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阿姨把两张纸推过来，一张正面朝上，一张背面朝上。
“先看正面。”她说。
我看了。
第一行不是他的名字，是他爸的名字。
秦德海。
第二行是他爸的单位。市纺织机械厂，后面用括号注了三个字，已改制。
第三行是他爸的退休金。四千八。
第四行是房子。望江里七号楼，四零二，有电梯。
四行，都是宋体，印得端端正正。中间还夹着一行小字，比这四行都小：以上四项为定价依据，请如实填写。
我把纸翻过来。
背面才是他。
秦望。三十三。一米七六。本科。未婚。开一家旧书店。月收入那一栏写的是“不稳定”，三个字，手写，笔画很轻，像怕压坏纸。
我看了很久。
不是看条件。
是看那个望字。望江里，秦望。
一个字，从地名里抠下来的。
“怎么样？”吴阿姨问。
“他为什么不把名字写在正面？”
“正面没地方了。”
“挤出四行给父亲，挤不出一行给本人。”
“哎。”她把纸抽回去，抹平边角，“你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冲？”
我没说话。
她把那张纸收进一个透明文件袋，拉链拉上，袋口贴了标签，写着男方编号。
我这三年见过的文件袋，比见过的相亲对象多。
临走我从包里摸出另一样东西，是上周她给我的，我一直没打开。我的那张卡，复印件。
我在楼下的电动车上坐了一会儿，才把它翻过来。
背面右下角有一行红字，印得比芝麻还小。
信息不全，暂缓。
“看人先看根。”吴阿姨说，“苗歪不歪，看书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她把暖瓶提起来，往我杯子里倒水。水倒得太满，溢出来一点，她拿袖子擦了。
“他爸是厂里的技术员，八级工，后来厂子改制，买断，退休金四千八。这个数在他们那批人里算中上。”
“嗯。”
“他妈是厂里的会计，走得早。他一个人过到三十三岁，没成过家。”
“嗯。”
“你自己记一下，见人的时候好开口。”
她说的是那四项。父亲姓名，单位，退休金，房子。
“介绍人不用背这几项。”我说，“纸上都印着，不用背到我脑子里。”
“纸是纸。人家问你，你得答得上。你答不上，人家觉得你不上心。”
“我这个岁数，是不是晚了。”
“二十八往上，就算晚。”她说，“晚不晚，不是看岁数。是看人家问什么。二十三四的，人家问你做什么工作。二十八往上，人家不问这个。”
“问什么？”
“问你为什么还没成。”
“那怎么答。”
“聪明点的说，一直没遇到合适的。”她说，“实在点的说，忙。最怕说家里。”
“为什么？”
“你说家里，人家就想，家里有什么？”她把暖瓶放正，“你家里那点事，我一句没往外说过。可你自己要是说了，我拦不住。”
“我从来不说。”
“我知道。”她说，“你这三年，一次没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还愿意给你报。”
她坐下来，把椅子往桌子这边挪了挪。
“小许，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你这个条件，不难找。工作稳，人清爽，也不挑别人。难的是那一栏。”
“那一栏我自己填不了。”
“我知道。”她说，“所以我一直在等一个不看那一栏的人。”
我把那四项在心里过了一遍。
秦德海，纺织机械厂，四千八，望江里七号楼四零二。
一遍就记住了。
我的记性好，是练出来的。窗口一天要审四十份材料，父子关系、配偶关系、继承顺序，看得多了，一串名字在脑子里过，会自动排成表。
“你呢？”她忽然问，“你爸那栏，你怎么填的？”
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水太烫。
“就按规矩填。”我说。
“按规矩填是好。”她点点头，把暖瓶放回去，“就怕有人不肯填。三年了，我手上压着好几张，谁都不肯填那一栏。”
我看着她。
她没看我。低头在文件袋上写日期，写完又描了一遍。
那天下午三点，我在望江里那家老面馆见到了他。
不是饭点，店里只有两桌人。他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摆着一碗面，没动。
桌上放着一支笔。
黑色的，很旧，笔帽上有一道划痕，横着，像被什么压过。
“许澄。”我说。
“秦望。”
他没站起来，也没伸手。他把我那份资料推回给我，然后伸手，把桌上那两张纸拿过去。
那是他的卡。吴阿姨也给了他一份我的。
他把自己的卡翻到背面，看了一眼，又翻回正面。
“这上面没有你的名字。”他说。
“有。在背面。”
“背面不算。”
我没懂。
他把我的卡翻到背面，推到我面前。
“你叫什么？”
“我刚刚说了。”
“纸上没有。”
我看着他。
他也没有让开的意思。
“许澄。”我说，“澄是澄澈的澄。”
“哪个澄？”
“左边三点水，右边一个登。”
他从桌上拿起那支笔，拔开笔帽，在我的卡背面，名字那一栏的空白处，写了一遍。
写完，他念了一遍。
“许澄。”
“嗯。”
“好。”
他把笔帽扣回去，放在桌上，还是那个位置，横着。
“你父亲那栏，为什么空着？”
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突兀。面还没上。
他没马上答。他把卡翻到正面，推给我。
父亲姓名那一行，是划掉的。
不是空着。是划掉。
一道横线，从左划到右，来回两遍，笔尖把纸划破了，破口在光里透出一条白线。
第二行，单位，也划掉了。
第三行，退休金，划掉了。
第四行，房子，他没划，写的是“本人名下，贷款未清”。
“我没有。”他说。
“没有什么？”
“没有能填的。”
“是没有，还是不肯写？”
“都有。”
他把筷子摆正，一横一竖，跟桌沿平行。
“我妈走的时候我十二岁。我爸那年从厂里借了一笔钱，说是给我妈看病。钱没花完，人走了。他第二年也走了，走之前把厂里的账还了，房子退了，什么都没留。”
他看着窗外。
“所以那三行我划掉。不是没有过，是有过，后来没了。”
我把卡拿回来，摸了一下那道划痕。
纸背面有一点毛。
“划掉也算填。”他说，“空白才算没填。”
我当时没听懂这句话。
我把卡对折，放进包里，问他面要不要加个蛋。
他说加。
那顿面他吃得很慢，一根一根吃。我吃完的时候，他碗里还剩小半碗。
我妈在阳台上剥毛豆。
她剥毛豆快得离谱，两个指头一挤，豆子跳进盆里，壳扔进另一个袋。一分钟能剥小半盆。
“妈。”
“嗯。”
“我爸叫什么？”
她的手停在半空。
停了半秒，接着剥。
“问这个干什么？”
“我想知道。”
“知道干什么？”
“填表。”
她把一个豆荚掰开，豆子挤出来，落进盆里，弹了一下。
“表上那栏，你写没有？”她说。
“空着。”
“那就空着。”
她端起盆，往厨房走。
“妈。”
“豆子要焯水。”她说，“你吃不吃？”
“吃。”
厨房里响起水声，哗的一下。
我站在阳台上，看见盆底还剩几颗豆子，滚到边上，卡在缝里。
那天晚上，我把那张卡拿出来，摊在桌上。
正面四行，父亲姓名那一行是空的。单位空的。退休金空的。房子写着我妈那套老公房，五楼，没电梯。
背面是我的名字，秦望写的那一遍。
字不好看。横是横，竖是竖，但每一笔都太用力，最后那个“澄”的三点水，三点连成了一条线。
我看了很久，把卡放回包里。
第二天上班，第一份材料就是一份继承。
儿子来办他父亲的房子，缺一张父子关系证明。
我把材料翻了两遍。
户口本上，他和他父亲不在一个本上。他父母的结婚证没有。他出生那年的出生医学证明，他说找不到了。
“这张证明，得补。”我说。
“我爸就是我爸。”他说，“我们一个姓，一个户口本。”
“一个姓不能证明。”
“那要怎么证明？”
“派出所，或者原单位，或者档案馆。有一样就行。”
他把材料收起来，站在窗口前没走。
“同志。”他说，“我爸昨天火化的。”
我把印章拿起来，在退回单上盖了一下。
信息不全，退回。
盖章之前，我把那张纸的角抚平了。
抚平的时候，我的手停了一下。
“你那张卡，问题不在你。”
吴阿姨在电话里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正在食堂打饭。
“什么意思？”
“你今天下班过来一趟。”她说，“带上身份证，别的不带。”
“你要给我介绍谁？”
“不是介绍。”她说，“是你那张卡。”
食堂里很吵，铁盘子碰铁盘子。我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
“我那卡怎么了？”
“你来就知道了。”
她挂了。
我端着盘子坐下，一口没吃。
三年前我在她那儿填过一张表。填完她说，回去等。我等了一个月，没消息。我打电话去问，她说再等等，还没信儿。后来我就不问了。
我以为是我条件不好。
二十九岁，事业单位编外，母亲退休，父亲那一栏空着，房子五楼没电梯。
这些条件摆出来，确实不好。
但现在她说，问题不在我。
那天下午，我跟组长请了半个小时的假。
金桂婚介所在菜市场二楼，楼梯口堆着泡沫箱，一股鱼腥味。门是玻璃的，贴着一张红纸，写着“金桂婚介，诚信为本”，纸角翘起来了。
吴阿姨坐在里面，桌上摆着一个铁皮盒子，盒子上有一把小锁。
她把盒子打开，从里面抽出一张卡。
塑封的。
“你自己看。”
我接过来。
正面四行。
父亲姓名，空着。
单位，空着。
退休金，空着。
房子，望江里那边的老公房，五楼。
四行，三个空。
背面是我的名字，我的年龄，我的工作单位，我的学历。
我念了一遍自己的工作单位。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三年。”吴阿姨说，“你这张卡，我往上报了六次，六次退回来。”
“为什么？”
她把卡翻过来，指着右下角。
那行红字。
信息不全，暂缓。
“这里。”她说，“每一张退回来的卡，都盖这个。”
我看着那行红字。
我三年里盖过多少次“信息不全，退回”，记不清了。窗口一天四十份，总有七八份要退。退的时候我要跟人解释，缺什么，去哪里补，补完再来。
我解释得很有耐心。我知道那句话落在人身上是什么感觉。
现在它落在我身上。
“我不明白。”我说，“缺什么，我补。”
吴阿姨没接话。她把桌上的卡一张一张摞齐，摞了三遍。
“小许。”她说，“你缺的这样东西，补不了。”
“什么东西。”
“父亲。”
她把那张塑封的卡推到桌子中间，正面朝上。
“这表不是我们印的。区里前年统一发的，全城一个版。最早表上只有一行，填父亲在哪个单位上班。后来加退休金，再后来加房产。加一次，退回来的卡就多一批。”
“加这些干什么？”
“男方家要看。”
“看这个干什么？”
“看根。”她说，“这不是我的规矩。我只管收表，上报，等上面回话，别的我管不了。”
我把卡拿起来，正对着灯。
四行字，三个空。
“没有父亲，就定不了价。”她说。
“定不了价，然后呢？”
“然后没人问。”
她把暖瓶往边上挪了挪。
“小许，我跟你说实话。这三年，问过你的人不少。有四个。”她伸出手，四个指头，“四个。一来就问，那个许澄。我把卡递过去，人家翻到正面，看一眼，把卡放下，说再看看。”
“再看看。”
“再看看就是不要了。”她说，“我不怪他们。换我是男方家，我也得问一句，这家什么来路。”
“来路。”
“你别嫌这词难听。”她说，“这词不是我造的。”
我把卡放回桌上。
正面朝下。
“能改吗？”
“改什么？”
“这一栏。我写‘无’。”
吴阿姨笑了一下，笑得很短。
“写过。写‘无’的，系统里算填了，能过。可男方一看这个字，头一句就是，为什么无。”
“那怎么说。”
“我不说。我让他们自己看背面。”
她从铁皮盒子里又抽出几张卡，摊在桌上。
“你看这个。”她指着一张卡的第一行。那一行被钢笔划了，划了三道，纸都透了。“这个人的父亲也没了。他划掉，报上去，过了。”
她又指一张。第一行空白的。
“这个，报了六次，六次退回。”
“划掉的和空白的，差在哪？”
“差的是有没有过。”她说，“划掉的，人家知道你有过。空白的，人家不知道你是没有，还是不肯说。”
我把两张卡并在一起看。
一张划掉，纸破了。
一张空白，干干净净。
“所以划掉算填过。”
“对。”
“空白算没有。”
“对。”
我坐在那把塑料椅子上，想起我窗口那个章。
信息不全，退回。
一天盖七八个。盖的时候不用想，抬手，按下，抬起。
现在它盖在一张写着我名字的纸上。
三年前到上个月，我一共见了七个。
第一个，父亲那一栏写着区里某个局，退休金一万一。
我们在一家火锅店坐了一个小时。他说话的口气很稳，一句一句，像在念材料。他问我，你父母是做什么的。我说我妈退休了。他说，父亲呢。
我说，不在了。
他说，哦，那你妈一个人带你，不容易。
那顿饭他买的单。回家路上他发消息，说家里老人觉得不太合适。
第二个，房子那一栏写着某小区，一百二十八平，后面加了三个字，父母同住。
我看那三个字看了很久。
我不是嫌弃跟老人住。我是想到，钥匙在谁手上。
第三个，父亲那一栏是一个建工集团的项目经理。
他带我去过一次饭局。桌上七八个人，他爸介绍我，说这是某某的女儿。那个某某，是他自己的名字。
我坐在那儿，笑了一晚上。
回去以后我跟他讲，我不是某某的女儿。
他说，你别多想，就是个称呼。
第四个，正面四项填得整整齐齐，一个空都没有。背面本人那一栏，只写了名字和年龄。
我问他，你自己做什么的。
他说，我爸安排。
第五个，我见了两面。人不错，说话有点笨，笨得挺可爱。
第三面他说，我爸说，女方家最好能出个车。
我说，我没有车。
他说，那就算了。
第六个，我没见。我妈先看了卡。她把卡翻过来，又翻回去，看了两遍。
然后问我，他父亲那栏怎么写的。
我说，写着呢，你自己看。
她说，我不看。你说。
我说，某某厂，退休金五千二。
她嗯了一声，把卡放回桌上，说，这个人可以见。
我没见。
那天我第一次发现，我妈也在看那一栏。
第七个，我拒得最难。
他的父亲那一栏，是空的。
那一格空得很彻底，连划一下都没有。
我们见了一面，聊了两个小时，聊得很好。他做装修设计，说话的时候会拿笔在纸上画，画得很快。
回去以后吴阿姨问我怎么样。
我说，不合适。
她问为什么。
我说不出口。
我心里想的是：两个都定不了价的人，凑在一起，也定不了价。
我怕的不是穷。
我怕的是，有一天我得用一个名字，去换一张床。
后来他加了我微信。
我们没有再见面。他偶尔发一张图，是他画的柜子、门、窗，线条很直。我回过两次，都是“好看”。
春节他发了一条：新年好。
我回：新年好。
再往后，就没有了。一个字都没有。
我删过他一次。删完第二天又加回来了。他那边没有提示，微信不提示这个。
我有时候会点开他的朋友圈，翻到底。他一年发三条，都是活儿。
去年冬天他发了一张，是一个厨房，白瓷砖，窗户朝南，窗台上放着一盆蒜。
配了一句话：给一个大姐做的，她说在这做饭能看见太阳。
我把那张图存下来了。
我存了，但我没说话。
星期六早上，我收到一条短信。
“十点。望江里十二号。望记。”
没有称呼，没有落款。
我回了一个字，好。
望江里十二号在巷子最里头，门脸很窄，玻璃门上贴着一行黑字，望记旧书。门框上挂着一块木牌，牌子上刻的也是这三个字，刻得很深，边角磨圆了。
推门进去，一股旧纸味。
没有霉味。是纸放久了，纤维松开的那种味道，我在档案馆的库房里闻过。
店不大，三面墙都是书架，从地堆到顶。书按开本排，大的在下面，小的在上面，一排一排，齐得像用尺子量过。
他站在梯子上，正把一摞书往里塞。
“来了。”
“嗯。”
“随便看。”
他从梯子上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走到柜台后头，把一本书的脊背按平。
按了一下，又按了一下。
“你店里的书，都这么排？”
“按大小。”他说，“按别的排，找起来慢。”
“按作者呢？”
“作者认不全。”
我笑了一下。
他没笑。他从柜台底下拖出一个纸箱，箱子上印着“饲料”，装的却是纸。
“这个给你看。”
箱子里是一摞婚介登记表。
有的塑封着，有的没有。有的边上卷了，有的被水泡过，字迹发开。
“哪来的。”
“收书收来的。”他说，“上个月有个人卖旧书，二十多斤，称完倒出来，里头夹着这些。他说是他妈留下的，让我一起处理。”
“你怎么不处理。”
“翻了翻。”
他把那摞表摊在地上，一张一张摆开。
“你看这个。”
我蹲下去。
第一张，正面四行填得满满的。父亲姓名，单位，退休金，房产，一个空都没有。
翻到背面，本人那一栏，姓名写的是“王秀兰”，年龄五十二。
“五十二还来相亲。”
“不是相亲。”他说，“是她女儿替她填的。”
我翻第二张。
背面最下面，有一行手写的字，字很小，写得很轻：
我不想被定价。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
“这张呢？”
“也是她。”
“哪一个她。”
“王秀兰。”他说，“她女儿替她填了七张。七张背面，都写了这一句。”
我把那七张找出来，一张一张看。
同一个人的字，同一句话，七遍。
最后一张，“价”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拖出了格子。
“她后来呢？”
“不知道。”他说，“卖书的人说，他妈去年冬天走的。”
我把那七张表摞好，放回箱子里。
“这个箱子，能给我吗？”
“拿吧。”
中午他煮了两碗面。店后面有个小厨房，一个电磁炉，一口锅。
面里放了青菜和一个蛋。
“你为什么划掉那三行。”我问。
他把筷子搁下，搁在碗沿上，很轻，没出声。
“上一回说过一句。我妈走那年我十二，第二年我爸也走了。”
“借的那笔钱，后来怎么还的。”
“预支的工资。”他说，“跟厂里预支三年，两千四。那时候两千四，够看半年病。”
“看了多久。”
“四个月。”他说，“钱没花完，人先没了。剩下的，他用报纸包着，压在箱底。”
“第二年他自己病的时候，也没动？”
“没动。”他说，“他跟大夫说，开便宜的药。走之前把包给我叔，让还厂里。”
他看着碗。
外面有人推车过去，车上是空啤酒瓶，一路碰得哗啦响。
“他一分没花。就留了个名字给我。”
“秦德海。”
“嗯。”他说，“我上初中的时候，班主任点名，念到我，说秦望，你爸是秦德海吧。我说是。她说，我知道，你爸以前在纺织机械厂。”
他抬起头。
“我那时候才发现，我走到哪儿，都有人先认识他，再认识我。”
“所以你划掉。”
“我划掉，是不想让那行字替我说话。”他说，“人家一看秦德海，就先替我想好了我是什么人。有的人说，哦，老秦家的孩子，可怜。有的人说，老秦当年那笔账，还清了没有。”
“还清了吗？”
“还清了。”他说，“账还了。可人家记的是那笔账，不是还清。”
他把筷子拿起来，又放下。
“划掉以后，就没人问了。他们问，你爸呢？我说，没有。他们就不问了。”
“那你不难受。”
“难受。”他说，“比被问还难受一点。”
我没说话。
锅里的水开了，顶得锅盖往上跳。他起身去关火，回来坐下。
“轮到你了。”他说。
“我没什么可说的。”
“那你父亲那栏，为什么空着。”
我把碗往前推了推。
“我妈不说。”
“不说，还是不知道。”
我愣了一下。
我活到二十九岁，从来没有人这么问过。所有人问的都是“你爸呢”，我答“不在了”，对方就不问了。
不在了。这三个字我用了十几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真话。
“我不知道。”我说。
“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叫什么。不知道还在不在。”
他看着我。
“我妈只说他叫‘那个人’。”我说，“我小时候问过，她说那个人走了。我上小学填表，父亲那一栏，我问她填什么。她说，空着。我说空着老师要问。她说，你就说没有。”
“你就说没有。”
“我就说没有。”我说，“从小学一年级说到现在。表格上这四个字，我写了二十三年。”
“你姓许。”
“嗯。”
“跟谁姓？”
“我妈说，跟那个人的姓。”
我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抖。
“她说，那个人姓许。她说这话的时候在切菜，头都没抬。我问她，他叫什么。她说，不知道。”
“不知道。”
“她说她只叫过他许师傅。”
店里很安静。外面有人推车过去，铁轮子压在地上，哐当哐当。
“我这一辈子的姓，是那个人留下的。”我说，“就这一个字。别的什么都没有。”
他伸手，把桌上那摞卡的最上面一张拿起来，翻到正面，看了看那三个空。
然后他放回去，摆正。
“我那个箱子里。”他说，“还有半箱子。”
“什么？”
“旧表。”他说，“你要是想找，那里头也许有。”
那天晚上回家，我妈已经睡了。
她的房门关着，门缝里没光。
我把客厅的灯开到最暗，蹲下来，把床底下的樟木箱拖出来。
箱子是我外婆的，铜扣，扣上有一层绿锈。
我知道里面有什么。小时候我翻过，被她打了一下手。
里面是她的东西。几件旧衣服，一个铁盒，一沓用红绳扎着的信。信是她年轻时候的，我偷看过一封，是厂里同事写的，说车间的事，说食堂的菜。
我把衣服挪开，摸到箱底。
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袋。
袋口没封，我抽出来，里面是三样东西。
一张我的出生医学证明。母亲一栏写着李素芬。父亲一栏，空白。
一张黑白照片，边角发黄。照片上是一排人，站在一个车间门口，背后挂着横幅，字看不清。前排五个人，后排七八个。都是二十来岁的样子，穿蓝色工作服。
第三样是一张纸片，巴掌大，从照片上剪下来的。
我把照片翻过来。
背面有字，蓝黑墨水，被水洇过一点：
一九九三，细纱车间。
后面还有字，但是被剪掉了。剪口很齐，从“车间”两个字后面开始，一条直线，切下去。
我把那张纸片拿起来，对着灯。
纸片上的字只剩半边，是一个字的左半边。一个“立”，下面一横。
我在窗口看了九年的字。认得出来，那是“亲”字的左边，也像“童”字的头。
也可能是一个姓氏的左半边。
我把照片和纸片放在一起，比了一下。
剪掉的那一块，正好是站在最边上那个人的位置。
我把照片翻过来，又翻回去。
剪口是新的。
第二天早上，我妈坐在客厅。
桌上摆着那张照片，那张纸片，还有我的出生证明。
三样东西，摆得整整齐齐，边对边。
她没做饭。
我站在门口，鞋都没换。
“你翻我箱子。”
“妈。”
“我问你，你翻我箱子没有。”
“翻了。”
她把照片推过来。
“你看出什么了。”
“看出有人把它剪了。”
她没说话。
“剪口是新的。”我说，“这个月剪的。”
“我剪的。”她说，“我前天剪的。”
“你为什么剪。”
“因为你在问。”她说，“你一开口问，我就知道你要翻。”
我走过去，在她对面坐下。
“妈，我三十岁了。”
“二十九。”
“我二十九。”我说，“我去相亲，人家给我一张表。正面四行，第一行是父亲姓名。我填不了。”
“填不了就空着。”
“空着过不了。”
“过不了就别去。”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不高，但是很快，像早就准备好了。
“妈。”
“你别叫我。”她说，“我把你养这么大，没让你缺过一顿饭。你现在为了填一张表，来翻我的箱子。”
“我不是为了表。”
“那你为了什么？”
我说不出来。
我为了什么？为了一张卡上的一行字？为了一个可能已经死了三十年的人？
我坐在那儿，看着桌上的照片。
一九九三，细纱车间。照片上那些人笑得很好，都二十来岁，都穿着一样的工作服，站在一样的水泥地上。
“他在里面吗？”我问。
“谁。”
“那个人。”
她把照片收起来，压在手下。
“你要找，就去找。”她说，“别翻我的东西。”
她站起来，进了厨房。
这次没有水声。
厨房里一点声音都没有。
区档案馆在三楼，我在二楼上班。
上楼的时候，我跟门口的老张点了下头。他问我干什么去，我说查个东西。他说查什么，我说厂里的档案。
“哪个厂。”
“纺织机械厂。”
“那个厂的档案在四楼，轻工那一批。”他说，“不过九六年以前的，不全。厂子改制的时候丢过一批。”
四楼库房比我们二楼冷。
管理员是个四十来岁的女的，姓陈。我把介绍信递过去，她看了一眼，说你要查什么。
“一九九三年，细纱车间的职工登记。”
“查人？”
“查一个人。”
她进去了二十分钟，推出来一辆车，车上摞着六个牛皮纸档案盒，盒子上贴着标签，标签都黄了。
“九三年的不全，只有两本名册，还有一本考勤。”
我坐下，把第一本翻开。
纸很脆，翻的时候要从中间托着。
第一页是封面，钢笔字：《南城纺织机械厂细纱车间职工花名册》，一九九三年三月。
第二页开始，一人一行。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参加工作时间，工种，文化程度，婚姻状况，配偶姓名，家庭住址。
我一行一行往下看。
一百三十七个人。看了一半，眼睛开始花。
我停下来，从头再看一遍。
第三十七行。
李素芬。女。一九七一年九月。一九八八年进厂。挡车工。初中。未婚。配偶姓名，无。
我盯着“未婚”这两个字看了很久。
一九九三年，她二十二岁。未婚。
一九九七年，她生了我。
我把名册往前翻，翻到封面，又翻回来。
配偶姓名那一栏，是印刷的空格，空格里填了一个字：无。
那一格没空。写了一个“无”。
写得很正，一笔一画，跟她现在写字的笔迹一样。
我在四楼库房坐了一个多小时。
我想到一件事。
我姓许。
如果她未婚生女，孩子报户口，可以随母姓。她姓李，我可以姓李。
她没有让我姓李。
她让我姓许。
户籍窗口的人问她，孩子父亲姓名。她说，姓许。
人家问，名字呢。
她说，不知道。
人家说，不知道不能报。她说，那就写许。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我姓许，是因为我爸姓许。
现在我知道了。我姓许，是因为她只肯给这一个字。
她不给名字，是不想让那个人有位置。她给姓，是给我留一条线。
“改不了。”吴阿姨说。
“一个字都不能改？”
“表是区里发的，编号都在上头印着。我改了，报上去对不上号，整批退回。”
她把手里的笔帽扣上，又拔开。
“你要改，除非去区里。区里那个窗口，一年开两次。”
“什么时候开。”
“不知道。去年开过一次，今年还没动静。”
秦望站在我旁边，一直没说话。
“那能不能加一页。”他说。
吴阿姨抬头看他。
“加什么？”
“加一页说明。”他说，“她的情况，写清楚，附在卡后面。你盖个章，证明情况属实。”
吴阿姨看了他一会儿。
“你是干什么的。”
“开书店的。”
“你倒会想办法。”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公章盒，打开，里面的印泥已经干了。
她拿印泥盒在桌上磕了两下。
“盖章可以。”她说，“但我得先跟你说清楚。盖了也没用。人家翻到正面，看见三个空，还是不看后面。”
“那就让他们翻。”我说。
“翻的人少。”她说，“我干了二十七年，翻后面的人，我数得出来。”
她把印泥盒盖上。
“两个。”
她说完这两个字，自己愣了一下。
然后她拉开抽屉，从最里头摸出一个信封。
信封是牛皮纸的，封口用胶水粘死了，边上磨得起毛。
她把信封撕开，抽出一张卡。
也是很旧的卡，纸都发脆了，塑封裂了一道。
“你自己看。”
我接过来。
正面四行。
父亲姓名：无。
单位：无。
退休金：无。
房产：无。
四行，四个“无”。
背面右下角，红色的小字：信息不全，暂缓。
日期是一九九九年四月。
“这是我的。”她说。
我把卡翻过来，又翻回去。
“我爹在我六岁那年走的。”她说，“我妈第二年改嫁，把我扔给我外婆。我外婆不识字，我长到十六岁，才知道我爹姓吴。”
“你怎么知道的。”
“户口本上写的。”她说，“户主，吴某某。我当时还以为那是我舅。”
她把卡拿回去，用两个指头捏着。
“我二十九岁那年，也来这儿报过名。人家给我一张表，让我填。我填到父亲那一栏，笔停了半个钟头。”
“后来呢？”
“后来我写了‘无’。”她说，“我心想，无就无吧，反正我也不知道。”
她把卡放回信封。
“退回来的时候，我在这屋里哭了一场。哭完我就想明白了。”
“想明白什么？”
“想明白这行字不是给活人看的。”她说，“是给死人看的。他们要看的是你身后站着谁。我身后没人站。”
她把信封塞回抽屉，推上。
“后来我就不报了。我在这儿干了二十七年，给三千多个人报过名。”
她抬起头。
“自己一次没报上。”
区里的窗口十二月开。
我请了一天假。秦望陪我去，他说他那天不出摊。
政务服务中心三楼，取号机前排了七个人。我取了号，A零二二。
等了四十分钟。
二十二号窗口，办事员姓周，三十岁上下，头发梳得很整齐，桌上摆着一个保温杯，杯盖上有一只卡通猫。
“办什么？”
“婚介登记信息复核。”
“卡。”
我把卡递过去。
他把卡插进一台机器，屏幕上跳出一行字。他看了几秒，抬头。
“父亲这一项，空白。”
“对。”
“为什么空。”
“不知道。”
他手停在键盘上。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知道。”我说，“我没有父亲的信息。”
“那要填。”他说，“这一项是必填。”
“填什么？”
“不详。”
“填不详能过吗？”
他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屏幕翻了一页。
“不详属于异常值。”他说，“异常值要人工核定。核定要交材料。”
“什么材料。”
“户籍证明，出生医学证明，母亲的婚姻状况证明。三样。”
“我带来了。”
我把文件袋递过去。
他一份一份看。
户籍证明，我和我妈在一个本上，户主是她。出生医学证明，父亲一栏空白。我妈的婚姻状况证明，写着“无婚姻登记记录”。
他看完，把三份材料摞齐，放在一边。
“还差一样。”
“差什么？”
“父亲的死亡证明，或者失踪证明。”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什么证明。”
“死亡证明。”他说，“或者法院宣告失踪的裁定书。两样有一样就行。”
“他要是没死呢？”
“那就要他的身份信息，做关联。”
“我不知道他是谁。”
“那就开不了。”
他把材料推回来。
“同志。”我说，“我父亲这一栏空白，不是因为他不在了。是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从小到大，没人告诉过我。”
“这个我理解。”他说，“但系统要这一项。”
“系统要一个我不知道的人。”
“系统要一个结果。”他说，“有，或者没有。空白不行。”
我把手放在柜台上。
柜台是浅灰色的，边上有一道划痕，被人用笔描过。
“那我这辈子都填不了这张表了。”
他没说话。
他拿起保温杯，拧开，喝了一口。
“你可以试试另一种。”他说，“去法院。宣告失踪，要下落不明满两年。你这种情况，得先有个身份信息，才能立案。”
“没有身份信息呢？”
“那就没法立。”
我笑了。
我不是气的。是真觉得好笑。
一个人，要在系统里先存在过，才能被证明不存在。
“我问一句。”秦望说。
办事员抬头。
“这张表上，父亲这一项，是必填还是加分。”
“必填。”
“那我这张，父亲那栏是划掉的。”他把自己的卡放在柜台上，“为什么过了。”
办事员把卡拿过去，插进机器。
屏幕上跳出一行字。他看了几秒。
“划掉算已填。”
“划掉为什么算填。”
“因为划掉说明原登记信息有误，做了更正。更正要留痕，他这个有痕。”
“空白呢？”
“空白是没填。”
“她要是把这一行划掉呢？”
“不行。”办事员说，“划掉要有依据。她这是空白，不是错误。”
秦望把手从柜台上收回来。
“有过的能划。”他说，“没有的连划都不行。”
办事员看了他一眼，没接这句。
“你们要的是名字，还是钱。”
这句话是我说的。
说完我自己也愣了一下。声音不大，但三楼很静，旁边两个窗口的人都转过头来。
办事员的脸红了一下。
“同志，我按规矩办事。”
“我知道你按规矩。”我说，“我问的是这个规矩要什么？”
他看着屏幕。
“这一项是定价依据。”他说，“四项，父亲姓名、单位、退休金、房产。四项齐了，才能给男方家一个说法。”
“给男方家一个说法。”
“对。”
“那我问你。”我说，“我一个月工资四千三，我自己有公积金，我妈有退休金，我家的房子是我妈的名字，五楼没电梯。这些，算不算说法。”
“这些在背面。”
“背面不算。”
他停了一下。
“背面作参考。”
“参考。”我说，“参考就是不算。”
我把三份材料收进文件袋里，一份一份，按原来的顺序。
“我不填了。”
“你想清楚。”他说，“这个号一年就开两次。”
“我想清楚了。”
我把卡拿起来，转身。
秦望没动。
他把自己的卡从机器里抽出来，然后从口袋里摸出那支笔，放在柜台上。
“麻烦你。”他说，“借你的柜台用一下。”
他把两张卡并排放在柜台上。
一张划掉，纸破了。
一张空白，干干净净。
“你看这两张。”他说。
办事员低下头，去看那张空白的。
“这一张，是我的。父亲那栏我划了，过了。这一张，是她的。空着的那一张，退回来六回。”
“我看到了。”
“差在哪？”
“差的是有没有过。”
“对。”他说，“有过的能划，没有的连划都不行。你刚才自己说的。”
办事员没有接话，把手缩回袖子里。
“那我现在问你。”秦望说，“这张空白的，能不能按划掉的办。”
“不能。”
“为什么？”
“没有依据。”
秦望把笔拿起来，拔开笔帽。
“依据我给她。”
他弯下腰，把那张卡摆正，正面朝上。
四行字，三个空。
他把笔尖落在第一行。
“许澄。”
我抬头看他。
“你叫什么？”他说，“再说一遍。”
“许澄。”
“哪个澄。”
“左边三点水，右边一个登。”
他没有立刻写。他先把“父亲姓名”这四个印刷字划掉了。
一道横线，从左到右，来回两遍。
笔尖把纸划破了，破口在灯下透出一条白线。
然后他在划掉的地方，写下三个字。
许澄。
“第二行。”他说，“单位。”
“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他写。
“第三行。退休金。”
“四千三。”
“第四行。房子。”
“望江里的老公房，五楼，没有电梯。”
他一行一行写，写得很慢。写到第四行，笔尖顿了一下，他把“五楼”两个字写得比别的字大一点。
写完，他把笔帽扣上。
四行字，满了。
第一行不是父亲。
是我。
办事员把那张卡拿起来。
他把卡翻过来，对着顶上的灯。
“这个不行。”
“哪里不行。”
“第一行不是父亲。”
“第一行是我。”
“表上要求第一行是父亲。”他说，“你把第一行写成本人。这个我录不进系统。系统里没有这一项。”
“那你就当它空着。”
“空着我录不进去。”
他把卡立在桌面上，靠着保温杯。
“我叫我们主任来。”
他起身，往后面走。
我站在窗口前，看见那张卡还立在那儿。
第一行三个字，写得很用力，笔尖把纸划破了。
方主任五十来岁，短头发，穿一件深灰色的毛衣，胸前别着工牌。
她把两张卡拿在手里，一张一张看。
看正面，翻过来看背面，再翻回去。
“这个笔迹，是你的？”
“是他的。”
“他是你什么人。”
“对象。”我说。
秦望看了我一眼。
我没看他。
方主任把卡放下。
“我在这行干了二十六年。”她说，“九九年那版表，是我跟着印的。”
她把老花镜摘下来，挂在手指上转。
“这四行，最早只有一行。九九年加了两行，零八年加了房产。每加一行，都开会，都讨论。讨论的时候没有人反对过。”
“为什么？”
“因为没人觉得不对。”她说，“父亲在，家里就有根。父亲不在，家里就没根。这话在那个时候是对的。”
她把镜子戴回去。
“现在不对了。”
她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空白的表。
表头印着四个字：情况说明。
“这个你会写。”她说，“你天天给别人审材料。”
“写什么？”
“写你为什么填不了。”她说，“把你的情况写清楚。写完了，我签字，盖章，附在卡后面。”
“这样就能过？”
“这样就能过。”她说，“但是有一条。写了，这一页就跟着这张卡一辈子。以后谁看这张卡，都能看见这一页。”
我看着那张空白的表。
纸很白，格子很浅。
“我写。”
笔尖落在纸上，我停住了。
情况说明。
第一行要写：本人许澄，身份证号……父亲姓名……
我又卡在同一个地方。
我抬起头。
窗口外面，走廊尽头，有人在往这边走。
走得很慢。
我妈。
她穿着一件旧棉袄，头发没梳整齐，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
吴阿姨跟在她后头，一边走一边说“慢点慢点”。
秦望从旁边让开一步。
我妈走到窗口前，站住。她先看了我一眼，然后看桌上那张卡。
“你就是为这个。”
“妈。”
“一张纸。”
“一张纸。”
她把手里的塑料袋放在柜台上。
袋子里是那张照片，那张纸片，还有一张她没有给我看过的东西。
一张工作证。
蓝色的塑料封皮，里面的纸黄了。照片上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女的，梳两条辫子，看着镜头，没笑。
姓名：李素芬。
单位：南城纺织机械厂细纱车间。
“你爸叫许师傅。”她说。
我没听懂。
“什么？”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她说，“厂里人都叫他许师傅。他是技术科的，来车间修机器。九三年夏天，细纱机坏了三台，他来了一个月。”
她把手放在塑料袋上。
“我那时候二十二。他比我大十来岁。他说话很客气，从来不跟女工开玩笑。修完机器，他洗手，用一块自己带的肥皂。”
“你问过他名字吗？”
“问过。”她说，“我说，许师傅，你叫什么。他说，你就叫许师傅。”
她抬起头。
“我后来就没再问。”
走廊里有人推着车过去。
“他走了以后，我才知道有了你。”她说，“我没去找。我一个女的，去找一个只知道姓的人，我怎么找。”
“妈。”
“你听我说完。”她说，“我不告诉你，不是因为我恨他。我是怕你去找。你找到了，人家有家有口，你算什么？”
“你算什么”这三个字，她说得很轻。
“我那时候想，你要是长大了，要问，我就说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你顶多难过几天。”
她看着那张卡。
“我没想到，他们还要你填表。”
“许这个姓，是我替你留的。”她说。
“报户口那天，人家问我，孩子父亲姓名。我说，姓许。人家说，名字呢。我说不知道。人家说，不知道不能报。”
她把手伸进棉袄口袋，摸出一张折了很多次的纸。
户口簿的复印件，最早那一版。
“我求了人家半天。人家说，那你写许。我就写了许。”
“你为什么不让我姓李。”
“我姓李。”她说，“我要是让你姓李，你就跟我一样了。你就是一个没有来路的人。”
她把纸收回去。
“姓许，好歹有个字。”她说，“我想着，万一有一天你要找，你手里得有个东西。”
我低下头。
那张情况说明还空着。
第一行，本人许澄。
我拿起笔。
写。
写完本人这一行，下一行是父亲姓名。
我把笔尖放在那一格上，停了很久。
然后我写了三个字。
不详。
写完，我在后面加了一句：
只知道姓许，人称许师傅。
“那年夏天很热。”她说。
我把笔放下。
“细纱车间在三楼，屋顶是铁皮的，晒一天，进去像进蒸笼。三台机器坏了，停了两天，车间主任急得嘴上起泡。第三天技术科来人，来了三个，两个年纪大的，一个年轻的。”
“年轻的哪个。”
“他。”她说，“他穿一件蓝工作服，袖子卷到胳膊肘上面。手里拎一个帆布包，包里全是工具，扳手、螺丝刀、一个铁盒子。”
她把手放在柜台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
“他不跟人说话。中午吃饭，别人都去食堂，他一个人在机器边上坐着，从包里拿两个馒头。”
“你给他送过水。”
“你怎么知道。”
“你以前说过一次。”我说，“你说过，有个人在车间里吃馒头。”
她愣了一下。
“我说过？”
“你说过一次。我上小学的时候，你跟我讲厂里的事，讲到一半就不讲了。”
她低下头。
“我给他送过一杯水。”她说，“搪瓷缸，厂里发的，上面印着先进工作者。他接过去，说谢谢。声音很低。”
“他说别的了吗？”
“说了。他说，这水是凉白开。”
她笑了一下。很短，一笑就没了。
“我当时想，这人真怪。给他送水，他还挑。”
“后来呢？”
“后来他修机器，修了四天。第三天下午，我的饭盒扣坏了。铝饭盒，扣子断了，盖不上。我拿根绳子绑着。他看见了，走过来，什么也没说，从我手里把饭盒拿过去。”
“他给你修了。”
“他从包里找出一根铁丝，剪了一段，弯成一个扣，缠了三圈。缠完递给我，说，能用。”
“你没说谢谢。”
“我说了。”她说，“我说谢谢许师傅。他说不用。”
她把手从柜台上收回去，放在膝盖上。
“他走的那天下雨。厂门口停一辆吉普，技术科的车。他拎着包出来，我站在车间门口。”
“他看见你了吗？”
“他回头看了一眼。”
她停了很久。
“就一眼。我不知道他看的是我，还是看车间。”
走廊里有人喊号。
“我这一辈子。”她说，“就那一个月。”
方主任把那张情况说明拿过去。
从上到下看了一遍。
看到“不详”两个字，她的手指停了一下。
看到后面那一行“只知道姓许，人称许师傅”，她抬起头，看了我妈一眼。
“你是李素芬。”
“是。”
“你哪年进厂的。”
“八八年。”
“细纱车间。”
“是。”
方主任把说明放下。
“我姐姐也在细纱车间。”她说，“八七年进的。她叫方素云。”
我妈看着她。
“方素云。”她念了一遍，“我认得。她在乙班。”
“她零九年走的。”
“我不知道。”
“走的时候四十一。”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
方主任把老花镜摘下来，用毛衣的下摆擦了擦，戴回去。
“这个我签。”她说。
她拿起笔，在说明最下面签了名，写了日期。
然后她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章。
章是长方形的，木柄，铜面。
她在印泥盒里按了两下，抬起来，对准。
停住了。
“小许。”
“在。”
“这一页，要跟着你的卡。”她说，“以后每一次，人家翻你的卡，都会看见这一页。你确定要附？”
“确定。”
“你不怕人家看了，觉得你家里复杂。”
“我家里本来就复杂。”我说，“是这张表一直不让我说。”
她看了我一会儿。
然后把章按下去。
红色的四个字，盖在签名旁边。
情况属实。
从政务中心出来，已经下午三点。
天阴着，风从马路那头过来，把树上的叶子刮得哗哗响。
我妈走在前面，我和秦望跟在后面。
走到公交站，她停下来。
“你。”
她看着秦望。
“你父亲那栏，你怎么填的。”
“划掉的。”
“划掉的算吗？”
“算。”他说，“划掉算填过。”
我妈想了一会儿。
“那要是空着呢？”
“空着不行。”
她点点头。
“你划的时候，心里难受吗？”
秦望没马上答。
“难受。”他说，“划的时候手抖。”
“抖也得划。”
“对。”
我妈把他从头看到脚。
然后她做了一件我从没见过的事。
她笑了一下。
这一回不是一闪就没了。她笑着，眼睛都弯了。
“行。”她说，“你这个人，实在。”
公交车上，我妈坐在前面的单人座，我坐后面。
车过江，桥上的风把车窗吹得嗡嗡响。
“那个饭盒我留着。”她忽然说。
“什么？”
“他修的那个。”
她没回头。
“在最上面那个柜子里。蓝的，铝的。”
回到家，她搬了个凳子，站在上面，把柜子最上层的门拉开。
里面堆着旧毛线，几个塑料袋，一个铁皮饼干盒。
她伸手进去，摸了一会儿，摸出一个饭盒。
铝的，长方形，原来应该是蓝的，现在蓝得发灰。
盖子上有两道划痕，横着。
她把饭盒递给我。
扣子那一侧，缠着一根铁丝。
铁丝锈成了褐色，三圈，缠得很紧。扣子还是那个断了的扣子，但铁丝把它和盖沿连在了一起，一按，能扣上。
我按了一下。
“咔”的一声。
还能用。
“三十三年。”她说。
我把饭盒翻过来。
底上刻着两个字，很浅：许。
不是刻的。是用硬东西划的，划了很多次，才划出这么深。
“这是……”
“我划的。”她说，“他走了以后，我拿锥子划的。”
“为什么划在底下。”
“看不见。”
她把饭盒拿回去，用袖子擦了擦。
“他修的时候，手很稳。”她说，“我见过的人里，手最稳的一个。”
我站在那儿，忽然想起我盖章的样子。
把纸角抚平，把章按下去，抬起来。
我的手也很稳。
第二天下午，我带着我妈去了金桂婚介所。
楼梯口的泡沫箱换了一批，鱼腥味还是那个味。
吴阿姨在里头，正给一个人打电话，说“这个条件真的好，我给你留着”。
看见我们，她把电话挂了。
“哟。”
“吴阿姨。”
“办下来了？”
“办下来了。”
她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我妈面前。
“这位是……”
“我妈。”
吴阿姨伸出手，我妈也伸出手。两个人的手握了一下，都有点僵。
“坐，坐。”
我妈没坐。她站在那张桌子前面，看桌上那一摞卡。
“你就是在这儿给她报的名。”
“是。”
“三年。”
“三年。”
我妈点点头。
“多少钱。”
“三百。”吴阿姨说，“成了再给两千。”
我妈从棉袄口袋里摸出钱包，数了三张一百的，放在桌上。
“这是补的。”
“补什么？”
“头三年的。”
吴阿姨看着那三百块钱，没动。
“大姐。”她说，“这钱我不能要。”
“为什么？”
“她没成。”吴阿姨说，“没成我收什么钱。”
“她没成，是因为你那张表。”我妈说，“表不是你的。可这三年，你手上有她六次退回的卡，你没跟她说一句实话。”
吴阿姨的脸白了一下。
“我跟她说了。”
“你昨天说的。”我妈说，“不是三年前。”
屋子里静了一会儿。
吴阿姨把那三百块钱拿起来，数了数，放进抽屉。
“行。”她说，“我收。”
她把抽屉关上，又拉开。
从最里头摸出那个牛皮纸信封。
“大姐，我给你看样东西。”
她把那张卡抽出来，放在桌上。
四行同一个字。
吴阿姨。
“这是我的。”她说，“一九九九年填的，退回来了。”
我妈把卡拿起来。
看正面，翻到背面。
“你父亲这栏，怎么填的。”
“无。”
“为什么无。”
“我不知道他是谁。”吴阿姨说，“六岁上他走的。我妈改嫁，把我丢给我外婆。外婆一个字不识，我到十六岁才晓得我爹姓吴。”
“你也没找过。”
“找什么？”她说，“找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我上哪儿找。”
我妈把卡放下。
“那你为什么还干这一行。”
“混口饭吃。”吴阿姨说，“我别的手艺没有。我会看人，会说话，会把两张卡上的条件摆平。这活儿我干得好。”
她笑了一下。
“我这二十七年，给三千多个人报过名。”
“自己一次没报上。”
“对。”
我妈看了她一会儿。
“你把表拿来。”
“什么表。”
“空白的。”
吴阿姨愣了一下。
“大姐，你要填？”
“我给她填。”我妈说，“她这张卡，我签个字。”
吴阿姨从柜子里拿出一张空白表。
新的，还没裁边，边上带着毛。
我妈把表铺在桌上，抚平。
正面四行。
她拿起笔。
第一行，父亲姓名。
她写了三个字：李素芬。
我愣住了。
“妈。”
“别说话。”
第二行，单位。她写：南城纺织机械厂，退休。
第三行，退休金。三千二。
第四行，房子。望江里，五楼，无电梯。
四行，写完。
她把笔放下。
“这不合规矩。”吴阿姨说。
“哪里不合。”
“第一行要填父亲。”
“她父亲不详。”我妈说，“我是她妈。她从小到大，是我在。这四行，谁在填谁。”
吴阿姨看着那张表。
她把表看了两遍。
然后她把表拿过去，翻到背面。
背面最下面，有一栏：介绍人意见。
她拿起笔，写了两行字。
情况特殊，母亲代填。
建议按本人条件核定。
写完，她拉开抽屉，拿章。
“我这章不好使。”她说，“只在本所备案。”
“那就先在本所备。”我说。
她把章按下去。
红色的三个字：已受理。
“还差一步。”吴阿姨说。
“差什么？”
“区里那一页。”她说，“你昨天盖的那个，要附在这张后面。附上，这张才算真的。”
我从包里把那张情况说明拿出来。
一式两份，一份留在了窗口，一份在我这儿。
我把它放在新表后面，对齐，抚平。
“这样就行了？”
“这样就行了。”吴阿姨说，“从今天起，你再来报名，我把这张递出去。人家翻到正面，看见的不是三个空。”
“是什么？”
“是你妈的名字。”
“你也给我填一张。”我妈说。
吴阿姨正在把章收进盒子，手停了一下。
“我？”
“你。”
“我填什么？”她笑，“我都五十六了。”
“五十六不能填？”
“能填。”她说，“填了也没人要。”
“那你自己留着。”
吴阿姨看着我妈。
屋里静了一下。
然后她把章放回盒子，从柜子里又拿出一张空白表。
“填哪一版。”她问。
“老版。”我妈说，“就用你那张。”
“老版的第一行，印的是父亲。”
“那你写你自己。”
吴阿姨拿着笔，站在桌子前面。
她低头看那张表。
正面四行，全空着。
她写了第一个字，又停下来。
“我写不下去。”
“为什么？”
“头一回。”她说，“要在第一行写我自己。写了二十七年别人的爹，轮到自己，手抖。”
她把笔换到左手，又换回右手。
最后她写了。
吴金桂。
三个字，写得歪，第二个字还写错了，涂了一下。
“第二个字写错了。”她说。
“涂了就涂了。”我妈说，“涂了也算写。”
吴阿姨把后面三行填完。
单位：金桂婚介所，个体。
退休金：无。
房子：菜市场楼上，租的。
四行，满了。
她放下笔。想了想，又把表推给秦望。
“你替我划。”
“划什么？”
“第一行。”她说，“按你那个划法。”
秦望拿起表，看了她一眼。
“划了以后，第一行就不是父亲了。”
“我知道。”
他把笔尖落在“父亲姓名”四个字上。
一道横线，从左到右。
来回两遍。
纸没有破。这张纸比他的卡新。
然后他在划掉的地方，写下三个字。
吴金桂。
写完，他把笔帽扣上。
吴阿姨低下头，看那张表。
看了半天。
她伸手，把表拿起来，对着窗户的光。
“我这一辈子。”她说，“就想看看，我自己的名字写在第一行，是什么样子。”
她的声音有点抖。
“就这样。”她说，“就这样。”
她把表放下，抚平。
然后她拉开抽屉，拿出一卷塑封膜，把这张表塑封了。
塑封机响了一声，热气压过去，膜把纸贴紧了，边上起了小泡。
她剪掉边角，把卡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两遍。
“这张我不报了。”她说。
“为什么不报。”
“留着。”她把卡放进铁皮盒子里，跟那三千多张卡放在一起，“我自己看。”
那天晚上，秦望关了店，煮了面。
店里只开了一盏灯，灯在柜台上，照着一小片地方。
他把两个碗端过来。我的碗里有两个蛋。
“你怎么两个。”
“你一个，我一个。”他说，“我这个给你。”
“为什么？”
“今天你过审了。”
我笑了一下。
他坐下，吃了几口，放下筷子。
“我给你看个东西。”
他起身，走到书架最里头，蹲下去，从一个纸箱里拿出一个铁盒。
饼干盒，铁的，盖子上印着一座桥。
他把盖子打开。
里面是几张纸，一个旧钱包，一张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边角卷了。
一个男人，站在一扇铁门前面，很瘦，穿一件中山装，口袋上别着一支笔。
“我爸。”
我接过来。
照片上的人三十来岁，眼睛不大，看镜头的时候有点拘谨，手垂在两边，不知道往哪儿放。
“你像他。”
“别人都这么说。”他说，“我妈那边的亲戚说，我连站的样子都像。”
“你留着这张。”
“就这一张。”他说，“搬家搬了四回，就剩这一张。”
他把照片拿回去，放回铁盒，盖上。
“我不恨他。”他说，“我就是想知道，他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
“他没留话？”
“留了。”他说，“他在医院的床上跟我叔说，让这孩子念书。别像我。”
“这就够了。”
“不够。”他说，“可也没别的了。”
我把碗里的蛋夹了一个给他。
他没推，接了。
“你呢？”他说，“你以后还找吗？”
“找什么？”
“那个人。”
我想了一会儿。
“不找了。”我说，“我知道他姓许，人称许师傅。这就够了。”
“够了？”
“够了。”我说，“我妈记了他三十三年。她记得的是修饭盒的那个人，不是名字。”
我低头吃面。
“名字是给表看的。”我说，“人记的是别的东西。”
三个月后，我跟科长提了一件事。
窗口受理材料，遇到“父亲不详”的，不要直接退。
科长正在看一份文件，抬头看我。
“哪个文件规定的。”
“没有规定。”我说，“但是有一栏，特殊情况，人工核定。”
“那是给什么用的。”
“给解释不清的事用的。”
科长看了我一会儿，把文件合上。
“你想怎么弄。”
“给一张情况说明表。”我说，“让他自己写。写完我签，附在后面。上面要是不认，我再退。”
“退了怎么办。”
“退了再说。”我说，“起码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被退。”
他把文件往桌边推了推。
“试一个月。”他说，“出了事你担。”
“我担。”
第一个月，窗口退了十一份材料，其中三份是父亲不详。
三份里，两份补上了。一份是父亲早年出走，母亲一直没报；一份是收养，手续不全。
第三份没补上。
那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的，来给他母亲办房产继承。父亲那一栏空着，他站在窗口前，站了二十分钟，一句话没说。
我给了他一张情况说明表。
他拿着表，看了很久。
“我不会写。”
“你怎么想就怎么写。”
他低头写了三行字。
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妈到死没说。
写完，他把笔放下，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
“同志。”他说，“这样行吗？”
“行。”
我把章按下去。
情况属实。
他拿着那张纸，走出大厅。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
我不知道他看的是我，还是那个窗口。
年底，区里发了一版新表。
开会的时候，科长把新表发下来，一人一份。
我拿到手，翻到正面。
第一行印的字改了。
原来是：父亲姓名。
现在那一行印的是：申请人姓名。
第二行：父亲姓名（选填）。
第三行加了母亲：母亲姓名，也是选填。
第四行还是老样子：家庭住房情况。
我坐在会议室里，看着那张表。
看了很久。
旁边的同事凑过来，“看什么呢？”
“没什么？”
“改个表而已，你还能从纸上看出一朵花来。”
我没说话。
我把表翻到背面。
背面最下面，新加了一行小字：
本人对以上信息真实性负责。如确有无法填报的项目，可以另附情况说明。
我把表对折，放进包里。
回家的路上，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妈。”
“嗯。”
“表改了。”
“什么表。”
“婚介那张。”
她那边静了一会儿。
“改成什么样了。”
“第一行，改成申请人姓名了。”
“那父亲那栏呢？”
“选填。”
电话那头有炒菜的声音，油在锅里响。
“哦。”她说。
然后她把火关了。
“那你以后，填表就不用空着了。”
“不用了。”
“好。”她说，“好。”
那支笔，他一直没拿走。
黑色的，笔帽上有一道划痕。
他把它放在我包里，我拿出来要还，他说，你留着。
“我用不上。”
“用得上。”他说，“以后填表，你自己写。”
我把笔收进抽屉。
窗口的抽屉里，我放了三样东西：印台，回形针，还有那支笔。
后来这支笔借出去过很多次。
有人来办材料，缺一栏，我给他一张情况说明表，他没带笔。
我就把这支笔递过去。
“写完还我。”
大部分人写完会还。有一个人没还，走到门口又跑回来，把笔放在柜台上，说对不起。
笔帽上的划痕越来越深了。
年底收拾抽屉，我把两张卡拿出来。
一张旧的，塑封裂了，正面四行，三个空，背面右下角一行红字。
一张新的，第一行是我妈的名字，后面附着一页情况说明，盖了“已受理”。
我把两张卡并在一起，正面朝上。
旧的那张，第一行是空的。
新的那张，第一行写着李素芬。
我看了一会儿，把旧卡翻到背面。
信息不全，暂缓。
这六个字，我看了三年。现在看，不觉得难看了。它说的是实话。
我把旧卡夹进一本书里。
那本书是从望记拿的，就是那摞旧婚介表里夹着的一本。封面掉了，扉页上有人用铅笔写过一行字，写得很轻。
我不想被定价。
我把自己的旧卡夹在这一页。
书页薄，卡一夹进去，书就合不严。我找了根皮筋，绕两圈，捆上。
腊月里，我带秦望回家吃了一顿饭。
我妈做了四个菜。红烧鱼，炒青菜，一个排骨，一个蛋饺。蛋饺是她自己摊的，摊了一下午，二十几个，摆在盘子里，一个一个挨着。
秦望进门，把鞋脱在门口，摆正。手里提着两样东西，一袋水果，一盒点心。
“来就来，拿什么东西。”我妈说。
“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更不该拿。”
他把东西放在桌上，没接话。
吃饭的时候，我妈问他，书店能挣钱吗。
“能吃饭。”
“一年能剩多少。”
“剩不下多少。”他说，“房租涨过两回，我把二楼的隔间退了，晚上睡在店里。”
“睡店里？”
“后面有个小间，能放一张床。”
我妈没再问，夹了一块鱼给他，把刺挑掉。
“你父亲那事。”她说，“你想过他吗？”
“想过。”
“想的时候，恨不恨。”
秦望把鱼刺挑出来，放在骨碟边上。
“恨过。”他说，“十二岁那年恨。后来不恨了。”
“为什么？”
“因为我长大以后，发现他当年也没别的办法。”他说，“他不是不要我。他是还不上了。”
我妈没说话。
她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瓶酒。
瓶子很旧，标签都掉了，只剩一块胶印。
“你叔当年送的。”她说，“放了二十多年，我一直没开。”
她给秦望倒了一小杯，给自己倒了小半杯。
“我不会喝。”她说，“今天喝一口。”
她端起杯子，抿了一下，皱起眉头。
“辣。”
秦望也抿了一口。
“阿姨。”
“嗯。”
“我跟许澄，想明年办事。”
我妈把杯子放下，放在桌沿上。
“办什么事。”
“领证。”
她看着我。
“你想好了？”
“想好了。”
她低下头，看桌上那个盘子。蛋饺还剩三个。
“我这一辈子，就那一个月。”她说，“我不后悔。”
她抬起头。
“我要是不后悔，就没有你。”
屋子里静了一会儿。窗外有人在放炮，一声，两声，很远。
秦望站起来，端起杯子。
“阿姨，我敬你。”
我妈摆摆手。
“你别敬我。”她说，“你以后对她好点。”
她把杯子端起来，又放下。
“别让她填表。”
上个月，秦望跟我去领了表。
不是婚介所那张。是另一张，红皮的，两张，一人一张。
填的时候，他把笔递给我。
“你先。”
我低头看那张表。
第一行，男方姓名。第二行，女方姓名。
没有父亲。
我把我的名字写上去，一笔一笔。
写完把笔递给他。
他写得很慢，一笔一笔，跟那天在我的卡上写的一样。
写完，他把笔帽扣上。
“好了。”他说。
办事员把两张表收过去，看了一眼。
“恭喜。”
我们走出大厅。
外面在下雨。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把伞，撑开，往我这边偏了一点。
“你肩膀湿了。”
“没事。”
“往这边点。”
我往他那边靠了一步。
伞很小。
雨打在伞面上，噼噼啪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