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在五点二十。
天还黑着。窗帘有道缝，缝里透出一点白，是市场西门那盏卤味摊的灯，整夜不关。
我坐起来先看手。
左手手背是干净的。没有那道疤。三个月前我在超市后仓搬箱子，铁皮划的，缝了四针，疤是白的，横在手背上，像一条没长好的线。
现在这道疤不在了。指甲剪得很短，指腹泡得发白起皱，是常年碰洗洁精的手。
我下床。脚踩在水泥地上，凉的。这间屋子我住了十六年，知道哪块砖翘起来，哪块下面空。第三块，靠门那块，踩上去会响。
我没踩那块。
墙上的挂钟指着五点二十二。挂钟是我妈买的，十五块，走得快四分钟。所以现在是五点十八。
砸秤是五点四十。
我站在屋子中间，站了大概十秒。屋里有一股隔夜的白菜味，从门缝里进来的，我妈昨晚收摊带回来的剩菜，泡在水桶里，准备今天早上再挑一遍。
我把鞋穿上。
鞋是超市发的工鞋，黑面白底，鞋头磨白了。我穿的时候手在抖，系了两次才系上。
出了门我往市场跑。
巷子很窄，两边是自建房，墙上贴着通下水道的小广告。跑到巷口能看见市场西门的铁棚，棚下已经有人了，稀稀拉拉围了二三十个，都是摊主，手里还端着早饭。
我没往里挤。我停在离人群八米的地方，站在一个卖早点的推车后面。
推车上蒸笼还盖着，热气从缝里往外冒，糊了我一脸。
我看见我妈了。
她站在十二号摊前面，围着那条蓝罩衣，袖口卷到小臂。她的秤在案板上，秤盘里还有半把没卖完的小葱。
胡德胜从人堆里走出来。
他五十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一件深灰夹克，夹克拉链拉到胸口。他身后跟着赵三，赵三手里举着手机，镜头对着我妈。
胡德胜走到案板前，把我妈那台秤拎起来，举过头顶。
他说：“马桂英，你这秤一斤少二两，缺德。”
砸下去。
秤盘飞出去，撞在猪肉摊的台子上，弹了两下，滚进下水道的铁篦子里。立杆断成两截，一截还在胡德胜手里，一截掉在菜叶子上。
我妈蹲下去捡秤盘。
她五十八，膝盖有积水，蹲下去的时候扶了一下案板。她把秤盘从篦子里抠出来，用袖子擦，擦了三下，往托盘上按。三个卡脚弯了两个，按不上。
围的人多了。我数了一遍，二百三十来个，从西门一直堵到卖鱼的那排。举手机的有九个。
我站在八米外，一动不动。
上一世我不在这儿。上一世我在超市上早班，六点到岗，中午十二点交接，我一个同事跟我说：“你妈在市场出事了，你快去看看。”
我赶过去的时候秤盘已经装好了。
我妈那天一句话没说。
那天中午我赶到，她正在捆菜。
一捆小葱，两根草绳，她捆得很紧。地上全是踩烂的菜叶子，她的鞋帮上溅了泥。有人跟她说话，她不应。有人拍她，她也不应。
我说：“妈，回家吧。”
她说：“等我把这点菜收完。”
砸秤那天是第一天。第二天她照常出摊，五点起，四点半就醒了。一天卖了四十七块三。
第二天下午，市场管理所送来一张单子。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罚款一千二，摊位停业整改三天。
我妈拿着单子看了半天，问我，一千二，是咱家的秤不对，还是人家的秤不对。
我说：“不知道。”
她说：“我这秤用了二十九年，从来没短过人家一两。”
第三天，视频上网了。
标题是青云市场黑心摊主缺斤少两被当场查获。八万播放，三千条评论。有人把摊号扒出来了，十二号，卖菜的，姓马。有人在我妈收摊的时候堵在门口，举着手机问：“她，你缺了多少年。”
我妈那天把剩下的菜全送了人。一筐菠菜，二十几斤，送给扫街的。
第四天早上四点，她起来了。
我爸听见她洗漱，问了一句这么早。她说：“去进菜。”
六点十分，城西大桥下面有人打电话报警。
我去认人的时候，她穿的是那件蓝罩衣。口袋里有一张纸，是从记账本上撕下来的，上面写着五个字。
芹，妈对不起你。
那年我三十四。
我把她摊上的东西收回家，菜送了人，秤放在阳台上。我想过扔，没扔。我在超市上班，早班六点到下午两点，晚班两点到十点。下班回家，做饭，睡觉。
三个月，我没跟人提过这件事一次。
十一月十三号，我下夜班。楼道的灯坏了，我上到三楼半，坐在台阶上歇一会。我那天很累，我想歇五分钟。
第二天早上六点，四楼的老太太下楼，看见我坐在那儿。
死亡证明上写的是心源性猝死。三十四岁。
然后我在这里醒过来。
二
我跑回家，翻抽屉。
钱包里有九十二块六。上班的银行卡里还有三百三十三。加起来四百二十五块六。
我妈在厨房烧水。铝壶坐在煤气灶上，壶底黑了一圈。她背对着我，膝盖弯不下去，就用一只手撑着灶台。
她说：“你起这么早。”
我说：“去买点东西。”
她说：“买什么。”
我说：“秤。”
她回过头看我，看了两秒，说：“咱家有秤。”
我没接这句。
我穿了外套出门，走到巷口又回来，把阳台上的立杆拿了。断成两截的那根。
三路车，六站，到市计量检定测试所。
衡器店就在计量所旁边，门脸两米宽，玻璃柜里摆着砝码，从二十公斤到十克，一排一排，铜的，亮得能照出人影。
老板六十来岁，姓吴，穿一件旧毛衣，正在给一台台秤换弹簧。
我说我要买砝码。
他问：“多大的。”
我说：“一公斤，五百克，二百克。”
他从柜子里拿，一只一只放在柜台上。一公斤的一百二，五百克的六十五，二百克的三十八。
我说：“要能出检定证书的。”
他停了一下，抬头看我。
你这是要打官司。
我说：“不是，我要校秤。”
他说：“校秤用不着证书。”
我说我要用。
他看了我三秒，说：“证书一份二十，三只做一个本。一共二百四十三。”
我把钱数出来，二百四十三，剩下的一百八十二块六卷起来塞回口袋。
他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铝箱，泡沫挖了三个坑，把砝码一个一个放进去，扣上。他说：“这箱子送你。砝码不能磕，磕一个角，这一只就不准了。”
我抱着箱子要走，他在后面说了一句。
你们市场那秤，一年检一次，秤上贴绿标。你去看看有没有。
我站住了。
我说：“什么绿标。”
他说：“检定合格标志。绿底白字，贴在秤的侧面，写着有效期。”
我抱着箱子站在门口，风从街上灌进来。
我在这个市场长大，从来没看过秤上有什么标。
三
我回到家，把铝箱放在饭桌上。
我妈正在切咸菜，刀在案板上敲。她看了一眼箱子，问：“这是什么。”
我说：“砝码。”
她说：“干啥的。”
我说：“校秤。”
她把刀放下，转过身。
小芹，人家是所里。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知道你还折腾。一千二我认了，三天不开张我也认了，你再去闹，人家一句话，咱这摊就没了。”
我说：“妈，你这秤用了二十九年。”
她说：“二十九年怎么了。”
我说：“二十九年，从来没短过人家一两。”
她不说话了。她把刀拿起来，继续切咸菜，切得比刚才快。
我把秤盘拿到阳台上。三个卡脚弯了两个，我用钳子夹住，一点一点掰。铝的，软，掰过头会断。掰到一半我停一下，看看角度，再掰。
我妈站在厨房门口看我。
掰了七八次，卡脚正了。我把秤盘按上去，晃了两下，不晃了。
我从铝箱里拿出一公斤的砝码，放在秤盘中间。
显示器亮起来，跳了三下，停在一千。
一千克整。
我妈走过来，低头看了一眼。
她说：“我这秤本来就准。”
我说我知道。
她说：“那你还折腾啥。”
我说：“因为别人不知道。”
门外有人喊。赵三的声音，从巷子口传进来，拖着长音。
马桂英，通知。
我妈的手在罩衣上擦了两下。
四
赵三站在门口，蓝马甲敞着，腋下夹一个文件夹。
他抽出一张纸递给我妈。停业整改通知，三天，从明天起。背面还有一张，承诺书，写着本人承诺今后诚信经营，不缺斤少两，如有违反，自愿接受处罚。
我妈伸手去接。
我把她的手按住了。
我说：“我妈的秤是准的。”
赵三看了我一眼。他说：“准不准不是你说了算。”
我说：“那是谁说了算。”
他说：“公平秤。”
我说：“那我们去称。”
他笑了一下。他说：“你爱称就称。他把两张纸拍在门框上，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回头补了一句，明天八点之前不签，停到下周一。”
我妈站在门口，手还伸着。
我说：“妈，你等我十分钟。”
我抱起铝箱往市场走。
公平秤在西门内侧，一台地磅，一米见方，钢板上划了不少刀痕，边上拿胶带贴着一张打印纸，写着公平秤，请复称。纸边卷起来了，被风掀起一个角。
我把三只砝码拿出来，一只一只放上去。
二百克的，显示一八一。
五百克的，显示四五二。
一公斤的，显示九〇三。
我在那儿站着。
我以为是我的砝码有问题。我又去把吴老板送的那张检定证书从口袋里掏出来，看了一遍，签发日期是上个月，有效期一年。
三只砝码是同一个比例，百分之九十点三。
我抬起头，看了一眼那台公平秤的侧面。
没有绿标。
我又跑到最近的三号摊，卖干货的，看他的秤。侧面贴着一张绿底白字的小方标，有效期写着二〇二三年五月。
现在是二〇二六年。
我一台一台看过去。整个市场三十六台商户秤，有绿标的九台，九台全部过期，最晚的一张是二〇二三年五月，最早的是二〇二一年。
我把每台的编号和有效期都记在手机备忘录里。
等我回到公平秤前，太阳已经出来了，从铁棚的缝里斜下来，照在钢板上。我把一公斤的砝码又放上去，还是九〇三。
我蹲在那台秤前面，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三个月前那个投诉的女人，穿红羽绒服，四十来岁，在我妈摊上买了两斤菠菜。六块八。我妈给她抓了两斤二两，多给了二两，说：“自家种的。”
那女的拎着菜走到公平秤前面，把袋子放上去。
然后她回来，把袋子往案板上一扔。
她说：“你这是二斤？”
我妈说：“二斤二两。”
那女的说：“你自己去称。”
我妈去称了。回来的时候脸是白的。
她说：“芹，那秤上写一斤八两。”
五
我在超市门口站了一会才进去。
换工服的时候，领班王姐过来，靠在我的柜子上。
她说：“小芹，你妈那事，网上挺大的。”
我说我知道。
她说昨天有个顾客在群里发了你照片，说：“这是那个黑心摊主的闺女，就在惠民超市收银。”
我把工牌别好。
她说：“你先回去休息三天吧，工资照发。”
我说：“王姐，我妈的秤是准的。”
她看着我，说：“我知道你妈。你妈给我称过菜，多给。”
她说完就走了。
我没回去。我在超市买了两个塑料袋，往市场走。
第一个摊，东边第七个，卖土豆的。我说：“来一斤。”
老板抓了一把，放秤上，五百零三克。他抓回去一个，五百克整。
我拎着土豆回家，用我那台校过的弹簧秤称。五百克。
我又去了另一个摊，西边第四个，也买一斤土豆。五百零二克。
回家称，五百克。
第三个摊，中间那排，卖土豆的老太太，手抖，抓了三次才抓够，五百一十克。她抓回去一个，五百。
我买了三天，一共十一斤土豆，十个摊。
每一斤回家称，都够。有一个摊多给了一两，有一个少给了五克，其余的都在正负五克之内。
我拿着最后一袋土豆，走到公平秤前面。
我把袋子放上去。
四百五十一克。
我在那儿站着，手里的塑料袋往下滴水，滴在水泥地上，一个小黑点，慢慢洇开。
一个买菜的过来问我，姑娘，这秤准吗。
我说：“不准。”
她说：“那我买的东西够不够。”
我说：“你回去自己称。”
她走了。走两步回头看我一眼。
六
我买了一本方格本，一块五，四十八页。
第一页我写了四行：日期，摊号，买多少，家称多少，公平秤多少。
我不写别的。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妈去签了承诺书。她自己去的，没叫我。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着，说：“签个字就好了，三天以后就能开张。”
我说：“妈，这三天你别去门口卖。”
她说：“不行，菜压两天就烂。”
我说：“那我陪你去。”
她说：“你上班。”
我说我请了三天假。
那三天我们娘俩在市场门口东侧的马路边上卖菜。一块塑料布，两个泡沫箱，我妈坐小马扎，我蹲着。风大，塑料布掀了三次，我用砖头压住四个角。
第一天卖了六十二块。第二天五十八。第三天四十七。
第三天下午，赵三从旁边过，看了一眼，没说话。
我记账。
早上七点前我买一次，九点买一次，十一点买一次，下午三点买一次。一次一斤，换着摊买。
十一天，四十三次。
第六天的时候我摸出规律了：商户的秤没问题，十个摊，四十三次，全部在正负八克之内。
公平秤有问题，每一次都少。少多少跟重量有关，跟时间没关系。
一斤，四百五十一克。
两斤，九百零三克。
三斤，一千三百五十四克。
比例是百分之九十点三。
我在方格本最后一页画了一条线，写了三个数：五〇〇、四五一点五、四八点五。
一斤少四十八点五克。
二两是一百克，还差一半。
三个月前那女的买二斤，我妈给二斤二两，一千一百克。放到公平秤上，九百九十三克。
一千一百克的东西，称出来九百九十三克，那女的看着像一斤九两八钱，跟我妈说：“的二斤二两对不上，差了快二两半。”
她当然要吵。
我把笔放下，坐在小马扎上。
我妈在旁边给人挑豆角，挑得很仔细，一根一根捋。她说：“小芹，你别老盯着本子，帮我递个袋。”
我把本子合上，递袋子。
那天晚上我算了一笔账。
我妈一天卖二百斤菜，平均一斤三块。她给了二百斤，公平秤称出来一百八十斤六两。买菜的回去自己复称也好，当场复称也好，只要走到那台秤前面，就少二十斤。
二十斤，六十块钱。
买菜的吵，管理所来人，罚二百。
商户要么认罚，要么去找赵三说情，罚二百变一百，再递一条烟。
一个月三十天，青云市场三十六个摊。
我在纸上写了一行字，写完看了一遍，划掉了。
我又写了一遍，没划。
七
我打过一二三一五。
接线的是个女同志，声音很平。她问我市场名称、摊位号、秤的位置、什么时候发现的。我一条一条说，她一条一条记。记完她说：“七个工作日之内回复。”
第七天下午，市场来了两个人，穿便装，胸牌挂在腰上，进来先看了一圈，然后找胡德胜进了办公室。门关着，谈了四十分钟。
他们出来的时候从我摊前过。我说：“同志，那台公平秤。”
走在前面的那个停下，看了我一眼，说：“我们会核查。”
第二天我打电话问结果。接线的人查了一下，念给我听：经核查，该市场在用计量器具均已按规定检定，检定证书齐全，未发现计量违法行为。
我说：“那台公平秤，放一公斤砝码，只有九百零三克。”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她说：“你有证据吗。”
我说：“有。”
她说：“你带着证据到我们所里来一趟。”
我去了。三楼，计量科，一间办公室四张桌子。接待我的是个三十来岁的男的，姓姚，他听我说了十分钟，说：“你这个情况，得先有一个检定报告。”
我说：“怎么出报告。”
他说：“找计量所。”
我说：“计量所管这个吗。”
他说：“计量所是技术机构，我们才是执法机构。你得出个报告，证明它不合格，我们才能立案。”
我说：“那我去出。”
他说：“你去吧。”
我从三楼下来，在楼梯口站了一会。楼下大厅有个牌子，写着办事流程，六个方框，箭头一个接一个。
八
市计量检定测试所在城东，一栋四层小楼，院子里停着几辆白色的车，车身上写着计量检定。
大厅里摆着一台取号机。我取了号，A017，前面还有六个人。
等到我的时候，窗口里的女同志抬头看我。
我说：“我要申请检定一台电子秤。”
她说：“哪个单位的。”
我说：“不是单位，是青云市场，那台公平秤。”
她说：“检定要使用单位申请，个体工商户也可以，你是个体工商户吗。”
我说：“不是，那个秤是市场的，摊位是我妈的。”
她把笔放下。
她说：“个人申请我们不受理。要市场管理方来申请，或者市场监管局委托。”
我说：“市场不会来申请。”
她看了我一会，说：“那你就投诉。”
我说我投诉过了。
她说：“那你找市场监管局。”
我说：“市场监管局让我来这儿出报告。”
她没说话。她把桌上的表格往前推了推，又收回去。
她说：“同志，我跟你说实话。这个秤，是谁的谁申请。你申请，检出来不合格，我们要出报告，报告上写谁委托的？写你个人？法院认不认？我们也没法弄。”
我说：“那我怎么办。”
她说：“你找市场监管局，让他们出委托函。有委托函，我们马上检。”
我从大厅出来，在台阶上坐了一会。
院子里有个老头在给一辆货车过地磅，车斗里装着钢筋，一根一根往下卸。他看见我坐着，问我，姑娘办事啊。
我说：“嗯。”
他说：“慢慢来，这楼里办事，一趟办不完。”
我说：“得几趟。”
他把手里的单子抖了抖，说：“我这一趟是第四趟。”
九
第十天，又出了个视频。
拍的是我们娘俩在市场门口东侧卖菜。一个塑料布，两个泡沫箱，我妈坐小马扎，我蹲着。镜头从马路对面拍的，隔着一条车道，声音很杂。
标题是，被查处的黑心摊主，在市场门口继续营业。
十二万播放。
评论里有人说，这一家子真横。有人说：“市场管不了她，说明背后有人。还有人把我的工牌认出来了，惠民超市，三号收银台。”
那天下午我手机开始响。陌生号码，一天三十几个。有人接通就骂，骂完就挂。有人不说话，听我喂两声，也挂。
我换了号。
我妈的手机也响。她不接，让它响，响到自动断。响了四天，她把手机放进抽屉，再没拿出来过。
她跟人说事，就走到人家门口去说。
我爸叫朱长福，扫街的，建设路，早上四点到上午十点。
视频出来第二天，他们队长找他谈话。谈话内容他没说，回来以后把碗端到门口吃，蹲在台阶上，背对着屋里。
我端了碗出去，在他旁边蹲下。
我说：“队长说啥了。”
他说：“让我歇两天。”
我说：“为啥。”
他说：“说影响。”
他扒了两口饭，忽然说了一句。
你妈这辈子，最怕人家说她短秤。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不知道。你妈刚嫁过来那年，我称了半斤肉，回家一称四两八，她跟我吵了一架，第二天自己跑去肉铺，让人家补了二钱。”
我爸很少说这么长的话。他说完就低头吃饭，吃得很慢。
十
我要校公平秤，得有一台没人动过手脚的秤做对照。
老陈卖猪肉，十八号摊，摊子后面有一台老式机械台秤，铁疙瘩，用了十几年。他还有一整套铸铁砝码，二十公斤的、十公斤的、五公斤的，装在木箱里，垫着麻袋。
我去找他。
他正在剔排骨，刀在案板上砸。
我说：“陈叔，借你的砝码。”
他停了一下，说：“我那秤七年没检了。”
我说我不要你的秤，我要你的砝码。
他把刀放下，走进摊子后面，蹲下去，从冰柜底下拖出一个木箱。木箱上有铁扣，生了锈。他打开，里面三只铸铁砝码，黑乎乎的，边角有磕碰。
他拿起二十公斤那只，掂了掂，放在我手里。
他说：“这一只，是我爸留下的。当年供销社的。”
我说：“谢谢。”
他说：“小芹，你要干什么，我知道。你别一个人去。”
我说我就称一下。
他说：“你听我一句，别一个人去。”
我没听。
我抱着那只二十公斤的砝码往西门走。铁疙瘩压得我胳膊往下坠，走了二十米就换一次手。
到西门内侧，赵三带着两个人站在公平秤旁边。
他说：“你干什么。”
我说：“复称。”
他说：“这秤不能随便动。”
我说：“公平秤不就是给人复称的吗。”
他没说话。他往前走了一步，伸手来夺我怀里的砝码。
我往后退，脚后跟磕在台阶上，人往后仰，砝码脱手，砸在地上。铝箱没关严，里面三只小的跟着滚出来，一公斤那只滚出去两米，撞在铁棚的柱子上。
我去捡。
赵三一脚把箱子踢开，箱子滑出去，撞在墙上。
他蹲下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句话，你听清楚。这市场里，谁都能查，就你不能查。”
有人举手机在拍。赵三站起来，指着那个人说：“删了。”
我把三只砝码捡回来。一公斤那只的边角磕掉了一块，缺口有黄豆那么大。
我捧着那只砝码，站在那儿。
二百四十三块。三只，加上证书。我这辈子第一次给自己买东西花超过两百块。
磕了角，就不准了。
十一
那天晚上我在阳台上用锉刀锉那个缺口，锉了半个多小时。
铝屑落在水泥地上，一小堆。锉完我把砝码放在我那台弹簧秤上，五百克，差了三克。
第二天我抱着它去衡器店。吴老板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放在他的标准天平上，看了数，摇头。
他说：“废了。砝码这个东西，掉一块就是掉一块，补不回来。”
我说：“能不能重新车一个。”
他说：“车出来的不准，得配重，配完还得送检，一套下来比买新的贵。”
我把砝码装回箱子里。
他从柜台后面出来，递给我一根烟，我摆手。他自己点上，说：“你这事，我到这个年纪没见过。一个收银员，拿砝码去校公家的秤。”
我说：“吴师傅，你们所里管这事吗。”
他抽了一口，说：“我们只管秤，不管人。秤送过来我们检，检完出证，贴标。人不送过来，我们不管。”
我说：“那要是一个市场的秤，三年没送检呢。”
他把烟摁在烟灰缸里，摁得很用力。
他说：“那就得有人去举报。”
我从店里出来，站在路边，风把树叶吹得哗哗响。
有人从后面叫我。
我回头。
一个年轻人，二十四五，穿一件黑色棉服，袖口磨白了，手里拎着一个和我一样的铝箱。
他说：“姐，你是朱小芹吧。”
我说：“你谁。”
他说：“我叫刘小伟，刘桂香的儿子。”
刘桂香就是刘婶，我隔壁十三号摊，卖豆腐。
他说：“你那个砝码，磕了没用了。我这儿有。”
他把箱子放在地上打开。三只新的，一公斤、五百克、二百克，铜的，亮的，泡沫挖的坑是新的。
我说：“多少钱。”
他说：“不要钱。”
我说：“为什么。”
他蹲在地上，说：“我妈的秤，前年被罚过三次。有一次罚了三百，我妈回来哭了一晚上，说三斤豆腐白做了。”
他抬起头。
他说：“姐，那台公平秤，是我装的。”
十二
我们在市场后门的电动车棚里说话。棚顶是彩钢瓦，风一吹就响。
刘小伟念完初中就去学电工，后来进了宏达衡器，干了四年，装秤、修秤、换传感器。全县城的市场、超市、粮店，他跑过一百多家。
他说：“去年八月，所里搞智慧秤升级，三十七台，全是我们公司供的。商户秤三十六台，公平秤一台。”
我说：“公平秤为什么也算。”
他说：“公平秤是送的。公司白送，一分钱不要。”
我说：“白送图什么。”
他说：“图后面那三十六台。”
他从棉服内袋里掏出几张纸，折了三折，展开。
安装记录表。表格上是秤的编号、安装日期、摊号、参数。
他指着最后一栏。
他说：“这一栏是系数。商户秤全部是一点零零零。公平秤是零点九零三。”
我说：“谁定的。”
他说：“单子上有签字。”
我看了一眼。签的是三个字，胡德胜。
我把那张纸看了三遍，抬头的时候看见他嘴唇在抖。
他说：“姐，参数是我敲进去的。我不知道他们拿这个干什么，我以为就是调个零点几，说是老秤换新，怕称出来跟原来不一样，商户不认。”
他停了一下。
他说：“上个月我看见你妈被砸秤，我才知道。”
我说：“你现在告诉我这些，想清楚了吗。”
他说：“想清楚了。我只有一个条件。”
我说，你说。
他说：“别把我妈牵进去，别说是从我这儿拿的。”
我说：“行。”
他把那个 U 盘和那几张纸一起塞给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他说：“姐，这事你要是办不成，我在这个县城就待不下去了。”
他推着电动车走了，走到棚子口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天晚上我在超市办公室复印机前面站了十五分钟。三十六张安装记录，一张返点台账，一份合同。复印完我把原件还给刘小伟，复印件装进一个牛皮纸袋。
回家的路上我绕了一段，从市场西门过。
公平秤还在那儿，钢板上落了一层灰。边上那张纸被风撕掉了一半，剩三个字，请复称。
十三
二十九号摊卖鱼，老胡，四十七岁，一条腿有点瘸，是早年骑三轮翻沟里落下的。
他被罚过十一次。
第一次是前年冬天。一个顾客买三斤鲤鱼，拎到公平秤上称，二斤七两，回来把鱼摔在他脚边。他被罚三百。
那天晚上收摊，他坐在鱼摊后面的小凳子上，坐了两个小时。
第二天他把秤调了。调多，来复称的人不吵了，可人家回家一称，拎着鱼回来，一句话没说，把他的摊子掀了。塑料盆翻了三个，水泼了一地，鱼在地上蹦。
老胡被打了一顿，鼻梁骨裂了。
后来他把秤往回调，调少。调少他自己一天亏八十块，撑了九天，撑不住。
再后来他不调了。他给人称完鱼，抓一小把葱塞进袋子，说：“搭你的。”
去年秋天，他又被举报了，罚五百。
我去找他的时候，他正在刮鱼鳞。刀在手里转得很快，鳞片飞起来，粘在他胳膊上。
我说：“胡师傅，你那秤。”
他说：“别提秤。”
他把刀往案板上一插，说：“我不调，罚我。我调，也罚我。我给人搭葱，人家说我心虚。我他妈怎么弄。”
他说：“你知道我现在给人家称鱼，先问一句什么吗。”
我说：“什么。”
他说：“我先问，你家有秤没有。”
他说：“有秤的，我多给二两。没秤的，我按公平秤上那个数给。”
他说完低头继续刮鱼鳞，刮了两下，把刀扔了。
他说：“我卖了十九年鱼。”
上个月我从市场过，二十九号摊换人了，卖冻品。我问了一句老胡呢，新摊主说：“他去工地了，扎钢筋，一天二百二。”
十四
第二天早上刘婶来了。
我正蹲在门口刷锅。她站在巷子里，两只手在围裙上擦。
她说：“小芹，你出来。”
我站起来。
她开口第一句就是，你为了你妈，把我们都搭进去。
我说：“刘婶你进来坐。”
她说我不坐。她说小芹，你知道我们这摊一个月挣多少吗。三千。好的时候三千五。罚一次二百，一年罚八次。剩下的钱够干什么。我儿子二十五了，还没说上媳妇。
她说：“你要真相，我们要吃饭。”
巷子里有人探出头来看。豆腐摊那边还没开张，她的三轮车停在墙根下，车斗里两板豆腐，盖着湿布。
她说着说着声音就高了。
她说：“你以为你妈可怜？你妈那秤被砸，是因为那女的在公平秤上称了。哪一家没被称过。你张婶被称过，卖鱼的老胡被称过，我被称过两回。”
她说：“我们认了，我们认了这么多年，你一句话就要翻过来。翻过来以后呢，市场关了，我们上哪儿卖去。”
我说：“刘婶，市场不会关。”
她说：“你怎么知道不会关。”
我说：“秤换了就没事了。”
她盯着我看了三秒，忽然笑了一下。她说：“你真是念过书的。”
她走的时候扔下一句。
她说：“你要是敢把我儿子说出来，我跟你拼命。”
我在巷子里站着，手里的刷锅水凉了。
十五
第十六天晚上，我听见门响。
我睡在里屋，门是虚掩的。我起来的时候没开灯，光脚站在门后。
我妈坐在床沿上穿鞋。
她穿的是那双黑布鞋，鞋帮松了，她用手指头把鞋帮往上提。提了两次没提上去，她就那么穿着，站起来。
她穿着那件蓝罩衣。罩衣洗得发白，口袋边上补过。
我说：“妈，你去哪。”
她说：“我去看看你爸。”
我爸在环卫队值夜班，扫的是另一条街，凌晨两点半上班。
我说：“现在两点。”
她说：“我知道。”
她从我身边走过去。我伸手拦在她胸前。
她推开我。
她推得很轻，可我没站住，往后退了一步，撞在门框上。
她说：“芹，妈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人家说妈缺德，妈受不了。”
我说：“妈，我知道你没做。”
她说：“你知道，人家不知道。”
她走到门口，手放在门闩上。
我从后面抱住她。
她一米五五，我比她高一头。我抱住她的时候，感觉她整个身子都在抖，抖得很厉害，抖得我胳膊发麻。
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忽然哭起来。
哭的声音很小，像怕吵到邻居。她一边哭一边说：“芹，妈就是想不开了，妈就是想不开。”
我说：“妈，你别想。”
她说：“妈这辈子就这一台秤。”
我把她抱回床上。她坐着，我蹲在她前面，给她把鞋脱了。她的脚很凉，脚后跟裂了口子，是常年站着磨的。
我给她盖上被子。她背对着我，肩膀一直在动。
我在床边坐到天亮。
十六
第二天我换了锁。
五金店买的三环锁，三十八块，配三把钥匙。我把旧锁拆下来，新的装上，试了四次，锁舌进得去，不卡。
我妈坐在床边看我装。
装完我把两把钥匙揣起来，一把放在桌上。
她说：“你把门锁了。”
我说：“妈，这三天你别出门。”
她说：“你锁我。”
我说：“我锁三天。”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她说：“我养你三十四年。”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锁我。”
她说完就躺下了，把被子拉到下巴。
我给她做了饭。小米粥，炒了个鸡蛋，切了半碟咸菜。我端到床边的小柜上，说：“妈，吃饭。”
她没动。
我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看着那碗粥从冒热气到不冒热气。
下午我热了一遍，又端过去。
晚上我又热了一遍。
那碗粥在那里放了三天。我没撤，每天热三次，热完端过去。鸡蛋第一天就凉透了，我第二天重新炒了一个。
第三天早上，碗空了。
筷子上有粥的印子，是舔过的。
我站在床边，她背对着我躺着，说了一句。
她说：“芹，你把窗打开，我想看看外面。”
我把窗推开。窗对着巷子，巷子那头是市场西门的铁棚，能看见一点点红蓝的遮阳布。
她坐起来，靠着墙，看了一会。
她说：“那台秤，你修好了没有。”
我说：“修好了。”
她说：“修好了就摆出去。”
我说：“妈，等三天。”
她说：“我等。”
十七
第二十天下午我下班回家，门是开的。
我推门进去，屋里被翻过。抽屉全拉开了，里面的东西倒在地上，医保卡、身份证复印件、一包针线、几盒药。衣柜门开着，衣服被扒到一边。
我妈坐在床边，两只手抓着膝盖。
她说：“来了两个人，说是查消防。”
我说：“他们翻什么。”
她说：“翻抽屉，翻柜子，还翻了米缸。”
我蹲下去，把地上的东西一件一件捡起来。
方格本不见了。我记账的那本，一块五，四十八页，最后一页画着一条线。
牛皮纸袋也不见了，里面是我复印的三十六张安装记录。我放在抽屉最底层，用两件旧毛衣压着。
我坐在椅子上，坐了很久。
我妈说：“芹，是不是妈惹的祸。”
我说：“不是。”
我从米缸里把手伸进去，掏到底，摸出一个塑料袋。
塑料袋里还有一套复印件，用皮筋捆着。
我第一次复印的时候，复印了三套。
十八
我弟朱小军是第二十天晚上回来的。
他在省城跑网约车，开一辆白色轿车，车身上有一道划痕，用补漆笔涂过。他进门把钥匙往桌上一扔，说：“姐，你是不是有病。”
我说：“你坐。”
他说：“我不坐。”他又说，网上都传疯了，我丈母娘今天打电话问我媳妇，说你大姑姐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他在屋里走了两圈，走到我妈床边，站了一下，又走回来。
他说：“你跟一个所长较什么劲。人家在那个位子上坐了十年，你一个收银员。”
我说：“小军，妈那台秤被人砸了。”
他说：“砸了就砸了，再买一台，我给你买。”
我说：“妈差点跳桥。”
他停住了。
他说：“什么时候。”
我说：“砸秤那天晚上。两点，她穿好鞋要出门，我拦下来的。”
他站在那儿，脸一点一点白下去。
他慢慢坐到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不说话。
屋里静了很久，能听见隔壁的电视声。
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桌上，推到我这边。
他说：“这里有八千。你拿着，给妈买点吃的，剩下的你留着。”
我说：“我不要。”
他说：“姐。”
我说：“小军，我不是要钱。”
他把卡收回去，攥在手里，攥了一会。
他站起来，说：“那我走了，明天还要跑车。”
走到门口他停下。
他说：“姐，我不是不帮你，我是怕。”
我说：“我知道。”
他走了。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一下，又灭了。
十九
三套复印件的去处，我分开安排的。
第一套，超市储物柜。柜子在员工更衣室外面的走廊上，一个月十块，我租了一个，编号 218。我把牛皮纸袋塞在最里面，用一件旧工作服盖着。
第二套，挂号信。信封上写市计量检定测试所，收件人写所长。我在邮局填单子的时候，工作人员问我寄什么，我说材料。她说要不要保价，我说：“不用。”她给了我一张回执，我夹在身份证里。
第三套，给了老陈。
那天他收摊，我在他摊子后面等他。
他一边洗手一边说：“你还真去了。”
我说：“陈叔，这个你收着。”
他接过去，捏了捏，说：“是什么。”
我说：“你看不看都行。我要是出事，你打开。”
他看了我一眼，把袋子塞进冰柜后面的缝里，用一块塑料布盖上。
他说：“我不看。”
我说：“谢谢你。”
他说：“小芹，你妈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那你就别让她知道。”
二十
第二十一天晚上八点多，有人敲门。
我开门，胡德胜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两瓶酒。
他穿的是便服，一件深蓝夹克，拉链没拉到底，头发还是梳得整整齐齐。
他说：“来看看你妈。”
我妈从里屋出来，看见他，站住了，两只手在罩衣前面握起来。
她说：“胡所长。”
他说：“坐坐坐，别忙。”
他在客厅的椅子上坐下，把酒放在桌上。我妈去倒水，手抖，水洒在桌面上，她拿抹布擦了三遍。
他说：“马大姐，你别忙了，我说两句话就走。”
他转过头看我。
他说：“小芹，你出来一下。”
我们站在门口。巷子里有人在洗衣服，水声哗哗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问我介意吗。我说：“不介意。”他点上，抽了一口。
他说：“你妈的摊位，从下个月起，三年不收管理费。”
他说：“市场改造完，靠西门那个位置，最好的，给她。那个位置一年能多卖一万块。”
他说：“你弟不是在跑网约车吗，我认识客运站的人，能给他安排个线路，跑乡镇，稳当。”
他抽了一口烟，把烟灰弹在地上。
他说：“你把那些纸给我，这事就过去了。你妈明天就能开张。”
我看着他。
我说：“胡所长，我妈的秤是准的。”
他说：“我知道。我从来没说你妈的秤不准。”
我说：“那你砸它干什么。”
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看着烟头。
巷子那头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
他说：“我不砸它，就得砸别人的。”
我说：“为什么必须砸一台。”
他说：“因为要有人信。”
我说：“信什么。”
他说：“信这个市场有人管。”
我说：“管什么。”
他说：“管秤。”
我说：“秤是坏的。”
他把烟摁在墙上，摁灭了。
他说：“秤坏了，人才服管。秤要是准的，谁服谁。”
风从巷子口进来，把他夹克的下摆吹起来。
我说：“胡所长，我妈跳桥那天，你在干什么。”
他没说话。
我说：“你那天在办公室喝茶。有人给你送了一盒茶叶，你泡了一杯，喝完又续了一杯。”
他抬起头看我。
我说：“那天我在桥底下认人，认了四十分钟。她口袋里有一张纸条。”
他把手插进夹克口袋。
他说：“小芹，你这性子，跟你妈一样。”
我说：“我妈的性子，跳了桥。”
他站在门口，站了三秒。
他说了一句。
他说：“我也有妈。”
然后他转身走了。酒留在桌上，两瓶，红盒装的。
我把酒拎出去，放在他家门口的台阶上。他家在建设路，二楼，窗户亮着灯，能看见一个人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二十一
通报会前两天，刘小伟被辞了。
理由是违反操作规程。人事让他当天办完手续，工牌收回，工具箱留下。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正在公交站。
他说：“姐，我被开了。”
我说：“对不起。”
他说：“不怪你。我在那公司干了四年，一个月四千二，天天爬梯子，梯子还是我自己买的。我早就不想干了。”
他停了一下。
他说：“我妈不知道，你别跟她说。”
我说：“你打算怎么办。”
他说：“去南方。我表哥在东莞，做模具，一个月六千，管住。”
我说：“什么时候走。”
他说：“等你这事完了。”
我说：“小伟。”
他说：“姐，那个 U 盘，我留了一份。”
我说：“什么。”
他说：“我留了一份，放在我对象那儿。她不知道是什么，我跟她说是我存的照片。你要是出事，我让她拿出来。”
我站在巷子里，电话贴在耳朵上，一句话说不出来。
他说：“姐，你别怕。这县城就这么大，他们还能把你怎么样。”
我说：“小伟，你走吧。”
他说：“我等你开完会。”
三天后刘婶知道了。她去宏达衡器门口坐了一天，坐在台阶上，怀里抱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个馒头。
保安赶了她三次，她没走。
下午老板出来，给了她两千块钱，说是补偿。她没要。
她说：“我儿子在你们这儿干了四年，你说不要就不要。你们那个秤，我儿子装的，他夜里回来睡不着。”
老板说：“阿姨，有事走法律程序。”
她说：“我不懂法律，我就坐这儿。”
她坐到天黑，把那两个馒头吃了，自己走回家。
二十二
第二十二天，市场贴了通知。
红纸黑字，贴在西门内侧的公告栏上，写着计量整改通报会，二十三日上午八点，全体经营户参加，不得缺席。
那天晚上老陈来找我。
他站在门口没进来，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斤排骨。
他说：“给你妈炖上。”
我说：“陈叔你进来坐。”
他说：“不坐了。”他把排骨递给我，站在巷子里，两只手插在袖子里。
他说：“明天你要是输了，这市场就没有你妈的位置了。”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想清楚了。”
我说：“陈叔，我妈的秤是准的。”
他抬起头看我，看了一会。
他说：“我知道。我问的不是秤。”
风从巷子口灌进来，把他袖子吹得鼓起来。
他把手从袖子里抽出来，说了一句。
他说：“明天我带秤去。”
他走了。走到巷子口又停下。
他说：“你妈那个摊，十二号。我记着呢。”
二十三
老陈走后，我在桌上铺了一张超市的旧海报，翻过来，背面是白的，有 A2 那么大。
我用尺子在上面画了一张市场的平面图。
四十三个方格，横六排竖七列，中间留出两条过道。我按摊号一个一个填进去，填到十二号写我妈的名字，填到十三号写刘婶，十八号写老陈，二十九号写老胡。
三十六台秤，我在格子里点一个红点。
画完我把图铺平，看了半个小时。
我在右下角写了三行字。
第一行，三十六台商户秤，全部合格。
第二行，第三十七台，公平秤，少九十七克。
第三行，参数零点九零三，签字人胡德胜。
写完我看了一遍，觉得不够。
我另拿一张纸，写第二个版本。这次不写结论，只写三个问题。
一，公平秤的检定证书在哪里。
二，三十六台商户秤的参数是谁定的。
三，二〇二三年五月以后，这个市场有没有送检过。
我把两张纸叠在一起，夹进牛皮纸袋。
那晚我没睡。躺到三点，起来把砝码从箱子里拿出来，一只一只擦，擦完放回去，扣上箱扣，扣了两次，听见咔的一声。
四点半我听见我妈起来了。她在厨房烧水，铝壶响。
五点她把粥盛好，两碗，摆在桌上。
她没问我今天要干什么。
她只说了一句，吃完饭再去。
二十四
二十三日早上七点半，我到市场。
西门里的空地上摆了一张长桌，铺红布，桌上一个话筒，两瓶矿泉水，一个塑料牌子，写着青云市场计量整改通报会。
胡德胜坐中间，夹克拉链拉到顶，头发还是梳得整整齐齐。赵三站他右边，手里拿一个文件夹。左边坐着街道办一个副主任，姓徐，五十来岁，戴眼镜，一直在看手机。
三十六个摊主，来了三十四个。有两个人没来，一个住院，一个回老家。
我站在最后一排。
四周围了二百多人，买菜的、路过的、推着车卖早点的，都在看。
胡德胜对着话筒讲话。他说：“这次计量整改，所里高度重视，自查自纠，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也欢迎群众监督。”
他说：“十二号摊马桂英，秤经检定是合格的，但在经营过程中服务态度有问题，与顾客发生争执，造成了不良影响。原定罚款一千二，考虑到家庭困难，减半，退六百。”
他说完，看了我妈一眼。
我妈站在十二号摊门口，没往前站。她穿着那件蓝罩衣，两只手在罩衣前面握着。
有人鼓掌。鼓了三四下，稀稀拉拉。
刘婶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站起来。
我说：“胡所长，我不要减半。”
二百多人一起回头。
我说：“我要退。”
胡德胜脸上的表情没变。他把话筒往嘴边挪了挪，说：“你说什么。”
我说：“我妈的秤是准的，一分钱都不该罚。今天我把砝码带来了，请所里当场把全市场的秤校一遍。”
场子里安静下来。
胡德胜看着我，看了大概三秒。
他说：“你算什么东西。”
我说：“我叫朱小芹，十二号摊马桂英的女儿。”
我说：“我不算东西，我算斤两。”
他没接上话。
徐副主任把手机放下，说：“小同志，有话好好说，不要激动。”
我说：“我一直在好好说。三个月前我妈的秤被砸，我们好好说了，没人听。今天我不说了，我称。”
我把铝箱放在长桌上，打开。
三只砝码，一公斤、五百克、二百克，铜的，亮的。
阳光从铁棚的缝里打下来，照在铝箱上，晃了一下。
二十五
我说：“从一号摊开始。”
一号摊卖干货，老宋。他把秤从摊上搬过来，放在桌上，有点犹豫。
我把一公斤的砝码放在秤盘中间。
屏幕跳了一下，停在一千。
我说：“一号，一千克，准。”
老宋松了口气，往回搬秤。
二号摊卖调料，一台新秤，带打印小票的。一千。
三号摊卖干货，一千。
四号摊卖鸡蛋，九百九十九。我说：“四号，九百九十九，差一克，在允许误差之内。”
五号，一千。六号，一千。七号，一千。
八号摊是个卖咸菜的，秤上糊了一层盐水，我用袖子擦了擦秤盘，才放砝码。一千。
九号，一千。十号，一千。
我开始出汗。一公斤的砝码，举上举下，到第十台的时候我右胳膊开始抖。
有人开始笑。
赵三在旁边说：“行了行了，都合格。”
我说：“还没完。”
十一号，一千。十二号是我妈的秤，她自己把秤搬过来，放在桌上，手放在秤盘边上，等我放。
我放上去。一千。
我说：“十二号，一千克，准。”
我妈点了一下头。
十三号刘婶的豆腐摊，她没过来，我提着砝码过去她的摊上校的。一千。
十四号，一千。十五号，一千。十六号，一千。十七号，一千。
十八号猪肉摊，老陈。他把机械台秤抬到桌上，铜盘，木底座，指针式的。我把砝码放上去，指针慢慢抬起来，停在一公斤的刻度上，微微晃了两下。
我说：“十八号，一千克，准。”
老陈说：“我这秤七年没检了。”
我说：“准。”
他笑了一下，露出嘴里那颗金牙。
二十六
到第二十台的时候，人已经围到铁棚外面去了。
三百多个。有人站在三轮车车斗上看，有人举着手机。小周在最前面，手机举得最高。
我每校一台，就报一次数。二十号，一千。二十一号，一千。二十二号，一千。
二十三号卖豆制品的，秤上压着一块湿抹布，我把抹布拿开，擦了秤盘。一千。
二十四号，一千。二十五号，一千。
二十六号卖水产的，秤盘里有水，我把水倒了，用围裙擦干。一千。
二十七号，一千。二十八号，一千。二十九号，一千。三十号，一千。
三十一号卖活鸡的，秤盘上有鸡毛，我一根一根捡掉。一千。
三十二号，一千。三十三号，一千。三十四号，一千。三十五号，一千。
三十六号，刘婶。
她抱着自己的秤从人堆里挤出来，放在桌上，一句话没说。
我把砝码放上去。一千。
我说：“三十六号，一千克，准。”
我把砝码拿起来，放回铝箱，扣上。
三十六台。全部合格。
场子里没有人说话。
胡德胜站起来。他把话筒拿在手里，走到桌子前面。
他说：“马桂英，三十六台，全部合格。你折腾这一早上，图什么。你妈那六百块，我让财务今天退给你。”
他转头对徐副主任说：“徐主任，你看，这就是我们自查的成果。”
徐副主任点了点头。
我说：“还有一台。”
胡德胜回过头。
我说：“整个市场三十七台秤。校了三十六台。”
二十七
我抱着铝箱往西门走。
胡德胜在后面说：“那是公平秤。”
我说：“公平秤也是秤。”
三百多人跟着我往西门走。脚步很杂，有人跑，有人喊让一让。
公平秤在西门内侧，一台地磅，一米见方。钢板上落着灰，边上一张纸只剩三个字，请复称。
我蹲下去。
我用袖子把钢板擦了一遍。灰很厚，擦完袖子是黑的。
我把一公斤的砝码放在钢板正中间。
屏幕跳了三下。
九〇三。
我站在那儿，看着那个数。
三百多人在我身后，没有人出声。
我说：“第三十七台，九百零三克。”
我说：“三十六台商户秤，全部合格。第三十七台，少九十七克。”
我说：“九十七克，差三克就是二两。”
我转过身。
我说：“三个月前，有人在我妈摊上买二斤菠菜。我妈给了二斤二两。拿到这台秤上，称出来一斤九两八钱。”
我说：“我妈那天一句话没说。”
我说：“这台秤，是整个市场用来判断谁缺斤少两的秤。谁被投诉了，谁的菜拿到这儿来称。”
我说：“裁判自己少二两。”
我把手从砝码上拿开。
胡德胜站在人堆前面，脸上的肉跳了一下。
他说：“这秤是旧的，有误差。”
我说：“误差是百分之九点七？”
我说：“胡所长，我这儿有份东西。”
我把牛皮纸袋从怀里拿出来，抽出复印件，举起来。
我说：“二〇二五年八月，宏达衡器安装记录，三十七台。三十六台商户秤，参数一点零零零。公平秤，参数零点九零三。安装单上签字的人，是你。”
我说：“这不是误差。这是参数。”
二十八
胡德胜的脸白了。
他往前走了两步，伸手来夺我手里的纸。我往后退，把纸举高。
他说：“这是伪造的。”
他说：“保安。”
两个保安从人堆外面挤进来，一左一右架住我的胳膊。
我没挣。
我说：“你们把我架出去，砝码还在秤上。”
保安停了一下。
这时候人堆里有人动。
刘婶从人堆里挤出来。她抱着自己那台秤，走到公平秤旁边，往地上一放。
她说：“先校我的。”
全场静下来。
她说：“我这台秤，前年被罚过三次。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再校一次。”
第二个动的是老陈。他和他媳妇两个人，把十八号摊那台机械台秤抬了过来，铜盘晃得叮当响，放在刘婶的秤旁边。
第三个是卖干货的老宋。第四个是卖鸡蛋的。第五个是卖活鸡的，一手拎着秤，一手还攥着半只鸡。
一台一台，围着公平秤摆开。
铁盘碰铁盘，一声一声。
三十七台秤，围成一个圈。
胡德胜站在圈外面。
我被两个保安架着，站在圈边上。我低头看这个圈，三十六台秤，围着中间那一台。
我抬起头。
我说：“胡所长，你自己来看。”
他往后退了一步。
赵三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
我妈从人堆外面走进来。
她走得很慢，两只手在罩衣前面握着。人往两边让，让出一条道，她一直走到公平秤前面。
她蹲下去。
她膝盖不好，蹲的时候扶了一下秤架子。她伸手把钢板上的砝码拿起来，一公斤，她拿得很吃力，两只手捧着，站起来，走两步，放进我的铝箱里。
然后她从罩衣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把钢板上留下的一个圆印子擦了。
擦完她站起来，看着那台秤。
她说：“我在这台秤上，被称了二十九年。”
全场没有人说话。
她说：“芹，回家吧。”
我说：“妈，还没完。”
那天晚上回家，我妈没吃饭。
她把罩衣脱下来，叠成四折，放在枕头边上。她坐在床边，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坐了很久。
她说：“那台秤，称了多少人。”
我说不知道。
她说：“它称了我二十九年。”
她说完就不说话了。屋里只有挂钟走的声音，那口十五块的钟，还是快四分钟。
过了一会儿她问：“明天还出摊吗。”
我说：“市场封了。”
她说：“那我等着。”
第二天早上，她把那件罩衣洗了，用皂角搓了三遍，拧干，晾在阳台上。
那两天是阴天，衣服晾了三天没干。她每天早上起来摸一遍，摸完回屋坐着。
第四天下午，衣服干了。她把它收下来，叠好，抱在怀里，走到市场西门外面，站在警戒线外面往里看。
执法车进进出出，有人在搬东西。
她站了一个多小时，没进去。
二十九
报信的是老陈媳妇。她挤到人堆外面打了电话。
四十分钟以后，两辆执法车开进市场西门。车身上写着市场监督管理。
下来六个人，穿制服，带了两台仪器。领头的四十来岁，姓马，看了现场，先让所有人后退，然后拉警戒线。
他把公平秤的电源拔了，四个人抬上车，用封条封了。
三十六台商户秤，一台一台登记，贴封条。
登记到十二号的时候，那个姓马的问我妈，这台是你的？
我妈说：“是。”
他说：“你这台先别封，我们要复检。”
那天下午市场封了，西门拉了一道警戒线，贴了封条。停业两天，通知贴在公告栏上，白纸黑字。
三十四户，两天的菜。
三十一号卖活鸡的老太太傍晚堵在我家门口，骂了十几分钟，说她那些鸡两天不卖就得死，一天死七八只，一只三十块。
她说：“你个丧门星。”
我站在门口听。我妈要出去，我拦住了。
第二天早上老宋来了一趟，拎着一板鸡蛋，三十个，放在门口就走，喊都喊不住。
刘婶没来。她不骂我，也不理我。
第二天下午我从市场门口过，看见几个摊主蹲在墙根下打牌，其中一个抬头看见我，把牌收了。他们都不说话，等我走过去，牌又打起来。
市场停业那两天，管理所临时由街道办接管，摊位费免了两个月。
第三天开门，我站在西门外面看了一会。铁棚下面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只有风把一张旧报纸从这头吹到那头。
当天下午三点，公平秤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院子里被拆开。
底壳拆下来，传感器的线上串着一块小电路板，两厘米见方，上面焊着一个芯片和两个电阻。
技术员用万用表量了一下，说：“这是外挂的衰减电路。装上去，称出来的数乘零点九零三。”
他说：“开关在遥控上，也可以写死在板子里。”
这块板子是写死的。
第二天，胡德胜在办公室被带走。区监委的人来的，两个，一男一女，走的时候他把夹克拉链拉到了顶。
第三天，贾文斌在机场被拦下来，机票是去昆明的。
赵三在家里待了两天，自己去的纪委。
刘小伟被叫去做了三次笔录。他出来那天在市场后门等我，说：“姐，我说了。”
我说：“你妈知道吗。”
他说：“知道。她打了我一巴掌，然后又给我煮了面。”
三十
那台秤，我妈用了二十九年。
她二十九岁那年开始卖菜。之前她在城郊的一个砖厂推车，砖厂倒了，她就进城。第一天是挑担子，两个竹筐，一根扁担，从城东挑到城西，一天走十几里。冬天手上裂口子，用胶布缠，缠三层。
第二年她借了钱，在市场里买了个摊位，一米二的案板。
第一台秤是借的，邻居家的，用了半年还回去。第二台是二手的，十五块，秤盘缺了个口，称的时候得拿手扶着。
第三台就是这台，红星牌，四百八，她攒了四个月。
她把发票夹在一本小学生作业本里。那本作业本她记了二十九年，每一天卖多少，进多少，剩多少。字很小，挤在格子里，一页能记十天。
我翻过一次。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四，卖四十七块三，进菜二十三，剩二十四块三。下面写了一行小字：芹的学费，还差六十。
我妈不识多少字，是她自己慢慢学的。她记账用阿拉伯数字，写得歪，但每一笔都对。
那本作业本现在在她枕头底下。
三十一
等判决的那一个月，我妈一直没问过一句。
她不问胡德胜，不问那台秤，也不问我那些纸是从哪儿来的。她每天早上起来烧水，扫地，把阳台上的菜挑一遍，中午做饭，下午坐在门口晒太阳。
三月里有一天，她说要去城西大桥。
我说我陪你去。
她说我自己去。
我说：“那我送你到桥头。”
她说：“不用。”
她换了件干净衣服，把头发梳了，出门。
我跟在她后面，隔了三十米。
从我们家到城西大桥要走二十分钟。她走得很慢，中间在路边的台阶上坐了两次，每次坐三四分钟。
她上桥的时候，我在桥头站着，没跟上去。
她走到桥中间，扶着栏杆，往下看。
那是三月，河里的水很小，露出来一片一片的沙洲，有人在沙洲上捡东西。
她站在那儿，站了二十多分钟。
我站在桥头，手心全是汗。我把手在裤子上擦，擦了两遍，还是湿。
中间有一辆车停下来问她要不要搭车，她摆手。
后来她转过身，往回走。
走到桥头，看见我，站住了。
她说：“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说：“我怕。”
她看了我一会，忽然笑了一下。她说：“我不跳了。”
她说：“我就是来看看，我上回站在哪儿。”
我们俩往家走。走了半条街，她开口了。
她说：“芹，那天早上，我在桥上站了五分钟。”
她说：“我想的是，你要是还没起，就没人知道我死在这儿。”
我说：“妈。”
她说：“我今天来，是想告诉那个地方，我不怕你了。”
她说完，从罩衣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攥得皱皱的，五块的十块的，还有两张二十的。
她说：“走，买排骨。”
那天中午我们吃了排骨。她炖的，放了两个土豆，炖得很烂。
她吃了两碗饭。
三十二
刘小伟走的那天是四月三号，汽车站，早上七点二十的车，去东莞。
我去送他。
他背一个双肩包，手里拎一个编织袋，袋子口用绳子扎着，里面是被子和两件衣服。
我把两千块钱塞给他。钱是新票子，我从银行取的，二十张。
他说：“不要。”
我说：“你拿着，到了先租个房子。”
他把钱接过去，折成四折，塞进内衣口袋，按了两下。
他说：“姐，我在东莞等你消息。”
我说：“我没有消息。”
他笑了一下。
他说：“那我就当你一直好着。”
检票了。他背着包往里走，走到车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抬手挥了一下。
车开出去的时候，我在站台上站着，看着那辆车拐上大路，尾灯亮了一下，走远了。
判下来是四月中旬。
胡德胜，受贿罪，三年。查实的有两笔：一笔是宏达衡器每台秤返二百，三十七台，七千四；一笔是三年里的罚款分成，每月一千八到两千二不等，一共六万八。退赔，罚金十万，开除公职。
贾文斌，行贿，判二缓三，公司吊销，罚金二十万，五年内不得从事计量器具经营。
赵三，判一缓二，退赔。
街道办那个徐副主任，诫勉谈话。市场管理所重新任命所长，把计量管理这一块单独立了制度，每季度报一次。
公平秤被拆开那天拍的照，后来贴在市场监管局的通报上，一块两厘米见方的小板子，两根线。
我看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就这么点东西。
三十三
判完第三天，市场监管局给我打电话，让我去领一份东西。
还是那栋楼，三楼，计量科。接待我的还是姓姚的那个，他站起来给我倒了一杯水，纸杯，放在桌上。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推过来。
他说：“检定报告。”
我把袋子打开。里面三页纸，第一页写着检定结果：受检计量器具，电子计价秤，编号 QY-37，最大允许误差正负五克，实测示值误差负九十七克，判定为不合格。
委托单位那一栏，写的是市场监督管理局。
我看完把纸放回去，把文件袋的口折了一道。
他说：“朱同志，那次是我们工作没做到位。”
我说：“报告我拿到了。”
他说：“这个案子我们所里也开了会，全市的市场都要排查一遍。”
我说：“那不是我的事。”
他说：“是。”
我把文件袋拿起来，站起来，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他叫我，说：“朱同志。”
我回头。
他说：“你妈那台秤，我们检了，是合格的。报告在后面附页。”
我说：“我知道。”
我从楼上下来，在台阶上站着。上次我在这儿坐过，那个拉钢筋的老头不在。
我把报告从袋子里抽出来，翻到最后一页。附页上是另一份检定结论，编号 QY-12，最大允许误差正负五克，实测示值误差零克，判定为合格。
零克。
我站在台阶上，把这两个数看了很久，一个负九十七，一个零。
退赔会在市场里开，四月二十号，还是那张长桌，还是那块红布。
这次坐在中间的不是胡德胜，是市场监管局那个姓马的，还有一个街道办新来的女的。
退的是三年里所有的罚款，三十四户，一共十九万六。
一家一家签字，按手印，领钱。领的是现金，一沓一沓，用牛皮纸筋捆着。
签字的本子是红的，很厚。
排到刘婶，她签了三次，六百块。她把钱推回去，说：“这钱我不要。”
工作人员说：“这是规定，必须领。”
刘婶说：“那我捐了，给市场装个新秤。”
后来市场真的用这笔钱买了两台新公平秤。一台在西门，一台在东门。不锈钢的，带打印小票，立在一米高的架子上，旁边一块牌子写着市场监管局检定合格，下面是有效期。
老陈领了两千四。他数了三遍，抽出两百，塞给我。
他说：“那天我抬秤，把手划了，这是医药费。”
我说：“陈叔，你手没划。”
他说：“那就算我随的礼。”
我把钱推回去。他把钱放在我妈的案板上，转身就走。
我妈追出去，追到猪肉摊，把钱塞回他围裙口袋。
老陈站在摊子后面，两只手都是油，说：“马桂英，你别跟我客气。”
我妈说：“陈国栋，你少来这一套。”
两个人站在那儿，都笑了。
三十四
我回超市上了半个月班。
王姐说：“你火了。”
我说我没火。
她说：“有顾客专门排到你这台结账，就为了看你一眼。”
确实有。有个老太太，买了三样东西，排了十几分钟，到我这儿，把东西放下，说：“姑娘，你就是那个校秤的。”
我说：“是。”
她说：“你妈那菜我买过，够。”
她把东西装好，走了，走两步回头说：“你妈有福气。”
我低头扫码，扫了三次才扫上。
半个月后我辞了。
王姐在更衣室门口拦住我，说：“干得好好的，你辞什么。”
我说：“王姐，我想去市场。”
她说：“市场能给你开多少钱。”
我说：“不给钱。”
她看着我，看了一会，说：“你是不是傻。”
我说：“我傻。”
她把我的工牌收走，说：“想回来随时回来。”
我说：“好。”
我从超市出来那天下午，太阳很好。我在门口站了一会，然后往市场走。走了二十分钟，一路都是卖菜的、卖水果的、修鞋的，声音很吵。
我忽然觉得脚底下踏实。
三十五
小周的视频是五月初发的。
标题叫《我拍错了》。
她在视频里站在西门那台新公平秤前面，把一公斤的砝码放上去，屏幕显示一千。
她说：“我上个月拍了一个视频，说十二号摊的摊主缺斤少两。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把那个视频里的每一句话都收回来。”
她说：“那天我称的那把菠菜，是我自己从袋子里抓出来的，我以为我抓的是全份。”
她说：“我没有称过那台公平秤，我也没有问过一句为什么。”
她说：“我错了，对不起。”
视频四百万播放。
评论里有骂她的，也有骂自己的。有一条点赞最高的，八个字：原来我们骂错了人。
那个红羽绒服的女人也来了。
五月中旬的一天，她在摊前站了半天，等我妈给别人称完菜，才走过来。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块钱，放在案板上。
她说：“阿姨，上回是我不对。”
我妈把一百块推回去，说：“那天你吵得对。你要是不吵，我还不知道自己被人家称了多少年。”
那女的说：“可我在网上骂你。”
我妈说：“网上我不看。”
那女的站在那儿，忽然哭了。
我妈从案板下面拿了个塑料袋，给她抓了一把香椿，说：“拿回去炒鸡蛋。”
三十六
市场整修了半个月。铁棚换了新的，地面重新铺了水泥，摊位上统一装了雨棚。两台新公平秤立在东西两个门口，红灯一直亮着。
市场监管局每周三上午来校一次，校完贴绿标，绿底白字，写上有效期。
我妈复市是五月六号，早上五点。
头天晚上她睡不着，起来三次，把菜挑了三遍。第三次起来的时候是凌晨一点，我听见她在客厅里翻塑料袋，出去看，她蹲在地上，把一捆菠菜解开又重新捆。
我说：“妈，睡吧。”
她说：“我怕人家不来买。”
第二天早上，人来了。比平时多。有人专门从别的市场过来，说听说这儿有个摊，秤准。
第一天卖了三百八十块。她以前一天卖二百多。
那块木牌是我做的。
三合板，从装修的废料堆里捡的，三十公分宽，五十公分长。我刷了三遍橘黄色的漆，晾了两天，用黑漆写字。
本摊复秤，少一补十。
八个字，我拿铅笔先描了一遍，再用毛笔描。字不好看，一笔粗一笔细。
我用两根铁丝把它吊在摊子上方，正对着案板。
第一天挂上去，来个大姐，抬头看了看，说：“你这个少一补十，是真的？”
我妈说：“你自己称。”
那大姐把手里的一袋豆角放在秤上。
我妈说：“四百二十克。你买的一斤，我抓多了。”
那大姐说：“多了？”
我妈说：“多了我不管，少了你来找我。”
那大姐笑了，说：“行，我记住了。”
三十七
市场成立了个商户自律小组，七个人，我是组长，义务的，一分钱没有。
在西门内侧摆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放一台公平秤，一台从市场监管局借来的标准秤，还有我那个铝箱。
桌子前面立一块牌子，白底红字，免费复秤。
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我坐在那儿。
有人来称一把葱，有人来称一袋米，有人拎着一只鸡来，说这鸡说是三斤，我觉得不像，我称完告诉他二斤八两，他就拎着鸡去找摊主，摊主补了二两。
刚开始一天来三十几个。后来二十几个。后来七八个。到六月，一天两三个。
我想，这是好事。
有一天上午来了个男的，四十来岁，拎着一只杀好的鸡，塑料袋里都是血水。
他把鸡往秤上一放，说：“你看看，说是三斤，我看二斤半都没有。”
我放上去。一千五百二十克，三斤零四钱。
他说：“不可能，我看着就小。”
我说：“我这台秤是市场监管局的，每周校一次。”
他把鸡拿起来，掂了两掂，说：“你这秤跟摊主是一伙的吧。”
我说：“那你去对面称。”
他拎着鸡走到东门那台公平秤前面，放上去，一千五百二十克。
他又拎回来，站在我桌子前面，不说话。
我说：“够。”
他说：“我不管，我看着就小。”
他把鸡拎走了。走了几步回头说了一句，你们都是一伙的。
我坐在那儿，把砝码收进箱子里，扣上。
那天下午我想了一件事：秤能称出斤两，称不出人心。有人拿着准的秤，还是不信。
后来那个男的又来了两回，每次都不说话，把买的东西放在秤上，看一眼数，就走。
第三回他开口了，说：“你这儿能不能称人。”
我说：“能。”
他站上去，九十八公斤。他说：“我媳妇说我胖了。”
他走了。
有一天上午，一个老太太拎着一把葱过来，放在秤上。
我看了看，一斤二两。
她说：“够吗。”
我说：“够，还多了半两。”
她说：“那我以后不来了。”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信你。”
她走了。我坐在那儿，看着她的背影，看了很久。
那天下午我把桌子搬回了家。桌子还在，只是我不天天去了。牌子上加了一行小字：有疑问，随时来。
三十八
十月的一个下午，我骑车从城西过。
我把车停在桥头，走上桥，走到中间，扶住栏杆。
我妈那天站的位置，我大概能认出来。栏杆上有一块漆掉了，露出底下的铁，锈是黄的。
我往下看。河里的水比三月的时候大，沙洲淹了一半，有人在岸边钓鱼。
我在桥上站着。
我想起她跳桥那天早上，我在这座桥底下认人。
那天风很大，白布被吹起来一个角。我看了她的脸，看了三秒钟，然后我说：“是。”
民警问我确认吗，我说：“确认。”
那三秒钟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她出门的时候穿的是哪双鞋。
后来我知道了，是那双黑布鞋，鞋帮松了。
我在桥上站了二十多分钟。
有人从旁边过，骑车带孩子的，卖菜的，没有人看我。
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四点四十。
我把手机装回去，往回走。
走到桥头我把车推出来，骑上去，骑到菜市场路口买了两个烧饼，一个甜的，一个咸的。
回家我妈问我：“你怎么买这个。”
我说：“想吃。”
那台旧秤，我修了一个月。
立杆断成两截，我拿铜皮包了一圈，用胶粘上，再用细铁丝缠了六圈。缠完拿锉刀把铁丝头锉平，摸上去不扎手。
秤盘边上有一道凹痕，是我小时候磕的，记不清怎么磕的。我不打算磨平。
卡脚我重新掰过，用钳子，一点一点，掰了七八次。按上秤盘，晃两下，不晃了。
最后是刻字。
我找了根铁钉，磨尖了，晚上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把立杆架在腿上，一笔一笔刻。
一斤就是一斤。
六个字，刻了一个晚上。刻完手上起了两个泡，一个在食指，一个在中指。
字刻得歪。斤字的最后一竖划偏了，划到外面去，像根多出来的须。
第二天我把秤搬到摊上，放在案板右边。秤盘擦得干干净净，能照出人影。
我妈看了一眼，说：“这秤还能用？”
我说：“能。”
我把一公斤的砝码放上去。
屏幕跳了一下，停在一千。
我妈说：“这秤，二十九年了。”
我说：“二十九年，一斤就是一斤。”
她没说话。她把秤往案板里面推了推，推到不挡手的地方，然后拿起一把豆角，抖了抖上面的水。
一个买菜的过来，把豆角放在秤上。
那女的问：“准吗。”
我妈说：“你自己看。”
豆角放上去，三百二十克。
那女的说：“那我再抓两根。”
我妈抓了一把，放上去，五百零三克。她把多的一根拿下来，五百克整。
她说：“一斤就是一斤。”