯。”
“那我告诉你。”她把那张纸推过来，“我不会走。你也不用给我备。你把这一百来万拿出来，我们今年能多做一个片区。”
陈敬之笑了。
“这脾气。”他说，“跟我当年一样。”
那一年他们真的多做了一个片区。年底盘账，流水翻了一番。
出事在六月。
城西有一片旧改，叫西砖窑。我盯了半年。那个片区的建材供应，我算过：四家砂石厂，两家关了，一家并了，剩一家，姓何。他供什么价，走哪条路，几号发车——这些是五年前我经手过的，我记了五年。
我押了四百万进去。
签完合同第七天，何老板请我吃饭。
饭在城西一家做鱼的馆子，包间里就我们两个。他点了四个菜，一个鱼头豆腐，一个炒藕带，一个蒸蛋，一个青菜。菜上得慢，他也不催，坐在那儿剥花生，剥一颗吃一颗。
吃到一半，他说：“林老板，你那个数，是三年前的。”
“什么意思。”
“场子去年换人了。”他说，“新老板不用那条路，他有自己的车队。你按老账算的运费，一车差一百八。”
我放下筷子。
“一车一百八。”我说，“你一年走多少车。”
“三千来个。”
我算了算。五十几万。
“还有。”他说，“你算的那个料价，去年秋天涨过两回。”
我没接话。
他夹了一筷子藕带，嚼得很慢。
“我本来不想说。”他说，“合同都签了。”
“那你怎么又说。”
“我干这行二十几年。”他说，“我不想等到出事那天，人家说何某某不地道。”
他把筷子放下，看着我。
“林老板，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是以前。”
“我听人说过你。”他说，“说你算得准。”
“我也听说过我自己。”
他没再说话。那顿饭吃了四十多分钟，最后那条鱼剩了大半。结账的时候他抢着付，我没争。
那四百万，是我三年攒的，加上赵小满翻出来的那一百来万。
赔进去那天下午，我上楼，进了三楼那间堆货的空屋。地上是没拆的纸箱，靠墙排了一排。窗外是另一栋楼的后墙，墙上一根管子往下滴水。
我坐在那儿，从下午坐到天黑。
系统响了一下。
【你算错的那一年，不在你脑子里。】
我等着它说下一句。
没有。
我抬头看了一眼那盏没开的灯。然后就这么坐着，一直坐到后半夜。
老周在楼下坐了一夜。他没上来，也没走。我听见他咳嗽了两声，然后是很长的安静。
第二天早上我下楼。陈敬之在门口等我，手里拿着东西。赵小满也在，靠着墙，没看我。
“错在哪儿。”我说。
赵小满把东西摊开。
“你算的是五年前的成本结构。”她说，“这五年，这块地改过三次规划。砂石这块被并了两次。你记的那些，全作废了。”
我看着那张纸。
我脑子里还有一张图。四条路，两家厂，几号发车，清清楚楚。
图上没有新老板。
“四百万。”陈敬之说，“账上还剩八十来万。三个月工资，四个月房租。”
“嗯。”
“现在怎么办。”
“先活下去。”我说。
那三个月，陈敬之把公司缩了一半。退了二楼，搬到一楼。赵小满把能停的单子全停了。王胖子把棚子挪回原来那条街，说那边车多。
八月，走了四个人。一个业务，三个跑外勤的。业务那个走的时候，在我办公室门口站了一会儿。
“林总，我不是不信你。”他说，“我得养家。”
“应该的。”我说，“多结一个月。”
他点头，走的时候把工牌放在桌上。工牌上的照片是三年前拍的，他那时候瘦。
九月，有一笔到期的货款，三十来万。对方老板带两个人来公司，坐在一楼不走，从上午十点坐到下午两点。
陈敬之跟他们谈了三个钟头，签了一个分六期的协议。
他上楼，把协议放我桌上。
“这个数，我拖了。”
“我知道。”
“你不问我怎么拖的。”
“不问。”
他站在那儿看了我一眼，出去了。
那两个来的人走的时候，其中一个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我看不出那是什么意思。
我每天早上七点到公司，晚上十点走。中间有一段时间什么都不干，坐在一楼靠窗那张椅子上，看外头的车。
有一回中午，王胖子送盒饭过来，顺手放一份在我桌上。我抬头，他说：“别多想，多做的。”
盒饭里有一块排骨，边上一点青菜，米饭压得实。
吃完我把盒子收好，扔进门口的桶里。
十月底，他们来找我。
镜中人的旧改，卡住了。就是西砖窑那片。
新规下来，旧改项目动工前要出一份原建筑结构安全评估。出这份评估，得先有那栋楼当年的结构图。
那栋楼，是我盖的。
图纸不在公司档案里。公司清盘那年，档案柜被人搬走，后来不知去向。
当年那栋楼的结构图，我一页一页拍过，存在一个旧手机里。跟那份合同的三页照片在同一个相册。
那手机我一直没换，充着电，放在老周的抽屉里。
老周把它拿来的时候，我按了半天开机键，才亮。屏幕裂了一道，从左上角斜着下来。电量还剩六十多。
相册里一共四十几张，前面是合同、图纸，后面是些没删的旧照片。我一张一张往后翻，翻到结构图那几张。
看着还行，字能认，标注能看清。
老周站在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