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裂缝
“单师傅，您给句痛快话，这墙还能不能住。”
我把安全帽从胳膊底下换到手上，没急着开口。
门口站着房东，屋里站着租户，两人中间隔着一道缝。
缝从窗台底下起，往上走了半米，拐个弯，钻进窗角。
“你先说。”我冲房东抬了抬下巴。
“她砸的。”房东说，“上个月她要装个柜子，自己拿锤子敲的。”
“我敲的是柜子背板。”租户说，“我敲墙干什么，我又不傻。”
“那这缝哪来的。”
“我来的时候就有一道细的，头发丝那样。”
我蹲下去，用指甲刮了刮缝口。
灰是硬的，边口磨圆了，不是新茬。
新砸的口子起白茬，扎手。
我摸出对比卡，贴在缝上，一格一格往下挪。
零点五那格盖得住，一毫米那格盖不住。
“多少。”房东问。
“不到一毫米。”
“不到一毫米算裂吗。”
“算。”
“那不就是她的责任。”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这墙不承重。”
房东愣了一下。
“不承重也是墙。”
“是墙，是后砌的隔墙。”我抬手敲了两下。
“咚咚。”
“听见没有，空的。空斗墙，砌的时候中间留着空。”
我又往门边敲了一下。
“笃笃。”
“这边是实的，砖砌的，承重。”
租户凑过来，也敲了一下，敲在空的那面。
“真是空的。”她说，“那我这一锤子下去，是不是就透了。”
“透不了，你没那么大劲。”我说，“这缝不是砸出来的，是底下沉。”
“沉？”
“楼沉，墙跟着沉。后砌的墙跟老墙不是一块儿砌的，接缝那儿最容易开。”
我从包里掏出本子，写了两行。
“那到底能不能住。”房东问。
“能住。”
“能住你给我出张纸。”
“报告三个工作日。”
“三个工作日？”他嗓门高了，“我等着收房呢。”
“你收房跟她住不住，跟这张纸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她拿这张纸跟我赖押金。”
“我没赖。”租户说，“押金三千，我一分没少给你。”
“你少给了一个月房租。”
“那个月我人在医院。”
两个人又对上了。
我把本子合上，塞回包里。
这种架我一天听三回，听了三十六年。
我一天看三栋楼，多的看四栋。
从城东到城西，一辆旧自行车，骑了十几年。
骑车的时候我不看楼，我看墙根。
墙根返潮的，底下有水；墙根鼓出来的，底下是空的。
“墙上的事我说完了。”我说，“钱的事你们自己谈，谈不拢去街道。”
“你就这么走？”房东说。
“我还有一栋楼要看。”
下楼的时候，楼道里堆着酸菜缸、纸壳子、一辆没气的自行车。
一楼那家门口搁着煤球，摞得整整齐齐。
租户跟着我下来了。
“单师傅。”
“嗯。”
“那缝，我用水泥糊上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不行，糊上不就看不见了。”
“糊上它还在里头开。”我说，“你糊一层，它顶一层，顶到糊不住了，就是一大片。”
“那我怎么办。”
“拿铅笔在缝两头画个道，每个月看一回。”我说，“道要是错开了，你给我打电话。”
“错开多少算错开。”
“两毫米。”
“两毫米我怎么看得准。”
“你看不准，你就比着画的道看。”
她从兜里摸出一支眉笔。
“这个行吗。”
“行。”
她把眉笔塞回兜里，转身回去了。
一楼的门开着，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择韭菜。
“师傅，看墙啊。”
“看墙。”
“我们这墙也有缝。”
“哪儿。”
“灶台后头。”
我进去看了一眼。
缝在灶台后头的墙上，竖的，从上往下，细。
“这个没事。”我说，“抹灰裂了。”
“真没事？”
“真没事。”
“那你给我写个条。”
“写条要收钱。”
“多少钱。”
“二百。”
“那算了。”她低下头接着择韭菜。
出了单元门，太阳正毒。
我在树底下站了一会儿，把安全帽戴上。
安全帽是所里发的，白色的，帽檐上有一道裂纹，用胶粘过。
这顶帽子换过三回，我留了这个旧的。
新的硬，压得脑门疼。
旧的软，贴着脑袋，像长在头上。
我们所一共九个人，签字的三个，我是其中一个。
三十六年，我签过的报告装了两个铁皮柜。
住户只认两种字：能住，不能住。
中间那一大堆，他们不看。
有一年，一个老太太拿着报告来所里，问我上头的字是什么意思。
我说是有一定隐患，建议观察。
她说，那就是能住。
我说，是能住，但是得看着。
她说，能住就行。
她把报告折起来，塞进棉袄里，走了。
回到所里，惠所长把一张单子推到我桌上。
“柳树巷那栋，报上来了。”
“几户。”
“七户。三层，一层两户，顶上又加盖了一户。”
“什么情况。”
“三楼西头那家报的，说墙裂了，缝能塞进手指头。”
我把单子拿起来。
上面写着：主卧南墙斜裂缝，宽度约一毫米，贯穿。
“约一毫米。”我念了一遍。
“怎么了。”
“没什么。”
写单子的人心里也没底，才写“约”。
一毫米。
“单师傅。”惠所长又开口，“这栋你什么时候去。”
“明天早上。”
“带上小季。”
“带。”
“让他学着点。”
“学什么。”
“学你怎么跟人说话。”
我把单子塞进包里。
“我说话没什么好学的。”
“您那句话，所里谁不会背。”
“柳树巷那片原来是纺织厂的宿舍。”惠所长又说。
“我进去过几回。”
“厂子九几年就没了。”
“楼还在。”
“楼在，人换了三茬。”
我没接。
我把单子夹进本子，压平。
第二章 卡尺
我的卡尺用了二十六年，刻度磨得发亮。
早上先擦一遍，用软布，从钳口往里擦。
“师傅，您这卡尺该换了。”小季说。
“还能用。”
“所里去年买的那批数显的，一按就出数，不用看刻度。”
“数显的我也用。”
“那您怎么还带这个。”
“这个不费电池。”
小季笑，笑完也不走，站在边上看我擦。
“师傅，回弹仪一年校一回？”
“一回。”
“怎么校。”
“拿标准钢砧打，打三下，取平均，跟证书上的数对。”我说，“对不上就送修。”
“差一个数要紧吗。”
“一个数就是一级。”
小季点点头。
“师傅，问您个事。”
“问。”
“裂缝宽度，您一般量几个点。”
“看缝。”
“看缝是几个点。”
“该量的地方量到就行。”
“哪些是该量的地方。”
我抬头看他。
小季二十六，去年考进来的，学的是土木，手白，指甲修得齐。
“你在学校量过裂缝吗。”
“量过。实验楼，我们做了一组加载。”
“实验室的缝是干净的，一头宽一头窄，尺子一贴就出来。”我说，“真楼上的缝，你贴上去，边上掉渣，缝里有灰。你量哪儿，数都不一样。”
“那怎么办。”
“先看走向。斜的最麻烦，说明地基在沉。竖的多半是砌体收缩。横的在窗台下头，一般是梁挠了。”
“然后呢。”
“然后拿对比卡贴一遍，心里有个数，再用塞尺往里塞，最后上卡尺。”
“三步。”
“三步。”
“那要是三步量的数不一样呢。”
我把卡尺合上，放进盒子里。
“不一样就再量。”
“量到一样？”
“量到能判断就行。”
小季在本子上记。
“记这个干什么。”我说。
“记您的话。”
“记这个没用。你记规程。”
“规程上没有这句。”
“规程上有一句更管用的。”我说，“报告签字，责任终身。”
小季不笑了。
“我签过的报告，一式四份。”我说，“建设方一份，使用方一份，所里备案一份，我自己留一份。”
“您自己还留。”
“留。二十年后出了事，人家翻出来，纸上有我的名字。”
“二十年。”
“房子能站五十年，人的记性只有五年。”
“师傅，四个等级，您给我说说。”
“有倒塌风险，有严重隐患，有一定隐患，未发现隐患。”
“就这四句。”
“就这四句。”
“那中间那两档怎么分。”
“看缝，看墙，看圈梁，看沉。”我说，“看完了，心里得有个数。心里没数，翻规程也翻不出来。”
“规程上不是有表吗。”
“表是给人打底的，不是给人撑腰的。”
小季把笔帽咬在嘴里。
“那您打底打哪儿。”
“打在地上。”我说，“脚踩在楼板上，手摸着墙，那才叫打底。”
“那要是楼板也不稳呢。”
“不稳你就别站上去。”
“那怎么量。”
“趴着量，抓着窗框量。”我说，“我趴过。”
小季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写完自己看了看，划掉了。
“师傅，我听人说，您有句话。”
“哪句。”
“量到能判断就行。多量一毫米，人家的日子就多裂一毫米。”
“我说过。”
“这话怎么讲。”
“一栋楼裂了，量出来一点四，能加固。量出来一点六，就得搬。”我说，“中间就差这么一点。这一点，是七户人家的锅碗瓢盆，是老人下不下得了楼，是孩子转不转学。”
“那您就往小里量。”
“我没往小里量。”
“那……”
“我量到能判断就行。”
小季看着我，没再问。
“师傅，那要是判断错了呢。”
“判断错了，我认。”
“认了就完了？”
“认了不完了，还得改。”我说，“改完了再认。”
“那要是改不了呢。”
“改不了，那就是我这一辈子的账。”
小季没再说话，把本子合上了。
我把卡尺盒扣上，扣得很轻。
所里的档案室在地下一层，两排铁架子，从地上顶到天花板。
最里头那排是八几年的，纸都黄了，一翻掉渣。
我有时候下去翻，翻到自己二十多年前写的字。
字比现在工整。
有一份报告，我写完又改过。
那是十几年前，城北一个粮库的家属楼。
第一遍量完，我写了一点三。
晚上躺下，我想起那道缝的走向，是斜的，从窗角往梁底走。
第二天我又去了一趟，站在凳子上，把梁底量了。
一点五。
我把报告改了一点五，等级改了一级。
住户骂了我半个月。
下午我去了城南。
不是公差，是路过。
那栋楼在菜市场后头，五层，外墙刷过一回米黄，现在掉了大半。
菜市场后头有个卖豆腐的，姓王，认得我。
“单师傅，又来看楼。”
“看看。”
“那楼不是加固了吗。”
“加固了。”
“加固了还看。”
“看惯了。”
我在楼下站住，抬头看三楼。
三楼窗台底下那道缝还在，缝口抹了水泥，抹得不太平。
这栋楼是三年前量的。
我蹲在窗台边上，手够不到梁底，就没往上量。
报告上写的是：缝宽一点三毫米，有一定隐患，建议观察。
后来那栋楼做了加固，粘了钢，外面又抹了一层。
我每次路过都抬头看一眼梁底。
梁底那道缝，我到现在也没量过。
县里塌的那栋楼，我去看过。
不是我们所签的，是邻县一家公司签的。
我到的时候，预制板已经吊走了，剩下的墙像被啃过。
床上那床被子还在，红底子，压着半块砖。
签字的姓周，比我大五岁，第二年就提前退了。
他退的那天请我喝酒，一句话没说，喝到半夜。
我没问他。
我也不用问。
第三章 老万
老万来的时候，我正在柳树巷楼下等钥匙。
他骑一辆二八自行车，车后架上绑着根撬棍。
“你怎么来了。”我说。
“惠所长打的电话。”老万把车支上，“说你要看墙，让我跟着。”
“加固的活你也接。”
“接。有活就接。”
老万六十五，比我大两岁，干了四十年瓦工，后来专门做加固。
他的手背上全是褐斑，指关节粗，指甲盖是平的。
“几楼。”
“三楼西头。”
“先别上去。”老万说，“我在底下转一圈。”
他绕着楼走，走得很慢，一只手贴着墙。
走到东山墙，他停下来，用手掌按了按。
“这儿是砖。”他说。
“你怎么知道。”
“凉。砖凉，砌块温。”
他又走到北面，蹲下，抠了抠墙根。
“这儿返潮，碱出来了。”
“看见了。”
“底下这层是后接的。”老万站起来，拍了拍手，“原来这楼没这么长，东头两间是后来接的。”
“接缝在哪。”
“这儿。”他用手指头点了点，“你看这道竖缝，从上到下一条直，砖茬对不上。”
我凑近看。
缝是直的，两边的砖确实错着。
“后接的跟原来的不一个底。”老万说，“沉得不一样，缝就开了。”
“上去。”
三楼西头的门虚掩着。
我敲了两下。
门开了，一个中年女人，围着围裙。
“鉴定的。”我说。
“进来吧。”她侧身让开，“我爸在里屋，别大声。”
屋里有股味，尿味压着樟脑丸。
水泥地扫得干净，靠墙摆着一张折叠桌，桌上一个搪瓷缸。
老万没进屋，先站在门口看了一圈。
“这墙皮是新刮的。”他说。
“上个月刮的。”女人说，“看着闹心。”
“刮之前什么样。”
“黑的，有道缝，我拿白灰糊过。”
老万走进去，手掌贴在南墙上，从左往右摸。
摸到窗角，他停了。
“这墙是空斗。”他说。
“我看出来了。”
“你看出来的是缝，我看出来的是墙。”老万说，“空斗墙，一斗一卧，中间是空的。这种墙怕横着推，不怕竖着压。”
“圈梁呢。”
“圈梁断了一截。”老万抬手往上一指，“你看这儿，梁底跟墙没咬住，缝是横的。”
我搬凳子站上去。
梁底那道横缝有一指宽，缝里能看见预制板的端头。
“预制板搭在圈梁上，圈梁没连成圈。”老万在底下说，“这楼盖的时候就省了。”
“七九年冬天动工，那会儿钢材紧。”
“紧了就省这个。”老万说，“省的是箍。”
我下来，掏出卡尺。
“你量吧。”老万往后退了一步，“我在这儿看着。”
“你看什么。”
“我看你量哪儿。”
我没理他，把钳口卡进缝里。
第一次量的是窗台上十公分。
“多少。”老万问。
“一点四。”
“你再往上量。”
“我知道往上量。”
我把凳子挪到梁底下，站上去。
第二次。
“一点六。”老万先开口。
“你眼睛这么毒。”
“我干了四十年，一指宽就是一点五上下。”老万说，“你这楼，一点五往上。”
我从凳子上下来。
“你要报危险，这楼就得拆。”老万说，“拆了，七户人上哪儿去。”
“我要报加固呢。”
“加固得有个说法。”
“什么说法。”
“数得站得住。”老万说，“你报危险，人家拆得痛快。你报加固，人家要问，凭什么不拆。”
“凭什么不拆，我写在报告里。”
“报告是给谁看的。”
“给上头。”
“上头看数，不看字。”
“要加固，得先把东头那两间断开。”老万说。
“断开？”
“后接的跟原来的不一个底，你硬箍在一块儿，它还得撕。”老万说，“断开，各箍各的。”
“那两间住着人。”
“住着人也得断。”老万说，“缝里头塞沥青麻丝，外头拿铁皮盖上。”
“住户肯吗。”
“不肯也得干。”老万说，“不干，箍了也白箍。”
“那你去跟住户说。”
“我说。”老万说，“我说他们信，他们不信你们。”
我把卡尺装回盒里，没说话。
老万从兜里摸出烟，抽了一根，没点。
“我八几年在城西加固过一栋。”他说，“比这个糟，墙都鼓出来了。”
“怎么加固的。”
“外加圈梁，一层一道，用穿墙螺栓拉住。”老万说，“干了一个月，住户没搬，白天干活晚上住。”
“后来呢。”
“后来那楼到现在还站着。”老万说，“前年拆的，不是塌的，是修路。”
“那也算拆了。”
“那不一样。”老万把烟塞回兜里，“那是路要过来，不是墙要倒。”
我没说话。
里屋传出一声咳嗽，接着是床板响。
女人进去了一趟，出来的时候手里端着尿盆。
“单师傅，我爸问，能不能住。”
“你跟他说能住。”
“能住你为什么还来量。”
“因为得有人签字。”
女人站着没动。
“签了字，出了事有人担。”我说，“不签，出了事没人担。”
“那这字你担得起吗。”
“担不起也得担。”
“单师傅，这楼到底拆不拆。”女人问。
“我说了不算。”
“那谁说了算。”
“报告上去，街道定。”
“报告上写什么。”
“写我量出来的。”
“你量出来的是拆还是不拆。”
“我量出来的是它现在什么样。”我说，“拆不拆，是另一回事。”
“那要是拆了呢。”
“拆了给你安排房子。”
“安排到哪儿。”
“我不知道。”
她把尿盆搁在门口，没再问。
老万在旁边哼了一声。
出了楼门，他把撬棍往肩上一扛。
“你这人。”他说。
“我怎么。”
“你什么都对，就是不肯多说一句。”
“我说多了没用。”
“你说多了，人家心里有底。”老万说，“你不说，人家就自己猜。猜出来的比你量的吓人。”
我没接。
第四章 惠所
惠所长四十，头发梳得整齐，桌上摆着三个颜色的文件夹。
“坐。”
我坐下。
“柳树巷的单子，你看了。”
“看了。”
“你的意见。”
“加固。”
惠所长把手里的笔放下。
“单师傅，这栋楼是七九年冬天动工的，八零年秋天住人。”
“那会儿我还没来。”
“那时候的规范跟现在不一样。”
“不一样。”
“空斗墙，预制板，没构造柱，圈梁还不连续。”惠所长说，“按现在的标准，它哪一条都够不上。”
“够不上不等于要拆。”
“够不上就得处理。”
“处理不等于拆。”
惠所长笑了一下，笑得不太好看。
“您这话，我听了三年。”
“我说了三十年。”
“三十年里，塌了几栋。”
我把手里的本子放下。
“惠所，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他说，“我是说，咱们这行，最怕的不是拆错，是不拆。”
“拆错了呢。”
“拆错了，人家骂两句，房子还在。”
“不拆，塌了，人没了。”
“人没了，纸上有你的名字。”
“纸上有我的名字，我不怕。”
“我怕。”惠所长说，“您返聘还有两年，我还有二十年。”
“惠所，规范我比你熟。”
“我知道您熟。”他说，“您熟到知道哪一条能松，哪一条不能松。”
“规范里没有一条是让人住危房的。”
“也没有一条是让人随便搬家的。”他说，“所以我才问您，您凭什么说加固。”
“凭老万的手，凭我量的数。”
“老万是施工队的。”惠所长说，“施工队说能加固，是因为加固有活儿干。”
“你这话伤人。”
“我知道伤人。”他说，“可我得说。”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
“上个月市里通报的，邻市一栋楼，鉴定写的是观察，住了半年，塌了一角。”
“死人了？”
“没有。塌的是阳台。”
“那栋楼多大年纪。”
“四十一年。”
“我们这栋四十六。”
“所以我更不敢松。”
“街道那边催了。”他又说。
“催什么。”
“催报告。”他说，“他们怕拖。”
“怕拖出什么事。”
“怕拖出人命，也怕拖出上访。”
“那一样吗。”
“在他们那儿一样。”
“您知道这栋楼一年报几回吗。”他问。
“几回。”
“三回。春天一回，雨季一回，冬天供暖又一回。”
“报的人不一样。”
“报的人不一样，接的人都是我。”
“那你一年接二十一回。”
“二十一回，回回都得签。”
“签烦了吧。”
“签怕了。”
他把那张通报折起来，塞回抽屉。
门被推开，一个女的进来，四十来岁，头发用皮筋随便一扎。
“谁是管事的。”
“我是。”惠所长站起来。
“我是柳树巷二楼的。你们要拆我们楼？”
“还没定。”
“我听人说了，你们所里有人说这楼得拆。”
“谁说的。”
她把手指头指向我。
“他。”
惠所长看了我一眼。
“这是初步意见，还没定。”
“初步意见就不是意见了？”她走到我桌子跟前，“单师傅，我认得你。去年你给我们院看过，你说能住。”
“去年是去年。”
“去年能住，今年就不能住了。”
“去年我量的是你家那面墙，今年这栋楼报了新的。”
“新的什么新的，就是那几道缝，我住了二十年了。”
“你住二十年没塌，不代表它不裂。”
“那你倒是说，它什么时候塌。”
我没答。
“你说不出来。”她说，“你说不出来就让我们搬。搬哪儿？你给找房？”
“我跟你说，我这房子是我男人拿命换的。”她的声音开始抖，“他在厂里砸断了腿，厂里给的这套房。你要拆，你给我们安排哪儿。”
“拆不拆不是我说了算。”
“那是谁说了算。”
“报告是我写，定是上头定。”
“那你写什么。”
“我写我量出来的。”
“你量出来的是什么。”
“我还没量完。”
她愣了一下，嗓门更高了。
“没量完你就在这儿说拆！”
“我没说拆。”
“你说了加固，加固不就是不拆，不拆不就是拖着，拖着我们住着危房！”
她说完，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又回头。
“我男人在的时候，腿不好，上下楼都是我背。你给我们找个一楼的房子，我马上搬。”
门在她身后关上了。
办公室里静了一会儿。
“她男人是厂里的劳模。”惠所长说，“前年走的，心梗。”
走廊里还站着一个人，五十来岁，穿一件洗白的蓝褂子。
他等那女的走了才进来。
“单师傅。”
“你是。”
“我一楼的，姓郭。”
“你说。”
“您能不能给我写个危险。”
我看着他。
“我儿子要结婚，女方要楼房。”他说，“这楼要是危险了，街道能给安排个公租房，我就能腾出来。”
“你住着怎么样。”
“住着挺好。”
“那你让我写危险。”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搓手，“我是说，反正早晚要拆。”
“早晚要拆，跟现在就危险，是两码事。”
“对你们是一码事，对我是两码事。”
“我写不了。”
“您就抬抬手。”
“我抬手，七户人都得搬。”
“搬了给房啊。”
“给不给房，不是我说了算。”
他站了一会儿，把帽子摘下来，又戴上。
“单师傅，我不为难您。”他说，“我就是问问。”
他走了以后，小季从角落里站起来。
“你听见了。”我说。
“听见了。”
“你记住那个要危险的，也记住那个不要危险的。”
“为什么。”
“因为两个人说的都是真话。”
小季没再问。惠所长把一份表格推过来。
“下周三之前，报告得出来。”
“周三就周三。”
“按规范写。”
“按规范写。”
“单师傅。”他叫住我，“您别怪我说话难听。这楼要是加固，出了事，签字的是您。这楼要是拆了，出了事，签字的是我。”
“拆了还能出什么事。”
“拆迁出的还少吗。”他说，“可那不是我这张纸的事。”
第五章 淑兰
淑兰回来的时候，电视里正播天气预报。
她把包往沙发上一放，坐下，没说话。
“吃饭没。”
“吃了。”
“吃的什么。”
“楼下那家面。”
“你天天吃面。”
“省事。”
她在社区做调解，干了十几年。
楼上漏水，楼下堵门；婆婆骂媳妇，媳妇砸碗；两家为一棵树的枝子吵到派出所。
一天下来，她回家一句话不想说。
我给她倒了杯水。
“今天几起。”
“三起。”
“都完了？”
“一起完了，两起没完。”
“哪两起。”
“一起是狗在楼道里拉屎。”她说，“一起是儿子要送老子去养老院。”
我端着杯子的手停了一下。
“哪家的。”
“柳树巷的。”
“柳树巷哪家。”
“三楼西头，姓崔。老头瘫在床上三年了，儿子在外地跑车，一个月回来一趟。”
“儿子要送养老院。”
“儿子想送，老头不去。”淑兰说，“今天在居委会坐了一下午，老头抓着椅子扶手不撒手，说死也死在这屋里。”
“后来呢。”
“后来我把儿子叫到外头说了两句。”
“你怎么说的。”
“我说你爸不是不让你送，他是怕你送了就不接了。”
“他怎么说。”
“他哭了。”
“今天那个老头，后来怎么回去的。”我问。
“他儿媳推回去的。”淑兰说，“轮椅在居委会门口那个台阶推不上去，四个人抬的。”
“老头说什么。”
“一句话没说，手一直抓着扶手。”
“他儿媳呢。”
“他儿媳说，爸，咱回家。”
“他松手了吗。”
“松了。”
门响了，单宇进来，手里提着一袋桃子。
“爸。”
“嗯。”
“妈，桃子洗了。”
“放着吧。”
“妈，你那个调解，一个月多少钱。”单宇问。
“八百。”
“八百块钱，你天天让人骂。”
“没人骂我。”
“没人骂你，你回来脸那么长。”
“我是累。”
“累就别干了。”
“不干我在家干什么。”淑兰说，“在家看你爸的脸色。”
单宇笑了一声，笑完不笑了。
淑兰起身去厨房端汤。
单宇在设计院，画图，画了八年。
“柳树巷那栋，是不是你们所在弄。”他坐下来说。
“你怎么知道。”
“我们院接了那边的活。”
“什么活。”
“还没定。”单宇说，“要是拆，我们做方案；要是加固，我们也做。”
“你们院愿意做哪个。”
“拆。”单宇说得很干脆。
“为什么。”
“加固不挣钱。”
“就为这个。”
“不光这个。”单宇把桃子往我这边推了推，“爸，我给你算笔账。”
“你算。”
“一栋五层楼，加固一平米八百到一千，住户还得搬出去，工期三个月。”单宇说，“拆了重建，一平米三千，但是能加两层，能卖。”
“住户呢。”
“住户回迁。”
“回迁几年。”
“三年。”
“三年里老人住哪儿。”
单宇没说话。
“你算账的时候，把老人算进去了吗。”
“爸，我算的是结构。”
“结构里有人。”
“结构里没有人，结构里只有荷载。”单宇说，“人是你加上去的。”
“人是我加上去的。”我把筷子放下，“那你画的楼是给谁住的。”
“给活人住。”
“活人里头没有老人。”
单宇把桃子拿起来，又放下。
“爸，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那楼真的到年限了。”他说，“修修补补，撑十年，十年以后还得拆。到时候钱花了两遍，人还是得搬。”
“撑十年，那七户人就多住十年。”
“多住十年，房子更破。”
“那也比现在搬强。”
“强在哪儿。”
“强在崔老头不用去养老院。”
“爸，我们院那栋办公楼，也是你们所鉴定的。”
“哪年。”
“前年。写的是有一定隐患。”
“那栋我知道。”
“所里让我们搬了。”
“搬了？”
“租了半层写字楼。”单宇说，“一年一百多万。”
“那栋楼现在干什么。”
“空着。”他说，“锁着，等拆。”
“空几年了。”
“两年。”
“两年空着，一年一百多万。”
“对。”
“那你们算的什么账。”
单宇没答。
单宇看了我一眼。
“妈，你听听。”
“我听着呢。”淑兰说，“吃饭。”
单宇把碗往前推了推，没动筷子。
“妈，我说的是结构。”
“结构。”淑兰说，“你爸听了三十六年结构，回家还得听。”
饭桌上没人说话。
电视里换了个节目，唱戏的，锣鼓敲得响。
淑兰把碗收了，进了厨房。
单宇坐在沙发上刷手机，刷了一会儿，抬头。
“爸，你们所里那个惠所长，是不是主张拆。”
“是。”
“那你跟他顶什么。”
“我不是跟他顶。”
“那你是什么。”
“我是把我量的数报上去。”
“报上去就完了，定不定是人家的事。”
“对。”
“那你操什么心。”
我没答。
夜里淑兰翻了个身。
“你今天又让人骂了。”
“谁说的。”
“你回来脸就那样。”
“二楼那个女的，说我拖着不拆，害她住危房。”
“她男人在的时候腿不好，家里就那一套房。”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跟她顶。”
“我没顶。”
“你顶了。”淑兰说，“你顶人的时候不提高嗓门，你就那么看着人家，人家更来气。”
我翻过去，脸朝墙。
“那个崔老头。”我说。
“怎么了。”
“他住的那面墙，裂了。”
淑兰没说话。
过了会儿她说：“你要是签了危险，他得搬。”
“我知道。”
“他搬不了。”
“我知道。”
“那你还签。”
“我量出来是多少，我就签多少。”
淑兰把被子往上拉了拉。
“你这话，我听了三十年了。”
“哪句。”
“就这句。”她说，“你每回都这么说。”
“你返聘到什么时候。”她又问。
“后年。”
“后年完了呢。”
“完了就完了。”
“完了你干什么。”
“在家待着。”
“你在家待着，我一天跟你说不上三句话。”她说，“你在外头跑，回来还有话。”
“那我接着跑。”
“你跑不动了呢。”
“跑不动了就不跑了。”
“跑不动了，谁还找你签字。”
我没答。
窗外有车过去，灯光在墙上扫了一下，没了。
第六章 一毫米
我第二次去柳树巷，是早上七点。
楼道里没人，只有一股煤球味。
崔家的门虚掩着，我敲了两下。
“进来。”
是那个中年女人，崔家的儿媳，姓刘。
“单师傅。”
“我来量墙。”
“量吧。”她把里屋门推开一条缝，“我爸醒着呢，你别嫌味儿。”
里屋一张单人床，床上躺着个老头，瘦，脸朝里。
“崔师傅。”我说。
他哼了一声。
小季跟在我后头，抱着本子。
“师傅，从哪儿开始。”
“从下往上。”
我把对比卡贴在窗台下十公分，一格一格挪。
“一点五那格盖得住吗。”小季问。
“盖不住。”
“那就是一点四。”
“你别急着写数。”我把塞尺抽出来。
塞尺是一叠薄钢片，从零点零三到一点零，一片一片往外掰。
我挑了三片，叠起来，往缝里塞。
“一点四。”我说。
“记下了。”
“记上位置：窗台下十公分。”
“好。”
我搬了张凳子，站上去。
梁底那道缝比窗台宽，缝口挂着一点水泥渣，我拿指甲抠掉。
塞尺塞到一点六。
“一点六。”小季说，“师傅，这两个数差两毫米。”
“差零点二。”
“那按哪个报。”
“按大的报。”
“为什么。”
“裂缝取最宽处。”我说，“水往低处流，缝往宽处开。”
“那要是最宽处在梁里头，够不着呢。”
“够不着就照着看得见的地方报，图上注明。”
“那中间呢。”
“中间也量。”
我从凳子上下来，站在缝的中间，又塞了一遍。
一点五。
三个数。
我把三个数都写在图上，标了位置。
小季把本子递过来，我看了一眼。
“三个数，一条缝。”他说，“这缝是从下往上越来越宽。”
“对。”
“说明什么。”
“说明底下在沉，上面被拉住。”
我从包里拿出吊线锤。
一根线，一个铜锤，吊在门框边上。
锤尖对着地上画的一道铅笔线。
“偏了多少。”小季蹲下去看。
“两公分。”
“两公分，三层楼，不算多。”
“不算多。”我说，“你去把门推开，别扶着。”
小季推开门，松手。
门慢慢地自己往回走，走到一半停住。
“看见没有。”
“看见了。”
“门自己开，是门框变形。墙在动。”
“动多少。”
“一年一两毫米。”我说，“不多，可是它一直在动。”
我把钢筋扫描仪拿出来，贴着梁底扫。
仪器嘀嘀响，屏幕上出来一排点。
“钢筋间距多少。”小季问。
“二十多公分。”
“规范是十五。”
“这是七九年的活儿。”
“保护层呢。”
“薄。”我说，“你听。”
我换回弹仪，往梁上打了两下。
“嘣。”
“嘣。”
表上的针跳到一个数，停住。
“多少。”
“十几。”我说，“不到二十。”
小季在本子上写，写完抬头。
“师傅，这个数报上去，就是危险了。”
“报上去是什么，是它本来是什么。”
床上那个老头翻了个身，脸朝外。
他嘴有点歪，说话含混。
“你……是来看房的？”
“看墙。”我说。
“墙……裂了？”
“裂了。”
“裂了……要紧不。”
我站在床边。
“要紧。”
“要紧……”他重复了一遍，“要紧是……要搬？”
“要是签了危险，就得搬。”
“我不搬。”
“大爷，这话您跟儿子说。”
“我不跟他说。”他说，“他一年回来一趟，回来就让我搬。”
“他是为您好。”
“为我好，就让我死在这儿。”
我没接话。
小季在旁边站着，笔停在纸上。
“你写你的。”我说。
出了里屋，刘姐在厨房刷碗。
“单师傅，我爸这屋，能不能不搬。”
“搬不搬不是我定。”
“那你定什么。”
“我定这墙现在什么状态。”
“什么状态。”
“危险。”
她手里的碗停了。
“那我爸……”
“搬出去三个月，加固完能回来。”
“三个月。”她说，“三个月他回来，这屋还是这屋吗。”
“加固不改格局。”
“那他这三个月住哪儿。”
“养老院。”
“他不去。”
“那你们商量。”
她把碗放进水池，水开着，没关。
“单师傅，我跟你说句实话。”她说，“我不是不想让他去，我是没钱。我男人一个月挣的，一半给他买药，一半给孩子上学。养老院一个月两千八，我们掏不出来。”
“我知道了。”
“你知道有什么用。”
“没用。”我说，“我就是知道了。”
我掏出手机，让小季拨了个号，递给我。
“喂，崔勇吗。我是房屋安全鉴定所的。”
“哎哎，您说。”
“你爸这面墙，裂得比较厉害。”
“多厉害。”
“最宽一点六毫米。”
“一点六毫米是多少。”
“大概一张纸的厚度。”
“一张纸？”他那边有喇叭声，“一张纸的缝，房子就要塌？”
“不是要塌。”我说，“是这面墙不承重了，得靠外头箍住。”
“那您给写个能住，我回去加固。”
“加固要住户搬出去。”
“搬多久。”
“三个月。”
那边没声了。
“崔勇。”
“我在。”他说，“单师傅，我这边一趟活儿跑下来，一个月八千。我要是回去三个月，我这车就白跑了。”
“这我懂。”
“我不是不管我爸。”他说，“我每个月给他打钱，我请了人看着。”
“我知道。”
“您能不能……”他停了一下，“您能不能写个观察。”
“写不了。”
“为什么写不了。”
“因为我量出来是一点六。”
电话那头有人喊他，他应了一声。
“单师傅，我下个月回去一趟。”
“回来再说。”
我挂了电话，在楼道里站着。
楼道的窗户玻璃碎了一块，用纸糊着。
纸被风吹得一起一伏。
报告是在所里写的。
一式四份。
等级那一栏，我写：有倒塌风险。
写完，我在最后加了一行：
建议加固后继续使用。
下午惠所长把我叫过去。
“最后那行，删了。”
“不删。”
“单师傅，等级是危险，建议是继续使用，这两句放一块儿，人家怎么执行。”
“怎么执行是他们的事。”
“出了事呢。”
“出了事，纸上有我的名字。”
“您这句话我听腻了。”
“我也写腻了。”
惠所长把报告拿起来，翻到最后一页。
“您为什么非得写这一行。”
我想了想。
“因为这楼能加固。”
“能加固不代表该住人。”
“该不该住人，不是我一个人定的。”我说，“我定的是它现在什么状态。加固以后什么状态，得看加固。”
“那您就别写。”
“我写了。”
“您这是给自己留后路。”
我看着他。
“我要是想留后路，我就写一点四。”
惠所长愣了一下，把报告放下。
“这行我给您留着。”他说，“出了事，您自己认。”
“我认。”
我把四份报告摞齐，装进牛皮纸信封。
封口的时候，胶水涂多了，溢出来一点。
我用手指抹掉，抹在裤子上。
第七章 脚手架
崔老头是九月里搬走的。
那天我正好路过，楼下停着一辆面包车，后门开着。
崔勇从楼上下来，后面跟着两个抬担架的。
担架在二楼拐角拐不过弯，横过来，又竖过去。
“慢点慢点。”崔勇说。
老头躺在担架上，身上盖着一床薄被。
他眼睛睁着，看着楼道顶上的灯泡。
“单师傅。”崔勇看见我。
“回来了。”
“请了半个月假。”
“送哪儿。”
“城东的养老院。”他说，“一个月两千八，四人间。”
“你爸愿意？”
“他不愿意。”崔勇说，“我跟他说，住三个月，开春接回来。”
“他信了？”
崔勇没答。
担架抬到楼门口，老头伸手抓住门框。
“我不去。”
“爸。”
“我不去。”他说，声音不大，手抓得很紧。
崔勇蹲下去，把他的手一根一根掰开。
掰到第三根，老头的手松了。
担架抬上车，崔勇把被子掖了掖。
“单师傅，那楼什么时候动工。”
“下个月。”
“动工了我回来看着。”
“你回来看着，活儿也还是那些活儿。”
“我知道。”他说，“我就是想看着。”
车开走了。
我在楼门口站着，看见门框上留下五个手指印。
崔勇给我打过一回电话。
“单师傅，我爸问，那楼修好了没有。”
“还没动工。”
“他问什么时候能回去住。”
“加固完了就能。”
“加固完了是什么时候。”
“开春。”
“那我就跟他说开春。”
“你跟他说开春。”
“他信这个。”崔勇说，“他现在天天问，问得我都不敢接电话。”
“那你就接。”
“接了说什么。”
“说开春。”
脚手架是十月里搭起来的。
惠所长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上头批了，加固。”
“批了就好。”
“您那行建议，街道看了，专门开了个会。”
“开什么会。”
“讨论要不要按您说的办。”他说，“最后按您说的办了。”
“那你还生什么气。”
“我没生气。”他说，“我是后怕。”
我从菜市场出来，绕到柳树巷。
楼四面都搭了架子，绿网子罩着，风一吹，鼓起来又落下去。
二楼那个女的提着菜回来，看见我，停了一下。
“单师傅。”
“回来了。”
“回来拿东西。”她说，“这三个月我住我姐家。”
“住得惯吗。”
“住不惯。”
她把菜换了只手。
“我男人的遗像，是我抱着搬的。”
“嗯。”
“我怕磕了。”
“磕不了。”
“你怎么知道磕不了。”
“我搬过。”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上楼了。
老万在二层架子上，蹲着，手里一把锤子。
“单师傅！”
我抬头。
“上来看看。”
“不上了。”
老万从架子上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圈梁箍上了，一道，整圈。”他说。
“外加的还是现浇的。”
“外加的，贴着墙浇，穿墙螺栓拉住。”老万说，“一层一道，三道箍完，这楼就散不了。”
“粘钢呢。”
“窗角粘了。”老万说，“碳纤维布也贴了两道。”
“钱够吗。”
“街道补了一半，住户凑了一半。”老万说，“一户摊了三千多。”
“有不愿摊的吗。”
“有。二楼那个女的，头一个不摊。”
“后来呢。”
“后来她摊了。”老万说，“她说不摊，她男人在地下也骂她。”
“她男人走了几年了。”
“两年。”老万说，“走的时候，那屋的墙还没裂。”
老万说完，抬头看了看架子。
“崔家摊了吗。”
“摊了。”老万说，“他儿子打的款，多打了五百，让我把他那屋的窗换了。”
“木框糟了。”
“糟了，一推就晃。”老万说，“换的塑钢。”
“他自己不知道。”
“知道什么，人在养老院。”
“崔家那屋，你进去过没有。”我问。
“进去过。”老万说，“尿味大。”
“窗换了，味能小点。”
“换窗不管味。”老万说，“味是从床上来的。”
“那你还换。”
“换了，他回来能看见新窗。”
“七户，搬回来六户。”他说。
“哪户没回来。”
“崔家。”老万说，“老头在养老院住惯了，儿子说开春再说。”
“嗯。”
“你说这人。”老万说，“在家的时候闹着不去，去了倒住惯了。”
“住惯了有住惯了的好处。”
“什么好处。”
“有人给端饭。”
老万笑了一声。
“你这话说得。”
“我说的是实话。”
“实话不好听。”
“实话本来就不中听。”
我从兜里摸出烟，递给他一根。
他接了，我也点了一根。
两个人站在楼下抽。
架子上有电钻响，一阵一阵。
“单师傅。”老万吐了口烟，“我问你个事。”
“问。”
“那天你量，第一遍是一点四吧。”
“是。”
“你要是就量那一遍，写个一点四，这楼就加固，人也就不用搬。”
“对。”
“那你为什么往上量。”
我把烟在鞋底上按灭。
“因为缝在那儿。”
“缝在那儿，你不量它也在那儿。”
“我不量，我就不知道它多宽。”
“你不知道，你就能睡好觉。”
“我睡得着。”我说，“我量完了更睡得着。”
老万看了我一眼，没再说。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了碾。
“你这个人，一辈子就活在那一个数上。”
“哪个数。”
老万没答，把烟盒塞回兜里。
架子上有人喊他，他应了一声，抓着立杆往上爬。
爬到一半，他回过头。
“单师傅，晚上喝点？”
“不喝了。”
“那干什么去。”
“你嫂子做了面。”
“面有什么好吃的。”
“热。”
我往回走。
走到巷口，我回头看了一眼。
架子上还在敲，笃笃。
绿网子被风掀起来一角，露出里面新抹的墙，灰的，还没干透。
我从兜里摸出卡尺，捏在手里。
钳口有点涩，我推了两下，推顺了。
我又把它塞回兜里。
我把安全帽戴上，往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